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座附属于它的厢屋，这房子被刺果植物、荨麻和野大麻组成的林子整个儿团团围住了。房子的屋顶已经生锈，烟囱已有一半倒塌，门廊台阶的梯级已经腐烂，杂草丛生，墙灰只留下斑驳的痕迹。它的正面朝向医院，后面向着田野，它和田野之间被一堵插着钉子的灰色医院围墙分隔着。这些尖头向上的钉子，还有围墙和这间房子本身，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凄凉和罪恶的模样，那种模样是医院和监狱之类建筑物上常见的。
假如您不怕被荨麻刺痛，那就让我们沿着通向屋子的狭窄的小道走过去，看看屋子里是什么名堂。打开第一道门后我们就进入了穿堂间。这里墙边和炉旁堆放着整堆整堆的医院垃圾。床垫、撕得粉碎的旧睡袍、裤子、蓝条子的衬衫、毫无用处的破鞋子—所有这些破烂一堆堆地堆着，几经挤压，彼此错杂，正在腐烂，发出的气味叫人透不过气来。
垃圾堆上总是躺着嘴里咬着烟斗的看门人尼基塔，他是个退伍士兵，衣服上的绦带已褪成了红褐色。他有一张严厉、枯瘦的脸，一副倒挂的眉毛，这眉毛使他的脸部表情像一只草原上的牧羊犬，还有一个红通通的鼻子；他个子不高，看上去干瘦、青筋暴突，但是神色威严，拳头粗壮。他属于头脑简单、办事牢靠、忠于职守和愚顽鲁钝的那类人，这些人最喜爱世界上有秩序，因而深信他们应该挨揍。他往人的脸部、胸口、背部和随便什么地方打，相信不这样这儿就没规没矩了。
接着您走进一个巨大、宽敞的房间，如果不计穿堂间的话，这个房间就占据了整座房子。这里的四壁涂着肮脏的蓝色涂料。天花板熏得漆黑，就如没有烟囱的农舍里那样，显然冬天这里生的炉子都烟熏火燎，屋里经常充满煤烟味。窗户被从里往外钉的铁栅栏弄得十分难看。地板呈灰色，刨得十分毛糙。酸白菜、灯芯的烟焦味、臭虫和氨气的臭味扑鼻而来，这股臭味一开始会给您这样的印象：您仿佛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一张张用螺丝固定在地板上的床铺。床上坐着或躺着的人都穿着医院蓝色的睡袍，而且按旧时的老规矩，戴着尖顶帽。这些人都是疯子。
他们在这里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个人有贵族身份，其余的都是平民百姓。靠门口第一个人，是个高高瘦瘦的小市民，他长着亮光光的红褐色唇须，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手托着头坐着，盯着一点望着。他整日整夜都闷闷不乐，经常摇头叹气，面露苦笑；他很少加入别人的闲谈，对提问通常不作回答。送来饮食时他机械地吃着、喝着。从他痛苦的阵阵咳嗽、消瘦的样子和潮红的双颊来判断，他染上了肺结核。
接着他的是个活泼、非常好动的小老头，蓄着一撮尖尖的胡子，长一头和黑人一样鬈曲的黑发。白天他从一个窗口向另一个窗口来回在病房踱步，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起双腿坐在床上，像灰雀一样不停地吹口哨、唱歌和嘻嘻傻笑。他这种童稚般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间也会表现出来，这时他从床上起来向上帝祈祷，也就是用拳头捶打胸口和用手指向门缝里抠。这是犹太人莫伊谢伊卡，一个呆子，大约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被火烧掉了，他就精神失常了。
六号病房内的病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被允许走出这间屋子，甚至走出医院围墙到外面。他享有这种特权由来已久，大概作为长年住院的老病号，一个安分无害的呆子，城里供人逗乐取笑的人物，人们看到他在街上围在一群小孩和狗中间，早已习以为常了。他身穿睡袍，头戴可笑的尖顶帽，脚着便鞋，有时光着脚板，甚至不穿裤子，在街头游来荡去，同时在人家大门口或小铺子边停留下来，乞讨一点小钱。在一个地方人们给他喝克瓦斯，另一个地方给他吃面包，第三个地方给几个小钱，所以回到屋子里来时他通常吃得饱饱，囊中富裕。他随身带回的一切都被尼基塔搜走，成了自己的外快。他做这件事时态度粗暴，十分生气，一面把他的口袋都一只只翻过，呼唤上帝前来作证，说他以后无论何时再也不放犹太佬出门了，还说对他来说不守规矩是世上最坏的事。
莫伊谢伊卡喜欢为别人效劳，他给病友们端水，在他们睡着时帮他们盖上被子，答应从街上给每人讨来一戈比小钱，给每个人缝顶新帽子；他甚至给自己左边的邻床，一个瘫痪病人，用食匙喂食。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某种人道本性的考虑，而是对自己右边邻床格罗莫夫的模仿和不由自主的服从。
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一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人，出身贵族，曾经当过法警和省城的秘书，患的是受迫害狂症。他或者把身子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或者从屋子的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走动，仿佛是为了活动身子骨，很少有坐着的时候。他总是兴奋、激动和紧张地在期待着某种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东西。只要穿堂里有一丁点窸窣声或外面传来喊叫声，就足以使他抬起头，张耳谛听：是不是冲着他来的？该不是来找他吧？这时他的脸部便出现不安和反感的表情。
我喜欢他那张宽阔、颧骨突出的脸庞，它总是显得苍白和神色凄楚，如同镜子似的，反映出被争斗和持久的惊恐所折磨的心灵。他的面相是奇怪而病态的，然而因深沉和内心的痛苦而落到脸上的细腻的表情，却是通情达理和知书达礼的，而且眼光也是温和而健康的。他本人也叫我喜欢，他彬彬有礼，热忱殷勤，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尼基塔例外。要是有人掉下一个纽扣或调羹，他会迅速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它捡起来。每天早晨他和病友们道早安，就寝时则祝他们晚安。
除了经常的紧张状态和扮鬼脸外，他精神失常还表现在以下方面：有时一到晚上他就把自己紧紧地裹在睡袍里，浑身发抖，牙齿碰得咯咯响，开始迅步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或病床间来回走动。那样子仿佛他得了严重的疟疾。他会突然停下步来仔细瞧着病友们，凭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想对他们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看样子又认为他们不会听他或不会听懂，他于是烦躁地摇着脑袋，又继续走动了。然而不久说话的愿望又压倒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就率性热烈激昂地说起来。他说的话语无伦次、言辞激烈，似乎在说梦话，断断续续，不是时时都能让人听懂，但是从他的话里，从他的言辞和声音里可以听出某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他说话的时候您能认出他是个疯子，又是个人。他那些精神失常的话语是难以在纸上传达的。他说到人的卑劣品性，压制真理的暴力，将来会出现在世界上的美好的生活；说到窗上的栅栏，这使他每时每刻都会想到施行暴力的人们的愚钝和残忍。结果这就成了取自未唱完的古老歌曲的一首杂乱无章、不协调的大杂拌。
二
大约二十至十五年前，城里一条主要街道上，在自己的房子里住着一位官员，是个颇有声望、家境殷实的人，叫格罗莫夫。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在念大学四年级时谢尔盖得急性肺结核一命归阴；他这一死仿佛成了骤然降临格罗莫夫家庭的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开端。谢尔盖下葬后过了一个星期，年老的父亲因作伪和盗用公款被送上法庭，不久因伤寒死于监狱医院。房屋和一切动产被悉数拍卖，所以伊凡·德米特里奇和母亲就一贫如洗了。
以往父亲在世时，伊凡·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他在那里上大学，每月得到六七十卢布，对贫困两字毫无概念，如今他不得不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必须从早到晚去为菲薄的报酬上课，去抄写，却仍然不免挨饿，因为所有的劳务所得都寄给母亲糊口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垂头丧气，开始委靡不振，然后就抛弃了学业，回到家里。在此地这座小城里他托人情谋得了一个在县立学校教书的职位，但是和同事们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就丢了这个位置。母亲死了。大约半年时间他没有工作，只靠面包和水糊口，后来去当了法院的庭警。这份差事他一直做到因病解职为止。
他从来就没有给人以身体健康的印象，甚至在念大学的岁月里也是如此。他总是面色苍白，消瘦，易受风寒，吃得很少，睡眠很差。只要喝上一杯酒，他就会头脑发晕，癔病发作。他一直渴望和人们接近，但是由于易于激动的性格和生性多疑，他跟谁也亲近不起来，也没有朋友。对城里的市民他总是不屑一顾，说他们的粗鲁无知和出于本能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使他觉得厌恶和反感。他说话用的是男高音，嗓门大，情绪热烈，而且必定显出怒气冲冲或义愤填膺的样子，或者怀着兴奋和惊讶的心情，但永远是真诚的。不论你和他谈起什么，他往往归结到一点：城里令人感到气闷，生活毫无趣味，社会没有高尚情趣，过着浑浑噩噩、毫无意义的生活，社会又通过暴力和腐化使这种生活呈现各种面貌；卑劣的人锦衣玉食，诚实的人食不果腹；需要办学校、诚实报道的地方报刊、剧场、公众朗读会，需要知识力量的团结；需要让社会认清自我并大吃一惊。他在自己关于人的议论中加入了浓重的色彩，只有黑白两色，不承认任何色差；人类在他那里只分为诚实和卑劣的两种人，居中者是没有的。谈到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很热烈，很兴奋，但一次也没堕入过情网。
尽管他言辞激烈，又有点神经质，人们还是喜欢他，背地里亲切地称他为瓦尼亚。他与生俱来的彬彬有礼，热心殷勤，作风的正派，精神上的纯洁和破旧的西服，病态的面容和家庭的不幸，都激起人们美好、温和与忧伤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按照城里居民的看法还无事不晓，是一个类似活词典的人物。
他读得很多。常常这样：他一直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揪着胡子，不停地翻阅着期刊、书籍；从他的面部可以看出他不是在阅读，而是稍有点懂便吞食了下去。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病态的习惯之一，因为任何到他手边的东西，甚至隔年的报纸和历本，他都一样如饥似渴地抓来就看。在自己家里时他总是躺着阅读。
三
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沿着街巷和户外的空地踩着泥泞的地面啪哒啪哒地走着，按一份法院的执行书去一个市民家收钱。一如往常，每逢早晨他的心情总是闷闷不乐的。在一处街角他遇见两个戴着手铐的被拘捕的人，被四个带枪的押送兵押解着。以前伊凡·德米特里奇遇见被拘捕的人的次数多得很，每次他们都在他心里激起同情和不自在的感觉，而眼下这次相遇却在他身上产生了独特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有可能被铐起来，也以这种方式踩着泥泞的道路被送进监狱。到过那个市民家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在邮局附近遇见了一个熟悉的警监，后者向他问了好，还和他在街上一起走了几步，不知什么原因他竟觉得此事值得怀疑。在家一整天，他脑子里始终忘不了那两个被拘捕者和带枪的士兵，一种朦朦胧胧的内心恐惧使他无法阅读，心思也无法集中。到傍晚他没有点灯，夜间也没有入睡，一直在想他可能被逮捕，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牢。他知道自己没有背上任何罪名，而且可以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去杀人，去放火，去偷窃；然而偶然的、身不由己的犯罪难道不是容易的事吗？再说难道不可能出现栽赃，最终导致法庭错判的事吗？千百年来民间的经验教诲人们不要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讨饭和坐牢，这可不是毫无道理的。而法庭错判在如今的司法程序中是非常可能的，这中间什么事都难以预料。与他人的苦难具有公务、业务关系的人们，例如法官、警察、医生，天长日久，由于习惯成自然，已经磨炼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他们对待自己的当事人的态度，除了表面应付，不可能有其他；从这方面说，他们和在农舍后面荒地里宰羊杀牛而对满地血污视而不见的农民毫无区别。在对人采取表面应付、冷漠无情态度的情况下，要使一个无罪的人丧失全部财产权并被判服苦刑，法官只需要一样东西：时间。只需要履行某些手续的时间，为这些手续法官将被付给报酬，然后万事大吉。然后你在这个肮脏泥泞的小城，远离铁路二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寻求公正、保护去吧！而且当任何一种强权被社会作为一种理性、相宜的必要性而接受的时候，当任何一种仁慈的行为，譬如宣判无罪，会引起一系列不满、复仇情绪爆发的时候，去思考公正两字不显得可笑吗？
清早伊凡·德米特里奇从床上起身时心中惊恐万分，额头上直冒冷汗，他已完全确信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捕。他想既然昨天的那些沉重的想法在他身上那么久都摆脱不了，那就是说其中有点真实的成分。事实上这些想法钻进脑子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
一个警察从容地从窗外走过：这可不是毫无缘由的。你看有两个人在屋子旁边停留而且不说话。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于是对伊凡·德米特里奇来说，难熬的日日夜夜来临了。凡是从窗外走过和走进院子的人仿佛都是奸细和密探。通常在中午时分警察局长乘坐双套马车在街上驶过；这是他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但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每一次都觉得他行驶得太快，而且表情非同寻常：显然他是赶去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罪犯。每次门铃响起和有人叩门，伊凡·德米特里奇都会心惊肉跳，在女房东家遇见新来的人就不胜苦恼；与警察相逢时他便面露笑容，口打呼哨，以示自己若无其事。每天夜间他都通宵不眠，等待着有人抓他，但是为了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他便大声打鼾、呼吸，仿佛睡熟似的；因为如果他睡不着，那就表示他受良心谴责而难受—多么有力的证据！事实和合理的逻辑都在说服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无稽之谈和病态心理，如果眼光放远大一点看，从本质上讲被捕和坐牢也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只要于心无愧；然而他越是理智和逻辑地思考，内心的惊恐就越强烈和难受。这就像一个隐士想在处女林中为自己砍出一小块地方，他越是勤勉地用斧子劳作，林子长得越密越猛。最后伊凡·德米特里奇看到这样下去毫无益处，就完全不去思考了，他陷入了绝望和忐忑之中。
