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忆上海-闯荡上海纪实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弗兰克·塞莱格[88](Frank Theyleg)

    一

    中国人很快形成了对我们这批新“外国人”的看法,他们感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与以前他们所看到的外国人不同,后者均是成功者亦即富人,而我们则是失败者。他们知道犹太教是一种宗教,于是我们就被称作“犹太人”,后来还加上“瘪三”这样的称号。

    我父亲开的店在法租界,生意不错,雇了一名会两种语言的年轻中国人当助手,这样我便可以去找工作,并在虹口租了一间房间,独自居住。我当上了公共汽车公司夜班加润滑油的领班,公司是一个名叫埃费里(Avery)的英国人开的,他是上海万国商团的一名军官。我的工作是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带领一群机械师为200多辆单双层公共汽车的柴油发动机加润滑油。万国商团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由英国人发起建立的,但所有在沪的外国人均参加,以保卫他们在上海的利益。主要由英国人担任军官,服装、装备、车辆全部是英国的,足以打一场小型战争[89]。

    后来埃费里回了老家,我失去了工作。我第一次与大家合住的场所是河滨大楼中的难民救济所,20个单身汉合住一间房间,有少数人(包括我本人)还得睡在铺了床垫的长凳上。几个月后,我找到了新的工作,在英国人开办的远东最大的一家公司中当工程师,报酬不错,和公司中的英国人享受同样待遇。老板是苏格兰人,与他80岁的母亲,一位原中国快船公司船长的遗孀住在大西路上壮观的总裁公馆里,我在那里曾度过很多星期天,很欣赏那里的英国式家常小吃。我们设计并建造了一种用于英军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作战的机械装置[90],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参加反纳粹斗争的途径。我为此废寝忘食,日夜奋战,不久我们每月就能生产100套机械装置了,我也有机会坐飞机去香港,从那里再坐快班飞机去孟买,看看这套机械装置的性能如何。

    1941年中,公共租界的英国高地师和美国海军陆战师撤走了,在外滩进行最后一次检阅时,在我边上有一位欧洲人边擦眼泪边对我说:“记住我的话,年轻人,这是西方对中国影响的终结!”我们接到建议,把钱从中国人的银行里取出来,放入办公室里的保险箱,由我们自己的职员看管。不久,公司要求我加入第一批遣返者队伍,到澳大利亚去。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的工作对于战争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走。我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好几次这样的要求。

    日本人发出了明显的危险信号,虹口到处是日本军人,日本哨兵守在外白渡桥口及其他通往虹口的入口处,进入虹口变得很困难。日本士兵也看守着码头,我们的机械装置就是从这些码头往外运的。我的英国朋友很清楚,战争就要来临了,问题仅仅是何时,在哪儿打。我们的生活还不错,我积蓄了约1万英镑存在公司的保险箱里,一辆公司的汽车归我使用,并且身负使命,任务压倒了我的一切。我从无线电中听到了欧洲的消息,我清楚地记得当大家听到英国打了一次胜仗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英国朋友骄傲地解释说:“是雷达起了作用。”什么是雷达?当时谁也不清楚。

    二

    1941年12月7日,我被枪声惊醒,“这是轰炸!”我的女朋友吓得哭着说,她以前曾经历过一次。她怎么回家呢?我们爬上屋顶,看到日本人正轰炸停泊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英国和美国炮艇,看上去英国船正在往下沉。那位女孩子回家了,我翻出了我那印着卍图案打上了J字的老护照[91],骑着自行车往办公室飞速而去。到处都是手持刺刀步枪的日本士兵,他们已占领了全部租界,包括英国的企业。日本士兵多次盘问我,刺刀直指我的胸膛。我小心地向他们解释我那本带卍字符号的护照,宣称自己是德国人,这办法还管用。

