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
在公共租界的海伦家里参加了一个极愉快的除夕聚会。我们总共是7对,每人带来了他们最心爱的唱片,跳舞至天亮。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1945年!战争就要结束了”晨6时半,海伦的母亲起身了——想来我们大声喧闹使她没有好睡——她为我们炸了一大堆金黄色的面包片(法式吐司)。吐司里松外脆,十分可口。吃过早餐后,杰塞斯、里瓦、杰基(一个可爱的犹太男孩)和我决定回家。我们走到哈同路时,治安队吹着警笛,把我们赶到路边。戒严了!不过没有日本兵在场,过路行人很稀疏,我们就依偎在哈同花园[74]外围的红砖墙上闲谈。我讲给朋友们听,我母亲小时候曾和一批同学一起去过哈同花园,里面有盖着弯曲的中式屋顶的楼宇、佛殿、假山和拱形桥,仆人无声地走来走去,和尚身着飘逸的长袍在园中踱步,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被引导到哈同家里,哈同夫人穿着朴素的中式服装招待她们,吩咐下人替他们“看茶”。
杰基对叙述哈同家慷慨大方的这番话发出讪笑,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有过一段完全不同的经历。他与哈同的一个螟岭子是同学。小哈同邀请他和他弟弟去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明确提出他盼望得到一架柯达方镜箱照相机作为礼物。后来兄弟俩带了小哈同想要的礼物来到公馆,仆人领他们去见小哈同,然而那里没有其他来宾,没有东西招待,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小哈同则自顾自地急忙打开照相机的包装。两位客人觉得十分荒谬可笑,就回家去了。
上海人对欧司·哈同相当熟悉,他是伊拉克犹太人,1873年来到上海,最初在沙逊公司的河滨堆栈(仓库)当看守人。哈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青年,很快就熟悉了仓储和会计等业务,他与中国人相处融洽,学会了上海方言,在洋行里迅速升迁,不过他认为自己薪水不足。
当时上海的发展惊人之快,外国资本源源流入,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沙逊公司大班劝他“投入这场赌博”,用相当低的代价买下未开发土地,哈同很乖巧地听了上司的话,逐渐买下一小块一小块的地皮,日积月累,取得了连片的地产,获得租金后进行再投资,最终离开沙逊公司,转而从事大规模的地产投机生意,成为上海最富有的财主之一,一个英国记者称他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有钱的人”。
“你知道哈同是怎样遇到他的妻子的吗?”杰基问,“他们说她是个女裁缝,替人改改衣服和缝缝补补,哈同看见她从街上走过,因为有些衣服急需缝补,就从窗口叫住了她。那时哈同很穷,住在弄堂里。”
“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欧亚混血儿。”我大胆地说了。但杰基言辞激烈地否认了这一点。[75]
“不!她是中国人。他们是在英国领事馆结婚的。哈同声称他们也举行了犹太宗教仪式,不过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相信这事。尽管她给自己取名‘丽莎’,但她始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是啊,”我肯定了他的说法,“我爸爸曾告诉我,丽莎·哈同完全受到住在哈同花园里的一个和尚的影响。”[76]
哈同夫妇没有子嗣,他们收养了11个小孩——有些是欧洲裔小孩,有些是欧亚混血儿小孩——并收留了100多个中国养子和养女。为了觅到“外国”儿童,哈同派人到中国各地的城市中去,嘱咐他们优先寻找犹太裔小孩。关于这件事,流言蜚语比比皆是,如说哈同夫妇喜欢金发小孩,一些被派去寻觅儿童的人不顾信誉,把他们找到的小孩的头发染成金色,然后带回上海!
