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平

    一个阳光很好的早晨，当我像往常那样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学校的时候，那里却出现了一个不同往常的景象，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

    远远地我看见我们班的两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女生正用她们的身体挡着教室的门，此时门已经打开，大家都围在外面一起议论着什么。

    很快地我也加入了人群中，而站在那里的两个女生除了让大家都散开，还不时地左右移动着躲闪一些人的目光，不让我们看到门的正面，其中一个女生的手死死地把着门沿，以防有人转动这扇门。她们既要保护现场，又不想让人们知道门上到底写了什么。但大家还是满怀兴趣地从各个角度，从她们身体的空隙中把写在门上的内容搞清楚了。

    她们这样反而欲盖弥彰。

    据外班的一位脸上挂着笑容的胖子说，门上写的是：

    宁老师和马老师晚上经常在学校里一起锻炼身体，马老师在上面，宁老师在下面，马老师在动，宁老师不动，然而她在叫，桌子在响。

    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有了，完全符合作文的标准。

    “我看见了。”胖子回过头笑着对后面的人说。

    “你也看见他们锻炼身体了？”一个人问他。

    “我说我看见门上的字了。”

    在场的人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门上的内容，大家之所以还站在那儿，完全是因为一种现场气氛的吸引，都想再看看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我们在彼此传达那些内容的时候都是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

    快要上课的时候，宁老师和孟老师一起来到了现场，她匆匆地看了门上的那些字以后，扭过头就走了。大家都看得出来，此刻她的心情很不平静。

    宁老师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当了两年的班主任。我们都没见她真正笑过，即使笑一下，也是那种很有保留的嘴角向下的冷笑。她说话的时候几乎不露牙齿，我们曾私下研究过她的牙到底是什么样的，说法不一，多半都认为她之所以不笑是为了掩盖缺陷，嘴里面肯定有一些不便正面暴露的东西。

    事实上她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都自觉地散开了，只有几个外班的同学在远远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那天我们的第一节课就是宁老师的课，她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兼班主任。

    宁老师没来上课，听说她待在办公室里一直在哭，一定是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据说有很多老师都过去安慰她，但平时跟她关系不错的马老师这时候却并没有过去安慰她。

    时间不长，教务处的徐老师拎着个照相机在我们班的门前拍了照，他用的是一架海鸥牌的相机。徐老师拍的一些照片经常出现在我们学校的报窗内，无非是些先进人物、会议场景、劳动场面之类的东西，是个负责搞宣传的。没想到这事他也用上了相机。有人看见徐老师端着相机在门边绕来绕去拍照的时候忍不住还乐了一下呢。

    他拍完了照以后，那两个用身体挡在门边的女生立刻用黑板擦把门上的粉笔字擦去了，她们擦得非常卖力。据说其中的一个拿着班级钥匙的女生最先发现了门上的字，她和随后到来的另一个女生一起自觉地承担起了保护现场的任务，在她们看来，这和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的性质差不多。她们那样擦过以后，门上就只剩下了一片模糊的粉末，但这仍然表明那上面有人曾写过东西，站在那里的徐老师提议用蘸了水的抹布去擦，她们采纳了这一意见。

    门上出现的那些文字彻底消失了，但它们却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脑袋里。

    接着徐老师就挎着相机走进了我们的教室，此时他的面容已经相当严肃。他告诉我们说这节课老师不能来了，让我们自习。他并且还要求班干部认真负责，维持课堂纪律，不准出声。他还说那个往门上写字的人应该主动站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还拍了拍自己挎着的相机说，事情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肇事者一定会受到严肃处理。

    徐老师走了以后，教室里果然一片静寂。

    学校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大家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疑问。开始我们都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写字或者翻书，但是十几分钟过后，教室里就出现了一些细小的嗡嗡声，男生之间都在笑嘻嘻地小声议论，极感兴趣的样子；女生们则大多板着脸不吱声，只是竖着耳朵听。我们关心的无非是这事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两位老师到底是真有那事还是这个写字的人编造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大家都因此而处在某种压抑的兴奋之中。

