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业全：记忆中的旧军队

    一、初下连队

    1942年10月，我由军校毕业，被分到长沙国民党第四军九十师二六九团二营，当时职称是少尉连附。该军规定：凡军校生必须先当三个月“见习”（所谓连附），而后才能转任排长，我只当了一个月连附就转为正式排长了。我下到连队不到一天就感到有一种冷酷的气氛，并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军队那样。一个月以后，我总结了两点：1.行伍与学校出身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2.该军将校上层军官是封建派系势力的沿袭。

    九十师是该军实力较强的劲旅，二六九团是师的骨干，第二营营长是团长一手栽培的，是其一支可靠的基本力量。这个营除四连、机枪连各有一名军校生外，其余五、六连和炮排全是行伍出身。不过他们有三分之一是负过伤、流过血的勇士。我刚来营部待了五天，替营长画了几张战斗演习（营攻防）阵地图，然后就由一名传达班长将我送到第六连。我在房门外，喊了声报告。“进来。”连长答了一声。我走进，脱了帽向连长行了个室内礼。连长叫我坐下后，并给了我一杯茶，随后连长看过文件签了字，交给传达班长后呷了一口茶，就对我说：“下午是野外训练，科目是距离测量和构筑工事，连附，你们对复步测量是怎样计算的？”当时我很不自在，怎么才来不到两分钟，就考起我来了。所以，我就含糊其词地说：“我们是用加半减半的办法。”“对！对！和我们一样。”接着我就试探性地请教他：“下午构筑什么工事？”他说是单人散兵坑。我又问在一般土质挖一个单人散兵坑需要多少时间，其出土量如何计算？他愣了一下，答非所问地说：要一个多小时，又说了些坑的深度和臂座的高度，接着把话岔开说：“你们军校生果然有点‘货’，啊，哈—哈—”这时我在想：做一个单人散兵坑需要一个多小时，这就很能说明该部队战斗力的强弱程度了。

    到了下午7时，连队又是夜间教育，连长居然叫我同去，当值星排长整好队伍向连长报告人数、请示下达科目时，他忽然叫值星排长向我报告，要我讲科目。这显然是对我来个突然袭击，也说明行伍与学院出身矛盾的尖锐化。我耐着性子说：“连长，我还不知今夜的科目，一点没有准备，同时全连还不知我的身份，这样做有点……”连长随口说：“好，好，我来介绍。大家注意，这位是……”

    事已至此，我挺身而出，讲解了科目——夜行军。在演习的归途中，我听到有人私语：“‘学生哥’的科目讲得还不错呢。”于是，我知道了“学生哥”是指我们学员出身的人。一个月以后，我由连附转为正式排长，在我第一次当值星（一星期轮一次）期内，曾多次查到那两个排长（都是由上士提升的）与士兵们在一起赌钱，每次都被我冲散。有一姓湛的上士班长，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不嫖不赌，死后变牛牯。”“胡说，像你们这样滥嫖滥赌，铁军变豆腐啰。”我是很严肃说的。

    那时我的幼稚劲是很看不起这些人的。有一次晨操，那两个排长要和我比投手榴弹，那时部队是一种小型木柄手榴弹，我在军校用的是老式大木柄手榴弹。他俩要和我比，我虽然有信心，但也不敢低估对手。我要二排长先投，他使出很大的劲，才投出35米。看到这样的成绩我心里也就有底了。三排长30米还没投到，而我投出40米以上，他俩惊呆了。又有一次他俩要和我比射击，因为我心中有数，提出了一个条件：第二、第三名要替第一名各值一星期勤。条件谈妥，我又得了第一名。杀了一下他俩的骄气。还有一次在晨操中，看到有一副铁杠，已经生了一层厚厚的铁锈，我将队伍集合好，下令从排长开始，每人要上铁杠一次。这一下，可把他们吓住了，全连竟没有一个人能上去。他们就要我表演，我来了几次虾形上，他们目不转睛地坐着。这时那个湛上士说：“有本事留待战场上比吧。”“我就是急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呀！”我说。

    在1943年元月，连长要到军办军官队受训一个月，连长的职务由谁代理？营长慎重考虑，我的学历要高于二、三排长，而他俩的资历又高于我。最后营长决定：连长由二排长代理，文件拟稿及出操讲科目由我负责，并将连长一支手枪交给我佩带。这一决定，二排长也感到满意。

    在整训中，我看到士兵们的射击能力太差，我建议每个班要训练几名狙击手，这样在实战中才能有效地打击日军。经过决议，我就挤出时间，抓射击训练。士兵大都感兴趣，唯独姓湛的班长不太感冒。他竟敢对我说：“你们学生哥在平时的训练中有两下子，一到战场上就成了怕死鬼啰。”我不以为然地说：“这要在战场上才知道，我们身为军人，枪法不准，看到日军打不着，老是挨日军的枪，这种流血，不可悲吗？究竟有什么光荣可言。”他听我说的不对头，就横眉瞪眼对我说：“如果到战场上，我就对你不客气。”我听了心中很是吃惊。二排长告诉我，湛是连长亲信，若不是我来到连上，他很可能提升为排长。这些情况我向营长汇报了，营长将湛某关了三天重禁闭，并责令写保证，向我赔礼道歉。

    自此以后，我老是心神不安，总在想：兵怎么这样难带呀，怎样才能同士兵们融为一体呢？那时又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思想教育。经过冥思苦想，想到古人的“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兵法上也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心态和士兵们多接近些呢？

    于是，我常召集班长到我房间自由谈心或讨论问题，并规定凡士兵非公入房（指我的房）一律不行礼，我尤其注意那个湛上士的态度。就这样，只用了不过两个月时间，我和士兵间的不利气氛缓解了，同时还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们也知道，我对违犯军风纪行为的人是绝不作让步的。我意识到，这是我带兵的一个转折点。在班长们的协助下，我对连内做了一番布置，在四周墙上绘了不少有关军事训练的图解和沙盘，整个面貌大大改观，得到上级的好评，但这不过是一个局部的。从整个部队来讲，其嫖、赌之风是难以改变的。

    二、不战自溃

    国民党第四军，团以上将领是清一色广东人（营长也少见是外省人），即使是外省人，也为时不久就要被排挤出去，如原二六九团团长张鹏霄（贵州人）、原二七〇团团长韦镇福（广西人）都被挤走。可在粤籍人当中，又有一道“任人唯亲”的高墙堵住。如二六九团团长陈某，虽然他的妻兄欧震是集团军司令、叔父陈荣矶是战区兵站总监（中将），终于敌不过曾经当过他下属的薛仲述。因薛仲述是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胞弟。所以薛仲述后来当了九十师师长，陈还是团长。

    1944年春夏之间，日寇在武汉向我湘桂、湘粤铁路线大举进犯，第四军随之紧张起来。这时我已被提升为团特务排中尉排长。5月份，日寇已距长沙不远了。当时守长沙是以第四军为主力，所辖五十九师和一〇二师（这个师番号更换多次）布防长沙市，九十师扼守岳麓山。根据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经验，日寇以长沙城为进攻重点，忽视了岳麓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所以接连受挫。而这第四次犯长沙，日寇总结了教训，改以岳麓山为重点进攻目标。我方仍墨守成规，照以往经验部署兵力，完全不察敌情。长沙外围，后援无望，原因是参谋总部勾心斗角，设下重重阻碍，使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虫——薛岳借此溜之大吉。6月上旬，军长张德能手令，官兵人手一纸，大意是：长沙存，第四军存；长沙亡，第四军亡。第四军与长沙共存亡。我当时很受感动，暗下决心，要效命战场。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天不随人愿的事降在了我的身上。一夜间，我得了严重的急性关节炎，但我一直是隐瞒着。两天后，团长知道了，怀疑我是怕死装病，便亲自来查看我的病情。在看到我左踝骨肿得很大时，他只好叹了一口气，并通知卫生队抓紧治疗。

    在6月18日（记不清是阴历还是阳历）中午，有十几架日寇飞机在岳麓山上空盘旋，撒下大量传单，上面是《敬告第四军将士书》，吹嘘有“20万皇军进攻长沙”，“长沙城在四面包围之中”，“岳麓山孤军难守”等等。军心因之动摇，士无斗志，精神上的战斗力丧失殆尽。

    6月19日中午，团长对我指示说：特务排交给团司号长带领，今晚全团要进入阵地，要我专管团部后勤，并要我于明日上午3时前，亲自带一名炊事兵，将团长的饭菜送到指挥所。我于20日上午3时，带一炊事兵给团长送早膳。我咬着牙，步履蹒跚地向前沿找去，一直找到东方大亮，所有阵地工事都空无一人，也听不到枪声，真是万籁俱寂的奇境。我正在思忖，突然从对面山坡上射来几发枪声。“排长，是鬼子的枪声。”这个炊事兵是有经验的。我保持着冷静，叫他不要紧张，并考虑情况的变化，忽又看到我们右侧转出一排人，是二七〇团特务排。那个排长扯开嗓子叫我：“喂！部队垮啦，还不走呀！”我听后，大脑“嗡”的一下，没有回答。他又在喊叫：“快走呀！”我带着烦躁的情绪回答说：“你请便吧，恕不奉陪。”炊事兵问我怎么办，我以似真若假的语气说：“按地形，部队很可能从左侧金牛岭方向去包围日军去了，你忘了第四军与长沙共存亡了吗？”这个兵听了我的话只是苦笑了一下。

    我又带着他急匆匆地向金牛岭方向去寻找团长，心想：团长还没用早膳，于心难忍，其实我二人都未吃早饭。我俩正上山，又从山上射来了鬼子的枪弹，命中了炊事兵的饭桶。我还是不大相信，我们的部队真的不战自溃了。炊事兵说：“排长，我们的行李，会不会……”“管不了许多。”我又抖起精神，一瘸一跛地向后走，但又怎能得知后方在哪里呢？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见有一条板凳竖着，上有几个粉笔字：“部队由此进”（如果有人将这条板凳移个位置，那就不堪设想）。我头上冒出了汗粒，心花眼乱，哭笑不得，遥望我们驻地：难民们呼天叫地，在他们的身后，是一股腥膻的狼烟。“走吧！”我大声说了一句。约半小时，走到一个小坡下，我又深情难舍地回头，看看那巍峨的岳麓山和军家必争的古城——长沙。啊！祖国，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您一定要惩罚他们。

    在迷茫中，跑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老远就向我招手呼叫：“排长！”

    近前一看，是我排一个班长和两个兵。他们很累，三副英俊的脸红得像一团火，而他们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好像就要将这团火扑灭，不，这是壮士的傲气、战斗的激情。

    我第一句就问：“团长呢？”

    “跑了。”

    “司号长呢？”

    “也跑了，连军号都丢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跟随团长？”

    “跟不上。干脆我们几个班长决定，就分头找你，非把你救出不可。”

    我听到这种“生死与共”的语言，几乎哭出声来，我的好弟兄，这些话可不能让团长知道，不然，你我都保不住命呀，特务排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团长的安全呀。说着说着，由远而近又走来一个赤足军官。“啊，他不是老蓝吗？”他名叫蓝文光，广东人，是师部上尉参谋，和我是同期同学。见面时，我们都惊喜异常。我急于问他：“情况如何？”

    他气馁地说：“完了，全完了！”

    “部队真垮了吗？”我又问一句。

    他将我扶到小山头，解下望远镜给我，你朝长沙江边看看吧。我透过望远镜一看，啊，江东岸自苗高峰到江沿，简直是人山人海，大都是老百姓，都在拼命地抢渡船过江。而江里只有几只渡船，岸上边的人向前一拥挤，江沿的人们就像汤圆一样，成批滚向江里，真是惨不忍睹。

