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清瘦的高个子老头，留着长长的唇髭，坐在门外边，吸着烟斗；月光洒满他全身。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身影。
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故事。顺便说件事吧，他们谈论村长老婆玛芙拉，一个健壮而不笨的女人，一生中从来就没出过自己的村子，从来没见过城市，没见过铁路，而最近十年，她光坐在炉子边，只是到了晚上才到屋外去。
“这有什么奇怪呢！”布尔金说，“性格孤僻的人，他们像寄居虾或者蜗牛，尽力要钻进自己的硬壳里去，世上还不少哩。或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回到人类祖先还不是社会动物，而是独个儿寄住在洞穴的时代；要不然，这不过是人们性格中的一种怪癖罢了—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研究类似的问题不是我的事儿；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不用到远处去找，就说近的吧，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个叫别里科夫的人，希腊语教师，我的同事。您当然听人说过他。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任何时候出门，甚至天气非常晴好的时候，都穿着套鞋、带上雨伞，并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装在布套里，表装在灰色麂皮套子里；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他的脸看起来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他戴墨镜，穿绒衣，用棉花塞住耳朵孔，他一乘上马车，就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之，可以看出，他孜孜以求的，就是用一个外壳包住自己，可以说是为自己制造一个似乎能使他与世隔绝、防止外界影响的套子。现实使他愤懑，使他害怕，使他终日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也许是他为了替自己的胆小怕事、厌恶现状制造借口吧，他总是称赞过去的东西以及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而且，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质上也是他借以躲避现实生活的套鞋和雨伞而已。”
“‘啊，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多么优美啊！’他说道，脸上露出扬扬得意的表情；而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就眯起双眼，伸出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
连自己的思想，别里科夫也要极力把它藏在套子里。对于他，只有那些通告和报上的文章，如果上面写有禁止什么的，才能心领神会。如果通告上禁止中学生晚上九点钟后上街，或者有篇什么文章禁止性爱，他心里就明明白白，没有疑义；禁止了———这就好。作出一项决定，一事得到许可，在他看来总隐藏着令人怀疑的成分，总有点言而不尽、含糊其辞。城里决定建立戏剧小组，或者开办个阅览室，或者茶馆什么的，他就老摇头，轻轻地说：
“这，当然，行是行，这一切都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一切违反法律、不合规矩、脱离常规的事都使他沮丧，尽管这些事看起来同他又有什么相干！如果有个同事参加祈祷迟到了，或者传出风声说中学生怎样怎样淘气，或者有人看见女教师晚上很晚还同军官在一起，他就忧心忡忡，老是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而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小心谨慎，他那种无端怀疑，还有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见解，简直使我们受不了。他老是说着那些话：在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年轻人操行不好啦，在课堂上吵得很啦，‘哎呀，千万别让上司知道了，啊，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要是谈起把佩特罗夫从二年级开除出去，把叶戈罗夫从四年级开除出去，这就很好。你猜怎么着？他就凭着他的唉声叹气、怨怨艾艾，他那架在苍白的、小小的脸—你知道不，小小的脸，就像黄鼠狼的脸—上的墨镜压制我们大家，于是我们就让步，降低了佩特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关他们禁闭，到头来不得不把佩特罗夫和叶戈罗夫开除了事。他有个怪习惯——到我们宿舍来串门。他到一位教师家里，就坐着，默不做声，仿佛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他默默地这么坐着，过一两小时再离开。他把这叫做‘与同事保持良好关系’，况且，看得出来，到我们这里来坐坐对他也并不好受，他之所以到我们这里来，只不过认为这是同事的义务罢了。我们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你看，怪不怪呢，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人，非常正派，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作品的熏陶，可是这个老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整整控制了十五年！何止是一个中学，简直是整个城市！我们的太太们星期六不举办家庭戏剧晚会，就怕他知道；教士们羞于当着他的面吃荤和玩纸牌。在别里科夫这号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年、十五年，在我们城里变得什么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寄信，怕结交朋友，怕看书，怕帮助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咳了几声，想说几句话，但他先点燃了烟斗，又看了看月亮，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的，读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还有别的例如勃克尔等人的著作等等，可他们还是屈服了，容忍了……还真有这种事呢！”
