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液池[1]：收复多伦

    1931年9月18日是炎黄子孙永远不会忘掉的国耻日。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在蒋介石“安内而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下，我东北25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很快拱手让人，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日寇铁蹄所至，闾阎为摧，奸淫掳杀，无所不为。凡有爱国之心者，无不目睹而神伤，闻之而泣下。

    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号召，并积极奔走于各派势力之间，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冯玉祥将军拍案而起，首先响应，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于1933年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据我所知，当时各党派人士，如柯庆施、邹春生、王少春、张慕陶、宣侠父等人，都帮助同盟军主持政治军事工作，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那一边蒋介石政府却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这一边冯将军起兵克敌，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略进攻。冯将军认为多伦是日寇窥视中原的桥头堡，是进攻华北的军事要冲，战略进攻首先应从多伦开始。6月20日冯将军发出命令：任命吉鸿昌（共产党员，同盟军第二军军长）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向北挺进，收复多伦。

    接到冯将军命令的当天，吉、方等将领立即在张北县召开特别军事会议，详细研究了作战形势。吉、方认为张北县与多伦之间，右有沽源，左有康保和宝昌，三县都驻扎有日伪军队，要收复多伦，必先克服察东三县。当时沽源驻军首领刘桂堂，在中国共产党和冯将军的政治工作及爱国抗日思想的感召下，决心反正，便与冯将军取得秘密联系，待机起事。吉、方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除派少量部队监视沽源刘桂堂的行动外，集中兵力，先攻取康保和宝昌。

    康保有日军茂木旅团的一个骑兵连，李守信部伪军一个营。吉鸿昌命邓文率本部为先锋直取康保，李忠义率本部担任军应任务。吉本人率宣侠父等师为本队，进攻康保。6月20日，经过激烈的战斗，同盟军将康保敌伪守军击溃，敌军残部向多伦方向逃窜，康保即告收复。同盟军稍加休整，7月1日又发动了对宝昌的进攻。宝昌之敌未敢顽抗，仓皇向多伦逃走。同一天，刘桂堂在沽源率军反正，通电声明加入抗日同盟军，冯将军立即委任刘桂堂为抗日同盟军第六路指挥，刘宣告就任，并表示坚决拥护抗日民族英雄冯玉祥将军，沽源遂告光复。

    至此，抗日同盟军已清除进攻多伦的全部障碍，多伦之敌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7月7日根据军事会议的决定，吉鸿昌将军分兵三路进攻多伦。吉任命邓文为左路指挥，进攻多伦北面，作佯攻牵制敌人；命李忠义为右路指挥，迂回至敌人后方，截断多伦与热河之交通，断其给养、弹药及增援之敌；吉鸿昌本人亲自指挥中路，猛攻多伦西面。

    当时日本人在多伦外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及地堡群，茂木旅团和伪军李守信部共6000余人，凭借这些工事和地堡，负隅顽抗。战事进行得非常激烈，吉鸿昌身为全线总指挥，毫不顾个人安危，勇赴弹火横飞的第一线，亲临督战。他号召全体士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提出“不收复多伦，就不是中国男儿”的口号，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抗日同盟军将领个个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光团长一级就有四个先后负重伤，他们拒绝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他们说，就是死，也要死在多伦城里。抗日同盟军的士兵都是来自西北军旧部、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他们同仇敌忾，群情激昂，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在痛击日寇的多伦之战中，没有一个抗日同盟军的人是怕死鬼，他们用自己的血肉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抗日壮歌。

    经过五天五夜的大血战，日寇终于被彻底击溃。日伪残敌败乱不堪，狼狈向热河方面逃窜，我军立即乘胜追击，这时迂回到敌人后方的李忠义骑兵知道多伦日伪守军溃退下来，立即跃马挥枪，狂呼呐喊，冲向日伪残军，他们如虎入羊群，横冲直撞，给已经溃不可收的日伪军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军一直追至热察边界，才停止待命。至此，察东重镇多伦宣告光复。

    收复多伦一战，抗日同盟军官兵伤亡1700多人，敌军伤亡加倍于我，同盟军将士的忠魂忠骨不仅换来了多伦的光复，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三日亡国”的谬论。多伦之战，充分显现了中华民族“宁为战死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顽强精神，其影响之浩大，其精神之悲壮，必将永垂青史。全国人民为抗日同盟军的这一巨大胜利欢欣鼓舞，爱国人士、爱国团体纷纷发表讲话，颂扬同盟军的赫赫战功。慰问电、贺电雪片似的飞来，庆贺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的伟大胜利。

    扶壹：敌我两人丢掉武器搂抱摔搏

    1934年秋，缅甸反攻的我新一军部队占领了腰班卡的日军阵地。经过我们一天半时间的搜索后，并在日军阵地周围作试探接触，才掌握了其配备部署的概要。随后，团决定于次早拂晓发起三面围攻。当晚，担任攻击的部队逐渐地接近日军的阵地，同时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待次拂晓时，步炮一齐发起总攻。

    狡猾的日军见我们连日在他们阵地四周不断搜索，担心有被我军包围攻击之危险，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发起攻击前的头天黄昏时分，就以一个小分队之兵力在各种激烈火力掩护下，向我待命进攻部队发起了攻击。我军准备充分，沉着应战，也以极盛之火力还击日军，同时我们部署三面包围来犯之敌小分队，并对其一齐发起猛攻。