    坐在我身后的刘辉用手捅了捅我的后背，脑袋凑过来小声问：

    “你说‘然而她在叫’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大胆的提问，我回头望了他一眼，此人一脸真诚。

    “我怎么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到老师的男女作风的敏感问题，平时连想都不敢往这上面想，它现在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进入了我们这些初中生的视野之内，来得那么直言不讳。有关此类的情形我们并不陌生，那时候我们经常能在公共厕所的墙壁上看到一些极其粗鄙的图画和同样直白而粗鄙的文字，但类似的具体到我们熟悉的两位老师的细节描述却是我前所未见的。

    我们再次见到宁老师的时候已是下午，大家正在教室里上自习，宁老师，徐老师，还有孟老师（女）三个人一同走进了教室，这时我看见宁老师的眼圈有些发红，但精神尚好。无论她和马老师是否有过什么，这件事给她带来的打击还是显而易见的，她此刻的这种神态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似乎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让她的眼睛有泪水通过。

    宁老师的目光依然锐利，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扫过的时候，有一种严厉的逼问，就像一束探照灯的灯光在一片黑暗中扫来扫去地正在搜寻某个可疑的目标。

    这几位老师站在那里，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一股巨大的压力，屋子里一时鸦雀无声，气氛异常。

    宁老师说话了，她说：“大家现在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收拾下去，坐好，今天下午要进行一次临时考试。”

    同学们按要求坐好了以后，徐、孟二人就开始给我们发卷子，所谓卷子，其实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并没有试题。我们每人一张，徐老师让大家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然后就让我们随他念的一些句子进行默写。

    这是一篇不长的文章，题目是：《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徐老师的声音响起来了：

    今天下午，我们班的语文考试卷子发下来了，我一看，自己竟然得了个满分，一时非常激动，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这说明我的脑袋并不像我妈妈说的那么笨。由于我在学校的足球队里当队长，大部分时间都在运动，妈妈就认为我只知道玩而忽略了学习，她经常批评我的功课马马虎虎。我告诉她说锻炼身体也很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她说这样下去我的功课就永远也不会得到满分。这回我很想听听她怎么说。然而，我仔细一看，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字写错了，老师却没有扣分，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晚上回家以后，当我伏在桌子上写当天作业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件事，是向老师说明一下，把不应得的分数扣出去，还是不声不响地把事情闷在心里面，让谁也不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明天去学校的时候把卷子交给老师，虽然我的这一次满分将和那个错别字一起丢掉，但我却在别的方面获得了一个高分数。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她也赞同我这样做，她说咱们宁可不要那样的满分。是的，我可以不得满分，但我却不能不诚实。我告诉自己说，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在这篇被默写的不长的文章里，出现了门上面写着的所有的字，有的字还不止一次地重复出现。它们被分解了，熔化在一堆完全不相干的文字里。如果不是一个傻瓜的话，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次突击考试的真正含义。

    文章是由徐老师来念的，他那种饱含虚伪的深情的缓慢语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我们在听他念的时候却感到字里行间充满了某种紧张，那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就像遍布草地的地雷，每个人都很小心地绕过它们，生怕踩上去，我尽可能把字写得工整些，我想那个隐藏在我们中间的人肯定比所有的人都更小心。

    我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把其中有关的字句组合在了一起，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得体，但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和我一样在不自觉地进行着这样的组合。这些极平常的文字自身仿佛具有了某种巨大的力量，它们顽强地想挣脱现有的意义，而把另外的一层意义表达出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无力反抗它们。

    在此过程中，我的心一度为此而狂跳不止。这倒不是因为我可能受到怀疑而紧张，而是因为我重新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而紧张，当着几位老师的面，尤其是当着宁老师本人的面，我无法把她的那张脸与门上所描绘的那种景象联系在一起。

