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伯戎：报国自有愿，不计功与名

    诗曰：

    卢沟桥畔起狼烟，抗战军兴亘八年。

    众志成城同敌忾，还我河山庆凯旋。

    1935年春，我在四川万县高中肄业，适值国民党宪兵学校来四川渝、万两地招考学兵，我就毅然投考。宪兵学校在万县考区只收400个名额，报考的有七八千人，考生多是高初中毕业，间或有大学肄业生。

    我们被录取后，整队出发时，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整齐的步伐登上“江清”轮。轮船汽笛长鸣，破浪出夔门，载着我们到南京宪校受训。我临风长啸，凭栏赋诗：

    投笔从戎去，满怀救国情。

    登上江清号，乘风万里征。

    东北狼烟急，神州烽火惊。

    报国自有愿，不计功与名！

    祖逖击楫渡，温峤绝裾行。

    炎黄麒麟裔，世代尽豪英。

    寄语东洋鬼，休要逞骄横！

    我参加的是国民党宪兵部队。这个部队的组织具有二元性，即调至前线可以直接作战，处在第二线就要维护治安。它的主要任务是扮演军事警察的角色，保护国防机密、军事设施，担负国防厂矿的警卫勤务，维护水陆交通和重要港口城市的治安，整饬军纪风纪。在战时，每逢敌机空袭，后方即变成前方，我部服勤官兵，不管日机如何狂轰滥炸，都会严格履行职守，严密监视汉奸败类在地面上的破坏活动。在胜利后的1946年，宪兵司令部颁发给我“直接参加抗战官兵”奖状一份、银质纪念章一枚。

    1937年冬，我调驻四川涪陵李渡镇宪兵分队，管理一二一后方医院及第八休养院的伤员3000余人，维护社会治安。在此以前，伤兵闹事频繁，民心不安。我驻防后与休养院少将院长李铁山、后方医院院长杨春山取得联系，亲密合作，继而又成立“宪军保联合纠察处”。在成立大会上，我对两院伤员恳切地说：“我们的抗战任务是巩固后方治安，唤醒民众，支援前线。各位伤员同志，为国家，为民族，流了血，立了功，赢得全国人民的尊敬。希望同志们发扬爱国勇敢的精神，大家精诚团结，共同维护后方治安，力争最后的胜利。我要以同志们为榜样，来完成国家赋予我的使命！”从此，在抗战中期，没有伤兵在外滋事。当时《新民晚报》的记者张洛开设了一家“李渡书店”。举凡抗战书刊、历史文献和进步书籍一应俱全。我和他常有过往，对他的书店没有任何刁难。

    我队驻在李渡刘家院，在营地据点筑有掩体工事，士兵们修了一个“武备花园”，我写了两副对联：

    辟出半边花园，借作用武之地，

    构筑几个掩体，仿佛杀敌之场。

    虽敌骑骄横，觉原是野蛮夷性，不在眼底。

    待抗战胜利，看我为优秀民族，长留世间。

    当时，我的确具有一个青年军人的朝气，率领宪兵，黎明即起，自强自立，沿街跑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我想用这种歌声来唤醒民众，同仇敌忾！我们驻在李渡时治安秩序良好，群众对我有着深厚的感情，上级亦一再嘉奖。后来我奉命调防，当地人士曾来挽留我们。

    1937年11月，我考入宪校受训。约过两月，即隐约听到远处的炮声。原来日军绕过江阴要塞，从侧面迂回袭击南京。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誓死保卫首都。当时新扩充了一个教练团和特务团，要调我们宪校学生去充任连长、排长，担任城防任务，唐生智遂召集我们在江陵府校部训话。他开头就说：“我唐生智身经百战，历来是打胜仗走后头，打败仗走前头……”这时宪兵司令部早已迁往长沙。

    当此紧急关头，有高参向司令官谷正伦建议说：“我们培养的宪兵精华，尚留在南京，如果全部牺牲了，对我们宪兵的前途是不利的！”

    于是谷司令给校部发急电，命令我们轻装撤退。这时交通已被阻断，我们只能徒步行军，渡江过浦口，经江浦，横穿安徽全省，从九江搭火车到长沙。当我们行至巢县途中，南京即发生巷战。原来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撤退，但他的命令尚未到达城防部队，他自己就首先乘汽艇渡江逃跑了。城内的部队撤退出城，城防尚未接到命令，就不准部队出城，引起军民自相践踏，死尸把挹江门都填满了。那种惨状，实不忍睹。这时我才理解了唐生智说的，“打败仗，他走前头”！我写了一首古诗，以纪其事：

    绕道迂回日寇兵，江阴要塞失支撑。

    藩篱尽撤军情急，卫戍无谋弃南京。

    空夸自是老将领，未战先逃丧令名。

    马乱兵荒成惨案，挹江门下尸纵横。

    民族存亡功与罪，且留后世来批评。

    战士杀敌虽英勇，无智无能恨唐生！

    抗战期间，我大半时间在国民党宪校受训，搞教育及后勤工作。先哲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可是我无势可乘，对抗战没有大的贡献。幸而我们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这是我中华民族之福，也是我们应当珍惜的国共合作的千秋功绩。

    郭宝山[1]：部队过黄河转战台儿庄

    国民党嫡系部队陆军第二师驻防河北保定，直属骑兵团驻防安徽宿县。卢沟桥枪响，紧接着保定危急，日寇疯狂入侵，来势很猛。师长郑洞国即命骑兵团全副武装迅速奔赴保定前线应战。火车行至石家庄前，桥梁及铁路已被炸毁，火车不能通过。师长随命骑兵团轻装赶赴漳河阻击日寇前进。第二师主力部队固守漳河，白天日机轰炸，夜晚炮击，国民党官兵在枪林弹雨炮火弥漫中出生入死、风餐露宿、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前仆后继，未使日寇过河。

    我骑兵团迂回于漳河南60里一带村庄，展开游击战术，经常出击敌后车站或侦察敌情，周旋月余，有力地钳制了日寇的军事力量，阻碍和延缓了日军侵占华北的狂妄计划的实现。因战略转移，部队渡过黄河到郑州，整休待命。这时山东台儿庄战场吃紧，随命我骑兵团配合主力部队担负追击或侧面阻击任务，开赴台儿庄参战。

    一次与日寇一小部相遇，随即展开激烈战斗，日寇顽强抵抗。我部占有利地形，且奋不顾身，英勇杀敌，越战越勇，打得日寇惊慌失措。敌逃匿至一座4000多平方米的土寨里，四角有炮楼，三面被我包围，日军又无援军。我全团官兵士气大振，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拼命出击。激战至天黑，日寇狼狈逃遁。第二天打扫战场时发现，寨内外遗弃十多具未被抢走的日寇尸体。

    又一次，在台儿庄胜利大捷前夕，日寇退却，我团追至枣庄与日寇的一小部遭遇。当时，骑兵团追至村头，发现日寇在山冈摇旗大喊大叫。我团即令两个骑兵连各抢占左右山坡高地，展开激烈的战斗。我官兵奋勇出击，抢占山头，目睹日寇抢运伤兵和尸体。我一连长奋不顾身指挥战斗，不幸被日寇机枪打中腹部，在战士背他后撤时，又被日寇机枪一梭子打中下颌部。他不能言语，但仍用手示意我们快撤下去，后抢救无效光荣地牺牲了。我们血战到天黑，日寇仓皇逃遁，并隐匿于煤窑未敢再露面。

    台儿庄战役历时数月，终于取得大捷，一时轰动全国。骑兵团官兵一年来夜以继日、顽强地坚持战斗在血和火的战场上，英勇地抗击日寇，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表现着坚贞不屈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杜一平：武汉会战五里界血战前后

    1938年7月我由国民党军五十五师一六四团挑选到武汉警备旅，当时我17岁当班长，我班独立驻交通路，守卫司令部，武汉警备（或称卫戍）司令长官——陈诚，士兵全部领用二十响驳壳、黄毛呢军装、白手套、黑皮鞋，也就是宪兵的装备，我排排长领两个班守卫新市场（因交通路越过生成北里便是新市场后门），不到一个月武汉三镇的地形、街街巷巷都很熟悉，抗日形势一天天紧张，10月12日（大概回忆）蒋介石飞到武汉，召集高级将领布防武汉保卫战事，接着又调来一队宪兵配合我们，各处警卫都改为双岗哨，20日前后，由五十五师调来的官兵全部返回原单位，警旅撤销，原发驳壳交回换机枪步枪，班长带驳壳，副班长汤姆森冲锋枪、步枪配足子弹刺刀，班的编制，班长副班长，机枪组6人，步枪组8人，传令炊事各1人，共16人，快要打仗了，原师长柳际明不知调到哪里去了，军队中谣传，师长是委员长的干儿子，怕打死，调到后方当清闲官。

