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基彭（Israel Kipen）

    一

    在我寄居上海的最初日子里，可说是命途多舛，令人百感交集的。我经人介绍去一家制皂厂帮忙，在那里学到了一些有关肥皂制作的知识，我只在厂里干了很短时间。与其他难民一样，我也去难民赈济食堂，与他们一起消磨时光。他们的境遇让我触景生情，痛苦万分。我还只23岁，却已当了2年难民。我还没有以任何方式建立起我的生活或者说是事业有成，我只得随眼前的生活而逆来顺受——因为我几乎毫无选择余地，也没有积累起值得回顾或津津乐道的昔日成就和辉煌。这就和许多眼下在难民赈济食堂里度日的律师、医生、记者、企业家、商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已不再年轻，他们曾有过在言谈之间老爱重温的成功和引以炫耀的过去，现在却面临着自己无法适从的、被剥夺了往昔声望、尊严和自负的贫困潦倒的现状。

    一天午饭后，莱德曼先生[45]说他想找我去他办公室里谈谈。言谈之间他是那么的礼貌得体，但又带着些许悲观和惆怅。代表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46]的驻沪领事馆已被下令关闭，其人员将前往伦敦，行程交通都已安排好了。莱德曼先生也接受了在那里的一项工作，他只有在物色到某个愿意接管这一难民赈济食堂的合适人选后才肯放心离去，否则他宁愿放弃去伦敦的机会。我率直地对他说，遴选一名继任者应该是没有困难的。他说我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已选好了他的继任者，而那人就是我！我坐在那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250多名可供他选择的，争着要抢这份差使且又远比我更为适合的难民中，他为什么偏偏挑中我呢？我不住地问自己。何况，除了彼此在擦肩而过时打个招呼之外，我们根本不了解，中间还隔着年龄上的差异。我试图把谈话从我身上引开，但他不容我离题且主意已定：非我莫属！最后我们同意给我一些时间再全盘考虑一下。我开始寄希望于莱德曼的想法只是一时感情冲动，稍后可能就会淡忘并自然而然地消失，因此就有意回避他。几天后他径直前来找我，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的命运可是攥在我的手中。他必须尽快回复领事馆下达给他的指令，因此马上要我的准信。以他对我的信任，加上我自己的良心——鉴于当时难民赈济食堂是那么重要的设施，我已无法回避了。我也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因自己将离难民同伴而去一直怀有某种负疚感。

    在莱德曼即将启程前的几周里，我和他一起工作，并向他请教我该如何做这一切。我时时处处迎合宗教妇女团体的要求和认可，事实证明要适应该项工作不是容易的。1周中6天时间里我得早上3点起床去市场采购。面对大量食物没有冷藏设施，而食物又得每天乘新鲜购置的现实，我必须学会区分识别各类肉食品，并逐渐成了优质活鸡的鉴别行家。市场上有个中国肉铺老板因做清真肉食买卖而学到了不少有关犹太教洁食的繁文缛节，即使宰鸡的小贩似乎也初谙此道了。买米也需要专门的诀窍。上海有条供做大米交易的专门路街，中国米贩们的摊点在路旁排成了行，并打开米袋以供挑选。人们很快就学会从米袋的底部抓出一把米与面上的米做比较。通常早7点，所有买好的蔬菜、肉类和大米都已被放上了一张手工刨成的平板上，食堂的炊事人员都已上班并相帮分拣料理。他们有5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午餐。午餐通常是一大盘营养浓汤，一道肉类主菜加上些蔬菜，最后是一杯茶。我的工作是全天的，除了上述食物采购和炊事以外，还包括账册簿记、钱款清理、人员管理，与每日前来领受赈济人员的关系，以及与宗教妇女组织应予保持的工作联系，等等。晚上还时常被叫去商量专门的问题。哪天晚上我要是“赚”到了4个小时的睡眠就会感到很幸运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容且不无成功地适应了在赈济食堂中的工作。我时常惊异，如果妈妈见到我手提家禽并与精明的中国小贩讨价还价会如何感想。当我接手去市场买菜时还在秋天，不必多虑天气的影响。但到了冬天，由于每天要在半夜起床，还要在市场刺鼻的气味和令人心烦的嘈杂声中冻上3个小时或更久，我的身心不啻要受到考验。此外还有许多纯粹经济上的盘算和考虑。预算的拮据是显而易见的，但即便如此，还得顾及难民们日常伙食的起码营养。我不得不在充分利用每一元钱的同时，尽力确保中国厨师所用的所有主配料能被汲取出最大程度的营养价值。那位中国厨师可是个爽直而又和蔼可亲的家伙，并总是随时肯予帮忙，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重荷。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悠久文化的承袭者，中国始终被看作是热心助人、聪明、智慧、富有进取心且又谦让的民族。与他们接触交往很容易，我们深深懂得他们是怎样想的，每每能预先得悉他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充分掌握了他们那种亘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

