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男人烧饭洗衣的好日子
一家人看电视转播，一九九八年冬季奥运会的冰舞。
这是我最爱看的溜冰运动，因为没有“三转跳”，很少有人摔跤；也没有把舞伴扔出去的动作，所以不易受伤。
少了紧张，多了优美。看那一对对丽人在冰上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真是种享受。当然，冰舞中也有许多指定动作，譬如“抱起一人溜”，就在每对选手的舞蹈中出现。妖娆的女子，能像一条柔软的缎带，从男人的肩头盘旋而下。
轮到法国代表队安妮西娜和佩兹莱特出场。安妮西娜长得健美而高大，我真担心佩兹莱特抱不起她。
滑过了三分之一，该到抱起舞伴的时候了。突然，佩兹莱特跳起来，双脚悬空，居然偎在安妮的怀里，让安妮抱着溜……
场子里响起一阵惊呼，接着是一片掌声。我和妻子也都叫了起来：“天哪！他们不是男生抱女生，而是女生抱男生，这女生真厉害。”
可是，惊呼完了，我想了想，又问妻子：“为什么只能男生抱起女生？当女人强的时候，当然男人也可以让她抱。”
在《世界日报》上看到大陆著名女星潘虹的“情感自剖”。
谈到婚姻，潘虹说：
我常扪心自问，我要的是什么样的男人？我很看重精神上的东西。也许他一无所有，但他在精神上应该永远能征服我。他读的书比我多，知识比我多，胆略见解比我强，永远令我敬佩。我要的是这样一个永远能征服我的男人。
那句子里的“征服”，特别有味道，使人想到骁勇的武士和柔弱的女子。
她所说的“读的书比我多，知识比我多……”也使我想起当年申请博士班的时候，母亲点头笑道：“对呀！太太是硕士，你总该比她强点儿，不然将来罩不住老婆。”
只是，我常想，老婆是要用罩的吗？罩不住就会跑掉吗？
偏偏当我质疑那句话的时候，我研究所一位中国女同学也说：“谁说男人得意时会抛弃糟慷之妻？我告诉你们男生，女人如果比男人得意时，她抛得更快。不信，看看那些女明星、女歌星，哪个成名之后不把老公甩了？就算她不甩，只怕她老公也受不得她成功，自己会走！”
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
文英走红，方龙一度酗酒解闷。
新闻内容写演员文英和方龙，在生活清苦的时候一起“打拼”，丝毫没有显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情结。
但是当文英得了“金马奖”，突然走红，而且片酬大涨时，没办法跟她并驾齐驱的方龙，承受不了压力，就开始酗酒、闹事。
这段文字给我很怪的感觉。人的境遇本来就不一样，凭什么丈夫一定要比妻子强？难道我们还活在“男主外，女主内”，非男人不能作一家之主的时代？
其实在远古的渔猎社会，是由女人当家的。
男人出去打猎了，孩子全由女人管，女人烧饭、制陶、织网、修房舍。多半的时间，“家”都在女人的手中。
当然女人是“一家之主”。
只是进入农业时代，耕田需要大量的劳力，情况就改变了。
我常想起这么一个画面：男人们从田里下工回来，满身泥泞、满脸汗水地拖着步子，进家门。女人心疼地过去帮丈夫擦拭，递过茶水，端上食物，看男人狼吞虎咽地吃。小男孩过去跟爸爸一起吃，小女儿也要过去，却被妈妈拉住：“哥哥将来也跟爸爸一样，很辛苦，就让他们辛苦的先吃吧！咱们总在家，食物由咱们女人做，我们随时可以吃，不必急！”
想想！与其说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不如说是因为工作的不同，而表现了一种体谅、一种爱怜。
曾几何时，这爱的表现变成了公式，就算男人在家没事、女人终日上班，还得坚持那“公式”。
所幸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已经改了。
在纽约，常遇到一些在国内赫赫有名的人物，提着菜篮上市场。
“他”可能曾是位名将，带着过去的光荣，来到异乡。没人知道他过去彪炳的功业，他却“放不下身段”去混口饭吃。
于是，他的老妻子到工厂做车衣。
“他”也可能曾是位名画家，桃李满天下，却打不开另一个天下，又不愿降价求售，伤了品。
