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要领

    辩论时应抓住以下几个关键点，扬长避短，方能击败对手。

    主动权

    在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题为“儒家思想是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辩论。南京大学队持反方观点对阵澳门东亚大学队。南大队首先对辩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和“推动因素”四项词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立论的切入角度。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辩论双方的焦点肯定会集中在“主要”与“推动因素”这两个词组的联系点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

    南大队猜测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思想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将“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动因素有多个，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论。针对对手的这一思路，南大队决定由“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关键概念入手，与对手针锋相对，明确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须是具有总揽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必须能把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有利条件和推动因素组织起来，有效地协调起来。同时，南大队严格区分“主要推动因素”与一般“推动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动因素是指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比如贸易立国，外贸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等。

    “不和对方在思想层次上纠缠，不用西方的个人功利思想来对抗儒家思想，承认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积极的作用，但它却没有经济功能；至于主要推动因素，只能是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南大队的总思路。

    这样的思路很奇。因为思想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但是很难说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在实际辩论中，南大队列举了大量实例向评委和听众说明，在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中，并没有体现什么儒家思想，用这些“实”来攻击对方“虚”的一套推理，结果威力很大。由于南大队这一思路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之外，因此场上主动权始终被南大队牢牢掌握着。

    我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精典的辩例。

    据《贞观政要》载：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徵作谏差大夫。魏徵由于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议。李世民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徵。魏徵因此去见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样吗？”魏徵答道：“不一样，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以国事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好的声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则不然，唯唯借口之流，只为个人打算，君主会为他而落得个昏庸的恶名，甚至国亡家灭。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区别。”魏徵在这里使用了定义正名的方法，间接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只喜欢唯唯诺诺之派，并暗示了这样做的恶劣结果。由于魏徵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一步步地将李世民引入他所设置的圈套之中，论辩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为感动，达到了进谏的效果。

    辩论思路

    相信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至今还在很多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复旦大学代表队四位辩手精彩纷呈的辩问，落落大方的风度，成为那届辩论赛中最为耀眼的风景线。而他们多角度的思维更是让对手防不胜防，这里仅选一例，供大家欣赏揣摩。

    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队的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中，就很是难辩。在审题中，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考虑：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是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盘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会于理相悖。因此复旦队大胆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判断一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有三个标准，即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通过什么途径。根据这三条，可以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整个社会系统工程解决艾滋病的过程中，包含了医学这一途径，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样就是等于在肯定艾滋病是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谈医学途径，复旦队居高临下的包容了对方的立场，扩大了可供回旋的余地，而对方不得不花大力气纠缠在复旦队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弱化了。

    请看复旦队的精彩辩词：

    反方二辩：……第一，艾滋病源于社会机体的综合症。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许多人的世界观日渐消沉、堕落。人们在享受到物质生活和财富的同时，却被同性恋、吸毒、性滥交这些恶习所侵扰，这就为艾滋病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在对美国纽约2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调查中就发现，其中94%的人是因为同性恋和吸毒而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

    8月26日《联合早报》载泰国北部13%的年轻人已经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亚，不仅人患病，就连1／4的猫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而对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恶瘤，是靠医生手术刀就能剜除吗？……

    第三，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的系统工程。在乌干达由于艾滋病的缘故，3700万的人口到2020年就要降到2000万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如果等待医生发明出灵丹妙药的话，到那时乌干达恐怕早就变成了子虚乌有了……

    反方三辩：……而盖洛普民意测验清楚表明，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最担心的社会问题当中，艾滋病仅次于状元——暴力问题，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恣肆横行。社会已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方辩友还认为艾滋病不构成社会问题吗？第二，艾滋病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爱”上了，可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因此谈“爱”色变、闻“爱”丧胆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纽约曼哈顿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游行过后，在医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认定自己是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

    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正是这种多角度的思维将他们推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逻辑思维