    我们答卷的时候，宁老师站在讲台上，俯瞰全景；徐老师则守在门边一字一句地念那篇大有深意的文章；而孟老师则在课桌与课桌之间的过道上走来走去，眼光不断地扫向两边。

    我们写好了那些字以后，老师就把卷子都收了上去，此时我感觉胸膛里有一股沉重的气息在我的两个鼻孔间缓缓通过。

    我很清楚自己写的字与门上的字是很不相同的，我的字写得很有特点，有点细长，一眼就能识别出来，这是我一贯的风格。我知道我们全班大概只有一个人会惊慌失措，如果他在我们之中，那么经过这样的测试以后，此人最终暴露出来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正像徐老师说的，事情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打破了我的这种自信。

    我们刚写完的卷子被收上去以后，老师又发下来了一张空白的卷子，让我们继续写刚才那些文字，还是由徐老师在读这篇同样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他依旧读得很慢，这一次比上一次的速度明显地又降下了很多，中间还时不时地有一些寂静的停顿。

    这一次老师要求我们都用左手来写这篇文章，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每个人都按要求用左手很不习惯地、笨拙地写着那些字。此时我才意识到，门上出现的那些字确实有可能是用左手写的。也就是这时候，我看见自己写的字出现了一种全然陌生的效果，七扭八歪的样子，写起来很吃力，好像刚学写字的时候一样，完全失去了我以往应有的风格。我一边写一边回忆早晨在门上看到的字迹，试图做一个比较，但因为有两个女生在那儿挡着，我只看见了有限的几个字，印象中那个人的字写得很幼稚，我越往下写越觉得我的字跟那个人的字十分相像。

    我用左手写下的这些字看上去非常丑陋，毫无特点，如果把它们和别人用同样方法写的那些字混在一起，连我自己都无法辨别。这时候我的身上不禁出了一层细汗，确有所谓“芒刺在背”的感觉。此时此刻我很害怕和宁老师的眼光对视，她的那种目光可以一下子穿透我的胸膛。

    卷子收上去以后，老师们都走了。教室里已经很难再安静下来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说话，某些班干部的制止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索性也就不再管了。

    坐在我后排的刘辉又凑过来说，其实宁老师和马老师平时就很不错的，两人经常在一块交谈，笑容很不一般。他说马老师一定看过宁老师的牙是什么样的，因为她可能只对他一个人笑。

    我说以我平时对两位老师的观察，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干出那样的事，并且我也看不出咱们班里面谁会是写那些话的人，在我看来，这两件事哪一件也不应该发生。

    刘辉说既然这两件事情当中现在有一件的确已经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难说是否发生过，目前学校方面把追查的目标放在学生身上，却忽略了学生揭发的有关两位老师的问题，这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刘辉这么说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后我知道，马老师带的那个班也和我们班同时进行了同样的突击考试。马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做另一个班的班主任。

    考试过后，大家都像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一样等待着那个隐藏在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现出原形。此时又不断地有一些小道消息传来，其中消息最灵通的要算郑伟了，他的舅母是我们学校高年级的语文老师。据他异常神秘地讲，事情已经渐渐有了一些眉目了，他是跟一个关系亲密的同学说这事的，还告诉他千万不要外传，但不久大家就都知道了。

    他说照片洗出来以后，研究字体的老师们发现写字的那个人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在写“宝字盖”的时候不够规范，在它下面出现的那一横总要大出这个“宝字盖”，比如宁老师的“宁”字，上面的那个“宝字盖”写得就很小。

    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大家都忍不住去找郑伟探问，他说这事绝对可靠。他提供的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郑伟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挖出那个人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看他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肯定不是那么写“宝字盖”的。

    不幸的是，我正是这样写“宝字盖”的人中的一个，好在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来找我进行验证，大家此时都很忌讳这样做，这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形成了这样写“宝字盖”的习惯的，也许是我跟我姐姐刻苦练字的时候不自觉学成的吧，她就是那么写的。