    接着他说：昨夜10时许，长沙两个师开始撤退，军长张德能在夜间12时单身潜过江，来到岳麓山师部，会见陈侃师长。不到一小时，军长溜走了。这时，师长命蓝某率领特务连到北麓监视日军，并附电话机一部。2时许，鬼子开始攻山，蓝马上请示师长，而师长命令“不得退却，尽力抵抗”。约3时左右，日军迫近仅200米，又告急师长。师部所有人员惊恐万状。请示最后决断，陈师长圆睁怪眼，两手向桌上一拍说：“与阵地共存亡。”电话一声声告急，师长集合所有人员准备最后一拼，但最终在众人的簇拥下，将师长拖下山。然后，蓝炸毁一切军用器物，才赤着脚有气无力地随着混乱的人流踉踉跄跄跑下来。

    我不忍再听下去，解下一双我的备用草鞋，递给他穿。他说：“你的草鞋不也破了吗？”我说：“你拿去吧，我已经是一个失去军人资格的人了，料想也难走出去了，不过我还有一支快慢机，我希望和日军换一条命就够了。”蓝参谋紧握住我的手说：“要沉着，一定要出去！我在前面，无论如何要弄一匹马，拴到路边候你，再见，再——见。”其实，鬼子故意留了一条通向宝庆的小道，这在战术上是有意义的。

    一场声势浩大的长沙第四次会战就这样不战自溃地收场了。使我不解的是，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原来如此，这种光荣是从何而来呢？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北伐时，李济琛兼第四军军长，军参谋长就是叶老师，因为有了共产党人的骨干作用，才能得到“铁军”的光荣称号。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之处。历史的光辉已经成为过去，在抗日期间的第四军只不过是支“豆腐军”而已。

    在1944年9月份，军长张德能在重庆服法，三个师长撤职后，未予追查。军长由沈久成接任（非广东人）。于是，第四军自张发奎、薛岳、吴奇伟、欧震、张德能等广东派系班底到此告一段落。

    我有个同学是五十九师特务连连长，我又是团特务排排长，经常听到军、师级将领谈话，所以知道些内幕新闻：蒋介石在柳州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总结这次惨痛教训时，有冯玉祥、李济琛两将军怒不可遏地指责何应钦、白崇禧。何身为参谋总长要在衡山会战，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坚持要在全州会战，两人私下调兵遣将，将长沙外围几个军调离一空，使薛岳指挥失灵，造成空前惨败，要求追查二人罪责。当时薛岳这个傀儡遁迹躲闪，想抵赖说不过去，欲告状又不敢，只得装哑巴。蒋介石迫于无奈，只得撤去何应钦的总长职务，由陈诚接任。

    黄小兵：八年征战，亲历战场打鬼子

    我的前半生始逢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抗战岁月，我因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只好出外谋生——当兵，去参加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亲身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

    1937年参加淞沪抗日战役

    1937年，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师当兵，驻防河南省信阳城。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第三十三师奉命前去上海参战。

    1937年9月，我们从河南信阳乘火车经郑州转徐州至南京过江，初在江苏省常熟县境协助当地百姓挖筑防御工事。至10月上旬，上海南翔大场地区敌我阵地争夺战达最剧烈时，我第三十三师由常熟县境急行军一天两晚奔赴前线增援。在我们进入阵地前的当晚，日军使用海上重炮，利用飞机投掷的照明弹显示目标，向我们猛烈不停地轰击，以阻止我军前进增援，足足轰了数百发炮弹，使我军受到些伤亡。

    我们是第三十三师第一旅第一九四团第三营第八连，第三营各连进入阵地全是白刃肉搏战拼打进去的，我们将接近阵地，即听喊到上刺刀的口令。这时枪声、敌我双方的喊杀声、枪刀的碰击声响彻天空，有时又全没了枪声，因是在拂晓前，天还不亮，有些物体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声响。待我们拿回阵地好久才有了枪声。这时天已亮，死伤人员尸体和惨叫声都现在眼前。

    这时日军重炮的发射声和在阵地附近的爆炸声使我双耳失聪，敌寇的炮弹从头顶上空飞过阵地，即感前后大摇大晃像要倾倒似的。我连官兵120多名至参战的第二天即死伤近半，第一、二两排阵亡，我第九班赵班长阵亡。我在第三排第九班当一名小兵，因我年龄小（仅16岁）人矮（1.54米），都叫我黄小兵。我在战壕里只做些帮助负伤的同志包扎伤口、转送械弹、传递阵地消息的事情，这时亦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们就这样在阵地内和日军他来我往地浴血奋战了数个日日夜夜。在这剧烈的战斗中，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餐饭，能吃上两餐饭是好时运。我们撤出阵地回到连集中地——炊事班烧饭的地方。由阵地返回的幸存者只剩四人。其中有我们连长王某、连长的护兵吴某、我第九班范副班长及我，其他炊事班8人还剩5人。有天在送饭途中被日机炸死一人炸伤二人，司务长亦被炸伤，均进了医院。我们第三十三师师长冯兴贤（冯玉祥部下）身负重伤，我们第一九四团团长雍济时阵亡，其他各旅团官兵亦均死伤殆尽。那些拼搏在沙场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及负重伤的同志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1937年12月，我们第三十三师由武汉调湖北崇阳县补充整训，改编为第十一预备师，原第三十三师副师长赵定昌晋升师长。

    1938年九江增援

    1938年7月，我们预备第十一师正在整训期间，因战局急剧转变，江西九江告急，将预备第十一师调往增援。我在第十一预备师第四十二团第三营机枪连。我们在九江的东南方，距九江约40里路远，在鄱阳湖边沿的一个名叫古塘的小山布防，岸边有条小路数百米远。这里布防的兵力是第三营的第九连和我机枪连第二排，此时我在机枪连第二排第三班当中士班长。我们占领阵地约10天，日军在8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海空军的有力配合下向我们发动猛烈的火力进攻。敌我激战了两个日夜，日军从我们左翼登陆包抄到我们背后去了，我们即突围转移至芦山脚下，后转到瑞昌县境隶属第十三军指挥，开赴河南南阳整休。1939年4月，我被任命为第十三军特务营第三连准尉特务长，此时我年仅18岁，是全军最年轻的军官。

    1939年11月，我考取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七期炮兵科，1942年秋毕业，冬天离校，被分配到炮兵补充兵训练处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任少尉观测员。1943年夏，我在炮兵补充第一团参加远征。行军抵达云南昆明，全团士兵经体检后，全数送往印度，其余官兵和部分军士分批送往中央干部训练团美炮训练班，接受美国式火炮训练。经过训练，停止远征，调驻云南曲靖县整训补充。

    1944年战长沙

    1944年4月，炮兵补充第一团第一营拨归第九战区调往湖南，我们4月中旬由云南曲靖县步行出发，行达贵州省贵阳时即闻悉日寇从关东军抽调10多个师团的兵力投向湖南，准备发动第四次湘北大战。待我们行抵贵州都匀时据报载消息，日寇已开始向长沙进攻。

    我们炮兵营此时即日夜兼程赶到贵州独山，这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已派人在独山迎接我们，给我们炮兵营下达命令，命我们乘坐专列赶到桂林装备美国火炮速急开赴湖南长沙，向第四军报到，隶属第四军指挥。我们赶到桂林领取美国火炮及其他装备后，即赶赴衡阳换乘船只，分两批在我空军护送下，夜间驶抵长沙。这时第四军已派有工兵和辎重兵在岸边等候我们，他们要协助我们清扫路障（因长沙的大街小巷已全被防御工事封锁）和运载火炮进入指定地点。我们到达长沙，即进入阵地，向日军进行炮击。

    长沙作战虽然失利，但我们亦苦战了十来个日日夜夜，守城部队在我们的强烈炮火配合下，击退了日军数次的猛烈攻势，使日军死伤重大，迫使其不敢再轻举向长沙城进攻。在数倍兵力于我的日军，向我军阵地曾数次猛攻不下并遭到重大伤亡后，其即变更作战部署，将攻击重点由长沙城转指我军兵力部署的薄弱部——岳麓山。

    长沙作战我军部署情况：担任守城任务指挥官的是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主兵力是第四军的第八十九师和第一〇二师，军作战指挥所在长沙天心阁，和我炮兵连观测所在同一地点。担任防守岳麓山任务的指挥官是第九战区参谋长赵自立，兵力有第四军的第九十四师和炮兵第三旅部的炮兵连。上级下达给他们的任务——死守，当他们二人获知情报，日寇已变更作战部署，将攻击重点转指岳麓山时，赵自立参谋长即邀张德能军长抽调兵力过江增加岳麓山防务。张德能接信后于6月25日午夜未带部队，只带了自己的警卫人员过江去了。他这一撤动，下面军心即刻大乱，全失去了指挥控制力，守城官兵有的突围冲出进山去了，有的涌向湘江边岸。因天下大雨湘江水位猛涨，又无渡江船只，此时即各自强行泅渡，日军炮兵又时有向江面进行炮击，故死于湘江水面者不计其数。真是死的痛心！

    我炮兵营因初到长沙，地形不熟，加之炮兵本身缺乏自卫能力，待我们撤出阵地渡过湘江抵达岳麓山时，岳麓山已被日寇占领。我炮兵部队官兵除死伤外均遭日俘。根据长沙十数天的作战情况，长沙不会失守这么快，由于指挥官盲从无能，使不该丢失的城池陷落敌手，痛哉！张德能失去长沙跑到重庆，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后遭枪毙。这都是血的教训，永不能忘。

    我被敌寇俘虏后，关在长沙第一模范监狱。我在狱中结识了一名看守我们的朝鲜人，叫韩必东。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被日寇征招入伍要服兵役三年，期满才能回校毕业。据韩必东说，他们受到日本人的监视，处处不自由，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表示愿和我一道出走，要求我保证他的安全，我答应了他。

    1944年10月的一天，韩必东找我说他晚上10～11点钟当班，地点在监狱东北角碉堡附近，并说在他当班时间里和我一道出走，我说可以。到了晚上，我去找他，未见到他，因为没有表去早了。约停了半个小时我又去找他，我看见了他，他亦看见了我，可另有两名日本兵亦看见了我，我即不敢再前去了。这时这两个日本兵好像已经在注意我的行动，我看见韩必东时，他全副武装地上碉堡去了。他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自韩必东走后的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是日夜不得安宁，我觉得我答应他的我未尽到我应尽的责任。10月下旬某天晚上我又一次出走，结果又未得走掉。在监狱的西南角碉堡前，我被两名日本哨兵抓获，将我吊在监狱的大门旁。这是被俘人员进出常经过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拷打我，吊打两天两晚。据看守我的人告我说（他是用钉子在地上划字告诉我的）：将我出逃被抓获的情况已申报到“华中支那派遣军总部”，将要召集所有被俘人到场，要用刀来砍杀我，以警告他们不要再跑。就在这时，他们急于调去江西接防，没有时间来处理我的问题，又将我放回到俘虏营。这亦是我命不该死吧。

    在我被日军吊打的时候，凡从我身边经过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耻笑我，他们的眼神全都是充满同情，都是低着头，有的眼含泪水从我面前走过。长沙市现在还有人曾亲眼目睹到我被日寇拷打的情形。