他开始孤立自己，避免与人接触。以前他对公事就反感，现在则已不堪忍受。他生怕有人设法陷害他，不知不觉中把贿赂放进他的口袋，然后再告发他；或者他本人无意间在官方文书中犯下与作伪证有相同后果的错误，或者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其他时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灵活机敏，如今他每天在臆造出成千个形形色色的理由，叫他为自身的自由和名誉严重担忧。但是他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书籍的兴趣却大大减退了，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
春天积雪化尽的时候峡谷里的墓地边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具有暴力致死的特征。城里沸沸扬扬议论的都是关于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的事。为了使人们不认为是他杀的，伊凡·德米特里奇便在一条条街上走来走去，还面带笑容，但是遇见熟人时却脸色白一阵红一阵，并且开始说服对方，说罪行的卑劣莫过于杀害弱者和无力自卫的人。然而这种谎言不久就使他腻烦了，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了，认为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他在地窖坐了一个白天，然后一夜又一个白天，拼命打冷战，等到天黑就像贼一样偷偷溜回自己房里。他站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侧耳谛听，直到天明。一清早，太阳升起前女房东家来了几个修炉工。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是为了在厨房里重砌炉灶而来的，但是内心的恐惧向他暗示这是化装成修炉工的警察。他悄悄溜出屋子，心里充满了恐惧，既没有戴帽子也没穿外衣，满街乱跑。狗吠叫着跟在后面追他，一个地方一个农民在后面喊叫，空气在耳边呼呼直叫，而伊凡·德米特里奇则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汇集到了他的背后，正在追赶他。
他被截住了，送回到家里，派了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非梅奇（关于他以后我们还会说到）的处方是头部冷敷和桂樱叶滴剂，他对女房东说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不该去打扰一个人发疯，说完忧郁地摇摇头走了。由于家中既没有赖以生活的条件，又无治疗，伊凡·德米特里奇便被送进医院，安置在花柳病房。他整夜整夜不眠，常使性子，搅得病人们不得安宁，于是按照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吩咐被转到了六号病房。
一年后城里已完全无人记得伊凡·德米特里奇，他的那些书被女房东堆在遮阳篷下的雪橇上，也让小孩子们给拖散了。
四
伊凡·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床是犹太人莫伊谢伊卡，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右边的邻床是一个鼓着一身肥肉、身子几乎呈圆形的农民，他面部表情迟钝、完全痴呆。这是一头不会动弹、贪食和肮脏不堪的动物，早已丧失思维和感知的能力。他身上不断地发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刺鼻的臭气。
替他收拾的尼基塔狠狠地揍他，使尽全力，不知心疼自己的拳头；可怕的不是他挨打这件事，———而是—对此可以习惯，——这头迟钝的动物对挨打的反应，既不吭声又不动弹，连眼神也毫无表示，只是像只沉重的木桶那样微微地晃动着。
六号病房内住着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名病人是个小市民，曾在邮局当邮件分拣员，一个小小瘦瘦、淡黄头发的男子，长着一张善良，但是有点调皮的脸。从他那双明朗、愉快地望着的眼睛聪明而安详的神色判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而愉快的秘密藏在自己心底。他的枕下和褥子下面藏着某种他永不示人的东西，但不是怕被夺走或偷走，而是由于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转身背对病友，在自己胸前戴着什么，低下头去看着；如果此时走到他跟前，他就会显得忸怩不安，把某样东西从胸前摘下来。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难。
“祝贺我吧，”他常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说，“我被提名呈请授予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带星勋章。二级带星勋章只授予外国人，但是不知何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笑吟吟地说，一面莫解地耸耸肩，“老实说，真没有料到！”
“对此我一窍不通。”伊凡·德米特里奇闷闷不乐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会得到什么吗？”前信件分拣员狡黠地眯起眼睛接着说，“我一定会得到瑞典‘北极星’勋章。为这枚勋章是值得忙活一阵的。白色十字章，黑色的带子。挺漂亮呢。”
大概任何别处的生活都没有像这座厢屋里那么单调。早晨，除了瘫痪在床的那位胖农民，所有病人都在穿堂间从一只双耳大木桶里舀水洗脸，用睡袍的里襟擦干；这以后就喝锡制把缸里的茶，茶是尼基塔从医院大楼取来的。每人按规定喝一把缸茶。中午吃酸菜做的汤和粥，晚上的饭菜就是中午剩余的粥。这些事之间的空隙，就在床上躺着，睡觉，望窗外和从房间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走动。天天如此。就连前信件分拣员说的也总是关于勋章的那几句老话。
六号病房里难得见到新来的人。很久以前医生就不再接收精神病患者，而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剃头匠谢苗·拉扎里奇每两个月到一趟厢屋。他如何给疯子剃头，尼基塔如何帮助他做这件事以及每次在酒醉糊涂、笑容满面的剃头匠出现时病人如何惶惑不安，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剃头匠，谁也不往厢屋里瞅一眼。病人们命中注定日复一日地只和尼基塔一人照面。
但是有一则相当奇怪的流言早就传遍了医院大楼。
有人放出风声，似乎医生开始光顾六号病房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非梅奇·拉京医生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个出色的人。据说在年轻时代的早期他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帝，准备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后他打算进神学院，但是他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似乎狠狠地将儿子嘲笑了一番，断然扬言如果他去当神甫，就不认他为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有几分可信，我不知道，然而安德烈·叶非梅奇本人却不止一次说过实话，觉得他不是搞医学的料，而且总的说不是搞专门学科的料。
不管怎么说，医学系毕业后他没有出家为僧。他没有表现出对神的笃信，从医之初也和现在一样，不大像个神职人员。
他外形敦实、粗犷，像个农民；他的脸，胡子，一头扁平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身材，使他像个大路旁小饭馆里饮食过度、放荡不羁、刚愎自用的老板。他面色严厉，脸上布满青筋，眼睛小小的，鼻子红红的。和他高大的身材和宽阔的肩膀相配的是一双大手和大脚；看样子只要一拳下去，保管叫人一命呜呼。但是他脚步轻巧，走起来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在狭小的走廊里与人相遇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而且不是如你预料的那样粗声粗气，而是轻细柔和地尖声尖气说：“对不起！”他的脖子上有一个不大的瘤子，这使他穿不了领子坚硬的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印花布衬衫。总之他不按医生的样子穿着。同一套衣服他会穿上十年左右，新衣服他一般是在犹太人开的铺子里买的，这新衣穿在他身上仿佛旧衣服似的，显得那样陈旧、皱皱巴巴。穿着同一件外衣他既接诊病人，又用餐，又外出做客；然而这并非由于吝啬，而是由于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仪表放在心上。
安德烈·叶非梅奇到城里来报到上班时“慈善机构”的状况十分糟糕。病房、走廊和医院院子里臭得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男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起在病房里睡觉。他们抱怨说由于蟑螂、臭虫和老鼠，没有地方住。在外科，丹毒尚未消灭干净。全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却没有一个体温表，浴室里存放着马铃薯。总务主任、女看门人和医士勒索病人；关于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前任老医生，大家说他似乎在暗中出售医院的酒精，而且将助理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了整整一群他的妻妾。城里的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混乱情况，甚至估计情况还要严重，然而都泰然处之。一些人为此开脱说医院里住的只是小市民和庄稼汉，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居住条件要差得多；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光靠一座城市是无力维持一家良好医院的；托上帝的福，尽管不好，毕竟有一家了。刚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则既不在城里，也不在附近开办任何诊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非梅奇巡视了医院后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不道德，并且对住院者的健康高度有害的机构。按照他的意见，最明智的做法是放病人出院，将医院关闭。不过他考虑再三，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光凭他一个人的意愿是不够的，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把肉体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驱除，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只能等它自行风化。而且，人们既然开办了医院又能容忍它在身边存在，那就表示他们需要它；成见和所有这些生活中的污秽与丑恶现象都是需要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转化为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如粪便化为黑土一样。在自己的原始阶段就没有污秽，那样的好东西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上任以后，对待混乱现象表面上相当漠然。他只要求勤杂男工和助理护士别在病房过夜，他还添置了两口放器械的柜子。总务主任、女看门人、医士和外科的丹毒则依然故我。
安德烈·叶非梅奇非常喜欢智慧和诚实，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起智慧和诚实的生活，他还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对自己权力的信心。仿佛他曾经许诺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和使用命令口气似的，要他说“给我”或“拿来”是困难的；当他想吃饭的时候，他便犹豫地咳嗽几声，对厨娘说：“我如果能喝点茶……”或者：“如果我能吃午饭。”要他对总务主任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完全废除这个毫无必要、尸位素餐的职务，这对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当别人将他欺骗或向他讨好，或将一份明显有诈的账单拿到跟前要他签字时，他便会面红耳赤，觉得自己做了错事，不过账单还是照签不误。当病人向他诉说吃不饱或助理护士粗暴时，他显得局促不安，歉疚地喃喃说：
“好，好，我待会儿了解一下怎么回事……也许这里有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非梅奇工作十分勤勉。他每天从清早到午间接诊病人，做手术甚至接生。女士们说他细心，能出色地诊断出病症，尤其是儿科和妇科疾病。但是渐渐地由于单调和明显的徒劳无功，这份工作使他感到乏味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你看着，明天就会涌来三十五个，后天四十个，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未减少，病人也没有停止就诊。从清早到午间给予上门就诊的四十个病人认真的帮助，在体力上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说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一个谎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个病人，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意味着一万两千人受骗上当。把重病号安置到病房里并按科学的规定给他们以照料也做不到，因为规定虽有，科学则无。如果抛开空头议论，像其他医生那样死死遵照规定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的是清洁和通风，而不是满地污秽，是健康的食物，而不是用发臭的酸菜做的汤，是良好的助手，而不是小偷。