    论辩法包括了很多辩论的方式。它原来是为强化弱的逻辑而出现的说服术。黑格尔以前的论辩法盛行“使虚伪变成真理”的诡辩术。那一段时间诡辩可真是盛行不衰。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教学家、宗教家毕达哥拉斯发明“毕氏定理”，对柏拉图影响颇大，他曾经如是说：“时间是每一个瞬间的连续和延长而已，基于这个道理，飞驰的箭，应该是静止的。”这种明知其非的诡辩学说，以那个时代的物理学水平来看，虽然知道这是欺诈奇诡的辩理，偏就是找不出推翻此说的论据。因为，即使有人对这个诡论加以驳斥，势必遭到诡辩家的另一套理论摧毁之。那个理论就是：“假设飞箭是飞驰的，世界上就没有一样物体是静止的。这个大地不也跟着地球不断地旋转吗？所以说，为要研究事物的本质，从瞬间来说，大地也好，岩石也好，山岭也好，跟飞箭一样，必须是恒保静止的。”这种“是非而是”的理论，在现代生活中也仍然存在。一言以蔽之，它不仅是诡辩，而且是物理学上的一种常识。连物理学最权威的理论相对论都证实了这个诡论的存在性。

    对付上述诡论，一般人想到的驳词可能是这样的：“地球上的万物，每天跟地球一起在旋转，飞箭岂能唯我独静？”这句话必然中毕氏之怀，他会喊一声“好极！”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如果飞箭朝着跟地球相反的旋转方向，以同样的旋转速度而飞，飞箭不就等于静止了吗？”这么一驳，你不就哑口无言，只有干瞪眼的份了？使用这一招的人，总是胸有成竹地准备了一套说词，把对方搬出的正面说法，驳个体无完肤。算计得如此周全，虽然不至于摧垮对方，到底还得费一番功夫。对付这个异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以反对论对付反对论，也就是传统的正面攻击法。你绝对不要仿效对方的战术，那么做，你只有弃甲而逃，必败无疑。诡辩术的陷阱就是要仿效它的战术，所以，只要自始至终，以正统的正面攻击，直攻不歇，就奏凯有期。首先，你必须思考对方理论（逻辑）上的弱点究竟在哪里。当然，它可不是一想即通的。不过，寻出对方理论上的要害，不至于太难，对方理论上的要害（要点），便是对方理论上的弱点。所以，寻其要害就成了首要之务。以“飞箭是静止的”这个理论来说，它的要害到底是在哪里？“飞箭是静止的”，支撑这个理论（唯一的支撑物）的是“瞬间”这两个字。此词一出，对方的理论就无从产生。这个世界并没有瞬间这个玩意。

    任你把时间细加割碎，只能变成无限度的小，绝不可能有所谓“绝对的瞬间”。绝对的瞬间既无存在的可能，飞箭只能在那小到无限的时间内，移动于小到无限的距离之中。所以，飞箭绝不是静止的。对于这个理论，想必没有任何反驳之词存在的可能。

    莫纠缠细节

    在辩论赛中，常常有这样的战术探讨：在搞清了本方的基本思路和对方可能采取的战术以后，可以率先承认对方提出的一些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观点，表现出君子风度和高姿态，然后明确声明这些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另一些问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把辩题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与对方展开辩论。这样的战术设计，有利于打乱对方事先准备好的战略，使对方远离熟悉的领域。而辩论层次的提高，实际上等于阵地设在自己的面前，以便扬长避短。这里运用的就是高瞻远瞩战术。辩论贵在站得高，看得远。站得高，才能体现出水平和风度。如果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和对方纠缠不休，就会丧失自己的优势，以致影响辩赛成绩。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亚洲大专辩论会北京大学对东亚大学一场中，辩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北大为正方。具备一定经济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当严重，而辩论地点又是饱尝贸易保护主义之苦的新加坡，观众的观点是倾向于反方，北大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对这些具体情况没有进行充分了解掌握，在“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严重”的问题上与对方纠缠不休，显然要占下风。因为举出一个贸易保护主义不严重的例子，会遭到100个足以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十分严重例子的反击，结果必然陷于被动地位，必输无疑。北大队充分估计了形势以后，辩论伊始就明确说明，当前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确实相当严重，在这一点上我们非但不否认而且可以举出比你们多得多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重要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存在，而是如此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不可以抑制，这样就避开对方拥有大量材料的事实，把论战的中心提高到我方有利的“可否抑制”的层次，争取了主动权。

