一
1930年初,我们回到上海。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这座城市是多么现代化和发达。两年前,当我4岁离开这里去哈尔滨时,我对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们在法租界安下家后,我即到上海犹太学校注册,那儿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教授。不久,我加入了贝塔犹太童子军[29]。
修正派在上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我们的英雄是约瑟夫·特伦佩尔道和齐夫·贾波丁斯基[30]。我们听说过特伦佩尔道的英勇事迹。1904年至1905年俄日战争期间,他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军官,在亚瑟港(今大连)失去了手臂,后在巴勒斯坦的一次保卫战中英勇牺牲。我们也知道贾波丁斯基的事迹。1903年他参加了一个组织,该组织旨在保护敖德萨的犹太人免遭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了犹太人部队,并任一名军官,1920年他曾领导耶路撒冷的哈加纳(Hagana)组织[3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3年就在上海扎下了根,该年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立,并派代表出席了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以色列国创立前夕,在华犹太人有3名代表出席该组织的1946年大会。
上海犹太社团组织良好。我们有许多犹太教堂、一所学校、一所医院和一家俱乐部[32]。大多数机构由富裕的伊拉克犹太人建立。
中国人对白人居民一视同仁,因此我们从未遇到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与其他外国居民友好相处,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
我13岁时,父母把我转到公立托马斯·汉伯里学校上学。该校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只对外国学生开放。不同国籍的学生关系亲密。像所有的英语学校一样,体育活动在该校备受重视。
一些学生,包括我,是基督教青年会俱乐部的固定成员,该俱乐部只对外国居民开放。几乎每天放学后,我们都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毕业之后我们依然如此。我打垒球,且是一支篮球队的队长,我还踢足球,打排球,对拳击也稍作尝试。
二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上海郊区也成了战场,日军击溃了中国军队,在两块租界边界前停了下来,那里由外国军队守卫。但是,一部分公共租界被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那里早就有大量日本百姓定居,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分遣队长期驻扎在那里。
为了加强租界的防御,外国侨民组成了上海万国商团[33]。商团士兵接受西方军官指挥的军事训练。加入商团的犹太侨民要求组建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分队,遭拒绝后,由于他们一再坚持,最终还是得到批准。犹太连成员自豪地将大卫王之星[34]的标志佩戴在军装衣领上。
沪郊之战结束后,我和几位邻居一起去参观战场。我们瞒着父母,骑上自行车,冒险远游,搜集战斗者遗留的“纪念品”。整个战场到处是燃烧着的手榴弹和其他弹药,手榴弹呈瓶状,与现在的不同。幸运的是,我们全都安全地回家了。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坐船来到上海,几乎有2万名中欧犹太人最终在这个城市找到了避难之处。
按照惯例,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入境限制的地方,而当时所有国家都禁止没有签证的犹太难民入境。一旦到达上海,中欧犹太人便逃脱了迫在眉睫的大屠杀。
从事较好职业的人能够负担在上海较富裕地区的生活费用,但大多数身无分文的犹太人只能在虹口——该城最贫困地区之一——居住。顺便提一句,难民中有一位10多岁的年轻人,名叫迈克尔·布鲁门撒尔,战后他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后进入商界,70年代末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部长[35]。
随着中欧难民的到来,上海的犹太社团达到约25000人,我相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白人人口的40%。那时,这个城市的华人总数在400万到500万之间。
三
1939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白皮书,表示要粉碎犹太复国运动[36]。犹太人倍感失望,其时中欧犹太人身处极端的压力和死亡的危险之中,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该白皮书却阻止他们抵达故国。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一连几天我都无法抑制这种被侮辱、痛苦和愤怒的感觉。
1939年7月初,父母和我离开上海,登上一艘去大连的日本客轮。航行持续了3天。再从大连由铁路去海滨胜地卡卡加西。几乎每年夏天我们都去这个胜地,以逃避上海的炎热和潮湿。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8月底,然后及时回到上海重新开始我的学业。
1939年9月1日,在我们返回上海的路上,船长召集乘客,情绪激昂地宣布德国入侵波兰了。就英法两国是否应该对德宣战,在英国人和其他乘客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然,我站在支持宣战的人一边,并对宣战的结果作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说。我的理由与其他旅客不同,因为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我们将要遭受的痛苦。我希望英法能在最短时间内打败德国,这样就能结束我们同胞所受的痛苦和羞辱。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不幸的是,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对于数百万犹太人来说,胜利来得太迟了。