    我终于到达挤满了士兵的办公室,寻找军衔最高的军官。幸运的是,他懂得一些英语,我努力向他解释那些肮脏的英国盗贼窃取了我的东西,他让我进去找。我奔向保险箱,箱门敞开,里面空空如也。他们是见什么要什么。我办公桌内尚有300英镑,我知道老板的办公桌里也有1000英镑,但怎么才能拿到它呢?我决定最好还是公开把它们取出,我获得了成功,然后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市区去看看我的老板和他母亲情况如何。在我的护照掩护之下,我到了那里,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日本人将美丽的餐厅变成了马厩,在其他房间安放了一个偷来的小便池,未接通下水道就照用不误。我发现我的朋友在仆人的房间里,我设法将他们的钱塞给他们,不久他们就被日本士兵赶走了。我希望他们能保有这点钱。此后我再也未见到他们,甚至也未听到他们的消息,只知道我的老板最后到了新西兰,他的母亲则死在集中营中。

    自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后,战争己经使上海的经济接近瘫痪状态。一般地说,希特勒制造的难民生活于这个城市的经济之外,他们的生活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均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联系,他们在虹口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柏林或小维也纳,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屋,餐馆,甚至应召女郎。

    中国货币一直在贬值,尽管它是银元,其大小和美元银币一样,甚至更精致些,1角金属币也同样如此。我们到上海时1美元兑换6元中国货币。我的工资为每月100英镑,可兑换2400元中国货币,而1元中国货币的购买力和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等,因此就购买力而言,等于我一个月赚2400美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积蓄。但现在我是彻底破产了。我不得不一件件地变卖我的衣服,最后搬进了联合难民营。

    难民营的食品是最低限度的,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把美国的资助设法搞进来的。有人说是通过瑞士银行安排的,不管怎么样,所得配给大大低于生活必需,而且我们认为当地的食品如大白菜不能吃,并尽力保持犹太烹调,除猪肉不吃外,黄豆——中国饮食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禁食的。这样,难民的体重很快下降,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恶化,医疗只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到战争结束时,仅因此就夺去了20%—25%难民的生命。

    就我自己而言,一到上海,我就尽量使自己“当地化”。我开始吃几乎所有的中国食品,并无不良反应。我向任何一个碰到的中国人求教所见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去看中国电影,还学写中文字。我获得了成功。在电话里,人们以为我是中国人,我大体上已能看懂中文报纸。

    三

    接着发生了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我认识了一个中国街头小贩汪,他和别人一样在人行道上铺一块床单,上面放些弯了的铁钉之类的东西,其中有崭新的美国尼克尔逊牌的锉刀,这是一件真正的宝贝,摆在地摊上卖的是8英寸长的一种。在闲聊中,他请我去他办公室看看,那儿有整套锉刀的样本,他说,如我能替他卖出一批锉刀,他会给我丰厚的回扣。我们串街走巷,最后到了一个装修得很好的会议室,整间屋子被一台比冰箱还要大一点的保险箱占去了大半地盘,箱子里面是塞得满满的金条,最上一层是一套保存得完好无损的尼克尔逊锉刀。他给了我一张锉刀存货清单,并答应在收到我的回音之前一直保留它们。我很快找到了一名买主,这个中国人想把它们买下作为一种投资。带着这个好消息,我回到了那位朋友那儿,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个主顾,他答应了我的要价,其中包括给我10%的佣金。他又加给我10%的佣金让我帮助他把所有东西装了两辆黄包车运去,同时还给了我一只大袋子用来装现钞。这样,在仅仅知道我的名字,而肯定既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清楚买主身份的情况下,他把价值超过3000美元的商品托付给了我,这些钱意味着一套漂亮的房子和我未来几年内的生活开支。带着我的宝贝东西,我来到了买主处,他检查之后,把这些东西搬进了住处。我们坐定以后,他给我沏上茶,拿出一本式样奇怪的中文本子,我认出那是支票簿,他仔细地签了支票并盖上他的红色印鉴。现在怎么办?我原指望得到现金,不管是仍旧通行的中国货币还是日军发行的临时通货都行。我以前从未处理过中国支票。但我还是相信了他并去银行兑现了这些钱,现在我手中的大口袋正好派上用场。带这么多的钱,坐着黄包车穿行在这贫困的被日军掠夺过的,没有法纪的大上海,实在是一种冒险,然而,我还是安全抵达了我的朋友汪的卧室。我将一切都给了他,包括我的600美元佣金,还有银行出示的证实支票金额与购买价钱的证明。我这样做是为了显示我的信用,而并不是我不要我该得的那部分。而且我与几个人同睡在一间房子里,根本无处保存值钱的东西。因此当汪提出为我提供保险箱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又一次成功了。

