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义合镇“抗敌后援会”在区所门前召开群众大会，我义合高小学生全体列队参加，站在主席桌前；会场上站满了人，随后押进10个身穿黄呢军服的日本人，命他们一排站在主席桌右边，正对着我们学生队。主任宣布：“开会！”接着大声说：“大家看！这些人是日本侵略军！是八路军抓的俘虏！”顿时我们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祝八路军打胜仗……”这个大会壮了参与民众、学生抗日的胆量。
1939年夏，日寇双翼黑飞机轰炸绥德县城，炸弹在我绥师校院爆炸两颗；由于城防（八路军，警备司令员陈奇涵）空袭警报钟声及时，因此人无伤亡，只有饭堂及树木受些微创。
1940年上半年，绥德警备司令员王震有时会到绥师各班的教室里，给我们学生讲抗日救亡及工人联合起来就是天等道理；“五四”前后，绥师学生结合抗日作“五四”论文比赛，我获得一枚奖章；警备司令部在校园南城墙上刷写的“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10个大字，在校园里看起来特显眼。这诸多因素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抗日爱国心。
暑假听说榆林有黄埔军官学校在招生，我毅然投笔从戎，到榆林投考军校。经考试，榜上有名。驻榆林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邀我等军校录取生几十人到金刚寺司令部，邓司令给我们讲抗战形势，鼓励我们为国效力。之后，以手抓羊肉款待我们，餐后给每人10元壮行。
几天后，招生委员刘天民上校命我等30人为一队，自背行李走沙漠过草原，八天后到达宁夏吴忠堡。到吴忠由招生少将连主任指挥，歇息10多天即往西安走。途经青铜峡、中宁、同心、固原，穿六盘山投西兰公路直奔西安（行军20多天），最后到达王曲军七分校校部，随即将我等编为十八期（从黄埔一期排下来）入伍生预备团。
由于我要求即时入伍，校招生办允许我参加十七期浙江（12）总队考试，考及格就入伍。考后发榜的一千多人名中有我的名。就此，我到了十七期12总队（总队长陈襄谟），从此穿起了军装，戴上了军校学生领章。军装是短裤打绑腿穿草鞋，有时也穿灰呢军服翻毛皮鞋。如1941年夏，校长蒋委员长来校（住黄埔新村）前后就穿过一阵。
学生伙食：吃95粉、杠子馍、清水菜汤。只有逢节会餐时，我才能吃饱的。
寝室：铺草土炕，30多人一炕，两人一条军毯一床军被。
入伍训练：徒手到持枪，各个基本训练项目，以及穿衣、吃饭和军队内务等，单杠、木马体操。
劳动：修马路、挖河、筑游泳池、上终南山打烧柴。
这期间我生了脓疱，得过伤寒、痢疾，除伤寒昏睡外，我一直咬紧牙关带病学习。
进入军官期：我队同学是从江沪浙闽粤赣皖鄂湘桂川招来的，其中个别的是大学生，大多数都是中学生。1941年秋，军训部对我们进行甄别考试（高中文化课），合格者（我在内）进入军官期授“八大教程”课。
1942年3月初，十七期的十二、十四、十五三个总队4000多学生，住在大操场的账房集训。七分校主任胡宗南每天亲自来给我们讲劳动可以创造武力，当代战争的武器就是飞机、大炮、装甲、坦克等。副主任周嘉斌、刘仲狄以及罗历戎、邱清泉等也先后分别亲临现场，指导演习，如对日军空降兵战及在黄埔新村演习攻坚施烟雾弹、营对抗等。
集训结束，3月12日举行毕业典礼！同时集体宣誓入国民党。
毕业生每人发给新单军装一套，武装皮带一条，即后就是分配。我被分到五十三师（师长袁杰三，军校四期，萍乡人），师部驻韩城西庄。部队任务：守龙门迤南河防、整训。我被派到一五七团军士队当见习官，随后下机枪连任少尉排长。
该师是抗战后在湖南新组建的。一五七团团长谭魁，军校六期，一营营长姚景行，军校十二期，他们两个都是湖南人。连长大都是军校十四、十五期的毕业生，排长是军校十六、十七期的毕业生。士兵大都是湖南人，部队军风军纪很严肃。
1944年，当洛阳失陷日寇沿陇海线西侵攻占灵宝逼近潼关时，我师进华山，出崤山，其中的先锋部队出朱阳镇就与日军接上了火，担任了阻击日军的重任。我机枪连至芦灵关迤东山岭沟壑要道构筑工事，为保卫西北、关中门户——潼关备战。日寇被迫缩回灵宝，未敢西侵。就此相持两月后，我师返回澄城整训。我离开连队，赴西安通讯总队学超短波无线电话一个多月，后回连队即被调到步兵连任中尉排长。
1944年夏，全师从澄城出发，越华山，下华阳川，沿洛河入河南抵卢氏，尔后运动于栾川、嵩县、鲁山、南召等地区，牵制豫西、南日寇，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反攻。
经年行军无实战，只是跋山涉水日行80～90里，有时百里；缺粮少吃，草鞋不够等；士兵白天行军夜半山沟水边剥烂树皮，月下打草鞋，山区人稀房少夜露营，我排此年1/3的时间宿在山林。当时唱“……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是同志（我们）的宿营地……”倍感亲切。官兵伙食差，老广排长雨后河滩捉“龙虱”剥甲吃肚打牙祭！卖被（私）子买馒头既减背负又可饱肚，我乐而为之。
1945年夏，我连过太平镇到二郎坪。我排在南岭山顶树林里放哨，顺风能听到西峡的炮声，抬头眺望天边能看到盟军的飞机盘旋——这是在帮助我们侦察、袭击、攻打日军阵地。6月底，我从山上冒雨下来，到洛南军部中美训练班学习美制机枪、火箭筒、战防枪（炮）、美式劈刺、美连攻防弹幕火力等。训练班有美军（亦称盟军）上校、上尉二人监课。上士一人教劈刺。