    双方炮火猛烈，我们负责进攻的各部，各有进展，只因夜黑如漆，不能突入日军阵地。双方激战约半小时，火力渐稀。8时30分，营长用电话传我，我即时赶往。营长说：适才日军的突然出击，其目的是以佯攻掩护其部队撤退，你率领全排照我在地图上所指路线追击前进，到达两千米处有条南北向小马路，在此截击溃败之敌，不得有误。

    我当时面有难色，再问营长，说夜黑如漆，怎么才能认识方向。营长再在图上指着一条弯曲的小黑线说，这表示沟渠，现在已经干涸无水，你可以沿此搜索前进，直到干沟尽头处，待到天明再测方位角搜索前进。

    我领会了营长的旨意，立即返回本排，将任务详细传达，并叫来第三班副班长，让他协助炊事员造饭，饭好后送上。然后，我集合了全排士兵，告诫各班注意事项，确保不失联络、静肃前进，遇有敌情务必要沉着，听从指挥，不可乱跑。

    我们出发时正10点，在零点20分时果然到了沟渠的尽头。随即派出警戒，让大家休息假眠。天将亮时，让每个人都先吃饱了肚子，取地图与实地对照，测定方位角度，小心翼翼地照测定的方位搜索前进。至8点20分搜兵回来报告，说到马路了。我即传令停止前进，就地四面警戒，即时到先头侦察，果然是一条南北向的小马路。

    正在考虑占领阵地作截击日军的准备时，忽然腹中一阵绞痛。我对传令兵示意后，急忙跑离约十米远处，正要解裤之际，忽见前面约5米处有一撮深草左右摆动。我即停止解裤，想细看究竟，发现有一团不能透光的黑影，再仔细看时已现出一顶绿黑色钢盔。当时即心中蹦跳若脱，想举冲锋枪对准射击，不料子弹打不出来，又急忙退出废弹，另外推进新弹，仍然打不出来。其时手忙心慌正在换弹夹之际，日军突然站起，他也急忙在腰间掏取手枪，怪的是他亦掏不出来。忽然，他一弯腰，亮出一把战刀，脱手劈面飞来，我急忙再举枪，这次枪起刀落。日军见此刀未着，即一个箭步冲了上来，双手把我截腰紧抱，拼命把我左甩右推，幸好我人高腿长，左撑右支，未被摔倒。

    此时，我心急智生，马上丢掉手中枪，两手握紧拳头，摆出双龙夺珠之势，对准日军太阳穴，猛力击出一拳。“哎呀”一声，日军应拳倒地，我也就势压下，两手各紧抓日军手腕，使其不能挣扎转动。正在我气喘力竭的时候，我的传令兵循迹赶至，见此情况随举枪向敌方连放了三枪。我全排弟兄听到枪声后，也都端枪一拥而来，将日军活捉绳绑了。

    查看日军身上的证件才知道他是一个分队长。于是，大家开始分班四处搜索，只见马路北向之两边，满地是遗留下来的背包和军用物件。由此证明，日军闻枪丧胆，悄悄溜走了。我随即将俘虏交给排副及步枪兵一班和小炮班看守，另外派步枪兵二组远出搜索后，即率各班长侦察地形，急忙布置阵地，以防再来日军。

    当时，排副想从俘虏口中索取军情，以刑威逼，但日军闭口不言。如是再三，日军仍然一言不吐。排副性急粗暴，信手挥镐击打了他天灵部位，倒地毙了命。我事后回来，已经无法救治了。

    下午3时，营长率部陆续到来，各安营地，我即将一切经过向营长汇报完毕。营长极其高兴，并叫我们将俘虏带过来。我听后似冷水淋头，浑身冒汗，双眼瞪着排副。排副自知用刑过重，犯了错误，遂将始末经过坦白交代。营长闻后敛颜叹道，你们想想一颗死人头可值卢比50元；今俘获来的日军军官，若能套得真实军情，其价值当得若何呢？今后要想再有类似机会，恐怕难了。

    事后我深刻检讨自己，没有重视看待敌俘，排副的过错，我应当分担一半。

    鲁鋆：神炮毙敌振国威

    1935年，中国向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克鲁伯兵工厂购买20世纪30年代的新型重武器、15公分榴弹炮96门。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百般阻挠，结果只卖了24门炮。克鲁伯兵工厂并派有一名德国顾问和一名技士随炮同来中国，讲授操作技术和战术要求以及修理方法。这部分炮就交给了驻在南京60里外的“陆军炮兵学校”。该校为此成立了“陆军机械化重炮兵团”（团长彭孟缉，黄埔四期毕业，要去德国留学），进行训练。该炮最大射程为两万米，有效射程8000米，其破甲榴弹为攻坚（如钢板、钢骨水泥工事等）最有效之重武器，对杀伤、摧毁日军兵力具有重大的威力。

    1937年8月13日，日军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在中国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御日寇、保卫国土的正义呼声，响彻祖国每一角落。8月14日，炮校重炮兵团奉命出发，在团长彭孟缉的带领下，奔向上海近郊区，担任阻击日寇的重要任务。第一线是步兵；第二线是步兵重武器，如迎击炮等；第三线是普通炮兵，如野炮、平射炮等；第四线则是重炮兵部队，因其射程较远。

    1937年10月中旬，日寇增兵上海，黄浦江中日舰云集，并向我陆上部队及工事设施肆意开炮轰击，我重炮兵团奉命炮击日舰。在步兵的配合下，重炮团第六连官兵奋勇向敌舰猛烈开炮，三炮（即三发炮弹）就击沉了黄浦江中的一艘日舰，毙伤日军300余人，战果辉煌。

