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犹太难民进上海

    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52]（Zorach Warhaftig）

    一

    1941年3月7日，初到上海不久，我在给妻子的明信片上这样描述我对上海的印象：

    “总体看来，上海是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方。……在街头每天可以收拾到约40个至50个小孩尸体，他们的父母为了逃避安葬费而把他们抛尸街头。在冬天，每天约有80个至100个人冻死。上海的劳动力不值钱，一个熟练司机月工资为35元，合4美元，而一个店员月工资只有30元。

    “白天经常能看到乞讨、偷窃和抢劫。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能看到如此明显而令人不安的社会差距。苦力与百万亿万富翁一起生活，街上到处有歌舞餐厅、夜总会等，穿着名贵服装、坐着豪华轿车的富人和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的穷人混在一起。我走进一个中国家庭的住房，吃惊地退了出来，它还不如一个狗窝。

    “想起我们打算把难民带到这个城市，我的内心就充满着不安。”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和港口，上海当时被划分成4个区：（1）华界，由中国政府管辖，居民都是中国人，没有外国人，也不允许外国人（包括外国难民）迁入。（2）日租界，由日本直接管辖。（3）法租界，是上海的高级地区，建有租金昂贵的豪华住宅。多数犹太人住在这个区，有塞法迪犹太人，也有阿兹肯那齐犹太人。法国投降纳粹德国，并建立了维希政权以后，该区就不准犹太难民居住了。（4）公共租界，由包括几个西方国家领事在内的上海工部局管辖。

    上海的犹太人在1941年组织良好。塞法迪犹太人有700名，俄罗斯犹太人约4000名[53]。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巴格达等中东地区，其中有些人已得到了英国国籍。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富有的沙逊家族，掌握着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维克托·沙逊领导着沙逊家族[54]，是上海的富豪，也是远东最富的巨头之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举足轻重。他继承家族传统，为本国人做了很多事，也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做了许多事。除沙逊家族外，还有哈同和亚伯拉罕家族，他们富起来后，就有能力去帮助那些伊拉克犹太移民。

    塞法迪犹太人为他们那壮丽的犹太教堂而自豪，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拉比，宗教上的事务就委托给阿兹肯那齐拉比。

    4000名阿兹肯那齐犹太人来自俄国。俄国每次爆发战争或革命，都有零零星星的逃亡者穿过边境，进入满洲，再到达国际城市上海。俄国犹太难民在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成为有一定成就的中产阶层商人。他们也建立了运行良好的宗教和社会机构——会堂、俱乐部及一个浸礼池[55]。上海的首席拉比梅耶·阿斯肯纳齐是个俄国难民，身为阿兹肯那齐社团的拉比已近20年，同时也被塞法迪社团承认为宗教权威[56]。

    上海的犹太教育水准并不高。当时有一所犹太经学校和一所犹太学校，但并没受到很大重视。较富有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学校，甚至送到基督教会学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阿兹肯那齐难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有着强烈的修正派倾向。米兹拉基组织[57]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核心机构，并随着波兰难民的来到而日趋成熟。

    二

    上海有一个相当大的德国犹太人社团，人数约15000名，这些人在1938年年中开始进入上海。他们曾长期等候美国或拉美国家的入境签证，尤其是在“打砸抢之夜”（1938年11月10-11日）[58]后，他们竭尽全力离开德国，准备去能居住的任何国家。那时，纳粹当局正在对犹太人施加压力，为了使他们早日离开，还提供有关日本过境签证、船票票价、付款方法及航期的详细信息。

    1938年年中，德国犹太人发现上海是个避风港，这里无须入境签证，于是他们开始朝上海进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年中，其后就受到严格限制了。按照新规定，只有德国当局允许出境，在旅游护照上办过许可手续后，才能得到去上海的船票或赴日本的过境签证。

    对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来说，上海本来只是一个临时避难所，他们打算从那儿再到最终目的地。但1941年初，在上海的约15000名德国犹太难民离境受挫，只能滞留在沪。由塞法迪和阿兹肯那齐社团领袖领导的，得到以美国为总部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大力资助的上海社团委员会，安排大部分难民居住在日本人管辖的虹口。那儿生活条件很差，一个月生活费仅3.30美元，只够每天吃一顿饭。虽然不少难民刚来时带着钱财，但一旦用完就赤贫如洗了。一部分人寻找能雇用他们的任何工作，其他人则干乱七八糟的活。这就是我们正在为成千上万波兰犹太难民寻找的避难所，这些难民还被困在立陶宛和日本而一筹莫展。