    很快,汪和我成了朋友,我发现了他的真正身份:他实际上是一个技工协会的头头,那间会议室就是他们协会的总部,密藏的黄金显而易见是协会的财产。我不久就领教了这个人是多么神通广大。一天,我正在为他向一个日本买主推销一套崭新的德国造气焊机时,警察逮捕了我和汪,气焊机是汪从日本人那里偷来的,我们被关进了杨树浦警察局。几小时后我们就未受指控地被释放了,这是因为汪手下的人贿赂了警察局的头目。另一件更有趣的事是关于美国造高速钢钻的。这些钢钻确实不错,而且找到了一个现成的日本买主。但不久那个日本人大大抱怨了一番,他发现那些钢钻实际上都是日本仿制品,真正的美国造应该刻上“U·S·A·”,而非“Made-in-USA”。不过他也承认那些工具对他的店确实有用,这也就是他买它们的原因。而且那时仿制品也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因为供应来源短缺,1942年,我们做的相当赚钱的工具生意结束了。就在那时,我遇到了吴兴县一家小机器店的老板,他以前做过供应商。当时没有汽油与柴油供应,与日本人无关的企业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电力供应,我们设计了一种利用木炭或废旧的煤气发生器来为卡车和小工厂提供动力的装置。日本人也要我们改造城里的公共汽车,但我们发现那不过是日本人想偷我们的技术,因而一口回绝。不久,我们被勒令停业,转而为日本军队生产手榴弹。不管以什么借口都推托不掉,我们只得这样做。后来我们发现另外还有许多厂也在造手榴弹,而且产品都没有标记,放在一起区分不出来。这就给我们一个极好的破坏机会:让造出的手榴弹一颗也不会爆炸!这可以通过稍微缩小引线尺寸来实现。可是有一天,走进来一个警备队的人,他问最靠近的工人谁是老板,然后就一枪把老板打死了。我的“J”护照上的卍符号再次救了我的命。在“巴格牙鲁”声中,我乘着混乱逃走了。不久,所有犹太难民不得不搬到位于虹口的一块约2平方英里的区域居住。我们被不体面地拘禁在这块犹太人隔离区,只不过没有人特别看管而已。

    四

    如果说以前生活是艰难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绝境了。这一小块地方已经挤满了难民和中国人,大多数是全家挤在一起,屋子里堆满了借来的简单家具、烧饭器具及卫生设备等。难民营里人满为患,近100对夫妻挤在一间房子里,仅用一些毯子隔一隔,毫无个人隐私可言。大部分人的食物由营地的厨房供应,只维持最少的配给量,幸运一点的人可以买到额外食物,但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通货膨胀有时每月高达100%,我仅剩的一点财产,经过这样的蚕食,很快就所剩无几了。我那铺床单摆摊的朋友,刚好也住在这个难民区,他买卖停了后,那个协会也如同那些密藏的黄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日本人聪明得很,他们引进一种保甲制,邻里间24小时互相监视,日本人指定的难民组长竟然与“大东亚共荣圈”的狱卒们勾结起来,尽管那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变得重要了。管理当局被人格化为由合屋与大仓所代表的“好警察”与“坏警察”。据说合屋是个精神变态者,至少是个精神病的优秀模仿者。他负责签发长期或临时通行证。难民区入口处由保甲守卫,当班时戴着袖章,实际上也有一些假的袖章在流传,尽管它不是官方制作的,但也凭借着出入难民区。