8月10日夜半，突然街上鞭炮齐鸣，军民欢呼：“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此时此刻大家心花怒放，情不自禁，欣喜若狂！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兴高采烈，整装待发。天亮后，训练班结束。我急行军到洛阳归连，随营到龙门监督日降军回洛阳缴械。尔后全师东进行军至荥阳，回头逐步监督汜水、巩县沿铁路之日降军，集中到洛阳缴械。抗日战争胜利了，随之我升任为连长。
刘古风：抗战八年，打死一个日本兵
1937年七七事变那年，月日记不清楚了，我参加了抗日部队，番号为新编第二师。这个部队原是日寇伪军，刚从内蒙古百灵庙起义过来的，河南人占70%以上。师长叫金宪章，当时报载称其为民族英雄。我从思想上认为这支部队一定会抗战坚决，那年我仅20岁。
新编第二师当时驻防山西霍县，归阎锡山指挥。我参加新编第二师后约训练了三四个月，后就奉命北上抗日了。由霍县，经介休、太原到阳明堡，下车后，又经忻州、崞县，日夜兼程，急如星火，往来二十多天，除每天吃两顿饭以外，都是行军时间，走路也会做梦。距大同90里的地方有个名叫大王庄的村（据说是寇准故居），夜间我们走到这里没有吃的了，连部命令各班自行寻找。我们四班找到点黄花菜和豆腐，吃了一顿豆腐煮黄花菜，还喝了寇准家的三百年陈醋，又连夜登山向大同方向警戒。次日，即开始节节后撤。
到平型关随八路军打个胜仗，这次战役就是“平型关大捷”，之后一直撤到五台山。我们连驻五台山北台顶，真是山高水长，庙前有棵大柏树，旁边有个水泉。虽然那里每年只有60来天不下雪，可是终年泉水清澈见底，山上青天，山下大雨，烟雾缭绕，雾气布满荒郊。
约半年后，归聂帅指挥，并进驻定襄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一次得到情报，忻口日军和定襄日军换防，军部决定伏击日军。我连担任伏击定襄之敌，埋伏在智村有百米长的战壕里，等待日军经过。当日军来时，我连猛烈射击，迫使日军有两个班爬在坟头上不敢轻举妄动。我始终瞄准一个。当时日军用的是麻辫手榴弹，威力不大，一炸4～6片。我虽被打了一片但正好打在一排子弹上，未伤筋骨，很幸运，我还把那日本侵略兵打死了。这是我抗战八年，唯一打死的一个日本兵。光阴荏苒，今已几十年矣。
徐涤尘：在奔赴战场之前……
七七卢沟桥的枪声，震撼了神州大地：八一三上海的火光，激怒了中华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疯狂的侵华战争，一场亡国灭种的悲惨灾难已经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
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每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无不义愤填膺，请缨杀敌，奔赴国难，风起云涌，形成抗日高潮。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决定了全民抗战的方针，一致对外，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抗日运动，每个青年都要肩负起民族战争的神圣使命。
首先，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无数青年争先请命。在山西的阎锡山也成立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来号召青年。武汉当局，原拟以复兴大学吸取广大青年，后因与抗日战争的形势需要不相适应，乃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名称，在武汉成立。接着，李宗仁所属的青年军团改为二团，顾祝同在江西成立了三团（这两团不久后并入武汉）；唯胡宗南在西安的战干四团历史最久，学生人数也多。
这时，我已到了武汉，虽然已穿上军装，拿起了枪，但对抗日战争只有一腔热血，而对民族战争的胜利信念深感不足。所以，学习抗日理论知识，充实自己，武装思想，坚定必胜信念，是极为迫切的。当初想去延安，由于郑州铁路中断，随留在武汉，参加战干团。我们经洞庭，渡湘江，来到湘西的长溪，开始了以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性的训练。教育长桂永清亲自主持教育。原设的学生队、学员队都在武汉，同第一、二总队一起毕业分发。事实上，这时的三总队只有军事大队（后并军校十五期）和女生大队。1939年春天结束了第一期训练计划，我们沿川湘公路经永绥、秀山、南阳、白马等地，来到了川东的綦江石角镇。
入川之后，训练进入了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学习。当年7月，陈诚亲自主持了毕业典礼并讲话。当时有许多同学要求请周恩来副部长给我们讲话，无奈时间仓促，总未如愿。当时周恩来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为部长。
正在等分配的时候，朱家骅要在我们这期学生中选取一部分学生到中央青运班学习，从事青年运动工作，由徐恩曾和李超英主持此事。在此期间，给我们上课讲话的，有于右任、朱家骅以及陈立夫、陈果夫、罗家伦……还有当时其他名人。就在这时，我在重庆青年会主办的“青年讲座”上认识了老舍先生。他生活简朴，待人热诚，给人以良好印象。
