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南京政府给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省府主席赵戴文拨款100万，着其建天镇县盘山国防工事，并要求尽快建成，以利战机。
晋北雁门关外13县，土质均系沙土层，一抹平直，非常不利于装备较差的机械化部队防守，只有雄踞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之交的天镇城东五里之处的盘山可以防守。盘山上奇石矗立，犹如巨人盘膝而坐，故名盘山。天镇更是中原历代王朝与漠北鏖战之区兵家必争之地，取名天镇也是以示天大镇压之义。旧剧中杨家将血战的四十里金沙滩就在天镇县城北瓦窑沟一带，距天镇约50里。
我到天镇时，县府尚库存古代平直大铜炮百余根，阎锡山、赵戴文接到100万拨款之后，便抽调了现任县长及候补县长共20余人，进行短期培训，予以调整。特别是对天镇县的县长人选曾作过数次讨论，条件是一要能调得动民工、二要能与军工协作、三要有坚持完工的决心者，盖此三者缺一则必延误工事。
那时晋军十九军司令部驻太原，我是军法处长。一天军长王靖国与阎锡山、赵戴文共同办公回来，告诉我说，太原要调我到天镇县当县长去，问我的意见怎样。
我说：“军长说怎样就怎样，我没意见。”
下午阎主席召见我，便问了我一些问题，如问我是不是中央考取的县长，与治安（军长的字）在一块几年啦……我一一回答后，他让我第二天早上到省府听候谈话。届时，阎锡山、赵戴文及各所长在座，对我们每人进行开言面试。
阎锡山则对我问说：“您如果到了县里怎么办事？”
我说：“县是承上启下的一级政府，上级下令办的事照例行文给各区同办，如有特殊事需要县长亲临去办的，县长就必亲临去办，总之要把事办好。”
阎锡山又说，以往也有的县长在未去之前说得很好，可是一到任就被绅士们包围，久之也就不是他所说的那样了，问我该怎样脱开绅士们的包围。我说我不畏不怕绅士们包围，而且欢迎他们包围，因为县长也只有两条腿两只眼，一下跑不遍全县看不到全县，老百姓不肯见县长，能跟县长见面的就是绅士们。他们说得对、切合实际就听，不然就不听，分析出是非对错，以定取舍。不知一县事，怎办一县事，现在叫县长，以往叫县知事，我看还是叫县知事好。阎锡山微笑着让我出去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一出面试庭的大门，阎就确定让我出任天镇的县长了！
我被任为天镇县长之日，就被主席召见了。他提醒说，你们年轻人办事可要小心，一点也疏忽不得，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向省府请求。后来，我又见了民政所长邱仰潘，他说我的短处是看事太容易，长处是遇事有毅力，并提醒我上任后办事切要谨慎。
上级限我三天内起身上任，并且说如果手上的公事一两天内交代不清楚，第三天也要起身，哪怕是到晚上出城住旅馆。我答应说能行。
临行时军长王靖国也告诉我说，我的短处是看事太容易，遇事有见解，做事还认真彻底；又说我虽已34岁，但是自大学毕业后，老在部队，社会经验、政治经验太缺乏，去任县长他不放心。军长还说，县长交接就很麻烦，我部的濮秘书在县府当过科长，心也细，叫他跟我一块去。他仍是我部的人，支我部的薪水。我在天镇多少时间，他可停多少时间。我最大任务就是调民工与军工伙建盘山国防工事。
一两天后，我把给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的信拿上，李服膺已奉令将他部两个团调到天镇做军工了。我经大同见到李服膺后，立即到天镇与另外两个团长张敏俊和李声润见面，开始了军民共建工事。
征工办法如下：
我到天镇即召集绅士们和各高小学校校长们，说明建盘山工事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及征民工办法。他们深明大义，并见我态度坚决，也表示愿意同心同力。
征工办法是无论贫富，只要是18岁到50岁的县民都要应征，每次每人做工5天共40个小时，做够就可以回家，不要管接班的人来不来。有病和有要事准请假，如果有假报现象，经查出必重重处罚，决不宽贷。我也参加做工，并参与检查，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工事。