    一六四团团长周丞元接见警备旅撤回的官兵讲话：因为你们是我们部队的生力军，又多是响应抗日号召而从学校投笔从军的年轻人，看你们年纪大点的是军官也不过30岁，从陈长官那里把你们要回，本想单独成立一个旅，各团长又不同意，还是决定各回各团，积极准备。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我们去消灭，我们也能够在武汉把他吃掉。周团长湖南人，三十几岁，讲话很带劲，鼓励得每一个人摩拳擦掌，精神抖擞，为了快要打仗，人事不混调，以排为单位编入，我警旅二团五连二排，编入一六四团五连二排，我是五班中士班长，一六四团由纸坊开进武昌城，一二营驻珞伽山原军事训练团住址，三营驻徐家棚车站附近，20日一早开赴阵地前线，团部队为纵深设防，第二营阵地牛家大山，离莴店不远的长江边湾滩处，团部和一三营阵地五里界孟江河一带。23日我全连班长集中侦察地形，绘制战斗略图，前线的伤兵不断地往后方转运，重炮声不时传来，牛家山靠江边有一个庙，蓄满各种炮弹、七九子弹。24日团长骑马巡视战地，并指示前线友军奉命转移，要第二营准备接战，部队紧张地做战备工作。12点不到是加农炮平射炮先开炮狙击敌人顺江来犯的兵舰，接着敌机三架五架不等地轮流来，我高射炮高射机枪同时向敌射击，敌机也不敢低飞，敌兵舰在江湾处一露头就遭到炮击，一露头就遭到炮击，头一天步兵基本上没有接战，但在散兵掩体与交通壕中全神贯注，子弹在枪膛里，只等扳机滑动，肚子饿了吃两片压缩饼干，渴了水壶里喝口冷水。夜晚有点朦胧的月光，好像双方都疲惫了，停止战斗似的，不时听到一声声冷枪，那时虽然我们都是初上战场，却没有一个怕死。晚上连部通知，敌人将在黎明攻击，各排放出战地警戒，就地休息，并通知明天（10月25日）有武汉青年敢死队前来助战，特别要二排加强配合。

    过不多一会儿，传令班长又来说：走遍全连，找不到二排排长肖文鹏，当下每个战友心中揣想，排长可能被敌人便衣特务抓走了，不到天亮由营部派来了一位副员代理排长（实际这位肖排长是临阵脱逃，解放后1952年我由云南返贵州家乡探亲，肖文鹏在黔西县东门肖治国先生茶馆讲评书）。天刚发白战斗就开始了，敌兵舰、飞机、坦克集中着来冲牛家山，由于山上火力配合得很稠密，弹药又充足，敌坦克掩护着步兵向我营左翼进攻，一六四团右翼是四十九师，国民党部队的弱点就是军令不统一，敌攻我五十五师，四十九师不管，敌攻四十九师，五十五师更不管，特别是穿毛呢衣服的警备旅和宪兵受敌人攻击，邻部队更高兴，结果四十九师垮了，牛家山形成了敌人的包围圈，团部电话通知第二营立即撤退，炮兵的轻重炮都无法撤，全部丢了。当我们撤到五里界时，敌步兵正与其他部队拼刺刀肉搏战，我二营也随即卷入战斗，武汉青年敢死队也到，这一场血战，敌我双方都损失严重。敌人坦克虽然横冲直撞，也不能开枪扫射了，所谓武汉青年敢死队，多是学生组成，不分男女，每人一辆摩托，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以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满腔热血，只顾向前冲，不幸在敌人的飞机和坦克的扫射下壮烈牺牲，阴灵上九霄，能安全撤退者无几，五里界血战后部队就被打乱了，敌坦克沿公路直驱武昌，我一班人还有七八个扶伤兵上了战地救护车到金口，伤兵在金口由小木船渡江，我队爬救护车上武昌城，敌坦克已在武昌城内往返冲闯着，只没有开枪扫射了，武昌城随处都在发生巷战，每个交叉路口都能发现战友的尸体。10月25日指挥部已宣布武汉沦陷，当天下午七八点钟，我班还在武昌黄鹤楼下的江边。一只汽船靠岸，难民一拥而上，有挤跌到江里的。我班一边维持秩序，自己由防空洞外撬了一块门板样的板子，用船上的缆索拴靠船边渡江。到汉口钟塔码头，天已经黑了，夜12点才到桥口过汉阳。五十四军特务营又堵着不准撤走，汉阳正在破坏兵工厂。26日凌晨2点一架飞机扫地而过，天亮后得到撤退通知才知道蒋介石是晚上乘那架飞机才离开汉口。从汉阳到监利整走半个月，由于日本鬼子破坏了长江堤，水淹没了沔阳、仙桃一带的田园村庄，每天都要有一两次战斗。11月中到达石首县的塔市才开始集中队伍，12月初奉命到四川奉节整训补充。

    以上就是武汉会战的前后的回忆。

    闵继骞：我在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

    1937年8月，自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奋起抗战已经一月。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经过急促编组，迅速成立。

    同年11月，我应纵队司令张飞生之约，任纵队特务营营长。这个部队的官兵来自多方，其中有地方武装、土匪、无业游民……成分非常复杂。为了使这支部队能够成为抗日力量，我对部队的训练比较严格，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抓得较紧，并坚持同士兵共甘苦，关心士兵生活，凡事以身作则。于是全营官兵均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938年1月，我部奉令开赴抗日前线，在河南灵宝一带布防，阻止日军渡河。当时我营驻扎在灵宝县之露井村。

    部队初到该地时，正值严冬，气候寒冷，又临近春节，为了不打扰群众，我决定不进村庄，拟通过当地保长，在村子附近找寻庙宇、寺院等，以做部队营房。但庙宇等全都找不到。保长建议，现在学校已经放假，部队可以暂驻学校，我以部队不能占驻学校为由，请他另想办法。保长最后说，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唯独村外有地窖多处，是否可以驻军？我考虑到部队进驻地窖，实属兵家之忌：只要堵住窖口，从天井上投掷手榴弹，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且只能被动挨打，无法还击抵抗。但是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我们只能进驻地窖里。

    所幸地窖附近有一座大碉堡，经过修理，可容一连的人驻扎，并能作驻地警戒之用。于是我派兵一连，驻扎碉堡，又在窖群四周加强岗哨，以保部队之安全。如此一来，虽耗部队人力较多，亦在所不惜。其后果是，其他村落的驻军因军纪松弛，乡民不堪其扰，附近群众特别是年轻妇女，多来露井村避难。

    露井村百姓平时吃水困难。我带领部队为群众挖深水池，增加大量蓄水，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我营用水，不取群众的池水。每天一早，我便带领部队跑步至五里外的小河洗冷水脸，并取食用之水，这样既锻炼了部队，又节约了用水。我营在露井村驻扎了数月，和群众的关系非常融洽，受到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我部奉令开回陕西时，全村群众及附近部分群众敲锣打鼓，欢送我军，依依惜别，场面非常感人，并赠送我军大量食品，如油炸麻花、鸡蛋等，经我军诚恳谢绝，群众过意不去，又派两辆大车，为我营运输辎重。虽然我一再婉言谢绝，但群众意志坚定，终不能推却。这两辆大车，一直把我营送到陕西渭南县孝义镇驻地，方才罢休。因当时路上拉差严重，我部特派排长一员，带兵五名，送两车安全回到家乡。

    在孝义驻防时，营房附近有一大桃园，桃子熟了，果实累累，非常好看。我营没有一人违反纪律，摘吃桃子。园主很是感激，送来许多桃子，请我营品尝，均婉言谢绝。

    当时我营还掩护过两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原系我的学生，为党做秘密工作，为了安全和方便，常住我营部，我尽量给予方便。这两位同志，一是任钧，曾任陕西老干局局长；一是何效宁，曾任北京电力局局长。

    根据我亲身带兵的经验，不管部队人员来自何方，多么复杂，只要与其同甘共苦，以诚相见，坚持以身作则，而不是高高在上，他们都是能团结一致、听从指挥的。做到这一点，部队才有力量。

    赵培源：在日军的严刑拷打之下

    1939年，我在湘西芷江宪兵第九团当兵，宪兵司令部要派一批人员到冀豫皖沦陷区招考宪兵（实际是到日寇占领区做地下工作，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鼓舞沦陷区青年志气，使其积极参加抗战）。司令部指定我连连长刘正宗为招考主任，连长对我很器重，故而带我一齐去。后来刘因故未去成，改由宪兵八团团副袁丹书领队。

    我们一共有少校团副一人、中尉排长三人、医官一人、上士九人、上等兵（我）一人。

    我们出发前，由宪兵司令谷正伦召集训话。内容主要有三点：一、到敌后沦陷区做好抗战建国宣传，鼓励青年积极参加抗战，破坏日军“以华治华”的怀柔政策；二、不做汉奸；三、不论工作如何，一定要回来。

    从芷江出发，经常德、津市、公安准备走襄樊老河口转去洛阳。当时正值敌寇进攻宜昌，此路不通，改由枝江、当阳到宜昌上游一小镇三斗坪，乘船溯江而上，经万县、涪陵到重庆，改乘汽车到成都转宝鸡、西安到洛阳。