哈同的“犹太”孩子在家里吃中国食品,也可以穿中装,但在外面总是穿西装,他们都上外国学校。次子腓力1939年死去时年仅19岁,按照严格的犹太教礼仪葬在犹太公墓里。哈同的中国孩子正相反,他们都遵循中国的习俗和礼教,在哈同产业内特地为他们建造的中国学校读书。杰基知道一些关于哈同的“犹太”儿子的事,说他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兄弟之情,倒是一些女孩还算亲近。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哈同的子女乘坐式样古旧的栗色“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来校上课的情景。汽车装有擦得锃光闪亮的黄铜饰物,车厢在司机座位后面,司机就像马车夫那样露天坐着,身边坐着开门人,天下雨时,就把一个帐篷撑在两人的头顶上。开门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到达目的地后跳下车来,让孩子们下车。
哈同对犹太人的事业很少关心。穷亲戚从中东来时,他唯一的帮助是买三等舱船票让他们回家!20世纪20年代中,为了帮助一小批从俄国去巴勒斯坦途经上海而陷于穷困潦倒、动弹不得的犹太复国运动成员,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社团劝我父亲去找哈同。父亲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去拜访。他惊奇地发现,尽管哈同拥有巨额财富,但他的写字间里没有火炉取暖,没有地毯,没有窗帘,墙壁粉刷成白色,父亲好像进入了和尚苦修的房间。当时天寒下雨,父亲穿着单薄的外衣直打哆嗦,身材敦实的哈同无精打采地坐在未上釉的木制书桌后,他身穿一件厚实的中式棉袍,两手抄在宽大的衣袖里。哈同毫无表情地默默听完父亲陈述,明确回答“不能”。爸爸讨厌募捐资金,而且性情急躁,可以想象当时他所遭受的挫折、愤怒和屈辱,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同意去寻求哈同“帮忙”了。
然而在1927年,哈同确实为塞法迪犹太人社团建造了一座会堂——阿哈龙会堂[77]。这座被赞誉为“建筑的瑰宝”的大厦是一种棱角和曲线的和谐结合。母亲在乔治六世加冕时带我去看了它的灯彩。一次,阿哈龙会堂委员会在财政上有了问题不能支付维修账单,请求哈同帮助,他干巴巴地回答:“要是你们无力照管这座建筑物,那么把它还给我吧。”
这座外形优美的新会堂从未在公众中赢得巨大的声望,部分原因是由于哈同的态度,也因为许多教徒已习惯于在他们常去的老教堂里与朋友见面。这种相当冷落的局面在1941年发生了变化,300名从立陶宛到达上海的宗教难民在会堂的办公室和其他房间里得到了住宿和学习的场所——这一用途是哈同(此时他已长眠地下多年)永远也不可预见到的[78]。
1927年,即哈同建造阿哈龙会堂的这一年,令上海人惊奇的是,哈同为英国守备军第一分队免费提供食宿,直至他们做好永久性的安排。此举可能是出于外交目的,哈同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任职的为数极少的上海人之一。
哈同夫人罗迦陵对他有强烈的影响,在罗迦陵的劝说下,哈同资助了几所学校,并开办了一所既教古文经典又教现代科学的学院。他捐资成立了老人协会和文学社的组织,他是唯一付款的会员。早在1920年10月,中国政府为了感谢他在上海地区为500名中国儿童建立寄宿学校而授予他二等嘉禾章。同时,他的夫人也被授予三等一级慈惠章。授勋仪式在哈同花园举行,上海督军府的军乐队演奏了乐曲。
当饥荒袭击中国大地夺去大批人的生命时(不幸这是定期发生的现象),哈同向几百万人捐款赈灾。1924年,中国政府授予他一等大绶嘉禾章。后来他又成为获得一级饰带戴事勋章的第一位外国人。
尽管功绩显赫,哈同仍对他往昔锱铢必较地收取房租着魔。他依旧亲自探访中国房客,确认他们已经按期交了房租。这一特性使他树敌甚多,以致他身边总要有个保镖陪伴。
“哈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人物,”杰基说,“他的写字间如此简陋,但他却在北京买下原属中国将军的豪华府第,共有200间房间,里面摆满了贵重的家具和古董。哈同说他到北京办理政务需要一个合适的公馆。”[79]