    陈理实：张学良将军的两封电报

    1936年9月，我们参加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三期复试落榜的东北青年142名流落南京，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大部分住在当时细柳巷的“奉天会馆”（即东北同乡会）。

    在省亡家破的情况下，我们于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之际，联名给当时在西安的张学良将军拍去电报，要求设法救济安排出路。记得很快复电并责成驻南京办事处的秦高参具体负责，把我们142人全部保送到洛阳军官学校军士教导总队受训，并勉励“学武有成，明耻教战，勿忘国难家仇”的一些话（电报大意为此）。

    到洛阳军官学校大约三个月之后，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我们是张学良保送来校的，自然有“叛逆”之嫌。作为同学代表的成员都曾受到短期的禁闭，我是代表中的主要成员，自然不能幸免。

    “西安事变”的风波过去之后，我们继续学习、训练。

    1937年7月，在洛阳军校毕业，正赶上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洛阳军校当局借口我们无原部队军籍（来校前都是学生），无法分配工作，这样大家讨论之后，只好再请张学良将军设法为我们安排去处。

    那时我们也深知张将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尽管如此，还是把电报分别拍到了南京和西安。出乎意外地又很快收到回电（记得好像是从浙江溪口发来的）。电报全文大意是：“洛阳军校祝芾南兄（即该校主任祝绍周）转陈步云（我当时的名字因为发电是我代表签名的）等142人，欣闻汝等已学成毕业，正值抗日烽火方炽之日，应奋勉惕励奔赴沙场，报国杀敌方不负东北父老之殷望。校方如不克发（即不能分配工作），可找于孝侯（即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设法安置在东北各军。张学良午巧（即7月18日）。”这封电报我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

    这样我们100多人，在7月底以前，根据张学良将军的电报指示，与于学忠军长联系后，把我们都分配到了当时的东北各军。其中有苏北的五十一军、皖北阜阳的六十七军、河北的五十三军与五十七军等部。大部分以排级任用，以后多数都留部队支援抗日前线工作，也有的又投考了军事院校，也有的到陕北抗大。

    殊途同归，这100多人都成为了抗战初期杀敌救国的力量。

    胡春祥：海关高楼观敌舰，矫正炮弹命中目标

    1937年8月13日，日军挟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优势，在吴淞口登陆，进犯上海，遭到了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因日军武器精良，我军抵抗无力，战线迅速向内发展。大批日军船舰，耀武扬威地开进了黄浦江。

    当时，我正在炮兵第二旅二团一营服役。眼看日军气焰猖狂，全营官兵无不义愤填膺。9月初，我营接到布防浦东的命令时，人人摩拳擦掌，要以手中掌握的大炮，狠打日本鬼子停在黄浦江面上的舰船。由于当时炮兵射击的技术水平不高，又没有空军协助侦察，对弹着点很难掌握，一些炮弹打到了对岸，无法估计炮击效果。

    我当时担任一营的中尉测量员，开始时营长张光叫我到浦东天主教堂顶楼用望远镜观察，以便及时纠正射击角度。观测了一两天，由于沿江绝大部分被工厂和民房挡住视线，仍然不能有效地指示弹着位置。经过研究，营长决定派我到市内国际饭店高楼上去观测。但由于当时来往于国际饭店的日本人相当多，里面还夹杂有日本特务，不太方便来往。后，就改在海关四楼上的一个房间内进行观测，用密语电话与营部联系，迅速矫正弹着点，炮弹接连命中了敌舰。

    以后每天开始炮击时，先试射几炮，随后立即矫正。我记得，当我登上海关高楼用望远镜观测时，看到日本军舰上的水兵竟毫不在乎地在活动，而当我方炮弹连续命中目标，造成杀伤时，日舰顿时出现了慌乱现象。我兴奋地把观测结果报告营部时，营长回话说全营官兵皆大欢喜，都为能回击日军一拳而欢呼雀跃。但由于日军有空军侦察、轰炸，我方炮位不得不经常移动，日舰在中弹后也在水面上移动泊位，这就给测算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我很快就适应了。每天射击时，试射几炮后，很快就命中目标，等他们一移动，再立即停止炮击。从望远镜可以看到，鬼子也有些晕头转向。

    到海关大楼去观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当时的上海遍布有日本特务，随时都有被他们发现并杀害的可能，要对付这种场面就必须采取特殊的防卫措施。我穿的是西装，白天在海关楼上观测，晚上就回新新酒店或扬子饭店住宿，出入行动都与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事先约好，他们会派人暗中保护，并有化装妖艳的妓女陪行。乘坐电梯时，也从不在四楼下来，总是坐到五楼再步行下到四楼或坐到三楼再步行上四楼，成功地摆脱了日本特务的跟踪。一共炮击了一个来月。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并认清了日本的“出云”旗舰。一见到它，直恨得我咬牙切齿，便立即通知炮手改变射击方向。连试几炮后，很快就有几发炮弹打中了敌舰，虽然杀伤不大，但日军司令官乘坐的旗舰被中国炮兵的炮弹打中，大概是大出侵略者的意料了。后来它就开到吴淞口外，随后被我空军重创。