    在后勤辅助部门工作的女士们没有一个属于富裕的家庭，也没有人刻意掩饰自己。为首的波多尔斯卡娅太太，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她的丈夫是慈善机构的雇员，他们与唯一的女儿住在一套窄小的住房里。从保加利亚流亡回来后，波多尔斯卡娅太太未做多大努力就得到众人对她的信任。另有两位拉宾诺维奇太太是妯娌俩。一位又瘦又矮，她的丈夫是《俄国犹太人周刊》的编辑[47]。她拥有一家儿童玩具商店，每当她在赈济食堂当班时，总要去那儿就商店的管理事宜做些特殊的安排；另一位身材高大并总是梳洗得很整洁，她是一位建筑家的妻子。至于拉多米斯特尔斯卡娅太太，她也是名志愿人员，与上述妯娌俩沾点儿亲戚关系，其丈夫是位律师，还担任着本社区内一个什么会议的主席。这位太太总是穿戴得俭朴端庄，反映了她生活的朴实方式。我和这些女士建立了亲密和谐的工作关系。我的职务给我赢得了不少好处，尽管其中绝无金钱上的好处。以我在犹太难民社区一个活动中心的有利地位，我一时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大家都认识我。同时，我不但得以结识来此就餐的人们，而且也结识了后勤太太们的全家以及不断拓展着的俄国犹太人的社交圈子，并开始上他们的会所拜访走动。我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以提高。

    一天下午，我在食堂当班时，来了两名日本官员，声称要和主管者谈谈。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料理一些文书材料，就请他们进来说话。他们出示了证件，原来是秘密警察。其中一个在询问了“有多少人在此就餐”，以及“本食堂除赈济难民外还涉及哪些其他活动”后，话锋一转，即称食堂事实上已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活动的庇护所，它原先依附于英国犹太人组织，根据日本的法规推理，构成了犯有从事敌对国活动的罪名。我竭尽全力就食堂在维持难民最低程度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作用予以解释，那位官员根本不屑理会，他一再重申他的那番指责，绝不松口。我一次又一次地力辩，赈济食堂的作用仅仅在于向那些力求生存的难民提供食物，而绝无政治因素。在波兰，许多人从民族角度看已被同化，他们对有组织的犹太生活已没多大兴趣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日陷孤立，事实上已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不同方式的抵制。显然这番话使其中的一个感到厌烦不堪，他转身向我嚷道：“你难道指望我们会相信，世上竟还存在着不想拥有一个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吗？”我引述的事实对他显然是对牛弹琴。作为一名大日本民族主义分子，他感到这种可能性是难以想象的，不合情理的。限于有限的英语沟通，我无法以事实使他信服，只好在坚持立场的同时邀请这两名日本人过些天再来亲身体验一下自己的臆断有多荒谬。

    当他们离开时，我已筋疲力尽而又忧虑重重。这倒不是因为食堂被牵涉到了什么值得害怕的活动，而是我们已被置于政治监视和官方的怀疑之下。这件事给我们大家揭示了危险的凶兆。我越想越觉得此番的不速造访，不应与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所有其他事件分割看待。那仅是一场正在向我们袭来的更加狂烈风暴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我向社区的负责人士专门提供了一份报告，并赢得了他们充分的共识。

    二

    在塞法迪犹太人难民社区中，与此类似的情况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了。自1941年年底日本侵占上海租界以来，构成该社区最大主流的英国臣民们早已被关照紧缩他们的业产，并为一旦在日军占领时期被作为敌对国的国民而遭囚禁做好准备。嘉道理先生一家在被囚禁问题上还遇到了一个额外的难题。他们为在虹口的德国犹太难民提供资助并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学校[48]，共有大约550名学生。在遭囚禁的前夕，嘉道理先生前往俄国犹太人社区求援，要求他们帮忙接管这所学校。该提议在当时是个敏感的问题。而且俄籍犹太人中并无犹太教育方面的专家，对如何管理学校及评估这方面的工作茫然无措。当得知我是希伯来语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后，他们立即邀请我参加对该校的视察。

