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思考”使我们在最坏的时候，能往好处想。它使我们学会宽恕、学会感恩。带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且与每个身经苦难的人，结合得更紧密。

    凡事都往好处想

    在朋友家看电视新闻，播出号称亚洲第二大的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为了教育的目的，特别设置了许多科学玩具，让参观的孩子能在游戏中学习。

    只是才开放一天，惊人的事就发生了，许多科学玩具居然被孩子们弄坏，害得科学馆不得不连夜修理。但是才修好，第二天又坏了一堆。

    “真不像话啊！”主人骂道，“台湾的小孩太没教养了！”

    大家都附和，说师长该挨骂，孩子该挨打。

    我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些游戏不是设计给孩子玩的吗？首先博物馆应该高兴，有那么多孩子去玩，表示家长愿意带、孩子又爱去。想想三十年前的孩子，就算去，也怯生生的，不敢碰这个，不敢碰那个，哪儿像今天的孩子这么活泼？孩子活泼、尽情地玩，难免玩坏东西，这是可以想到的嘛！”看大家都把眼睛瞪得好大，我又说：“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EPCT中心，有一大堆科学玩具，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狠狠地摇、用力地打、拼命地踩，我去过许多次，却没见过哪样被玩坏了。所以东西坏了，固然可能因为孩子太皮，但是大人也要检讨，是不是在设计上没考虑到孩子的玩法。”最后我强调：“我不信，跟世界各国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最顽皮。他们不是皮，是活泼，代表下一代有活力、国家有希望。”

    这番话居然引来一屋子的掌声。好几个人问：“奇怪，你为什么想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呢？”

    “很简单。”我说，“用正面思考！”

    其实我过去也喜欢“负面思考”，这“正面思考”是这二十多年来慢慢学会的。

    记得二十年前，我在一本宗教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

    当针扎到手指的时候，要想幸亏是扎到手，没扎到眼睛。

    我当时就心一惊，觉得那想法真好。接着，去一位长辈家，见她正安慰向来考第一，那天却因为拿第二名而哭泣的孙女：“想想，你以前拿第一名的感觉多好，你也应该让别的小朋友感觉一下，你该为今天拿第一的小朋友高兴啊！”

    我的心又一惊，想：“哪个家长不盼孩子考第一，这位奶奶的心怎么那样宽，真不简单！”

    接着，我到了美国，洋人用“正面思考”的就更多了。

    有个同事的太太，中年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退休在家，却总是生病。

    妙的是，我那同事一提起他太太又病了，就附加一句“感谢上帝！”

    “你太太病了，你为什么还说‘感谢上帝’？”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地问他。

    “我当然要感谢上帝。”他一笑，“谢谢他让我有份好工作，使我太太不用上班。也谢谢他使我健康，好照顾我多病的老婆。”

    还有位朋友，深度近视，最近动手术，用激光修正。

    本来成功率很高的手术，她却因为眼球太凹，一只成功、一只失败了。

    好多人知道了，都安慰她。她却笑嘻嘻地说：“能有一只成功，多好啊！以后半夜起床，不怕抓不到眼镜，一片模模糊糊了。”

    就这样，我渐渐学会“正面思考”。

    当我去年食物中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时，我一边上吐下泻，一边想：“又多个生活体验，又多个写作题材。”

    当我在北京胆囊发炎，一下子瘦了一公斤半时，我对朋友说：“瘦了也好，瘦了照相比较好看，而且比较敢吃甜食。”

    当我最近在台中马路上摔了一跤，把我在瑞士新买的鞋子摔成“开口笑”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幸亏这是一双结实的新鞋子，不然我一定止不住脚，非摔断骨头不可。”

    “我已经是多么会正面思考的人了啊！”我想。可是接着看到去年十二月四号TVBS播出南非武官卓懋祺一家人的专访，我又自叹不如了。

    被陈进兴挟持，且受到枪伤的卓懋祺很平静地说：“这次能脱险，不是全靠我们的力量，像侯友宜就冒了生命的危险。”又说，“我会记住，我们一家因此而更亲密，这个经验带给我们正面的影响。”卓懋祺居然还特别提到他远在南非的女儿荷兰娜，说：“她非常担心，她也最勇敢，因为她必须自己镇静地搜集资料。”

    当许多人都心想“卓懋祺的这个女儿不在台湾，真走运”的时候，卓懋祺居然说：“这段时间，对她而言，是最难熬的。”

    自己身处险境，还能挂心远方的亲人，这是何等的境界！这使我想起电视影集《天才老爹》的主角比尔·柯斯比，当他的独子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号被人枪杀之后所说的话：