1941年11月底我从英语学校毕业,两个星期后,我们参加了剑桥大学的附加考试。英帝国所有英语学校的学生都在同时参加考试,考卷被送回剑桥打分,一两个月后,通过考试的学生被授予剑桥大学证书,这是在未来生涯中极其重要的证明。由于欧洲战争,考卷一式两份。由于德国潜水艇可能发射鱼雷袭击运送答卷(正本)船只,有关部门决定将副本由另一艘船运送,希望至少有一份答卷安抵剑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尽管第二天日本占领了租界,我们仍然完成了考试。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得到结果。战后即1945年,我被授予剑桥证书。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抵达英国的是原本还是副本,或者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四
尽管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我们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日本人不干预我们的日常事务和活动。在租界几乎看不到日本兵。对美、英、荷、比等国侨民的唯一限制就是在公共场合要佩戴红袖带。194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被集中在平民拘留营,遭受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
同年,日本人屈服于同盟国德国的压力,将中欧犹太难民(包括波兰犹太难民)集中在虹口,限制离开,难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然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们一直坚持到了战争结束。
另外,对中国人或其他外国居民,包括俄国犹太人则没有居住地域限制。
波兰犹太人是在远涉重洋,备受艰难后才在上海找到避难所的。德国入侵波兰之后,数千名波兰犹太人逃离到立陶宛,当时正盛传日本领事杉原千亩在立陶宛首都考纳斯负责签证工作。波兰犹太人几乎挤满了杉原的宅邸,恳求他发给日本过境签证。苏联当局允许签证持有者经过他们的领土抵达日本。杉原理解波兰犹太人的困境和痛苦,无视日本外务省的禁令,签发了所需的签证。杉原在考纳斯工作到1940年,苏军占领这个国家后,他被要求离开。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外务省开除。
杉原的仁慈行动使几千名波兰犹太人抵达日本。他们在日本稍作停留,大部分人继续前往其他目的地。后来担任以色列宗教部长的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和议会发言人的梅那西姆·萨维多也在这些人之中。战后,为了表彰他的高尚行为,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他“正直的非犹太人”的称号。
抵达日本的波兰犹太人中,大约有1000人除了上海别无他处可去。这群人中有数百人是犹太经学院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住在曾作为我们俱乐部的房屋里。假期的某一天,我向他们赠送装有新鲜水果的礼品袋。学生们欣喜万分,表示由衷的谢意。接着,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用希伯来语唱起了以色列歌曲。突然,他们的感激之情变成了满腔愤怒,冲着我们用意第绪语[37]大声喊叫:“滚出去!”我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十分惊讶,感到受了伤害和侮辱,离开了他们。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存在着反犹太复国主义者[38],以前从未想象过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尤其是它涉及虔诚的犹太人。
占领期间,大多数学校照常上课。1942年1月,我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入学,主修化学。当时担忧:日本人可能会关闭这所大学。使人惊讶的是,整个战争期间它未受到任何干扰。我们从未在校园附近看见过一个日本兵。该校由数千名中国学生,约30名欧洲学生,以及几乎所有的俄国犹太学生组成。4年后我获得了理科学士学位。
大约一年内,我们仍然能欣赏到英美电影。后来,我们只能观看苏联电影[39]。我对正式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片更感兴趣,从中跟踪了解战争的进程。我们看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军队的撤退以及同盟国的胜利,我们目睹了梅达尼克集中营的解放以及红军在那里发现的敌人的残暴行为。我们天真地以为这些都是苏联的宣传,战后我们才得知这次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1945年8月,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终于结束了。一天晚上,一位葡萄牙朋友向我透露了一个绝密消息:那天他去拜访一位亲戚,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我立刻行动。当晚父母外出与朋友闲聊,我就把父亲做生意挣的钱分成4份,并分别到4个钱币兑换商那里换银圆。我避免在一处兑换一大笔钱,以免引起他的怀疑,猜想我知道一些他尚不知晓的事情。
父母回到家里并发现储藏柜打开着,钱不见了。几分钟后我回到家里,对我的所为做了解释。当我给他们看满满一包银圆时,他们平静下来并紧抱住我。
第二天上午,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野火般地迅速传开,银圆汇率直冲云霄。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了。不久美国和中国士兵进入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西方列强声明放弃他们享有的治外领事权,100多年来上海第一次回到中国人手中。