    在我们到达上海之前，下列一些组织和人士就以电报形式给我们发来了介绍信：耶路撒冷的犹太办事处、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瓦德·哈扎拉营救委员会、神户犹太人社团、波兰驻东京大使以及在东京的波兰救济战争受害者委员会。神户犹太人社团给了我一封介绍信。

    “致有关人士：

    “兹介绍瓦尔哈夫蒂格先生，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的一位可信赖的代表，代表我们前往上海，以寻求帮助欧洲犹太难民离境的渠道和可能性，特此证明。

    “对给予他的任何帮助，我们将非常感谢。”

    一封从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移民部发往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电报也具有相同的内容。

    在上海，我们很受欢迎。我成了梅耶拉比家的常客，这位拉比在犹太人社团中受到人们的高度敬重，他风度极好，其整个家庭成员都参与社团活动。拉比的秘书塔根哈夫脱先生是经学院毕业生，也为救济活动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还与社团领袖托帕斯先生和托科钦斯基先生保持着友好关系，后者的儿子约瑟夫·托科以后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59]。这两位先生在俄国犹太人中十分活跃，随时愿意对犹太人提供帮助。

    我拜访了几位犹太人社团领袖，发现他们都富于同情心。我们与亚伯拉罕先生曾有一两次一起过安息日。亚伯拉罕先生是犹太人社团的一位领袖，是个观察力敏锐的、富有的犹太人。他的家充满着高尚的文化气氛，在他家过安息日令人难忘。犹太人社团的领袖们在我们与当局谈话时一直陪在旁边。

    德国犹太难民组织平时开展充满生机的文化活动。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广播电台，用德语播音。我应邀对他们发表演说，介绍波兰犹太人的悲惨处境，离境时的艰难困境，他们的烦恼与希望，以及有关以色列的情况，德国难民显然被我的发言所打动，几星期后，我又应邀访问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患难兄弟似的欢迎。无论是在考纳斯还是在上海期间，我们都经常亲身体会到犹太教格言中表述的真理：“全体以色列人都是同志。”

    三

    同日本当局接触时，我们与负责上海犹太难民事务的帝国海军犬冢先生和负责治安事务的领事小拔上尉进行了会谈。谈判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让逗留在立陶宛的难民进入上海；另一个是将滞留在神户的难民接来上海临时居住。

    犬冢对犹太难民的态度是暧昧的。据后来的报告证明，犬冢大佐是个对日本外交和国防事务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隶属于一个赞成日本与德国之间发展亲密关系的政治派别，该派别也赞同纳粹德国疯狂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犬冢本人翻译过反犹小册子，甚至匿名发表过反犹文章。当时，日本正在寻找一条与美国联系的途径，特别是在贸易方面，但这也许是一个假象，以便掩盖日德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犬冢深信《锡安长老议事录》中传播的荒唐说法，即犹太人是美国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所以他试图利用所谓他与犹太人发生的关系，提高日本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当会见犹太人社团领袖们，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时，犬冢总是尽量使谈话显得亲切和谐。他书桌上放着一个烟盒，上面刻着几行字：“向犬冢大佐致谢，感谢他为美国正统派拉比联合会的成员所做出的贡献。普珥节，1941。弗兰克·纽曼。”我们与他会见时，他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这句赞美语。

    谈判中，犬冢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有关滞留在立陶宛和神户的犹太难民的要求。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写的《河豚鱼计划》叙述了我与犬冢其中一次会见的情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犬冢被起诉1943年至1944年期间在菲律宾犯下了战争罪行。在为自己辩护时，犬冢出示了纽曼送给他的烟盒，以证明他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积极态度。最后他被宣判无罪，回到东京，甚至还加入了日（本）以（色列）友好协会。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迈克尔·科根揭露了他反犹太人的过去，迫使他中断了与该联合会的关系。1965年他死于大森。1982年3月，犬冢的遗孀访问了以色列，把她丈夫的烟盒交给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以此证明他对犹太人抱有同情心。我并没有对这种姿态提出抗议，因为我认为她这样做不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承认。据我所知，犬冢帮助犹太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上海的日租界大门对犹太难民是关闭的，只能通过私下用钱通融，才能偶尔得到一张迁入许可证。在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梅耶拉比和他的助手J.塔根哈夫脱帮助下，我们用这种方式拿到过几张许可证，但每张证件的签发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四