而且为什么要妨碍人们死亡，假如死亡是每个人正常与合法的结局？如果一个商人或官吏多活五年、十年，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从药物能减轻病痛这一点上看到医学的目的，那就不由得要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病痛？第一，据说病痛能把人引向完善；第二，如果人类真的学会用丸药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病痛，便会彻底抛弃宗教和哲学，而迄今为止人类不仅在这两者中寻求借以躲避不幸的庇护，而且甚至寻求着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苦命人海涅也曾数年瘫痪在床；为什么随便哪一个安德烈·叶非梅奇或马特连娜·萨维什尼娅就该不生病呢？而且他们的生活空虚无聊，要是没有病痛就会变得空无一物，与阿米巴虫的生活一样。
这样的想法使安德烈·叶非梅奇心情沮丧，无心工作，不再每天去医院了。
六
他的日子是这样打发的。平常他大约早晨八点起床、穿衣和喝茶。然后坐进自己书房阅读或去医院。在这里，医院狭窄幽暗的走廊上坐着等待看病的门诊病人。在他们身旁，快步奔走着勤杂男工和助理护士，他们的靴子橐橐地敲着砖铺的地面，走过形容消瘦、穿睡袍的病人，抬过死者和盛污物的器皿，孩子们在哭，穿堂风长驱直入。安德烈·叶非梅奇知道，对于疟疾患者、结核病患者和凡是敏感气质的病人，这样的环境是十分难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门诊间里遇见他的是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这个人个子小小、胖胖，脸部刮过，洗得干干净净，有点肿，举止温和、从容不迫，穿一件宽大的西服，说他像个医士，还不如说像个议员。他在城里私自接诊大量病人，戴着白领结，认为自己比一个根本没有私自行医的医师对业务更精通。门诊间的一角，神龛里竖立着一尊大圣像，吊着一盏沉甸甸的长明灯，旁边是一个罩着白色套子的大烛台；墙上挂着高级僧侣们的肖像，一幅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修道院的风景画和几个用干矢车菊编的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依奇信仰宗教，喜欢壮伟的场面。圣像是他花钱放置的；每逢星期日有一位病人按他的吩咐出声诵读赞美上帝的颂歌，诵读完毕后谢尔盖·谢尔盖依奇手提香炉巡视每一个病房，摇动香炉让香气散发出来。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只能局限于简单问讯一下，开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了事。安德烈·叶非梅奇坐着，用拳头托着腮帮，机械地发问。谢尔盖·谢尔盖依奇也坐着，搓着双手，有时插几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道，“是因为没有好生向仁慈的上帝祈祷。是的！”
在门诊时安德烈·叶非梅奇不做任何手术；这项工作他早已荒疏，而且见了血他会心神不宁，感到难过。当他不得不让婴孩张口，以便察看咽喉，而婴孩哭叫着用小手挡护自己时，由于耳际的噪声他会头晕，眼泪也会夺眶而出。他匆匆开了药，挥挥手让女人赶快把婴孩抱走。
在看病的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头脑不清，近在身旁、外表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依奇，以及他自己那些一成不变地提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很快使他厌烦了。看过五六个病人后他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医士来看。
他高兴地想到，托上帝的福他早就不再私人开业，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搅他，当他怀着这样的思绪回到家后，立刻坐到书房里的桌子前，开始阅读。他阅读的东西很多，总是看得津津有味。他一半的薪水花在了购书上，家里的六个房间中有三个堆满了书和旧期刊。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一本《医生》杂志，这本杂志他总是从最后读起。每次阅读都会不间断地持续几个小时，而且不会觉得疲劳。他的阅读与伊凡·德米特里奇当初的阅读不同，速度不快，也不激动不安，而是慢慢地、细细体味，常常在他喜欢或尚未读懂的地方停顿下来。书旁总是放一个装着伏特加的长颈酒瓶，还有腌黄瓜或渍苹果，直接放在呢桌布上，不装在盘子里。每过半个小时，他眼不离书本，给自己斟上一杯酒，喝干了，然后眼睛不看，摸过来一根黄瓜，咬下一口。
到三点钟时他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下说：
“达里尤什卡，如果我能现在吃午饭……”
吃过相当糟糕和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非梅奇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思索着。钟敲四下，然后五下，可是他还在踱步，思考。有时厨房的门咯吱一响，从里面探出达里尤什卡红通通、睡眼惺忪的脸。
“安德烈·叶非梅奇，您是不是该喝啤酒了？”她关切地问。“不，还没有到时间……”他答道。“我等一会儿……等会儿……”
傍晚时一般是邮政支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访，他是城中唯一对安德烈·叶非梅奇来说与之交往不会觉得难受的人。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曾经是个十分富裕的地主并在骑兵部队服役，但是破了产，由于贫困临近老年时进了邮政部门。他的外表显得朝气蓬勃而健康，长着一副茂密而秀美的灰白色连鬓胡，举止风度富有教养，嗓音洪亮悦耳。他心地善良，多愁善感，但是性情急躁。如果邮局里的顾客中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不愿配合或者争辩起来，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就会面孔涨得通红，浑身颤抖，用雷鸣般的声音喊道：“住口！”所以邮政支局早就有了“令人害怕的机关”这样的名声。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敬重并喜欢安德烈·叶非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对其他居民的态度则居高临下，就如对待下属一般。“是我来啦！”他走进安德烈·叶非梅奇家门时说道。“您好，亲爱的！我该不会让您讨厌了吧，啊？”“相反，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说。“见到您我总是高兴的。”两个朋友在书房里坐到沙发上，默默地抽上一阵子烟。“达里尤什卡，最好能给我们喝点啤酒！”安德烈·叶非梅奇说。
第一瓶啤酒也是不声不响地喝完的：医生—
若有所思；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现出快乐而兴奋的神色，仿佛有非常有趣的事要说似的。总是医生先打开话匣子。
“真遗憾，”他摇摇头，也不正视自己谈话的对手（他从来就不正面看人），慢条斯理地轻轻说，“真是深深的遗憾，尊敬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我们城里居然根本没有会进行聪明而有趣味的谈话的人，而且他们还不喜欢这样的交谈。这可使我们太伤脑筋了。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免俗而超然卓立；他们的发展水平，我告诉您，丝毫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知道，”医生轻轻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微不足道，没有趣味，除了人的智慧在高级精神活动中的表现。智慧在动物和人之间划分了一条鲜明的界线，暗示着后者的神性，而且在某种程度甚至替代着他并不存在的不朽性。从这一点来说，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我们在自己身边看不见也听不到智慧，那就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快乐。不错，我们有书籍，但这完全不是生动的交谈和交往。如果您允许我作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书就是乐谱，而交谈则是演唱。”
“完全正确。”又开始了沉默。这时达里尤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带着迟钝、哀伤的表情，握拳支着腮帮，在门口停住脚步想听他们谈话。“唉！”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叹气说。“您希望当前的人有智慧！”
于是他讲述以前的日子过得多么健康、欢乐和有滋有味，俄国曾有过多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关于名誉和友谊的概念放到多么高的地位。借钱不用开借据，如果不向有急需的伙伴伸出援助之手，就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征战、历险、冲突，有过什么样的同志和女人！高加索又是多么神奇的地方！一位营长的妻子，一个古怪的女人，穿上军官的服装，每到夜晚就只身进山，不要向导。据说她和当地山村里的某个首领之间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真是天仙般的女皇，一位……母亲……”达里尤什卡赞叹道。“再看他们的豪饮！他们的大嚼！这是一群多么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安德烈·叶非梅奇听着，却没有听进去；他在想着什么，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啤酒。
“我经常梦见聪明的人并和他们交谈，”他突然打断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的话说道。“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思潮的影响下硬叫我当了个医生。我觉得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从他，那我现在也许就处于思想运动的正中心了。说不定成为大学某个系的一分子。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也是易逝的，不过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所偏爱。生活是个讨厌的陷阱。当一个会思索的人达到成熟的阶段，进入成熟的意识时，他情不自禁地会感到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出路的陷阱。事实上他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受某些偶然性的引诱，从虚无走向了生活……为什么？他想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人们没有告诉他，或者告诉了他荒诞的东西；他叩响了门，但是人们没有对他开门；死亡正向他走来—同样违背他的意愿。在监狱里，当因共同的不幸而相互维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反而觉得更轻松；同样，在生活中，当喜欢分析和总结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在交流高傲、自由的思想的过程中打发时光时，你也发现不了陷阱。在这个意义上，智慧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享受。”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非梅奇不正视对方的面孔，轻轻地、说说停停、继续讲述着聪明的人们以及与他们的对话，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则专注地听着他的讲述，表示赞同：“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支局局长突然发问。
“对，不相信，尊敬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而且没有理由相信。”
“说实话，我也怀疑。不过，虽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我永远不会死。哎哟，我暗自想道，你这个老东西，该死了！可是心里面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别相信，你不会死！……”
十点钟开始的时候，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要走了，在前厅穿大衣时，他叹口气说：“可是命运把我们引到了多么荒凉的地方！最讨厌的是不得不在这里死。唉！……”
七
送走朋友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在案前坐下，又开始阅读。没有任何一个声音来破坏傍晚，然后是黑夜的宁静，时间仿佛停步了，和医生一起在书本上凝滞了，似乎除了这本书和罩着绿色罩子的灯火，什么也不存在。医生粗犷、农民般的脸庞上渐渐映照出面对人类智慧运动的欣慰和兴奋的笑容。“哦，为什么人要不死呢？”他忖道，“为什么要有大脑中枢和脑回，如果视觉、语言、自我感觉、天才注定要进入土壤并最终和地壳一起冷却，然后和地球一起环绕太阳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地转上几百万年，为什么要有这一切呢？为了冷却并然后旋转，完全不必使人连同他高级的、几乎神圣的智慧从虚无状态摆脱出来，然后又仿佛嘲弄似的，使它化做泥土。”
新陈代谢！然而用这种替代不灭的理论来安慰自己的做法是何等怯懦的行为！发生在自然界的毫无意识的过程甚至比人类的愚蠢行为还要低下，因为愚蠢行为中毕竟还有意识和意志，而那些过程恰恰没有。唯有面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自尊的懦夫才会用那样的理论去宽慰自己，认为人体将来会在野草、岩石和蛤蟆体内得到生存……在新陈代谢中看到自己的不灭，同样是怪论，就如在一把珍贵的小提琴被打碎、成为无用之物以后再来预示装它的盒子将有辉煌的前程一样。
时钟敲响的时候安德烈·叶非梅奇向后靠到椅背上，闭起眼睛想上一会。无意间，在书中读到的美好思想的影响下，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既往令人厌恶，最好别去想它。而现在看到的也与既往的毫无二致。他知道到那个时候，当他的思想和变冷的地球环绕太阳旋转之际，在医生住所的旁边，大楼里的人们正在受疾病和身体不洁的煎熬；也许有人难以成眠，正和昆虫搏斗；有人染上了丹毒，或者因绷带扎得过紧而呻吟；也许病人正和助理护士打牌，喝酒。在会计年度中有受骗的一万两千名就诊病人；医院的一切工作和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盗、口角、流言蜚语、徇私和不可容忍的招摇撞骗上，医院依然是一个没有道德、对居民的健康十分有害的机构。他知道在六号病房的栅栏里面尼基塔在殴打病人，莫伊谢伊卡天天在城里转悠，收集施舍物。