    在那些血腥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我爱国军人和日本侵略者拼死搏杀、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看到上海市各界人民热烈拥护军队和救死扶伤的无畏精神。有一段时间，我们营部几乎天天都收到老百姓送来的丰盛的慰劳品，我们这些平日不受老百姓欢迎的国民党军队，竟突然成了最受老百姓热爱的人。当时的《大美晚报》有一次还刊登了我的照片和报道，并冠以“测量圣手”的雅号。我们的营长张光也得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优礼接待。

    李连仲：在汉中抢运汽油纪实

    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四期三总队原驻洛阳西工，1938年初因受日机空袭，校舍被破坏，才转迁至陕西汉中城内。汉中设有专员公署，专员为张笃伦。军校驻地在北较场，茅舍土墙，营房极为简陋。

    环境虽然恶劣，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极高，为抗日战争的需要，每天照例进行着课堂学习、操场演练和野外演习，生活紧张而有秩序。

    在5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在高空中发现一架日军侦察机，在汉中上空盘旋侦察。汉中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当地群众并未见过日军飞机，不知惶恐。地方当局和迁来不久的军校领导对此情况也不够重视。

    当时军分校主任为祝绍周、副主任为刘海波，对于日机何时飞临汉中轰炸空袭，都无防范措施。果然两天后，中午刚过，数架日机又飞到汉中上空盘旋。日机飞行数圈后发现地面上毫无防范和抵抗，随将飞行高度下降，移到汉中市区西南方，在汉水南岸的一个小村上空投下几颗炸弹。只见数道光闪过之后，一阵轰鸣，接着缕缕黑烟腾空而起，缭绕于晴空之中，然后日机扬长而去。

    当时同学们就意识到是炸中什么目标了。后来学校得知，那里的一个储油仓库炸中了，仓库在燃烧。学校当局便通令全总队学生一齐出动，赶往现场抢运汽油。当时全总队分三个大队、十二个队，共有学生千余名，便分别列队奔赴距离汉中市区约十里的燃烧现场而去。我们第八队学生由值星官——区队长王玉璋率领前往仓库。

    因为被炸现场是在汉水南岸，汉水水深齐胸，没有公路桥梁，汉水之上仅有一个木制便桥，只能单人通行。因为没有其他运输工具，也只能用人工搬运外抢。当时一部分学生围护在现场周围，一部分学生将未被波及的物资抢搬外运。这时方才得知是些进口物资，以马口铁小型方桶装的壳牌汽油为主。

    学生人数很多，遂以队为单位分开区段，相互衔接，每隔五米远站立一个学生，传递外运。我们第八队学生所分担的区段恰巧在汉水的大桥上及其两端岸边。从下午2时许开始传运，其起始点各在何处，我们第八队谁也不知，只知道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传运油桶，也无从顾及其他。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知道。

    就这样，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之下，每人都严守纪律默默不停地传运着。由于连续劳动不得间歇，并且脚下就是奔腾的江水，有的同学稍不留心便跌入桥下的汉水中，弄得像落汤鸡似的。但他们全然不顾这些，爬上桥来继续搬运。

    这是国家财产、抗战物资，同学们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化为力量，义无反顾地默默抢运着。虽然劳累和饥肠辘辘，但都为能坚持到完成任务而感到无上快乐。直到下午6时许终于结束了这次抢运任务，各队学生列队，以整齐的步伐，踏着微弱的月光，唱着嘹亮的抗战歌曲返回了驻地。

    费良才：一架受伤的苏联战斗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在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日军企图从津浦铁路南北两段进击，分头向守卫在这一地区的抗战部队进攻，企图会师徐州，打通津浦线，而后再向平汉、陇海两线继续进犯。

    南京失守后，武汉是国民党政府首脑机关的聚集地，是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敌人为了扰乱这个心脏地区，就利用南京附近国民党原有的空军机场，经常派出轰炸机群，沿江飞向武汉地区狂轰滥炸，妄图瓦解我士气民心，迫使我国投降。武汉地区的国民党空军和苏联援华的航空志愿队飞机随时起飞还击，予敌重创。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武汉地区的敌我空战不断发生。当时我在二十七集团军总部任参谋，驻安庆城内，经常目睹敌机数十架由东向西，飞越安庆，进袭武汉地区。

    1938年2月的一个午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轰炸机群由武汉附近的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南京日军机场轰炸。其中一架轻型轰炸机受伤，于返航途中降落在安庆城外长江北岸的沙滩上。黄昏时我总部闻讯，总司令杨森迅速派副官处长范埏生率领军官数人（我也在其中）前往慰问。我们到达时，机上的四位空军人员正在紧张地抢修机翼的损坏部分。这几个空军人员对我们代表总部给予他们的热情慰问表示感谢。他们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们说，他们是响应斯大林元帅的号召，志愿来中国帮助我们对日作战的。他们对中国横遭日本侵略而奋起抗战，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总部对这些苏联空军人员的生活作了具体安排，并派出警卫部队加以保护。这架受伤的苏机经过一天一夜的抢修，终于返回了基地。

    姜维翰：抢回遗体

    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抗日，是从1938年的武汉会战开始的。

    在武汉上空，苏联志愿航空队与日军飞机进行空战，一次就击落、击伤日本飞机二十余架，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我在武汉，就参观过坠毁敌机的残骸展览。

    广大群众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抗战歌声到处可闻，莫不表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爱国热情，促使军民浴血抵抗，敌军伤亡惨重。到了10月25日，武汉终于弃守，大军虽然撤出，仍然坚守武汉外围，使敌人向南不能打通粤汉铁路，向西不能沿江而上达数年之久。