这段时间的学习，多着重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及国内各民主党派的情况和世界战争的形势等问题。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树立了国家民族观念，坚定了为国献身、抗战必胜的信念。1940年的元旦，我们踏上征途，经川陕公路到了西安，北渡黄河。在抗战的大旗下，我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
黄鸣九：八年抗战纪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拉开了全民抗日战争的帷幕。当时我在江西保安第一团第三大队第三机枪中队担任准尉事务长，驻在广昌。该团奉命驰调南昌担任城防。
我所在的机枪中队被划归南昌防空司令部指挥，配合其所属两个高射炮中队，分担南昌防空任务。我中队配备德制马克沁重机关枪八挺，每挺机枪都加装一个高射架，以备日机低飞侦察、肆虐时予以扫射痛击。我中队的防空阵地在老飞机场外围东南一角，即今江西省人民政府大楼以南向东延伸的一个弧形地带，分布为八个据点，利用地形地物构筑阵地。中队部驻在当时正放暑假的顺化门小学。大敌当前，全中队官兵士气极为旺盛，日夜严守阵地，待机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南昌设有空军总站，拥有新、老两个飞机场，为我空军重要基地之一。
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日寇妄图毁灭我空军战斗力量，即于8月14日出动日机12架，首次侵入南昌上空。我中队待至日机向我老飞机场低飞侦察投射轰炸时，在阵地上的八挺有高射架的机枪均瞄准日机开火，予以迎头痛击，迫使日机狼狈逃窜（我在日机临空时，曾冒着日机投弹之险，带领几名士兵向阵地输送弹药）。9月初，我被越级调升新编保安第九团二等军需佐（同中尉），离开了这个中队。后来，这个中队的中队长汪骏同志（江西乐平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和几名士兵，在另一次日机侵袭南昌时以身殉职，壮烈牺牲。
1939年7月，我由湖南武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接受军官训练结业后回到江西，被委任为江西保安第十五团第二大队上尉大队附，驻大庆县城。9月间，奉派前往修水，利用原籍关系招募新兵。这时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盘踞赣北、鄂南的日寇，也向我修水、平江和奉新以西采取攻势。当我途经奉新上富、甘坊等地时，即闻日寇正从潦河南岸西进，旋即在上富、甘坊等地与我驻军（云南部队五十八军）发生激战。其中日军一股曾侵入宜丰，窜扰修水、上奉、石街等地，而后退踞武宁。
当我抵达修水县城时，即闻来自鄂南的日寇四个联队，已经攻陷修水西乡桃树港，有切断修水我军（川军王陵基部的第三十集团军）与平江我军（川军杨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联络并进窥修水的企图，我军正在堵击中。而我修水驻军竟向铜鼓边境后撤，致使这股日寇得以侵犯修水县城，盘踞三天之后始向武宁方向撤走。铁蹄所至，大肆焚杀抢掠，任意用小钢炮、机枪屠杀人民，罪行累累！
直至10月中旬，我由修水县城沿河西上时，从擂鼓岭至杭口一带的河岸悬岩间，仍有未被掩埋的尸体发出奇臭，惨不忍闻。特别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当时的新闻报道失实。如报载：“中央社桂林一日电……赣北敌似图犯我修水铜鼓……30日晨敌2000余，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枫树坳（修水南）阵地猛烈进攻，血战至午12时，我自动转移将军庵之线，敌虽跟进，迄晚仍被我阻于该地大塅（铜鼓东南26公里）方面，一日晨发现便衣敌200余，已被我击退。”这条消息纯属捏造。
当时我就住在枫树坳至大塅之间的修水浸江（这是我的老家，上距大塅、下至枫树坳均不足20公里），这是我亲眼所见。从枫树坳至大塅一带，就只有撤退下来的王陵基军队，根本就没有日寇跟进，哪有什么枫树坳血战？枫树坳，即今修水征村乡政府所在地通向七里横坑的一个小山坳；将军庵（应为将军滩）也在征村乡南端河旁，系一小村落。这一地区就从未被日寇侵犯过。
又如当时《江西民国日报》10月2日一版所载《敌犯修铜被我击退》，所谓“修铜”系指修水、铜鼓。铜鼓在整个抗战期间从来未被日寇所侵陷，怎能与当时曾一度为敌所陷的修水相提并论？这一标题亦属不当。为免混淆是非，我认为很有如实说明的必要。话说回头，我这次前往修水负有招募新兵的任务，已如前述。由于日寇侵犯修水，招兵一事一时难以进行；但是，也正因为日寇侵犯修水，使修水人民惨遭浩劫，激起无数热血青年志愿从军入伍，荷枪杀敌。当日寇溃退之后，我很快就募得新兵100余名，编入保安第十五团学兵队。1940年冬，该团调驻赣北岷山，这批新兵都已成为岷山抗日游击队的优秀战士。
1941年3月，当上高会战爆发时，我在万载县政府任军事科长。万载为上高的紧邻，从上高会战前线下来的伤病兵员多取道万载中转宜春后方医院。为了做好接待工作，万载县长谭泳秋指定由我负责临时组成一个接待所。当伤病兵员抵达时，予以热情接待，供给饮食，进行慰问，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换药，并责成县军运所组成担架队，及时将伤、病兵员转送宜春。