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清楚地知道在最近的二十五年内医学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他在大学求学时曾觉得医学似乎要面临炼金术和形而上学一样的遭遇，而如今，在他每日夜读之时，医学却使他怦然心动，令他惊诧和兴奋。确实，这是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多么伟大的革命！由于有了灭菌法，伟大的彼罗戈夫认为即使将来也不可能做的手术现在都在做了。地方自治局派任的一般医生就能决定做膝关节部分切除的手术，剖腹手术一百例中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症则被认为是不值一书的小事。梅毒能彻底治愈。遗传理论，催眠学，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卫生学和统计学，可是我们俄罗斯地方自治局属下的医学呢？精神病学和它的疾病分类法，诊断和治疗法，——这和以往相比简直是一整座厄尔布鲁士山。如今不再向精神病患者头上浇冷水，也不给他们穿热病患者穿的衬衫；关他们的方法也合乎人道原则，甚至如报上写的，还为他们演戏和举办舞会。安德烈·叶非梅奇知道，按照如今的观点和品位，像六号病房那样可恶的现象，除非在远离铁路二百俄里以外的小城里才可能存在，在那里，市长和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他把熔化的锡往人的口里灌，对他也应当不加批评地信任；要是在别的地方，公众和媒体早就把这个巴士底狱砸个稀巴烂了。
“但是怎么样呢？”安德烈·叶非梅奇睁开眼问自己。“这有什么结果呢？又是灭菌法，又是科赫，又是巴斯德，可事情的本质丝毫没有变。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如故。为疯子开舞会，演戏，可依然不放他们出去。就是说仍然是满口胡言，一片空忙，维也纳良好的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哀伤和类似妒意的感情使他难以无动于衷。这也许是疲劳所致。沉甸甸的脑袋向书本垂去，他用双手垫在脸面下，想柔软一点，于是想道：
“我服务的是一项有害的工作，我从被我欺骗的人那里获取薪水：我是个不诚实的人。不过就本身而言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社会上必然存在的坏事中的一分子：县里所有官僚都是有害的，而且平白无故地获取薪水……就是说我的不诚实，错不在我，而在时代……如果我晚生二百年，我也许是另一个人了。”
钟敲三点时他熄了灯，走进卧室去。他没有睡意。
八
大约两年以前地方自治局变得慷慨起来，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增加市立医院医务人员的津贴，直至地方自治会的医院开张。于是市里请来了县医院的医生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霍鲍托夫协助安德烈·叶非梅奇。这个人还很年轻（他连三十岁都没有到），是个个子高高的黑发男子，有一双宽宽的颧骨，小小的眼睛；大概他的先人是外国人。他来到城里时身无分文，带着一只小手提箱和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妇女，他称她是自己的厨娘。这个女人有个吃奶的孩子。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戴一顶鸭舌帽，穿一双高帮靴，冬天则穿短大衣。他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还有出纳员交上了好朋友，其他的职员他称之为贵族，对他们避而远之。他的整个寓所只有一本书———《1881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去给病人看病时，他总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他打台球，不喜欢打牌。在聊天时他非常喜欢使用这样一些字眼，诸如单调无聊的麻烦事，带醋的曼蒂福里亚，叫你背上恶名，等等。
医院里他一星期来两次，巡视病房，给门诊病人看病。灭菌措施的根本缺乏和拔血罐使他愤慨，但是他又不引进新的秩序，生怕这样会使安德烈·叶非梅奇受辱。他认为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非梅奇是个老滑头，怀疑他有大笔经费，暗中妒忌他。他可很想霸占他的位置呢。
九
在一个春日的傍晚，时值三月末尾，地面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正在啼鸣，这时医生送自己的朋友邮政支局局长出去，直至大门口。正好此时乞讨回来的犹太人莫伊谢伊卡走进院子来。他没有戴帽，赤脚穿着一双低帮套鞋，手里捧着装有施舍物的小袋子。
“给个小钱吧！”他向着医生说，身子冻得瑟瑟发抖，脸上挂着笑容。从来不会拒绝的安德烈·叶非梅奇给了他一枚十戈比银币。“这多不好啊，”他望着他那双赤裸着的脚和瘦骨伶仃发红的脚踝想道。“都湿了呢。”
于是在一种类似怜悯和厌恶的情感的驱使下，他跟随犹太人进了侧屋，时而望望他的秃顶，时而望望他的脚踝。看到医生进来，尼基塔从垃圾堆上一跃而起，挺直了身子。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非梅奇和蔼地说。“最好给这个犹太人发双靴子，怎么样？要不会感冒的。”
“是，大人。我去报告总务主任。”
“请去吧。你以我的名义向他请求。就说是我请求的。”
从穿堂间到病房的门开着。伊凡·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臂肘支撑稍稍抬起身子，惊惶地谛听着陌生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因为愤怒，他全身颤抖起来，霍地跳起，恶狠狠地涨红了脸，瞪着眼跑到病房中央。
“医生来了！”他喊道，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终于来了！先生们，祝贺你们，医生用他的来访来恩赐我们了！该诅咒的恶棍！”
他尖声叫着，而且以病房里从未见过的狂暴样子跺了一下脚。“杀了这个恶棍！不，杀死还不够！扔进茅坑淹死他！”安德烈·叶非梅奇听到这些话，从穿堂间往病房里望了一眼，柔声柔气地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奇露出咄咄逼人的样子，走近他身边，痉挛地用睡袍裹紧身子，喊道。“为什么？小偷！”他厌恶地说，嘴唇做出想吐唾沫的动作。“骗子！刽子手！”
“您安静一下，”安德烈·叶非梅奇歉疚地莞尔一笑说。“我请您相信，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他方面，看来您是过分地夸张了。我看到您在生我的气。请安静下来，我请求您，如果可能，请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不错，有病，可是有数十上百的疯子却在自由游荡，因为你们的无知使你们不可能把他们和健康人加以区别。究竟为什么，我，还有这些不幸的人却要为大家坐在这里当替罪羊？您、医士、总务主任，还有所有医院里的浑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每个人都要低下得多，为什么我们倒要坐在这里，你们却不？这是什么逻辑？”
“道德和逻辑这里倒谈不上。一切都取决于机缘。谁被关了，谁就坐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谁就逍遥自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当医生，您有精神病，其中既无道德问题，也无逻辑问题，只有一个无实质内容的偶然性。”“这种怪论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奇轻轻说着，坐到了自己床上。
由于医生在场尼基塔不便对莫伊谢伊卡搜身，所以他便将一块块小面包、纸币和小骨头在自己床上摆开，身子仍然冻得瑟瑟发抖，用犹太语快速地、唱歌般地说着什么。大概他想象自己开起了小铺子。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颤抖了一下。
“我不能。”
“可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如果我放您出去，对您有什么好处？您走吧。市民或警察就会把您扣留，再送回来。”“不错，不错，这是实话……”伊凡·德米特里奇说道，同时擦了擦自己的前额。“这真可怕！可是我怎么办呢？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嗓音和他年轻、聪明、现出怪相的脸使安德烈·叶非梅奇喜欢。他想要对他温和些，给他安慰。他和他并排在床上坐下，想了想说：
“您问怎么办？处在您的境地最好的办法是从这里逃走。但是很遗憾，这样做毫无益处。您会被抓住。当社会将自己和罪犯、精神病患者和所有不合适的人隔离开来时，它是不可战胜的。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个思想———您待在这里是必须的。”
“谁都不需要这样做。”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就应当有人关在里面。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某个第三者。等着吧，当监狱和疯人院结束自己的存在时，那么无论窗户上的栅栏还是病人穿的睡袍，都将不再存在。当然，这样的时代是早晚会到来的。”伊凡·德米特里奇嘲弄地微微一笑。
“您在开玩笑，”他眯起双眼说。“像您和尼基塔那样的先生们，与未来毫无关系，但是您会相信，仁慈的先生，美好的时代终将到来！就算我说的话落了俗套，您要嘲笑就嘲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终将放射出光芒，真理终将取得胜利，而且在我们这条街上将会出现节日的喜庆！我是等不到了，我会死去，但是总有人的子孙后代会等到那一天。我衷心地欢迎他们，感到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
伊凡·德米特里奇带着炯炯有神的目光站起来，双手向窗口方向伸去，嗓音里含着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从这栅栏里面向你们祝福！真理万岁！我感到高兴！”“我找不出可以高兴的特殊理由，”安德烈·叶非梅奇说，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动作在他看来像在演戏，同时使他非常喜欢。
“监狱和疯人院将不复存在，真理也如您所说终将获得胜利，然而事情的本质却没有变化，大自然的规律依然如故。人们仍然会和现在一样生病、衰老和死亡。无论照亮您生活的曙光多么辉煌，您仍然会被钉在棺材里，扔进墓穴中。”
“那么不灭呢？”
“唉，不说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您看，我相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作品里，有人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们也会臆造出一个上帝。我深信如果没有不灭，那么人类伟大的天才早晚会发明一个不灭。”
“说得好，”安德烈·叶非梅奇满意地微笑着说。“您有信念，这很好。有了这样的信念，即使是一个藏在壁龛里的人也会生活得很好。您在哪儿受过教育吧？”
“是的，我上过大学，但是没毕业。”
“您是个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深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您都能在自己内心求得安宁。为追求对生活的理解而自由、深刻地去思考，对世间愚蠢的无谓奔忙的彻底蔑视，这就是一个人两大无上的幸福。而您却拥有这样的幸福，虽然您身处三重栅栏之内。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内，但是他比世上所有的君王要幸福。”
“您那第欧根尼是个笨蛋，”伊凡·德米特里奇闷闷不乐地说。“您干吗跟我说第欧根尼，还有什么理解之类的事？”他突然生起气来，霍地一下跳了起来。“我爱生活，热烈地爱它！我患有受迫害狂症，一直受恐惧的折磨，但是经常有心里充满对生活渴望的时候，这时我便担心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地在病房里走几步，压低了声音说：
“在我幻想的时候，幽灵就会来拜访我。有一些人向我走来，我听到人声、音乐，我觉得我似乎在某处森林和海岸漫步，于是我是那么渴望忙碌、操劳……请告诉我那里有些什么新东西？”伊凡·德米特里奇问道。“那里有些什么东西？”
“您是想知道关于城市里的事，还是一般情况？”
“那就先讲关于城市的，然后讲一般情况。”
“有什么好说呢？城市里乏味得叫人难受……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人的话可以听。没有新人。不过不久前来了一个年轻医生霍鲍托夫。“趁我在这里时他就来了。怎么样，是粗鲁无礼的人？”“是呀，一个缺少教养的人。您知道吗，很奇怪……从各方面来看，我们的大都市里没有思想停滞不前的情况，它在运动，就是说那里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从那里派给我们的都是我看不上的人。不幸的城市。”
“是啊，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奇叹了口气，笑了起来。“那么一般情况怎么样呢？报纸和刊物上写些什么呢？”
病房里已经暗下来。医生起身站着，开始告诉他国外和俄罗斯国内都写些什么，出现什么样的思想动向。伊凡·德米特里奇专心地听着，提一些问题，然而猛然间他仿佛想起了哪一件可怕的事，抓住自己的脑袋，背对着医生躺到床上。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非梅奇问。“您别想从我这儿再听到一句话！”伊凡·德米特里奇粗暴地说。“别管我！”“究竟为什么呢？”“我告诉您：别管我！干吗呀？”
安德烈·叶非梅奇耸耸肩，叹了口气就走了出去。经过穿堂间时他说：“尼基塔，能不能将这里打扫一下……气味难闻极啦！”“是，大人。”“多么讨人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安德烈·叶非梅奇走回自己寓舍时忖道。“在我住在此地的全部时间里，这似乎是第一个我可与之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的正是应当关心的事。”
在阅读的时候和后来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伊凡·德米特里奇，而翌日清晨醒来时他想到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而有趣的人，于是决定一有空再去看他。
十