1936年夏至1937年初夏，共调工33万多个工日。日寇七七事变后攻打山西，奉命死守盘山者是六十一军李服膺军长。可惜他擅自转移阵地，中央以军法从事，枪决李于太原东北角。
戴仲箎：在上海与日军战斗
1932年，我在财政部盐务缉私队。在没有担任缉私任务前，部队在京沪铁路线维持治安，部队番号为财政部盐务缉私队特务第二团。团长古鼎华领导我们全团官兵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归蔡廷锴与蒋光鼐指挥。
当时，在上海的火车北站及老龙王庙附近，日军到处烧与杀，一个繁华胜似天堂的上海，在几天内就变成了不如地狱的上海。我看到我国男女老少尸体的惨情时，实在心痛，也让我终身难忘。
我是重机关枪班班长，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后，被提升当了排长，那时我很荣幸。战争结束后，部队调到江苏、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我正式担任盐务缉私任务。
到1937年，我们税警总团全部由总团长黄杰领导，到上海参加八一三抗日战争。在洛阳桥加入战区，以后我们所到之地的地名就不知道了。因为白天在日机和敌炮轰击下不敢活动，夜间在红、绿、白信号弹闪光照耀下，沿着河边、棉花地，调东调西，地名只有领导知道。我只记得每天到黄昏时就准备杀敌，因为这时日军的飞机和炮轰都停止了。我们的士兵猛冲猛打，然后，只听“呀！呀！呀”的叫声和枪声，日军被打得无力还击。我们事先还埋有手榴弹，打翻、打毁日军的战车，同时我们的迫击炮、重机枪全部开火，再打击日军的后续步队。与日军步兵刺刀相杀，不知死了多少日军和同志。
那时，我年轻体强，也不知害怕，而现在回忆，心仍在狂跳。
后来我负了伤，离开战场，被送往医院。但各医院都人满为患，不能收留。直到最后送到浙江金华才开刀取骨，包扎好，转送湖南六十后方医院。伤愈出院证上有肌能障碍三等伤。伤愈后，归回原部队，调到贵州都匀整训，番号改为新一军三十八师。继赴缅甸抗日，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黄伟慎：南京失陷见闻
1937年12月中旬，我们到达下关后，看到沿江都是部队，挤拥不堪，无人指挥。据说渡江的船只都拉到北岸去了，大家纷纷拆房屋，卸梁柱、木板，捆扎木排。连长叫每排扎两只准备渡江。这时天已大亮，大家连忙动手，拆的拆，卸的卸，捆的捆，往江边运。
忽听隆隆之声自远而近，大家都骚动起来，害怕是日军的战车来了。一会儿房顶上的人大喊，这是我们的战车（因看出青天白日徽），人们才安定下来。木排扎好了，放入江中，但因绳索不够，扎得不牢，人上多了，木排就倾侧下沉，我也落入水中。寒冬腊月，衣服都湿了，寒气透骨，赶快上岸找老百姓衣服替换。
大家尝了苦头，都放弃木排，争上江边码头的趸船，将锚链砍断，撑离江岸，向下游漂流，午后很幸运地到达对岸。沿途看见江上木排不少，但由于寒冷，行动又慢，时间久了人都冻僵了，甚至坠入江中。我们上岸不久忽听到飞机声，由远而近，沿江而来，俯冲扫射，才知道是日本飞机。木排上的人纷纷跳入江中，不被打死，也要冻死。真是惨绝人寰，不忍目睹。
我们庆幸死里逃生，急忙隐蔽。日机去后，才发现这里不是长江北岸，而是江中的八卦洲。我因腿伤，又在水中攀涉，已无法行动，由士兵扶持，入民房躺下。将近黄昏，日军舰两艘溯江而上，将八卦洲团团围住，上下巡逻，有时用机枪向岸上扫射，有时开炮，可能是不知洲上虚实，不敢贸然登陆。确实洲上至少也有几千人，虽无统一指挥，但仍能各自为战，作困兽之斗。
洲上的老百姓都已逃往长江北岸，但家家户户仍留下些带不走的东西。我们这些没有组织的队伍，军纪荡然，到处找寻吃的、盖的、穿的，苟延残喘，听天由命。这时我已疟疾发作，躺在稻草堆里，浑身发抖，但无医无药，无可奈何。
我们在洲上每夜都听到燕子矶方向机枪声不绝于耳。开始不解其故，后遇到一位从燕子矶死里逃生的同学说，日军入城后，凡是有当兵嫌疑的男人都抓送燕子矶下的沙滩上，入夜用机枪集体屠杀。至于城内，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就是举世皆知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舰虽然围困我们，但冬天江上常常烟雾迷蒙，可以乘隙偷渡。江北的老百姓，有的冒险划着小艇来八卦洲，接我们偷渡江北。这是相当危险的，有时成功，有时失败。18日下半夜，我们几个人幸运地上了小艇，偷渡成功，安全到达江北，大家凑了一些钱送给老乡，感谢救命之恩。
