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丝贝斯·洛温伯格采访录

    史蒂夫·霍赫斯塔德（Steve Hochstadt）

    史蒂夫·霍赫斯塔德（以下简称“史”）：请谈谈你们到上海后的情况。

    莉丝贝斯·洛温伯格（以下简称“莉”）：好的。我们坐了一个月的船，终于到了上海，父亲来接我们[70]。我们看见了海关钟楼、外滩。我还记得当时问母亲：“他就是爸爸吗？”他瘦了许多，我们一下子都认不出他来了。但他确实是父亲，他说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上租了间房子，让我们乘黄包车去。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并将地址告诉了车夫。当时我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将人生地不熟的我们交给这个苦力，他怎能相信这个苦力？可是这个中国人确实将我们送到了那里，父亲随后也赶到了。他为我们租的那间屋子很不错，还有一个阳台。父母住的那间屋子有一凹型小室，放着一张大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安顿下来了。当然，父亲已找到了工作，才能够租下房子。他在虹口的嘉道理学校教书。

    史：教什么？

    莉：历史。母亲和我当然也试图找工作，但这并不容易。来沪之前我曾学过做手套和皮带这一类东西，因此我找到了一份做手套的工作。母亲也有了份替人看护孩子的工作。那是位小女孩，双亲都得工作，因此每天下午我母亲去看护她。在他们家，母亲听说有人想物色一位秘书。我正好会打字和速记，在离开维也纳之前，我学过英语速记这门课程。

    史：英语速记？

    莉：是的。英语速记和德语速记不同。

    史：我母亲也会速记。

    莉：在华懋大楼，我找到份秘书差事，薪酬相当可观，高于一般水平。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

    史：也有别的人申请秘书工作吗？

    莉：不是很多。一个人可凭运气找到工作，但必须凭本事才能保住工作。不幸的是，不久以后老板就死了，他得了伤寒。我也得了伤寒，可我没死。这以后我又拼命地找工作。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转弯处，我找到了一个在收费图书馆的工作。我去应聘，结果成功了。

    史：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莉：这个消息不是打听到的，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我经常去那里，认识了图书馆老板布鲁诺。有一天晚上在静安寺路，我遇见布鲁诺，那时我还没有为他工作。他问我：“你去哪儿？”我回答说：“想去买些杏子，母亲要做水果布丁。”我们就这样彼此开始熟悉起来了。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妨来尝尝嘛。”结果他来了，但没吃到杏子布丁。他来时带着咖啡和粉碎机，他说：“我不论走到哪儿去都要带上自己的咖啡。”你可要知道，当时咖啡是很贵的。我们家没有咖啡，因为我们从不喝咖啡，只喝茶。他和我们住一条弄堂。事实上他只租了一个阳台，供睡觉用。通过相互交谈，我得知为他工作的那个女孩走了，因此我就申请到了这个工作。我们在那儿一直住到1943年2月，直到日本人强迫所有无国籍难民迁往虹口的犹太难民隔离区。搬入隔离区后，我们就结了婚。

    现在我想起了珍珠港事件。在那之前，警察都是印度人、锡克教徒，头上包裹着一块布，因为那是公共租界，警察和所有一切实际上都是英国人的。终于有一天战争爆发了，英国人跑了，来了日本人。锡克人和周围所有一切换成了日本警察，日本人和德国人联盟后，形势又开始有点严峻起来。我们再一次陷入了曾逃离出来的敌占区。一天晚上，有位日本顾客来买了许多书，我们的图书馆不仅可以借书，而且还是个正规的书店。我们有英语书和德语书，日本人非常喜欢看德语书。我记得他买的全是德语书。他在书库中翻到了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并向布鲁诺，“你怎么会有这类书？”他接着又说，“不过它确实是一本历史性著作。我不该在书店里问这种问题。”他买下了这本书。他又说：“这是个安全的地方，其他人不会看见我买这本书。”他还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让布鲁诺一块儿送到他家去。布鲁诺以为大祸临头了，不是立刻进监狱就是重进集中营。当他将书送至那个日本人家时，日本人对儿子说：“这本书（《共产党宣言》）不是你看的，”并解释了书中内容和书中的激进观点。一切平安无事，布鲁诺活着回来了。布鲁诺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71]待过一年多，他姐姐替他弄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他才设法逃离。他是在德国被捕的，对士兵、警察，或一切类似的东西，总有一种恐惧感。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他怕日本人看到《共产党宣言》后会把他送往集中营。

    史：他从哪儿来？

    莉：柏林。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和母亲搬到一个专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难民开设的招待所，因为我父亲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你知道，房子里有抽水马桶和淋浴设备就算是豪华的。弄堂内的房子一般没有抽水马桶。

    史：你和母亲住，那父亲到哪儿去了呢？

    莉：哦，我忘了说。1942年2月父亲去世了。当时，犹太难民可去的医院只有华德路（今长阳路）上那一家。上海肯定还有许多医院，但没有人付得起钱。父亲死于肺癌。1943年2月以后，布鲁诺跟我们一起搬入隔离区，并在华德路开了家书店，不是在监狱正对面，而是在离监狱三条马路的地方。

    他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书搬入新开张的书店，并住在店后。这是幢大房子，是我找到的。可惜你没亲眼看过。屋前有个花园，还有个内庭院。左右两边各是一间大房子，中间走道厅很大，书店就要安置在这个大空间之内。后面有许多房间，共三层高，住着多户人家。我们结婚后，在内庭院的右面租了间有卫生设备的大屋子。