    辩论的胜利，不能靠奸猾狡诈的诡辩，不能靠江湖术士的虚言，更不能靠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大吵大闹。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说：“在争论中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也是不管称号姓氏的，重要的只是真理，在它面前人人平等。”“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的见解合乎事实，代表真理，加之运用正确的辩论方式，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情攻心为上

    辩论场如同战场，辩论双方均按事先的谋划，拼心力、斗智、比勇气；充分调动起每根神经，较量知识、运用技巧，设伏兵、出奇兵、遣勇兵；而用兵之道，又以攻心为上。苏轼曾言：“臣问用兵者，先服其心，次用其力。则兵易解而攻易成。”这就是说，优秀的军事家首先不是用武力征服对方，而是先动摇对方的军心，瓦解对方的士气，这样就容易获取战争的胜利。

    辩论之道亦然，正所谓“攻心为上”，即抓住对方的心理情感进行攻击，或使对方心有好感，受到感动；或使对方的思想发生动摇，转变；或使对方的心中羞愧，自行退却。

    攻心之术实际讲的就是一个“情”字，使情感在论辩中起到作用。理性的光辉或许可以令对手屈服，但要让对方心服口服，还须动之以情。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演讲、辩论中就很善于以情动人。他对此的认识也是十分精辟的。他认为，说服人重在以情激情，把自己的情感传给别人，情通自能理达。请看“二战”中，他为了说服美国参加对德作战，对美国人发表的讲话，其间情感技巧的运用娴熟老道，值得我们深以为鉴。

    “我远离祖国，远离我的家庭，在这里欢度这一年一度的佳节。但确切地说，我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或者是因为我母亲的血缘关系，或许是因为在过去许多年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中，我在这里得到的友谊，或许是因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在共同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友谊的情感，在美国的中心和最高权力的所在地，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我们的人民讲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还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着同样的理想。我所能感到的是一种和谐的和兄弟间亲密无间的气氛……

    “此时此刻，在一片战争的混乱中，今晚，在所有的郊外别墅里，在每一颗宽容无私的心灵中，我们得到了灵魂的平安。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那些困扰我们的各种担心和危险搁置一边，并在这个充满风景的世界里，为我们的孩子准备一个幸福的夜晚。那么，此时此刻，在今天这个夜晚，讲英语的世界中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亮光普照，幸福与和平的小岛……”

    丘吉尔找到了一条说服对方的捷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理想及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这些都成为美英之间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桥梁与纽带，有了这样牢固的基础，那么一切敌对情绪都是可以减弱、消除的。当他深情地祈愿每个讲英语的家庭都应过一个和平安详的圣诞节时，冰山开始融化，美国人民心中善良、正义的本性开始苏醒。最终他们被打动了，被丘吉尔的言语，更为他的情感感动了。

    丘吉尔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以辩论双方共通的情感为先导，叩开对方的心扉，再晓之以理，以情达理。

    以感情动人，这种情感不是盲目的，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起，这种情感是发自辩论者内心的。正所谓：“言为心之声。”这个“情”，也不是矫情，如果是连自己都不相信不感动的主张，感动别人则是难上加难。因此对辩论者就有了相应的要求：自己要有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对论辩问题有切肤之感，也就是说自己的主张首先要感动自己。

    以退为进

    辩论讲究一个“巧”字。巧用策略，善用技巧，以智取胜。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急于说服对方，往往招致对方拉开阵势，任凭你嘴皮磨破也不为所动，使本方预先的战略不能很快奏效。那就不妨退一步，“以退为进”，“避实就虚”，绕开双方争执上的是非对立之处，从更易攻破对方之处入手，这种策略在辩论场上常常用到。比如，南京大学队在为迎战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赛所进行的训练中，曾与河海大学作了一场热身赛，辩题是“实施环境保护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持正方立场者在辩论中很容易被对方逼到不要搞环境保护的困境中去，从而失去评委和观众的支持与同情。为了防止陷入这种窘境，正方的队员一上场就声明：“我们是环境保护的坚定拥护者，我们希望既保护了环境，又增长了经济。但是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主张宁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也要保护好环境！”环境要不要保护？正方若从这一点上入手，显然违背常理，其观点就根本站不住脚。既然已成定论的问题，就加以肯定。