    我在1944年冬天终于逃脱，沿途乞食到湖南郴州，到第四军报到。1945年春，第四军将我送至江西省横峰县蓬河镇中央干训团东南分团军官大队第十三队学习，月余结业后，被分派到青年军第二〇八师工作。

    李天祥：八年抗日战争回忆录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以后，我由南京调来无锡，担任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与检查工作。上海沦陷后，随着部队向南京方向撤退，当我登上由镇江去南京的最后一次撤退列车时，正好是首都卫戍司令部唐生智将军下令封锁长江之际。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在南京阵亡）在地下室接见我时说：“江面现已封锁，一切人力、物力都应服从于保卫首都的需要。”因而，我被留在南京参加战斗。

    那时，我们宪兵第十团三连驻进国府大厦，而日军正沿京沪路逶迤北上。半个月以后，日军开始围攻京城。当时，南京大军云集，守城部队有30多万人。除部分是由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之外，大多数是由两广新调来的第五路军等生力军。在那严寒的隆冬季节，官兵们里面还穿短裤、打绑腿，外面却罩着棉大衣，头戴钢盔，看到使人甚是惊异！

    南京又名金陵，是六朝京都之地，历史悠久，地势险要，长江天险像一条银带自西向东横贯于其北面，下关、挹江门位于其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过去是以轮渡渡过南来北往的人流，今天承载过往来人的是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南面的中华门外有闻名的雨花台，东面有紫金山，中山先生陵墓和我国天文台都位于其上，城内有明故宫和狮子山、清凉山等名胜古迹。统帅部意图原拟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上级下令要死守南京六个月以上，不许日军越雷池一步。论兵力配备、物资储囤，无疑是相当雄厚。可是，在城郊激战还不到两天，江阴封锁线就被万恶的汉奸出卖了，敌舰可以直进长江，形成了对南京的四面包围。南京处于无可挽救的死地。所以统帅部通知唐生智司令官，下令把所有守城部队全部撤出南京，渡江再战，以保存有生力量。

    然而，原先控制在下关的1000多艘木船，都被守军第三十六师官兵付之一炬，致使几十万友军失去了渡河工具，因而造成即使是退出城的大批官兵也走投无路。走投无路的人，在挹江门里自相践踏，挤倒踩死的尸体堆积如山；另有一部分漂渡长江，葬身鱼腹，这些大约也有十万人。第二天清晨，三架日机又对漂渡长江的军人，进行半个多小时低空扫射，以致丧生殆尽。

    方圆60多里的金陵城，拥有30多万抗战将士，要想都从一个城门——挹江门退出，光是排队出城，也得一两天时间，而且即便退到下关，没有任何渡河工具，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否则，就只有像我这样，尽量挤出城门后，以门板漂渡。尽管胜利的希望极少，但即使是葬身鱼腹，也不愿做日寇的俘虏。我坐在门板上漂游，天快亮了，才漂到江心，幸亏意外地来了三艘逃难民船，从我身边而过，救我于危难，并安渡彼岸。而大批的战友，约在20万人都没有退出城，有的潜藏于慈善机关团体组成的难民区里才得以存活下来。

    12月13日，日军已进入市区，占领了南京城，大肆搜查中国军队。敌酋松井大将悍然下令说：“中国兵没有渡河工具，而且30万人马绝不可能在一夜里都渡过长江，退出城外，一定是潜伏在市区，要大开杀戒，一个不留。”

    13日下午1时许，世界罕见的、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日本鬼子逢人就杀，不分军人、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对医院里的伤病官兵，则锁上大门，喷射汽油后，放火焚烧。若有从窗户跳出的，开枪射击。日军最恼恨的是中国宪兵，这些刽子手把他们一个个地绑在电杆上，浇灌汽油后，放火把他们活活烧死。日军把从难民区里抓出来的军人、老百姓均以粗铁丝一对对地连起来，押到长江岸边，赶下水去，既用手榴弹炸，又用机关枪扫射，真是惨绝人寰。有的被投入雨花台的万人坑里活埋。日寇把杀人当儿戏。

    万国红十字会、国际慈善机关，把这些无辜被害的死尸给予逐一收殓。据统计：这场大屠杀的死难者达30万。这是多么沉痛的数字，多么悲愤的历史。

    1946年6月，那个罪该万死、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敌酋谷寿夫，受到我国最高军事法庭的公开审判，有审判长石美瑜当众宣布谷寿夫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敌酋的伏法，大快人心，被当场拍摄了影片。后来，我在徐州看过这部影片。

    二、关于浙赣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中、美、英、苏为主的同盟国，把浙江省衢州机场扩建成为具有高度坚韧的国际机场，可以承受空中堡垒的着陆起飞。日本因此而深感不安，把衢州机场（航空十三总站）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除而后快。

    1942年2月的一天，200架美国新式战斗机从太平洋的夏威夷海面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前来我国衢州机场助战。但因美国飞行员大多不熟悉中国地理和衢州位置，致使美机沿途失事，有的在沦陷区的北平机场和杭州笕桥机场被日军用信号欺骗做了俘虏。真正能飞到目的地——衢州机场的只剩几十架了，而且汽油已耗尽。那时，我在八十六军辎重兵团任连长，驻在西门外龚家埠。2月的一天傍晚，我看见有两架美机在衢州上空盘旋，并且先后投下两颗绿色信号弹，准备与地面联络。但是，十三总站不但是没有信号答复，反而释放“空袭紧急警报”，实行灯火管制。地面一片漆黑，美机无法着陆，只得继续往西飞行。由于汽油已尽而坠落在上饶广丰一带，飞行员跳伞受重伤。这完全是航空站的责任。据说，陈站长有通敌嫌疑。

    衢州机场扩建，美机前来助战，加速了日寇侵犯浙赣、夺取衢州的行动。1942年5月，日军畑俊六大将纠集20多万人马，分别从杭州、南昌出动，企图分头合击，彻底消灭第三战区主力，摧毁衢州机场，从而打通浙赣、浙闽的通道。

    第三战区司令部洞察了日军的阴谋，调集了30多万大军，包括10个军，有的是在一个月前由九战区湖南抽调过来，行军30多天才到达。30多万大军集结于金华、衢州一带，诱敌进入金衢盆地，一举包围而歼灭之，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果是日军分头合击，以致腹背受敌，就放弃决战计划，采取以退为进策略，则以莫与硕的八十六军所属七十九师守金华，六十七师、十六师死守衢州，牵制日军，掩护航空十三总站的空军物资，运往建阳，并掩护我军主力退入福建，伺机出击。另以王铁汉四十九军的二十六师、一〇五师把守江山的仙霞关，福建、蒲城的二度关，捕捉战机，歼灭日军为第二个方案。另以一百军坚守鸿潭之线，阻击由南昌出动的来犯之敌。参战机动部队还有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以及二十一军、二十六军和预备第五师、独立三十三旅等等。

    由于战况的瞬息万变，6月1日，衢州外围已与日军发生激战，拉开了浙赣战役的序幕。日军由杭州、萧山分为两个梯队进犯，其主力沿浙赣线南下，迂回避过守金华的七十九师，直扑龙游、衢州。另一个梯队经兰溪、淳安、寿昌，出上方，前往衢州的侧背。南昌方向来犯之敌，避开正面，迂回过鸿潭，插到贵溪，策应在衢州被围之敌。针对双方对峙形势，战区司令部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把主力部队迅速向福建转移。

    6月1日，在衢州外围，我军已与10倍于我的兵力发生激战。遗憾的是，在这关键时刻得不到强大空军的支持。陈颐鼎的六十七师和曹振铎的十六师奉命死守衢州，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夜以继日地浴血奋战，击退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牢牢地牵制住了日军，让大批友军安全转移，进入仙霞关，空军物资紧急运往建阳机场。经过六天六夜的鏖战，达到预期的目的，八十六军及直属部队于6日奉命转移到江山小清湖，尔后撤往建阳。6日下午，衢州城沦陷。不久，东西两端来犯之敌得逞一时，暂时打通了浙赣线。

    日军占据了衢州之后，妄图攻陷仙霞关，侵犯福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8月一天的中午，守卫仙霞关的四十九军王克俊的二十六师巧摆龙门阵，并利用居高临下、丛林密布的有利地形，把盲目闯上仙霞岭的多名来犯之日伪军，于一个小时内痛快利落地消灭殆尽。日伪军由于被切断退路，全遭密集火力的侧射，竟无一生还。其他敌酋伤痛不迭，叫苦连天，深恐再遭我军的有力打击，于8月下旬，只得夹着尾巴逃走了，一直退到金华、兰溪之线才停住脚。一场规模较大的恶战，以我军的灵活机动、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痛歼来犯之敌而告终。

    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战役，并且于1943年春，在第三战区干部训练团将校班上听取了战区参谋长黄百韬将军关于浙赣战役的总结报告。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军事机密，这在当时，是不可外传的，报刊上当然也不可以报道。参加这次战役的，还有现住在衢州市下张乡杨家村的李正秋营长。1942年，他任八十六军六十七师一九九团营长，曾在东迹港以东山地上同日军激战了九天九夜，以后退出战场。该团团长石补天是南京大屠杀后幸存者之一，是我的老战友。

    三、广丰三十八都歼敌

    1942年6月，日寇侵犯浙赣线，有几十个县城和广大农村暂时沦陷，日寇强盗成性，无恶不作，到处抢劫烧杀，奸淫妇女，血债累累，作恶多端。

    7月里的一天傍晚，一个日军小队长闯进排山镇农民家，意图强奸青年妇女。幸亏她丈夫发现及时，他听到皮鞋铁板声，便手持柴刀躲在房门后，夫妻合作，砍死了这个恶鬼。夫妻缴获左轮手枪一支和一只带有指南针的手表，连夜跑到我们游击队所在地上交了胜利品。我们收下手枪，把手表还给了他们。回队日军，发现军官失踪，带着军用犬，找到军官尸体，抬回吴村驻地。

    第二天拂晓前，日寇残暴报复，一个中队的鬼子把排山镇包围得水泄不通，对这个镇进行恣意烧杀。这还不算，日军还沿着这道山源的十几、二十多个村庄逐一洗劫。估计这一天被杀害的群众足有两三千人之多，日寇又欠下一笔血债。

    下午1时许，鬼子的大队人马，气势汹汹地杀到了我们游击根据地——江西省广丰县三十八都山村。我们游击队人员只有8人，长短枪12支，游击队员都是从衢州战役沦陷区里出来的班排长，在这里游击，等待与主力部队联系。

    日军从未来过这里，突然而至，游击队转移已来不及，最终被围困在山顶的油茶林中。下午6时许，日军在山沟里排着长蛇阵，带上抢掠的东西，正准备回巢去，另一班日军又来搜山了。

    日军离我们愈来愈近，只有十几米了。我们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舍近的不打，对准山脚下的日军骑马的中队长连开几枪，并以排枪代替机枪。枪声在隘道内回音极大，致使日军不辨东西。日军头头坠马身亡，一片混乱，其他日军一心想逃出隘道，又没有发现目标，无处发枪还击。约半小时后，虽然判断清方向，终究找不到目标，也是盲目还击。我们一面间断射击，弹无虚发，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射击，打死打伤日军70多名。同时派人与离此15里的友军——七十四军五十七师骑兵连取得联系。随后，友军赶到与我们配合作战，几挺机关枪喷出复仇的子弹，又击毙了日军十多名。日军吓坏了，只得抛下七八十具死尸，抱头鼠窜。

    第二天，日军出动1000多人马，带着重机枪、迫击炮还有一架飞机助威，与我军在山梁上对峙了一整天。我们又打死日军小队长以下十几名，我方牺牲二人受伤三人，日军又失败了。从此，这个山村宁静了，日军再也没敢上门骚扰。