“别里科夫就住在我住的那幢楼，”布尔金继续说，“与我同一层，门对着门，我们常见面，因此我熟悉他的家庭生活。在家里他也是老一套：穿长袍、戴尖顶帽、下护窗板、上门闩，一整套的禁忌和限制，也是‘啊，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吃素对身体有害，吃荤又不可以，好像是怕人们会说他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牛油炸鲈鱼——这菜不是素的，但又不能说它是荤的。他不雇用女仆人，怕别人会认为他行为不端，而雇了个叫阿法纳西的厨子，此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常常喝得醉醺醺、傻头傻脑的。他从前当过勤务兵，能凑合着做饭烧菜。这个阿法纳西通常把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门边，老是深深地叹气，嘟哝着一句话：
“‘现在啊，他们孳生得可多啦！’”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睡觉，总要蒙住头；里面又热又闷，风把关上的门吹得嘭嘭作响，炉子发出嗡嗡声；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蒙在被子里也提心吊胆的，他怕闹出什么乱子来，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怕小偷会溜进来，然后就通宵做恶梦；而到了早上，我们一起去学校的时候，他就没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所去的这所人数众多的中学，对于他来说是既可怕，又格格不入。其实，并排同我走，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
“我们班上吵得很，’他说，仿佛是要为自己沉重的心情寻‘求辩解，‘真不像话。’“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你知道不，差点儿就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迅速回头看了一眼木板棚，说道：
“你开玩笑！”
“是的，差点儿结了婚，尽管这事很奇怪。给我们派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乌克兰人。他不是独自一个人，而是带了姐姐瓦连卡一起来的。他年轻，个子高，黑黝黝的，手很大，从他的脸孔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事实上，他的嗓音果真像是大木桶里出来的：嘭、嘭、嘭。她呢，已经不年轻，三十来岁，但也是高个子，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颊，一句话，她不是个小姑娘，而是一颗水果软糖——早该出嫁了，再者，她活泼好动，爱说爱闹，老是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笑，动不动就能听到她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第一次正式同科瓦连科姐弟俩相识，我记得是在校长过命名日的时候。在一群连把出席命名日庆祝会都看做是一种责任、严肃古板、沉闷无聊的教育者中，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新的阿佛罗狄忒从浪花里诞生了：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着、唱着、跳着……她动情地唱了一曲《清风吹拂》，然后又唱了一首抒情歌，唱着唱着，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都迷住了，包括别里科夫在内。他挨着她坐下，甜蜜地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以其温柔委婉和悦耳动听使人想起古希腊语。’”
“这话使她很舒心，于是她就富有感情地，并且是令人信服地告诉他，在加佳奇县有她的田庄，田庄里住着她妈妈，那里有多好吃的梨子，多好吃的香瓜，多好吃的西葫芦！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西葫芦，而把西葫芦叫做小酒店。他们那里熬一种红红的、紫紫的红甜菜汤，‘真好吃，真好吃，好吃得不得了！’”
“我们听着、听着，突然间都萌发了同一个念头：
“把他们配成夫妻，倒是件好事。’校长夫人轻轻地对我说。‘“不知怎的我们都想起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我们怎么至今没有注意到，我们竟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至于现在我们都感到奇怪起来。他通常怎样对待女性？他怎样替自己解决这个迫切问题？以前我们对此漠不关心；也许是我们认为一个不管什么天气都穿套鞋、睡觉总要挂帐子的人，决不可能恋爱。“他早就超过四十岁，而她三十……’校长夫人向我解释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会嫁给他的。’”