伊凡·德米特里奇采取和昨天相同的姿势躺着，双手抱头，双腿紧缩，看不到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非梅奇说。“您不是在睡觉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奇头埋在枕头里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机：您从我口中一句话也套不出。”
“怪了……”安德烈·叶非梅奇尴尬地自语说。“昨天我们谈得那么投机，可是您突然间觉得受了委屈，一下子把谈话中断了……也许我说得不怎么妥当，或者可能是我说出了与您的信念不一致的思想……”
“是啊，我就这么相信您！”伊凡·德米特里奇稍稍抬起身子，嘲笑而惶恐地望着医生说，他的双眼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做密探，去打听，在这儿您可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明白您是干什么来了。”
“奇妙的想象！”医生冷冷一笑。“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密探？”“是的，我认为……对我进行试探的密探或医生，这两者是半斤八两。”“唉，您啊，请原谅我说句实话，可真是个怪人！”医生在床边的方凳上坐下，责备地摇了摇头。
“可是就算您说对了，”他说道。“就算我采用叛徒的手段抓住您的话把您出卖给警察。您将被捕，然后受审。但是在法庭上和监牢里难道您的处境会比在这里差？如果您判永久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这比坐在这间厢屋里更坏？我认为不会更坏……您究竟怕什么呢？”
看得出来，这些话在伊凡·德米特里奇身上起了作用。他安静地坐了起来。
当时是傍晚五点，是平常安德烈·叶非梅奇在自己的一个个房间里踱步、达里尤什卡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的时候。外面的天气宁静而晴朗。
“我是吃完午饭出来散散步，就顺便走了过来，这您看见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啦。”“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奇问。“是啊，三月底啦。”“外面地上还泥泞吗？”“不了，不太泥泞了。花园里已经露出了小路。”“现在乘车到城外哪儿走走才好呢，”伊凡·德米特里奇说道，一面揉着自己那双发红的眼睛，仿佛刚睡醒似的，“然后回家，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接着到一个像样的医生那里治头痛病……我很久没有过人一样的生活了。这里，真讨厌！讨厌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激动，他疲倦了，没精打采了，懒得说话。他的手指在颤抖，从脸色看得出他正头痛得厉害。“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间病房没有任何区别，”安德烈·叶非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恰恰在他内心。”
“也就是，怎么说？”“一般人期望从外部，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得到好的或坏的东西，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则从其自身。”“您到希腊宣传这套哲学去，那里气候温和，酸橙花飘香，这里的气候对它不合适。我跟谁说过第欧根尼来着？跟您是不是？”“是的，昨天。”“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房屋。没有这些那里已够热的了。让自己躺在木桶里，嘴里吃着橙子和油橄榄果吧。如果把他带到俄国来生活，那他不用到十二月，到五月就要求进屋去了。恐怕身子要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寒冷和任何一般的疼痛一样，也可以不去感知它。马可·奥勒留说过：‘疼痛是生命体关于疼痛的一种印象：通过意志的努力改变这个印象，抛弃它，停止诉苦，疼痛便消失了。’这是正确的。圣贤或简单说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人的特点就在于他蔑视苦难；他总是心满意足，对什么也不觉奇怪。”
“就是说我是白痴，因为我受苦受难，心怀不满，对人的庸俗性感到奇怪。”
“您这样想是无用的。如果您经常去深入思考，您就会明白，外部那一切使我们激动不安的东西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需要努力去感悟生活，而在这感悟中就会有真正的幸福。”
“感悟……”伊凡·德米特里奇皱起了眉头。“外部的，内心“……对不起，这些事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他一面站起来一面气呼呼地望着医生说，“只知道上帝用热血和神经创造了我，是的！有机组织如果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对各种刺激应当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对疼痛我报以叫喊和眼泪，对下流行为，我表示愤怒，对卑鄙的事情，我表示反感。我认为，从本义讲这就叫做生命。有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度就越小，对刺激反应也越弱；越高级，那么它对现实的反应就越敏感和强烈。怎么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一个医生，竟然连这样的小事也不知道！为了蔑视苦难，永远知足和对任何事情不觉得奇怪，就需要到达这种状态，”说着伊凡·德米特里奇指了指长满一身肥肉的胖农民，“或者用苦难磨炼自己，直至对它失去感觉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停止生存。请原谅。我不是圣贤，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往下说，“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不会讲大道理。”
“相反，您讲的道理十分精彩。”
“您拙劣地效仿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都是些杰出的人，然而他们的学说在两千年前就僵化了，没有点滴进步，也不会进步，因为它不切实际也没有生命力。这种学说只在少数人中间获得成功，这些人在对形形色色的学说的深入钻研和细细品尝中度过生活，大部分人不理解这种学说。鼓吹对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无动于衷、对苦难和死亡不屑一顾的学说，在数量巨大的多数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无论财富还是生活的舒适，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领略过；而对苦难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对生命本身不屑一顾，因为人的整个生命体就是由对饥饿、寒冷、屈辱、丧失和哈姆雷特式的面对死亡的恐惧的感觉构成的。全部生命就存在于这些感觉之中：可以因它而苦恼。可以对它仇恨，但不是蔑视。是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会有前途，从世纪初至今，人们一直在鼓吹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反应的能力……
伊凡·德米特里奇突然失去了思维的线索，停了下来，懊丧地擦了擦前额。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话题，可是说离题了，”他说。“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一位斯多葛派学者为了替自己的一个近亲赎身，将自己卖身为奴。您看到了，就是说连斯多葛派学者也对刺激有反应，因为为了做出舍己为人这样一个宽宏大度的行为，需要一个充满激愤之情、富于同情的心灵。我在这里的监牢里把曾经教过的一切都忘了，否则还能记起什么来。”
基督被捕的事吗？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伤、愤怒，甚至怀念；他并未含着笑容去迎接受难，也不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园里祈祷让这杯离开他。伊凡·德米特里奇笑了起来，坐了下去。“就算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自己内心，”他说。“就算需要对苦难不屑一顾，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到奇怪。可是您凭什么来宣扬这一点？您是圣贤？哲学家？”“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宣扬这一点，因为它合乎情理。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在理解，对苦难的蔑视和其他的问题上您把自己看做行家里手呢？难道您曾经遭受过苦难？您有关于苦难的概念？请告诉我：您小时候受过鞭打吗？”
“不，我的父母对体罚是反感的。”
“可我的父亲曾残暴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专横、患有痔疾的官员，有一个长长的鼻子和黄黄的脖子。不过我们要谈的是您。您一生中没有人用手指碰过您一下，没有人吓唬过您，把您打得畏畏缩缩；您像一头牛那样健壮。您在父亲的卵翼下成长，靠他供给您读书，然后马上到手一个待遇优厚的挂名差事。二十多年里您都住在免费的公寓里，有取暖装置、照明设备，有仆役，同时有权随心所欲地工作，即使什么事也不做。您生来是个懒散、意志薄弱的人，所以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什么也不用您担心，什么也不会使您稍有动弹。您把事情交给医士和其他一些浑蛋去办，自己则坐在暖和安静的地方，积攒钱财，阅读书籍，陶醉于沉思各式各样高雅的荒唐事，而且（伊凡·德米特里奇望了望医生的红鼻子）喝啤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识过生活，没有完全认识它，您对现实的认识也仅仅是在理论上。而您蔑视苦难，什么也觉得不足为奇，凭的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尘世的空虚，对生、苦难和死的蔑视、理解，真正的幸福———这一切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空头议论。比如您看见农民殴打妻子。管他干吗？让他揍去吧，反正两个人早晚都会死的；而且打人的人以他的殴打行为所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有伤大雅，但是喝酒会死，不喝酒也会死。一个婆娘来了，害牙痛病……这算什么呢？疼痛不过是关于疼痛的印象，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疾病你就活不下去，我们都会死去，所以婆娘你滚吧，别打扰我思考和喝酒。一个年轻人请教怎么办，如何生活，要是换一个人在回答前会沉思起来，而这里却已有现成答案：努力去理解和追求‘真正的幸福’。而这虚无缥缈的‘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被拘禁在这栅栏里面，忍受煎熬，受尽折磨，而这却是美好和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间病房与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并无任何区别。真是适宜的哲学：既无事可做，良心又很纯洁，还觉得自己是圣贤……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维，不是视野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骗术、是昏睡……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奇又变得很生气。“您蔑视苦难去吧，说不定您被门夹了手指，那时您就会放开嗓子啊的一声叫出来！”
“也可能我不叫，”安德烈·叶非梅奇温和地莞尔一笑说。
“那当然啰！如果您突然间得了瘫痪症，或者假设有个傻瓜或无耻之徒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头衔当众羞辱您，而您知道他会平安无事不受惩罚，这时您也许就明白了什么叫让别人去寻求理解和真正的幸福了。”
“您的想法非常独特，”安德烈·叶非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双手说道。“您身上善于总结的天赋使我甘拜下风，而您刚才为我作的评语简直是出色的。老实说，和您谈话使我得到巨大的快慰。好吧，我倾听了您的意见，现在请您也听听我的吧……”
十一
这次谈话又延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看样子给安德烈·叶非梅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每天往侧屋里走。每天早晨和午后他都到那里去，而且经常在与伊凡·德米特里奇的交谈中迎来昏暗的暮色。起初伊凡·德米特里奇见着他有点怕生，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对他的反感，后来对他习惯了，于是对待他的态度也由激烈变成了宽容而含讥刺的神态了。
不久医院里传开一种流言，说安德烈·叶非梅奇医生开始经常拜访六号病房。任何人—无论医士、尼基塔还是助理护士，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常往那里去，为什么他在那里一坐就是整整几个小时，谈些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奇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他家里经常见不到他，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达里尤什卡也很为难，因为医生喝啤酒已经没有固定时间，有时连午饭也赶不上。
一次，这是六月底的事了，霍鲍托夫医生因事来找安德烈·叶非梅奇。由于家里没见着他，就到院子里去找。在那里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患者了。走进侧屋，在穿堂间停下脚步时霍鲍托夫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我们永远不会取得一致。您要使我接受您的信仰是做不到的，”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而只是像橙足负泥虫那样在他人痛苦的旁边觅食维生，我呢，从出生至今不停地在受苦。所以我坦率告诉您：我认为自己比您高明，在各方面也更精通。轮不到您来教训我。”