于是，他的妻子去百货公司当店员。
二十年来，不知看了多少丈夫，在最艰苦的时候，靠老婆出去做个卑微的工作，撑过来，又撑出一片天空。
这些男人有个特色，他们都做得一手好菜。当他们后来成功之后，都说“那段时间”最快乐。
今天看到《新新闻周报》上，卢修一说他刚被国民党放出来之后的一段话：
我能做什么呢？我已经成为一个失业游民了嘛，虽然太太没有问题，她会养我、养这个家庭，但是我对家庭不能尽到一点儿责任，我怎么办？我自己会忧闷而死！
后来我想，真的，我在当选立法委员后，就没有时间跟孩子玩了，所以那时候陪孩子是我人生记忆当中，最快乐、最充实、最温暖、最温馨的一段时间。
放下杂志，我对妻子说：“有一天，我不如意时，我会靠你吃饭，我也会烧饭、洗衣，说不定那也会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温馨的岁月……”
她们用亲情计算孩子的生日，
用恋情计算结婚的岁月，
用爱情计算丈夫归来的时候，
用理想计算自己的年龄。
会另一种算术的女生
开小学同学会，一位当年功课烂透，现在却成为名医的男生，教大家计算胆固醇的方法，妙的是，男生一听就会了，女生却都没搞懂。
“不能怪你们。”名医手一挥，“女人天生数学就差。”
没想到，半句话得罪了一屋子女生。她们个个杏眼圆睁，还有几个冲了过来。
“谁说我们女生数学差？告诉你！我们天生比男人好。”一个女生首先发难。
“是啊！”立刻有人附和，“你记得你每个孩子的生日吗？你记得他们几点几分生的吗？你又记得你的结婚纪念日吗？”
医生也不示弱：“我记得。”
“好，就算记得，你记得你老婆上个月的mc是几号、下次会哪天来吗？”有位大胆的女生追问。
这下子，女生全有的说了：“我们从十二三岁就每个月都在记、都在算。”
“我们会算安全期。”
“我们会算两百八十三天，孩子哪天生。”
“我们会算孩子是不是该到家了。”
“我们会算老公晚半个小时进门，是不是出去搞鬼。”
“我们的算术天生比男生棒，只是棒得不一样！”
可不是吗？女人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她们比男人更知道物价的波动、天气的寒暖、体重的变化。她们更知道积粮、存钱、为孩子添件衣服、提醒老公小心受凉。
她们甚至能算准丈夫回家的时间，在那双脚踏进门的同一刻，把青菜下锅。
想起妻子说的童年往事。
我的岳父是空军，妻子小时候的家，就在屏东的空军家眷区。
长长一排日式房子，全是“飞官”。
那时候东亚局势正紧张，飞官们总是驾着美国人的侦察机，往对岸飞。
“飞官的太太们，不但漂亮，而且特别敏感，只要有飞机的声音，她们就会竖着耳朵听，说‘我丈夫回来了！’”妻子回忆说：“然后，她们就会往家跑，为丈夫准备远行归来的餐点。”
我尤其记得她说，那些飞官们回家不像许多懒惰的丈夫，按铃要太太开门。他们都自己带钥匙，太太的耳朵也特别尖，能在丈夫才掏出钥匙的时候，就听到声音。
“有时候真有意思。”妻子说，“一排飞官，一起回来，一起听到门响、炒菜的声音和升起的炊烟。当然，有时候也很可怜，算着丈夫该进门了，钥匙没响，门铃响，打开门，没有丈夫，站着几个同事。就听见长长的、一声尖锐的哭声传来，村子里又多了个寡妇。”
我常想起她的话，想那欣欣然已经准备下锅炒菜的妻子，听见门铃响，美丽的面庞突然转为苍白。
我也猜，只怕她们不是会算丈夫飞行的时间，也不见得真能听出飞机的声音，她们只是一直惦念着、等待着。
曾经在院子里的树上，挂过一个木制的鸟窝，尖尖的屋顶，前面正中央，有个圆圆的小洞，是门也是窗。
有一对小红雀成为我的房客。我记得很清楚，它们在情人节之后不久，开始孵窝。两个小家伙晚上总是并排坐在屋里，白天则由公鸟出去找食物，回来给母鸟吃。
当公鸟出门的时候，那母鸟的头似乎伸得比较长，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它的脸，正对着窗外。
二月，总有风雪，鸟窝前面的小阳台上，常堆积着白白的雪花，那母鸟会不时地把掩住大门的雪啄开，好像为丈夫清出一条路，等待他归来。
