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

    一

    犹太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最起码的生存。他们逃脱了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炉，但如今面对着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谋生的问题。

    在上海登陆的难民中，很多人实际上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亲戚或朋友；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它的居民一无所知——事实上，很多人只是凭一时冲动才决定来上海的。如果不是因为迅速采取的援助行动，我毫不怀疑数百——或许甚至数千——难民将会死去。

    按照西方的标准，上海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机构。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在街上乞讨，有的在冬天默默地死于严寒。白俄和葡萄牙人社区有很小的赈济组织来帮助他们自己的穷人。在难民到来之前，几乎没有欧洲人处于贫困之中。

    当难民最初开始涌入时，长期居住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来帮助他们，但委员会相对贫乏的资源很快就被用尽了，因此正规的犹太人救济机构，像美犹联合救挤委员会及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AS）等取代它做了很多工作。

    最初，委员会曾为难民们寻找住房，但是在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64]邮轮一次次卸下数百名孤立无助的难民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有财力的难民只得自己寻找住房，较富裕的难民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搞到了房间或公寓套房，较贫穷的难民被迫越过苏州河在日租界的虹口定居，那里的房租更低。虹口在1937年中日淞沪战役中被日本飞机大肆轰炸，1938年年底我们到达上海时，虹口的很多地方已成废墟，几乎空无一人。不久，新的房屋建成以供难民居住。

    当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大约是10美元。我的双亲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过着较为奢华的生活，在公共租界有一处公寓套房，甚至有钱去青岛等旅游胜地避暑。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65]后，在过去曾是中国人的学校里获得了一间小单间。我们在这个又小（9英尺×12英尺）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被美国轰炸机摧毁为止，再搬入一间更小的房间。不用说，我们的房间没有独用浴室和厨房，甚至独用的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也没有自来水龙头。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作“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把它们当肥料卖掉。这幢建筑物也有一个公共淋浴设备，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里使用，大部分人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小盆洗澡。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炉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

    夏天气候炎热，我们没有空调器和电扇，穿着最少的衣服，但很快就因出汗而湿透，不得不一天换几次。冬天极冷。我们买了一个大肚盆状的小炉子，但燃料昂贵，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用它。幸运的是，我们的楼里有电，但它只能用来照明，而日本人则经常切断电源实施灯火管制。

    食物极其不足且昂贵，常有无数极端营养不良的病人。买新衣实际上已不可能，大多数人不得不穿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衣服，很快就衣衫褴褛，甚至时常可见一些更穷的难民在冬天用破布裹脚，并把报纸塞在衬衣里。

    还有数千名难民完全孤立无援一无所有，委员会——得到来自维克托·沙逊爵士和其他富裕的西方侨民的赞助（包括非犹太人）——建立了难民营。难民营由匆匆改造和重建的学校、仓库、兵营等拼凑而成。几十户人家挤在通风不良的小宿舍里，每个家庭要为自己及其财物划出几平方英尺，不断有划界纠纷，邻居们对一英寸地皮的争执，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的房屋所有人争夺后院篱笆的界线。

    随后委员会被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取代，创办了临时厨房，供8000多人每天一餐，孩子们则多喝一瓶牛奶。

    许多难民自己谋生，他们向富裕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兜售从牙刷到鞋带等各类东西，随着他们的人数日趋增加，生意就很难做了，最后只有很少几个人才能够用这种方式谋得足够的生计。

    绝大多数难民仍留在虹口，他们修复了数十个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虹口开始呈现出德国或奥地利小城市的外观，数百家店铺开张了，大部分迎合难民顾客的需要，其中有杂货店、药房、面包店、水管铺、锁匠铺、理发店、裁缝店、修鞋铺、女帽商店等。当然也有不可缺少的维也纳式“咖啡屋”，没有它们，普通的维也纳人会感到难以生存。一些具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工厂，出产诸如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的产品，以及特具欧洲风格的食品——腊肠、糖果、软饮料等，其中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也很畅销。

    医生包括牙医开办了小诊所，营业相当不错，尽管他们人数过多，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很多医生都是犹太人。工程师和建筑师在重建虹口方面出了很多力，但他们找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无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一些人变成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很多人被迫在难民营里从事社区事务活动。