    即使我用左手写字的时候，那个“宝字盖”的写法仍然与右手的写法相同，这种无意识的特征像过筛子一样把石子和沙子分离开了，我无疑是那么一颗石子。我现在加入了可疑者之列，我跟那个人被划在了同一个范围里，我将因此和这个人站在一起，我甚至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人粗重的呼吸声，但我仍然无法看清此人的真实面貌。我看遍了班上所有人的脸，觉得他们谁也不像，但这个大胆之徒就在我们当中。

    那些写在门上的字句是从我熟悉的面孔中游荡出来的一个极不熟悉的声音，它的出现使我认识到了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存在，那是一片广阔无边的黑暗，而我的身影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像一张纸片一样飘飘悠悠，摇摇欲坠。

    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可以使我成为那个往门上写字的人。

    宁老师不久前刚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过我一回。那天我因为一时溜号，没能回答出她对我的提问，她就让我站着听她讲完了整整一堂课。

    宁老师常常出其不意地点到某个人的名字，并要求这个人复述她刚刚讲过的内容，如果回答不上来，她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羞辱一番。这一次终于轮到了我，这个时刻使我从前对刘辉的同样遭遇所进行的嘲笑变成了对我自己的嘲笑，把我一贯以为拥有的自尊和骄傲一瞬间就破坏掉了。

    宁老师点到我的名字以后，我就站起来了，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答不出，就小声说：“不知道。”宁老师假装没听清，我只好又说了一遍不知道，此时宁老师非常严肃地反问了一句毫不搭边的话：“什么，你说小狗不叫？”她的反问引来哄堂大笑，而她的表情却依然严肃。

    我认为类似的这种羞辱已经远远大于我们应受的批评和责备，她这么做的时候肯定有一种虐待他人的快感。她似乎有意以此对我们的自尊心进行无情的打击，那种提问的方式不过是她的一个借口而已，我目睹过很多次这样令人难堪的场面，曾有一位女生被她说得泪眼汪汪，以后走路的时候头总是低着。而那些被她反复羞辱的人则因此变得越来越无耻。例如刘辉。

    我当时只是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一边忍受着别人的目光和窃笑，一边继续装作认真地听她讲那些枯燥无味的理论名词。

    对这位老师的强烈不满使我有理由写下门上的那些话，我无疑是多方面都具备了条件的合适人选。

    “我看你挺像那个人的。”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教室外面，刘辉目光热切地这样对我说。

    我一愣，然后笑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你就是那个最恨宁老师的人。”

    “你不也是？”

    “我已经习惯了，她最开始耍我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当着大伙的面脱我裤子似的，跟你说这种事我也想干，不过我不像你那么有才，想不出那么有意思的词儿。”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她在叫’，你可真能整。”

    “你他妈真的认为是我干的？”我严肃起来。

    “逗你玩呢。”他笑了，“你还当真啦？”

    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开些玩笑，或者彼此取笑一下，或者一起攻击一下某个人，进行这类谈话我们往往会假定一个情境，通常我们并不事先说明，话赶到哪儿就是哪儿，对此我们之间是有一定的默契的。但这一次我注意到刘辉看我的眼光已经有些特别，其笑容也一下子显得意味深长，并且还很有一些要把我保护起来的意思。也许是他捕捉到了我不慎流露的一丝痕迹，他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家伙，他一定注意到我是怎么写“宝字盖”的了。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试着用左手把那些字又写了一遍，这一次我写的是门上出现的内容。我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人在我身边，但心却跳得很厉害，没等写完我就把那张纸撕掉了。以我当时的那种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文字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的，它们只能在我的头脑中存在。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很佩服那个能把这种话写在门上的那个人的，那的确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