这使我记起在PBS看到的一个特别节目，描写几百年前，一群拓荒者，由东岸出发，打算越过美洲大陆，移民到加州的乐土。
但是还没到加州，冬天就来了，他们遇上罕见的风雪，迷了路。
他们搭了帐篷，烧尽了篷车的木料，吃光了拉车的牲口，一群妇人守着孩子在里面等候，等待男人出去找食物、找道路、找援救。
但是男人们一批批去，一批批冻死在路上。后来连大一点儿的男孩子都出去了，只是也难逃被冰雪冻死的命运。唯有少数妇人和孩子，啃树皮，吃靴子、毛毯，熬到最后。
那在风雪里，守着蛋、守着家、望着窗外的母鸟，不也一样吗？如果有个顽童举起气枪，那小鸟窝里会不会也传出凄厉的哭声？
自远古远古以来，每个猎人的小屋，必定都向着山；每个渔人的小屋，必定都对着海。
那小屋里也就必然都有着守候的妇人，望着窗外的山林与海洋。
每一阵雨雪、兽嗅与狂风巨浪，一定都牵扯着这些女人的心。她们一定都在想、都在算，“出门的你，该归来了……”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每次读到这些古人的诗句，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倚门远眺的身影。
只是多少身影，守着守着，月月年年，就此老去、就此凋零、就此凝固，守成一个望夫崖，凝固成一个痴情女子，变成一块巉岩的神话。
女人是长于算术的，只是跟男人的算法不一样。她们用亲情计算孩子的生日，用恋情计算结婚的岁月，用爱情计算丈夫归来的时候，用理想计算自己的年龄。
男人是风帆，女人是港湾。
男人是燕子，女人是屋管。
男人爱远行，女人能眺望。
男人爱漂泊，但是女人不怕。
她们能等待！
他偷偷地观察、暗暗地注意。
他以孩子的未来为目标，
趁着年轻，
不断地拼、不断地冲。
心灵深处的父爱
到餐馆吃饭，才进门，就听到娃娃的哭声。偏偏女侍又把我的座位安排在那娃娃的旁边，哭声就更响了。
娃娃大概只有七八个月大，由一个男人抱着，大概是娃娃的爸爸。只见他先抱在怀里用勺子喂食，又换到肩上拍，再站起身摇来摇去、走来走去。可以说想尽办法，也不能止住娃娃的哭声。
那哭，真是号啕，尖着喉咙、扯着嗓子喊，使整个餐厅都不安了。
娃娃的妈妈显然不在，同桌另外两个人，都是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的大汉，我看看你，你看看我，谁也没办法。邻桌一个女人起了恻隐之心，过去自荐，说让她试试看。只是，接过娃娃，拍了半天，还是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又递了回去。
哭声更大了，相信餐厅里每个人都心想“完了”。但是正想着，那娃娃居然不哭了。
餐厅里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大家都转头。
只见那娃娃的爸爸，弯着腰、搂着娃娃，嘴对嘴地亲，一边亲，一边把嘴里的食物送到娃娃的口中。
看到报上一篇特稿，谈各国元首的“第一女儿”。法国总统席哈克的女儿，担任总统府联络室主任；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的女儿，由于母亲早死，总是陪着父亲，担任各种重要场合的女主人。密特朗的私生女，在父亲生前虽不敢曝光，密特朗死后却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保护父亲的“智慧财”。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有一次独自带着小女儿坐火车。
孩子还在襁褓中，又饿又累地号啕大哭。
叶利钦手上没有东西能喂孩子，居然当众解开衬衫，让女儿含着他的乳头，进入梦乡。
到曼哈顿的一家大书店买书。正翻着，听见电动扶梯上传来小孩子的尖叫，夹杂着妇人的呼喊。
赶过去，看到一个母亲在拼命拉她孩子的脚，原来孩子的鞋带被绞进了电扶梯。
扶梯继续移动，眼看要到尽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扶梯停了。
一个男人先跑到扶梯最下面按下了紧急停止钮，再冲到孩子身边，帮孩子弄断鞋带、抱离扶梯。