    史：能否谈谈婚礼？想必很不寻常吧。

    莉：没什么不寻常。我们是按世俗方式结的婚。当时上海的世俗方式结婚就是请一位律师，在公开场合，如饭店门口，大张旗鼓庆贺，是一桩公开的事情，没什么可隐瞒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是见证人。就这样，我们在舟山路的一家饭店结了婚。饭店很漂亮，饭菜也很好吃。我们那张中国结婚证书上有花鸟图案，这些图形象征健康、好运、发财，我不懂这些，你可能知道。在所有的结婚证书中，中文字看上去最可爱最漂亮。其他语种则显得简单、单调。后来，我们在其他地方又开了书店，生意不错，日子也过得很好。后来战争结束，美国人来了，生意兴隆起来，其他一切也变了。

    史：我能问有关书店的问题吗？

    莉：可以。

    史：人们借书要付钱吗？

    莉：是的。

    史：这样开支就够了……

    莉：是的。按当时的标准，我们俩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可以买咖啡和糖。由于战时上海被封锁，各种供应奇缺，人们也没什么钱用于娱乐消遣，那么人们干点什么呢？阅读。这就成了人们唯一可做的消遣，我们也因此为生。我们在战时的生活水平略高于一般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干黑市买卖，赚很多钱。我们并不算富裕，只是比一般人好，当然不能与干黑市买卖的相比。

    别以为战时大多数人都待在家里，其实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跑出来谋生路，做裁缝，开杂货铺，当电工，修自行车等，尽其所能。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其实，每一个逃出来的人都没有钱。只有极个别人在逃出德国时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带了点钱。但90％的人一无所有。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每一个人都从同一起点、同一水平开始，根本不可能吃老本。例如，我们在维也纳的有钱朋友来到此地后也是人地生疏，一筹莫展。其他人也是白手起家，顺应事变，苦渡难关。这样不论男女，大家都很快成熟起来。大家都在同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然而人们的能量令人吃惊。后来我们迁入在淞沪战争中被炸成一片废墟的“隔都”[72]，你简直难以相信在短时间内那里会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因为大多数人有能力，有事业心，他们充分发挥潜力，重整房屋，开设小型商店、餐馆、酒吧。有许多妇女、女孩子在酒吧工作。人们常说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会跟顾客上床，等等。我不认识在酒吧工作的人，自己也未曾在那里工作过，因此不知是否属实，只听人们这样说。但是确实有一种比妇女去找工作更容易的事情。当这样做成了养家糊口的唯一办法时，有的妇女只好如此。我想有一件事应说一下。我结婚时须经合屋先生的特别批准，他是无国籍难民事务局的日本官员，负责签发犹太人离开隔离区的通行证，所有走出隔离区的犹太人都要站在那儿等几小时。我结婚要改姓名，也须得到批准。我所办理的文件得到了合屋的签名，我想我已把它送给某个博物馆了。我改姓名的事很顺利，没费什么周折。

    史：那时您姓什么？

    莉：我结婚以前姓爱泼斯坦，婚后改姓洛温伯格，很滑稽，不是吗？布鲁诺必须到“隔都”以外的地方去买书。只有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才能采购到好一点的书，因为“隔都”内实在无货供应。他只能经常去领通行证，有效期仅一个月，每次都得同合屋打交道。布鲁诺实际上完全处于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但合屋从未拿他怎么样，这得益于布鲁诺身材矮。合屋身材矮小，因而他最恨长得高的人，往往跟他们过不去，叫他们在他面前跪下，而对矮的人却比较友好。布鲁诺常常提心吊胆。刚结婚时，他总梦见自己在集中营里，半夜尖叫着惊醒。到达美国以后，他才恢复正常。当他第一次遇到美国警察向他走来并说“你好！”时，他简直难以相信不必害怕警察了。美国治好了他的创伤。

    史：我还能问一些有关买书的问题吗？你们是在你们的那个图书馆收购书吗？他就是在那里向其他人收购旧书吗？

    莉：是的。很奇怪，有许多人逃离德国时带着书，布鲁诺就是从那些带着大量书的人手中收购来的。以后他又从中国图书商手中订购书。

    从中国人手中买到的书大都是非法翻印的，因此人们能得到最新出版，但还不曾进口的书籍。这些盗版书数量不大，销路很好。后来美国人轰炸上海，毁坏了“隔都”的一角。我们住的房子四周尸体遍地，墙上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夜间，如果遇到轰炸，那声音就使人觉得整幢房子要倒塌了，玻璃和所有一切似乎都掉下来了。房子虽然丝毫未损，但声音很恐怖。记得有一次，我站在窗前看到空中飞过的炸弹，别人说看见炸弹飞反而好，因为炸到你的炸弹你往往看不见，它们就在你头顶上。还记得那个监狱吗？人们说那是“隔都”唯一安全、防弹的建筑。许多人听到空袭警报后马上跑到监狱那儿，当然那里无任何掩体或类似的防空洞。上海的房子都没有地下室，好像直接建造在水面上，没有基础。另外还实行灯火管制，电灯只准在某段时间使用。实际上煤的供应已中断，而发电要靠煤。我记得晚间开灯只能从7点到9点。当然我们有小油灯等各种代用品。这也很正常，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在战争时期都会有空袭，因而也有灯火管制。突然在一天晚上，人们纷纷传说战争结束了。几乎在同时，人们的反应是开灯，取下遮光布。我们住的那条华德路上，每个人都为摆脱黑暗重获自由而欢欣鼓舞。第二天传闻说，战争已结束两天了，而日本人要惩罚我们。本来，外国移民和无国籍难民在空袭期间表现出色，在街上开设急救站帮助中国人、日本人和所有伤员。但现在由于我们开了灯，所以要受罚。好在只罚了一天，第三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可以开灯了，美国士兵和水手进来了。

    史：就在第三天吗？

    韩建军节译自史蒂夫·霍赫斯塔德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口述历史项目：莉丝贝斯·洛温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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