“我完全没有要您接受我的信仰的意思，”安德烈·叶非梅奇说的时候声音轻轻的，怀着因为别人不愿理解他而遗憾的神情。“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有。痛苦和欢乐是暂时的，咱们别去管它们，上帝和它们在一起。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维，我们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有能力思维和推理的人，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不管我们的观点有多大的区别。要是您知道，我的朋友，凡是狂妄、平庸、迟钝令我多么厌恶，每次和您交谈我又是多么快乐，该有多好！您是个聪明的人，您使我不胜快乐。”
霍鲍托夫把门推开一俄寸①宽的缝，向病房里张了一眼。伊凡·德米特里奇戴着尖顶帽，安德烈·叶非梅奇和他并排坐在病床上。疯子装着鬼脸，抖抖缩缩地用睡袍紧裹着身子，医生坐着纹丝不动，他的脸色红红的，显出无奈、忧郁的神情。霍鲍托夫耸耸肩，冷笑一下，和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耸肩。
第二天霍鲍托夫和医士一起来到侧屋，两人站在穿堂间偷听。
“我们这位老爷子完全吓破胆了！”霍鲍托夫从厢屋出来时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衣着讲究的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说，一面小心地绕过一片小水洼，以免弄脏了擦得锃亮的靴子。“说实话，尊敬的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
十二
打这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发觉周围有了一种神秘气氛。勤杂男工、助理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就窃窃私语。小姑娘玛莎是总务主任的女儿，他很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见到她，现在当他笑吟吟地靠近她走去，想抚摸一下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从他身边逃了开去。邮政支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听他说话时已经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露出难以捉摸的尴尬表情，喃喃说道：“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若有所思、神情凄楚地望着他。他不知什么缘故开始劝说自己的朋友戒绝伏特加和啤酒，不过作为态度委婉的人，这些话他没有直说，而用暗示，有时讲述一个营长，是个挺不错的人，有时讲述一个团的神甫，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两人都喝酒而且害了病，但是戒酒以后就完全康复了。同事霍鲍托夫也来看过安德烈·叶非梅奇两三回；他也劝他放弃酒精类饮料，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建议他服溴化钾。
八月份安德烈·叶非梅奇接到市长的来信，请他前去商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指定时间来到市参议会时，安德烈·叶非梅奇在那里遇到了地方军事长官，县立学校校长，参议员，霍鲍托夫，还有一位头发浅色的胖先生，他是作为医生被介绍的。这位医生有一个难念的波兰姓氏，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育马场，现在是顺路进城。
“这里有一份和您的科室有关的申请，”在互致问候、全体在桌边就座后，参议员对安德烈·叶非梅奇说。“现在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说药房放在主楼里太挤了，应当把它迁进一间厢屋去。这当然没问题，可以搬迁，但是主要原因是厢屋打算修理了。”
“不错，不修不行了，”安德烈·叶非梅奇想了想说。“如果，比方说，把拐角处的那间厢屋改作药房，我估计那最少得花五百卢布左右。这笔开支是非生产性的。大家沉默了一会。“我在十年前就有幸打过报告，”安德烈·叶非梅奇轻声说，“说这所医院按目前的样子对城里来说是一种与它的设施不相称的奢侈。它是四十年代建的，可当时并不是那些设施。城市花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人员上的支出太多了。我想，用其他的办法这些钱够造两所样板医院了。”
“那就让我们用其他办法吧！”参议员紧接着说。“我已经有幸打过报告，请把医疗部门划归地方自治局管理。”“是啊，那就把钱也转给地方自治局，可它会把钱偷走，”浅色头发的医生笑了起来。“有这种情况，”参议员同意说，也笑了起来。安德烈·叶非梅奇无精打采、表情呆板地看看浅色头发的医生说：“得秉公办事。”大家又不吭声了。端上了茶水。军事长官不知为什么显得很不好意思，越过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非梅奇的手臂说：“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医生。不过您是个出家人，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和我们这号人一起会觉得乏味。”
大家开始谈一个体面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是多么枯燥乏味。既没有戏院，也没有音乐，而最近一次在俱乐部举行的跳舞晚会上有大约二十个女士，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老是聚集在小吃部旁边，或者打纸牌。安德烈·叶非梅奇眼睛不看着任何人，开始缓慢地轻声叙述，说城里的市民把生命的精力、心思和智慧都浪费在纸牌和飞短流长上了，不会也不想在有趣味的交谈和阅读中度过时光，不想领略智慧所给予的享受，这是多么可惜，多么令人深深遗憾的事情。只有智慧才是有趣味和精彩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渺小低下的。霍鲍托夫专心地听着自己的同事，蓦然间发问道：
“安德烈·叶非梅奇，今天几号？”
在得到回答以后，他和浅色头发的医生以一个感觉到自己是个笨拙的考试官的语气开始问安德烈·叶非梅奇今天星期几，一年有几天，六号病房里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此事是否真实。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非梅奇脸红了，说道：
“是的，这是个病人，不过是个有趣的年轻人。”没有再向他提任何问题。当他在前厅穿大衣时，地方军事长官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叹息说：
“咱们老人该休息了！”
走出参议会后安德烈·叶非梅奇明白了，这是一个旨在检验他的思维能力的委员会。他想起了他们向他提出的问题，脸红了，不知为什么现在他平生第一次开始为医学感到沉痛的惋惜。
“我的天哪，”他在回忆两个医生刚才对他的盘问时想道，“他们可是不久前才听过精神病学这门课，刚通过了考试—这种彻头彻尾的无礼行为是怎么来的？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呀！”
于是他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所以非常气恼。当天傍晚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他家里。邮政支局局长没有向他问好就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证明您相信我对您真诚的敬仰，认为我是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让安德烈·叶非梅奇说话，继续激动地说道：“我喜欢您的教养和高尚的心灵。您听我说，我亲爱的。科学的规则要求医生必须对您隐瞒真相，可是我要像个军人那样说真话：您有病！请原谅我，我亲爱的，但这是真的，这一点周围所有的人早就觉察到了。刚才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对我说，为了有益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和治疗。完全正确！好极了！这几天我请了假，出去换换空气。请向我证明，您是我的朋友，咱们一起走！咱们走吧，还是跟当年那样生活。”
“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安德烈·叶非梅奇想了想说。“出门去我不可能。请允许我用其他什么方式向您证明我的友情吧。”
不明原因地到某个地方去，没有书，没有达里尤什卡，没有啤酒，突然打破二十年来建立的生活秩序，这样的想法一开始他就觉得很陌生，是一种空想。然而他想起了在参议院发生的对话，他从参议院回家时所体验到的沉重心情，还有短期离开愚蠢的人们把他当做疯子的那座城市的想法，于是向他发出了微笑。
“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他问。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在华沙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城市！咱们去吧，我亲爱的！”
十三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叶非梅奇被建议休息，即提交辞呈，对此他毫不在意，倒是又过了一个星期后他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已经坐上邮局的四轮马车前往最近的一个火车站。那几天气候凉爽，天气晴朗，一抹蓝天，远景空明。到火车站的两百俄里地行驶了两天两夜，沿途两次留宿。当驿站上端来喝茶的杯子洗得很不干净，或者套马费时太久时，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脸涨得通红，浑身发抖，大声吼道：“别说了！别强词夺理了！”坐在马车里时他一分钟也没有停顿，一直在讲述自己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的旅行。有多少历险，多少邂逅！他大声说话，做出惊讶不置的眼神，凭这眼神就可以认为他在说谎。此外，他还向安德烈·叶非梅奇脸上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大笑。这使医生很难受，也影响他思考和集中心思。
从节约考虑，火车上乘坐的是三等车，一个不吸烟车厢。乘客中有一半是上层人士。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从一张椅子到一张椅子来回走动，大声说不该走这条令人生气的路，这是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骑马可就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然后你就会感到自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们那儿歉收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干涸了。各方面都太混乱。他很激动，大声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这种掺杂着响亮笑声和生动手势的无休止的闲聊，使安德烈·叶非梅奇感到疲乏。
“我们两个人究竟谁是疯子？”他沮丧地想。“是努力对乘客们不加任何干扰的我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最聪明、最有趣味，因而不给任何人安宁的自私者？”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礼服和镶红色牙线的裤子。在街上他戴着军官制帽，穿着披风，士兵见了他都行军礼。现在安德烈·叶非梅奇觉得这是一个曾经有过贵族气质的人，但是所有贵族气质中好的作风都被他糟蹋净尽了，剩下的只是坏习气。他喜欢别人侍候他，甚至在根本不必要的情况下。火柴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明明看得见，但是他却大声叫来仆人给他拿火柴；当着女仆的面他穿着内衣不觉得难为情；对仆人不加区分地称“你”，甚至连对老人也一样；生起气来就叫他们笨蛋、傻瓜。这正如安德烈·叶非梅奇所感觉的，是一种老爷派头，却是令人厌恶的。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首先带自己的朋友去了伊维尔教堂。他热情地进行了祷告，深深地叩首，含着眼泪，祷告完了后深深地叹息一声，说道：
“虽然你不相信，但是你在祈祷的时候心里似乎会感到更安宁。去吻吻吧，亲爱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显得很难堪，吻了吻圣像，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撅起嘴，摇着脑袋，又悄声祷告了一会，他的眼眶里又滚出了泪水。然后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参观了炮王和钟王，甚至还用手指摸了摸，眺望了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景色，到了救主教堂和鲁米扬采夫博物馆。
在台斯托夫餐馆用了午餐。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面捋着络腮胡，一面久久地看着菜单，以一个在餐馆如同在家一样感觉自如的美食家的口吻说道：
“咱们看今天您用什么招待我们，天使！”
十四
医生走也走了，看也看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然而他心里只有一种感觉：对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恼火。他想撇开朋友休息一会，离开他，躲起来，而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他离开一步并向他提供尽可能多的消遣。等到没有什么可参观时他就用聊天来帮他消遣。安德烈·叶非梅奇熬了两天，但是到第三天便对自己的朋友宣称自己病了，想整天待在家里。朋友说既然这样他也留下来。事实上也该休息了，否则腿也吃不消。安德烈·叶非梅奇脸朝里躺在沙发上，咬紧牙听自己朋友的唠叨，那一位正兴奋地说服他相信法国早晚一定会把德国打得落花流水，莫斯科骗子非常多，光凭马的外表不可能判断它的优点。医生的耳朵里开始嗡嗡作响，心跳开始加快，但是出于礼貌，要请朋友走开或闭嘴，他又犹豫了。幸好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客房里待腻了，所以午饭后他出去溜达了。
只剩一个人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可以尽情感受休息的滋味了。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自己独自待在房间里，这有多惬意！真正的幸福不可能没有孤身独处。被撵出天国的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大概是想孤身独处，而这一点天使们是不知道的。安德烈·叶非梅奇想思考近几天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但是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