    朱柏林：浙江国民抗日自卫队

    一、新入伍扼守东沙洲，哭烈士工农勇捐躯

    1938年7月下旬，我17岁，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了宁静的山村小学校长兼教师职务，毅然投笔从戎，去金华专区参加了浙江省第四区国民抗日自卫总队。在第一中队当了两个月新兵，考取了该中队的上士文书。

    10月底，本总队奉命开赴前线，驻扎在萧山县富春江南岸临桥一带防止日寇过江。我第一中队被派驻在江心的“东沙洲”小岛上。此岛东西长不过两三华里，南北宽不过一华里，岛上住有几十户渔民。江北为转塘、余杭、杭州，已被日寇占领。我军驻防江南与江心小岛，防止日军渡江南侵。

    自1938年10月底我中队驻防该岛后，日军隔江早晚炮击，我们挖了战壕，建筑了掩蔽部；岛东、西各驻了一分队，中央驻一个分队和中队部。岛的北边水面较宽，约一华里；南边水浅，宽仅半里，所有渔船都集中在南面捕鱼。全岛壕沟纵横交错，以防日军来犯。

    自1938年10月底至1939年4月，我总队在该地驻防半年时间内，日军虽多次攻打，均未被突破（1939年4月底我被调去接兵部队当司务长，以后情况不详）。其中我一中队驻在小岛上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自从我中队进驻该岛后，早晚都会遭到两次炮击，习以为常。小岛前沿瞭望哨可以看清江北日寇活动，因此能够及时通知部队进入战壕和掩体部准备战斗。因为日军每次都用的是小钢炮，杀伤力不大，很少有人员伤亡，但日军随时可能强渡过江，每天空气紧张，24小时都处于战备状态。部队除瞭望哨、流动哨外，每分队三个步兵班分三班轮流倒休，一个班进入战壕戒备，两个班休息待命。每分队机枪班分三组倒休，长期以一个组进入掩体部作战斗准备。一听警报，不分昼夜全中队进入战壕，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防地生活紧张、迅速而有节奏。连我这个文书也日夜背着背包、公文袋，睡觉时也要将公文袋背在肩上，以应随时集合作战。

    中队长张宗也是我们浦江县人。他是木工出身，身大力不亏，行伍出身，识字不多，30多岁，性格爽朗乐观，大约有10年军龄，待人和气，办事果断勇敢，爱护士兵，所以全中队都敬爱他。他不懂得较深理论，只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以守土保国战死沙场为光荣。1939年4月上旬，一次他带队过江袭击日军时，因众寡悬殊激战四小时后不幸以身殉国。

    1938年12月，上级派来一位杭州湘湖师范毕业、受过军政训练的22岁少尉指导员，还有一位刚由军校毕业的21岁准尉见习官。他们二人比我大四五岁，但彼此都是青少年，也都是学生出身，比较有共同的语言和理想。当时我们每人都差一级，而且职务不同，但谁也没有职务界限，有闲时大家谈今说古，情同手足。指导员教我怎样做政治思想工作，见习官教我军事知识，对我这个新入伍的“文书”有很大启发。

    我们三人经常一同到各分队和前沿阵地去查哨。原先中队里的官兵见到我大部分叫我为“师爷”（一种旧式的尊称）。后来我常和指导员到班、排去和战士们谈心话家常，说抗战必胜的大道理，慢慢地无形中战士们都喊我“副指导员”了。他们中间个别有思想包袱或想家的，经过我俩做做思想工作也都想通了。由此，我也初步懂得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对我此后的抗战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1939年春节后某一天下午2点多钟，岛的西边突然“轰”的一声巨雷般的爆炸，门窗都被震动了，马上打电话给前沿阵地，电话回报说没有敌情。因此中队长、指导员、见习官和我马上跑到出事地点，远远望去，围了一群男女老少，渐渐走近，听到一片哭声。赶到现场一问才知道，一小时前有两个青年渔民捞到一个比足球大的黑铁球，出于好奇用斧子背敲打“铁球”，打中了雷管，致使水雷爆炸了。敲打“铁球”时围观的几人当场炸死两人，炸伤三人。死者炸成碎段，伤者轻重不同，死伤五人的家属痛哭不止。我们四人商量了一下，安慰了其家属，并决定由中队特别办公费中拨出200元，以100元分给两个死者家属买棺掩埋，以100元分给三人受伤作医药费。

    借此机会我们召集全岛群众都来当场验看，指导员（本岛人）和中队长讲话，第一宣传日寇罪恶行为，激励大家爱国抗日热情；第二讲解军事常识，以后在江中捕鱼捞虾遇到漂浮水雷应该怎样排除，在岛上遇到未爆炸炮弹应该怎样排除，并激励他们全岛军民应该团结一致，抗击日寇，将日军赶出国土。

    通过这次血的教训，群众抗日情绪高涨，青壮年渔民自愿配合我们对敌抗战。过了几天，中队部决定由指导员和我发动全岛青年渔民自愿报名，来中队部接受军事训练，一共有30多人报了名，经过两个月的军事训练（由见习官负责军训），已经可以配合部队站岗放哨参加对敌射击了。国民党部队政治工作薄弱，不懂得发动群众，在大敌当前，只知道孤军（军队自己）作战，没有联合当地群众一同配合抗战，这是一个重大弱点。这比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随时随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群众配合作战差远了。我们中队的指导员（我的亲密战友）懂得这一点，并且待人和蔼可亲，他是一个进步分子。

    当地青年渔民30多人支持我们，不仅让我们在人数上等于增加了一个分队，而且他们是当地渔民，懂得水性，熟识本岛和江北村庄道路，他们的加入让我们中队如虎添翼，增强了战斗力。

    因为江北日寇经常在对岸打枪打炮“威胁”，而我们有了这30多名识水性、熟途径的民兵协助，中队长张宗便于1939年三四月间曾经四次带领一个加强分队及10来名民兵，在深夜渡过江北袭击日军，前三次都有杀伤杀死日军，在拂晓前胜利返回防地。第四次，4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张队长率队过江，拂晓时未见返回，而江北枪声大作，我们预料他们是遇上日军的大部队了。

    我们全岛军民进入战壕，立即投入一级战备。江北的枪声激战持续约四个小时，我们用电话报告了江南岸大队长。大队长指示我们坚守本岛，不得轻举妄动。我们深知中队长被围，凶多吉少，但没有命令也不敢弃岛渡江增援，大家万分焦急。11时许枪声停止，12时许泅水回来了三分队长以下15人、民兵4人。据回来的同志说：前三次过江摸日军据点，日军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日军不知道我们过去多少人，只敢派出一个小分队应战，所以我们都获胜了。这次过江，我们打了据点，日军一个也不出来，中队长没有收到战果，不肯撤回。待至拂晓，日军以两个连兵力左右夹击，我们人少势单，激战两个多小时，我们50人就分成三路，利用地形边抵抗边撤退。将近四个小时后子弹快用完了，中队长带一个班作掩护，不幸身中数弹牺牲了，我们19人分散沿江泅水回来的。

    此次袭击日军，我们以50人小分队抗击日军两个连的兵力，激战三四小时，使日军不敢小看我们，让他们见识到了我们并不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中国军队不能打仗”。

    二、遭轰炸嵊县变火海，奋不顾身救出三孤儿

    1939年4月底我18岁，由萧山前线富春江心“东沙洲”小岛调回金华，担任浙江保安团第一纵队补充大队第一中队司务长（是临时组成的接兵部队，当时已实行征兵制）。5月上旬，第一中队接兵人员前往浙东嵊县（越剧发源地），驻在城西一个庙，等待征齐新兵。此时日寇除已占领浙江沿海部分重要城镇外，并向浙江各县纵深入侵，各县城每日有日机侵扰。我方虽有防空组织，但只有通信联络、发警报、筑防空洞和消防队，防空武器如高射炮、高射机枪等十分缺乏，只能消极防空，不能积极防御抗击。因此，日机就肆无忌惮地每天都来扰乱。有时侦察，有时机枪扫射，有时丢下一两颗炸弹。群众惶惶不可终日，不能安居生活，使人民恨入骨髓。国家贫困，武器落后，给民族带来严重灾难。

    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每天用飞机来扫射、轰炸还不罢休，竟于6月19日凌晨来了九架轰炸机轮番轰炸，施行大破坏、大屠杀，将嵊县城炸成一片火海。直到上午10点多，日机才离去。由于飞机来得很早，大部分居民均未起床，来不及进入防空洞，警报解除时，全城到处在燃烧着。当时情况极其惨烈，真是血肉横飞，尸满街头。消防队集合灭火，红十字会抢救伤员，我们接兵人员也投入灭火救灾工作。我跑到我们驻地不远的一家被炸毁的门前，房屋还在燃烧，听见屋里有孩子嘶哑的哭声，急忙跑进去。屋里浓烟滚滚，墙倒梁塌，两个大人已炸死在乱物中，三个孩子围着棉被紧抱在一张硬木方桌下面，哭声断续，脸色苍白。方桌上及周围落满碎砖破瓦，我急忙将桌前一边的碎砖断木扒开，将三个孩子搀出。最大的约10岁，二的七八岁，小的才三四岁。

    我抱着小的，领着二的，叫大的跟着，把三个孩子领回了我们驻地。幸好孩子没有受伤，但惊恐之状，哭声不能制止，给他们扑去身上灰土，打来了水，洗了手脸，要他们坐在我的床上，哄劝了他们一阵，打来饭菜给他们吃了些。大的二的问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只得哄骗他们说：爸爸妈妈躲飞机跑远了！他们又哭了起来。我说不要着急，我派人给你们去找。

    最难过的是第一个晚上，他们没有离开过父母，晚上突然在陌生人这里睡觉，二的三的总是哭闹，要找爸爸妈妈。我只得连哄带骗地劝说他们入睡。就这样，在我这里住了三天后慢慢地有点熟了。我和大的说：“你们房子被日军飞机炸坏了，你们父母可能到亲戚家去借钱修房子，你要哄好两个弟弟，不要着急，一定会回来的。”后来，他们就不哭闹了。过了五天，安下了孩子们的心，我就和嵊县民政科联系，请他们替这三个孤儿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亲戚，给予好好安置；又过了五天，我们的新兵接齐了，我们就要离开嵊县，我无法将他们带走，只得将这三个孩子交给县民政科转红十字会将他们收容。大轰炸后的第11天，我们部队接足新兵就开拔了，这三个孤儿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死难者三千几百万人，如同这样的孤儿也不知道有多少。亲眼目睹种种惨状，更激励我的抗日决心。经历了3000个日日夜夜全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团结抗战，和世界人民的支持，终于在1945年打败了猖獗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胜利。