父亲曾经告诉我,哈同已开始实行一个惊人的计划,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经全部译成中文,他雇用了一个年轻的佛学家,就住在哈同花园内。古兰经由一个穆斯林专家翻译,3年以后出版了3卷,每卷印了2万册,免费分发各教育机构,包括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由于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此项目就中断了。
杰基告诉我们1931年他11岁时他叔父带他去参加哈同葬礼的情况。罗迦陵称哈同曾嘱咐,他去世时举行佛教和犹太教两种宗教仪式。杰基永远不会忘记公众瞻仰时令人生畏的场景,哈同遗体的四周几千支线香闪闪发光,他收养的子女叩头后,送葬行列行进到哈同花园的下葬地点,一支乐队演奏传统的中国音乐,另一支乐队接着演奏军队进行曲。冗长的佛教仪式结束后,又举行了犹太教仪式,哈同的犹太籍长子朗诵了卡迪什——哀悼死者的犹太教祈祷文。
“你们想得到吗?”杰基笑着说,“赫夫拉·卡迪沙(犹太丧葬协会)主席后来愤怒地宣称他受骗了,以为只举行犹太教仪式。结果他提出了辞呈,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哈同把他的财富留给了罗迦陵,其他亲属企图染指而发生争斗,诉讼一直拖到3年前罗迦陵死去时告终,她患病和失明多年后于1941年去世,享年78岁。
路障移走后,我们择路乘有轨电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的菲律宾邻居高兴地告诉我们,她从有短波收音机的朋友们那里听到美军在她祖国最大的岛屿吕宋登陆的消息,西德尼(他能接触到不公开的消息)特地跑来告诉我们缅甸公路[80]已经重新开放了。看来战争将在今年结束。1945年愉快!
1945年3月
星期四晚我和父母一起到犹太俱乐部去。俱乐部位于法租界,1932年成立,作为联合不同派别的在沪犹太难民的媒介,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犹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加紧迫害犹太人时,俱乐部里成立了犹太人保卫同盟。父亲是犹太俱乐部文化委员会的秘书,我的朋友珍妮的父亲鲍里斯·托帕斯是犹太复国运动卡迪马组织[81]的创始人和主席,他被关入虹口巡捕房拘留所前总是在俱乐部内召开会议。
俱乐部每周四有文化之夜活动,这是埃尔哈卡社——俄文文学艺术圈的字母缩写——组织的。这个团体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创造性表现手法的人——其中包括我父亲——在12年前建立的,目的是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挥才能。倡导人希望俱乐部予以支持,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每周四晚上俱乐部向埃尔哈卡社开放,尽管埃尔哈卡社的某些成员并非俱乐部会员,甚至不是犹太人。为了报答俱乐部的慷慨大方,埃尔哈卡社就利用空余时间帮助布置会场餐厅,进行音乐和戏剧小品演出,帮助组建俱乐部图书馆。这种合作相当成功和活跃,吸引了一批最优秀的专业人员,他们无偿演出各种剧目。
父亲曾写了一首《埃尔哈卡赞歌》,被配上高亢激昂的乐曲。不论是欧洲的纳粹还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埃尔哈卡社的理想受挫。
我们坐在为埃尔哈卡社保留的长桌旁,许多人围着我们,向我的父母问候,并对我这样一位年轻一代成员的到来表示祝贺,我感到很害羞。拨给埃尔哈卡社使用的房间呈长方形,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悬挂着巨大的幕帘使人感到协调和谐,这真是日本军装与刺刀间的一片绿洲。文娱表演在进行,父亲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俄语诗。表演结束,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谈,品尝热腾腾的柠檬茶。谈话又转向这些日子的老题目:战事的发展。看来盟军一直在欧洲推进,占领了德国科隆。日军也在败退,美国空军正在狂炸东京。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马上结束啊!