    1939年5月，我被调到二十六军四十四师任上校军医处长，师部驻沙洋守汉江前线，当时前沿阵地均筑有防守工事，与日军阵地隔江对峙，只有零星的战斗及飞机过境，双方互炸，战事并不剧烈。后方的重庆、宜昌均驻有苏联军事顾问团。记得顾问团曾集合各部队营副到宜昌学习苏式刺枪（原是美式刺枪），回队后按苏式刺枪教育士兵。苏联空军志愿军已移至重庆川东各大基地。这时日军敌机不时飞往重庆轰炸，苏联志愿军飞机也飞往武汉轰炸。

    有一天，我听说我师前线守军一三一团在阵地前击落敌机一架，落于汉江对岸江边，于是马上用电话将情况上报，闹出一场误报战功的笑话来。事后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1939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从汉江对面远处飞来一架已经受伤的飞机，未看明机身符号，它便倾斜疾飞，未及过江，便坠落在对岸。一三一团即以我方击落敌机一架用电话报告师部，师部即由电台转报上级，不久即接重庆空军总部复电：“该机系我方志愿军飞机去汉口执行任务，返航时被敌击伤坠毁，失去联络，机上有志愿军上校大队长艾罗申柯等二人，请该师将遇难战友无论生死，设法抢回为要。”

    师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召集一三一团宁团长及有关营、连长商议办法，决定当晚组织一个20人的偷渡抢救突击队，乘木船三艘前往。因为沿江日军夜间均集中在碉堡内睡眠，只有碉堡附近有守卫，机落地点在江边，离碉堡较远，官兵以前也有偷渡经验，于是偷渡成功，在未使敌人发觉的深夜中，我率官兵顺利将艾罗申柯的遗体及飞机引擎及部分残骸一并抢回，未找到另一名志愿兵的下落（后来得知是负伤被俘）。

    任务完成，于是急电上级，报告情况。后接军委会来电，大意是：“该师最初对坠机虽判断错误，但接受抢救任务后尚能官兵用命，及时完成任务，特电嘉奖并发奖金一万元。着即将遗体备棺，妥善安置，等即派员前往追悼处理。”接电后，当即将遗体移到距沙洋以西约五里的枣林岗村庙内，消毒后备木棺入殓，是时发现遗体尚穿着写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字样之布制大坎肩，这是为了防止志愿军作战跳伞时军民误加伤害。我师除了派兵看守，又积极扎花圈等准备开追悼会，抢回的飞机残骸引擎等留师部，等待上缴。

    第三天，重庆军委会、空军志愿军总部及苏联顾问团代表由二十六军副军长冯兴贤陪同，由宜昌乘车到沙洋，观看了飞机残骸，会谈了情况，稍事休息。午饭后，师长、参谋长、各处长（我也前去）及有关团、营、连长陪同来宾到枣林岗开追悼会，并向遗体告别。遗体尚完整，身穿航空服，系摔伤致死而非烧伤致死。苏联代表用剪刀剪去死者头发一束、指甲一包，以备寄其家属留念（据说这是苏联对阵亡将士的规定）。然后盖棺，就近土葬于村外，立碑为志，来宾由此乘车，当晚返回宜昌。

    抗战胜利后，据报载，当地又将遗体移葬于汉口修建的苏联航空志愿军烈士陵园，立碑纪念。

    万永光：路遇武装汉奸脱险记

    1940年，我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当视察员。有一天，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找我谈话，因我曾在鲁西打游击，对鲁西比较熟悉，派我到第二专区（菏泽专区）和十一专区（曹县专区）所属各县视察民政工作，指导推行“新县制”，并相机搜集日伪政治情报。

    当时山东处于敌后，绝大多数城镇和重要交通线已被日寇占据，而国民党统治地区被分割，互不连接。我是化装成商人坐火车通过敌占区到鲁西的。在我从定陶二区专署到曹县鲁西行属的途中，要经过一段敌我交叉活动的地带。

    交通站派了一名交通员给我带路，为缩小目标和防范意外，交通员骑自行车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步行，保持相当距离，以便遇有敌情时，他迅速转回报告，我及时回避。当行至菏泽境内某村，我一出村口，突见一队骑自行车的人迎面而来，共七八人。他们都戴着墨镜，身着短装，腰挎盒子枪，一望便知，这是一群武装汉奸。这种便衣武装汉奸多为日寇宪兵队的特务，是汉奸中最凶恶的，他们捉到抗日的人就送到日本宪兵队邀功。这些被捉的人就受到酷刑折磨，甚至活活地喂了狼狗。遇到他们是极危险的。

    但当时我已与他们打了照面，回避已来不及，逃跑更不可能，怎么办呢？在这一刹那，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早已下了誓死抗战的决心，还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沉着应变，定可无事！

    于是，我毫不畏缩地继续大步走路。第一辆自行车上是一个黑胖子，看样子像个头头，我从他车旁昂然走过。他迟疑了一下，并未立即停车。我想只要领头的不问，其他人也不会问，我就可以混过去了。但他忽然跳下车，拔出手枪，喊道：“站住！”其他的汉奸也都一齐跳下车来，拔出手枪，迅速把我包围了起来。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济南府做买卖的——三大马路纬×路××土产庄，门牌××号，电话××号，我姓李，常来这一带收土产。诸位辛苦啦！”

    “你住在哪里？”

    “我在沙垓（村名）郭老师家中落脚。”

    “你到哪里去？”

    “我到马村集，今天是赶集的日子，我去看看能不能收点货。”