    三、闯险道前线送饷银，救宣城千里急行军

    1939年底，我在浙保一纵队补充大队（接兵部队）第一中队当了八个月的司务长。第三战区成立了第十集团军，以王敬久（八一三参加淞沪会战的八十七师中将师长）任总司令，俞济时任副总司令，冯圣法任陆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将浙保几个纵队改编为陆军暂编第三十三师、三十四师、三十五师三个步兵师，驻守浙江省各地前线。浙保一纵队补充大队隶属改编后的暂三十三师。1939年底将第三批新兵送交驻防在温州市的暂三十三师师部后，补充大队撤销。暂三十三师师长萧冀勉，广东人，黄埔一期学生，以中将师长兼瓯江防守司令。由于我在八个月的司务长工作中工作积极、账目清楚，在交完最后一批新兵后，暂三十三师师部军需处提升我为三等佐军需，在会计课任审核军需。仅两个多月，暂三十五师军需处缺人，将我借调去。当时暂三十五师驻防在富春江上游北岸，富阳、新登、桐庐一带。暂三十五师师长劳冠英中将兼钱江北岸指挥官。劳是黄埔五期学生，年仅37岁，广西合浦人，他27岁已当团长，朝气蓬勃，治军严肃，热爱青年，无官僚习气，作战勇敢，行军迅速，有“火车头”的外号，每次作战必身先士卒，拼死杀敌。由1940年至1942年近三年时间内，以浙江各战场为主，参加了闽、浙、皖百十次战斗，伤亡严重，由原来万人实力，消耗成不足3000人。1942年秋奉令内调，步行万里，穿越六省三个战区，到达川东，扼守夔门，补充整训。一团驻奉节，二团与师部及直属部队驻云阳，三团驻开平，成鼎足形。

    1940年底，浙江省各县犬牙交错，到处是前线战场，暂三十五师奉令开赴浙东永康、东阳一带参战。师部军需处在衢州航埠设后勤留守处，由会计课长任主任，我任副主任（19岁），管理粮、服、弹药和家属。暂三十五师在前线经过半年大小二三十次战斗，参谋处长粮秣课长阵亡，随军军需人员伤亡过半。1941年6月，前线师长来电，要我押解军饷20万元，并调任随军粮秣课长职务。军令如山，我即带一个警卫班和两个运输班由衢州航埠出发，押解20万军饷和部分单军装经金华、东阳、嵊县、四明山，至奉化下跸驻师部防地，沿途避开日军，翻山越岭步行10天，约有七八百里，安全到达目的地。其中几次遇险，离日军仅一两华里，有时要跑步通过，有时要日夜兼程。作为一名前线补给的军需人员，既未带战斗部队，没有战斗力，又要胜利完成任务，其难度不在带兵作战之下。

    到达奉化下跸驻师部后，我即担任了粮秣课长职务，负责筹办全师军粮马秣。1941年8月下旬，我师奉令急行军千里，限七天内必须赶到安徽省宣城县，以防止从南京方面南下日军侵占，沿途跋山涉水，酷暑挥汗。为避免途中日机搅扰，大部分路程是翻山越岭而行。夏季南方多雨，有时一下三天，山洪暴发，经常冲走辎重和马匹。遇到险峻之处，坡陡路滑，队伍必须扶绳而上。最难当的是我这个粮秣课长，部队宿营时我要多走一二十里，到附近的乡、县政府去筹措军粮马秣，时常通宵不得休息。军务如山，抗战如火，违者军法从事。劳冠英师长赏罚严明，治军严谨，我们排除种种困难，在第七天上午到达了宣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尚有7000人）镇守小县宣城，使我方掌握了主动权，日军的入侵计划破灭，未敢来犯，宣城得以保住。

    四、守夔门小舟行三峡，请军令孤身走栈道

    暂编第三十五师（前身浙保纵队），自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至1942年秋，又在以浙江省为主各战场参加了浙、闽、皖百余次大小抗日战斗，五年来将原有编制万余人消耗2/3以上，剩下不足3000人，为了补充整训再战，奉命西调川东整补。师司令部副师长、参谋长、参谋处长等在各次战役中均已失踪的失踪、阵亡的阵亡，师长成了“光杆司令”。即以我们军需处来说，本来是师经理制，后勤管理独立，直接向军政部请领报销，所以军需处原有总务、会计、粮秣、被服四个课，有军需人员三四十人。经过多次战斗，后来只剩下我们五个青少年。原会计课长升主任，约30多岁，一个管金钱出纳，一个管经费审核，一个管被服，我仍一直管粮秣。所谓课长，也都成了“光杆”。五人中以我年纪最小，仅21岁。那时一个人要顶五六个人用，就拿粮秣课来说吧，每月要编预算，向兵站或地方政府领拨军粮马秣，要分发到所属各团、营、连，要审核各单位预领数与实用数，要统计呈报各战役消耗数，对内对外原来编制由七八人干的工作，都要由一人来承担。作战时不分昼夜不用说，就是暂时驻防或临时休整时，也要白天晚上一起干，实在困极了，和衣而卧睡一会儿，醒来马上就得赶紧干。几千个日日夜夜，忘记了春夏秋冬，为了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量，不惜随时牺牲生命，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早日把穷凶极恶的日军赶出去，从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拯救同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难做的事呢？

    为正义而战，为全民族利益而死，死得光荣。树立了这个正确的信念，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了！最困难的问题是国家本来贫穷落后，抗战已经五年了，国家和人民财力物力消耗极大，前线后方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筹办军粮无论是政府的公粮或用现金购买，都十分困难。南方主食以大米为主，有些公粮在仓库积存十年八年，已发霉变绿了。按科学来说，已变质的有毒不能食用，但战争年代不吃就要饿肚子，部队怎样行军打仗呢？吃了不只没有营养而且还要中毒。在八年抗战中不仅沦陷区人民深受日军残暴蹂躏，后方人民也承受了极大的艰苦。作为中国抗日军人来说，苦与死，已置之度外，但肚子不能不添食。俗话说：“一天不吃心发慌，三天不吃腿打颤。”抗日军队是打仗的，空肚子怎能打仗呢？这就难坏了我这个主管全师军粮马秣的粮秣科长了，每天都要东奔西跑去筹措军粮马秣！

    我师于1942年9月10日，由浙江龙泉防地出发，经福建浦城、建阳、邵武，到江西黎川、南丰，翻山越岭，弯弯曲曲行军千里。在平原上要日宿夜行，避免日机发现，在深山里是日行夜宿，每天平均100里。师长爱护官兵，重视军需人员。我们四个军需人员（主任未在一起）总是和师长同行同宿，有时夜间行军一边走师长一边和我们讲故事。我因为每到驻地还要出去筹措粮秣，很少得到休息，所以在夜间行军时十分疲乏，经常一边走一边就睡着了，睡着也能走一二里路。师长没有听到我的搭话，或看到我向路边冲去，就马上搀着我走。为了全民族的抗战，为了有这样一位没有架子的“亲密战友”——师长，我怎能不全心全意地工作呢？我怀念他。

    昼夜行军11天，到了江西南丰一个村镇，队伍太疲乏了，准备休息七天，还还元气。哪知阴历十月上旬，正是夏末秋初，官兵营养不足，水土不服，尤其当地的蚊子特别大，咬一口一个大疱，一抓就成一个窟窿，很多人得了疟疾。当时食粮都十分困难，药品更为奇缺，我们不敢久待，休息了五天就又出发了。

    经江西临川、宜分、宜春、萍乡，进湖南湘潭、长沙、益阳、洞庭湖；过常德到石门，经渔洋关进入湖北省，到三斗坪、茅坪集结，分乘木船进川东奉节。由浙江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到四川，共六个省三个战区，行程约万里，历时三个月，到湖北三斗坪已是1942年12月下旬。第一团头一天入川去奉节，师部二、三团第三、四天分开来乘木船进川。师长带几名卫士、两名参谋及我和出纳军需八九人同乘一条小木船逆水顺风，舟行两天，到第三天下午离奉节30里的峡口处刮了西风，波浪滚滚，小船不得上行，泊岸停舟。师长问船老大：此风何时可停？船老大说：下午起风，最快要天黑才停，否则一刮一二天也不一定。师长焦急万分，因已去电奉节，今晚必到，现在电台不在本舟，无法联系，军人作风，不能失信。

    三峡之内，除有古代在江北岸峭壁上凿有旧栈道外，别无他路可通。师长说今晚我们的船可能到不了奉节，谁走栈道30里去给奉节送信呢？因大家都是东南人，没有进过四川。一想起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都不敢领命。我年少气盛，又位列课长，欣然应命，愿去送信。下午3点半开始攀上栈道，单身急行军三个半小时，至晚7点到达奉节，传达了信息。他们于第二天下午才到奉节。

    山峡自古称天险，栈道传说是古三国蜀汉所开，在三峡通白帝城处沿北岸峭壁中间离江水几丈高处山腰中凿石为道，上不顶天，下不着地，高约二丈，宽不及仞，置身栈道，如履云梯，虽无“两岸猿声啼不住”，但亦绝无人踪迹。山下波涛汹涌，迎面寒风飒飒，不知是冷是热，脱下棉衣，满身还是热汗腾腾。偶尔停步往下俯瞰，荆丛中白骨常现，日暮风紧，万壑阴森，鸟雀归巢，长鸣扑面。只身孤影，难免惊战，转念为国抗战，死且不惧，何惊之有？只有勇往直前，完成使命。

    五、克桂林沿途抱病送军粮，庆胜利人民热泪迎亲人

    1942年底，暂编第三十五师奉命调进川，扼守夔门，实行补充整训。暂三十五师原由暂九军指挥，进川东后改隶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黄埔一期学生，是何应钦人。暂三十五师进川后，将师经理制改为军经理制，师部（包括直属部队）和各团直接由军部供应补给，师部军需处人员缩编，仅负责师直属部队军需供应，所属各团由军部供应。

    我师在川东奉节、云阳、开县补充整训和扼守夔门一年零四个月，于1944年5月离开夔门出川，经长阳、石门、慈利、大庸、沅陵、辰溪，至湖南芷江防守机场。1944年12月将暂编三十五师番号撤销，师长劳冠英调陆大受训，所属各团补充九十四军所属四十三、一二一、五十五各师，师部人员有调军部和各师的，我们师部军需人员调入军部军需处，赴军部军需处所在地贵州镇远办理暂三十五师结束手续。

    1945年4月，军经理制又改为师经理制，准备各师独立反攻，参加湘西会战。军部军需处人员充实各师军需处，我被分配到四十三师军需处，接受命令于4月下旬由贵州镇远奔赴湖南武冈四十三师前线报到。当时九十四军受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指挥，参与湘西会战攻打武岗。当时参加湘西会战的有九十四军、二十军、九十二军、一百军和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各一部分。为配合全国总反攻，九十四军收复湘西武岗后直指桂林，四十三师为先头部队5月下旬由武岗出发扫清两侧残敌指向桂林。我到武岗前线四十三师后，仍担任随军前线供应军粮马秣工作。为了清除由武岗至桂林两侧日军，四十三师有时迂回作战，有时反复冲杀，务求将两侧之敌全歼，以达到收复桂林之目的。其他友军，直指柳州。

    盛夏炎热，部队打得十分艰苦，由武岗至桂林以地图直线计算不过几百里，但要全歼两侧及桂林外围之敌，时间就不能以直线路程计算。沿途酷暑作战，日寇殊死抵抗，桂林日军数万，大部分防外围，因此将外围日军扫尽，桂林才能克复。我军参加湘西会战，攻克武岗后，四十三师军需处留守武岗，仅派我一人随军前线供应粮秣，自6月上旬出发，至7月31日上午攻克桂林。

    在参与湘西会战与收复桂林的三个月的战斗中，部队作战计划随形势需要经常改变。例如今晚在甲村驻营，传达命令次日推进60里在乙村集结，我带了一个警卫排两个输送连，筹办了一万五六千斤军粮马秣，翻山越岭由输送连挑至乙村。村口见一联络参谋，手持师长命令：“本部因追击日军，推进30里，限贵官于晚9时前将粮秣送到丙寨，否则以抗军令论，此令”。在这三个月中，这样的事遇到七八次。