1945年4月
我跟随一批精神病科学生去疯人院,听医生讲解病例。有一对孪生姊妹,医生说她们是曾畏罪潜逃的美国罪犯杰克·里利的女儿。里利靠经营酒吧、夜总会、餐馆和吃角子老虎机致富,后因赌窟案件被捕,又逃入日本控制区,最后被捉拿归案。里利有两家酒吧开在声名狼藉的“血巷”(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条紧靠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长110码的小街被记者称为“罪恶中心”,每当华灯初上时就成了花天酒地的世界。如果有外国轮船泊港,酒吧就顾客盈门,通宵营业到黎明。
血巷聚集着各种国籍的妓女。一次,母亲提到两个在那里营生的犹太妓女:“一个高身材,瘦个子,酱红色头发,外号‘莉莎·蚊子’,常与水手厮混,另一个又胖又大,外号‘哈娃·公牛’。两人相处得很不好,不过她们还算是好犹太人,向社团捐款,救助孤儿。”
回到家中,家人神情沮丧,我焦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啦?”
“难道你没有听到那可怕的消息吗?”母亲答道,“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我觉得受到了重击,坐倒在沙发中。我从未看到过勇敢大胆的母亲这样嗒然若丧。尽管我们抱怨盟国未尽最大力量营救犹太人使之免于落入纳粹魔爪,但仍尊敬睿智、大胆、诚实的美国总统,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使我们感受到保护。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好像被完全遗弃了。
几年来,日本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肆诽谤,说他“权欲熏心”,并散布纳粹造的谣言,说他是一个名叫“范·罗斯福”的荷兰犹太人。日本对罗斯福的憎恨可追溯到1937年10月5日这位美国总统发表后来称之为著名的《隔离演说》的那次讲演。当时日军正迫近南京,罗斯福愤怒地抨击了“国际不法行为”的发生,提议把传播瘟疫的国家隔离起来。他虽未点日本的名,但全世界都知道他的话锋所指,当时日本电台就攻击罗斯福“背叛美国人民”和他的“犹太血缘”,现在纳粹和日本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该多高兴啊!
4月份重大事件层出不穷!格列布告诉我白俄社团起了骚动。红军在向德国迫进,上海的白俄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地位了。他们对自己同胞的勇敢和取得的胜利有一种从内心自然流露的自豪感,有些人甚至考虑有一天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有几个人把沙皇及其家人的相片从墙上取了下来。其他白俄则认为这类行为是背叛,仍公开支持纳粹,宁可选择除共产党胜利以外的任何结果。在上海这个地方政治热情经常激化到沸腾的程度。观点对立进而摩擦,导致冲突甚至暴力。许多人预期战争结束时将被遣返,这看来是不会发生的,但他们的愿望值得同情,人们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看到故土大地的自然风光——尤其是这些俄国人阔别已久、深切思念的白桦树、浆果和蘑菇。甚至从未到过俄罗斯的我,在父亲朗读俄国作家描写的章节片断时也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思乡之情。加之上海的俄国移民实际上从未飞黄腾达,在日本占领下他们的境遇更是糟糕。
绝大部分不肯妥协的反苏俄侨经常光顾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圣尼古拉教堂。这不奇怪,教堂外墙上巨大的大理石牌上用俄、法、英文书写着:“纪念殉难的尼古拉二世皇帝及其可敬的家属。”