“在我们外省，由于无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干了多少毫无必要的荒唐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情，就根本不干。您瞧。干吗我们突然要给这个别里科夫做媒？他可是个连做丈夫都不可设想的人啊！校长夫人、副校长夫人以及我们中学的太太们全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漂亮了，仿佛突然发现了生活的目的。校长夫人在剧院里订了个包厢，我们就看到在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连卡，手摇扇子，容光焕发，招人喜欢，她身旁坐着别里科夫，个儿小，又佝偻着背，活像用钳子把他从家里拖出来似的。我办晚会，太太们就要我一定得把别里科夫和瓦连卡都请来。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连卡并不反对嫁人。她在弟弟这里生活也不很愉快，只知道整天争吵、相骂的。给你说个例子吧：科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他高大健壮，穿着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宽檐帽里溜到额头上，一只手里捧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握了根满是节疤的手杖。他后面跟着姐姐，也捧着好多书。”
“你呀，米哈伊利克，这本书没读过！’她大声地吵着说，我‘‘对你说，我敢打赌，你根本没看过这本书！’“可我告诉你，我读过了！’科瓦连科喊道，把手杖在人行道‘上敲得直响。“哎呀，我的天，米奇克！你干吗生气呢，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性问题呀。’“可我告诉你，我读过了！’科瓦连科叫喊得更响了。”
‘
“在家里，不管有什么外人，也是两人对骂。这样的生活，看来使她过腻了，她希望有个自己的窝儿，况且年龄也当在意了，现在已容不得挑挑拣拣，嫁给谁都行，哪怕是嫁给希腊语教师也可以。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这里大多数的小姐，都是不管嫁给谁，能嫁出去就行。不管怎么说，瓦连卡对我们这位别里科夫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而别里科夫呢？就像来我们这里一样，常上科瓦连科家去，他到那里，就坐着，默不做声。他默不做声，瓦连卡就给他唱《清风吹拂》，要不就睁着自己的黑眼睛，若有所思地瞧着他，要不就突然大笑：
“‘哈、哈、哈！’”
“在男女恋爱，特别是在结婚中，怂恿撮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家—包括同事和夫人—都来说服别里科夫，说他应该结婚，说他生活中除了结婚一事，什么都不缺了；我们大家都祝贺他，一本正经地说些各式各样的庸俗话，比如婚姻是严肃的一步啦；再者瓦连卡又长得不难看，逗人爱，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啦；而主要的，这是第一个对他亲昵、恳切的女人啦—他头脑昏昏然起来，于是他就拿定主意：真该结婚了。”
“这会儿他的套鞋和雨伞总该扔掉了吧？”伊凡·伊凡内奇插话说。
“你得知道，这终究是不可能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并且老是上我这儿来，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严肃的一步，常去科瓦连科姐弟那儿，但生活方式却一点没改变。甚至恰恰相反，决定结婚弄得他病恹恹的，他消瘦了，脸色苍白，看样子，往自己的套子里钻得更深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佯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得结婚，但……但这一切，你知道，来得有点太突然了……应当想一想才是。’”
“‘这有什么好想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啦。’”
“不，结婚是严肃的一步，应该首先掂量掂量未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弄出什么事情来。这使我很不安，我现在整夜整夜睡不着。而且，我承认，我害怕。她和她弟弟的思想方式有点儿古怪，他们间的谈论，你知道，有点儿古怪，而她的性格又很活泼。结了婚，日后恐怕难免惹出什么不幸的事来。’”
“他不求婚，老是拖延着，使得校长夫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太太都十分懊丧；他老是掂量面临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又差不多每天同瓦连卡一起散步，大概是他认为，处在他这样的地位这是必要的，还常到我这里来谈家庭生活。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一个大笑话，料想他最终会求婚，从而了却了一桩多余的糊涂婚事，这样的婚事，由于无聊和无所事事，在我们这里办成过上千桩。应该告诉您，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就憎恶别里科夫，现在简直忍无可忍了。”
“我不懂。’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懂，你们怎么容忍‘‘得了这个告密者，这个卑鄙的家伙。哎，诸位，你们怎么能在这里生活得下去！你们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令人嫌恶。难道你们是教育家，是教师？你们是官僚，你们这里不是学府，而是司祭管理处，就像警察局里一样发出酸臭味。不干啦，老兄们，我同你们再住一阵子，就离开，回到自己的田庄去，在那里捞捞虾，教乌克兰孩子。反正我要走，而你们照样留着与身边的犹大在一起，叫他不得好死。’
“要不他就哈哈大笑，一会儿压低嗓门笑，一会儿尖声细气笑，笑得流出了眼泪，然后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要坐在我这里？他要干什么？光坐光看。’”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取了个外号：蜘蛛。因此，有关他的姐姐瓦连卡打算嫁给‘蜘蛛’的事，我们当然对他避而不谈。有一次，校长夫人向他暗示，说是她姐姐嫁给一个那么稳重可靠、深受大家崇敬的人，比如别里科夫，倒是一件美事，他就皱起眉头，大发牢骚：