孩子不哭了，那母亲已经面无人色。听孩子抬头叫那男人“爹地”。好多顾客都面面相觑地说：“多快的反应啊！真是个伟大的爸爸。”
读台籍画家陈澄波的传记。
这位在一九二六年，第一位以油画作品入选“日本帝国美展”的画家，不但是台湾艺坛的领导者、思想的开拓者，而且曾经到大陆教育英才多年。在台湾光复时，陈澄波在文章里写道：
“我们必须努力来提高我中华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应该加倍努力，这是我们美术家的责任……”
只是，跟着不久，他却在“二·二八事件”中殉难了。
那篇由庄永明撰稿的传记里提到，当陈澄波嫁女儿的时候，需要一把深蓝色的洋伞来搭配。他找遍了台北市，却找不到。听说有位朋友受人之托，才从日本带回一把这样的伞，他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割爱。
朋友看到陈澄波那么强烈的父爱，感动了，不得不把伞送给陈澄波。不久之后，接到陈澄波从嘉义寄来的信、礼券和三盒嘉义名产。
收到一个女孩子的信。一开始就怨她的父母离异。从小，她不知道什么叫妈妈，只知道管父亲的“每个女人”叫阿姨。
但是跟着，她的语气一转，说父亲是“好父亲”，是“好听众”，也是一位“好母亲”。
有一次她住院，父亲半夜赶去，拿条毯子，躺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就睡了。她撑起身子，很不高兴地训老爸：“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睡在我脚边，我很难受。天这么冷，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她父亲没说话。隔天傍晚，又来了……在信的结尾，女孩写：
你曾经讲“爱是比较往下，而不往上的。如果有一天发生灾变，父母跟孩子，只能救一方面，多半的人会救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问我救谁，我会救我爸爸。因为孩子能再生，父亲却不能再有。
跟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一位残障朋友吃饭。
他从小就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父母为了救他，甚至倾家荡产。
他动过许多次手术，身体里植入了锅条，身体外也装了锅架。他的手臂因为长期操纵轮椅，粗壮得如同一般人的大腿，但是他能骑摩托车，也能开汽车。凭着他的毅力和智慧，他考上了大学，成为校内残障社团的社长，更进入“伊甸”，成为领导者。
用餐的中途，我推他去厕所。在推回座位的时候，他突然转头对我说：“刘老师，你知道吗？我太太是我同学，也是学校的高材生，她长得很漂亮，居然嫁给我，要推我一辈子。”停了一下，他笑起来，说：“你知道我们生了一个孩子吗？好可爱、好可爱哟！他会跑、会跳呢！”
我看过千千万万会跑会跳的孩子，也听过许多父母赞美自己的孩子跑得快、跳得高。
但我从没听过这么感人的一句话——
“他会跑、会跳呢！”
从一个一生不曾跑过、不曾跳过的父亲嘴里说出来。
常听女人说“男人粗心，不会带孩子。”也常听中年一辈的朋友说“以前的父亲都不太疼小孩”。
我便想：其实男人真比女人差吗？如同好厨师、好裁缝多半是男人，男人除了不会怀胎，也许真带起孩子来，一点儿也不比女人差，还会比女人更细心。
父亲的感情常是内敛的，他偷偷地观察、暗暗地注意。他以孩子的未来为目标，趁着年轻，不断地拼、不断地冲。
父亲常比母亲短命，父亲也常比母亲不擅表达。但是当我们细细体味，从“汗水”而非从“口水”中去体味；或在最紧要的关头，在父亲“血水”中，总会发现——
那心灵深处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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