    到1941年年底，犹太难民已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取得惊人成就的社区，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估计至少1/3的人能在上海定居。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恶化了，难民的经济状况再次变得极为困难。日本人接管了整个城市，在花了一年时间学会管理这一复杂的大都市后，决定拘留所有的盟国公民，包括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侨民。他们不知怎样对待犹太难民。一方面，这些犹太人显然是反轴心国的，至少在感情上是同盟国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同盟国的人，不能被安置在拘留营里。战后发现，上海的德国纳粹分子曾就如何处置犹太难民提出了建议，包括使用毒气炉和焚尸炉之类的手段。幸运的是，日本人拒绝采用这类措施。如前所述，他们最终决定将所有在1937年以后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集中到虹口的隔离区里。隔离区被铁丝网和哨兵团团围住，全体犹太人都被禁止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监禁乃至处死。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中。

    几百名在市里有工作或营业机构的难民被准许白天离开居留区，他们必须带上特别的徽章和通行证，每几周更换一次。负责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官员合屋是喜怒无常的虐待狂，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国王”，是虹口最可畏的人，他对那些要更换通行证的难民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屈辱简直难以描述。

    塞法迪犹太人当然像英国公民一样被拘留，但俄国犹太人却争取到过着相对不受干扰的生活，可以不住在隔离区里。据说他们为了得到不受干涉的特别许可，向日本人支付了巨额的金钱，不管怎样，他们住在隔离区外就是幸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英国的汇款被切断了，数千难民处境危险。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驻上海代表只能在俄国犹太人和其他未被拘留的外国人中募集钱款。这些借款——战后它们与大量利息一起被迅速付还——帮助维持了数千名难民的生存，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二

    各种救济委员会是犹太人所有政治组织的核心，往往被日本当局视为犹太社区的正式代表。每个难民营有自己选出的官员，也有自己的准警察力量，通称Heim Pol izei，职责是维持秩序和纪律。住在难民营外面的难民往往组成自己的小行政单位。我们住过的那所旧学校里的居民，就选出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自己，其他地区的社团也同样如此。还有仲裁法庭，试图在不求助于日本当局的情况下，用友好的方式解决内部纠纷。

    然而没有社区政府，当然也没有社区范围内的选举。日本人让难民们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不能妨碍他们的计划。日本当局挑选一些著名的社区领袖，利用他们控制整个团体的活动。这些领袖不得不帮助日本人组织专门的犹太人巡逻队，在隔离区内值班放哨，确保他们的同胞不得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离开隔离区。另外，建立了防空袭民防队和担架队，1945年7月遭轰炸时，它们发挥了作用。

    日本人认为犹太隔离区的存在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益处。他们估计美国人对轰炸隔离区会有所顾忌，因此，他们在隔离区堆积军火，存放油料，安置无线电发射台，驻扎军队等。显而易见，他们太过分了，战争结束前不久，一直小心翼翼避开虹口的美国人最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空袭，许多房屋（包括我们自己的）被毁坏，一些难民（加上数百名中国人）丧生。

    三

    如前所述，大多数难民来自中产阶级和低薪阶层，他们被迫混在一起。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坚持保留他们的旧头衔，衣衫褴褛的报贩被尊称为“博士”，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坚持要人们以贵族头衔称呼他。

    尽管有相当多的内部摩擦，但大体来说，犹太社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经常互相争吵，也时常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瞧不起的波兰籍犹太人。常有吵架和斗殴的双方一般不去求助于日本或中国当局，而是由难民仲裁法庭解决。人们实际上表现得非常克制。远离祖国，正为勉强维持生存奋斗，还遭美国人的轰炸，犹太人依然保持了明显的稳定和平静。

    大多数难民认为他们在上海逗留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临时插曲，他们仅仅是为了能够漂泊到美国、澳大利亚，或重返欧洲而活着。他们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战争，尽管大部分新闻由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传播，但他们几乎可以凭本能得知什么时候同盟国又赢得了一场大胜仗。

    犹太社区拥有一份日报——《上海犹太早报》，该报登载本地新闻和日本当局准许印行的国际新闻。一些难民拥有收音机，他们经常收听由日本人控制的英语电台，也从上海的一家苏联电台中收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俄国与日本没有交战，日本人被迫允许这家电台广播。收听短波被严厉禁止，但有一些胆大的人仍在偷听，并将好消息秘密传给他人。虹口商业中心舟山路以“小道消息之弄”而著称，自然，最流行的小道消息之一便是“战争结束了”，而且有一天它终于成了现实——战争结束了！但小道消息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7月我们离开上海时，制造小道消息仍是犹太社区的主要行业之一。

