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丝·本-埃莉莎[41]（Judith Ben-Eliezer）

    一

    一天，T.S.王[42]来找我，他说：“朱迪，我想请你做件事，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就请爽快地拒绝，我能理解你。”

    “唉，这件事挺难以启口，但我想你即使不愿介入，也不会泄密。中国游击队已渗透到了上海郊区，经常出击扰乱日军。游击队员大多是蒋介石的部下，也有来自共产党的。现在，小打小闹已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打击敌人的最敏感部位，在农村随意地杀几个日本兵效果不大。游击队必须掌握敌军敏感地段的情报、特种兵团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设备部署情况。汪精卫伪政府成员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帮助日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了解日军的防卫情况。我们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伪政府，凭他的职位可以获取秘密情报……”T.S.迟疑着等待我的反应。

    “继续讲，”我鼓励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把情报传给我，由我转送到急需情报的部门，困难在于他一旦被怀疑，就会被跟踪，而我是公开的蒋介石追随者……他必须跟一个中间人联系。”

    “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中间人，让他把情报转给我吗？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我立即回答。

    “决定前你最好慎重考虑一下，你的想法很好，但你可能遭到危险，如果敌人顺藤摸瓜逮捕你，后果你也清楚……”我理解T.S.的告诫，每个人的意识深处都有恐惧之心。

    “就目前来看，我至少可以按你说的去做，王先生，我不需要再考虑了，我很乐意接受任务。”我坚持说。

    王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会如此反应，感谢你，朱迪。”

    “我们如何着手工作？”我问。

    “我多少也想了一些对策，”T.S.王说，”如果他往你家或办公室送情报，将暴露他的身份，但如果他到煤场去，就可以迷惑那些对他怀疑的人。煤场是个大闹市，无数苦力在那里忙碌，有的装卸煤粉，有的将煤筛选分类，还有买主、卖主和同行在漫无目的地闲逛。如果他在高峰时间到煤场来，即使有人监视他，也搞不清他把情报转给谁了。只要你到时能在场，而且你确实经常在场，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间来？他会跟我联系吗？”我问。

    “他叫齐先生，他会给你电话的。”T.S.对我同意他的计划颇感欣慰。

    齐先生——肯定是化名——与我取得了联系，并按计划继续联系着。

    一天，他警告我，我已被人盯梢，敌人一旦排除了其他对象，就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如果我慑于形势危急不愿继续干的话，他能理解我。我对他的忠告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我将一如既往。

    我意识到即使日本人没有证据，也会找其他借口，比如指控我非法经营煤。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将找我麻烦。

    二

    正如我所料，日本当局的魔爪慢慢地伸向了我。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两个中国人闯了进来，自称是“经济警察”。情况很不妙，但我仍然坐着，对他们的粗鲁闯入显出一副受到伤害的样子。他们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威胁性地把枪掼在桌子上。

    “你做煤炭生意吗？”其中一个问。

    “从战前开始我就一直做煤炭生意。”我回答。

    “但你现在的经营活动违反了规章制度。”

    “我是在出售库存煤，”我回答道。

    “你发的货不可能是从老仓库中来的，而是非法购进后再非法卖给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敌方工厂的。”另一个指责道，“我们要检查你的账簿。”

    我试图回避，但他们坚持要查账簿。

    我给了他们一个不聪明的回答，然而确实是事实：“记账人外出，把账簿锁起来了。”

    “但你是商行经理，你不是要随时使用档案吗？”

    我坚持我的说法。这时我的欧籍会计正透过玻璃门往里看，以为这二人是冲他来的，便不安地跑开了。我很高兴看到他离开了房间。幸好，这两个中国人是背门而坐的，没有注意到他。

    不久，他们就对我不耐烦了：“拿账薄还是不拿，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对你进行怀疑，并能证明你的行为。”其中一个边说边拿出我的发货单。这些发货单寄出时一式两份，盖章的归我保管，副本归客户存档。很显然他们已搜查了一些工厂，我的合伙人把发货单交给了他们，也可能是被逼迫交出的。