在上高会战期间，日机曾多次飞窜万载上空，滥施轰炸、扫射，杀死我同胞，炸毁我民房，当地损失惨重。当时我还兼任万载县防护团副团长（由江西全省防空司令部任命），对于日机空袭时的避难管理、救护、消防、交通管制以及善后工作，我都必须兼顾，因之日夜颇为奔忙。当上高会战胜利结束时，我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为之欢欣鼓舞。
周思谦：忆抗战时期救治伤员点滴情况
抗日战争最初时期，有一部分伤员的救治是由国民党军政部第六陆军医院担负的。这个医院的前身是湖南省陆军医院，成立于1916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强烈的抗日激情。当时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的国民党军官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纷纷向团部申请奔赴前线。特别是二十九军之军官，情绪更为激昂，申请踊跃，以致该团第三期训练被迫停办。这个医院原第六陆军医院刘卧云院长，组织人员和设备，全部腾空床位，救治抗日伤员。
首批抗日伤员是八一三上海、吴淞、罗店、浏河战线的四路军，十五、十六、六十二三个师和八十八、八十七、三十六、九十八四个师以及陈诚的第十八军、胡宗南的第一军等部队送来2000多人。全院医务人员看到浴血奋战而负伤的抗日战士，听到了他们讲争夺罗店时“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烈战斗，奋不顾身拼头颅、洒热血，誓死保卫祖国的豪言壮语，大家都不分昼夜，守护在伤员床边精心治伤、换药，使伤员的伤口早日治愈，重返前线继续杀敌。
在上海战役激战后，1938年元月又从北方战场送来了南口、山海关、张家口、雁门关各个战场上国民党二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傅作义部队的伤员1800余人。他们谈及在参战中，全军英勇抗击，顽强杀敌，使日寇遭到重创，大挫了“大日本皇军”的声威，大振了全国的人心，从而激起了全院官兵高度爱国的救死扶伤的热情。大家夜以继日地为抗战做好救护工作。
医院自抗战开始至1938年元月半年内，即收治伤员达4000余人。大多数官兵伤愈后重返了前线。医院为了适应当时抗战需要，在原有编制总分院二处容量1000人外，在长沙市内增设三所临时分院，收约800余人。继后又在常德、益阳县再设容量1000人的分院各一部。
早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为了扩大收容，医院在设施和医务人员上做了一些必要的抗战准备工作。成立了义勇看护班，后又续招了四期高级看护班，前后约110余人，担任低级军医看护长以及上、中、下士。与此同时，和四路军合办了四期军医研究班，毕业学员200余人。他们都在医院和部队的不同岗位上，对抗战救死扶伤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伤员的治疗率和病床周转率大大提高，缩短了住院时间。伤员们精神抖擞地早日重返抗战前线，增加了战斗力量。
附记：
军政部第六陆军医院在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市部；1949年上海和平解放，由三野卫生部接收，改编为解放军后方医院；1952年调赴鸭绿江畔，担负抗美援朝任务；战争结束后改编复员，参加地方医疗卫生工作。
（周思谦 葛楚涵 回忆 刘卧云 执笔）
李海：在后方医院做看护工作的那些年
忆1939年的春夏交接时期，我当时是个16岁的学生，即参加到国民党军政部第136后方医院，充当看护工作，驻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城。医院很大，有三个病区，收治由前方负伤的战士，工作非常紧张，那些负伤的战士都是直接与日寇交锋。在那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日子里，大家都是以忘我的精神同日寇斗争。我们那些百炼成钢的精英战士，一面养治创伤，一面关注战况国情。谈起日寇所作所为，个个义愤填膺，痛恨日军的惨无人道，每到一处都是奸抢烧杀，无恶不作。人民遭受灾难，真是一场浩劫。
战士们每谈到战场都是热泪盈眶，悲痛至极。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的炎黄子孙，他们都是离乡别井、丢去双亲及妻子儿女的民族英雄，更惨的是他们中的好多人不知亲人的去向，也不知自己将流落何方，甚至还要受多少苦难、是生是死都无法预知，那样的悲惨景况，真是难以想象。
适逢在这个时期，日寇大举进攻又开始了。日寇在医院的上空用飞机丢下燃烧弹，每一个病房的屋顶上都有日军丢下的炸弹；全县城已被黑烟弥漫，放眼一望是一片火海。在这凄惨的时刻，能走能爬的伤病员，就连走带爬地逃一些，不能走不能爬的伤员，特别是那些伤情严重的战士都死在了火海之中。
这些为国为家为民族而奋勇杀敌的战士、民族英雄，到后方也没能免遭日寇的杀戮，这样惨无人道的行为，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能为。日军采用法西斯手段，在我国的领土上做出这种无人性的事。这种国家仇，民族恨，焉能不报？
