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芬克尔斯坦[95]（Lilli Finkelstein）

    一、初到上海

    我们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我们带着些钱，弗里茨还有一些商业上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船在上海港停泊后，犹太社团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船上，他们把上海的局势说得十分可怕，以致我是哭着走上岸的。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河滨大楼，这是一幢位于苏州河畔的雄伟的7层住宅大楼，是有钱的沙逊爵士的财产之一，他把其中的一些房子借给从欧洲来的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我们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就在那儿过了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弗里茨和B先生就出去寻找房子，卡尔和我则待在住处。傍晚，弗里茨和B先生回来了，说他们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子。次日上午，我们便搬到了位于虹口舟山路上的那套房子里。

    当时找一套住房并不很困难。淞沪抗战时，虹口区内曾发生过几次战斗，不少房子被破坏了。人们（主要是俄国人和中国人）只要花一点钱，就能买下这些部分损坏的房子，修复一下即可出租。我们的房东是1917年十月革命时逃出来的白俄。我们就在这样的房子中住了下来。

    供电线路已经修复了，但只能供照明用，我们只好在一只煤油炉上做饭，自来水是从底层的一个公用水龙头里打来的。最艰难的问题是没有卫生设备。我们不得不使用马桶——把它放在走道上，与别家的马桶一个挨着一个。每天清晨4点，中国工人把这些马桶里的东西倒在停放于外面街上的粪车中，工人们的谈话声，刷马桶的铿铿声就把我们吵醒了。粪车装满后便开到上海郊外乡下去肥田。人们告诉我们说不要吃生的蔬菜，令人不放心的栽培技术可能传染霍乱。每年，我们都必须注射抗伤寒、副伤寒和霍乱的预防针。

    我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场买食品。小贩们说着洋泾浜英语，我能很好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友好、乐于助人，并颇为自豪地为我服务。他们不常看到许多白人妇女出来买东西，他们至今看到的所有白种人都是有钱人。

    富有的犹太人社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尽可能地向穷苦犹太人提供援助：住房、食品、药品和医生。

    有一次，我们得了猩红热传染病，这是由一艘难民船带进来的，在我们中间很快就传染了开来。沙逊爵士拿出他的一幢房产改作医院，他雇用弗里茨操办，配备了医生和护士。

    到达上海的难民往往两手空空，他们不会说商业语言——英语，更不用说汉语了，因而很难找到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欧洲人被迫上街乞讨，沙逊爵士建立了一个难民居住楼。把这幢大楼中的大房间用帘子隔成一个个小间，一户户人家就被安置在这样的一间间小屋中。尽管条件很简陋，但他们至少有了固定的住处。救济所供应富有营养的膳食。B先生在一个专门照应难民的办事处里找到了一份工作。9个月后，弗里茨在一家进口美国汽车的美国分公司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这份报酬丰厚、用美元支付的工作后，我们便能够离开原来那处陋室了。我们搬到了一所有4间正房并带独用厨房与卫生间的公寓中。

    二、龙华塔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著名的龙华寺和龙华塔去作了一次远游。我十分喜欢那些美丽的瓷瓦，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佛祖的生涯。寺内有一间大厅，里面有几百个菩萨和罗汉的镀金塑像。正如在这种环境中经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我观赏着，赞叹着，渐渐把我的朋友们甩在了后面，一个人漫步到了龙华塔的门口。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头，在出售着供佛的香烛。我看了看他，他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内心的忧虑。我说：“是的，我兄弟远在已被纳粹德国占领了的法国，我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他可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我不知道这个老头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但他说：“买根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菩萨会保佑一切。”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

    我不知道这根香烛或是菩萨是否保佑了我兄弟。不过，战争结束后，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找到了我兄弟。他又重操旧业，现在是维也纳一个很成功的古董商。

    三、嘉道理学校

    上海只有一所犹太学校，它不够大，因此无法接收新到来的犹太家庭子女。嘉道理先生[96]自己掏钱创办了一所专门接收犹太难民子弟的学校，由一位从柏林来的女校长管理。起初，她请了一些英国教师，但他们后来进了战俘营[97]。最后，大部分教师都来自我们自己的社团，他们努力工作，所有的孩子都极其喜欢这所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操场，用于体育活动。教室成“U”字形围绕着操场，后面是大礼堂。每到星期五晚上，学生们都去那儿做安息日祈祷[98]，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也都喜欢参加。我记得经常看见嘉道理先生坐在学生中间，和他们一起唱诗祈祷。

    学生们组成一个戏剧小组，不时在大礼堂中举行小型戏剧、音乐演出。

    我们很幸运，因为学校开办的时候，卡尔正好5岁半。就在我第一次送他去学校的前一天晚上，一阵可怕的响声惊醒了我们。我们跑到了街上，所有的邻居也都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是日本人空袭了停泊在上海港口内的美国和英国船只。那天是12月8日，正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晚上。

    四、日军占领上海

    我们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们的生活也立即受到了影响。弗里茨失去了工作，他所在的美国公司被日本人关闭了。但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会仍继续给我们的社团寄美元。日本人考虑到有一天美犹救济会可能会查询钱款是否收到，因此也就没有怎么打扰我们。