    这个辩题对反方来说也并不容易。他们要阐明实施环境保护不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也同人们的感情直观相违背，搞不好，会有强词夺理之嫌。反方巧妙地采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策略，指出“从现象上看，太阳绕地球转，从本质上看，地球绕太阳转；从局部上看大地是平面，从总体上看大地是球面。同样，从现象、局部、暂时上看，实施环境保护似乎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本质、总体、长远上看，实施环境保护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里的退一步，照顾了人们的感觉直观，但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算大账，算总账。因此，这一退合情合理，效果显著。

    辩论并不是要把没理说成有理，它是一种集知识、思辨、技巧于一体的带有对抗色彩的智能性活动。辩论比的是双方的脑力、智力，是在辩论方法和技巧上分出高下。因此对于那些约定俗成、人所共知的常识、认识、立场、观点，要勇敢地加以肯定。对真理的肯定，绝不会令你在对手面前稍逊一筹，相反，这会使你的立论更加有理有据，无可挑剔。

    辩论中，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僵持局面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还是寸利必争，逞口舌之利，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此时就看哪一方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把对方凌厉的攻势一一化解，创造辩论的更高境界。

    许多领袖人物都称得上是打破僵局的大师。他们几句轻松的调侃，就可以解除紧张气氛，并令对手折服。

    1984年，里根为了竞选总统，与对手蒙代尔进行电视辩论。蒙代尔自恃年轻力壮，抓里根年龄大的弱点不放，竭力攻击，想以此激怒里根。如果里根一时激愤，破口大骂，以牙还牙，那么他沉稳持重的长者形象就会彻底败坏。他必将在全国观众面前颜面全无。里根不愧是久经沙场的政坛老手，面对蒙代尔的挑衅他没有勃然大怒，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以他独有的幽默语言，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回击道：“蒙代尔说我年龄大而精力不充沛，我想我是不会把对手年轻、不成熟这类问题在竞选中加以利用的。”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里根将计就计，以守为攻，在不动声色之中，把自己年龄大却宽宏大度、深谋远虑的优点和对方年纪轻却浅薄而狭隘的缺点显示给观众。因势利导，巧妙地扭转了局面，有力地还击了对方，又尽显自己的成熟姿态，可称得上是一箭双雕。

    针对对手提出的不便正面辩驳的问题，风趣幽默的回答往往可以使自己摆脱尴尬局面，并给对手猛力一击。

    著名女作家谌容访美期间，应邀到某大学演讲，美国朋友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都给予坦率的答复。当有人问道：“听说您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你同中共的感情不怎么样吧？”这样极为敏感的问题显示出来者不善。

    谌容从容不迫地说：“你的情报很准确，我确实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党员，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尚无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深。”

    这风趣的回答大大出乎提问者的意料，却又无懈可击。谌容作答分寸得当，并没有反唇相讥让对方下不了台，却又在谈笑间令对手无言以对，实际上已稳居上风。

    两难问题

    《自相矛盾》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如果以你的矛刺你的盾呢？”在这个问题面前，卖矛盾的人哑口无言不知所措。这其中的要害就在于针对这个问题进行逻辑推理，会得出两种可能的选择，而无论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都将置自己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这种逼迫对方就范的方法在论辩实践中并不鲜见，我们姑且称它为“两难设问”，意在使对方左右为难，最终钻进己方设下的圈套。

    我们先来看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对这种方法加以理解：

    甲：庄子说得对，辩论是分不出胜负的。

    乙：辩论可以分出胜负。

    甲：谁来评判胜负呢？你评判我不同意，我评判你不同意，那么让第三者来评判吗？怎么知道他的评判是对是错呢？可见他的评判还需要别人评判。这样一来，实质上是找不到最终的评判标准的。所以，辩论是分不出胜负的。