在一片火海之中，在医院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抢救的任务开始了。我负责组织清点伤员的人数，进行安排，能走的集中一处，清理、登记、安排生活、治疗；另一部分要在火灰中清查，特别痛心的是严重伤残的战士，都是不能行走就被日寇用燃烧弹烧死了。有的战士在火海中挣扎，还留下了生命，我们在悲痛之中对他们进行竭力抢救。在这非凡的日子里，有位看护士叫李鸿辛，为了抢救亲人、抢救为国为民的战士，整整几天没睡没吃，即使自己身遭火伤，仍坚持工作，不肯休息，最后由于身体不支，他才停下手中的抢救工作。后因火热攻心昏迷过去了，他口中仍叫着“抢救，抢救兄弟们”。随着这抢救之声，他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在这种情景之下，同胞们无不热泪盈眶，悼念这些被燃烧弹夺去了生命的战士。许多工作人员及被我们救活了的战士们，都在这悲痛之中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工作。
陶名溢：拿起枪杆，走在抗战的路上
在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中，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敌寇疯狂进攻，斩断凶恶日军的侵略魔爪，挽救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保护举国男女老少的生命和财产。身处在国难深重的紧急关头，作为黄埔四期毕业的一个军人，没有效命疆场，浴血奋战，用生命保卫国土，拯救沦亡，我坐卧不安。当时我抑制不住满腔怒火，恨不能直接喷向万恶的日寇，把侵略者烧成灰烬。“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人民的呐喊声有如命令似地催促着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于是，我再度拿起了枪杆，走上了抗日战场。
1938年4月，我奉命充当军政部第五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上校团长，率领新组成的营连军官和部分军士，由武昌开赴江西省清江县樟树镇的上卢、中卢、下卢驻地。前往吉安接收全团新兵，接着展开训练。
首先，这些士兵来自共产党的老根据地泰和等县，出身农民，体格壮实，能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素质。大多数士兵在共产党的根据地期间，接受过宣传教育，一般觉悟较高，安心接受训练。大家认识到入伍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日机轰炸樟树镇铁路桥与樟树镇市区，毁屋伤人，破坏惨状，更加激起官兵同仇敌忾的斗志。驻地乡民都夸奖我部是一支良好的保家卫国队伍。
我团上级第五补充兵训练处处长袁朴，原系胡宗南部队的将校。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我们四个团的组训中，再稍稍加强一下装备，预期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抗战的有生力量。后来，我部改编成为正规师，袁朴也自然成为光荣的抗战师长。我团官兵艰苦训练，热望一展将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
1938年9月，我团奉命拨归以彭善为师长的预备第十一师，由旅长梅春华接收。我奉命调为军政部兵役署上校观察，全团官兵由中校团附何中民带领交接。这样，我就只当了一个练兵团的团长。全团爱国官兵的光荣历史，要让后续者来写了。后来听到这团在南浔路上阻击日寇，歼灭侵略者，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笔。
陈天龙：参加七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
1938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我因家贫所迫，肩挑食盐，在本乡伊家集市零售，被本保（当时国民党保甲）保长柯世华纠集乡丁抓去，充当壮丁。与我同时被抓去的还有本村邻居陈广周、陈火明、陈远桢，邻村的熊金魁，共5人。当时陈广周的叔父利用金钱对保长柯世华进行贿赂，随即释放回家。其余无钱者被解送到本建宁县城内的新兵招待所禁闭，当夜陈远桢逃回家，而后我与陈火明、熊金魁三人被解送到福州南平市新兵团，又禁闭又受训。
至1939年，我们从南平新兵团开往江西上饶，停驻两个多月，然后乘火车直达浙江金华，转到安徽的徽州府，正式编入抗日队伍新七师二营六连二排六班，与陈火明同班，与熊金魁同连。
我们受训两个月后，就直接到安徽省甘塘县鸡公山参加与日寇作战。战斗进行了七昼夜，取得最后胜利，缴获的胜利品有武器大炮30余门。可是我们部队伤亡惨重，全连只剩下15个战士回队，其余全部阵亡，同伴陈火明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随后，因原部队伤亡惨重，仅存无几，我又被编入八十八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营九连二排六班充当上士机枪手。我还记得司令是顾祝同，军长是范绍增，忘记师长姓名，团长是魏凤林，营长是王帮达（四川人），连长是夏四魁，排长是周国生（湖南人）。
我军自上海战败后，直退至浙江金华，重整旗鼓，收罗残兵败将，充实其数。这时我充当中士班长，在金华前线警戒日寇来犯，做好预防工作。
至1940年6月份，我们部队开到浙江富阳县，保卫海防，为时四月有余。斯时日寇攻占浙江金华府，我师奉命迅速赶到浙江金华山作战，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终归失败，打了败仗。