    “你承认是你的吗？”他们质问我。

    我无意否定这些货单的有效性。

    “既然你拿不出账本，就非得跟我们去经济警察特别总部（简称警察总部）接受审问不可。”

    事情变糟了。但我还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去不可，而且我也无意奉陪。

    他们大发雷霆，想用武力威胁我。

    我需要时间考虑，便暗示同事们离开。同时我站在原地，拒绝挪步。

    他们怒骂我，而我仍无动于衷。为了避免强行将一个外国女人拖上警车，他们商量了一下，对我做出了一点让步：“如果你答应明天上午9点能到警察总部来一趟，我们现在就走，不过你最好不要失信。”

    我同意了。

    这是个难以成寐的晚上，我无法避开时时光顾梦境的恐怖场面，我已对朋友和同事们讲了与警察局“约会”一事，但没有向我母亲透露。

    三

    第二天上午9点，我来到警察总部，一个身着军装的日本人是主角，旁边坐着一些中国官员。

    “你是哈什[43]小姐吗？”

    “是的。”

    “你是做煤炭生意的，你的商行名叫‘敏伟’，情况属实吗？”

    他们显得很一本正经，起初不得不弄清一些确切的细节，有时拐弯抹角地提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来制造紧张气氛。当他们认为我已筋疲力尽时才涉及正题，审问由低级的提问上升到高潮：“你知道你违反了日本皇军颁布的法令吗？”

    “我没有在生意中犯什么法。”

    “你认识你的发货单吗？承认是由你签发的吗？”

    “是我签发的。”

    “那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知道规章制度。”

    “什么规章制度？”我问。

    日本官员勃然大怒，不假思索地吼道：“不要装腔作势，你很清楚商业经营的现行法规！”

    我坚持说我的经营行为是正确的。

    他气得面红耳赤，大声吼道：“你很清楚煤炭应由政府垄断经营，分配给需要煤的工厂，你却非法购煤进城，再提供给那些被勒令关闭的工厂。”

    “为什么要歧视那些工厂？”我问。

    他显得很难堪，凶恶地盯着我，大声叫嚷：“你敢批评日本皇军和他们制定的决定法令吗？他们的决策是神圣的，是绝对可靠的，你是什么人？敢反对这些政策？”

    我毫不示弱，因为直觉告诉我，表现得勇敢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也发怒了，脱口而出：“好一个‘共荣圈’！你们因此而使数十万工人失业。你们不可能创造繁荣，只会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我真怀疑到时候你们能否控制局势！”

    我似乎是在自投绝路！日本人捶胸顿足，脸色灰青，用日语发出刺耳的惊叫，我没有听错。周围的中国人被我的反抗惊呆了，一个个瞪视着我。我想这下子肯定要被送进黑屋子了。尽管如此，我必须保持镇静。我站在原地，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混乱一会儿就过去了，接着他们争论开了。讨论的内容，我一无所知。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漫长），有人对我说：“询问到此结束，你这个不驯服的家伙，现在可以走了，今后不要再做这种生意了。”

    我获得了自由，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时，我几乎没有动弹。过了一会，才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跑回办公室，跟我的朋友们讲了事情的全过程，我们聚在一起分析那个日本人的言行。有人指出，日本人总是杀戮无辜的百姓，于是老百姓看到日本人就惊慌地逃跑，或表现得十分恐惧。审问我的人被出其不意的反抗弄糊涂了，气昏了头，以致不知所措。我并没有撒谎，我只是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过也许我触及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共荣圈”，他们正费尽心机地向大众推销这一神话。

    每个人都认为我应该为无罪释放而高兴，建议我不要继续经营煤炭生意而冒犯经济警察。但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并决定不再偷偷摸摸地做生意。即使再被抓住，也要表明我是在对日本人制定的“法律”公然反抗，而不是在偷偷摸摸做什么“违法”的事。