    我有过一次很能说明问题的个人经历。我在难民营操场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大的铸铁炉,有400镑重。当时废铁相当值钱,这个宝贝足可供我和必不可少的帮手过三个月的日子。我知道一个买主,但他在城市的另一头,要想与他联系,非得有通行证不可。我似乎只有排上四个小时的队,然后才轮到走进合屋的办公室去请求这个大人物发慈悲。我的帮手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张两个星期的通行证,但我却吃了一记耳光,打得我眼镜飞到屋子的另一头。“我知道你,”合屋咆哮道,“你是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快给我滚出去!”有人把眼镜递给了我,我赶紧走开了。第二天我又去了,这次我惴惴不安地向大仓申请,结果他给了我四个星期的通行证,说两个星期太短。我要离开时被合屋叫住了,但他只是说祝我找工作一切顺利。我们很快借来了铲子、锤子等东西,把我们的战利品砸碎成为可携带的小块,又借来了劳动车以把这些东西运到要走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去,居住区边界哨兵看到两个找工作的人拖着一车废铁感到惊奇,幸好,可能是他对这一车货物的价值不清楚,也可能是因为通行证上有大仓和合屋的亲笔签名,使他不敢太刁难,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送完了货,收到了货款,拉着空车回去后,我们着实富了几天。但以后又怎样呢?老天知道。我们可能甚至不得不穿由红十字会分发的面粉袋改制成的衣服,上面还带着红十字会的标记,实际上很多难民就穿这样的衣服,其他好点的衣服都卖掉、当掉或穿破了。

    五

    日本人造的一座4层楼高的神秘建筑,就在我住的汇山难民营附近,引人注目的是那上面的尖塔,高射机枪就在那上面,我们很怕它,但比较起来,我们更怕B-29轰炸机,现在它每天来轰炸上海,而且常常是空袭在警报响之前。飞机的高度超出了高射机枪的射程,上海地下水位太高,防空洞太少,我们只能躲在屋子里祈祷上帝保祐。

    一天,在《上海犹太早报》或类似的什么难民报纸上登出了一则招聘启事,要招聘工程师和设计师到那幢神秘的大楼里工作,并注明无须申请通行证。这消息看上去好极了。虽然我到得挺早,但已有一屋子的求职者了。我们每个人分到一样东西,要求画出该物体的技术图。我分到的是个完整的汽化器。大约过了一小时,我完成了作业,一个日本文职官员把我的东西收去,领我在另一间屋子外等候面试。几个小时过去了,到我等得实在觉得没有希望时,那人才来叫我进屋。桌子上放着一份好像是日本版的纳粹德国的臭名昭著的报纸《冲锋队员报》,“这是些什么人?”他以一口标准英语问我。我告诉他报纸上所说的那些坏人并不存在,他碰到的只不过是一屋子的德国犹太人,那份破报纸尽是些胡说,即使你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你也不可能将他们与坏人想到一块去。“那希特勒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赶出来呢?”我把我的家庭背景告诉了他,说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奖章,他能够明白这些,因为在那次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是敌对国。他还想知道我以前做过什么,我把我的过去统统告诉了他,当然那次蓄意报复的经历除外。最后,他告诉我,我被录用了,薪水看上去不错,更重要的是每天供应早中饭,外加每月一袋大米。那时我已经从过去的150镑重降到仅100镑重了,我没有考虑这是在为敌人工作,所想到的仅是这里有可供我生存所需要的食物。隔离区建立后,我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在法租界的生意,在虹口与我的继母及同父异母的妹妹过着清贫的生活。这份工作可能也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当时已经是1944年了,我们清楚日本人将被打败,种种迹象显示日本人情况已不妙了,每天的空袭根本没有战斗机的还击,在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里雇用我们这类人来工作也是一个明证。我很清楚,生存是最重要的。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的设计付诸实践,不管他造什么样的产品。