张普霖：记南京沦陷的一个片段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七七事件，使中国人民久被压抑的抗日激情犹如火山爆发、奔马脱缰，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汇成强大的全民抗战的洪流。这部威武悲壮的史诗，记录下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里介绍的只是这部伟大史诗的一个小小拍节。
1937年11月，日寇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侵占了上海，国民党南京政府仓皇迁到重庆，把防守南京的重任交付给了早已成为光杆司令的唐生智。当时我在唐生智新组建的“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务团当班长，该团是临时征集的壮丁组成的。
在新兵授枪仪式上，李楚藩团长传达唐司令长官的决心，说要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大南京，要和南京共存亡，并要求全团官兵都要学会《保卫马德里》这首歌。司令长官的这个决心，使全团官兵十分振奋。
不幸，事实并非如此，日寇侵占上海后，继续西犯，不久便越过江阴要塞，直抵南京。南京守备部队自钟山至雨花台的防线，很快便被突破，全部守军退入城内，凭借坚固城墙继续抵抗。
12月12日，我率领本班新兵去仓库领大米。下午4时把大米领回，只见营地空无一人。正想去团部打听情况，一名传令兵传来连长命令，说部队要在下午6时向挹江转移，叫我们丢下大米，到挹江门集合。
我忙问：“全部转移吗？司令部呢？”
他说：“人家早走了。”
我有些不解，不是说要和南京共存亡吗？怎么南京尚在，最高指挥官却先走了呢？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好遵令行动，等我们赶到萨家弯，那里已是人山人海，绝大多数是混乱的散兵，也有极少的老百姓，还有坐小轿车的太太和小姐。因人太多，只能拥挤着向挹江门缓慢地挪动。不幸的是三洞城门早被守军堵死两洞半，只有半面可以通行。毫无组织的几万人，都要争从这半边城门通过，悲惨之状，不问可知。
有人为要夺路先出，竟向四周乱开枪，也有扔手榴弹的，哭喊叫骂之声，惨不忍睹。一些身体弱、个子小的人被挤倒后，不及呼喊便死于万脚之下；身强力壮的便踩着同胞的尸体继续向前挤。那些想坐轿车出城的太太、小姐们，此时也只得下了轿车，丢掉大衣和手提包，任凭强大人流东冲西撞，至于是死是活，只有天知道了。更可悲的是有些贪财鬼，看到丢掉的衣物，便想弯腰去捡，腰没弯下去，便已成了后面人的垫脚石。
我幸亏年轻力壮个子高，侥幸被人流送出城外，但出城时已是10点多钟了。全班新兵挤出来的，只有副班长小周和我。我们二人急奔江边，可是江里却没有一只船，早到的人已构成一堵又长又厚的人墙，都正在望江兴叹。其中也有骂街的，说那些平时吹牛拍马、作威作福的大官们到了真要拼命时却先溜了，可是骂街没有用，还是过江要紧。不知谁说了句“找木头过江”，人们便一齐拥向一家大木厂。我和小周也抬来三根圆木，解下绑腿，动手绑扎小木筏。此时已是11点钟了，城内人流还在不断涌来，忽然有人高喊“鬼子到挹江门了”。这一声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人墙立时炸开了，怎么办？跑吧，没处可跑；跳江吧，白送性命；束手待俘吗，更不是中国人的风格。怎么办？
一位无名英雄、其机智勇敢远胜高级指挥官的某部小号兵突然吹起了冲锋号，雄壮的号声给人们指明了出路：冲回去！拼！大家一声喊，咆哮的人流立即向挹江门冲去。军号声、喊杀声震撼大江两岸。后得到新从城内挤出来的人传来信息，才知这是一场虚惊。
鬼子是否已进城，还没有准确消息，这时大家反倒有些失望，只好再返江边，继续渡江的准备工作。我和小周回来后，发现自己尚未完成的小木筏竟安然无恙，便很快把它扎好，放下水去各站一端，以四肢代桨，向江北划去。此时江面已是黑星点点，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小木筏。后来听说，抢一块木板过江的多数落江而死。