    四

    上海的境况明显恶化，大批商品被运往日本而没有任何进口，这种单向贸易给上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昔日丰盛的仓库被掏空了。日本人主要掠夺食物和金属，食物用来喂养日本人，金属用来制造武器；由于汉奸和告密者带路，日本人连城里隐蔽地段的小仓库也不放过，至于中立国的物品，日本人则按他们定的价格“购买”。

    整个城市只得拿尚可动用的库存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囤积和投机导致物价上涨，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更加剧了价格的上涨。货币大幅度贬值，人们宁可要商品而不要钱币。每月650美元的巨额房租现在看来已不算什么，房东经常为与我们签订了固定的房租合同而后悔。工薪阶层受到的冲击最大，薪水的增长幅度远低于价格的上涨。货主看到商品抢手，颇感得意，他们只需坐待价格上涨。

    街道越发污秽，难民们饥不择食，露宿街头的人们死于饥寒之中……一片惨不忍睹的情景。

    坏消息传来，盟国的侨民（“敌侨”）都被送往郊区的龙华集中营。集中营很大，可以容纳2000名难友。他们可与城里仍“自由地”生活着的朋友亲戚联系，也可以离开集中营去看专家门诊（如果集中营的医生不能治疗的话）。他们的信件由瑞士、法国等国传递。

    集中营由一个日本司令官和十多个警察监管，他们还挑选一名难友监督营中事务，这比纯粹由军队管理要好一些。营内的行政管理是自治式的，难友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劳工营，专门负责劳动力的分配。有的人被派往厨房，有的人被安排从事卫生工作。他们还为孩子们开办了学校，成立了自己的娱乐小组以及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一旦有难友得了重病，就被送进市内医院。他们的拘禁生活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

    集中营地处市郊，难友们得以与游击队联系上，一些勇敢的单身年轻人率先与一支游击队碰了头并大胆地逃离了集中营，前往重庆或昆明，途中要通过大片敌占区，尽管他们是白种人很难混入中国人中，但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

    为了消除意大利投降[44]对上海人产生的影响，也为了对抗苏联电台的广播，日本人拼命宣传希特勒演讲的内容：意大利退出战争没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在整个战争中意大利都由德国支撑。

    比较苏联电台和日本新闻媒介两者广播内容之间的差异，我们得到了安慰和鼓舞。日本电台说，德国人的失败微不足道，他们的节节败退是“聪明的战略技巧”，而苏联的失败则是举足轻重的。

    朋友们在晚会上相聚时，常演出滑稽小品，讽刺日本人的丑态和日本宣传机器的谎言。

    苏联电台说，德军已调集了最后的后备力量发动猛攻，但进攻马上就被挫败了。我们曾为盟国遭受的损失难过，也为遭难的国家悲哀，但现在听到战争已出现转机才松了一口气。

    五

    1944年年初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押送煤车的雇工打来的。运煤卡车在路上遭到警察的阻拦，说要审查票据，结果发现随货单据属于一家未经军队批准的私营商行，于是连人带车被拉到了警察局。

    我曾指示过我的雇员，一旦有麻烦立即通知我，那个人在惊恐中从警察局给我打了电话。

    我立即赶到，只见卡车停在院子里，我被领进一间房子，等待发落。一路上，我就暗下决心不要再发火，于是克制地坐在那儿。好长时间过去了，还是不见人影，我主动走进大厅，追问他们有关煤的事情，他们避而不答，只是叫我继续等。又过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动静。他们企图用悬而不决的办法让我沉不住气。如果我离开警察局的话，立即会遭到阻拦，如此受屈，那太没意思了。所以我只能竭力忍耐，而没有其他选择。

    几小时后，终于有人来叫我去大厅。正如我所料，一个身着军装的日本人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些中国警察。他的英文很糟糕，却也够用。老一套的审问开始了，但我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客户的名字已清楚地写在发货单上了。他宣称我犯了一系列“罪状”，表明他很了解我的活动情况。最后他问道：“你难道还不知道你已违反了日本皇军制定的法律吗？”他又一次滥用那神圣的名词。