    我们的心与所有曾遭遇不幸的家庭在一起，要分享这样的经验，真是不容易。

    “正面思考”使我们在最坏的时候，能往好处想。它使我们学会宽恕、学会感恩。带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且与每个身经苦难的人，结合得更紧密。

    我们寻梦，要寻人生的大梦，为大家寻梦，为世人寻梦……

    寻个人生的大梦

    我住的小镇上，新开了一间很奇怪的店，只要经过，就能感受到一种诡异的气氛。

    玻璃橱窗里垂着黑带子，带子前面摆了一个水晶球、一支羽毛、一个牛骷髅和一只不知什么动物的“毛茸茸的脚”。再加上里面传出呜啦呜啦的音乐和中人欲昏的香味，就更是“心毛毛”了。

    “我要看！我要看！”偏偏小女儿好奇，坚持一探究竟，我只好陪她钻进去。

    天哪！真是五花八门：各种小瓶的香精、草药；满架的水晶、石头；墙上更有意思，挂着一片片的树皮、羽毛和编织品。

    “要看看未来吗？要找你的生辰石吗？要用水晶治病吗？”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婆，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抖着两只手说，“我是一半吉普赛人、一半印第安人，很准的！”

    我摇头笑笑，指指女儿：“她感兴趣！”

    “好极了！”老太婆走了出来，“小妹妹要不要一个印第安人的捕梦网（Dream catcher）？”说着摘下一个挂着羽毛的圆网子，伸到小鬼面前，神秘兮兮的，“晚上挂在你的床头，保证你做个美丽的彩色梦。”

    我相信这老太婆一定有什么魔力。最起码，我那从不吵着买东西的女儿，受到她的蛊惑。

    一个圆框框，编成网状，下面再挂上三根羽毛，居然要二十美元。可是，小丫头吵着要，有什么办法？

    当天晚上，小丫头早早就上床了，盯着挂在床头的“捕梦网”，复述着“老巫婆”的话：“这世界上有很多噩梦和美梦的精灵，在夜里飞来飞去。挂上这网，噩梦一飞过，就被网住，不会动了。只有美梦，会顺着框框往下滑，滑过这三根羽毛，掉到下面。谁睡在下面，谁就会做个美梦。”

    一夜过去。

    “你梦到什么美丽的东西了吗？”女儿才睁眼，妈妈就问她。

    小丫头摇摇头。

    我跟着问，她又摇摇头。

    奶奶、婆婆、公公，每个人都问一遍，小丫头居然生气了，嘟着嘴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骗小孩的玩意嘛！”公公笑着说。

    没想到，话才完，小丫头竟然放声大哭。好不容易擦干眼泪，去上学。放学之后，还是板着个脸。

    吃完饭，电视里播出小儿麻痹疫苗之父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的纪念专题。

    五十年前的纪录片——一群因为小儿麻痹，而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细得像根枯骨的小孩，穿着铁鞋和肢架，一拐一拐地走着。还有一个在地上爬。

    “他们怎么了？”女儿冷冷地问。

    “他们得了小儿麻痹，在疫苗没发明之前，许多许多小孩都这样死了，就算活下来，也多半成了终身的残障。”我说，“爸爸小时候，就有两个邻居的小孩，得了小儿麻痹。”

    “我会不会得呢？”小丫头瞪大眼睛。

    “你不用怕了，因为索尔克博士发明了疫苗。你不记得医生给你吃过一种粉红色的水水吗？吃了之后，就不会得小儿麻痹了。”

    电视上的专题换了，先是喷出一团熊熊的火，一架航天飞机升空，接着在蓝天的背景上，爆成几道白光，然后是现场观众相拥而泣的画面。

    “挑战者航天飞机！”女儿说，“我们老师教过，七个人，包括一位女老师，都死了。”

    “对！”我说。

    “他们上去做什么呢？”小丫头问。

    “他们去寻梦。”

    “寻梦？”

    “不只是寻他们自己的梦，也是为我们每个人去寻梦，如果有一天，你能到外太空去旅行，就得感谢他们的牺牲。”

    “他们没寻到梦，好像我。”小丫头摊摊手。

    “对！索尔克医生是寻梦者，为全世界每个人寻到‘不得小儿麻痹’的梦。挑战者号的航天员也是寻梦者，为我们去寻梦。他们的梦破了，也是我们的梦破了。”

    拍拍小女儿，我说：“所以，不要为你那小小的捕梦网，没能网到美梦而不高兴。我们寻梦，要寻人生的大梦，为大家寻梦，为世界寻梦……”

    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

    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

    杏林·春雨·歌

    二十多年前，有两个在同一家医院服务的护士跟我学画画。她们常穿着护士的制服，匆匆忙忙赶来，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药水味。