此后，部队调到浙江省丽水县，为保卫丽水与日寇展开战斗。经过一个月有余，结果又打了败仗，旋即撤退到浙江温州、临海一带。犹如惊弓之鸟，三个月余，不敢妄动。
至1941年初，我军调到江西省南昌、景德镇与福建省普城休息一星期，又奉命反攻浙江省松阳县、武义县、珠溪县等地。这次战斗很激烈，把日寇一连赶出四个县，取得了胜利。我营是先头部队，在战斗中，我立下了一等功，荣获奖金，并擢升为第三营九连二排排长职务。同时，我大腿亦受伤，住院两个多月，才得痊愈。
至1942年，我被调往军部编入搜索连，充当第一排排长，工作三年余。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我随着本军将浙江金华一带的日本军队押送到上海缴械，然后部队又回到浙江宁波，将日寇设在宁波的军库摧毁，接着部队开到河南开封休整两年。
岳哲安：在中美联队的日子里
1945年的春天，我们远渡重洋，飞越驼峰，重新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当时的祖国正在蒙受着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者使得我们河山破碎、骨肉分离。当飞机降落在大后方的枢纽城市——昆明时，我们已经在国外刻苦学习，完成了学业，回国待命作战，随时准备向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收复失地。
国民党空军昆明军区司令部立即把我们分配到中美联队。一个中午，空军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飞行员蒋彤来宿舍找我，说要接我到中队去。那天下午，我带着行李，搭乘他驾驶的B-25轰炸机，到达了四川梁山机场。
当时的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除了自己掌握几个大队如第四大队、第八大队、第九大队和空运大队之外，另外有三个大队配属在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下面的中美联队（Wing），那就是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另外，美国陆空军（当时美国空军隶属于陆军，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军种）有自己建制的几个联队，驻防在我国西南如昆明、沾益、贵阳、南宁、柳州、芷江、溆浦等机场，“超级空中堡垒”B-29飞机就驻防在成都附近的机场。
那时候，第三大队主要是战斗机，驻在陕西安康；第五大队也是战斗机，驻在陕西汉中，两个大队都装配使用P-51野马式战斗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设计最成功的主力战斗机。第一大队是轰炸机，驻地比较分散，其中第一中队驻在陕西汉中，第二中队、第三中队同在四川梁山（今梁平县），地处战时首都重庆市的东北方向，就在长江沿岸要地万县附近。第四中队在湖南芷江。当时的编制，联队（Wing）之下有2～4个大队，大队有3～4个中队，中队是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一般有16～20架飞机。中队下面有3～4个分队，每个分队一般有3～5架飞机。
梁山机场是一个较大的机场，有一条水泥跑道，除了驻有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外，另外也驻有少量美国空军，主要是指挥、后勤人员。我们中队使用的飞机是B-25米切尔型轰炸机，这是一种双翼中程轰炸机，也是“二战”中美国有名的中型轰炸机。1942年4月18日，美国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东京、名古屋和神户等地进行轰炸，就是由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来执行，以后飞往中国大陆的。
第三中队拥有的B-25有很多型号，其中B-25H型最引人注目，机头有八挺机枪和一门75毫米的榴弹炮。美国飞机的机枪全都是12.7毫米口径，美国人叫半英寸，专为俯冲攻击小型船艇和地面车辆等活动目标。还有很多型号，多是一般的轰炸机。前面有领航轰炸员座舱，有自动轰炸瞄准器，在当时是先进的装备；此外还有上机塔、尾机塔，向前和侧射等10～13挺机枪，用来自卫和攻击。机身中部有炸弹舱，中间有一条小过道，可以让机上人员前后通过，有四行炸弹挂架，每行有6个炸弹架，100磅的炸弹，绑上钢丝圈挂双弹，就可以挂48个，如果是500磅的炸弹，就只能挂8个了，因为它的体积大，弹舱内的空间有限，原来两行能挂弹的挂架，只能挂一边了。此外，在两个机翼下各有3个火箭弹射架，不过在那时，从来没有用过火箭弹。
我记得刚到第三中队时，在一起的军械员（军官）就有四个，负责的是王智林，另有叶文光、刘章民和我。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大家都很团结，工作热情很高。当时正是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利时机，每天都有出去的任务，有时黑夜也有任务。一切出发前的准备，装弹、挂弹、枪弹、瞄准器的维护保养，全都是我们的事。当然我们下面也有很多士兵，可是每次我们都亲自参加检查，承担责任。美国方面也有负责人，对于飞机上的一些机器和仪器，他们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有时也能帮助我们，可是具体的事务都是我们自己负责。我们在同事中也能简单地做些翻译工作。