圣尼古拉教堂富丽华贵,美不胜收,洋葱头状的圆顶,珍贵的神像,墙上交叉缠结的花纹,不知俄国人社团在1932年是怎样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完成这一辉煌的建筑的?格列布在俄国复活节带我去那里看做弥撒的情景,他说这是体验一种文化的机会,对此我同意。唱诗班的歌咏如同听到天使的声音,男童女童互相亲吻双颊,互道:“基督复活!”我觉得很激动。一个犹太女孩处于这样的氛围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涌上心头,但能欣赏大量的艺术品与和谐的乐声,即使有不自在感也是相当值得的。
罗斯福逝世前一周,消息传来苏联政府将不再续订与日本的中立条约[82],在白俄社团中犹似爆炸了一颗炸弹,引起了对这一历史性行动的后果的热烈辩论。万一日本战败将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时局十分紧张,俄国人也十分紧张,他们内部在进行争论。
1945年5月
所有的房主都接到命令,必须在自己的房屋前挖防空洞。高低不平、年久失修的人行道已是满布洞孔,现在又进一步遭到破坏,增加了出事的危险。一旦遭到美国B—29型超级空中堡垒飞机的轰炸,这些防空洞能顶什么用?战争接近尾声,上海的紧张气氛加剧了。我们希望盟国获胜,但不知道能否活着看到。白俄害怕苏联报复,惶惶不安。但总的说来,上海人怀着巨大的希望等待着大战的结束和日本的失败。
今晨,在我父母和姊妹出去后,我也准备离家去震旦大学上课,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我抓起书本冲到楼梯间里。炸弹呼啸着加速向地面坠落爆炸,发出巨响,爆炸震撼着墙壁,窗帘猛烈地摇晃着,我坚定地温习起功课来……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响起了全面解除空袭的警报声,我收拾起书和笔记本,把它们叠放在自行车后的铁网架上。天气暖洋洋的,树上绽出了春天的嫩芽,麻雀在自由自在地振翅飞跃。生的喜悦蓦地充满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向大学驶去。
我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遇到红灯停了下来,一眼瞥见我熟悉的俄国姑娘莉迪娅。她比我大3岁,高而苗条,长得很好看,只是嘴小了些,秋冬季节总是穿着金钱豹皮做的大衣。一次我要归还她我借阅的书籍,偶然路过她家就顺便进去了。莉迪娅和她母亲一同住,房间里塞满了家具杂物,墙上挂着一帧骑在马上的俄国军官的巨幅油画。莉迪娅指着画自豪地对我说:“这位将军是我的父亲。”她母亲始终漠无表情。我对自己作为不速之客颇为窘迫,此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两个穿便服的日本人,我咕哝了几句就告辞走了。我琢磨莉迪娅会不会是间谍,从此我就避开她,不过心中很内疚,因为她总是那么热情友好。后来我发现她是个应召女郎,这是我从未想到的,战争期间一些穷得无以为生的俄国女人成了娼妓。绿灯亮起时我继续骑车前行。
在班上,学生们都觉得不能专心致志,这是显而易见的。战事接连不断地迅速发展,周围有一种热切盼望的气氛。5月7日,德国屈服了,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日本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在单独作战,对抗着占明显优势的力量。听说日本国内在谈论,如果这一灾难——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是灾难——真的发生了,就用竹子削成的长矛抵抗美军入侵。这可能是真的吗?