    “你在马村集有熟人吗？去找谁？”

    “我去找马鸿慈。”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也没有，大家都是朋友嘛。”

    以上是他与我的对答，这些话并非预先准备，都是临时胡编的，但这是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编出来的。我经过济南曾注意观察市面情况，见经三路新开设了一些土产庄，经营猾子皮（胎羊皮）等出口土产品，菏泽一带正是猾子皮的产地。郭老师即郭俊卿，原省立六中校长，回民领袖人物，是当地有名士绅，交友甚广，当地人都尊称他“郭老师”。我与他虽然相识，但无深交，此次来鲁西，也未与他见面。马村集是我当天要经过的地方，出发前交通员说：那天是马村集的集期，人多眼杂，要从村头转入小路出村，避开大街。马鸿慈是马村集的一个地痞流氓，我与他并不相识。一年前我在鲁西打游击时，他贩卖毒品，曾被我所在的游击队处罚过，所以我知道他。这时我就利用所了解的这些情况来应付日军了。

    “对不起，还得检查一下，这是公事。”

    我立即自动解开夹袍让他们检查。他从我衣兜里搜出几十元法币，问道：“你怎么带这种钱？为什么不带良民证？”我说：“你知道，这一带不太平，听说还用这种钱，我便从沙垓换了这些来；为了走路方便，我把良民证放在沙垓了，你们可以去查看。”

    他见我神色不变，态度从容，对答如流，加以我衣着整齐，戴着眼镜（我是近视眼），有点大城市商人的气派，居然相信了，说：“对不起，耽误你赶路啦，你今天幸而遇见我们，你若是遇见游击队就麻烦了。”

    我乘机问道：“咱们是哪一部分？”他说：“我们是局子里的，现在住小留集，你走到那儿进去喝茶呀！”然后，都骑上车，走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急忙赶到马村集。交通员正在村头张望，见了我，马上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谢天谢地，可把我急死了，我发现他们时已太晚，没法回头。他们都是特务，出了事不好办，今天好险呀！”

    扶壹：敌我双方对刺的故事

    1943年秋，缅甸战场腰班卡日军在此设防的重点，也是我们新一军六十六团第一个要攻占的地点。团长陈膺华为提高士兵勇气，提出谁最先砍掉日军的脑袋，即赏给卢比50元。

    在团指挥向日军进行广阔幅面搜索时，我任侧翼排哨。布置排哨阵地后，即派出一班兵到远出搜索，以行进之纵队沿着一条弯曲干涸的沟渠搜索前进。至约300米处，第一搜兵刚到沟渠弯曲部的顶点，突然发出“啊”的一声惨叫。第二搜兵急步跃上，只见敌我二人同时倒在地上，双方对刺而亡。他又腾步跨出，适逢日军的第二个兵也到，幸亏我队士兵机敏，先开枪射死了对方。日军的第三个兵赶到，见此，急忙后退，仓皇逃跑。我全班战士已经赶到，追击一程，才占领阵地以防反扑。

    我听到枪声也赶到现场想一看究竟，遇到副班长提着鬼子的人头。我向其问明了情况，他又急急奔往团部汇报、请赏去了。

    这一消息在团部传开后，一时轰动全师，引起不少新闻界人员及美国前方随战联络员赶到现场拍照片，并询问详情。他们无不赞叹这一英勇拼命杀敌之精神。

    大敌当前，我们无法办衣服、棺木，只好以军毯代用，找得一处高地掘土作坟，把我们英勇作战的战士下葬了。

    当时，我再细察现场情景，见我勇士宋少芝两手仍握枪把，左脚踏地右脚尖顶起，两眼盯着日军，紧咬牙齿上体倾力扑向前方，似是要争先一步猛刺对方之动作，故其刺刀尖穿透敌背二寸余。日军的尸体手足摊开，上半身稍向后仰，半侧卧，枪把已着地。日军的刺刀是平刺入我方，但没有透穿，地上并无移动脚印，说明二人是突然遭遇，同时端枪对刺，而我兵力猛能透穿敌背，所以日军尸体后仰倒地，手托其枪。

    大家看后都心神缭乱，急忙筑坟将我兵埋葬了。全排对之默哀后，我又对勇士宋少芝充满敬意地说了两句：生性倔强，死得壮烈，并盼勇士忠魂早日归祖国，加入抗日烈士忠魂祠，永垂不朽。

    岳哲安：昆明宣战

    1943年初夏，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屡次受挫。为了挽救军事危机，它集中兵力，特别是空军实力，对抗日后方重庆、昆明等地进行疯狂的轰炸。

    当时我正在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原本驻扎在四川宜宾，后因形势变化，日本切断了中国的外援通路，国内又生产不出航空汽油，被迫停止了飞行训练，调迁到昆明机场。国民党高层准备通过驼峰，把我们送到国外进行训练。

    昆明机场驻扎着国民党空军和美国一支飞行志愿队，也叫“飞虎队”。机场上集放着P-40战斗机。远远望去，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飞行员的国籍：中国飞行员穿着普通的飞行服，美国飞行员的背后却缀着一块白布，上面印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的红色汉字；机场内排列的飞机也有区别，美国飞机的机身上画着裸体美人、飞鹰、骷髅等，花花绿绿的，和中国飞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学习，空袭警报突然拉响了，我们立即集合，跑步前往机场外面的疏林洼地疏散。当时机场附近既没有很多防空洞，也没有挖成壕沟的防空工事，我们只有以洼地隐身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很复杂，我们这一群青年，出于爱国之心，投笔从戎，誓死杀敌，没有想到如今只能任凭敌机在祖国上空猖狂轰炸，有时悲愤得流下泪来。