这时，第三中队的中队长是相履祥，正是在印度教我飞行的第一个教官，他十分沉着，很有经验，由于我已经不做飞行工作，驻地不在一处，所以不易碰见。当时中队里的分队长有朱秋贤、邓仲乡等，资格老一些的飞行员大都是十五期的，有关森林、蒋彤、郑永昆、张广禄、郁有才等，新的是十六期一批的，有陈果等，此外还有很多机组人员如领航员、轰炸员、通信员、射击员等，还有大批地勤人员，一个中队一般有近300人。
由于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陆已经缺乏具有威胁性的作战飞机，所以我们的伤亡很小。我们中队出击的目标大都是长江沿岸、平汉铁路沿线，大都由第三大队的P-51战斗机在安康起飞护航，事先联系在空中会合，一起出击，有时也和第二中队的大机群编队，单独执行轰炸任务。
在机场上，除了轰炸机外，还有两三架美军P-38闪电式战斗机，用作侦察用。另有两架P-61“黑寡妇”夜间战斗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机种，机上首次安装了雷达荧光屏，雾天黑夜都可以飞行。他们经常夜间单独出去，在黑夜中出其不意地袭击铁路沿线的日军火车头，飞机前部装有4门20毫米的机关炮，能有效地击毁车头上的蒸汽锅炉，让日本鬼子吃苦头。
由于梁山离前线比较远，第三大队又从安康派了两架P-51，来这里培训新飞行员。这两人一个是张以德，一个是郑去超，都是十六期二批的，由十五期的飞行员胡业祥负责帮飞。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在机场上也能见到他们，和他们聊聊，了解一些其他同学的情况。没过多久，我又见到了在印度教我飞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飞行教官——李威烈。这时候，他已回国，调任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听他说，他们几次长途奔袭上海大场机场，每次P-51机群出击上海，来回七八个小时，飞机上又热又渴，他随手提出一个酒瓶，摇晃着说：“这不是酒，而是‘凉白开’，就是靠这个，才解决了大问题！我们每次出去都作好了和日本战斗机搏斗的准备，可愣是没有发现他们，只好打一阵靶，适当留一些枪弹，以防回程中遇到日本飞机。”
刚到梁山不久，我就听说德国法西斯完蛋了：同盟军在易北河会师，苏联军队攻克柏林，希特勒自焚身死。我们大家心里乐哈哈的：“小鬼子的日子长不了啊！”我们可以打回老家去了。为此早在1944年，日本鬼子开始垂死挣扎，攻陷湖南、广东，打通粤汉路。美国士兵和我们一样高兴，认为战争胜利了，就可以自由回家了。所以大家劲头很足，日日夜夜在机场奔忙，正是烈日酷暑，太阳直射飞机，机身晒得烫人，钻进机身检修或者装弹挂弹，一身全是汗水，可是大家一点儿也不叫苦。我们不时还听到B-29机群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消息，感到十分振奋，最后听说苏联军队攻击东北的关东军，美国飞机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真是一连串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1945年8月16日，我们在四川梁山机场终于听到“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中午，我们都喝了不少的酒，庆祝我们取得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下午，我们还以“试枪”的名义，抬了一挺机枪在后山腰鸣枪，代替鞭炮欢庆胜利。晚上，我们又把飞机上用的信号枪拿来，向天空发射红色、黄色、绿色、白色等各种颜色的信号弹。这些信号弹，一般还绑着一个小纸伞，慢慢飘摇着往下降落，好像节日的礼花。
我们欢呼，我们高歌！我们终于胜利了，人类的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同盟国终于战胜了轴心国！
杨允谦：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永年
1944年夏，随着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劣势日益暴露，美国加紧了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日本为了救援它在南洋失利的孤军，准备把中国大陆作为它垂死挣扎的兵站基地，因而发动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的豫湘战役。
国民党在河南的汤恩伯、蒋鼎文等部四十万河防大军，在日军五六万人的攻击下，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接着，日军长驱直入，几个月之内，从郑州至南宁之间的主要城镇相继沦陷，打通大陆交通的战略行动基本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飞机加强了对平汉铁路的破坏，以便切断日军的大陆交通线。为了实现这一军事目的，永年县临名关名河铁路桥就成了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陈纳德队长率领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开始对永年境内被日军所控制的铁路、公路、交通车辆进行空中袭击。