    我教画是很自由的，学生们可以一边画，一边聊天。有一天听其中一位护士，对着旁边的同事小声说：“今天xx医生又秀逗了。”

    “是啊！怎么会这么糊涂。”另一人叹气。

    “命啊！听他家人哭得好伤心。”

    我好奇地问她们。她们脸色凝重地互看一眼，居然言词闪烁地没有正面答我。

    隔了好一阵。其中一人私下对我说：“老师！您知道吗？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沉吟了一下，又歪头笑笑，“哪个名医不是从庸医变成的？哪一把‘名刀’下面，又不曾枉死过病人？”

    这事过了不久，我太太就进了医院，因为视网膜剥离，准备动手术。

    好多朋友推荐同一位名医操刀。可是有人提出异议：“那位名医根本不是自己动手，他只是站在旁边看，教他的副手操刀。”

    又有人推荐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说他的技术最新。

    可是也有反对的意见：“他去美国才几个月，能学到什么？可能是在国外学到了方法，回国来练技术，小心一点儿！别成为他实验的白老鼠。”

    所幸我太太找后一位医生动手术，十分成功。只是这些话在我心中，一直挥不去。

    有一天，碰到位医界的朋友，我问：“依您看，这两位医生，谁比较高明呢？”

    “其实两个人都不错。”他说，“你不要认为由副手操刀就不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同时抢着为你穿针，你会选哪一个？你总不会因为老的那个穿了四五十年针，经验老到而挑他吧。所以呀，用老一辈的经验，加上新一辈的精准，常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看我直点头。他又眉头一扬，笑着说：“做医生，真可怜，年轻的时候眼力好、手又准，偏偏经验不足，总是出毛病。老了之后，经验十足，却又常看不清、手发抖，这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自从搬到纽约的长岛，就与医生们做了近邻。左邻是位麻醉科的名医，坐骨神经动手术才一个礼拜，就溜出医院、回家种花。还对我大声喊：“医生是最坏的病人。”

    右邻不远是位内科名医，常找一堆医生朋友，邀我聚餐，然后举着酒杯对感冒的朋友说：“喝点儿酒，感冒就好了！”又回头对我一挤眼说，“其实啊！人长寿不长寿，多半要看爹娘。”

    听他们谈“别人”就更惊心了：“谁谁谁，在台湾为了赚钱，两口子整夜调制可的松的药膏，吸多了药粉，都成了‘月亮脸’。”

    “谁谁谁，又被告了。当然告不倒，但是开刀房里谁不知道？”

    有一天我问在座的人，谁最清楚手术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一起回答：“当然是医生自己。”

    与众名医聚餐比起来，我宁愿一对一地聊天。因为这时候最能听到心声。

    有位妇产科的名医，一次略带醉意地对我大声叹着气说：“唉！年轻的时候，爱玩，女朋友在外面等。明明可以自然分娩的，看她一直生不出来，不愿意多等，就说该动手术。”脸上红红的，“现在啊！外头谁在等，我都不管，病人重要、良心重要。”

    还有一位名牙医，居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最希望的是去开一间饺子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卖水饺的店哪！”他十分认真地重复一遍。

    “那你为什么不开？”

    “因为我还在还债。”他的脸色更认真了。

    “你还欠钱？”我追问。

    “不！是欠情。我前些年，做坏了太多人的牙，现在想退休也不能退，要把错补过来。”

    最近，参加美华防癌协会的募款餐会。其中有名歌星演唱，也有名家演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却是一群医生的合唱。

    八位各科的医生，在一位医生的母亲的伴奏下，唱了《大学颂（Gaudeamus）》、《故乡老友（Old Folks at Home）》和《哦！王小姐（Oh！Brelid）》。

    都是中年人了，有的秃了顶，有的白了头。略带一点儿紧张与腼腆地站在台上，并在其中一位的带头下作四重唱。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歌声给了我少有的震撼，觉得那不只是歌，更是心，是生命。

    看了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救了多少命，也犯过多少错。而自己的青春已逝、事业已成、儿女已大。沉重的压力、沉重的心情，似乎放不下，又似乎可以放下了。

    在许多矛盾之间，产生了火花，化作了歌声。

    歌声是那么释放，又是那么复杂，仿佛把肝胆肠胃、脑肾心脾、肌肤神经所交织起来的“兴衰荣辱”“是非成败”，一起化作音符。

    我仿佛看到杏林间，一阵风来，一片化雨……美极了！

    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能笑且笑过一生

    母亲的胆囊发炎，虽然吃药控制住了，却整天捂着肚子，坐在椅子上发愣，连我说笑话，她也板着个脸。

    “你为什么都不笑呢？”我问。

    “我不是不笑。”她嘴角挑一挑，“是不敢笑啊！一笑就疼。”