    这时机场一阵忙乱，P-40战斗机四架一组、四架一组腾空而起。这是战斗起飞，准备迎战。飞机掠过我们上空时，我们都希望它们能狠狠打击一次日本侵略者，为中国人民出口气。可是飞机起飞后，迅速爬高，500米……1000米……3000米……5000米，直到飞机在我们视线消失了，大家才平静下来。有的人竟然认为这不是战斗起飞，而是闻风而逃。

    不久，空中一阵沉重的马达轰鸣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黑点。我们好奇地抬起头来眺望，慢慢地黑点由小变大，我们看清楚了，高度在2000米左右，一个九机的品字队形，由远而近。这是略带灰黄色的日本轰炸机从西向东、带伪装角向我们上空飞来，显然敌人的目标不在我们附近，我们庆幸这次大概不会被炸死。这时，我们都以俯卧状态转过头来，平静地看着天空，想观察日本轰炸情况。这时我们才发现轰炸机的上空四周，还有三架一队三架一队的白色闪光的战斗机护航。日本战斗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有名的飞机是海军战斗机三菱零式飞机。这时，飞机已经接近我们上空，我们看到飞机下面出现了许多小黑点，逐渐下降，由小变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坏了！鬼子投炸弹了！”大约距我们一公里远的机场上一阵巨响，一股股巨大的气浪把我们吹得腾跳起来，机场中弹了。这时大家情绪十分激动，我们日夜生活、学习的机场被炸了，可是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飞行员呢？在敌人面前跑到哪儿去了？

    这时，在日本机群的上空，突然有几个黑点以最大的速度，像流星一样向日本轰炸机冲下来，并以灵活的动作，迂回转到一队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尾后。“P-40冲下来了！”我们都沸腾起来了，有的热泪盈眶，顾不得安全，要亲眼看一看我们中国飞机是怎样向日本进攻的。

    骄狂一时的日本空军，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受到中国飞机的反击，当时显得十分慌张。这是日本护航飞机的最后一队，已被我们的飞机咬住了尾巴，日机只好加快速度企图摆脱P-40飞机的攻击。日机正想以急转弯的动作变向逃跑，这时我们飞机的飞行员早已看破了敌人的诡计，提前在内侧切着敌机的半径。正好在敌机转变至45度时，我们的飞机开火了，一阵复仇的子弹带着红色的闪光射向了敌机。三架敌机全部被击中，冒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摆摆地栽到地面，轰然爆炸。敌机三架全部坠毁，剩下的敌机纷纷加快速度仓皇逃跑。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空战，第一次看到日本侵略者受到中国人民的打击，第一次看到敌人的飞机在我们面前坠毁，我们预见到我们中国人民最终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兴奋极了，许多同学都跳起来，向着碧蓝的天空拼命摆手，大声喊叫：“打得好！打得好！”

    原来，这次空战是打了敌人一个伏击。从性能上看，当时的P-40飞机，低空飞行速度上不如日本的零式飞机，为了取得胜利，在得到警报后，P-40飞机先行起飞，爬高到3000米以上，借着日光进行隐蔽，待日机到达正下方后，以俯冲增加速度，占据有利形势。这样就使这次空战以劣势武器打败了敌人的先进飞机，取得了空战胜利。

    这次空战，大大鼓舞了我们这些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我们决心克服困难，学好飞行，也做空战中的英雄。不久，我们就告别了祖国，到印度、美国去学习了。但这场空战的情景，却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黎雄藩：我营全体官兵死守桂林城一事

    回忆我青年时，鉴于祖国贫弱，国防不固，常受列强入侵，不能独立自主，因而立志从军，愿为保国出力。

    当我中学毕业后，考入伍生团转入陆军学校，并积极学习军事，修满三年毕业，即开始戎马生涯。先在广西军训队工作，后调到补充团服务。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被调充正规军队任上尉连长。不久，拨入三十一军一三一师三九三团三营任上尉副营长。

    1944年，日寇首先迂回攻入柳州，白崇禧的嫡系一师师长海竞强，早已溃退，又使江东象鼻山沿线无兵把守。同年11月，日寇大举入侵广西，围攻桂林的日军有7万多人，而坚守桂林的我军只有3万人。一三一师奉命死守桂林城抗击日军，备足了可坚守两个月的粮草。我率全营战士守桂林城北一带，令七连防守果合岩。

    在保卫桑梓的大义感召下，在全国爱国同胞的激励下，我全体官兵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奋勇抗击日寇。防守七星岩的团长覃泽民和营长杨嵩带领工兵十多人安障碍物，不慎踩中地雷区，地雷爆炸。杨营长被炸成了重伤，被战士抬了回来。他一见我便吩咐说：“如果继续战斗，千万要照顾好伤病员，让伤病员先撤退。”我坚定地回答他说：“杨营长好好养伤，我一定照办，请放心！”说完，我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部署全营战斗任务。但是敌我兵力十分悬殊，无法挽回败局，城防司令韦云淞事先撤退，而师部被日军围困，无法撤退。虽然日军在我猛烈的炮火袭击下，受到重创，但我突围官兵牺牲了相当一部分。我的右手中弹也负了重伤。

    师长阚维雍见大势已去，不甘被俘，自杀身亡，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和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在战场上以身殉国，实践了他们生前所说“不成功，便成仁”的誓言。