吃晚饭时,母亲告诉我们,她碰到一个熟人马克斯·谢德林。此人是德国难民,原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后被日本人征用,强迫搬入隔离区。马克斯还算幸运,他的虹口分店正好在日本人指定的难民居住区内,总算没有全军覆灭。不过,现在人们只买生活必需品,店里几乎一点生意也没有。马克斯偶尔搞到一张当天出入的通行证,到外面去做些生意。他说申请当天出入通行证比接触签发每月出入许可证的、残酷成性的合屋先生更可怕,签发当天通行证的日本人是那个面带笑容的“愉快”的大仓先生,出于除他外无人知道的理由,他常横蛮地把申请者送到可能传染伤寒的牢房里去关几天!传染上这种病意味着几乎必死无疑。马克斯未有这可怕的经历,也许是因为他的顾客之一是一位名叫艾哈德的德国人,他住国际饭店(一些重要的纳粹分子在那里住宿)。马克斯在公共租界开店时,艾哈德总是在他那儿定做衬衫。日本人发布“通告”后不久,这个德国人出主意要他常打电话接受衬衫定货。马克斯保存着艾哈德的尺寸,加工他的定货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斯与中国朋友有联系,可买到剩货——他们信任他,赊账卖给他商品,从来不要借据,对他很善良,公平交易。他非常喜欢中国人。近来,艾哈德要马克斯把难民家庭准备卖掉的黄金和贵重的珠宝带出来给他,马克斯靠这些途径赚来的钱才使家人不致饿死。马克斯知道艾哈德也与其他犹太人做生意,因此他们也能离开隔离区,挣一些钱使家人活下去。[83]
这次马克斯告诉母亲一件惊人的事情。几星期前,他坐在自己的男子服饰用品店里——店名气派十足地叫作“王家”——无所事事地与几个朋友玩牌,因为店里既无商品也无顾客。突然,他看到臭名昭著的合屋带着一个小孩走进来,一见这个令人憎恨的日本人,马克斯就感到浑身上下布满了压抑不住的怒火,迎上前去大声叫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的货架都是空的吗?我没有货物,一点也没有!不管怎样我也不卖东西给日本佬。”
合屋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可能是因为当着他孩子的面,把他的狂暴性情强行压了下去,说了一句:“明天到我办公室来。”
合屋离去了,马克斯的朋友们已吓得愣住了,转过身来怪他:“你疯了吗?他会杀了你的!”
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在隔离区传开了,马克斯被看成一个将死的人。次日,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来到合屋的办事处。合屋没有提前一天发生的事,问了几个一般的问题,接着蓦地从办公桌后冲过来,残忍地打他耳光,揍他。合屋最后住手时,马克斯正面逼视着他的双眼说:“合屋先生,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84]
马克斯告诉我母亲,他在这一时刻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躺在地板上等待再换一顿打,但合屋回到了他的座位上,挥挥手让他离开。
我们就这一事件在餐桌上进行了讨论,对这个日本人出乎意料的做法议论纷纷,确信战争真的快要结束了。因为否则的话,合屋肯定是会把那个德国难民杀了的。
1945年6月
几天前父亲访问了虹口隔离区,采访德文日报《黄色邮报》发行人施托费尔博士。施托费尔博士是心理学家,曾在维也纳学习,师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1938年纳粹兼并奥地利后,弗洛伊德离奥赴英,施托费尔也意欲前往英国,但未成功,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唯一可能的另一避难港上海来。
除《黄色邮报》外,隔离区内还有两家日报,《上海回声报》[85]和《八点钟晚报》。施托费尔博士又拿出用德、英、波兰、俄和意第绪文出版的周刊和月刊给父亲看。有些出版物是多语种的,如《波兰回声》和《意第绪年鉴》是用意第绪、英、俄和德文出版的。几种专业性的出版物收入了用中文写的文章和评论。
今天,父亲坐在餐厅里整理记录时,我把他从虹口带回来的报纸样张从头至尾翻了个遍。我们谈到,尽管受到日本人限制,犹太难民前途莫测,几乎完全缺乏资金,他们仍从事着杰出的文化活动,父亲说,这反映了犹太人的理想主义、勇气和永不泯灭的希望。
突然,警报的尖啸声划破了长空,伴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一定是美国飞机在未觉察的情况下进入了上海。我们的房屋在颤抖,书籍从架子上翻落到地下,玻璃窗当啷一声碎裂了。恰巧母亲和姐姐都在家,这样就不用焦虑不安,彼此为家人的安危担心了。解除空袭警报声刚停下来电话铃声就响了。编辑部来电通知父亲,炸弹落到了虹口隔离区。[86]
“主呀!”父亲惊呼,“难道这些悲惨的人受的苦还不够吗?”他推开茶杯说,“我必须走了,也许能做点什么事帮助他们一下。”
“小心啊!”母亲大声说,“别与那些日本人多啰唆!”父亲一言不答,骑上自行车出去了,母亲、姐姐和我留在家里紧张地等他归来。
我们没事干就听收音机。如同往常那样,日本人声称他们击毁了几架“企图杀死和恐吓平民的”美国飞机。几小时后父亲回来了,脸色阴郁憔悴。我们几乎不敢问他,过了一会他低声咕哝道:“情况很糟,糟透了。好几十个难民被炸死了,几百人受伤,无家可归。许多中国人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深夜,我的朋友马克斯从虹口打电话来。
“我很好,”他要我放心,“别担心,空袭很吓人,但是没有出现恐慌现象,急救站立刻设立起来了,难民中的医生立即照料伤员,不分犹太人还是中国人,对乞丐也一视同仁!”