我们的小木筏乘风破浪，13日凌晨6时到达了北岸。只见江边又是一道长长的人墙，原来是江北岸的老百姓特意来接我们的。他们有的翘首南望，有的正在接待渡江过来的战士。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看到我和小周从泥水里向岸上爬，立即跑过来拉我们，说：“可过来了，冻坏啦，快到家去烤火吧，饭早就做好了。”
12月的天气，在江里泡了多半夜的我和小周，一上岸便冻得瑟瑟发抖，老人的几句话似一股暖流，立刻暖遍全身。我俩因心情激动，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顺从地跟着老人到了他的家。老人家里只有一位老大娘，别无他人，老大娘看到我们像是两只落汤鸡，忙说：“看湿成这样，快把衣服脱下来，上床去，盖着被子暖暖身子。”我们说什么也不肯上床去，只说有火烤烤就好了。老大爷很豪爽地说：“那就把棉衣脱下来，烤火吧。”说着便抱来早已准备好的干柴，引着了火。我们把棉衣脱下来搭在凳子上烘着，蹲在地上烤身子。老大娘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一盘腌菜，说：“边烤边吃吧，游了一夜，也饿啦！”
我们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说：“老大爷，老大娘，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啊！”
老人说：“不要说这个，快吃饭吧！”
我们在江里折腾了一夜，确实有些饿，便一边吃饭，一边烤火，一边听老人叙述他们比火还热的心里话。原来这个村子离江边只有半里多路，昨晚听到江里的喊叫声，全村人都不能入睡，男子都跑到了江边瞭望，等待救人，妇女们留在家里，准备饭和烤火柴。
老人说：“打鬼子是中国人的事，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你们在前线流血拼命，我们不能上前线的，不也应该做点对抗战有利的事吗？”
老人的话多么真诚而又朴实！的确，抗日战争本是全中国人的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连这样两位田野老人都能说得如此清楚，那些大头脑们为什么还不如普通的老百姓呢？
饭吃饱了，身心也都暖和了，棉衣也已烘干，门外已是红日高升，我们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告别两位老人，随着溃兵继续北退。路上，小周说起了他的感想，他说：“想起那些不打便跑的大官，真有点泄气，真不想再干了，经过小号兵的冲锋号和向挹江门冲杀的声势，劲头又大了，看到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和听到两位老人所说的话，更觉得中国大有希望，只要有个好领导，不但抗战能胜利，将来老百姓也会有好日子过。”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事后证明，小周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康喆：日军突袭南京，炸毁我军两架飞机
1937年8月15日，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从敌占区台湾新竹机场起飞重轰炸机16架，首次突袭南京。保卫京畿的飞行健儿，同仇敌忾，斗志昂扬，起飞迎敌。
当年驾驶的战斗机大都是霍克Hawk—Ⅲ式和霍克Ⅰ式，还有波音、奥姆斯特朗Arm-strong等美式飞机，就在机场附近高桥门上空，冲破敌轰炸机机枪交织火网，击落日机六架，战绩辉煌，为中华民族争光，为中国人民吐气。
现在笔者想说的是：八一五日机突袭南京市光华门外大校场，炸毁我方完好飞机两架见闻：
8月15日中午，机场发出警报。往时发警报，报告飞行失事后，救护车、消防车都会紧急出动，机场人员迅速奔赴肇事地点参加抢救。今天发的是突袭警报，除第一线地勤人员等待飞机起飞后才能离开机场外，其余人员多从机场四周铁丝网门外跑出，我随着人流，跑到机场外的一片谷子地坐下休息。