    即使我真的目睹了两位老师的那种行径，即使他们曾经给过我巨大的伤害，我也没有勇气把这事写在教室的门上，向所有的人公开这一秘密。但我对这件事最初怀有的那种兴趣和由此而获得的快乐情绪却在表明我和那个人具有某种相同的心理，那个人做了我没有勇气去做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他也可以算是同党，正是他实现了我的某个隐藏着的极深的愿望。那种手法固然非常卑劣，它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但它给予当事者带来的那种打击却是我乐于看到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是最简单的革命道理。

    与此同时，两位老师在一起“锻炼身体”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事此时已经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占据着我头脑的是那样的一种情境。写在门上的那些话没有使用一个脏字，便把男女之间的事情极其简洁地描述出来了，那个人甚至还有那么点幽默感呢。这种直接的描述引导着我的想象，使隐藏在黑暗中的一片景色渐渐地清晰起来，有声有色的，生动而具体，我的心情也因此而起伏不定。

    宁老师和马老师在黑暗中的桌子上所做的事情强烈地刺激着我，使我不禁为此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到后来这种深入的联想逐渐摆脱了两个具体的面孔，一对无名无姓的男人和女人的动作与声音遮盖了由此而带来的一切羞辱和指责，只剩下了这种行为本身，它们在我的脑袋里频频出现，久久不散，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也因此而有了某些可耻的反应。

    那两天的夜晚我是在恐惧与亢奋、焦虑与狂想之间的交替往返中度过的，既快乐又痛苦。因为彻夜难眠，我的脸色十分难看，我的身体也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绷紧和放松变得疲惫而虚弱，腹内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一些尖厉而混杂的声音折磨着我，使我的脑袋异常沉重并且还隐隐作痛。为了抑制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近乎失控的局面，我甚至用了一些残酷的办法（如用一个小钳子把身上的某些不易暴露的部位夹成紫色）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却毫无效果。

    在学校里，我的这种样子已经引来了一些不易察觉的目光，这种目光的存在使我觉得有一些火苗在我的周围闪闪烁烁，它们终究会在一个渐渐逼近的时刻里把我点燃。

    但我还是坚持到学校去，郑伟说这两天老师可能要找几个已经被确定的重点对象谈话，我无疑是被叫去的人之一。

    我在等待着某个时刻的降临。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我最感难受的那一天，广播里忽然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一下子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一个更加重大的时刻突然降临了。它使得我们学校正在调查的这件事一下变得微不足道，对某个人的追查也因此中断和阻隔，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黑纱、挽幛、花圈遍布整个城市。所有的人也都因此而有了一份沉痛的心情和一张悲哀的面孔。

    原载《大家》1995年第3期

    点评

    在新生代小说家群中，述平是一位偏于智性写作的作家，不但对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不感兴趣，就是对语言、结构等艺术形式上的革新与实践也似乎没有多大的喜好。他发表的作品较少，但在探索小说本体性存在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实践。在生活的必然与偶然、确定与不确定、清晰与模糊、一元和多元等众多的关联项中，他所乐于表现的永远是后者。故事性、主题的不确定性、结局的无解性是其小说的三个突出特征。《摄于一九七六年》的语言干净，叙述流畅，故事性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谁在门上写了那样的文字？两位老师的关系果真如此吗？受害老师调查的结果怎样？这些疑问不仅纠缠着“我”和全校师生，也将读者召进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但是，它表达的是什么呢？其主题意蕴非常模糊。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个小说讲了一个“文革”年代里发生于校园的特殊故事，表现了更为年轻一代人的特殊心态，然而，这恐怕不是作者的本来意图。“我”肯定不是始作俑者，但“我”却在宁老师富有策略性的听写活动中陷入了自我怀疑中，仿佛那个人就是自己。当然读者也可以怀疑是刘辉或者其他人。也就是说，文本内外的人都在一种猜测中。最后，有关“到底是谁”的调查结果不但无解，还在全国性的悲剧性事件（毛主席逝世）中不了了之。作家有意识地描写了调查过程，也预言了可能性的结果，但在结尾处，一切都戛然而止。

    （张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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