    如果有一次未能完成任务，我就被军法从事了。以我徒手个人及警卫排战士来说，可以办到，而对挑有百十斤重的输送兵来说，跋涉一天，筋疲力尽，还要再挑30里山路，实在力不从心。对后勤输送兵，不是前线战斗兵，不能用死命令指挥，只能晓以大义，好言相慰，并在遇到集镇时买些酒肉慰劳他们，加强公私感情，否则他们一撂挑子，我的“人头落地”不要紧，影响部队作战，影响反攻大业，罪莫大矣。

    派我随军供应全师粮秣，兵站既没有派人来，师军需处也没有派第二个人帮助，原因有二：一是知道我在暂三十五师及第三战区抗日战斗几年来一直是负责全师前线补给，也可以说是“知能善用”。二是我刚调到四十三师，上下左右无一熟人，这样的苦差是谁愿干呢？只有我这个一无靠山、二无背景、三无家属牵累的、一心一意为抗日参军的24岁青年来担任。完成任务有功，出了差错有罪，在第一线是一点马虎不得。

    在八九十个日日夜夜里，连续跋山涉水，日晒雨淋，饥饱劳累，蚊叮虫咬，至7月中旬我得了疟疾，头晕脑胀，忽寒忽热。我是抗日军人，对敌作战之际，不能休息，只有舍命坚持工作。至7月31日上午，我师攻克桂林北城，桂林市区残敌抵抗一二小时后其残余之敌南窜逃命，被其他友军所歼。

    我师首先攻克桂林是在1945年7月31日上午，我于下午2点多钟赶到桂林。北边大桥和市区民房熊熊烈火尚在燃烧，部队除一部分搜索残敌外，一部分已经投入灭火救灾工作。我的工作是每到一处，即刻筹办军粮。四十三师攻克桂林后休整待命，准备攻打柳州，而柳州已被其他友军收复了。

    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中旬我师奉命开赴柳州。桂林到柳州约200公里，我们沿着已被破坏不堪的铁路线前进，每天行军三四十公里。我因患一个多月疟疾未愈，身体虚弱，无力长途步行，师长李士林（保定军校出身，1949年1月同我一起在北平起义时，他是新二军军长）每天派给我一匹坐骑、两名卫士，随军前进。8月下旬到达柳州，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爆竹声不绝于耳。

    到柳州后的第三天晚上，师长派人把我叫去，叫我当晚向师军需处会计课领取500万新法币，不带行李，不带护兵，第二天凌晨5点乘三方面军司令部专机去上海，五天内采购好全师一个月军粮马秣，粮款随身携带。因上海尚未接收，伪银行不能存放，市区未驻国军，仅有一个先遣团防守机场，一切要小心从事。

    这个任务，在我当时听来，比各次在前线办补给还要困难。原因是：第一，谣传南京、上海日军几十万有暴动拒降之意；第二，孤身携带巨款深入敌占区，行动十分危险；第三，病患未愈，身体虚弱，办事困难。经一再向师长请求另派干员，师长说我们再三研究，此任重大，非君莫属，这是命令，希勿违抗。命令二字，军人岂能违抗？虽万死也难辞。这是我参加八年抗战，在全国获得胜利后的又一次“艰巨”任务。

    8月底某日凌晨4点钟，师部派来联络参谋，开吉普车将我送到机场，登上一架不大的美式专机，机舱灯光昏暗，看不清谁是谁。至上午9点来钟，专机在上海某机场徐徐下降，从机舱窗口往下望去，机场除跑道外，已站满了人群。我心中纳闷，哪来的这么多人，都是干什么的。等飞机滑行停止，人群拥向机身，打开舱门，就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群众高呼抗战胜利万岁！欢呼抗战英雄万岁！欢呼汤司令胜利归来……我这才知道，我搭乘的是汤恩伯专机，所以规定除粮款外，什么也不准带。

    群众的欢呼、群众的热泪，使我也热泪盈眶。我感到内疚，我们政府和军队对不起老百姓，使群众在日寇铁蹄下受苦八年。群众热情地将通道围得水泄不通，我由舷梯走到候机室，费了两个多小时。

    陈锦：在福清抗击日寇的几年

    一、日机滥炸血债累累

    抗战第三年，福建省唯剩福清县海口一港可与海外来通。商人竞相冒险去沈家门做交易，并到沦陷区上海经营货物。于是弹丸之地的海口镇，商贾云集，各机构纷纷成立，小海口被人称是小上海。当时陈仪主闽，在海口设运输总站，各方客商亦争设库栈，货物流运，日夜繁忙，市场热闹，熙熙攘攘；入夜灯红酒绿，楼台纵歌，倒像是一块太平乐土。

    1940年初春，一天早上紧急警报响，不一会儿，六架日机从外海飞临海口上空，转一圈，扔下一串串炸弹。登时爆炸声、哭喊声，震天撼地，海口成为火海了。日机去而复来，作低空俯冲投弹，自上午7时一直炸到过午才停。

    炸后整个海口镇烈焰熊熊，黑烟滚滚，到处是断墙残壁，乐土顿时变为焦土。地上尸首狼藉，惨不忍睹。日寇犯此滔天罪行，令人发指。在街上执行疏散的队警死伤二人，我腿脚中了碎弹片，又被倒屋压倒。幸亏有一保长发现了我，奋力救起，我才死里得生。

    日机狂炸海口时，我军并无高射炮，只有三两架普通机枪远远对空射击，当然吓不了日机，只能任其从容肆虐。

    福清县渔溪镇是福厦交通线的一个站点，日机亦频临肆虐。一天早市正兴，忽然紧急警报拉响，街上的人纷纷跑到街后果树林里去躲避。日军知道民众这种心理，偏偏向树林里倾泻炸弹，霎时爆炸声四起，树木抛天，血肉横飞，一片幽静的果树园，变成了恐怖的屠宰场。死里逃生的人，寻娘觅子，呼天抢地，惨状难书。日本侵略者又犯下一笔血债。

    二、保卫东张公，重创强寇

    日寇滥炸海口渔溪后，没过多久即进陷福清县城，日军入城烧杀奸淫无所不至。当时县长吕思义亲率队警反攻，我不幸胸部中弹，抬送福州协和医院救治，旋福州亦陷入敌手。日兵的种种暴行，使我心神不安，待伤势好转，即由永太转道至仙游，后再返回福清前线。

    福清县城失陷后，各机关撤退到后方东张镇，调来保安二团在后竹山上设防拒敌，扼守通往东张的公路。日军轮番发炮猛轰，山上土石纷飞，硝烟弥漫。日军枪炮虽强烈，我战士同仇敌忾，毫无畏惧，屡挫日军攻势，阵地岿然不动。日军又轮番发动冲锋，妄想进占东张镇，我军奋起还击，杀声震野，子弹呼啸，打得“倭人”哇哇乱叫，遗尸狼狈败走。日军正面进攻，损兵折将，无法得逞，去求援福州驻敌抽调大部队搜湾边偷袭背后，东张镇才被攻入。日军大发兽恨，把整条东张街烧成废墟，无辜百姓惨遭杀戮，实比虎狼还凶残。

    三、黑夜歼敌，排长捐躯

    1944年，日寇铁蹄二度蹂躏闽海，进犯福清的日军分两路直迫县城。当时在城里的队警只有50多名，负责维持治安，掩护各机关撤退。北门山头先被攻占，日军居高向城内发炮轰击，因众寡悬殊，我们节节抵抗，由南门退出。日军入城后暴行两昼夜，撤至海口镇不走，向各乡村勒派猪、鸡、油粮去慰劳“侵略”有功的皇军，如怠慢不供应，即派兵去将村庄夷平。

    许国钧任福、长、平三县指挥官时，组织兵力去攻打海口镇日军。日军占据山头，白天瞭望宽阔，目标明显，我军几度进攻，均未能逼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以县队警作前导，协同省保安一个大队为主力，向海口守敌再度发动袭击。某排长只身先上，摸近敌岗哨，瞥一日兵在雨中抱枪龟缩，排长举起刺刀直“宰”其身，只听嗥叫一声，惊动占守日军，向山下用机枪乱扫，发炮乱轰，激战至天明，我军撤回。

    这一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伤亡可观，但我方排长壮烈牺牲，战士亦有负伤。那把刺死日军的刺刀，沾满鲜血，因用力过猛，形成弯曲，我们将刺刀悬挂在十字街电杆上，轰动城内外，民众涌来观瞻，人人拍手称快。

    排长杀敌献身的事迹，感人心魄，福清县各机关团体为排长开了隆重追悼会，备办厚棺殓葬，沿途民众拥上道旁肃立，向为保家卫国而壮烈牺牲的排长致敬、哀悼。送葬队伍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情绪激昂，声震云天。

    占据海口镇的日军，经此一战，吓破了胆，不久逃遁而去。

    四、俘虏投诚，抗战胜利

    到1945年，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我军捷报频传，日军失败的命运已定。这时有一小队美军来到福清，在一段时间里，我雄鹰超级空中堡垒机群，每日经过福清上空飞越海峡去轰炸台湾岛，万民跳跃欢呼。

    此时日机已销声匿迹，而从平潭海面被我军俘虏的日军相继押解来福清（内有被迫来充当炮兵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个个垂头丧气，神色沮败。我们以人道主义对待他们——衣食暖饱，受伤者给医治，并向他们讲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可受蒙骗，驱使他们抛弃家园来杀害中国百姓——经教育所有俘虏恭诚悔恨，表示感谢。

    此外，我们还缴获日军坠落飞机的降落伞、机关炮、指挥刀……胜利品。

    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庆。福清县各界在凤凰山上建立抗战纪念碑，以纪念抵抗日本侵略者而光荣牺牲的烈士。

    （陈锦 口述 邱世雄 整理）

    王瑛元：抗日沙场之对空作战拾零

    七七事变时，我才18周岁，当时我是国民党中央防空学校高射炮第三连的观测手。但不是一般的观测手，因为使用的防空武器是向德国花了巨金购来的卜福斯七五高射炮及电气的中央指挥系统和附属的蔡司四米测高镜。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雷达的情况下，就算是最现代化的防空武器了。

    经过考试，在测高镜中我测量5000米的目标时，误差不到10米，七五高射炮的爆炸威力是前80米、后30米、左右50米，我的观测能力是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的。

    卢沟桥日军的挑衅行为，在我们血气方刚的青年中激起愤怒的波澜。我们天天守在扩音喇叭前，关注形势的变化，只感到局势一天天严重。几天以后，蒋介石号召对日抗战，后来才知道是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抗战，是全国人民的力量促成的。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民一致挽救民族危亡。

    七七事变以前，我们对于空防早已有所准备，当时有高射炮三四两连驻防河南孝义，因为那里有一个生产枪炮的兵工厂，还有一个化学兵工厂。平时一面进行技术训练，一面挖壕沟，建掩体，枕戈待旦。七七事变后不久，深恐日本飞机轰炸兵工厂，我连立即进入阵地，严阵以待。

    当时在南京还有好几个高射炮连。抗日一开始，日本飞机就开始轰炸南京，正逢我到南京考学，我在白下路差点挨炸是小事，而亲眼看见对空作战是大事。当时空袭南京的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一开始，日本空军眼底下根本没有中国的防空力量，飞得又低又慢，扫射、投弹，肆无忌惮。