“这与我无关，让她嫁给蝮蛇好了，我可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请您听下面的。有那么一个爱捣蛋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脚、打着伞在路上走，瓦连卡跟在他身旁，挽着他的手，下面有条题字：‘热恋中的安特罗波斯’。画得形态逼真，您知道吗，简直绝了。画家当然不止画了一个晚上，因为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每位教师，师范学校的教师，还有官员们都收到了一张。别里科夫也收到了一张。这张漫画给了他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我们一起出门，——”
—这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教师和学生约定在中学附近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城外的树林里去，———我们走出门，只见他脸色铁青，比乌云还黑。“世上竟有这么居心不良的恶人啊！’他说着，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开始可怜他了。我们走着，您瞧，科瓦连科蹬着自行车来了，后面跟着瓦连卡，也蹬着自行车，脸涨得绯红，显得很累，但很快活，很高兴。“喂，’她大声喊道，我们先走啦！今天天气真好，实在好，‘‘好得不得了！’“他们俩消失了。我的朋友别里科夫脸色由铁青变为苍白，真的发呆了。他停下来，眼睛盯着我……“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要不，可能是我的眼睛‘‘骗我？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难道像话吗？’“‘这怎么会不像话？’我说，‘他们爱骑就让他们骑好了。’“这怎么可以？’他叫起来，对我的冷静表示惊奇，您在说‘‘什么？！’“他大吃一惊，不想再往前走，回家去了。“第二天，他总是焦躁不安地搓着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病了。还平生第一次上课早退，也没吃中饭。傍晚，尽管室外完全是夏天的天气，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挣扎着慢慢到科瓦连科家去了。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恭请就座。’科瓦连科冷冷地说，皱了皱眉头。他刚‘睡过午觉，睡眼惺忪，情绪很不好。“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开口说道：“我之所以上您这儿来，是为了精神得到放松。我感到非‘常、非常难受。有那么一个诬蔑者，用了可笑的形式画了我，还有个与我们两人关系密切的人。我认为有责任让您相信：这事与我毫不相……对于这样的嘲笑，我没提供过任何借口，—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始终像一个完全正派的人。’
“科瓦连科坐着，绷着脸，默不做声。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用悲凉的声调继续轻轻说道：
“我还有几句话要对您说。我早就工作了，您还刚开始，因‘此，我作为一个长者，有责任告诫您。您骑自行车玩，可这种游戏对一位青年教育者来说完全不合适。’
“为什么？’科瓦连科用他的男低音问。”
‘“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学生将会怎么样？他们只有用脑袋走路—闹翻天啦！既然这没有明文规定准许，那就不可以。我昨天吓坏了！当我看到令姐的时候，我眼睛一阵模糊。一个女人或者姑娘骑自行车，这还了得！’”
“‘您到底要干什么？’“我想干的只有一点，就是告诫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一个年轻人，前程远大，言行举止应该非常非常谨慎才是，可您这样放任自己，哎呀，多么放任自己！您穿绣花衬衫，经常在街道上捧着一些书，而现在又玩自行车。您和令姐骑自行车，如果给校长知道了，然后又传到督学耳朵里去……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至于我和姐姐骑自行车，这事谁也管不着！’科瓦连科说‘着，脸涨得通红，‘谁要是干涉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这狗娘养的见鬼去！’”
“别里科夫脸色发白，站了起来。“您以这样的口气同我讲话，我就没法再说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当我在场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要这样谈论上司。您应该尊重当局才对。’“难道我说过当局什么坏话？’科瓦连科问道，眼露凶光盯‘着他，‘请您别打扰我。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不愿同像您这样的老爷交谈。我不喜欢告密者。’
“别里科夫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起来，接着开始很快地穿衣服，脸上带着十分惶恐的表情。须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无礼的话。”
“您尽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他一边从过道向楼梯平台‘走去，一边说道，‘我应当预先告诉您：我们的谈话，可能有人听到，而为了我们的谈话不受歪曲，为了不出什么乱子，我应该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向校长先生报告……扼要地报告。这点我必须做。’”
“‘报告？那你就报告去吧！’”
“科瓦连科从后面抓住衣领用力一推，别里科夫就滚下了楼梯，套鞋碰得隆隆作响。楼梯又高又陡，但他滚到楼底却很顺利；他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眼镜是否完好？但正当他滚下楼梯的时候，瓦连卡走了进来，还有两位太太跟着她；她们站在下面，看着这幕场景，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他觉得，哪怕是折断脖子、摔坏双腿，也比这给人留作笑料强：要知道，这下子全城都会知道，会传到校长、督学耳朵里，哎哟，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人家又会画出一幅新漫画，就全完了，非责令你辞职不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瓦连卡认出了他，瞧着他可笑的脸、揉皱的外衣和套鞋，不知出了什么事，猜想总是他不小心跌倒的，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整幢楼都听得见：