紧急警报数分钟后，闻日机隆隆声自远而近，一时高射炮声大作，日机16架分成四架一个机群，先炸机场，后赴城市肆虐，很快遭到我机痛击，仓皇投弹逃窜。轻重磅炸弹齐下，冲击波把我从躺在地面上颠跳一两寸高，看到周围草统向一方吹倒，我感到小腿部分一阵疼痛，喊了一声“糟了”，仔细一看，又用手抚摸，没有出血，只是泥土砸在腿上而已。这是我第一次跑警报，跑得近，所幸无恙。只见机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直冲云霄。
警报解除后，各回工作岗位，得知机场人员无一伤亡，不幸的是完好的飞机被炸毁两架。下午5时许，来了一辆汽车，原来是蒋夫人前来视察被袭情况，她是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修理工厂厂长田培业（空军二等机械正同空军中校厂长，他是美国留学生）反映，已经修好油箱装满汽油的一架达格拉斯和一架可塞飞机停放在修理厂棚外，被炸焚毁。蒋夫人闻后很气愤，当场就叫田厂长随她同往航委会（作检查）。从第二天起，田厂长再也不来工厂上班了，由修造科长余培（空军三等机械正同空军少校）管厂务，后升任厂长。
原来这两架飞机，是飞行中队送交工厂修理的，按老例规，飞机送达工厂后，由发动机股、飞机装配股安排车间某组负责修理，机体能修则修，不能修则换新品，必要时换新发动机。凡属美机，在发动机数次试车完好后，需经重金礼聘的美籍顾问专家作最后鉴定。届时所有在发动机架工作的中国机械人员全部都得走开。顾问赖哲斯特（译音），据说是美国赛克隆（Cyclone）发动机工厂工程师。检查发动机“定时”等重要工序，他带有精密的“千分垫”等工具，通过他检查后，机头才能安装到机身上。他平时往来车间，对工人很和蔼，没有架子，但在工作中留有绝活，不轻易传人。飞机装好经厂方试飞员试飞，听取试飞员意见，改正后再试飞，确认完好才通知飞行中队派员接收。此时要填好表格，由厂方股长、科长签章，顾问签字，最后厂长（总工程师）签字，接收人员签字，飞机才能领走。
达格拉斯（Douglas）飞机是两座机，采用螺旋桨推进器，蒙布蒙机身机翼，使用80号汽油，外形就像现在的“安二”型双翅飞机。记得西安事变后，送周恩来副主席返回延安的就是这种飞机，它是中级教练机，也可在机翼下面装上炸弹架，携带轻型小炸弹两枚代轻轰炸机使用。
完好的飞机，为什么不飞走等日机轰炸呢？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八一四日机突袭杭州笕桥机场，到八一五中午间隔四十几个小时，田厂长没有积极电话（或派员）催飞行队（距厂地数百米）迅将已修好的飞机领走；在八一五突袭警报中未紧急请求地面空军司令官安排飞行员驾机飞走，以致被日机炸毁。
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割地赔款，重工业无基础，航空工业更薄弱。抗战前，国民党空军只有飞机修理厂，仅在江西南昌市郊平安堡附近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联合建立一座徒有其名的中意（飞机）制造厂。卖给中国的意制飞机质量最差。重轰炸机萨伏亚上翼机因速度太慢，抗战一开始就完蛋了。另有大弗亚特战斗机，使用90号汽油，一中弹就燃烧，也是在抗战初期打光的。
当年用黄金、白银或若干吨钨砂和桐油才换回一架美式飞机，飞机来之不易，抗战伊始，尚未出师，就被官僚主义者（至少应是工作疲沓成风）葬送两架，怎不叫人痛心？怎不令人气愤？
另外，可以列为对比的：日机飞行队形，原系两架一个小组，四架成一组合，成菱形。当天16架飞机被击落六架，其中有四架是每组的尾架。从第二天起，其飞机队形即改为品字形，看来日军接受教训改得很快。
张配天：徐州突围片段记忆
1938年3月下旬，我二十八师驻防西安，守备潼关河防，我担任潼关军警习察处长。时值台儿庄战事吃紧，上级命令我师开赴台儿庄参战。师长董钊奉命后，即率全师乘坐火车向台儿庄出发，同时命我将潼关习察处移交后，连同师部主任秘书杨风亭、秘书童蕴生等官兵一同去前线。
我于3月下旬某日，随带武装传令兵三名，陪同杨、童二秘书等乘坐开往徐州最后一次绿钢皮快车赶往前线。在一个下午抵达徐州，下车后，我建议先去城内吃饭，理由是可以顺便打听我师位置及前方情况，再去寻找部队。杨、童二秘书坚决不同意，随后他二人和我们分手，朝向徐州以北方向走去。