    “我是在做正当生意，跟战前一样经营煤炭。”我简单地答道。

    “不要回避我的提问。”他扯着嗓子警告我。

    “我被搞糊涂了，你们曾声称欢迎中国出现新局面，要发展独立的工业，鼓励合法的商业活动以改善整个经济。”

    “我们不是请你来辩论的。”他嘲讽道，双方都有些沉不住气，“现在是战争时期，一切经济生活必须以计划生产和计划贸易为基础，日本皇军对煤炭有垄断权，你很清楚这一点。”

    我去时还决定小心从事，但面对日本人帝国主义式的强权威逼，也因自己再无其他帮助，终于被激怒了，便抛开所有的谨慎回答道：“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商业竞争者，也不是日本皇军的对手。”

    他听出了我对他的讽刺后，连英文也讲不连贯了。他极度愤怒，嗓门也提到了最高点，最后站了起来，指着我大声吼道：“没收她的煤！”说完，便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中国警察不吱声，一个个惊呆了，其中一个跑到厅外传达命令。我等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有什么关于我的指示，才大胆地走出屋子。

    当我走过院子时，他们已开始卸煤。那时产煤地区都在打仗，煤价很贵，而且货物很难搞到，做煤炭生意亏损，实在是巨大的损失，不过，这次的损失与本可能发生的灾难相比还不算太大。

    六

    我和朋友们都无法解释这次“宽大处理”的缘由，然而，他们极力建议我改做些不规矩的生意。当时很流行诈骗和投机倒把，有些人在沉重的负担下，变得精明而且诡秘，是无与伦比的诈骗能手。他们会巧妙地在进口罐头里装些垃圾后，重新焊接，搞得天衣无缝；或者在进口酒类中掺入有色水后，再狡诈地封好口；或者干脆制造假药。而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玩的一些小玩意儿，他们在大笔买卖中也常耍花招。

    煤炭是分量重而又昂贵的商品，一般按计划分配，但也有人通过非官方渠道购进，待煤价上涨再卖出。煤炭不易移动，其买卖大多数是发货单的转手。煤炭的替代品日益稀少时，这种投机生意更赚钱，采用此法的商人自然能获得较一般生意更高的利润。我可以被迫采取这一做法，不是为了发横财而是为了对付面前的困境，然而那样做将改变我的初衷——向被列入黑名单的工厂提供煤炭。鉴于此，我决定还是按老规矩做生意，尽管没有人赞成我做出的这种有远见的选择。

    敲诈勒索日益猖獗，我不仅要对付日本人，还要对付黑社会的流氓。在我们运煤到黄浦江对岸的工厂的途中，海盗经常要收下“买路钱”之后才放行。他们放肆而狡猾，从未被日本人逮到。而且，船夫在装卸煤炭时，会故意将煤弄到江中，一到黄昏便潜入水中取出昂贵的煤炭。

    日子变得非常无聊，世事变得相当不协调，目睹日本人所谓的“天堂”，我满怀忧伤。

    集中营的食品配额日益减少，虽然不能说那里的人们在挨饿，但食物供应情况确实不如以前了；在贫民窟，食品来源很成问题，发病率不断升高。

    战争不会马上结束，我们只能通过讲述有趣的故事来相互鼓劲。社会上流传着很多有关日本人的恐怖故事，他们的狂妄自大恰恰构成了我们取之不尽的话题，我们尽情地讲故事，以此逃避现实。

    七

    一天，日本宪兵传我去警察总部，这次面对的不是日军管辖的中国警察，而是可怕的日本宪兵，我想肯定是凶多吉少！

    大厅里，一组宪兵怒目瞪视着我。问完例行问题后，宪兵头目开始数落我的“违法行为”，说我无视法律，肆意违反法规。他们的把戏，我早就领教过，这种数落仅仅是前奏，在涉及正题前，他们总要拐弯抹角。

    “你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已经同盟国一起反对我们正在创建的‘新秩序’，他是个叛徒，反对日本和汪精卫等中国盟友一心要实现的崇高理想，所以，你也是叛徒，你知道当叛徒有什么后果吗？”——最后一句话是含沙射影，他不是针对煤，而是暗指更严重的问题。