    第二天我就去报到了。3名犹太人难民工程师及中国技师协助我。穿过大厅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一位漂亮的小姐。除了在一个瓦盆里有用来取暖的燃烧着的木炭外,办公室空空如也。日本上司坐在隔壁房间里毫无主见,束手无策。一个着海军制服的人进来,友好地自我介绍说他叫“希罗”,英语是英雄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可能我给他的印象是个工头的模样,他告诉我绘画板和文件柜还没有到,他领我们到整幢大楼转了一圈。我们用了餐,一种像野草似的蔬菜,还有鱼和大米饭。日本人都是吃的这种饭,当然要比营地里的伙食好得多。我们参观了装备得极好的机器制造车间,现在闲置着。相当不错的汽车修理车间也空着,停车场上停着几辆缴获的英式双层公共汽车,几年前我的同事们曾为这些车子加过油。我有一种印象,不久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整个基地除了为日本官员提供避难所外无所事事。

    参观完毕返回后,每天例行两次空袭中的第一次开始了。美国空军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为了提醒老百姓,它事先派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划了一个大的“V”字,接着开始轰炸江湾空军基地及其他一些军事目标。我们楼顶上的防空机枪已被搬走,日本人知道它们够不着B—29轰炸机的高度。办公室的设备已经运到,都是崭新的,质量极好。希罗告诉我们,要设计的东西就在下去4层楼梯的大堂里,是一辆崭新的日本仿制的哈莱—大卫森式带斗摩托车。希罗要我们画出图纸。我告诉他这辆车子应该移到楼上办公室去,需要一张大台子以便摆放拆下来的零部件进行测量。我们每天坐在火炉边,一点不受干扰画设计图,按时吃早饭和午饭,我们在懒汉的天堂里,干活不必太紧张。

    我们招来了许多人的羡慕和忌妒,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定量配给的粮食先是减少继而就取消了,由于通货膨胀,工资变得毫无意义。我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那样可享受一顿有大米蔬菜和鱼的晚饭,我的体重维持在100镑,随着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不断传来,生存下去变得可能了。在营地里,我们开始商量怎样庆祝胜利。

    我们的设计没有一个付诸生产,什么也没有造出来。那些冒牌机械师什么也没有维修过,但他们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他们的中国同事,还有日本人,用他们中午装饭的桶偷汽油,然后送到一个中国人那里,那人有个55加仑的桶,装满后就去卖掉,收入平分。还把铜杆截成可藏在口袋里的小段后偷走。其他一些值钱的东西也这样消失了,最终甚至一辆双层巴士也变成碎片消失了,只剩下轮胎和其他一些太大不便于偷偷拿走的东西。

    六

    1945年7月,那致命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白天的空袭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懒懒散散地下楼躲在一块锅炉钢板下面,由一个55加仑的油桶支撑着,那是我们的防空洞。这次炸弹似乎比以前落得更近,整幢大楼都摇晃了。空袭很快结束了,我们的《冲锋队员报》读者[92]把我喊上屋顶,指着在燃烧的一些地方说,那似乎是我家住的地方。我请了假步行回去。我经过一个户外市场,这地方被击中了,每个人都还保持着临死时的姿势。除了市场中央有一颗50镑重的“小常规炸弹”炸出的弹坑外,只有很少几处遭到损坏。70多个人被炸死了,尸体一动不动,就像蜡像馆里的展品。我一时分辨不出我父亲的房子在哪儿,整条巷子都是破砖碎瓦。我找到了父亲和家里其他人,他们占据了一张床垫,躲在难民营地(令高阳路)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他们似乎都还好,父亲在救别人时臀部受了伤,已用绷带包扎了起来。再也没有其他的医护手段了,即使医院也不过如此。官方的数字是30个难民死于这次空袭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这次灾难呢?后来我从一名参加这次带来巨大灾难的空袭的飞行员处得知了情况。我甚至还看到了目标图,整个犹太人居住区同其他战俘营一样标着叉叉,注明“非袭击目标区”。这天多云,轰炸机由我们营地后面的一个无线电台指引路线。其中一架飞机投弹装置出了故障,大约有3颗50镑重的炸弹提前扔了下来。飞行人员根本不知道炸弹曾提前投下及造成的后果。这里我要特别强调:l.美国轰炸机投弹命中率极高;2.他们仔细侦察过所有民用建筑,尽管由于战争的需要而不得不将其中的一些如供水站等加以摧毁;3.他们对犹太居住区曾遭袭击毫无所知,尽管通常他们有优良的情报手段。