    我们由艾利斯·嘉道理先生[49]引导在学校里巡视了一周，那是幢带有宽敞教室的现代建筑，比我以前所见过的其他中国学校要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偶尔走过一个正在上希伯来文课程的班级，只见有个头带犹太无沿便帽，手执一本希伯来语启蒙读本的瘦矮老师正对着十来个头带同样小帽的学生授课，内容尽是些树啊鸟啊之类的。我一时好奇，在这个教室前逗留的时间长了点儿，此举或许使陪同参观的主人感到了不悦。临走时我问主人，为什么唯独这个班级的师生头带犹太小帽，而别的班级里的师生却不然呢？再说上课的内容也非宗教，只是些花鸟树草等世俗东西。这一提问使我们的主人顿时感到尴尬并哑口无言，良久才喃喃地说道：“除了照搬在英国教授希伯来语的那套程式外，其余我们也说不清。”我听后心头一怔，旋又不禁怀疑起在不同大陆、不同形势下还在传授这类无关紧要的知识到底有多大价值。但不管怎样，最终我还是支持了由俄国犹太人社区接管该校的设想。

    在虹口期间我们决定去拜访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并顺便参观一下离那不远，被称作“海姆”的难民之家。那里每天要供应大约5000份饭菜。随着形势的日渐恶化，饭菜的热量已下降到1350卡路里。该委员会还维系着一个争取社会声援的广泛网络，以各种方式帮助多达7000人的犹太难民，占聚居虹口犹太难民的一半。我们在那里受到了周到的接待，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周详的答复，接着又被邀请参观了难民宿舍。被辟作宿舍的建筑原来是幢货栈仓库，现在挤满一个接一个的双层铺。大白天里，人们不是躺在狭窄的床上消磨时光，就是聚在下铺百无聊赖地玩纸牌。

    三

    1943年2月18日，又一个打击以战时文告的形式向我们袭来。文告命令所有难民都必须搬到许多德国犹太难民刚到上海就居住的位于虹口的一个狭小的指定区域里。那可是远东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论合法与否却实际存在的犹太人隔离区。虽然在新管制下日常生活变得更压抑更艰难，但与根据德国本土针对犹太人的更为险恶计划而在欧洲发生的一切比较起来，这还算是小事一桩。

    负责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事务的盖世太保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曾是德国在华沙的秘密警察头目，被称之为“华沙屠夫”，素以凶残杀人著称。1941年他被派来远东督察非犹太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效忠情况。1942年年中，他来到上海协助日本人“解决”犹太人问题。抵沪不久，他旋即向日本驻沪副领事和犹太人事务专家柴田以及难民事务办公室主任久保田勤二人透露了有关难民问题的具体计划。有关梅辛格计划的详情，柴田有意向上海犹太人领袖泄露该计划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旨在挫败该计划而采取的对策等种种惊险曲折的经历，在托克耶和斯沃茨合著的《河豚鱼计划》一书中[50]有详细的记载。对此事的回忆使我回想起与我熟识的俄国犹太人社区领袖鲍里斯·托帕斯，一位自尊自信且令人难以忘怀的汉子。他为使梅辛格计划最终付之东流付出了极高的个人代价。他与其他一些领袖们一起被捕，但却是唯一遭到关押并饱受日本秘密警察严刑拷打的俄籍犹太人。当他被释放时，我几乎已认不出他来，他的脸被打得变了形，整个身心被折磨得衰弱不堪。

    现在我负责的那个难民赈济食堂只好解散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但若以当初首创该食堂的莱德曼看来，许多每天来此领取午餐赈济的犹太人恐怕就难以挨过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寒冬了。

    根据1943年日本人的文告，新的难民事务办公室在虹口建立，所有难民的登记、申领签证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务都必须在那里递呈办理。执事的日本官员表面上以文职的面貌出现，可均以绝少怜悯的军国主义野蛮行径处理事务。为首的家伙是个名叫合屋的虐待狂，总是怒气冲冲地嗜好皮肉暴力。他对难民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容不得他们对他一些突如其来的古怪念头，反复无常的决定，乃至暴乱的行为有半点申诉的余地。他那个名叫大仓的助手更是专门拳打脚踢，动辄处人以监禁乃至死刑。难民们在监狱深受伤寒的袭扰，不止一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乃至死亡。