    到达洛阳后，稍事休息，便做过黄河的准备工作。我们组有组长刘光慎（排长）、上士张秋奎（另一人的名字忘记了）和我共四人。过河地点定在广武县达河。当时黄河南岸守军是河北民军，司令乔民礼驻汜水。

    到河北敌占区需要有“良民证”，我用日光皂刻了一个印——“大日本警备队专印”，仿照得还挺像，模模糊糊还能混过去。过河后住在武陟县乔庙镇一老百姓家内，此人名雷百祥，是在黄河两岸跑买卖的商人。他为人正直、忠厚，讲义气，对抗日人员非常爱护。通过他的关系，我们在武陟县伪政府搞到了“旅行证明书”，因为乘火车、住店都要有证明。

    当时武陟县县长陈晋卿过去做过官，很孚众望，日军到来后逼他出任县长，他是“吃王莽粮办刘秀事”，对各方抗日人员都尽力支持。

    为了减小目标，我和刘克慎分别在获嘉、新乡乘车，免得一旦暴露，同时被捕。

    当时沦陷区的铁路沿线经常遭到八路军游击队破坏，火车夜间不敢开，到新乡后停车要到次日才开，我只好到站外住店。我住在泰安栈，夜间来了两个汉奸特务查店，其中一个是40岁上下的黑胖子，见我年轻（22岁），口音也不像当地人。他盘问我，并自称是四十军的（庞炳勋部队，抗战中期投靠日伪），说着伸出手指，在手指上戴有三四只戒指，并说：“你很年轻，死了可惜，给谁干都一样，你看我给日本人干，要比从前当兵好多了。你如果说实话，我和中村军官（日本宪兵队班长）说说，保你能干上一份。”这种厚颜无耻的汉奸腔调把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但是还要压住怒火装成一副不懂事的模样：“我是从北平到这里跑买卖的，别的不懂。”就这样，两个汉奸把我押到了“大日本驻新乡宪兵队”。

    在押送途中我想跑，但因为对新乡街道不熟，两个汉奸都带有手枪，逃跑根本不可能，只有到宪兵队后看清情况，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斗争方式。

    到宪兵队后，我立即被送入牢房，同屋共三人，通过接触知道，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都要经过严厉的审讯、毒打及种种酷刑，总之是九死一生，能够出去的，不死也要脱层皮，这就要看你是否挺得住了。

    头三天未过堂。在这三天中我不吃不喝，把一生中的往事都想遍了，最终意识到是自己对事情考虑不周，以致落入魔掌。若是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虽牺牲亦是光荣，如果这样等死太不该了。预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今后采取斗争的方式，编造了一套应付日军讯问的答案。

    第四天开始审讯。审问的日军就是中村军官（后来从难友口中知道的），此人穿着中国式长袍，说得一口中国话，字也写得不错，如果不仔细分辨，认不出他是日本人。

    “中国的好，八路的好，英国的美国的不好。（那时日军已有反英美的言论）你把从八岁到现在通通的说明白，假话的不行。”日军妄图以此来诱供。

    我用编造好的话来答：“八岁在北京上学，后因家里穷，十二岁到《天津庸报》当学徒，后来当工人，今年天津闹大水（我在洛阳看报纸知道的）工厂倒闭，我到洛阳师兄弟处工作，现在天津好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怎么过的黄河？”日军问。

    “我给了他们钱，才过来的。”我答。

    “河边有当兵的没有，都是什么枪？”

    “有好多当兵的，有长枪也有短枪，是他们在外边吃饭时我看到的。”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过去了。

    回到牢房后，难友听了我的答复告诉我，明天过堂，日军就要打你了，不论怎样，千万不能露出一丝破绽，不然就要用狼狗咬、灌辣椒水等酷刑。

    第二天提审一开头，日本人就大喊：“你的不对。”把我说出的口供抽出一段重问，一边用烟头往我脸上烫，每段后脸上就烫一个疤，一堂过后脸上烫了二三十个创疤。从日军的文件上我知道，日军宪兵队长名叫原田笔次。

    第三次过堂没问两句话，就开始打耳光，用皮靴踢打，打倒后再踢，突然喊口令：“立正！”“向左转！”“向右转！”看你右手虎口有无持枪痕迹，小腿和脑门有没有打裹腿、戴军帽的痕迹。我抱定必死的决心，任凭日军如何毒打也得忍受一切，争取最后胜利。

    我考虑到，一旦日军看出破绽，只有拼着一死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临死前也要与日军一拼，要轰轰烈烈地死，决不做汉奸、民族的罪人。拼将一死酬壮志，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四次、第五次过堂都是用皮鞭抽打，用皮靴踢，我的左肋骨被打伤，待回到重庆后三四年后才渐好。

    我在牢中正值“日、德、意三国同盟协定”签订，日本人庆祝游行。经过了19个日夜，日军实在问不出什么新东西，才在10月上旬将我释放。

    从日军宪兵队出来后，证件被没收了，钱也没了，同时释放的还有一个青年，要到河南参加抗日，我把他带到洛阳，他参加了我们的宪兵部队。

    回到乔庙镇后，我见到了雷百祥，他惊喜万状。据他说：在我被捕的第二天，日军就到武陟县调查陈晋卿县长。如果我在宪兵队说了实话，陈县长一家可能被日军杀害了。

    回到洛阳后，组织又派我到皖北的霍邱接收一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他们都到洛阳参加了宪兵。

    1940年底，我回到了重庆，此时已经升为下士。由于我被捕时受刑不屈，工作表现突出，宪兵司令部通令全军嘉奖并提前晋升一级，这样我就升为了宪兵中士。

    回到重庆后，我看不惯后方的花天酒地，发国难财、当国难官的比比皆是，自己爱发牢骚，后来被司令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沈万千知道，给我写了一封信，调我到司令部工作。1941年中央军校十九期招生，经司令贺国光特准，投考军校，改名为赵念兹，1945年毕业。

    文琪：优秀学生军，从戎杀敌人

    1937年12月，浙江省浙西地区相继沦陷，许多青年学生都离开了家乡，转到浙东绍兴、金华一带，流离失所，处于无家可归、无书可读、无处栖身的悲惨境地。

    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绍兴专员贺扬灵为把这些优秀青年儿女召集、组织起来，成立了青年、妇女、少年三个营。

    青年营：由500多名男学生组成，分为三个连。连长程金收、程森士、俞文奎，都是海宁人，高中毕业。

    全营武器配备：每连轻机枪九挺，步枪人手一支。

    营部组织人员：中校营长由第五支队上校参谋主任周明兼任，少校副营长由我担任（我在抗战早期便投笔从戎，到如今已有较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中校指导员杨庆骝，少校指导员王梓良、顾达一，后来分别担任嘉兴、海宁县长，程森士后来担任海宁县党部书记长，俞文奎担任海宁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海宁总队上校支队长。

    妇女营：以招收的青年女性150名组成，营长戴谷音，暨南大学毕业，嘉善人，后来担任过本县县党部书记，后与程森士结婚。

    少年营：以13～15岁的少年150名组成，营长由妇女营长兼任，营副名字记不清了，杭州市人，后与杨庆骝结婚。

    上述三营成立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向世界宣告，中国青年、妇女、少年都起来参加抗战，壮大了抗战阵营，唤醒了迷梦中的人们。

    青年营是直接参加抗战的战斗组织，我负责其军事训练。我与他们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文化水平、对祖国抗战的认识和决心。

    他们一般都是初中毕业，对祖国抗战一致表示支持，愿意不惜任何牺牲，誓保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民族永存，表示：“以我们的血肉，拼掉敌人的头，最后把日本强盗赶出我国领土。”

    我和他们个别谈话后，内心无限激动和兴奋，便鼓足干劲，加紧军事训练，让青年营更快地成长为一支精锐队伍，并与大家大唱抗日歌曲，提高抗战认识，坚定杀敌决心。经过六个月的训练，青年营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

    我们请求上前线，参加作战。上级认为，青年、妇女、少年三个营系浙西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可以因地制宜，开赴浙西，作敌后游击。因此我率领三营共同冲过钱江，与第五支队配合作战，突击敌人兵力薄弱的据点，破坏敌人水陆交通。