我们四人进城，拟先吃饭，后洗澡，其目的是先打听到前方消息，再做行动。不料一进城，看见饭馆都早关门，只好进澡堂洗澡。这时澡堂洗澡的人很多，大都是从前方下来的官兵，我在他们中间了解到很多前方情况。有的说，台儿庄已失守，我军正在与敌激战；有的说，我军失利，已纷纷后撤……我们正在谈话，澡堂老板急下逐客令：“老总，先生们，快穿衣服，我们要关门了！”
大家都急忙穿好衣服，出了澡堂门。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但是大街小巷行人稀少，偶尔遇到个行人也表现得十分惊慌，如临大敌的样子。路过一个教堂，大门紧关，门道挤满了散兵、病兵，看样子想进教堂，却打不开门。街上行人越显得稀少，有零星散兵在街头徘徊，商店、旅馆早已关闭，可是老百姓对前线的情况却比我们要清楚得多……
我和几个官兵不约而同地走在一起，他们都是从前方下来的。战事急剧变化，此时，我们不知该向何处走是好，反正不能出去。后来确认徐州难保，我等不能在城内久待，还是出城观察形势更为稳妥。这时远望西南城墙高地上好多的军人，我等随即也登上了城墙高地。这上边都是从前方下来的徒手士兵，在这里徘徊观望，找不着自己部队，不知该向哪儿走才对。
眼看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我也考虑在这里过夜不妥。走吧，已是黑夜，地理不熟；不走，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些人已铺好了军毯，准备在这里露宿过夜，而我想还是离开徐州，向南活动为妙，便决定和我的三名武装传令兵推上自行车向徐州以南前进。黑夜中摸索着骑行，约走了20里，所经过的村庄都未发现有老百姓。原来他们都早逃走了。这里还是恐慌情景，只好又转向东南方向前进了20多里。
在一个村庄外停下来休息，因饥饿难忍，想找点东西吃，但不敢叫老百姓门，怕的是地方不平静。我们在村外一个碾麦场休息时，忽然发现东北方向升起一个气球，我们怀疑是日军空中侦察气球，便只好在这里等候天亮，再定行止。
拂晓，忽然看见从南面飞来一架直升机降落了下来，接着又起飞转向南方飞去了，这就是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把李宗仁长官从战地接走了。李宗仁走后，由孙连仲代理长官，留在战区指挥作战。我们四人立即朝着飞机起飞的方向前进，转向徐州东北方向绕道搜索前进，一直前进到徐州以东的双沟附近，这里又是一片兵荒马叫的动荡情景。
在一片未收割的麦地里，聚集着一支拥有十数门大炮的部队，仅有少数官兵和几匹招架不住的脱缰骡马，乱成一团，不可收拾。我很惊奇！难道我军撤退就是这样的溃乱吗？再朝前走，前边聚集着百余名武装整齐的手枪队，周围还有很多的散兵，一望便知定是冯玉祥将军的老西北军，装备着手枪的大刀队。我们急忙赶到那里，看见中间就地坐着几位军官，旁边放着一对木饭桶，还有两名军士正在吃饭。因为我们两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饿极了，便向前想要吃他们的饭。
这时一位魁梧高个军官，用沉着的口气说：“桶内还有吗？让他们吃。”这位就是孙连仲总司令。接着又有一位身材魁梧中等个的军官说：“看桶内有，你们就吃吧！”这位就是护卫着孙总司令的池峰城师长。这时我和三名传令兵拿起地面上放的碗，折了根细高粱秆做筷子，一下就把两桶剩的稀汤面条连吃代喝都吃光了。接着我便向孙总司令打听我们二十八师部队的位置，并向他说明了我们是从后方来找部队的。孙总司令说：“部队撤下来都乱了阵，电台失去了联络，不知道撤到哪个方向去了，可能向东淮阴一带撤退了吧。”
双沟距徐州很近，也很乱，孙总司令随即离开此地向东前进。这时好多的散兵也紧围上来，跟着总司令走，乱哄哄的。池峰城师长几次劝说，也退不了这群散兵，气极了，喝令手枪队士兵举起大刀驱赶，也赶不开。我对孙总司令建议说，可以把他们都暂时编起来集中找寻部队。总司令表示同意，并说：“好吧，我派你为收容大队长，编成队伍，向淮阴方向走，撞见他们的部队就让他们归队。”
说罢总司令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我随即对这百余名散兵边走边说，让他们跟我去找他们的部队，并告诉这些散兵说单独行动不大安全，编成队伍便于行走……但仅仅只有半数听我的话，编成了队伍。我率领着他们向清江浦前进，沿途经过睢宁、泗阳、淮阴，边收容，边打听各部队，到达清江浦时仅剩下20余名。