马克斯描述了犹太难民是如何把最后剩下的一些台布和床单撕开做绷带的,中国人是如何在瓦砾堆中来来往往帮助抬伤员的,他们还把帆布床、垫子、水桶之类重物运送到急救站去。
“现在我们都是兄弟了!”马克斯洋溢着青春热情大声说道。
当我把马克斯的话复述给家人听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真好啊!”他重复说了好几遍,“希特勒没能摧毁犹太人的精神,几个世纪的压制也扼杀不了中国人天生的美德!”
后来父亲透露给我们一个使他担忧了很长时期的秘密:日本军方在隔离区对面的街上集中堆放了上海数量最大的军火和汽油储备。[87]
次日清早,我父母的朋友杰克从隔离区与他们联系,空袭时他被玻璃碎片割伤,流了大量的血,幸好只是表面皮肉受伤,他还看到两个中国人被倒塌的楼房压死的可怕情景。杰克跟马克斯一样,为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亲密合作感动不已。
“你知道虹口的中国人是多么贫穷?”他说:“但他们仍拿了食物甚至还有钱到急救站去,他们对受到不分种族的医疗救护充满感激之情。”
晚上西德尼来我们家,与我们分享他从短波中听到的最新消息,美国飞机在日本11个城市里撒下了几千张传单,美国人说,除非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否则它将遭到史无前例的轰炸。英国方面也报道了日本人民受到当局的警告:接触传单的人手会烂掉,看传单的人眼睛会瞎掉!
今天的英文报纸中有一份转载了日本《每日新闻》登载的声明,表明日本战斗到最后的决心,并重弹“美国人民士气低落”“反战情绪”“美军伤亡人数增加”等老调表示对“敌方的和平提议”不予理睬。
1945年8月7日
是今年夏天比去年热还是战争侵蚀了我们的耐心?电力不足,电风扇一直不会动,叶片上积满了滑腻腻的污垢,蚊子和苍蝇折磨着我们,深受欢迎的“弗利特”杀虫剂在市场上也久已不见了。
今晨各报转载了东京《每日新闻》的惊人电文:8月6日晨8时刚过,一群B-29型飞机在广岛投下炸弹,大批房屋被毁,“敌方投掷了系在降落伞上的新型炸弹,爆炸力不能等闲视之。详情仍在调查中”云云。日本陆相阿南睦大将估计损失“相当大”。在上海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广岛熔化了。”
晚上电台播出俄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的消息,以往言语流利、信心十足的播音员,此时的声调也颤抖了。
1945年8月10日
另一颗新型炸弹爆炸了,这次是在长崎。电台声称损失没有广岛大。尽管日本贬低第一颗新型炸弹的威力,对它遭受的沉重打击仍不免会有所流露。我们处于长期盼望的盟国全面胜利的边缘了!
1945年8月11日
电话铃响了,父亲的朋友伏洛佳高兴地对我喊道:“和平了!和平了!”