    这时发生了在维尔纳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的问题。进入华界是完全不可能的。法租界停发迁入证已很久了。现在只剩下公共租界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私人入境证都由公共租界签发。为了保证难民在上海生存，我们须为每个难民交纳30美元的手续费，有时还要交纳其他费用。入境证通常邮寄到立陶宛，再由上海的苏联国际旅行社通知其在考纳斯的机构，把入境证发给在那里的难民。

    有艘轮船原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直接驶向上海。我要求梅耶拉比帮我弄两张入境证，以便转寄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两个难民。拉比答复说有些困难，需谋求各犹太组织的支持筹集经费。上海的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领导人给我们写信，同样提及经费问题，说要晚些时候才能拿到入境证。最后，我们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到一大批入境证，以便经苏联国际旅行社快速转送到考纳斯。只需得到苏联出境证，难民们就会很快离境进入上海。

    作为犹太办事处的特派代表，我们通知上海工部局：只要按我们的名单颁发进入上海的许可证，我们可给这些持证到达的波兰难民签发到以色列的证件。我们也将负责这些难民在沪的生活，直到他们到达以色列为止。工部局官员要我们提供这些保证的正式确认文件。我们打电报给犹太办事处：

    “我们能够为至今在维尔纳的犹太人搞到300张上海入境证。现要求你们发急电给上海工部局的菲利浦，告诉他按我们的名单签发入境证，难民来沪路费由你们负担。”

    我们还打电报给纽约的内厄姆·戈尔德曼博士，要求他通知菲利浦，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60]将承担难民到以色列的路费。

    犹太办事处和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都难以允诺我们需要的经费，因此我们成立了驻上海的巴勒斯坦办事处，3月18日写信通知上海工部局秘书兼督察长G.G.菲利浦先生：

    “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愿在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和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协助下，对于将转移到巴勒斯坦，但现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生活费及以后去巴勒斯坦的路费承担责任。”

    3月24日，阿兹肯那齐犹太人社团也发出类似的信件，其内容大致为：本社团将接济上海300名波兰犹太难民，直到他们去以色列为止。

    那时，我们已与各国领事分别进行了会谈。一天，我们应邀参加了一次领事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我和楚帕凯维茨[61]代表犹太办事处到会，同去的还有几位上海犹太社团的高层人士。呼吁书由地方社团的一个成员递交，写得较平淡，似乎并未给领事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以一个难民的身份要求发言，想用我那拙劣的英语，为我们的特例再做一次呼吁。我描述了波兰被占领后犹太人突然面临的灾难，以及几千个难民成功地逃脱占领区后所遭到的困难。我泣不成声，几乎不能结束发言。我讲完后，大厅内死一般寂静。我觉得至少有几个领事已被感动。经过短短的商议以后，领事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我成功了！

    这一决定由194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所确认：

    “先生们，

    收到你们1941年3月18日的信，关于允许300个波兰公民进入上海，转道去巴勒斯坦的问题，鉴于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将承担有关人士留在上海的生活费以及去巴勒斯坦的路费，本局同意给予入境证。

    秘书兼督察长 G.G.菲利浦谨启”

    我们立即准备好了3份名单，每份100个名字。第二天，我们把第一份名单交给菲利浦，副本交给警察局副督察长J.罗伯逊。在给罗伯逊的信中，我们再次表明，这些难民将在上海住一段日期，然后去以色列，在上海期间，犹太人社团会向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物品，不会给城市增加负担。入境证终于签发了。

    经苏联国际旅行社，入境证转送到了在考纳斯的难民手里。在空邮入境证的同时，还发电报通知了他们。拿到入境证的人，在当地的旅行社代办处收到电报通知后，就可以安排离开立陶宛了。

    办理入境证的费用和个人开支由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支付，但该组织负责人伯尔曼耽搁了提供入境证名单的时间，当时任何拖延都可能丧失最后逃脱的机会，为此我们拍了急电。最后在我们搞到需要的金额并转送到上海以后，5月3日，组织才打来电报：“入境证费收到。100张入境证分4批空邮寄出……”