    妇女、少年两营以宣传、救护、联系群众为主，有时与青年营配合，攻击敌人的据点。

    我们在敌后游击达六个月之久，经历过规模比较大的战斗。第一次是配合第五支队在海域百步亭的战斗。敌人兵力相当雄厚，向我司令部猛烈攻击，郑司令速令身边的三、四大队展开抵抗。战斗序幕揭开，敌我发生激战，司令又速电令一、二总队的总队长率领一、二、五、六大队向敌人左右翼，迂回围圈攻击，形成三面包围之姿态。正在酣战之际，第四大队队长李健在战争中生死不明，重机枪中队长身受重伤，重机枪两挺被抢，战士伤亡很大，整个正面战线有崩溃之虞。郑司令又令我青年营全力向前增援。学生们受命之后，大声疾呼，杀声震天。这是我们发挥杀敌灭寇之精神、报国仇家恨之良机。我们决心与敌死战，勇往直前，猛力冲击。正面之敌抵抗不住，有向后移动之态势。左右两翼友军士气为之一振，精神旺盛，三面集中火力，形成密集的大网向敌人挟去。敌寇死伤无数，残部仓皇退去，我们除把原有的机枪夺回外，还夺获敌人很多枪支弹药，战事宣告结束。

    第二次是桐乡赵家村之役。这次我营独立作战。沪杭铁路驻王店站据点的铃木中队有500多人，向我驻地进攻。由于我们早已在敌据点获得内线情报，因此把第一连部署在敌人到达赵家村必经的路口，与敌交火时，边战边退，诱敌深入村中。我带二、三连埋伏在赵家村两旁的隐蔽地，俟敌人到达预定地点，左右出击，集中火力，猛烈打击敌人。敌人伤亡惨重，我营仅伤亡两人。

    1939年4月，我营和第五支队奉调浙东绍兴整训。我晋升为中校营长，程森士升为少校副营长，黄斡夫升为上尉连长。上级重新发给我们清一色的步枪。黄绍竑主席亲临讲话、检阅，同时和三个营会餐，这给了我们莫大的启发和鼓舞！

    法国记者吕蒙夫妇来我国访问，特地来参观我们三个营，绍兴专员贺扬灵陪同前来，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由贺专员主持。他首先致欢迎词，接着介绍三个营成立前前后后的概况，继续说明三个营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绩。学生们抗战情绪高涨，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六个月的游击战战果辉煌。

    法国记者开始讲话：“我们来到贵国访问，大后方和前方，总的说来，形势很好，主要的标志是，你们国家虽然经过将近四年的抗战，但我们在经过地方和沿途火车上亲眼所见：广大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鸡、鱼、肉、蛋等东西，到处有买有卖，人民心情舒畅，真是伟大！你们都是中华的优秀青年，抗战情绪高涨，敌后游击战果辉煌，希望你们在原来胜利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再接再厉，争取领土完整、国家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共同把国家创建成为伟大的国家。最后祝你们胜利，健康成长！”

    当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场娱乐晚会，三个营的同学尽情表演，首先集体唱抗日歌曲，接着演了一幕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最后是京剧清唱、口技、相声、魔术等节目，最后尽欢而散。

    抒情赋诗三首

    日本强盗野心狼，疯狂侵略我家邦。

    东亚醒狮已崛起，统一民族阵营强。

    中华优秀学生军，投笔从戎杀敌人。

    歼敌灭寇驱强暴，勇往直前立功勋。

    抗战人民斗志昂，为国捐躯受表彰。

    发动侵略遭惨败，日酋捧表乞投降。

    陆祖英：在迎战的路途上

    1940年秋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了，工兵科有32名军官分发到第一战区所属各野战师部队。由教官张际带队，从湖南零陵工兵学校出发。

    大火后的长沙城，现在被火烧了的街道上，都是用毛竹、芦席搭起的简易房屋，毗邻相连。市场还是很热闹，人来人往，穿军衣的占多数。中山公园内断垣残壁前，搭起戏台，在演田汉编的改良京剧，观众绝大多数是军人。

    我们雇了五条船，开航前那天清晨，在大西门码头趸船上，遇见五六个男女青年，其中有一个是我家乡师范同学——鲁钰，他见到我身穿草绿军装，挂了斜皮带，左胯还压着一把短佩剑——军人魂，先是呆了一会儿，接着似乎非笑地说：“他乡遇故人，很够味！”

    他也没有向我介绍他的同伴，接着说：“我在抗剧四队，现在到老河口去。”头微微昂了一下，和他的同伴走下河滩，上船去了。

    我被弄得目瞪口呆，是这一身老虎皮隔断了我们以往的友谊，弄得同在抗日阵营中却形同陌路，百思难解。

    穿过新河，满江的障碍物——水拒马，高大的木桩密布江中，有时会发现一两只没有扫尽黑色的带触角的水雷在木桩间漂流，江滩上有被炸毁的船体，还有残缺的死尸。来往船只在一条拆掉木桩的江中流的通路上行驶，船老板不愿前驶，我们软硬兼施要他们送到沅江，他们才战战兢兢慢慢地划行，走了两天，才到靖港，前面没有通路了转入支流，驶向沅江。

    沅江，目前替代了岳阳，成了南北水运的集中地。河内船舶拥挤，敌机来袭时，有的中弹起火，满河骚动，火光黑烟，一阵阵惨痛的叫喊。一霎时，几十条船烧成一条火龙。

    我们无法久留，舍木舟登轮船，穿过洞庭湖一角，到长江边涴市，由涴市再坐江轮到宜昌。

    宜昌是军事的后方重镇沿江的码头，货物堆积如山。白天，敌机要来两三次，宜昌市民大部分早上渡江到南岸躲空袭，傍晚才回市内。

    没有汽车，只能徒步北上。

    一天傍晚，到达荆门，这里离当阳前线百余华里，是战略重镇。六战区的一个后方医院，设在吴帝庙，伤员太多，轻伤的士兵不收容。在庙前的大坪上，应时的江湖医生摊摊摆满了。

    我站在一个医摊前，在昏暗的马灯光下，侧背坐着一个患者，左小腿受枪伤，医生的上身也穿了军衣，显然是军医人员改了职。病人30多岁，上士领章，镶了两个大金牙，被烟熏黑的左手两指夹着纸烟。郎中把纱布塞进创口，患者像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瞄着伤口，悠悠地喷着烟。

    一会儿，包扎好了，他丢下一个光洋，站了起来，我看清了他的符号和臂章。问他：“师现驻哪里？”

    他用戒备的目光盯着我，好一会儿，带点挖苦味对我说：“是个新当官儿的，到俺师去——去当肉标靶！”

    “差不多。”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了这位上士排附。

    他又说：“离这里一两天路程，在钟祥境内……火线的弟兄和鬼子（日兵）黄狗（皇协军）胶着呐！”

    我问：“腿上的彩，是什么时候挂的？”

    “一个月前，鬼子、黄狗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孙司令一个劲喊：‘坚决顶住，不放弃一寸国土。’奶奶的，炮声一响，坐上吉普，到老河口去了。大官在后方躲着，弟兄们在前线拼命，老子越想越气，把驳壳枪在这里叮一下，下来了，就这样。”

    他睨视我，嘴里喷出大口的烟雾。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问他，“抗战长着呐，伤愈还打算回前方？”

    他听了这话，兴奋地笑起来，“打仗，我欢迎！没有枪声，就像鱼儿没有了水。我打15岁出来当兵起，至今快20年了，从河南到安徽，从安徽到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抗战一开始，从川内又到湖北，大小仗次数记不清了，光挂彩也十来回了。可没捞上一根斜皮带，第一号兵头——上士排附，大老粗吃不开。”他深吸了一口烟，又说：“大官们，在后方发国难财，在前方发抗战财，我们到哪里去发财？埋埋死人，在那里捞些油水。打吧，打吧！把这个吃人的世界打个稀巴烂。”

    他咯咯地阴森森地笑起来，这笑声会使人立起汗毛。接着哈哈大笑，双手挥舞，向一条小街走去。

    我回到了今晚的驻地，一家农户，仅有房东老大娘、媳妇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他们为我们煮了黄米饭，就着盐萝卜干，饥不择食地狼吞虎咽，一面听老大娘诉说。

    “战争一开始，老当家的就被抓去当夫子，开到武汉。后来撤退，遇到飞机，点了炸弹归天了。”她没有说完，就哭了起来。

    媳妇说：“保甲长三天两头来要人要钱，我男人经常被抓去出官差，一去就是十来天，田撂荒了没人整。这日子怎么过？前两个月他又被征去修战壕，目前一点音讯都没有。”

    她也哽咽了。

    老大娘又说：“这样日子，我们怎么过呢？最好赶快打完仗，把日本鬼子赶到东洋大海去。不这样，我们的日子没法过。”

    “这样日子，我们怎么过呢？”

    老大娘哑涩的声音仍在我的耳际，同伴们的鼾声高高低低，我的思潮大幅起落。

    不错，民族垂危，国家兴亡，作为中国人，应该去抵御外侮，扫平狼烟，驱逐倭奴。可是，我们打了胜仗，停止了战争，人民会有幸福生活吗？仍然会苛征重税，民不聊生。那么我们现在是保卫那些执政者们的荣华富贵。

    ……想到这里，全身一阵寒战，头也痛起来了。

    在皎洁的月光下，我站在樊城外汉水边上，望着对岸巍然的襄阳城，遥想三国时代在这块平原上的角逐，千军万马，为了刘曹的争霸称雄，沥血于此。我仿佛听见了战鼓咚咚，呐喊声不绝。我又仿佛看见了旌旗招摇，万马奔腾，驰骋在此。历史一代代演变——继演、重演，这里也许又会变成现在的战场。