    几个月后[99]，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上海最肮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虹口。它位于码头后面，有一所大监狱和许多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终于很满意我们能够太太平平地住在里面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拘留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失去了自由。嘉道理学校离这里只有两条马路。孩子们和教师们被允许到学校中去。每天早上，我把卡尔带到马路口，看着他走进学校。生活变得十分单调，我们仅仅希求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但我们生活在朋友中间，他们也处于同样的困境。我们从未丧失希望，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在新居住下来后，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德国大使馆宣布我们的护照不再有效，我们不得不去日本当局那里领取身份证。在上海市中心工作或有重要生意需要经营的人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以便白天能离开这个特别居留地。申请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不得不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许多人辞去了工作或放弃了自己的生意，他们不能忍受日本办事员的敲诈。弗里茨也辞去了他后来找到的工作，差不多整天待在家里。有钱的犹太人社团竭尽全力提供帮助，因此没有人挨饿，我们也没有大难就要临头的感觉。日本人不准许我们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但俄国电台例外，因为日俄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国际形势。

    一天，日本人强迫我们和许多其他犹太人家庭一起集中到一块空地上，处在枪口的监视之下。同时，他们搜查了我们的住处，他们没有说要搜什么东西，但从我们家的照相册中拿走了一张照片。

    卡尔每天按时去上学。他做完作业后，我们就出去散步。我们是被禁止进入美丽的汇山公园（今霍山公园）的，但我们发现了一条两旁都有大树的优美街道，便经常去那儿呼吸新鲜空气。卡尔在那儿与他的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则喜欢聚在一起聊天。

    五、战争结束

    我们终于得知欧战结束，希特勒被打败了。但日军仍是强大而有实力的，并没有投降。他们在街上挖起了战壕，企图继续顽抗。美国人现在想结束战争了，发动了远东战役。他们猛烈地轰炸上海，许多中国人逃到乡下，我们不能离开拘留地，只能希望那些炸弹不要落到我们头上。

    7月17日，我们遭到了一次可怕的空袭。卡尔像平常一样在上学。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炸弹投下来的声音，并看见远处起了火。爆炸声和火光是从嘉道理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卡尔和所有的孩子们都在那儿，他们可能已中了弹！弗里茨通过电话与校方联系，后者告诉他中弹的是一所日本人学校，而我们的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他们很安全，并得到很好的照料。后来我们得知，嘉道理学校对面的那所日本人学校确实中了弹，因为它已做无线电台之用了。其时日本小孩也都在家中。

    傍晚，卡尔回来了。他告诉我，他看见许多大人和小孩的尸体躺在大街上，犹太人中有些人也给炸死了，许多房子被炸坏。从那时以后，学校就为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8月，一颗可怕的原子弹在广岛落下，造成了极为悲惨的后果，但它却迅速地结束了战争。我们又获得了自由。

    成群结队的人们涌上了街头。我们向黄浦江畔走去，走进了久违4年的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外滩一带宏伟的建筑，以及其他所有的漂亮房屋了——我们很可能会再次搬到其中的一幢居住。卡尔、我和我的那些女朋友们走在欢乐的人群之中，巨大的庆功牌楼竖立在几乎每一条街道的街口，每幢建筑上都彩旗飘扬。我紧紧地拽着一位朋友的臂膀问她：“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彩旗飘扬？”她说：“当然是因为战争结束了。”我说：“不！今天是8月16日，我的生日！”

    六、战后的上海生活

    战争结束了，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们又在那儿待了4年多。弗里茨很快在美国空军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又得到了用美元支付的丰厚薪金，我们的生活又重新变得充实了。嘉道理学校重新开了学，卡尔又上学了。我们打算尽可能快地到美国去。美国领事馆相当迅速地办好了手续。出生于德国，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的B先生很快就得到了签证，马上就要去美国了。失去他，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击。他是位忠实的朋友，是我们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的好帮手。我们全家都站在码头上看着他远去。他去了纽约，在那儿他有一个富裕的家庭。我们希望能很快地像他那样离去，但事实上却没有。

    B先生走后，我们租下了一套比以前更为舒适和干净的住房，它离汇山公园不远。弗里茨继续在美国空军中供职，但很快中国政府就不再允许用美元支付他的工资了，他只能拿到不断贬值的中国货币。市场上的物价日涨夜增。中国政府要老百姓把他们的黄金储蓄拿到银行中去换钞票。政府许诺要稳定通货，使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再上涨，这被称为限制物价。有一天，弗里茨和我路过外滩，看见许多人，有些人甚至穿得很寒酸，在各大银行的门口排着长队兑换黄金。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市场买东西，使我吃惊的是没有一家商店开门。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只有几个人还待在店里，无所事事。其中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因为我是这里的熟客，他便与我攀谈，并问我想要干什么。我说想买些东西，他便问道：“有钱吗？”我说“有”，从钱包里掏出一些钞票给他看。他说：“这不是钱，而是不值钱的废纸。”最后，他向我指了指后门，我走了进去。他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卖给了我，但价钱要比我那些钞票的面值高得多。他用一张纸把我买好的东西盖了起来，要求我别告诉别人。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了限制物价的措施，通货膨胀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丈夫拿回家的工资再也不能养活我们一家。我们知道，是该离开上海了，我们等待着到美国去的签证。

    ……

    奥地利政府当时在上海也开设了领事馆，我们重新获得了奥地利护照。领馆人员劝我们赶快离开上海，中国内战已经临近。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了去那不勒斯的船，再从那儿去维也纳。我们决定听从他们的忠告。1949年1月21日，我们登上了轮船。这是一个寒冷且刮风的日子。天空是灰色的。我们最后一次看了看外滩和那一排大楼。当船开动时，卡尔和我都大声哭了起来。我们又向外滩的大楼楼影看了一眼，船渐渐地远去……

    张家哲节译自莉莉·芬克尔斯坦所写《我的四十年生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万的犹太人为躲避希特勒的屠杀，历尽千年万苦从欧洲辗转未刭上海避难，这些登上“诺亚方丹”的犹太难民在上海开启了一段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新生话……本书收录了诸多经历了那段难忘岁月的犹太人所写的回忆文章，生动地讲迹了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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