    早先住在法租界时，波兰犹太难民曾制订了独立的计划，而在虹口，他们尚不足整个难民人数的1/10，只得依靠专为全体犹太难民利益建立起来的救援组织。然而，他们中许多人一再向众人表明了自己我行我素的独立和桀骜不驯的脾性。总体说来，波兰犹太人并未投奔或求助于难民社区的宿舍，而是因陋就简，竭尽所能地建立自己的临时住地。他们在文告颁布之前即从与之有生意联系的本地常住居民处谋得了职业，并获取了到隔离区以外地方工作的通行证。

    四

    当时上海的俄籍犹太人有4000人，普通的医院都远离犹太人聚居的法租界，相当数量的犹太家庭不堪承受昂贵的药品和住院费用，为此需要一所能对穷人实行减免的医院。说到底，建立犹太人医院和其他一些服务性机构是难民社区自我救助思想的产物。

    我们刚抵上海不久，俄国犹太人曾在法租界开设了一家犹太人医院（今五官科医院）。医院坐落在毕勋路（今汾阳路）上，原属天主教会，后来被波兰外交使团占用，当时因战争空关着。犹太人社区花钱租下，建立起一所拥有60张病床、1间外科手术室和其他辅助设施的医院。医院主楼四周环绕美丽而开阔的花园，环境十分幽雅。日本人颁布隔离区文告时，医院由一位波兰中年难民管理，董事会对其表现不满，加上凑巧赈济食堂关闭，于是我被委以医院总管。作为任职条件的一部分，我在医院享有一间住房，全部伙食供应以及现金支付的薪俸。虽然日军的迁移文告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但它也不得不允许一项例外，即在医院工作，且拥有医院住房者可得到豁免并留住在其工作原处。由此，正当大多数犹太难民被迫迁往限制重重、拥挤不堪的隔离区时，我却搬进了毕勋路的花园住宅，开始满怀热情地致力于新的工作。

    医院由荣誉董事组成的董事会领导，董事长艾萨克·克利洛维奇·卡根，来自里加，住在对面可以俯瞰医院的一套现代公寓里。他确信自己是医院毋庸置疑的老板，每天早上去闹市写字间上班前总要在医院露一露面，随便什么事情只要引起他的注意，他都要到场，因此事无巨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副董事长西蒙·利伯曼为人谦恭且比卡根年轻，曾是位专业会计师。他那平和的脾性与卡根的急躁形成鲜明的对比。董事会掌管钱财的是西特林先生，举措文雅却略显迂腐，他那盛气凌人的灰发太太则是医院妇女组织的主席，专门负责厨房和房屋维修。

    医院医学主管斯坦曼博士，祖籍波兰，他充满活力，平易近人而又富有幽默感，每天查房两次，经常在跑动中连珠炮似的发布指令。住院医生克林格博士和他的妻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战后回到德国。护士长维拉·亚历山大罗芙娜从西伯利亚经由哈尔滨来此工作，长得短小精悍，一头银灰头发，对护士管束严厉。出纳员尼娜是位年轻妇女，后来嫁给了希缪尔·伊雷，定居美国巴尔的摩。会计师库巴·克罗宁伯格，我曾同他及他的太太一起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开往日本的船上待过，他后来改名库巴·克朗希尔，定居澳大利亚墨尔本。尼娜、库巴·克罗宁伯格和我，碰巧都来自波兰，这一点恐怕是十分有趣的。

    医院会集了许多杰出的德国犹太人外科医生。马库斯博士身材矮小，总是乐呵呵地充满了幽默，嘴里老用口哨吹着一段什么古典名曲，作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业余音乐家和乐队指挥，他给人以音乐是他最大爱好的强烈印象。而他所做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在制造一个新的生命。另一位出色的医生海尔博恩博士，一位沉默寡言而略显孤僻的清秀长者，他那几似耳语的说话，使助手们得绷紧了神经，凝神屏息地聆听他的每一句话而唯恐疏漏一个字。两位布伦戴尔医生也很有意思，他们是兄妹俩，都未结婚，是上海的常住居民。哥哥趋于保守，而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妹妹却天性活泼。这倒不单由于她容貌如此，她总爱一身中国式的装束打扮，并以她专业上的某些问题开玩笑。放射科主任医生是位俄籍犹太人，药房间则由一位德国犹太医生及其助手——波兰小伙子勃拉特负责，他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