    我们要求梅耶拉比和委员会帮助难民并监督发送300张入境证。与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协作极为困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回到横滨和神户，设法实行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编制人员名单也不是件容易事。申请避难者人数庞大，我们在很大的压力下工作，不得不尽快做出决定。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入境证送到了拉比和经学院学生手中，但也给了一些立陶宛公民。我们从苏联国际旅行社那里得到某种暗示，一旦大多数难民离开立陶宛，苏联当局也可能考虑让立陶宛人出境。另外，我们在立陶宛的同事们要我们把他们也列入名单之中，有了外国的入境证，对他们最终离开苏联会有帮助。

    从4月到5月，在办理过境签证申请高潮期间，许多人和机构要求拿到上海入境证，其中有以色列阿古达特组织[62]领袖，有华沙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前高级官员，有东京的波兰救济组织，有波兰的米兹拉基组织前领袖，有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神户办事处，以及其他许多组织。按照名单，共有400张入境证，其中300张基于3月24日的申请，约100张在上海由梅耶拉比和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取得。大部分入境证依照我们的明细单发放，包括40名流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难民，他们在4月底离开苏联，乘阿克地达号轮船到达上海。

    考纳斯的苏联国际旅行社每次收到我们的名单，都会引起更多人来申请上海入境证。有些人离开立陶宛后打算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至少他们可以去莫斯科，这样也就远离了将在1941年6月22日开辟的战场。

    我们在上海的第二个目标是安置那些到了日本但又不能待下去的难民。这件事非常紧迫。我们的任务是适当地转移他们，以防日本当局采取我们难以应付的行动。我们需要决定是否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接收和救济波兰难民，向他们提供单独的住所，或者安排他们住在为德国犹太难民建的现成的房子里。

    斯皮尔曼先生领导的援欧在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要求波兰难民住到向15000名德国难民供应伙食的临时宿舍中，资金由美国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但有一些重要法律和社会因素要求将波兰难民单独安置。现成的房子位于日本管辖的虹口区，没有日本军事当局的同意，波兰难民无法进入。我们与犬冢和小拔的接触已告失败，波兰难民只能居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阿兹肯那齐犹太人主要住在法租界，他们极愿帮助波兰难民。此外，德国难民住房条件很差，不知波兰难民能否承受。在我们的支持下，阿兹肯那齐犹太人社团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63]，下设几个小组处理有关接收难民的经济、财务、医疗卫生、法律及劳工等事务。

    我们打电报给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通知他们：“据日本当局要求，转移持无目的地签证的难民是不可避免了，由于法律、技术及宗教上的原因，将他们安置在虹口（日租界）德国难民居住区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成立了一个援助波兰——立陶宛难民委员会，为1000名难民租用住房。立即电汇必要的转移费用。”

    在给正统派拉比联合会的电报中，我们对马上从神户转移1500个难民，包括几百名拉比和经学院学生的重要性作了解释。我们指明了与德国难民住在一起的不利之处，并要求他们立即考虑转移难民的迫切性。

    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在法租界租用了住房，并要求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同意为接收波兰难民而做的安排。此外，还要求为每个难民每月增加6美元的资助。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中负责德国难民事务的代表斯皮尔曼，打电报给委员会，强烈反对为波兰难民所做的任何单独的安排。他声称，难民之间的任何类似歧视的做法，都会遇到强烈反对。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坚决反对斯皮尔曼的主张。神户的犹太难民委员会联合上海的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表示完全支持特殊对待波兰难民的做法。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最终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批准了特别委员会处理波兰难民问题的做法。我们着手租下了挑选后的房子，为接收波兰难民做了适当安排。

    3月26日，我写信给在横滨的妻子，总结了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昨天，我们提交了100张上海入境证的第一份名单，明天我们交第二份名单，第三份名单我们将在日本提交。假如我们成功地从维也纳救出300个家庭，就说明我们俩没有白白地长时期分离。我们还做了一些别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们成立了一个有效的委员会，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承认它，并调拨3500美元给我们作为第一笔住房租金。此外，我们把食物邮寄给在华沙和其他德国占领区的亲友们。”

    我们回到日本时，明显感到我们的任务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神户的波兰难民自1941年4月开始转移到上海。根据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意见，第一批转移人数为10-15名，这样不会引起上海当局的注意。以后每批人数增加到50多名。转移于1941年11月结束，这时正好是珍珠港事变的前夕。

    章建兴节译自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所著《难民和幸存者》（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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