    次日行军向老河口，两天到达。安顿了驻地后，我还是先去询问抗剧四队，我决不先负人。鲁钰是我的同学，小老弟，遗憾，抗剧四队住过的集成小学，已被炸成一片废墟。天黑了，无法再找，怏怏而回。

    天气渐变，连日阴霾，急行军两天到达南阳，当晚大雪。

    在南阳住了十多天，度过了农历1941年的新年，参观诸葛孔明先生的住所——卧龙岗旧址。在南阳城十余华里，一堆稍高的土台，上面没有建筑物。见面不如闻名，太使人扫兴了。

    交涉到一辆木炭汽车到宝丰，又在宝丰塔班车，终于到了洛阳城西营房战区长官行辕，张际队长和我们分别了，他西行到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任教去了。卫立煌到重庆述职，参谋长接见我们，为我们介绍了那些野战部队的驻地和简单概况。唯我和林才劲（婆罗洲日侨）、袁云骐（北京朝阳大学流亡学生）要过黄河到山西绛县，分到十七军的韩永年（河北青年学生）要到夏县。剩下一段不太长的旅程，但路途艰难。

    一路36个同学，前后约三个月，迂回绕道的同行，一旦分别，依依不舍。

    我们四人，坐火车到了渑池，住了一夜，又步行两日，到了黄河渡口，办渡口手续和等船。

    一条能载百余人的大方头木船，在汹涌的黄河边上，先逆行上去约五六百公尺，再向对岸放船，约一小时，到了垣曲渡口。

    黄河南岸有了初春气息，过了河却是冰天雪地，温度经常在摄氏零下五度左右。在南方长大的人，尤其在水乡长大的人，陡入这寒冷的山区，一下适应不过来，过去生活连影子都消失了。

    踏上黄河北岸，韩和我们分手了，他独自向西北去，我们向绛果方向走。

    这里除了山就是涧，谷地就是涧边，已经开垦了的土地上，种植了庄稼，这里的人，就靠这些土地播种出来的粮食延续生命。

    我们爬着一个比一个高和陡的山峰，在涧底十五军军部又度过了六七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驮行李的骡子也要好久才能登上一个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5公里的路，花了一整天，摸黑到达西桑池陆军第六十四师司令部。第三天我到了工兵营第二连。

    前面迎着我的，是无法预测的战事，我以枕戈待旦的姿态走入战地生活。

    苏本善：在攻打奉化县城的日子里

    1940年，我由浙江定海县县长升任为国民党浙江省保安总队少将队长兼茅山地区指挥官。当时我年方三十，血气方刚。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人民生灵涂炭，真是义愤填膺。加之受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主张的影响，在国难当头之时，唤起了我的民族感，满腔充满抗日之情。

    我受命领导的这支保安部队，虽说武器配备比较齐整，但由于是地方军，人员成分复杂，组织纪律松散。为了提高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1941年5月，我奉命把部队调到浙江义乌县进行整训。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大举向宁波、奉化进攻。不久，宁波、奉化沦陷。为了收复奉化，蒋介石曾命令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沿海军总指挥俞济时采取军事行动，收复奉化，但未能成功。俞济时只好多次向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请求派苏本善的部队支援。

    6月30日一大早，一阵紧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了。当我拿起话筒一听，是黄绍竑主席打来的。他的话大意是奉化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很恼火；认为你部有一定作战能力，配合俞济时的部队作战，一定能把奉化城拿下来。

    吃过早饭以后，我马上召开了各支队营、连干部会议，传达了黄主席的命令。我的这支部队官兵中有许多来自湖南、上海、东北等地，他们的家乡深受日本侵略军侵占之苦；又因中共地下党在我部进行抗战主张的宣传教育，使得广大官兵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行动，顾祝同、黄绍竑给我部增派了40部军用汽车。

    下午，我们分乘40多部汽车出发，因天下着雨，汽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行驶十分困难。当汽车行驶了100多公里，抵达长乐车站时，道路已被破坏，汽车再也无法前进。我们只得以步代车，又连夜兼程100多里，天亮时到达了指定地点——新昌县，与俞济时部会合。

    我与俞济时同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又同在第十集团军共过事，是同学也是战友，彼此交情甚密。俞济时召集一二四师师长陈德法、翁光辉、宁波市警备总队队长俞济民和我等各部将领，在新昌县北山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议。他一再强调这次战役的重要性，强调收复奉化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如果拿不下来，要受到军法处查办，希望各路军协力奋战，把这次战役打好。当时我们都表示奉化是蒋委员长的家乡，抗击日本侵略者是军人应尽之职，当竭尽全力。

    奉化县城三面临水，一面为陆地，地形险要。自从日本侵略军“舞鹤”部队一个旅团占领宁波、奉化后，修筑的工事林立，岗哨布满县城各要隘，并有飞机配合进行军事行动。

    7月3日，攻打奉化的战幕拉开了。我部从中路主攻奉化，陈德法的一二四师从左翼进军，俞济时之兄俞济民部从右翼包抄，三路向奉化进攻。深夜3点多钟，当我部从陆路向奉化进攻时，在县城外就与日军交上了火。日本用重兵把守陆路，我命第一支队进攻（第一支队以湖南兵为主）。日军居高临下，凭借有利地形和防御工事，疯狂向我扫射。我部大多是轻武器，没有炮火配合，日军的制高火力点不易摧毁，我们用手榴弹、爆破筒去爆破都未能成功。就这样，一直激战到天亮时，仍未得手。

    在我部与日军交战的同时，李文均营长率领的预备队从奉化东面过一条小河，在奉化城的东门打开了突破口。我正组织兵力爬上城墙与日本殊死一战时，忽然，城外枪声大作，弹雾缭绕。侦察员向我报告说，负责左、右翼打配合的陈德法部和翁光辉部均被日军击溃，日军正兵分两路向我进攻，我部已处于腹背受敌夹击之中。我马上电话请示俞济时副总司令，俞答：便宜行事。

    在形势骤变的情况下，硬攻将给部队带来更大的伤亡，我只好放弃了攻城的机会，边打边撤，将部队撤到了奉化附近的四明山一带，与日军周旋作战，一直坚持到7月9日。这次战斗，我部伤亡了100多名官兵（连长赵云郷和两个排长均埋在了奉化后塘岙），日军付出的代价更加惨重。

    奉化一战，归于失败。战后，上级进行战事失利分析时，认为这次失利主要是陈、翁部队战斗不力所致，并表彰了我部在对日作战中英勇果敢的精神。蒋经国先生以赣南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赠给我部一面“海防干城”的锦旗。1946年春节，我任绍兴地区专员时，蒋经国先生因公务来到绍兴，还对我在攻打奉化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作为表示称道，并同我合影留念。

    郭隆瓒：战地工作队的抗日活动

    1941年初，国民党部队在赣西的抗日战场已退至锦江沿线。锦江地处赣江以西，是保卫江西大后方的一个天然屏障。江西省保安纵队以三个团的兵力担任锦江南岸的正面防守任务。因省保安纵队是一支地方武装，在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等各方面远较国民党中央军逊色，然而防备却关系到整个江西战局的安危。当时，省保安处副处长熊滨兼任纵队司令，为配合保安纵队防守作战的需要，特成立“江西省保安处战地工作队”，调赴锦江前线，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破坏敌后交通，扰乱敌后秩序，配合纵队正面防守作战，成为敌后打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战地工作队共设八个分队，由总队部统一指挥，以两个分队驻游击战区岷山和小孤山，以六个分队分布在锦江沿线，总部驻高安单家圩。我任总队部上尉干事，专职处理各分队报来的情报，并汇总上报。电报、电话，几乎没有停息，工作紧张繁忙。

    战工队员们绝大多数是赣北一带与当地流亡在外的有志青壮年，民族气节很高，地方情况熟悉。他们出入敌后、刺探与密报军情、机智勇敢地打击日军，干出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在莲塘伏击日军

    莲塘是日军侵占下的一个重要据点。194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莲塘至向塘的公路上，有几个日本兵扛着一挺机枪，赶着两匹骡马，气势汹汹地从莲塘走出来，刚行至不到5公里远的地方，突然“隆、隆”两颗手榴弹在日本兵面前爆炸了。预伏在公路两旁的战工队第八分队的队员们一跃而出，大喊：“缴枪不杀！”吓得倒在地上的日本兵丢枪弃马，拖着受伤的肢体，爬起来拼命逃命。当即缴获机枪一挺、骡马两匹、步枪一支。

    1942年初，熊滨调泰和任省保安处处长，纵队司令由副司令黄新富升任。战地工作队也因财政支绌由八个分队缩编为三个组，改由全省情报总站指挥。第一组留驻岷山，第二组调驻丰城小港口，第三组驻新建淞湖。我任第二组上尉副组长，队员都是选留下来比较精干、骁勇善战的原省队员。他们原来只是流亡、无家可归，这次缩编又被留用，工作热情更加高涨。