    我在医院颇为顺手，只是干些有关房屋管理的杂事以及经常保持与医务人员的联络。此外我还得与董事会和妇女组织处理好公共关系。我得经管簿记账册，留意库存积储，通过医院的督工监督中国雇员，并和负责厨房事务的厉害的俄罗斯犹太老太在厨房斩肉糜，当然她并未要求我这么干。那地方可是个流言蜚语四起的是非之地，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大家，给终日忙碌于日常琐碎之事的人们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与董事会、妇女组织成员的个人关系仅限于工作联系，绝少超越早先在虹口难民赈济食堂里的那种社交范畴。劳累了一天，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交际应酬。偶尔时间允许，在和煦的阳光下于姹紫嫣红芬芳郁人的百花丛里，我则躺在花园的长凳上偷闲小憩一会儿，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严酷事实。

    五

    在上海度过的犹太新年给我留下了很多回忆。波兰犹太难民波德拉比内克先生，曾是波兰比亚利斯托克·考拉尔犹太会堂的祈祷领诵人，那年被上海犹太人推举为领诵人。在那远离世俗尘嚣的难民社区里，他的出场被当作一桩大张旗鼓的事而张榜晓谕众人。新年前夜，会堂装饰得庄严肃穆，领诵人波德拉比内克那雄浑的嗓音，加上教徒们齐声的吟诵在整个会堂盘旋回荡。其中有些人从未体验过这种宗教的神圣。仪式结束时，人们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一位妇女神采飞扬地比喻到，领诵人的表现与其说是在主持一场宗教仪式毋宁说是在演出歌剧，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我也给深深地被带入了在家乡时那种曾经熟悉的同类仪式的动情之中。

    波兰犹太人还以许多别的方式为上海犹太社区做出了奉献。意第绪语作家、评论家和散文家耶霍舒瓦·拉波波特先生，与我一样，也来自波兰比亚利斯托克。他操一口流利的俄语，与难民相处融洽，并经常给由拉宾诺维奇主编的《俄国犹太人周刊》撰稿，偶尔还上犹太会馆演讲。一次谈到历史上犹太民族种种特殊经历时，他激愤地说道：“大家看看我吧！我是一个以犹太人通用语言进行写作的意第绪语作家。然而，今天我置身喜欢阅读我作品的广大朋友之中，为了使大家容易理解，却不得不将它们翻译成一种外国语。那就是困扰着整个犹太民族的颠沛流离和文化同化悲剧的症结之一。”这番话语至今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其深层的确切性和意义并没有完全切中问题的要害。他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也卓有成就。

    至于我与失散多年家庭的联系，只是保持了与母亲时断时续的通信。为了便于我的明信片能顺利通过检查，我都使用俄语。战时邮政和其他服务多陷于瘫痪，我对通信根本没抱多大奢望，我的俄语口语相当流利，而文字书写却是另一码事。当我八九个月后接到回信时，方才知道我的那些信着实使邮检官和全家（母亲和弟妹）哑然苦笑。我在信中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天真无知和对他们境况的不了解。我曾问起他们怎样料理犹太教规肉食，这除了勾起他们的苦笑和眼泪之外还能有些什么呢？当时他们住在防空洞里，仅靠土豆和少许别的什么东西充饥。各人凭借智慧和生存本能在听天由命的逆境里苦捱苦熬，更兼身处异国他乡，遭遇着不解人意的恶劣天气……

    1944年初，我在医院干了逾一年了。我工作得很勤奋，特别是有激励人心的消息说，战事正朝着更为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团圆……这些都激起我要对他们多承担些义务的责任感。我的手头已渐宽裕，还能暗地里从事一些生意增加收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犹太皮货商制作的皮外套的褐色衬里缺货。我跑遍了南市的中国地界，与可靠的供货商联系，并在医院里囤积。我在生意上越是投入，也越容易开辟新的联系途径，从而带来额外的机会。

    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美国海军随即开进了上海，生活出现了转机，美元一下子成了流通的货币。美军急需货物补给，人们很快学会了勿失良机投其所好。我也不甘落后地卷入了这股风潮。医院放射科主任有他自己的诊所和实验室，一天我邂逅他的一位合作人，他向我提议，为解决业已上岸的数千名美国大兵对杯中之物的馋念，可用蒸馏法提取酒精。实验室设备齐全，正好生产。为了不被人看到他们在从事不属本职的活动，他们有意请我去管理。我已记不清这一交易的具体条件，只记得我顺便还“搭”进了我的一宗生意。我每天要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蒸馏过程本身并不耗费多少时间，问题是在酒的提纯阶段必须使用一种特别原始的手工方式操作，即全部液体须流经一个装着木炭的帆布袋子筛杂提纯。这项工作我没干多久，但它向我提供了生存的另一种机会和在适当时机离开医院可具备的额外本领。