“‘哈、哈、哈！’”
“一切都伴随着这阵响亮的抑扬有致的哈哈大笑声结束了———结束了婚事，也结束了别里科夫在世上的日子。他已听不清瓦连卡说的话，也看不见什么了。回到家里，他首先从桌子上取下照片，然后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过了三天，阿法纳西到我这里来，说是老爷不对头，问我要不要请医生。我到别里科夫那里去了，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默不做声；问他，只答‘是’或‘不’，没有别的话。他躺着，阿法纳西在他身边转来转去，脸色阴沉，皱着眉头，深深地叹气；他身上就像小酒馆一样散发出一股伏特加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也就是两个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师都出席了他的葬礼。现在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温和、可爱，甚至愉快，仿佛他真的很高兴：他终于被人装进了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套子。是的，他夙愿得偿了！而且，好像是为了纪念他，出殡的时候阴雨绵绵，我们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下到墓穴的时候，她哭了。我发现乌克兰女人不是哭就是笑，处于中间的心情是不常有的。”
“说实在的，埋葬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件大快事。我们从墓地返回时，大家都带着谦恭温雅、愁眉不展的表情，谁也不愿意露出快乐的情绪，这情绪就像很早很早以前体验过的，那还是在孩童时，大人离家外出了，我们在院子里奔跑一两个小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啊，自由啊，自由！哪怕只有一点儿迹象，哪怕只有一线实现的希望，都会给心灵添上翅膀，您说是吗？”
“我们从墓地回到家里，心情很好。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照老样子了：仍旧是那样艰难、令人厌倦、浑浑噩噩，这生活既没有被明文规定禁止，但也没有得到完全准许，生活没有一点儿好转。事实上，别里科夫已被埋葬了，可这样的套中人又有多少留下来，将来还会出现多少啊！”
“就是这么回事。”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出现多少啊！”布尔金重复了一句。
中学教师走出木板棚。这是个个子不高的人，胖胖的，头发全秃了，留着几乎长达腰际的胡子。两只狗跟着他出来。“啊！月亮，月亮！”他朝上看着说道。
已经到了午夜。往右，可以看到整个村庄，一条长长的道路延伸到远处，大约有五俄里。一切都悄悄地酣然入睡了，没有动静，没有声音，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大自然竟会如此静谧。当你在这月夜里，看见这宽阔的乡村道路，以及路旁的木房、草垛、入睡的柳树时，心灵就会安宁下来；而在这种自身的安宁中，在夜幕下摆脱了劳累、忧思和悲伤，这道路又显得温和、凄凉、美好，你会觉得连星星都在爱抚地、怜悯地瞧着它，你会觉得世上已经没有邪恶，一切都很圆满。左边，从村尽头开始就是田野，它一望无垠，直达天际，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处处洒满了溶溶月光，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就是这么回事，”伊凡·伊凡内奇重复了一句，“我们在城里住得又闷热又拥挤，写些不必要的文件，玩玩文特，难道这些不是套子？我们在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好打官司的人、愚蠢而空闲的女人中间度过一生，我们说着、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些不是套子？如果您愿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不，该睡觉了。”布尔金说，“明天见。”
他们两人走进木板棚，躺在干草上。两人已经盖好被子，打起盹来，突然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木板棚不远处走路。一会儿，脚步声停了，而过了一分钟又响起“吧嗒、吧嗒声。狗吠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布尔金说。
脚步声消失了。
“分明看到、听到人家在怎样撒谎、使假，”伊凡·伊凡内奇把身子翻到另一侧，一边说道，“你却被人称做傻瓜，就因为你容忍这谎言和虚假；忍受着委屈、侮辱，不敢公开声明你是属于正直而自由一方的人，而且自己也撒谎，脸露笑容，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到一片面包，为了营造一个温暖的窝儿，为了谋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而已，——”
—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喂，您这就扯得离题太远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师说道，“我们睡觉吧。”
过了十分钟，布尔金已经睡着了，伊凡·伊凡内奇却老是从这一侧翻到另一侧，老是叹息着，过后他起来，又走到外面，在门前坐下来，抽起了烟斗。
正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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