美军对打反共内战的国民党提供后勤支援,需要额外的人力。他们开始在外国侨民中招募新人。我的一位在上海通讯部队服役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部队有一个空缺位置,并主动安排我与人事官员会面。
当时我还在圣约翰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对任何职业都没有兴趣。然而出于纯粹的好奇,我决定去会面。面试开始时,有人打电话告诉人事官员,陆军军需部油料处急需一位文职人员。这位官员朝我转过身来,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愿去军需部工作而不是到通讯部队工作。我说我没有什么偏好,但我还在读书,不得不做通盘考虑。
我来到位于同一个大院内的军需部总部。部主任听取了我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在我学习期间,即1945年10月至11月期间,我从下午4点到半夜在码头上第二班,美国货轮在此靠岸,我同一些外籍工人一起监督数百名中国劳工卸下燃料桶并将它们贮存在港口附近。到1946年1月初毕业后,我将被调到油料处总部担任行政职务。这位官员希望我在一两天内做出答复。
这是一个难以做出的决定。我自问我能否经受得起这种压力: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在大学读书,4点到半夜工作,晚上1点后回家。然而,这一建议是很诱人的,既是一种挑战又能够获得收入,尽管父母经营纺织品,比较富有,已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最终我接受了建议,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工作。随后的3个月中,我既感到满足而又疲劳。毕业后,我被调至军需部总部。油料处负责为美军拟出石油消耗量的预算,从海外进口所有的石油产品,贮存并分配给所有部队。一俟战争结束,油料处还向国际石油公司出售石油产品,以分配给当地市场,直到他们重新恢复正常业务。
工作了l个月左右,我具有了足够的勇气就油料处的工作状况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令我惊奇和欣慰的是,建议被采纳了。半年后,我得出结论,向上海的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石油产品以取代从海外进口在经济上较为合算。军需部采纳了我的建议,与报价最低的Socony Vacuum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
令我惊喜的是,1946年9月我被授予一枚驻华美军总后勤部颁发的杰出公民服务奖章和一份盖有美国国防部印章的嘉奖令。
坦率地说,当我看了嘉奖令的内容后更为激动,其中写道:“弗拉德金先生编制了所有的进货申请,并提出建议,对军队中的规章制度、通告表示赞同或反对;还对油料处的各种工作提出多份报告。弗拉德金先生对工作具有创新和全面的理解,这使他对油料处的协调而有效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久,尽管我并不是美国公民,我还是被任命为油料处主管,一直到1947年2月中旬我辞职为止。
可以说,纯粹是机遇命运,我从石油起步,后来在以色列,我在这一领域工作了36年。
辞职前数月,为了进一步深造,我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并且被录取了。当我在美国领事馆填写签证申请时,被告知只有提交一份有效护照才能签发。美国当局希望持有有效护照的人在完成学业之后离开美国。而我是一个无国籍者,没有任何护照,于是我去找我的一位有权势的中国朋友,他替我与中国外交部打交道,并取得成功。一两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份从外交部发来的文件,担保我在完成学业之后返回中国。这份文件使美国领事馆给我签发了签证。
那时,我本可以采取另一个步骤,向苏联驻沪领事馆提出申请,要求获得一份苏联护照,但我没有这样做。战后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项大赦令,这项大赦令适用于所有无国籍的俄国人,包括有可能获得苏联公民身份的俄国犹太人。我的一些同样为无国籍的以及计划去伯克利读书的朋友,除了向苏联领事馆提出申请以便获得一份苏联护照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1947年3月初我离开上海前,我告诉父母,共产党最终将控制整个中国,而美国在经历为期4年的战争之后,将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以帮助国民党。当时的流行观点是“美国绝不会舍弃中国”。父母拒绝接受我的建议:出售他们的资产,移民去美国。但是,1年半之后,1948年9月,他们最终还是离开这里前往旧金山,那时出售他们的资产只能得到原来价钱的一半。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40],主要去北美、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安家。然而,这些侨民间从没有断绝过联系,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密切,这应当归功于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前中国犹太居民协会,近20年来,该协会由特迪·考夫曼卓有成效地领导着,并得到鲍里斯·米尔金的积极帮助,他们俩以前都是哈尔滨的犹太居民。
1947年2月末,我去负责上海与旧金山之间定期客运服务的美国官方轮船公司办公室,购买3月初的船票。我大失所望,船票已出售一空,我除了预订下一趟船期的船票外,已别无选择。
正当我气愤而又沮丧地离开办公室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位女职员正朝我追来。这不是她有什么浪漫想法,我以前也没见过她。她告诉我,她曾看到我代表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洛伊队打篮球,在她心目中,我是一位“球星”。不用说,我得到了一张3月初的船票,届时我将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
经岚节译自亚伯拉罕·弗拉德金所著《流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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