清江浦已是日军的后方，所有从前方撤到这一带的大军都在这里收容、整编。我二十八师原在沭阳、涝沟一带与强寇坂垣师团激战数日，挫败强寇，消灭了日寇的山田联队，缴获日军武器战利品很多，我师也伤亡3000余人。全师撤到清江浦经整编后，编余军官50余名，师长董钊派我为军官队大队长，编成军官队，并进行了整顿，而我师主任秘书杨风亭、秘书童蕴生二人始终没有归队，后被证实是被日寇杀害了。
各部队在清江浦整编后，准备向我大后方汉口改沿平汉线广水等地突围转移。这时上级命令我率军官队作为先遣侦察队，以搜索敌情、侦察突围行军路线及通过日寇控制的陇海路线据点。日寇控制陇海铁路，各大、小兵站均筑有碉堡，沿铁路两旁还筑有工事，大兵站还停有装甲车，并用手压车装设机关枪，日夜沿铁路来回巡察，戒备甚严，一发现目标就扫射，害得老百姓不敢下地干活，沿铁路田地大都荒芜。我带领佩带有手枪的军官队，领先前方是便衣侦察员，在大军出发前，先一日出发。沿途搜索侦察到安徽固镇附近铁路线，选择空了的几处据点，我军在一个夜晚，乘敌不备，顺利地从这几个据点越过铁路线，到达我后方。这时，我大病卧倒，以担架抬至湖北麻城县，被送进该县教会医院治疗。此时，我又掉队了。
台儿庄重创敌寇，徐州战事急剧变化
徐州战事为什么急剧变化？这是因为我守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池峰城三十一师与敌寇激战多日，屡挫大敌。日寇见正面进攻难以得逞，便另调来有力部队，分两路向我徐州迂回包围，并大举进攻，黄口车站、宿县先后失守，徐州处于被包围之中。李宗仁长官见徐州战局恶化，徐州不保，只好下令全军撤退。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撤至九里山附近，命令三十师和二十七师在这一带掩护大军撤退。
一天中午，日寇升起了几个气球，指挥炮兵，并出动数百架飞机向我军退却部队猛烈射击，打得我掩护部队溃不成军。撤下的部队乱成一团，官兵各自逃散，弄得连找不着营，团找不着师，这部士兵跑到那部，打乱了建制。大部分退却部队聚集在一个南北仅仅30多里的地区，将要收割的麦子都踩踏毁了。士兵因连日得不到饭吃，便在所经过的村镇捉鸡捕鸭，老百姓叫苦，逃走一空。孙总司令的部队三十师张金照部从徐州突围到达了湖北广水，孙连仲总司令和田振南、冯治安部两军长一直退到苏北淮阴地区。不久，蒋介石派飞机把他们都接到汉口去了，还有个别将领化装到高邮转而到上海去了。
安汝利：日军在沦陷区的兽行
冯玉祥领导的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总指挥梁冠英，师长王修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奉命集结在京沪线昆山、太仓一带停止待命，归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指挥。八一三上海事变，开赴前线，在宝山县罗店、柳行、杨行一带作战。
日军在吴淞口外面停泊一航空母舰，多艘海军兵舰，舰上每天升起一个气球，侦察我前线部队情况，夜里探照灯不断彻夜扫射我方交通沟，每天炮轰我方阵地。飞机几十架六七点钟起至下午五六点止，将我方阵地上竹叶竹枝半数扫射叶落枝折，树林树叶扫射落地。崇明远海面一带房屋被敌炮轰击倒塌十有六七，瓦砾一片。
我方前线交通壕里的官兵身披着绿色麻络成的伪装，乘黑夜里调动部队。官兵每天不见太阳吃饭两次，中午自带干粮壶水。10月20日大风大雨，我军乘其不备，迂回到海岸切断日舰与宝山罗店、柳行一带盘踞日军的后路，激战四小时，将敌全部歼灭。大刀砍死砍伤的日军官兵近百人，俘虏三百余人，缴获甚多。我们不懂日军言语，只听到哇啦哇啦的野蛮声音。有的脖子上戴一个一寸大的黄铜质感白铜佛像。后日军又由海舰炮弹掩护、飞机助战，疯狂登陆十多回，都被我军追击到敌舰上去。我任九十五旅一八八团三营营长。负伤后，到安徽徽州后方医院养伤。此次战役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前线上，资产多的人逃难到上海租界地去，一般的逃难到内地去。只看到有病的老年男女，其他一无所有。狗在吃死人尸体，眼睛珠子都成红色。