    空防建设的第一步，首先是防空警报系统，那时已初具规模。创始人是后来教我《防空情报》课程的徐家均老师。从抗日一开始，日机偷袭就没有漏网过，尽管当时旧中国的通信设备简陋一些，但派驻边防前哨的观察站的战士们能日夜坚守岗位，尽心尽责。后来进行防空情报总结工作时，肯定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战局在变化，国土在沦亡，但始终能做到日机一起飞，中央防空情报所就知道日机的型号、数量、编队、方向、高度。重庆中央防空情报所对日机了如指掌，根据其进入哪个范围，确定应拉什么警报。这样就使人民群众能够有所准备，然后收拾贵重物品，携老扶幼进入防空洞，以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最重要的是使我空军可捕捉战机，及时迎战，使防空部队进入战斗状态。我个人是亲身经历者，基本上在万米左右就能捕捉目标，一进入射程，一按电钮，三分钟后，炮弹飞离炮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是比较出色的。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

    当时，日本木更津航空队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全在我们仪器的参数范围之内，加上这套武器精密度很高，几乎日机每次空袭南京都有被我们击落的。在不太久的时间里，日军就被我们的防空部队及空军部队打怕了，这对保护人民和打击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起到了一定作用。

    随着时局的变化，我连奉命由河南开赴武昌，任务是保卫武汉三镇，阵地就设在江汉关对面的江边，我还是观测手。每次日机来袭，都予以痛击。我在镜子里清楚地看见，高射炮弹在飞机身边爆炸，也看到日机冒烟逃遁。这时的日机，比起木更津航空队来，高度和速度都有所改变，感到已不太好应付了。

    1938年的春天，长沙春雪未融，组织上因我已被防空学校学生队录取，把我送到长沙校本部接受严格的防空干部训练，暂时离开了战场。这是一个特种兵学校，毕业时为了统一学历，又发给我中央军校本校十四期炮科文凭。

    形势一天天吃紧，长沙大火前夕，我们已迁到湖南祁阳，后来为了迁到贵阳，又先到桂林。当时我们正学习关于四公分高射机关枪，随身携带武器，处于战斗学习两不误的状态。大概是1940年的春天，我们驻在桂林火车站，正邀请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来讲《兵器发展史》，刚讲完，来了突袭警报，我班立即进入炮位。一架日机进入射程，只听到“通、通、通”三响，这架日机的尾部拖了很长的火焰，向南消失在群山之中。为了寻找日机残骸，第二天我们还整整爬了一天山。

    第二年，我们已学到七五高射炮同照空灯测音机了，都是在阵地学习的。当时重庆的突袭已很频繁，多的时候，一批80架，而且是一批接一批，整天不解除警报。一来警报，我们就进入阵地，协同作战，也总结作战经验。

    突袭的夜空，景象非常壮观。几道似万支烛光的照空灯，照亮了点点机群，战斗机的曳光弹、大炮弹道的红色弧线，互相交织。但那巨型轰炸机的沉闷吼声震撼着大地，带来死亡的恐怖。刹那间，几百吨的炸弹往下倾泻。生死关头，谁也无心去看这些。

    随着战局的扩大，已遍地烽火，全国已建立了九个战区。毕业后我留校任观测兵器助教，同学们已分到各战区的防空部队。一般都驻防在机场、重要桥梁、军火库、要塞，如马当、田家镇都有防空部队。后来，陆陆续续从前方传来了噩耗，许多同学、战友都牺牲了，他们不是死于枪林弹雨和日军刺刀下，而是死于地空作战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之中和重磅炸弹横飞之下。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留学生高光煊死后，我们去收尸时，肠子挂在电线上，在50米外发现留着熟悉的分头的头盖骨。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多少防空战士献出宝贵的生命。

    赵儒卿：此番抗日留鸿爪

    昔年我在北平念大学，正值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毕业后，我没回东北当亡国奴，而是在北平东城舅家居住。报载南京黄埔军校政训班第一期招生，我即往南京投考，幸被录取，效班超投笔从戎之志，抱有救国救民之心。念书时，我经同学周真愚、刘吉祥介绍加入国民党，与六期同学同年毕业，被派为天津宣传总队第十六队为队员，配属五十一军工作。四个月后，我调任察哈尔省二十九军政训处助理训练员，后派为三十八师二二四团少校政训员，驻蔚县，遇同乡郑程九，咏诗相赠：

    蔚萝古代称雄州，朔北风光邂逅游。

    桃色早开南部树，雁声斜送西城楼。

    青山峦峦犹如画，黄柳依依不是秋。

    同感有家归不得，流莺何故转娇喉。

    因为我俩都是东北人，在此时怎能回家呢？我改调三十二军一四二师政治部中校科长。彼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参加河南考城抗日战役：

    气爽天高正孟秋，轰轰炮火向敌投，

    考城战役倭奴溃，卫我河山壮九州。

    我参加湖北万县万家店抗日战斗争：

    万家店上战争开，日寇无端侵略来，

    枪炮齐鸣敌败北，我军胜利收兵回。

    在开往前线时不管天黑风雨，精神振奋而往，见乡民扶老携幼的悲惨情形，逃往他乡的困难遭遇，真是泪流而下，更坚定抗战的决心。

    我参加江西南浔线抗日战斗：

    南浔线上战争开，日寇仓皇败退回，

    保定河山依旧在，收兵整训宜春来。

    此次行军时，山高路窄，一人跟一人前进，不能多人过路，但杀敌心切，不管行路之难！看敌寇炮轰我地，惨不忍睹，百姓悲悲切切地逃往他乡，真是令人心痛。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我被改调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中校指导员时，参加了湖北江陵郝穴抗日战斗：

    江陵胜景古今奇，郝穴倭奴战争开，

    抗日军兴敌败北，河山永固收兵回。

    在战争时，枪林弹雨，不计生死。看一路敌军杀人不眨眼，尸横遍野，暴露山边，他们真不拿中国人当人。此仇不报，何以为人，心里实在难过！

    我改调一九〇师政治部中校科长，参加了湖南常德胡家桥抗日战斗，左手左腿负伤。

    胡家桥上倭奴来，战火惊天动地催，

    英勇负伤离阵地，长沙疗养愈方回。

    我虽负伤，看路上难民无数，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真是百感交集，伤好一定再杀敌去！

    我住在长沙九十五陆军医院疗养：

    名胜长沙我再游，院中疗养度春秋，

    轻伤渐愈良医效，娱乐场合何日休。

    此次负伤湖南报载——赵儒卿光荣负伤。我看到以后，甚为感慨：

    伤好一定杀敌去，不负报纸登一回。

    去岁冬天负伤，在长沙九十五陆军医院疗养。彼时鼎铭、杨襄云两位画家，在长沙搞画展，我前往参观，和两位先生谈起此次抗日负伤，住院医治。两位先生很钦佩我，愿画一帧赠我，作为纪念。我高兴领受，鼎铭画天马，这真是天马自行空，心欲孤高比月云。杨襄云画芦雁，鸿雁能捎画，塞北曾传汉使画。我在画上写一首诗：

    常德战争伤负轻，长沙九五院疗情。

    此番抗日留鸿爪，造访画家赠是屏。

    时民国33年5月13日

    我伤愈后，改调五十二陆军医院中校政治指导员，医院在邵阳县：

    游湖南邵阳县城

    伤愈新任到邵阳，此县虽佳奈异乡。

    野草闲花开满地，山清水秀好风光。

    驻湖南邵阳县城

    学贤吟诗句不奇，暖天却恨酒少来。

    邵阳县里榴花放，大好江南入画时。

    杨梦周：长芦税警旅抗战的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局势吃紧。长芦盐税局设在天津意租界五马路，局长佟泽光原系冯治安将军部下团长，1933年参加过喜峰口战役，系二十九军副军长抗战烈士佟麟阁将军之侄。鉴于当时大敌当前，为免遭敌包围，秘密部署各区税警部队（局属八个区另设特务大队共5000来人）集中南下。其中一区二区分驻南开塘沽两地行动困难，不得不夜行轻装。尤其二区地处渤海之滨，位于海河西岸，正当日寇军事范围，更感危险，决定分散绕滩地（盐滩）穿越铁路到陈官屯集中，奔南宫待命。佟本人为避敌由局里通过影片公司外商到法租界，然后购买英商太左怡和货轮船票乔装绕道青岛到开封。

    部队辗转行军，遇当年夏秋季多雨，南大乡城外水深丈余，平大路泥泞滑陷，倍极艰苦。到开封后已进入初冬，税警官兵单衣，多有疾病，河南盐务办事处处长蒋守、副处长坦一礼（俄人）给部队置备了棉衣，士气更为之一振。

    这支部队经在开封休整后分别开赴黄河南北岸护桥防敌，一直由卫辉到郑州。由于这个部队平日在滩地训练有素，且有许多官兵都在淞江税警学校和永年税警训练所受过训练，军纪严明，又都是青年，很快被当时的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豫省主席商震将军所赏识，不久即改编为长芦税警旅（辖三个团一个特务连），其中一区因陕西缺人，整个调西安。这时佟仍回盐务，旅长由蒋步丹（河北高阳人）接替，各级官兵由总司令重新任命，正式参战，驻许昌一带。

    1938年麦收前后，部队由曹乡东面、兰考一带调开封掩护友军。日寇纠集优势兵力越进城内，在大炮掩护下午夜向我部队猛烈攻击。当时我税警部队分别守在城东南和南城，闻声奋起抗敌，战斗激烈。有一胡排长在中弹牺牲前还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弟兄们冲啊！”双方伤亡惨重，为避免更大牺牲且掩护任务已完成，部队乃做战略转移，后调湖南高桥镇整休，旋开赴江西耒阳南昌转战老河口襄樊一带。如今这支部队人员流落全国各地，鲜为国人所知。我当年在塘沽税警二区当书记，从1937至1938年一直没离这支队伍。

    刘公武：坚决奔赴疆场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正在调训国民党整编师的军官和军士，设有一个军官总队和一个军士总队，共2000人以上。分校主任刘绍先，原是军阀孙传芳部的师长，与陈诚为保定同期同学，转投到国民党来的。周磐任军官总队总队长，张言传任军士总队总队长，我为政工负责人。

    卢沟桥抗日军兴，7月9日，当天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纪念日。清晨，我就在全校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讲话，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历史意义，激动地宣扬卢沟桥英勇抗日的壮举，指出：这是民族战争的号角吹响了，中华儿女都要奔赴疆场，挽救国家的危亡！不料，我的话音刚落，刘绍先立即走到讲台前说：“这是地方常发事件，不足为怪，很快就要解决的。”并断言一些原来留住在平津不为国民党政府所容纳的旧军官，都投奔了“满洲国”。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台下突然自发地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怒吼，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这一口号。刘绍先吓得呆若木鸡，脸色惨白，再不敢吭声了。

    没有等到正式宣布散会，大家便各自行动，带队走出了会场。我刚走下讲台，老教官侯连瀛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愤慨地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决不能忍辱下去的。”紧接着，队长教官们纷纷来到我处，控诉刘绍先崇日恐日的丑恶嘴脸。当天下午，我们同约驻武昌宪兵第三团团部集合开会，群情激奋，一致决定：由到会者具名电告蒋介石校长，撤免刘绍先，以息众怒。继而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之下，刘绍先撤职令下，改调成都分校主任李明灏来接替。在新旧交接期间，由于全校同学强烈请战，未等到原定的训练期满，便提前举行结业仪式，各自奔回原部队，走上抗日战争前线。

    就在他们临走之前，恰好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先生率领的抗日救亡宣传第二队来到武汉，我们热烈欢迎他们到武昌南湖军分校礼堂演出。同学们观看了《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愤激万状，摩拳擦掌，急不可待地赶回原部队，进入抗日前线阵地，以消心头之恨，洗雪民族之耻。