    四

    难民中有一些反希特勒的基督教徒，还有非犹太人妻子和孩子[66]，极少数难民改信了天主教和新教，并从传教士那里领取一些额外的救济金。

    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犹太会堂，很难说是他们缺乏宗教热情或是因为贫困，或两者兼而有之。原因在于，较正统的犹太人可以使用在这个地区的俄国犹太人小会堂，而改革派[67]的信徒在学校礼堂、会议厅等地聚会。总体上来看，宗教好像在社区里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一个例外是波兰籍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依然是纯粹的正统派，保持着若干经学院和学校，其中有一个经学院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学院，500名师生作为一个整体从波兰一路过来，到达上海时没有丢失一个学生、教师或书本，甚至连一堂课也没漏掉。他们刚到上海就马上建起了学校，并继续教学，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68]。

    五

    1938年，上海有许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学校及大学。其中有一所上海犹太学校，由塞法迪和俄国犹太社区共同建立，学校位于市中心，有一个英国籍校长和很多英国籍教师，并严格按照英国方式管理，即使战争期间英国籍教职员工被拘留，不得不由讲英语的俄籍教员代替时也是如此。

    来到上海的第一批犹太难民，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上海犹太学校读书。但当数千名难民开始涌入虹口时，显然需要一所难民自己的学校。在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嘉道理的资助下，虹口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大部分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69]。教师全部来自难民，用英语上课，英语很快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二母语。学校具有很高的欧式学术水准，太平洋战争期间，处于日本人监督之下，学校还是保持了这个水准。

    除了这所初等和中等合一的学校外，难民们也创办了许多小的成人职业学校。当然，他们从未建立过大学，但据我看，犹太社区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准会办到这一点的。

    六

    对难民来说，可以忍受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形式的娱乐活动。

    虹口有三四家中国人开的电影院，专放美国影片，难民们立即光顾。他们不仅渴望娱乐，还渴望有机会学英语。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影片当然被禁，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老片子还是使人得到相当令人愉快的享受。

    难民中有许多专业演员，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这些人很快就组织了剧团。音乐家创办了管乐队和管弦乐团，几位歌唱家甚至还组建了一个轻歌剧团，上演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小歌剧。

    当然，到处都有咖啡馆和桥牌俱乐部，甚至还有夜总会，其中一个设在虹口最高建筑物之一的屋顶平台上，在酷暑时期是个好去处。然而没有像样的酒吧或街角小酒馆，一直到战后，才有几家开业，以迎合美国大兵的需要。

    在这人紧挨着人，十分拥挤的社区里，必然有大量的家庭娱乐，谈话艺术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由于缺乏食物，女主人通常只提供开水，客人们则自带咖啡（或代用品）、茶叶、糖或糖精。

    难民们到后不久就组建了足球队，几个月后还建立了三区业余足球联合会，每年举办一次联赛，中国和其他外国球队也参加比赛，热情的观众可达数千。流行运动还有拳击、乒乓球，少数人打网球和棒球。

    社区没有公共图书馆，一些有创业精神的难民却搜集了一小批图书，建立了流通图书馆，年轻人——如我个人经历过的那样——把交换连环画搞得十分红火。

    七

    总的来说，与中国人的关系相当好。当然，发生过中国人骂难民的事情。但我深信，这些中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反犹主义的煽动，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对白人进行报复，他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统治下曾不得不忍受耻辱。起初，我们家较宽裕时，雇用了一名中国男仆，一名“阿妈”（保姆），乃至一名干钟点活的黄包车夫，但太平洋战争一开始，这些奢华就完结了。大多数难民从未与上层中国人接触，他们生存的紧迫需要迫使他们平等地与下层的中国人（他们的邻居和顾客）相处。尽管他们与中国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却很少有几个难民真正熟悉他们。尽管许多人确实学会了几句必需的单词和短语，我猜只有不到1％的人学会了正确地讲中文。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学会了如何读写中文。大部分难民在试图掌握英语方面遇到了相当的麻烦，英语在这座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里是更重要的一种语言。与难民相反，很多中国人学会了讲流利的德语。虽然历史上中国人总是融合了入侵者和移民，但这次却是他们极大地吸收了难民的风俗和品质，反过来，难民们却没有那么做。不过，难民社区毕竟只存在了几年，所以我认为根据这点无法改变上述论断。

    马节译自威廉·肖特曼的《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报告》（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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