    1942年春节前的一个黄昏时刻，一个日本兵在莲塘附近的村子里掠夺东西、污辱妇女，他自以为这个村子靠近莲塘，“皇军”淫威所及，可以为所欲为。正当他张牙舞爪、逞凶作恶的时候，我第二组潜伏该村的战工队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日本兵按倒在地，短枪、匕首对准胸膛，以破布塞满口腔，黑布蒙住眼睛，把手脚捆成一团，装入麻袋，好像抬着一只垂死的野兽，从容返防。由于我们不懂日语，无法审讯，只是以汉字书写对话，才知道这个俘虏是日本太贺茂部队的一等兵，名叫东太郎。后由我押往泰和，送发全省情报总站审讯有关日军的一些军事情报。

    我回小港后，组长他调，由我代理，于是对人员布置与工作安排做了新的调整，并在日军占领区建立了许多义务情报员和通讯员。这不仅加强了战工队员们的掩护条件，而且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严密情报网。

    夜袭汉奸潮王洲合作社

    1942年5月间的一天晚上，天下着毛毛细雨。南昌市夜色沉沉，静寂无声，只有汉奸潮王洲合作社里灯火闪亮，几个充当售货员的汉奸，围坐喝酒，细语倾谈。突然间，我第二组十几个战工队员身穿农民服装，头戴草帽，足蹬力士鞋，手持短枪、匕首，出现在他们眼前。“不准动！我们是抗日部队，你们这些甘做亡国奴的汉奸，要是老老实实，还能饶你们几条狗命，若是声张顽抗，马上枪毙你们。”

    这些家伙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形同木偶，服服帖帖地任由捆绑在地，口塞毛巾，眼蒙黑布。等战工队员们搜出日本运来的布匹、香烟、雨鞋、胶鞋……五六担，我们才收回预先布置在两头街口的守望哨，由小路从容撤走。

    直至天亮，我们快要穿过日军防线时，突然前面的敌堡鸣枪堵击，背后村庄也鸣锣集众，手持梭镖追赶着，大声喊，“捉中国兵！”但他们行动迟缓，显然是被日伪军逼出来呐喊助威但有意告诉战工队员们快走的。我们在当地情报员和通讯员的掩护下，在小兰乡罗家村隐藏了一天，把夺来的布匹、香烟、胶鞋拿出来一部分给当地的情报员和通讯员。待夜深人静，我们又从小路穿过了日军防线，全部安全返防。

    汉奸潮王洲合作社是日、伪生活用品的重要供应机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所谓的“皇城”脚下，竟然会从天上降下来一批神兵，给了他们一次不堪设想的突然袭击。因此，这些日、伪兵和汉奸们都感到心神不安，魂飞魄散，单人独马再不敢外出夜行。

    战工队员们就是这样在敌后出没无常，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同日、伪兵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自1941年至1942年冬战地工作队奉命撤销的两年来，我们战工队前后共炸毁日军公路桥梁、破坏铁路公路100余处，剪获电线千余斤，刺探与密报军事情报200余次。对日军的交通、通讯和军事行动，制造了不少的困难。

    邢力民：回忆在青年军训练备战的日子

    1943年秋，我正在梅县私塾中学读书，时阅报刊，日寇疯狂屠杀我国人民，奸淫、抢杀、烧光，惨无人道。且全国各地大、中名城都易手，飘舞太阳旗。我们同学中对国家如此受日寇之耻辱，我辈七尺之躯，愿学先人班超、岳飞、顾亭林等民族英雄志气，如国家有日号召为国出力，愿投笔从戎赴沙场抗日救国。正巧本校军训教官刘华君高就二〇九师，就此机会由刘教官率领我们，计有余顺新、余锦泉、黄崇德、刘志真、曾根福，及我邢力民（这一群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现在除我外，均在台湾），由梅县出发经新铺圩至黄岗县。这天步行90华里，进得城来已是夕阳西坠近黄昏，找好旅店住宿，并到黄岗山城西郊散步，后才回来就寝。翌日由刘带领我们到师部，得到热情接待，并由师部郑副官发表，表示我们来入幕目的，即填写为保卫祖国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救国而来的志愿书。遂即分配我们到师部直属军士教育队，以短期训练结束后，分配给连队充基干作用。

    经过一旬的紧张及严格的基本操法，每天三操二讲。队长曹享金（梅县人），全队分四个区队，先后来共200多人。有的同志因家庭好些，受不起军队严格考验，开小差者也大有其人。约第三周，队里领有枪支，每人发七九步枪1支、刺刀1把、子弹100发与手榴弹2个。教练瞄准射击，在结业前为实弹射击，每人三发弹，并有奖励，为三发中靶者奖老刀牌香烟五包，三中二者奖二包，三中一者奖一包。我有次实弹射击心中由惊转定，三中二发。各同学向我贺喜，我以奖品分发大家共赏，吸后大家说笑欢喜。这次香烟比任何一次都醇香。

    一天中午正在紧张训练时，忽听值星官一声洪大音“立正”后，各就而立，双目注视前方。原来是本师师长温鸣剑（民敬）。他中将领章，高大魁伟，精神，并以和蔼口气说稍息。马上集合转向讲话队形，由温师长作训示，全队鸦雀无声。记得当时讲有：同志们，现在祖国抗日战争已到达生死关头，日寇已分三路来攻我军，兼且鬼子有优势空军轰炸，又有优良武器，一由浙赣路来三南，一由湘粤铁路直下韶关，一由广州从化直上英德。因此我们要齐赴沙场做好准备。但在这危亡生死关头，我们全部同志也好，全国人民也好，要集中一切可能力量，一致打倒日本鬼子。因此我们国民党部队，要不负众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胜利前温师长被蒋介石以管教部队不力之词撤职。因本师有个营长携带大量人枪投向共产党。在1981年冬，温师长由美返国观光，回家乡梅县及故居丙村并专扫母亲墓，还得到政府欢迎。

    军士队结业本应举行典礼，因有敌机空袭，即分配我们到六二五团，曹队长调该团任搜索连长。他率领分配到团60人，由黄岗出发，步行约200华里，两天到达。团部在福建省上杭县城南门扎营。

    当时我曾作七言诗：

    当年报国投山城，羊肠小道只等闲。

    立下成仁决心志，不杀倭寇终不还。

    黄岗山城出发，经白泥湖至福建武平县岩前圩午息，向前进经叶坑挑、锯子岭，两边悬崖峭壁，乱草丛生，不但有大虫出入，更是土匪打劫之所。至十方圩找到当地乡公所，分配民房宿营，找禾草就地而卧，并出警戒。

    翌晨出发过高梧圩，一路上为了减少疲劳，还唱起出发歌：枪在我们的肩上，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保卫祖国，齐赴沙场……有的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精神变好了，抵达上杭县近黄昏，至西门口早有团部派李副官迎接，同返团部。

    第二天由六二五团团长李益群少将（兴宁人），黄埔军校四期生，亲向新分配同志训示。其大意说，师部这次分配到我团工作同志们，大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本人代表团向师部感谢。但还要在位各同志各尽所学，发挥联合各界民众及一切有生力量，不论共产党及各类为抗日出力人士。如果不抗日，等到国破家亡，那一切完蛋，受耻辱，做囚人，这是军人最大之耻。当前日寇各地来攻，气焰猛烈，各同志分配到连队做基干起作用，要学当年北伐东征学生军本质，以一当百消灭日本鬼子，要勇敢抗日作战，侵略者必要灭亡，人要以志气为本。

    六二五团为了与当地民众联络关系，成立篮球队，时与当地中学各球队比赛，或与邻近各县队比试，每战必胜，所向披靡，称全师之冠。

    当时我分配到团直搜索连，曹连长即任我为上士军需士，因特务兵未到位，由我暂代。逝者如斯夫。为纪念这可歌可泣、抗日救国胜利日，谨以数语以告昔年朝夕同甘共苦的老首长、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

    并作怀旧诗：

    每怀往事向朝束，投笔从戎念书踪。

    席帐谈兵闽水绿，同心抗日血袍红。

    一国两制统大业，十亿人民应并肩。

    亲友袍泽俱思念，何时重逢叙一盅。

    傅震：一路惊魂到上海

    1943年8月上旬，我刚由第三战区办安徽洋滩爆破技术训练班毕业回到总指挥部，住在广德方村待命，后被派往杭州徐福林部。洋滩爆破技术训练为英国皇家空军援华军事代表用翻译讲课，讲课的是英国人，被派训时我担任忠救军六团特务组长，并率全组12人，我妻子也一并参加。