    乙：我看辩论可以分出胜负。

    甲：你只讲空话，说不出道理，可见已经理屈词穷了，还是服输吧！

    乙：你不是说辩论分不出胜负吗？怎么又说我们俩的辩论是你胜我负了呢？

    这个例子中乙用矛盾联结，将甲推到自相矛盾的境地。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求提问一方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找准矛盾所在，否则就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普罗塔哥拉是古希腊一位著名的诡辩家，他有位弟子叫爱特瓦尔。收徒之初，师徒两人谈好条件：爱特瓦尔先支付一半学费，另一半待学成再付。是否学成的标准以爱特瓦尔结业后赢得第一场官司为准。

    可爱特瓦尔结业后想赖那一半学费，于是便迟迟不打官司，普罗塔哥拉催促不过，就向法庭起诉，请求公断，可这一来就难坏了法官，因为这桩诉讼中暗含了两个二难推理。普罗塔哥拉的想法是：如果我胜诉，则依裁决，你应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我败诉，说明你已学成，则也应付另一半学费。总之，你应支付另一半学费。

    可爱特瓦尔的想法则与此相反，他认为：如果我胜诉，则依裁决，可以不支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我败诉，则说明没有学成，自然也不应支付另一半学费。总之，我不必支付另一半学费。

    面对这样的推理，即便绞尽脑汁，恐怕也很难求得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聪明的读者，如果你是法官，会如何断案呢？

    这样一来，两难问题似乎难以作答了。其实未必，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机智应答巧解难题的例子古已有之，并非凤毛麟角。

    据《左传》记载：吴玉派他的弟弟蹶由去犒问楚军，楚军却把他抓起来，还准备杀了他来祭鼓。楚王想让蹶由在临死前遭到嘲笑，就问他：“你来的时候占卜，吉利不吉利？”

    蹶由说：“吉利。”楚王一阵奸笑，问道：“吉利？今天你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蹶由从容地说：“预兆预示吉利。如果你特别高兴，又友好地接待我，毫无敌意，就会滋长我们吴国的自满情绪，因而忽视了安全，我国的灭亡就没有多久了。如今你动怒了，大发雷霆，杀我祭鼓，那么我们吴国就会加强守备。吴国虽然弱小，但只要提高警惕，事先治好兵甲，就可以抵御你们的军队。这不是‘吉利’吗？况且我们吴国只占卜国家的吉凶，不是占卜我个人。假如小臣我被杀死祭鼓，因而使我们国家知道戒备，这种吉祥，还有比它大的吗？”

    蹶由这一番话把残暴的楚王说得哑口无言，并终于不得不放了蹶由。

    蹶由一番话，胜在大智大勇，因而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勇者，是他只身独胆，直面残暴的楚王，非但面无惧色，而且应付自如，矢志为国，视死如归。智者，则在于他巧妙地击破了楚王的“两难推理”的嘲弄。楚王一心要在处死他之前嘲笑他，所以故意问及来前的占卜吉利与否。如果蹶由答“吉利”，楚王会以马上处死他来羞辱嘲弄他；如果蹶由答“不吉利”，楚王同样可以“秉承天意”来嘲弄并处死他。他面临的困境，堪称进退维谷。然而蹶由机智地借用了“吉利”的歧义，避开个人吉凶的概念，而从国家安危的概念，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楚王动怒，杀我祭鼓——吴国警惕，加强守备——治好兵甲，抵御楚军——国家吉利”的辩证关系。这就不但以自己为了国家的“吉利”义无反顾、凛然赴死的大无畏气概压倒了楚王，而且以一人之死换全局之利的利害关系吓住了对方。所以，楚王最后不得不放了蹶由。

    模糊作答

    论辩中出现的问题千奇百怪，无所不包，时常碰到一些不能直接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一时无法回答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似乎是另一种类型的“两难”困境。面对辩敌的步步紧逼，你若总是避而不答，就会助长对方气焰又会显得己方畏首畏尾，无招架之力。这时候，论辩者不妨巧地使用模糊应对的方法进行答对。