    她这话，使我一下子回想到了四十年前，父亲病的时候，她也叮嘱我，别逗父亲笑。

    “让爸爸开心，有什么不好？”我不懂地问。

    “开心可以，但不能笑。大手术，还没长好，一笑伤口就裂了。”

    躺在床上的父亲点点头，对我挤出一丝苦笑。

    也想起三毛，过世前一年，听说她因为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肋骨，我去荣民总医院看她。

    她没化妆，拉着被单遮脸，一边怨我不先通知就去，一边怪我总是说笑话，害她笑一下，肋骨就疼一下。

    最近和杏林子聊天，她也说：“刘墉真坏，老说笑话，害我笑。”

    长久的类风湿关节炎，侵蚀了她的全身，手脚变了形，身体变了形，连上下颚的关节，也因为萎缩而压迫了食道和气管。她的声音很美，可是现在没办法大声说，说也说不久。她过去也很爱笑，而今却怪我逗她笑，害她咳嗽。

    所幸她的心还是那么喜乐，用嘴角轻轻对人笑。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也受过“笑的苦”。

    一天，我正作画，有位老同学来访。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看我挥毫，一边说自己的近况。

    “我到屈尺去，看那边的溪水好清澈，就一个人，脱光了，下去游泳。”很有文艺才华的他，非常细腻地形容了四周的山光水色，述说他怎么试探溪水的温度，感受沁心的凉爽，忘我地漂浮其间。尤其当他形容日光照下来，射过他拨水的手指间，把他的身影映在溪底，更是美极了。

    “我漂着、漂着，看着自己的影子，觉得自己好像……好像……”他沉醉在回忆里。

    “好像什么？”我停下笔，问他。

    他看看我，似乎还在回忆中，突然抬头，说：“好像一只大乌龟。”

    我做梦都想不到他那么美的形容，到头来竟像只大乌龟，于是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他一副正经八百，十分不解的表情。惹得我更笑弯了腰，而且是向外呼气的笑，到往里吸气的“抽笑”。

    当天夜里，我的气喘病复发，紧急住进了医院。

    从那以后，即使听到很好笑的事，我也忍着，尽量在大笑几声之后结束，绝不发出“抽气式的笑”。

    “笑，有时候真不容易。”

    最近一位新闻界的老朋友对我一边说，一边摘下她的老花眼镜，又掏出面纸，擦擦左眼角，再蘸蘸右眼角，叹口气：“唉……一笑就流眼泪。”

    她走了，我随手翻书，翻到野口悠纪雄的《超学习法》，其中有一段说：“像黑塞或罗曼·罗兰的作品，如果没有高中生丰富的感受力是读不来的。”又说，他希望退休之后，能重读一次高中时看的书。只是相信已经不可能唤起年轻时的感动。

    合上书，我想，“笑”或许也是如此吧！

    记得年轻的时候，最爱听黄色笑话，甚至在军中还有讲荤笑话的比赛，大家运足了丹田之气，放肆地大笑。

    然后，进入社会，尤其在跑新闻的那段时间。截稿前，明明忙死了，却常有人停下笔，说个笑话。

    管他好不好笑，办公室里都会发出一团笑。而且愈累，笑得愈大声。似乎用那笑，作为一种深呼吸的运动。

    又过了二十年。我开始喜欢看古典笑话，在文言文的句读间，找寻古人辛辣的幽默，且把那幽默带上应酬的餐桌。

    一桌老友，都有意气风发的当年，也都带来拿手的笑话，你一段，我一段，谁也不让谁。

    有人会一边听一边拿笔记，说要回家讲给老伴听。

    也有人口沫横飞，说的却是不久前才对同一批朋友讲过的笑话。

    大家一样听，一样笑，一样掏出面纸，擦眼角不听使唤而流出的泪水。

    我想，不同年龄爱不一样的笑话；同样的笑话，不同年龄听起来，是否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这群老朋友，由笑“人生的现象”，到笑“人生的无奈”。

    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位长辈，很爱打麻将，却总输，有一天和牌，而且居然是清一色自摸，发出少有的开怀大笑。

    可谁曾想，在笑声中，那位长辈慢慢滑下椅子，死了。

    自那事情发生后，常听大人提起，好像说一个悲剧，又像说一则笑话。

    每次大家都哈哈笑几声，听不出是高兴还是应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哪个笑话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哪个笑话的背后，没有这种人生的讽刺？

    想想那笑着溜下椅子的老人，断气之前，还能大笑几声，岂不是喜剧的结局？

    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