    接着，我参加了武汉抗敌宣传委员会，在把打下的敌机残骸抬去汉口中山公园展览时，正好听到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辉煌胜利。我作广播宣传，以一颗火热的心，愤怒地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看到听众的踊跃、民气的振奋，我相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抗战是必胜的。这种现象令人鼓舞奋发。

    李明灏接任武汉分校主任后，在1938年秋武汉大会战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撤迁到湖南武冈县城，改名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又称武冈军校，开始举办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的学生训练，以便培养成速成军官，适应抗战的需要。

    我带领在武汉招考的一批从华东、华北撤退下来的爱国流亡青年学生，乘火车到了湘潭易家湾车站下车，徒步去武冈，一路进行抗日宣传，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个个精神振奋，没有一个掉队落伍的人。我们日行60里，落宿桃花坪（现为隆回县县城）时，适值中秋节，月下200多人席地围坐在树林中，当我讲话指出：“今夕何夕，本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今是谁迫使我们离乡别井，骨肉分离，四散流亡？国仇家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话还未说完，大家就激动得痛哭起来，纷纷站起来，发言表决心，一定要坚持奋斗，学好杀敌本领，争取早日走上抗日前线，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充分表明了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强烈情感。那是何等动人的情景，是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的。

    之后，我担任武冈军分校政治部主任兼武冈县县长，工作中心转移到治理地方和巩固后方，就不再参与军分校的事了。

    丁棣华：转战两湖，有啥吃啥

    一、不吃请的团管区

    1940年春，我任陆军独立工兵第三十一营营长，前往道县接兵，沿湘江西岸南上，羊肠小道，依山傍河，可容单人，两岸密林，松杉并茂，水深清澈，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中途依山有一小庙，系太平天国攻道州时，守备沈某战死处，后其女将尸夺回。县北门外，有浮舟桥一座，时值城内外桃花盛开，香气四溢，身心清爽。团管区人员不吃请，于一个月内将新兵500名交齐。县有图书馆，周敦颐、何绍基二贤祠堂亦在北门外。

    二、双簰群众拥军抗日热情

    新兵在双簰训练四个月，主要课目为操舟架桥、爆破、筑城、射击等作业，一月街南头河滩突然枪响，经查询，系野猪一群由甘蔗林中窜出，直向作业人员冲来，打死三头吃肉，肉瘦红粗腥。训练期满，调老河口（酂）归五战区指挥。出发前，双簰群众摆案鸣炮欢送。

    三、三峡天险

    我营由冷水滩乘火车经衡阳、株洲到某站下车，乘拖船过洞庭。湖中水光接天，间有黑色江水翻腾浪顶。到湖西岸上陆，经澧县常德北行，沿湖地势平坦，均系稻田。行数日进湖北山地，过马鬃岭，形如马鬃，两面断崖绝壁，高数十丈，长百余米，容单人行，俯视头晕，万一失足，则将粉身碎骨，只好前视而行。东望宜昌，平原千里，为日寇占据。下山渡江，两岸陡峭，江面狭窄，江水碧黛，乘木舟至江心，马惊欲跳，急将马首高举，方得安定。过江到突山县城，约三四百户人家，四面环山，境内高山深谷，抬头掉帽，小路曲折，人马不能并行。日寇侵占宜昌多年，未能西进，诚乃天生铜墙铁壁。地方以苞谷为主食，南方人多不习惯。又行经保康亦小如突山，过房县境，沿途均系崇山密林，人烟稀少，田生蒿藜，多以马铃薯为食。到谷城，始离山入平原。

    四、前方有啥吃啥

    1941年夏，我营配属驻随县二十九军王缵绪，吃带皮小麦疙瘩两月。后随许国璋一五〇师驻京山县境，人烟更少，且多断垣颓壁，尚有遗尸床上未殓者。我们吃带皮大麦一周，更无蔬菜，一次得吃一个南瓜，甚觉可口。

    五、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实

    1941年7月国军反攻宜昌，二十九军奉令破坏汉宜公路，阻止日寇增援，出发前，共产党新四军派代表二人见许国璋，保证“抗日不相侵犯”。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明月高照，一五〇师以一团兵力掩护我营第二连，强行破坏汉宜公路大官桥。因敌有备，连长王文林受伤，未达成任务。数日后，又挑选技术娴熟士兵15人，仍由一五〇师掩护，强行破坏。装药未完，已伤亡7人，敌方将出击包围。一声巨响，土石横飞，烟雾弥漫，双方射击停止，余人得乘机脱身。死亡者多系年轻体壮、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跟我数年者，我终生难忘。

    王建俊：马彪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概况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继而想占华北以及全中国，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激于民族义愤，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的口号，深入全国人心，抗日救国声势，日趋高涨，如此情况下，日寇发动卢沟桥事件，我民族英雄吉星文团长当机立断，予以抗击，中日战火就此爆发！国共合作，全国上下，迅速形成统一抗战的局面，西北的马步芳由于形势所迫与其兄马步青共同抽调一个骑兵师，共八千人马，委任马步芳堂叔马彪为师长，番号为暂编骑兵第一师，马元祥为第一旅，马祿为第二旅（马步青部），马秉忠为第三旅，所属官兵皆甘青两省的回、汉、东乡、撒拉、保安、藏六个民族的子弟，以回族为主。该师的装备很差，全师只有轻机枪两挺，步枪也都是老枪，只有手榴弹和大刀。虽是这样的装备，但是抗日士气旺盛，磨刀赫赫，大有冲锋陷阵之势，于1937年9月由青海西宁誓师出发，经过兰州时在东校场开欢送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万余人，盛况空前，骑兵师东下抗战，燃起了西北各民族抗日的烽火，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支持！当时全国各少数民族中，只有广西壮族的女志愿军一个团北上抗日，到达武汉待命，其次就是马彪的骑兵师东下抗日，成为典型的事例。该师途经平凉等地受到群众的热烈迎送，至陕西省西安行营程潜主任指挥，驻扎乾县、醴泉、咸阳、典平、扶风、武功、永寿等县，因长途行军休息待命。

    1938年初进驻临潼等地，防守灞桥以东，河南灵宝以西陇海铁路各站，并防守西安至豫西荆紫关，西荆公路之线，第二旅马祿部调赴开封以东兰封县堵击西犯之日军，正与日军交锋，忽奉蒋介石命令，撤回郑州以西待命，以炸毁花园口黄河南堤，黄河泛滥，灾及豫东、皖北几十县，几千万人遭到史无前例的涂炭。同期在西荆公路龙驹寨消灭匪徒千余人，公路畅通无阻，华中战备物资的运输，得到及时供给。又派出骑兵小部队，北渡潼关风陵渡至晋南芮城，奇袭晋城据点之日军，确保潼关之安全，1938年秋奉命由陕西调至河南平汉线许昌待命，随即进驻黄汜区尉氏、扶沟、鄢陵、西华等县，受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驻防期间曾消灭西犯伪军2000余人，严重打击了日军西侵野心，巩固了豫东防地，保卫了郑州及洛阳外围，在战地拍摄了电影，数月后即在青海、临夏等地巡回放映，家乡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子弟在抗日战场的镜头，分外自豪，赞不绝口，年老人至今尚有谈论。

    本师所属的第二旅马祿部由郑州西调至陕北、耀县、铜川等地，马步青由西北又增补两个骑兵旅，番号为暂编骑兵第二师，受胡宗南指挥，作为陕北八路军军与胡宗南嫡系部队的中间隔障。

    1939年马彪师又调至豫东周家口、项城、界首等县黄泛区、马步芳又增补所缺一个旅的人马，编为第三旅，孟全录为旅长，本师与淮阳据点之日军，曾发生几次战斗，在一次战役中，第二旅马秉忠旅长亲赴第一线指挥，在激战中不幸中弹殉国，在战地水寨军民开追悼大会，并立了纪念碑，同时在青海西宁开追悼大会，军事委员会及第一战区长官部，友军各集团军唁电致吊，全师官兵化怨痛为力量，在又一次战役中，进行了迂回战，取得胜利，打死死伤日军百余人，缴获日军骑兵洋马数十匹，其中选拔好马二十匹，送往青海向马步芳报捷，西北各族群众很快传闻其喜讯。

    本师经多次战斗，一战区卫立煌长官，郭寄峤参谋长考虑到骑兵师英勇善战在豫东屡立战功，人马需要休养，调至豫西芷县、舞阳等地，数月后又调至皖西，临泉等地待命，同时整编为中央陆军骑兵第八师，为了便于指挥，取消了旧的旅、营建制，该师、团、连的建制，整编后革命进驻皖北涡阳、蒙城、怀远等县，防卫津浦铁路宿县，蚌埠之日军，受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的协调指挥，我轻骑不时奇袭日军据点，并破坏铁路，桥梁，牵制其兵力，敌军集中兵力来扫荡时，我骑兵灵活转移，敌人无从捉摸，闹的晕头转向，日军称我骑兵为马回子军，附近严加戒备，大有风声鹤唳之势，我方民心安定，对战略全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本师的装备相当充实，轻机枪已有二三百挺重机枪数十挺，在战斗中步枪组几乎没有射击，全部供给机枪组的弹药、火力旺盛，威力很大，官兵越战越强，对战斗的胜利很有信心。

    本师在豫东及皖北所驻守第一线防地，相当于其他部队一个军以上兵力的任务，所以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部，苏、鲁、豫、皖边区总部，及各友军集团军给予信任与好评。在此情况下，马彪师长兼任骑二军何柱国的副军长，又酝酿升任第六十四军军长，而骑兵师内部有些人钩心斗角谋夺权，向马步芳献媚告密，说马彪有野心，已投靠中央，骑八师兵权有旁落中央军手中的可能，马步芳信以为真，由青海飞往重庆，向蒋介石要求，马彪申请退休，由其堂弟马步康接任骑八师师长的职务，蒋介石准于所请。马彪受了不白之冤，未去青海，在乡下住家，旋去重庆向蒋介石讲冤，蒋介石两面三刀，当面嘉许马师长对抗战有功，赏法币10万元，并分别电示胡宗南及汤恩伯妥善安置马彪师长，胡宗南委任马彪为中将高参，汤恩伯委任马彪为中将骑兵纵队司令直属总部，即派人去夏河、临潭两地买马，只买了一个团的马匹，马步芳闻知即令两县不准卖马，计划未实现，马彪由汤恩伯总部请病假在西安家中休养，以后由马步芳家族调解马彪去青海与马步芳和睦，由西安迁居至兰州后病故。

    骑八师由马步康接任后仍驻皖北防地，从事整训，少有出击战斗，坚守防地，1943年参加了保卫皖北阜阳战役，堵击敌人，以轻骑出没，协同我主力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此役中我师卢广伟副师长（东北人）在战场上殉国。

    1945年日军投降，我马步康师长认为抗日使命完成，如再留恋，难免卷入内战，所属官兵系家乡子弟，恐难见西北父老之面，于是致力周旋回师，1946年调至陕西富平县与暂骑二师马祿部合并，番号仍为骑兵第八师，马步康为师长，1947年全师调至甘肃永登，本师从1937年9月东下抗日，转战陕、晋、豫、皖、苏等省，十年时间，人员虽有很大的新陈代谢，但能坚持艰苦的战斗岁月，保卫祖国，奋勇杀敌有始有终，在各战役中阵亡将士300余人，都是我的战友，回忆往年，历历在目，在神圣的抗日史上，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可歌可泣，兹敬致悼念，以慰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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