    模糊应对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模糊”似是而非，令人捉摸不透辩者的真实涵义。同时，由于模糊，因而就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变通性，给己方留有周旋的余地，当遇到在一定条件下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变不可能为可能，使不相容的问题，变得相容一致。

    模糊应对在各种场合的妙用，屡见不鲜，有许多精典实例人们现在提起来还津津乐道。它以伸缩性大，变通性大，语义不甚明确的话来回答那些不能直接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妙在借题发挥，避重就轻，巧妙应付对方刁难，使己方摆脱不利的窘境。

    据说，有人问美国天文学家琼斯：“地球有多大年龄，你能说清楚吗？”琼斯回答：“这也不难。请你想象一下，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比如说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吧，再设想有几只小麻雀，它们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啄着这座山。那么这几只麻雀把山啄完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地球就存在了多少时间。”琼斯这种模糊的回答，不仅把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难题化解了，而且使人意识到地球存在的岁月异常悠久。

    模糊应对，往往体现了辩者的机智，情急生智，应变自如，令人回味。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一次印度总统招待会上，有一位女记者问周总理：“你已是62岁的人，看上去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好的饮食？”周总理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生活方式而生活的。”

    显然，周总理必须回答这个记者的刁难提问，但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饮食起居情况告诉对方。于是总理用含蓄而模糊的语言进行了婉转的回答，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收到了令人叫绝的效果。

    模糊应对是应付刁难的极有效方法。

    1982年秋，我国作家蒋子龙到美国洛杉矶参加一个中美作家会议。在宴会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蒋子龙解个怪题：把一只2.5公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05公斤水的瓶子里，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拿出来。

    蒋子龙略加思索，答道：“你用什么方法放进去，我就用什么办法拿出来。”

    蒋子龙绝妙的回答令金斯伯格不无感慨地说：“你是第一个猜中这个谜的人。”

    还有一种与模糊应对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方法，人们叫它回避回答法。顾名思义，就是避开问题的实质，但又不偏离问题本身展开回答。这样，对手并未达到目的，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美国前总统里根访华期间，曾去上海复旦大学与学生见面，有一学生问里根：“您在大学读书时，是否期望有一天成为美国总统？”

    里根显然没有料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难题，但这位政治家颇能随机应变，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答道：“我学的是经济学，我也是个球迷，可是我毕业时，美国的大学生约有1／4要失业，所以我只想先有个工作，于是当了体育新闻广播员，后来又在好莱坞当了演员，这是5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今天能当上美国总统，我认为原先所学的专业帮了我的忙，体育锻炼帮了我的忙，当然，一个演员的素质也帮了我的忙。”

    里根回答了这道难题，但他又巧妙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这似乎是在“环顾左右而言它”，可这种方式有效地避免了双方都陷于尴尬境地，算得上“两全之策”了。

    辩论如同作战，那么上战场就不能不带武器。上述介绍的这些情理交融的辩论方法、辩论技巧可说得上是和论敌周旋的有力武器。为了最终战胜对手，就必须勤学苦练，灵活多变，熟练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只有这样，方可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反问

    辩论场上，局面时刻变化，难以捉摸，在双方的辩论过程中，难免存有漏洞，如能及时抓住缺口，巧妙反击，就会轻松获胜。

    肯定式反话 就是以反问的形式，肯定或强调自己的观点。通常，比直截了当地说出己方观点更有力量。

    亚洲大学生辩论大会决赛时，正方同学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发展旅游业是弊多于利的话，那么，为什么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参加这次辩论比赛的中国、新加坡、香港和澳门都在发展旅游业呢？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那么多领导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吗？”

    这段话就是以反问的方式，肯定了正方“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的观点。

    否定式反话 就是用反问的形式，否定对方的观点。这样既增强了自己的语势，更使辩论语言不显得过分呆板。

    在“文革”中，一些人企图抵毁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借以批判彭德怀。在一次批判会上，彭德怀义正词严地反问道：“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

    这一连串的反问，将对方说的“是百团大战引来了日本鬼子对我们的进攻”的观点，给予了有力否定，令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顿时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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