其他电话接踵而来。人们极度兴奋,讲话也不连贯了。杰克从虹口隔离区来我们家,告诉我们最新消息:犹太难民把各种各样的隔离区标志都扯了下来,日本兵没有干扰。入夜,姐姐和我将灯火管制使用的严实的窗帘拉开,多年来第一次看到邻家的窗户灯光齐明,我们激动地尖叫起来。人们打破了宵禁,在街上大声说话(珍珠港事变以来我们不是一直在逆来顺受地小声说话吗?),他们的香烟头像萤火虫般地飘游浮动——夜幕降临后户外抽烟本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禁止。母亲开了两听准备重大喜庆时用的菠萝,父亲稍带克制,他着重指出还没有公开宣布官方的和平宣言。我们生气地指责他这种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父亲承认,由于盟军明显的军事优势,抱有希望确实是有根据的。交谈时,我们的菲律宾房客前来告诉我们,盟军的广播电台正不断敦促日军在未被全部歼灭前投降。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局势肯定是极端危急的,但在我们最初的狂喜过去后,怀疑和不肯定的感觉又一次包围了我们。深夜,当地电台报道日本人逮捕了6名苏联公民,没有说明理由。
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日本人全面失败的话,他们是否会向无依无靠的平民进行报复?上海人会不会被扼杀在最后一次突发的暴力事件中?
1945年8月12日
今晨报上刊出了陆相阿南睦的宣言,称“苏联终于以武力进攻帝国了,它要征服和控制大东亚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这一现实,我们不再浪费言辞。唯有顽强地把圣战进行到底。我们坚信,虽然这可能意味着嚼草根,吃泥土,但决心战斗肯定能得到摆脱绝境的出路……”
暑气逼人,热浪穿墙入室,使人变得迟钝。
“嚼草根,吃泥土……”这些话缠绕着我的心。我试图阅读一本儿童畅销读物——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是不能集中注意力。日本会接受失败吗?他们该不会战斗至死以慰战死军人的灵魂吧?人人都说下一个新式炸弹将投掷在东京。
日本宪兵在虹口巡捕房拘留所外架起的巨大篝火堆里烧毁文件,也许是要毁掉他们实施恐怖政策的证据吧。西德尼来电告知他看到穿着平纹卡其制服的宪兵乘军用卡车离去,他们把所有的宪兵队标记都拿掉了。
1945年8月16日
上海人在静静地听着前一天日本天皇在东京发表的讲话。NHK(日本国家无线电广播台)宣布“天皇陛下”将“向日本人民宣读他的敕令”。在奏完《君之代》(日本国歌)后,天皇的“良好忠诚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了鹤(皇室的象征)声。旨谕十分明确——最高层承认日本战败。
上海所有的电台都重播了天皇讲话的录音,在我听来这篇讲话是用高音而单调的语言宣读的,接着播出正式的英语译文,与通常急促和听不清楚的语言相反,英译语法正确,用词优美,我不知道敕令是否也用中文广播了。
姐姐和我听完新闻后激动地穿上我们最喜爱的镶着雅致花边的红衣服,来到霞飞路,大街上挤满了欣喜若狂、纵情欢闹的人们,陌生人之间相视而笑,握手拥抱,笑逐颜开。胜利属于盟国!上海光复了!
途中遇见格列布和他的朋友,他们讲述了一小时前他们目睹公开宣读天皇敕令的情景。一个骑在蒙古马上的军官厉声发出命令,日本军人匍匐在灼热的柏油路上纹丝不动,军官摊开一卷纸轴,用粗暴而不自然的声调朗读了敕令,他就像一个具有语言功能的木头人。
今晚,街灯大放光明,焰火噼啪作响,经历了多年恐怖和前途不明的日子后,上海人在庆祝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和平到来!
1945年9月2日
今天,在停泊于东京港湾外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和日本皇军总参谋长梅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美国国旗在美国使馆升起——这正是恶名昭彰的偷袭珍珠港的那天在美国国会顶上飘扬的同一面旗帜!
美军已进驻东京,日本市民在仔细阅读警方公布的有关对待美军的行为的指示。
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邓新裕、衍庆节译自瑞娜·克拉斯诺《始终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1992)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