    一天夜里12点钟的光景，我们都已熟睡，突然有人敲门叫我，开门后见到的是一个手持马灯的青年。他对我说要找傅组长，我说：“有啥事件？我就是！”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了以后甚为疑惑，信内容极其简单，就是见信速来参二科面谈。总部横岭离我住地方村有20多里，且多是山腰羊肠小道，我便留传令兵住下第二天一早同行。

    次晨到横岭参谋处二科，和人事科长一照面，竟然还是旧相识的曾××。1937年，我同曾科长在浙江奉化下设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游击第二支队王春晖大队一起工作过，我在二支队特务连任中士副班长。寒暄之后，他立即在档案中拿出一张译电稿给我看：

    电到即派爆破至最高程度人员二名到上海浦东张蕙芳部报到，并将该员启程日期、年龄、籍贯一并具报为要

    渝淼

    我看后即明白这是要调我到上海去，但只有二人，我迟疑不决，但没开腔。曾科长随即说：“老傅，戴先生来电调派二人到上海工作，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上海是大都市，将来不要忘掉老朋友哟。我向处长提请派你去，另外一人你自己去找。”我立即要求把全组调上海，但曾科长回说：“戴先生只要二人，事情很迫切，快回去准备准备，并告诉沿途联系的人和地点。”接着他给我看了一张派令：

    奉局座戴电，调人员二名，兹派少校特务组长傅震到上海张蕙芳部报到

    此令

    安排好组里公私事情以后，我带着妻子向上海进发，到广德城将箱子及笨重东西寄放到好友的家里，仅携带一只烟袋、少量衣着及一批英制炸药器材，继续赶路。卢埠与丁山是沦陷区交界封锁线要隘，进入丁山必须备有敌区良民证，备查证明，不然是无法进去的。到卢埠尚有一天路程，妻子突然感冒高烧不退，住入山湾里的一个小村，一住就过了三天。我身上有钱，吃用都付钱，请来土医生治病，到第四天早上，妻子病情稍有好转。甲长派来两个民夫、一副用木条做成的担架，抬着我妻子，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卢埠军民合作站。后方村镇都设有军民合作站，是专门运送部队机关物资的，一站接一站，大概最多十里路。

    卢埠总部设有情报组，组长曹岳是方村特训班同学，良民证、住宿都由他去解决。住下第三天，曹岳才拿来两张空白的印有黑字的丁山区良民证，其他有效事项，曹岳没办到，但有人给他建议叫丁山保安团长史效民去办。于是，由曹岳负责把我们送入丁山封锁线。

    上午8点，我们随着人群进入丁山封锁线，两个“和平”兵一个带班的对我们夫妻看看没作声。我们走到沿着河边用竹水搭的一片小酒店时，进了一个小酒馆，叫了一斤福珍酒和一只活杀鲈鱼。我喝了两杯酒后，内急想外出小便，出了酒馆看到离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刻字小摊，我走过去想找人刻一颗福来棉布号书柬图章。我对其中一个摊主说：史团长叫我来刻，马上要用，工钱加倍。他马上削木奏刀。约半个钟头后，我吃完了酒去拿，他已经刻好交给我。我借用他的印泥，在两张良民证具保格上盖上俞小白、金珀瑛，他呆呆地看着不作声。我藏好良民证，拿着蓝色10元票面储券给他，歉意地对他说：辛苦辛苦，买支烟吃。他似从梦中惊醒一样，两手一推，随便怎么都不肯收钱。我只得把钱向他摊角一放，同妻子走出了小刻字摊。他似乎感激我出手大方吧，目送我这个顾客平安前进。远远地回首一看，他还呆立在摊前，摇手表示谢意。

    史效民住在丁山街河边一幢旧式木结构大屋里，他亲自接见我夫妻二人。史效民身体魁伟，面貌粗黑，上装穿草绿色军装，上校领章，下身穿马裤，脚蹬马靴。我们三人在大屋里坐着，直到午饭时间才有一个中年妇女托盘进来，把小菜摆上八仙桌以外，再也没有看到有其他人进来过。满桌小菜有十大花碗，色香可见，味道和量亦不为坏，天大的遗憾是酒没有福珍顺口。

    饭后，商定把我随身携带的一批英国爆破器材——808烈性炸药三盒、钢笔型延期雷管二十支、文具型磁性爆发机二只、黑色小盒式磁性爆发机十只暂放史效民处，到达目的地后联系再取。

    从丁山到和桥时，汽船马上要开，仓促与史道别，落船入舱坐定。船向和桥破水迎风“哒、哒”前进，忽见迎面驶来十只大木船互相咬着尾巴，上面挤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与汪伪兵，轻重机枪、小钢炮架在船首舱板上，一面太阳旗插在船头逆风大抖，与我船擦身而过，直奔丁山方向。我估计是又向后方突击扫荡去了，不知多少人又要遭殃，同时，也暗地庆幸自己已离开险境。

    船到和桥附近时靠岸，乘客依次上岸，手持良民证备查，我俩在中间上岸，我左臂夹了一件常青色军长衫、身上穿着一套白底蓝细条府绸短衫裤，脚穿一双黑色浅口皮底鞋子，右手拿了两张良民证；妻子穿一件淡蓝色半膝阴丹士林旗袍，两手持绸线袋随我上岸。比我稍瘦长、戴灰色呢帽、身穿灰色花呢长衫、脚穿黑色皮鞋的一个男子，一把接过我手里的两张良民证，两只眼死盯着我面孔似笑非笑无关紧要地向我盘问，旁边还有两个男子，一个穿淡黄皮加克衫，一个穿蓝老布短衫裤，很自在但没有开腔，打量我妻子绸线袋里装的几件衣服及手巾、口杯、牙刷、牙膏等物品。

    “你山里来的吗？”

    我明白他是问我是不是从游击区来。

    我回说：“先生，是的，丁山来！”

    “你啥地方人？”他继续问。

    “阿拉宁波人！”我完全以乡土语答他！

    “为啥到此地来？”他口气加了严肃音调，亦提高了些！

    我右手指头点着他拿的我俩良民证上的祥来棉布号书柬图印说：“先生，我在这片店做跑街！”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他。

    “哦，你身上穿的布多少钱一尺，幅门多阔？”

    我说：“这是条子府绸，一尺八寸阔，五角一尺，现在阿拉店里缺货！”

    他又指着穿蓝老布短衫裤人对我再次探试性问道：“他的多少价钱幅多少阔？”

    我说：“这套老布衫裤质地顶好顶经穿，幅门二尺二寸，每尺四角左右，阿拉店里也不多了。”

    他看了看手表，还给我良民证，头向桥上一转，表示放行。我向他弯腰行礼并且问他说：“先生，汽车站在啥地方？”他说过桥沿马路一直走就是。对他表示谢谢后，我拉着妻子朝前十多步踏上和桥石级，买好车票上车入座，发车员亦在站上作准备手势，惊魂渐消，颇自安定。

    妻子用手向我腿上一推，骤然见她面带愁容，双眉紧锁。我来不及问她情况，一回头看到这批检查过我们的三个男子和另外两个手持手枪的人跑步而来，已离车站不远。我右手紧捏妻子左手一把，表示出毛病了，就要被分开捉去，但仍是沉着地看动静。穿黄加克与穿蓝老布短衫裤的两个男子各持一个三号木壳，他们先后上车，四目凶视扫射车上的乘客。我并不回避他们凶视的扫射，看着他们，等待着被他们带走。黄加克男子枪一扬，右手招呼穿一套淡灰花呢的中年人下车到站里，时间大概过了三分钟，这位被叫下去的中年人仍旧上了车，并原来的位子坐好。“呕！呕！呕！”车子开出了和桥站，直向常州道上进发。据说为了买车票少找几角钱与售票员起过纠纷，售票员谎报他形迹可疑，所以抹杀良心玩此恶作剧。殊不知这位仁兄亦有道道，魔鬼只好买账。啊呀！我们虚惊一场，衣服前后都湿透了。

    车子疾驶进入常州地界，在公路上突然一个急刹车，司机同乘客被全部要求下车接受检问，并登记入境良民证。一面太阳旗插在四公尺门面临时搭起的竹编房子上，门前摆放着两张桌子，左面桌子前坐着擦胭脂红唇黑眼圈烫发的两位女郎，两个男子挨次由排队乘车人走来送上良民证检查，旁边一桌坐着一头侵略我们的东邻武士道日军，低俯着狗头，盖上名字和图章，算是最后检问完毕。横断在公路两面的毛竹干旁，各自分站两个汪伪兵，如临大敌，似冲刺摆着华容道。两位检问的男性收了良民证在手，就是问你姓啥叫啥名字，啥地方来，啥地方去，几天回来，无关紧要地找麻烦。

    我发现大多数乘客从口袋里摸来摸去再暗暗塞给检问员，检问员就三问两问后把良民证交给女登记员，女郎到底手势利落而迅速，将特行证储券抽屉一塞，良民证写了名字就移交日军盖章，万事圆满上车。我们当然亦在破财之列，不可能逃过去。大约有半个钟头检问全部完结，乘客上车，两面汪伪兵撤走到临时警戒线外。