    我们逐渐不再磨洋工了,因为不需要那样做了,除非要防备一小撮很容易认出来的战争狂(其中一个人声称他想到美国华盛顿去参加胜利大游行)。中国助手从某天起就再也没有露面,我们的日本监工,那位少校也是如此。有消息传来,广岛被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彻底摧毁,上海报纸报道,所有剩下来的东西都像“原子般的尘埃”。我们那里的日本人什么也没有说,可能除了广岛不再存在以外,他们对其他也一无所知。此后不久,日本人被命令在餐厅集合,回来以后他们眼中都含满了泪水,天皇告诉他们一切都完了。第二天,整幢大楼里的日本人都走了,中国人开始拆卸所有的东西,甚至拍卖能找得到买主的任何机器和工具,用金条成交。中国人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这看来是真的。居住区出入口再也没有哨兵站岗了,也没有保甲了,再也没有日军巡逻队了,再也没有合屋与大仓了。所有这些鬼子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中国人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搜寻和处死日本人及其帮凶。大多数都是从脖子后面开枪击毙的,身上再挂着标明他们所犯罪行的牌子。跑马场变成了即时审判的场所。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队先暂时维持秩序,但是不许携带弹药。

    日本人投降那天,我在营地大门口升起了我们保存的美国国旗,每一侧还有两个大的“V”型胜利标志,但盟军士兵并没有到来。我所见到的第一个盟军士兵是坐在难民营酒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一个家伙。

    美军在外滩南京路转角处的大饭店[93]建立了临时总部。在饭店大堂里,我遇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们的日本少校,但现在他着美军制服,负责所有的平民事务,我去那儿是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想找点事情做;二是想为车库里的车子找点用途。车子主要是双层巴士和一些显然是用雪佛兰改装的丰田军用2.5吨卡车。我的朋友使我相信这些车子根本派不上用处,因为美军装备精良,但我的工作却找到了,他把我介绍给一位战地工程师华金斯少校,我成了他的第一个上海平民雇员,月薪是令人难以相信的100美元,且现金支付,第二天早上我要在惠罗大楼向他报到,协助建立起他的工程办公室。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楼到大堂的,我简直是飘飘欲仙了。100美元是笔无法想象的巨款。我举家迁出难民营地,找到了一处住所,该处以前是日本人的住所,那位日本人正与他的同胞一道,不带任何财产,等待着尽快乘坐登陆艇或其他类似的船只遣返回国。

    我的新工作比较简单:进行设计,寻找将现有的民用大楼转换成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方法。在寻找一个适当的遣返部队的场所时,我建议使用我们以前的“懒汉天堂”,但它已被新的“懒汉”们,蒋介石的部队占据了。华金斯少校认为我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这帮家伙撵走。我把少校带回办公室,然后脱下我那没官衔的制服,身着便装又折回去,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些“懒汉们”的头头,与他达成协议。我们可以使用70%的房屋,但要付租金,当然是给他,每月200美元。不久这笔交易结束了。我们仅使用了几个月,我们的“房东”和他的队伍开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为我们省了不少“租金”,而且只要需要,整幢大楼我们想用多久便可用多久。

    靠我的工资,我们生活得相当不错,有时我和父亲还抽抽香烟,继母每月替我存70美元。一年以后,美军在上海已没有什么项目了,我被派往美军在北京的空军基地任工程师,该基地将为马歇尔将军的和平使命而重新启用[94]。

    王寅通节译自弗兰克·塞莱格的个人回忆录《我的一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