    “你甚至在做更坏的事，你企图为敌人搜集情报！”

    问题太棘手了！他们已掌握了我们的情报传递活动，我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现在显然处在不利的地位。在煤炭问题上，我还可以反抗，因为整个经营过程都是公开的。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示意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大胆地站起来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想你清楚我的意思。”他立即反驳，眼睛里充满了恶意。

    我昂首挺胸，一言不发。恶意的目光始终盯着我不放。

    “既然你说不知道，”他说：“那就由我告诉你，你串通一伙人向敌人提供情报。”说着，他青筋绽出，一脸怒气。

    “我有那么重要吗？”我笑着问，略带嘲讽的口吻。

    “你不要装蒜，我要知道你们是如何勾结的。”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回答。

    他猛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我的眼睛不自觉地眨了一下，但还是稳住了。接着，他便大骂我。

    他开始缩小提问范围：“如果不了解整个过程，你该清楚跟哪些人联络，联络些什么。”

    我意识到如果不回答，那将是默认。

    “那实在令人为难了，我确实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能找话来应付他。

    “你是不想坦白，”他阴险地说：“只要你全盘托出，你和你的同谋们就能得救，自己看着办吧……”他稍停顿一下，接着又恶狠狠地说：“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

    他把话说穿，是为了给我提供松口的机会。如果我保持沉默，事情会变得更糟。

    “上一次受审时，我就讲明了做煤炭生意的所有情况，我的商业活动很公开，给客户的发货单也登记得很清楚，煤炭从哪里来，也是众所周知的。你们已掌握了全部情况，再没有其他什么了。”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我不是在问你该死的煤。”他大声吼道，话里充满着威胁。

    “那么只能说我确实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敢拒绝与宪兵合作！我们想引导你走光明之路，而你却陷于泥潭不愿自拔，这样非遭惩罚不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走阳关道！”

    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假仁假义！

    “对不起，我不能苟同尊见，因为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这下，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又招来一阵毒骂后，宪兵司令命令我到侧厅去，好像永远不要再看到我。

    我走进指定的房间，里面很黑，空荡荡的，就像个小囚房。我找了一张凳子坐下，使自己平静下来。

    两间屋子的差异之大，让我不可思议。光线充足的大厅里，凶神恶煞的宪兵随时准备逮捕我；而阴暗的小房间中，只有我孤身一人。大厅里，我使出浑身解数保持警惕和坚强，而现在只能在内心独白。这显然是敌人设的圈套。我刚获得片刻的放松，但马上又紧张起来。大厅里，宪兵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好像在讨论如何处置我。

    一段时间后，大厅里终于沉寂下来。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恐怖之屋和刑室的幻影也离我越来越近。据说，酷刑前后，罪犯都被关在不到一人高的铁笼子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我感到现在的小房间就是通向铁笼子的过渡。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门忽然打开了，只见一个宪兵站在门口。我微微动了一下，意识到严峻的考验即将开始……

    “你可以走了。”他说。

    “走？”我大吃一惊，差点问去哪儿。

    “走！”他回答很简单，就好像如果我不赶快走的话，他们会改变主意。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走通向街道的那个出口。

    我穿过院子走到大街上，似乎从我走进这个院子到现在已过去了好多年，我感觉不到外面是冷还是热。我开始还觉得很奇怪，继而转入了迷惑，我真正自由了吗？他们为什么放我走？

    我还记得宪兵们的激烈争论，我想他们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通过刑罚对我逼供；而另一派则认为我可以经常被找来“赎罪”，而立即对我施刑则会破坏他们的意图。显然是后者占了上风。他们断定我只是中间人，齐先生才是“敌人”的消息源，他们想知道齐先生还掌握哪些情报，该如何防止消息进一步走漏，然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抓到齐先生，只能在释放了我之后，当齐先生再次与我联络时抓住他。

    回到家中，我庆幸总算逃过了可怕的灾难，但不知何时厄运会再临……

    陈晓平节译自朱迪丝：本-埃莉莎《上海失去，耶路撒冷重获》（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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