“可他却是出于友情，出于博大的胸怀才请了假和我一起出来的，”医生沮丧地想道。“有这个友好的保护比什么都没有更坏。看起来好像又善良、又大度、又开心，可是无聊。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同样，常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只说聪明好听的话，但是你却觉得他们是些冥顽不灵的人。”
此后相继的日子里安德烈·叶非梅奇自称有病，没出过客房。他面对沙发靠背躺着，在朋友用聊天来替他解闷时忍受着煎熬，或者当朋友不在的时候就休息。他为自己的出行恼火，也为自己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越来越肆无忌惮而恼火；要将自己的思绪调整到认真的、高层次的状态，他怎么也做不到。
“这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对我产生了影响，”他忖道，同时为自己的计较小事生气。“不过，荒唐……反正一回家就一切照旧了。”
在彼得堡也是同样：他整天不出客房，躺在沙发上，只在要喝啤酒时才起来。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老催着去华沙。“亲爱的，我去那儿干吗？”安德烈·叶非梅奇用央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吧，我呢请允许我回家吧！求您了！”“无论如何不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反对说。“这是座迷人的城市。在那里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非梅奇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个性，所以迫不得已去了华沙。在这里他没走出过客房，躺在沙发上，既生自己的气，又生朋友的气，还生仆人的气，因为后者顽固地不愿听俄语，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则和平时一样，身体健康，精神气爽，心情愉快，从早到晚满城游荡，寻找自己的老相识。有几次他没回来过夜。有一夜不知他是在哪儿过的，那一夜过后他一清早回来时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面孔涨得通红，头发也没有梳。他久久地从房间的这头到那头来回踱步，口里喃喃地自语着，然后停下脚步说道：“名誉第一！”他又踱了一会步，双手抓住脑袋，用悲哀的语气说：
“是的，名誉最重要！这该死的一瞬间，使我脑瓜里第一次想到要去这巴比伦！亲爱的，”他向着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给我五百卢布！”
安德烈·叶非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交给了自己的朋友。那一位还在因羞愧和愤怒而脸涨得通红，前言不搭后语地发了一通无用的誓，戴上制帽就出门去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他回来了，往安乐椅里猛然坐下，大声叹了口气说：
“名誉捡回来啦！咱们走，我的朋友！这该死的城市我一分钟也不想待了。骗子！奥地利奸细！”
两个朋友回到自己的城市已是十一月，街上积了厚厚的雪。安德烈·叶非梅奇的职位已被霍鲍托夫霸占；他还住在原来的住所，等待安德烈·叶非梅奇回来腾空医院的公寓。被他称做他厨娘的那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已经住进厢屋中的一间。
城市传播着关于医院的新的流言。据说那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和总务主任吵过嘴，后者似乎跪着爬到她跟前请她宽恕。安德烈·叶非梅奇回来的第一天就不得不为自己去寻找住所。“我的朋友，”邮政支局局长胆怯地对他说，“请原谅我提个无礼的问题：您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非梅奇默默地数了数自己的钱，说道：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未明白朋友的话，尴尬地说。“我问的是您总共有多少财产？”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其他一无所有了。”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认为医生是个诚实、高尚的人，但仍然怀疑他至少有大约两万卢布的家产。现在得知安德烈·叶非梅奇是个穷人，无以维生后，他突然哭了起来，拥抱了自己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非梅奇住在女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户的小屋里。这间屋不算厨房只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有临街的窗户，医生住了，第三个房间和厨房则住着达里尤什卡、女市民和三个孩子。有时女房东的相好来过夜，这是个醉汉，每到夜里大吵大闹，闹得孩子和达里尤什卡饱受惊吓。他一来，往厨房里一坐，开始要伏特加酒，大家都变得很拥挤，于是出于怜悯，医生把哭泣着的孩子带到自己房里，安顿在身边的地板上。这给他带来巨大的快慰。
他照旧在八点钟起床，喝过茶后就坐下来阅读旧的书刊。买新书他已经没有钱了。不知因为是旧书，还是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阅读已不能将他深深吸引，而使他觉得疲倦。为了不在无聊中虚度光阴，他为自己的藏书编了详细目录，往书脊上贴上小标签，他觉得这种机械呆板、耐心细致的工作比阅读更有趣。单调细心的工作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使他陶然忘我，他什么也不想，时间却飞快地流去了。甚至坐在厨房里和达里尤什卡一起洗马铃薯或从荞麦米中挑拣杂质，他也觉得有趣。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便去教堂。站在墙边阖上眼的时候，他听着圣歌，想着他的父亲、母亲、大学、宗教；他心中觉得安宁、忧郁，然后在离开教堂时他遗憾自己的工作这么快就结束了。
他两次到医院去看伊凡·德米特里奇，为的是和他聊聊。但是两次伊凡·德米特里奇都异常激动和恼怒，他要求让他安宁，因为对于空洞的闲聊他早已厌倦，说为了所受的一切苦难他只求该死的卑鄙小人们给他一个奖赏—单独拘禁。难道连这一点都拒绝他吗？当安德烈·叶非梅奇两次向他道别并祝他晚安时，他吼着说：
“见鬼去吧！”所以安德烈·叶非梅奇现在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第三次去看他。而内心里却想去。
往常安德烈·叶非梅奇在午后要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想想心思，如今从午餐后到晚茶，他就脸向靠背躺在沙发上，沉浸在怎么也排遣不掉的无谓思绪中。他感到委屈，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可是竟然既无养老金，又不发一次性津贴。确实，他工作得并不尽心，可是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他们工作是否尽心都领养老金。现代的公正就在于官阶、勋章和养老金，不是对道德品质和能力的奖励，而是对所有公职的奖励，无论这公职尽得怎么样。为什么他一个人竟要成为例外呢？他不好意思从小铺子门口走过和面对女房东。为了喝啤酒他已经欠了三十二卢布。女市民别洛娃那里也欠了钱。达里尤什卡悄悄卖掉旧衣服和旧书，向女房东谎称医生很快会得到一大笔钱。
他生自己的气，因为在旅行中花光了积蓄起来的一千卢布。
这一千卢布怎么说在现在也能派上点用场！他恼恨人们不让他安宁。霍鲍托夫把不时看望有病的同事看做自己的责任。安德烈·叶非梅奇觉得他身上样样东西令人讨厌：无论吃得饱饱的脸色，还是令人难受的宽容语气，还是“同事”这个称谓，还有那双高统靴子；最叫人反感的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安德烈·叶非梅奇治病，而且以为他确实在看病。每次来访他都带来小瓶溴化钾和一些大黄丸。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看望朋友，帮他散心。每次进屋来看安德烈·叶非梅奇，他都故意装出无拘无束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开始告诉他，说他今天气色很好，说上帝保佑，他正往康复方向发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际上是他认为自己朋友的病情已经没有希望了。他没有偿还自己在华沙欠的钱，所以被一种沉重的羞耻感搅得很苦恼，因此也就努力笑得响一些，说些更可笑的话。他的笑话和故事似乎没完没了，无论对安德烈·叶非梅奇还是他自己，都是很难受的事。
他在场的时候安德烈·叶非梅奇通常面向墙壁躺在沙发上。咬紧牙关听他说话；一层层的怨愤之情在他心头累积起来，每次朋友看过他后，他就觉得这种怨愤越积越高，仿佛涌向喉咙口了。
为了压制这些无意义的感情，他赶紧去想，无论他自己，还是霍鲍托夫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早晚都得死掉，在自然界不留下点滴痕迹。如果设想一百万年后有一个精灵在太空从地球旁边飞过，那它看到的只是泥土和光秃秃的岩石。一切———无论文化还是道德规范———都没有了，连野草都不长。面对小铺子老板的羞耻，什么东西也不是的霍鲍托夫，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沉重的友谊，都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一切都是荒诞无稽、微不足道的。
然而这些想法已经无济于事。只要他一设想一百万年后的地球，岩石后面就露出了穿着高统靴的霍鲍托夫，或者紧张地哈哈大笑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甚至还听到羞人答答的细语：“至于华沙欠的那笔钱，亲爱的，这几天就还……一定还。”
十六
一天午后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到来时，安德烈·叶非梅奇正躺在沙发上。凑巧这时霍鲍托夫带着溴化钾也来了。安德烈·叶非梅奇吃力地抬起身子，坐着，双手支在沙发上。
“亲爱的，今天啊，”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开始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看上去精神很好！真的，很好！”
“快啦，快好啦，同事，”霍鲍托夫一面打着哈欠一面说。“大概您自己对这档子麻烦事也厌烦了。”
“咱们一定会好！”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乐呵呵地说。“咱们还能活上一百年！一定的！”
“一百年倒不一定，但是活二十年绰绰有余，”霍鲍托夫安慰说。“不打紧，不打紧，同事，别泄气……您会把阴影带走的。”
“咱们还得让别人看看！”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大笑起来，拍了一下朋友的膝头。“还得让别人看看！明年夏天会有机会去高加索，咱们骑马走它个遍—咯！咯！咯！等到从高加索回来，你瞧着吧，恐怕得到婚礼上溜溜。”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狡黠地眨眨眼。“我们要给您办喜事，亲爱的朋友……给您娶个媳妇儿……”
安德烈·叶非梅奇突然感到积蓄的怨愤已经涌到喉咙口；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庸俗！”他说着迅速站起来向窗口走去。“难道您不明白自己说的话庸俗吗？”他想继续用柔和、礼貌的语气说下去，但是和他的愿望相反，他突然握紧双拳，将它们高举过头。“别烦我了！”他涨红了脸，浑身颤抖，叫喊的声音已不是自己的了。“滚！两个人都滚，两个人！”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霍鲍托夫站起来，起初用不解的目光，继而怀着惊恐盯着他。
“两个人都滚出去！”安德烈·叶非梅奇继续吼着。“麻木不仁的家伙！傻瓜蛋！我既不需要友谊，也不需要你的药，麻木不仁的家伙！庸俗！讨厌！”
霍鲍托夫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手足无措地面面相觑，退到房门口，出去到了穿堂间。安德烈·叶非梅奇抓起装溴化钾的药瓶跟着他们扔了过去，药瓶啪的一声在门槛上砸得粉碎。
“见鬼去！”他用带哭的声音吼道，同时向穿堂间跑去。“见鬼去！”客人离去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像打摆子一样瑟瑟抖着，躺到了沙发上，口中还久久重复着刚才的话：“麻木不仁的家伙！傻瓜蛋！”
待他心里平静下来，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可怜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现在一定感到非常羞耻，心情沉重，这一切都是那么可怕。以前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脑子和分寸到哪儿去啦？对事物的理解和哲学的冷静到哪儿去啦？
因为羞惭和对自己的恼怒，医生一宿未眠，上午十点左右他出发去邮政支局，向支局长道了歉。
“咱们不去想发生过的事，”深受感动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叹息着说，同时紧握着他的手。“谁再提过去的事，就让谁瞎眼。留巴甫金！”突然间他大叫一声，使得邮局的人和顾客都为之一怔。“端张凳子来。你等一等！”他对一个从营业窗递进一封挂号信的女人大声说。“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咱们不去想过去的事，”他转向安德烈·叶非梅奇，和气地继续说。“请您坐下，朋友。”
他默默地抚了一会自己的双膝，然后说道：
“我压根儿没想到过向您抱怨。疾病是无情的；我理解。您的发作昨天曾使我和医生吃惊，所以我们后来谈您谈得很久。亲爱的，您为什么不想认真关心一下自己的病？难道可以这样吗？请原谅友善的坦率，”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开始悄声说话，“您居住在一个极端不利的环境里：拥挤、肮脏、没有人照料您、无钱治疗……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医生一起衷心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建议吧：住到医院去！那里有健康的饮食，又有照料，又有治疗。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虽然说话不中听，那是我们之间说说，但是精通业务，完全可以信赖。他向我保证会关心您。”