1938年我伤全好后，返回安徽广德。三战区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在所属各师抽调上尉以上军官，随邓本殷在京沪线收容落伍掉队官兵，与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游击部队，打击日军。我进入沦陷区，在无锡梅村、西仓、鸿声里一带，参加江浙游击军。军长邓本殷，湖南人，是新四军军长叶挺的老朋友。新四军参议陈达常驻军部协助工作。我先充副官长，不久充当特务支队支队长，在梅村、西仓、大墙门、甘露一带地区活动，8月间将安镇日伪军全部包围歼灭。伪团长朱冰维被当场击毙。
1938年收编组成江南第一游击纵队马乐鸣部，在常熟练塘、杨柿园东始庄一带活动，赵北部在大河王庄一带活动，不时夜袭日军据点检查站。1939年4月间，文工团准尉女干事张蔚芳，无锡惠山人，被日兵捕去。日军放警犬乱咬抢吞，将其赤体活活撕死，晒尸马路旁示众，威胁群众，再不敢参加游击队。夜黑派人背埋在河塘岸芦苇里。
1939年3月间，日军在沦陷区抢劫稻谷，由上海运回日本。轮船运至茅塘桥，我派队埋伏塘河两岸伏击下来，五六万斤。日军扫荡时将该桥茶馆店女老板强奸。
1939年8月，将日军在沦陷区抢劫的稻谷六七万斤轮运托船，途经常熟白窑头派队伏击下来。日伪押运船汽艇一艘击沉，日兵全部击毙河中。日军扫荡时，将上塘和尚桥百姓房子烧了十余间。文工团中尉干事桑秋帆，是常熟城内人，女少尉干事师幼辉的丈夫，1940年4月间被捉去。日兵将其拉在城内人群集中处，活活刺死在马路上。在青浦朱家角日兵将鱼行老板阿二的女人强奸不遂，枪杀在鱼池脚下。鲜血溅红鱼池，真是兽行惨无人道。荡口日伪军一团策反下来团长卢大有编为独立支队。
1941年在常熟南杨行与敌激战四小时，我方阵亡一大队队长王文蔚，安徽蒙城人，二大队队长朱祥斌，湖南人，伤亡士兵二十多人。少校秘书吴剑青（贯因），常熟沈浜人，打坏左腿，书记王庆馀中弹打断左臂。日兵死伤也不少。
1941年3月我部与日伪在无锡堰桥作战两小时，阵亡大队长郑学勤，河南项城人，伤亡士兵十余人。政治主任邓元还是军长邓本殷的侄子，亦中弹殉职。青年有为，在沦陷区训练部队的军歌，就是他编写出来的，歌词如下：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保卫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保卫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
同年4月，文工团上尉干事顾德襄，苏州城内人，被日宪兵枪杀于苏州城外。中尉干事何辫鸿，苏州城内人，日宪兵指令警犬吞撕致死。
1942年6月24日，在常熟冶塘与日军作战一小时，阿地屯架设无线电台被日军搜出抢去。在无锡西仓镇，日兵强奸米行周老板女人及茶饭店女老板。伪军在河塘编竹篱笆，汽车路沿途修碉堡驻守日兵，白天检查行人，夜里任何人不准通过，封锁森严。又在苏州集中两千多名日兵，日夜追击游击部队。无辜的人民这个时期不知冤死了多少呢！政治部主任李志东，常熟东塘市人，无锡连路通信站通信员孙鹤云，无锡人，一同去后方给总部送人员枪械统计表汇报陷区情况。轮船经过宜兴和桥，被日兵查出，当时枪杀在和桥。我以后又活动几个月，看在沦陷区无法活动，我带几个人回到后方广德总部。
1943年7月间，我奉命充任挺进纵队总队长，进入日后方扰乱破坏交通。部队由无锡荣巷上岸，被日兵堵截于惠山一带，激战两小时。穿过铁路仍回前游击区域，情况大为变动。后请前秘书吴剑青跟随做向导。三个多月任务完成后，叫吴到后方去。他因子女幼小，不愿随去。我带部队于9月（日子记不清），乘夜雨由苏州浒墅吴东拆断铁路，到吴江境绕道回浙江孝丰泗安一带守防。
1945年8月奉调任前进指挥部参谋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部队整编，我被编余，在南京军官总队受训，总队长陶柳。1946年办退役手续。退役后，住南京明瓦廊64号陕西会馆。1948年2月由南京回到家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户县公安局登记，将退役证、身份证一并交局备案存查，参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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