    车子继续向常州疾驶，到达汽车站，天已发暗，我转叫了两辆黄包车到火车站，先要检查良民证，而后到票洞买车票，提上良民证，暗地塞上顺民通货券四张十元票面，总算到了上海北站，再雇车到南市民国路老北门口南洋旅社。夜睡静思，路上受了三次惊吓，总以为第二天即可平安笃定到目的地，哪里想到轮渡开到东沟时，又要受日军警察检查良民证，无一幸免。四位警察和两个日军从小船跳上轮渡时，我和他们正好迎面碰上，一个日军批头就问我要良民证。

    我交给他良民证，他张嘴就问我是啥地方来，两只狗眼向我上下打量不怀好意，我回他说是丁山来，然后他又问我要到啥地方去。日军关注着手中的良民证，我说我要到龚家路亲戚家去。日军转头问站在他身边的警察说龚家路在哪里，似乎不明白龚家路好坏，警察向日军点点头。日军急转问我良民证检问所啥人给你。我听不懂日军所问含义，正苦无话回他，警察对我提说他的意思是说检问所啥人盖图章的。我立时向日军笑笑回说：皇军屈口先生。他把良民证还给我，让我先走，可是警察挨近我身旁对我默默一笑。我只好暗地从衣袋里摸出不知数目的储券想塞到他手里，万想不到，出人意料，他竟一摇头一笑盯我一眼，走上去跟日军去查别人了……

    我们走出高桥轮渡码头就发觉有人盯睄，但我泰然地徒步在路上，大概离码头有300公尺路程时，我故意在路旁退下裤子小便，回头看到二人先后急急赶过来，我非常惊疑，但还是没当一回事，继续走路。迎面一个中年人推着独轮小车儿做生意，我说到徐家路口，他非常客气地说你放心。车子吱吱向路上推进，天清气爽，坐在车上顿觉神安心定。回忆和桥遭遇半路检问所情况，常州车站，东沟警察的印象，联想总部曾君嘱托，又思戴先生调人员到此不知爆破什么东西，吴克顺同陈××后步启程，路上是否安全……浮想联翩，看着隔轮并坐的妻子回头露出安逸的微笑，又想我们可谓是患难的抗战夫妻了。

    不觉间我们已经进入市里，街道虽小，却很是热闹。时近中午，在一片饭店门前下车，进入饭店叫了一斤黄酒、一只白鸡、炒点肉片，同妻子对酌。此时我心康体泰好不自在，酒杯刚凑到嘴角，就进来两个穿短衣的人，一个不时注视我妻子，一个问我从啥地方来。我一望便知他们来历，只是回说：后方来，找张老板。随后他俩走出了店门。

    吃完饭我问店堂倌：“爷叔，此地黄同昌在啥地方？”他指着街面东首对街双开间烟酒杂货店说：“就是这片店。”看样子这位堂倌已经明白我的路道，语气非常客气，“总部交代的联络点”。

    走到黄同昌店前，柜台旁坐着一个穿花呢短衫、戴着黄色铜盆帽的中年人，我向他问话：“先生，请问一声此地张老板住啥地方？”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旁边的妻子，当即反问：“你啥地方来？”

    我说：“山里来。”他就明白了我的来龙去脉，笑笑问我说：“侬姓啥？”

    我说姓傅，并用右食指在柜台上写一个“傅”字，他态度转和气，说：“好！我陪你去。”我跟随他到刚才车子经过的路旁转弯处，那里有一小空地，侧首一间矮平房。一进门他介绍说：“这是我们张总队长。”

    张阿六坐在一张藤椅上，两手扶着椅架。我向他鞠了一躬，他开口就问我几时动的身，怎么现在才到……同时指着我旁边的妻子，没说下去。我回复说是妻子半路生病，故而耽搁了，还有一个吴克顺同另外一人同来，我这样连贯地回答他，他坐着手一扬说：“坐吧。”

    转首对一个青年吩咐说：“你去替傅家找一间房子，近一点。”又对窗户下坐着的一位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人说：“拿1000元给他。”并对我说：“你拿去用，米来领，要用的东西自己去买点，先去休息，明天上午9点钟到此地来。”

    这位初次见面的上司，面圆黑，身材结实，讲话响亮，从谈话到走，他始终没有起身，亦未有一套客气慰藉闲话。

    不管怎么样，从安徽到上海，这一路惊魂，此时总算是安全了。

    徐景林：风声

    1944年夏末，我由伪满政府拜泉县伪警官纪耀先（化名岳河）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知行社，成为伪国民高等学校的教练教师（军事教育助教）。

    到了初冬，伪满政府为了补充军员，要求过去退职的军官进行考试复职。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命令我到长春应试，以备复职。他说：“现在抗战已到最后阶段，国民党地下人员有此机会，能抓枪杆，就不要错过，作为内应，就以备国军全面反攻。”因此我在1944年11月通过考试，再次到沈阳伪满政府伪陆军训练学校的军官学生队受训。

    在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日早晨，纪耀先在信中通知我，与沈阳一位同志接头（后来得知他叫张宝慈，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二负责人，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我们在东山嘴子、后小街、马家馆长谈了一整天，他给我介绍了国内国际形势，传授国民党党务工作知识，及应该注意的事项，最后要求我写一份关于日伪的军事情报。我仅就所知驻屯在沈阳的日伪部队驻地、番号、人员、装备、训练及兵工厂、飞机制造厂等，特别是伪满军高级官员的思想动态、有无祖国观念等（以做光复后惩治汉奸的依据），杂乱无章地写了约两个小时。

    以后，我们多次约定于星期日到我处会晤，大部分时间是他传达上级指示和抗战形势等。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几本小册子（上书蝇头小字），有《中央第×次×中全会决议事项》《东北公论》《中国之命运》……我阅毕后，他一律收回了。

    当时我总认为，这种活动于事无补，对抗战救国起不了多大作用，倒不如一枪一刀，在战场上冲杀来得痛快。

    有一次，他说：“你要尽可能地搜集一些对军事有价值的情报才好。”我偶然想起一事，对他说：“我们学校西南方的土丘附近，可能是日军的弹药库，昼夜由日军换班防守，看样子很重要，如有必要，我可趁外出上街，把它步测一下，画成地图给你。”他说：“很好！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出显著目标和准确的方位。”后来我遵照他的意思，办成了这件事。我以为这不过是应付了一个差事，不一定有用。不承想第二次轰炸沈阳时（1944年12月21日），该弹药库周围落了五六十枚炸弹，只可惜没有击中目标。抗战胜利后，听说是美国援华志愿军陈纳德指挥的B-29型飞机来东北轰炸的。

    1945年2月28日，我从伪满沈阳军官学校毕业，被分派到伪满沟帮子伪军第一辎重队。为了发展组织，我对一个军官用言语试探，启发他的爱国热情，恰被另一军官白文麟发觉。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的语言太露骨，容易暴露身份，是错误的。”以后，彼此交谈了自己的组织关系，得知我们同属国民党一个系统，都由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感领导。

    有一次，锦州来了一个化名沈棣的人，开小组会，白文麟邀我参加，另有汪孟哲和白妻共五人，内容是上级告知我们，抗日形势之好，超乎想象，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取得节节胜利，中国缅甸远征军屡克强敌，深得盟军推崇，前途光明，胜利在望，我们皆应发愤图强，肩负重任，随时应对出现的新情况，当机立断，无误时机，以便完成党国所托付的神圣使命。

    1945年5月24日，白文麟接到沈阳方面的联络员通知：国民党沈阳组织因叛徒告密，地下工作人员名单被日寇宪兵获悉，很多人被逮捕于23日杀害（“五二三”事件，牺牲者是党专系统的人，抗战胜利后每年都开会悼念）。通知说因事出仓促，范围太广，组织无力营救遇难者，希望外地人员作好思想准备，遇事自行处理，但愿在任何情况下，都坚贞不渝，万勿连累同人。

    我听到消息，整夜不能安眠，有时刚刚入睡，感觉有人来逮捕，立即惊醒，并且多次梦到被日寇枪毙。在那些日子里（5月24日～8月15日），我白天将手枪装在裤袋里，夜间放在被窝里，以备急用。如果日本宪兵找我谈话，我立即开枪，射杀一人够本，多打死几个都是赚的。那时候也不需考虑对其他人、单位的后果了。

    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真是喜出望外，热泪盈眶，内心悬着的千斤大石，一下子落到地上了。

    抗战胜利后，我从沟帮子回到拜泉县，得知国民高等学校的于观文老师在5月下旬被县伪警备科特务股逮捕，刑讯两个多月，无果。苏联军队到来，他被解救出狱，头发脱落殆尽，骨瘦如柴。这件事可能与我有关，因为我的化名是“于仲”，工作地点是“拜泉国民高等学校”。

    注释

    [1]郭宝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一团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民主人士，现已离休，定居通化市。曾任国民党军队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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