    这时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战后难民振兴机构，帮助难民遣散或找寻去处。该机构工作得相当出色。我也需要为我自己的去向做决定了。我1939年离家时，本意是要去巴勒斯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自小的熏陶和信仰。1940年途经维尔纽斯时，我曾给希伯来大学寄去我在大学里的论文，希望该校能予录取。时届1945年，当降临在犹太人头上那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径为举世所震惊，而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更为人们所接受时，巴勒斯坦再一次成为我的首选目的地。但当时意欲移居巴勒斯坦的移民却不得不等待，我被迫面对接下来的另两个主要选择：一个是去智利我的堂叔家；另一个则是去墨尔本我母亲的表亲里芙卡·多里维奇家。我给两处都写了信，任由天命挑选第一个来到的回复，殊不料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澳大利亚，毕竟我不喜欢在南美生活，可冠冕堂皇的正式理由却是我不想通过与堂叔家的亲属团聚来接受恩赐。我给两家都写了回信，接受多里维奇一家的邀请，并以我的名义申请移民准许；同时感谢堂叔一家的诚意助人，请求他们对我父亲及全家在他们需要之时能及时予以慷慨的帮助。

    来自澳大利亚的文件到得异乎寻常的快，同时附来包括购买机票等一切手续。总共有27人准备前往澳大利亚，多为中老年的德国犹太难民，唯一的一个波兰家庭是库巴·克罗宁伯格、他的妻子莉尔卡和他们的女儿伊莲妮。大家推选由我领队，把所有的文件都交付给我保管。随着起程日期的日益临近，突然有一个叫莫蒂·罗申斯基的来找我，他是上海的常住居民，娶了我的一位也是难民的同学为妻，坚持要借给我500美元，言明随便什么时候归还都可以。我并未预料到他的这一姿态，但不管怎样还是高兴地收下了。有了这笔可以由我支配的钱，我灵机一动萌发了一个想法，即预先向澳大利亚方面定购一批价值500美元的绣花桌布，俟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再交验付款。我们的行程共分两个阶段，自上海飞往香港，再乘船去澳大利亚，至于船票只得听任香港方面航运公司的安排了。

    我是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离开上海的。自从离开维尔纽斯以来，我所结识的许多朋友已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共同的命运使我们相聚在了一起。另外，还形成了像罗申斯基借钱给我的那种联结纽带。

    在离开上海前的几周里，上海的政治气候更加蓄势待变。作为难民，我们虽然并不完全清楚当时正在演绎的中国内部事务的那种高度的利害关系，但我们确实领悟到旧政权现在已摇摇欲坠了。统治家族正充分利用它残存的权力，但这一切却丝毫掩盖不了其地位已变得不稳定和岌岌可危的颓势。波兰难民中一些聪明乖巧的生意人此刻正以异样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的影响力和从事过的职业长久以来使我成了个谜样了不起的人物。在有教养的和专业人士看来，我是个生意人；而在生意人看来，我则是个学校老师（严格地说是个名不副实的老式教书匠）。事实上他们的评价都有其合理之处，每一群体都感到能与我融洽相处。在他们各自的社交圈子当中，我都能尊重和顺应他们的规范和处事原则，即使在面对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和理解的歧见时也是如此。仅就这一点上来说，他们都声称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随着启程日期的日渐迫近，一些对我决意离去大惑不解的人开始想从我身上探询对时局的看法，愿意在不排除我的行动仅是年轻人充满幻想草率行事的基础上，听听我经过反复思量过的计划打算。还有人要我抵达澳大利亚后给他们写信，详细介绍那里的情况。

    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社区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经历着战后百废俱兴的繁荣。尽管也不失对未来的疑虑，可他们却墨守成规全无应策。以我对时局的估计看来，冥冥之中远不至于悲观。我已领略了时局能如此迅速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经历。像先前站在自维尔纽斯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车窗前及后来离开日本时的心情一样，我内心充斥着一股浓烈的对上海的怀念之情。我将再一次告别我生活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度过了3年半[51]的光阴。

    1946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们被指令于清晨5点钟在南京路外滩的拐角处集合。天出奇地冷，我们穿足了御寒的衣服，等了一个半小时，才乘上了去机场的公共汽车。我们搭乘的是蒋夫人拥有的国泰航空公司属下的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大家缄口不语，带着期待和迷惘离开上海飞往香港。

    陈无忌节译自伊斯雷尔·基彭所著《颠簸人生》（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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