安德烈·叶非梅奇被真诚的同情和突然闪耀在邮政支局长面颊上的泪花感动了。“可敬的朋友，别相信！”他把手搁在胸口，开始轻声说。“别信他们！这是个骗局。我的病只在于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了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疯子。什么病也没有，我只是落入了一个魔圈，而且没有跳出这个魔圈的出口。我无所谓，做好了一切准备。
“住院吧，亲爱的。”
“我无所谓，即使跳进陷阱。”
“答应我，亲爱的，您将在各方面都听从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
“好吧，我答应。不过，可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现在所有的事，甚至我朋友们真诚的同情，都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而且有勇气意识这一点。”
“亲爱的，您会康复的。”
“说这个干吗？”安德烈·叶非梅奇恨恨地说。“很少有人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体验到我现在的感受。如果人们告诉您，说您患了肾脏不行或心脏扩大之类的毛病而且您将进行治疗，或者说您是疯子或罪犯，一句话，就是人们突然注意起您来，那您就会知道您落入了一个魔圈，您休想从中出来。您竭力想走出来，您却更加陷入迷途。您投降吧，因为任何人的努力都救不了您。这就是我的感受。”
这时营业窗口已聚了好多人。为了不妨碍工作，安德烈·叶非梅奇就起身告辞。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再次取得了他的允诺，一直送他到临街的门口。
同一天傍晚前，霍鲍托夫穿着短大衣和高统靴，突然来到安德烈·叶非梅奇家里，说话的语气，似乎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我是有事找您来了，同事。我是来请您的：您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次会诊吗，啊？”
考虑到霍鲍托夫是想通过散步让他散散心，或者真的想让他挣点钱，安德烈·叶非梅奇穿好衣，就跟他走到了外面。他很高兴有机会补救昨天的过错并且与他和解，所以在内心里感激霍鲍托夫，后者只字未提昨天的事，看样子已经原谅他了。很难期望这个粗野的人会有如此委婉的态度。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非梅奇。
“在我医院里。我早就想让您看看了……这是个极其有趣的病例。”
两人进了医院院子，绕过主楼，向安置精神病人的厢屋走去。而这一切不知为什么进行得静悄悄的。他们走进厢屋时尼基塔按例一跃而起，挺直了身子。
“这儿有个病人肺部出现了并发症，”和安德烈·叶非梅奇一起走进病房时霍鲍托夫悄声说。“您稍等，我马上就来。我去拿副听诊器。”
他说着出去了。
十七
天色已经变黑。伊凡·德米特里奇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瘫痪病人纹丝不动地坐着，轻声哭着，蠕动着嘴唇。胖农民和前邮件分拣员睡了。病房里静悄悄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坐在伊凡·德米特里奇的病床上等着。然而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代替霍鲍托夫走进病房的却是尼基塔。抱着一捧病人穿的睡袍、不知是谁的内衣和一双便鞋。
“请穿上吧，大人，”他轻声说。“这就是您的床，请过这边来，”他指指一张显然是不久前刚搬来的空床补充说。“没关系，上帝保佑，您会好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什么都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到了尼基塔向他指点的病床前，坐了下来；他看到尼基塔站着等他，便脱了个精光，这时他觉得很难为情。然后他穿上病人的内衣；长内裤显得太短，而衬衫又显长了，睡袍上有股熏鱼的气味。
“您会好的，上帝保佑，”尼基塔又说了一遍。他把安德烈·叶非梅奇的衣服抱做一捧拿起来，走出病房，随手关上了门。
“反正一样……”安德烈·叶非梅奇忖道，一面羞怯地用睡袍裹住身子，觉得穿着这件新的外衣自己像个囚犯。“反正一样……反正一样，不管是常礼服，还是制服，还是这件睡袍……”
可是怀表怎么办？还有放在边袋里的笔记本？卷烟？尼基塔把衣服带到哪儿去啦？现在看来到死都不可能再穿西裤、坎肩和靴子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一切似乎有点奇怪，甚至不可理解。安德烈·叶非梅奇到这时才确信女市民别洛娃的小屋和六号病房没有丝毫区别，世上万物都荒诞无稽和空虚无谓，与此同时他的双手在发抖，双脚变冷，一想到伊凡·德米特里奇不久就会起来，看见他也穿着睡袍，他不免心惊肉跳。他站起来，来回踱了会儿步，又坐下了。
他就这样已经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坐腻了，坐得发愁了；难道可以在这里坐上一天，一星期，甚至几年，就如这些人那样？可他就是坐了，踱过步又坐下了。可以走过去看看窗外，又从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踱一会步。那么以后怎么办？像个木偶一样一直坐着，想着？不，这恐怕做不到。
安德烈·叶非梅奇躺下去，随即又起来，用袖子擦去额头的冷汗，觉得他的整个脸孔都是熏鱼的气味。他又来回踱了会儿步。
“这里发生了什么误会……”他说道，同时困惑地摊开双手。“应当去说明这里有误会……”
这时伊凡·德米特里奇醒了。他坐起来，用拳头支着双颊。他吐了口唾沫。然后他懒洋洋地望了望医生，看样子一开始他什么也没弄明白；但是不久他那睡意矇眬的脸露出了凶相和嘲讽的表情。
“阿哈，连您也关到这儿来啦，亲爱的！”他眯起一只眼，惺忪地用嘶哑的声音说。“很高兴。那是您饮了别人身上的血，现在别人要饮您身上的血了。好极了！”
“这是一场误会……”安德烈·叶非梅奇说道，伊凡·德米特里奇的话使他吓了一跳；他耸耸肩又重复了一遍：“是一场误会……”
伊凡·德米特里奇又啐了口唾沫，躺下了。
“该死的生活！”他发着牢骚说。“又痛苦又屈辱，这种生活到头来可不是对受苦受难的奖赏，也不像歌剧里那样有个壮丽的结局，而是死亡；来几个汉子抓住死人的手脚往地窖里拖。嘣！
好，没事了……不过在那个世界上可会有我们的节日……我会变做鬼影从那个世界来到这里，吓唬这群败类。我要叫他们吓白头发。”
莫伊谢伊卡回来了，看见医生后向他伸出手去。
“请给个小钱！”他说。
十八
安德烈·叶非梅奇走到窗前，眺望田野。天色已经变暗，在天尽头从右边升起一轮寒冷、殷红的圆月。离医院围墙不远，不超过一百俄丈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白色房屋，四周围着石墙。这是监狱。
“它就是现实！”安德烈·叶非梅奇想道，于是心里开始害怕起来。
使他害怕的既有月亮，也有监狱，还有围墙上的钉子，更有烧骨厂在远处升起的火焰。后面传来一声叹息。安德烈·叶非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胸前挂着闪闪发光的星章和勋章的人，他微笑着，狡黠地眨巴着一只眼睛。这景象看起来很可怕。
安德烈·叶非梅奇说服自己相信月亮上和监狱里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心理健康的人都佩戴勋章，到将来一切都会腐朽，化作泥土，但是蓦然间绝望情绪充塞了他心头，他用双手抓住栅栏，用尽全力去摇撼它。坚固的栅栏并没有摇落下来。
后来为了不感到那么可怕，他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奇床边，坐了下来。“我精神崩溃了，亲爱的，”他喃喃自语道，同时浑身发抖，擦着冷汗。“精神崩溃了。”“您发表高见吧。”伊凡·德米特里奇嘲弄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是的，是的……您似乎说过在俄罗斯没有哲学可言，可是大家都在高谈阔论，甚至小人物。不过小人物的议论可对谁也没有任何危害呀，”安德烈·叶非梅奇用那样一种语调说道，仿佛想哭出来，想得到怜悯。“亲爱的，您干吗这样幸灾乐祸地笑着？如果这个小人物心有不满，怎么叫他不发议论？一个聪明、受过教育、高傲、酷爱自由、像上帝一样的人，除了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里去行医，一辈子与拔火罐、水蛭和芥末膏打交道，没有别的出路，招摇撞骗、狭隘浅薄、庸俗低级！哦，天哪！”
“您在说蠢话。如果讨厌当医生，就当大臣去。”
“干什么，干什么都不行。我们太虚弱，亲爱的……我曾经什么都无所谓，热情、健康地进行思索，但是只要生活粗暴地一触碰到我，我立刻就失去了勇气……消沉了……我们太虚弱，我们太糟糕……您也一样，亲爱的。您聪明、高尚，吸母奶的时候就吸取了美好的激情，但是一旦进入生活，就疲惫不堪，生起病来……虚弱，虚弱！”
随着傍晚的来临，除了恐惧和受屈的感觉，还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一直使安德烈·叶非梅奇感到苦恼。最后他想到他想喝啤酒和抽烟。
“我要从这儿出去，亲爱的，”他说。“我要对他们说把火拿到这儿来……我不能这样……没办法……”安德烈·叶非梅奇走到门口，打开门，但是尼基塔马上跳了起来，挡住了去路。
“您去哪儿？不行！不行！”他说道。“该睡觉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走！”安德烈·叶非梅奇急忙说。
“不行！不行！没吩咐过。您自己知道。”
尼基塔砰的一声关上门，用背将它抵住。
“但是如果我从这儿出去，谁会因此出什么事？”安德烈·叶非梅奇耸耸肩问，“我不懂！尼基塔，我应当出去！”他用发抖的声音说。“我需要！”
“别搞得没规没矩，这样不好！”尼基塔坚持说。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奇突然喊起来，说着跳了起来。“他有什么权利不放我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里明明白白写着，谁也不可以未经审判就被剥夺自由！这是暴虐！是恣意妄为！”
“当然是恣意妄为！”安德烈·叶非梅奇说道，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喊叫给他鼓了气。“我需要，我应当出去。他无权这样做！我跟你说，放我出去！”
“听见了吗，笨畜生？”伊凡·德米特里奇吼道，同时用拳头捶着门。“开门，要不我从里面把门砸破了！剥皮鬼！”“开门！”安德烈·叶非梅奇浑身发抖，吼道。“我要求！”“你再说下去吧！”尼基塔在门外回答。“说吧！”“至少你去把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叫来！告诉他，我请他来……一小会儿！”“明天他自己会来的。”“永远不会放咱们出去的，”这时伊凡·德米特里奇继续说。
“他们要让我们在这儿烂掉！哦，天哪，难道在那个世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公正何在？开门，坏东西，我憋死啦！”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同时把身体撞到门上。“我不要命了！杀人凶手！”
尼基塔迅速打开门，粗暴地用双手和一只膝盖推开安德烈·叶非梅奇，然后猛地一挥，一拳打在他脸上。安德烈·叶非梅奇似乎觉得一股巨大的咸浪劈头盖脸地将他淹没了，并且把他向床边拖去；嘴里确实有股咸味：大概是牙齿出血了。他仿佛想游出去，舞动着双手，抓住了不知谁的病床，这时他感觉到尼基塔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凡·德米特里奇大声叫起来，想必他也挨了打。
接着一切复归平静。疏淡的月光透过窗栅投射进来，在地板上落下一个影子，宛如一张网。那样子很可怕。安德烈·叶非梅奇躺下去，屏住了呼吸。他惊恐地等待着挨第二次打。仿佛有人拿了把镰刀，捅进他的身子，在他胸腔和肠子里搅动了好几回。因为疼痛他咬住枕头，咬紧了牙关，突然间在他一团乱麻似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可怕而难以忍受的想法：这些现在在月光下仿佛一个个黑影似的人们，以前不得不经受的正是这样的疼痛。在连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竟然不了解，而且不想了解，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他不懂，也没有疼痛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不是他的过错，然而像尼基塔那样如此不可通融，如此粗暴的心地，却使他从头冷到了脚。他从床上跳起来，想竭尽全力大喝一声，尽快跑去打死尼基塔，然后是霍鲍托夫、总务主任和医士，接着是自己；但是胸腔里发不出一个声音，而且双脚也不听使唤；他喘着气，猛地揪住了胸口的睡袍和衬衫，一把撕破了，就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
十九
翌日早晨他头痛、耳鸣，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回想起昨天自己的软弱无力，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昨天他显得怯懦，连月光也怕，真诚地说出了以往自己不曾怀疑的感觉和思想。譬如关于发表议论的小人物的不满情绪。不过现在看来反正都一样了。
他不吃也不喝，毫不动弹地躺着，不声不响。“我反正都一样，”当别人向他提问时他想道。“我不会回答……我反正都一样。”
午后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了，给他带来了四分之一磅茶叶和一磅水果软糖。达里尤什卡也来了，在他病床边站了整整一个小时，脸上的表情是木然而悲哀的。霍鲍托夫医生也来看了他。他带来了一小瓶溴化钾，吩咐尼基塔在病房里点上些有香味的东西熏一熏。
傍晚时安德烈·叶非梅奇中风而死。起初他感到冷得厉害，想吐，有一种很难受的东西就如他感觉的那样透过全身，甚至渗进十根手指，从胃部弥漫到头部，淹没了双眼和耳朵。两眼一片漆黑。安德烈·叶非梅奇心里清楚自己大限已到，于是想到伊凡·德米特里奇、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千百万的人都相信不灭的存在。突然间确实有这样的事？可是他并不希望不灭，他只在一瞬间想过它。一群异常美丽和婀娜多姿的鹿从他身边跑过，昨天他读到过关于这些鹿的故事；然后是一个女人拿着挂号信向他伸过手来……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说了点什么。接着一切都消失了，于是安德烈·叶非梅奇永远失去了知觉。
来了几个男勤杂工，抓住他的手和脚，抬到了小教堂。在那里他睁着眼躺在桌子上，夜里月光洒在了他身上。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依奇来了，向着有耶稣像的十字架虔诚地做了祷告，阖上了自己前任上司的双眼。
一天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下了葬。参加葬礼的只有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达里尤什卡。
沈念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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