    至于死守七星岩的八百壮士，宁死不屈，誓与日寇战斗到底。最后，日寇以惨绝人寰的手段释放大量毒气，把他们活活毒死了，真是惨不忍睹。

    桂林保卫战虽然失利了，但我抗日军民也歼灭了不少入侵之敌，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的崇高气概。

    （黎雄藩 口述 庞良 整理）

    董正华：军民一条心，救护飞行员

    1944年5月间，我祖国神鹰1709号战斗机一小队参加豫西前线作战。其中一架油箱在战斗中受创，机身失去平衡，歪歪斜斜忙向返航方向急飞，其余两架在左右盘旋护卫着。田间农民突然看到此情此景，本能地知道这是什么事状。

    他们一直抬头注视着这几架飞机的状况，不一会儿，只见驾驶员将机舱一掀从庄头村上空降落田间，跟着飞机“哗哗啦啦”俯扎下来，轰隆一阵巨响，浓烟滚滚、火光熊熊，一时化为灰烬，只剩一架残骸。

    当时，田间老百姓扛着锄头拼命往降落的飞机跑，驾驶员怀疑这是敌区，急忙从绑腿袋里抽出手枪，边向后边窑洞内退，边作自卫准备。学校出来的男女学生及附近前来的老少群众，一致伸手高喊表示来意，驾驶员才放下了戒备之心，同时感慨地说：“父老乡亲们！我叫蒋鼎汉，是从西安飞来作战的，因油箱受创被迫返航，迫不得已降落至此。”当他得知这个地方叫下峪时才安定下心来，连连点头称谢，并和大家亲切地握手。此时凌空两架飞机已经返航。

    早有学校童子军把当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附近的驻军，当时就由群众把蒋鼎汉送到了团部，再由团部逐级向师、军、总司令部分别护送到了西安。

    同年4月间，日军在崇阳牛家疙瘩北坡寨遭到我三十八军重创后，退而龟缩于兴华长命沟一隅，不敢轻举妄动一步。当时，国军三十八军三十五师进驻东边程家岭一带，与日军一岭对峙遥相监视，其地方部队配有陆空联络班，夏季行军都用帆布吊在树上休息，专门执行陆空联络任务。

    有次，一架美国飞机在长命沟伏冲扫射时油箱被击中，因而急忙返航，被迫降落到下峪原上南岭的田地里，飞机自燃。这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机驾驶员不会说中国话，但他看到群众对他的亲切热爱，感动地忙拉开身上的拉链口袋，掏出糖块给大家吃，并伸大拇指用结结巴巴不通的中国话说：“你们顶好。”又继续说：“是好好的。”大家拍手哗笑。驾驶员高兴地抱上小学生乱吻、乱搂。

    最后，当地百姓用同样的方式，把盟邦战友辗转送到了“中国空军民军美志愿队”陈纳德成都市双流县的空军司令部里。

    伯昆凌：征募鞋袜

    我是原国民党暂三十三师政治部中校科长伯昆凌。

    1944年冬，我师担任温州地区守备事宜，当时通货膨胀，物价腾贵，运输不便，补给困难，冬穿夏服、夏着冬装已成常事，官兵生活，艰苦难状。一为稍给官兵以精神安慰，一为怜念民众尚在水深火热，以是凡事必须统筹兼顾，期可共济时艰，于是拟向防区属邻各县如温州乐清、玉環、瑞安、平阳、泰顺、青田发起征募鞋袜运动。以是先就规格尺寸，县之大小，地之富瘠，细分份额定点收集等事项安排妥帖，拟于瑞安河上桥，召开全守备区政党军之区营级以上人员，准备策应盟军登陆会议时，亦当地专属商定后由专属贯彻，另行动员。因各方配合得宜，事告圆满完成。兹得当日启文如下，以征战之艰苦，胜利之不易，我人应如何珍惜此一果实欤。

    陆军暂编三十三师政治部为前方抗日将士征募鞋袜启

    窃维客邸怜寒，君子怀祶袍之谊；雪垒存惠，士卒感仁护之恩。施之者固非厚，而能使人捐陈戴德者，盖能以同情之心，急人之急耳。今者霜飞木落，正值极寒之候，朔风似戢，坐火城而未暖，玉筋如悬，拥重裘其难过。念我将士短褐未完，犹荷金戈，芒鞵无着，仍践冰途，肉糜俱裂，踝破趾僵，其状至惨，其情堪悯。彼固未尝言劳，我岂无动于衷，旋思库藏匮乏，未可责备求全，但念解囊输将，实亦国民天职，爰向本师防区属邻各县，发起征募鞋袜运动（预于国历〇月底募齐分发将士穿用）。亟望共策其力，藉期集腋成裘，能资支鞋支袜，足显爱国之忧，俾使一步一思，益励杀敌之气。素彻台端急公先人，必乘鼎力襄赞，登高一呼，定能早观厥成，临颖不胜企切，至希办理惠覆，实为至幸。此致

    附：为三九年冬九岭战役阵亡将士（是役牺牲甚重）

    九岭峰前碧血斑，健儿期死战夷蛮，蛇山顶上遍忠骨[2]，到处人间话宝山。

    注释

    [1]作者系抗日同盟军第三十二军军长津南抗日游击总司令。

    [2]蛇形山：位于通城平江公路之侧，为阵亡将士埋骨处，当年建有碑亭，师长王甲本、参谋长叶首中均有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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