1944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正值界河店庙会，那天，12点30分，来赶会的群众成千上万，亲眼看到美军P-51型野马式战斗机一架，从铁路东侧用高超的射击技术，击中一列正在向南行驶中的客车机车，车头被击中后遂告出轨，并未伤及后面车厢中的乘客，大家对此赞叹不已！
从此，盟军飞机不断飞临永年上空，以炸铁路为主，看到火车汽车就开枪开炮。接着，王化堡、褡裢、沙河等地都有火车被炸。
农历九月二十一日，盟军三架轻型轰炸机轮番投弹十几枚，炸毁名河铁路桥数处。然而，由于炸弹当量小，破坏程度轻，晚上日寇就可以修补好。为了阻止日军工兵的修补作业，后来盟军就在轰炸时就投下了若干定时炸弹。
这一招果然奏效。每轰炸一次，三四天不能通车。如九月下旬一次，投下九枚定时炸弹，型号各不相同，在日军清除第一颗炸弹时，“轰”的一声爆炸了，四名日本兵全部毙命，迫使日本鬼子再也不敢盲目排除其他炸弹，只好从远处筑一道沙岗，以减轻爆炸时的威力。隐患没有排除，他们的上级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几天之后，日本鬼子采取了最恶毒的手段——迫使老百姓把那些未爆炸的定时炸弹抬至没有危险的地方埋起来，吓得周围村庄的男性群众避之杳杳。名河桥头路断人稀，使临名关庙会成了“老婆会”，只有女人没有男人。
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1点，四架盟军飞机沿平汉路自北向南飞行，在邯郸以北发现南行火车一列，遂投弹命中机车，在火车停止运行的一刹那，又投下两枚燃烧弹，将火车全部焚毁。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在永年境内总计打火车十五六次，打汽车二十余次。鸡泽县伪县长赵义、永年新民会日本顾问乘坐的汽车，都挨过美军飞机的达姆弹。当时的日本飞机由于性能、飞速和火力都与美国军机相差太远，根本不敢和美机照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躲，火车、汽车白天不敢开，就连飞机也改为晚上飞行。当时的日军飞行技术尚达不到全天候的标准，仅在永年境内的平汉线西侧，因夜间飞行发生撞树碰碑而坠毁的飞机就达两架之多。日军占领区的整体损失就可想而知了。制空权既然落在美军手里，日本人的日子当然就更不好过了。为了保护铁路交通，除挖了许多封锁沟对付八路军外，又胁迫老百姓送砖出夫，在铁路两侧垒起两道砖墙（群众称之为鸡窝），以避美机扫射。铁路沿线群众高兴地说：“日本人连火车头也来不及造了。”
解放区军民看到这种情况，深受鼓舞，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日伪的末日将要来临。我县的党、政、军领导特别重视这一国际支援，经常在永年打游击的滏西支队司令员赵海枫、总支书张镜清及县长宋钦，都多次系统地作过配合盟军空袭的具体布置，明确指出：最突出的任务，就是打击日伪地面武装，做好美军空袭遇难飞行员的脱险问题。为了提高大家对这一特殊任务的积极性，他们进一步告诉大家说：“这是争取国际信誉的关键，是争取盟军在我解放区沿海区登陆的先决条件。”
因此，永年军民对这一工作是特别重视的。
1944年10月，狡猾的日寇在屡遭空袭损失后，偷偷摸摸地在名河铁桥的两侧隐蔽地布置了高炮阵地，趁美机不备，先后于18日和20日两天击落两架护航的P-51型战斗机。
第一架飞机中弹后，坠落在铁桥西南15公里处的米窑村，飞行员因机舱着火未来得及跳伞，当即牺牲。
第二架飞机中弹后坠毁在铁桥北偏东15公里处的鸡泽县浮图店。飞行员虽然跳伞，但不幸在弹出舱口时右腿被削掉了。他降落在棉田中，目标不太显著。飞机落在他的南边，距离只有二三百米。这时机舱着火，黑烟滚滚，在十公里外清晰可见。永年刘队长派人到飞机前，却只顾抢东西发横财。负有抢救飞行员任务的青年学生訾鸿钧，第一个跑到飞行员身旁。美国飞行员一面自我介绍说“米谷，米谷”，一面用手指着自己，意思是说我是美国人。訾示意背他逃走，他指一指断腿和流出的许多血，表示没有希望，加以谢绝。这时日军已经搜索过来，訾只得离开现场。日寇发现了这个飞行员，从附近抓来一些老百姓，用筐把俘获的飞行员抬至大路口，换乘大车送往褡裢镇火车站。这位国际主义英雄视死如归，一路上根本没有理睬日军的盘问。日军对待俘虏是十分残酷的，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将这个飞行员放到火车站，他久久无人过问，终因失血过多，光荣牺牲。
我分区首长赵海枫获悉盟军飞机受损，非常气愤，遂命黄成衍团长亲率一中队深入永年，潜入铁桥，专打日寇的高炮阵地，有效地与盟军飞机配合，打击日本侵略者。
十月二十四日晚，他们侦察得知，敌人的高射炮阵地刚刚转移到铁桥东北角。距铁桥约一公里的名河北岸靠河岸向西南即是高射炮阵地，黄团长立即从李解村率部队跑步前进，于夜11点赶到前沿，发觉敌人方才转移，但不知去向。他马上派出武装侦察，发现敌人已转移到铁桥西南、名河南岸的既设阵地，正好与南北两个桥头堡形成一个三角火力网，并设有两个暗堡一个深洞。如果我军从桥下通过袭击敌人，势必陷入火网。敌人诱我深入的毒计被我识破后，黄团长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小鬼子得意于其布防，没想到这一阵地日后就是他们的葬身之所。
时至十一月初一，在空袭名河铁桥损失两架P-51飞机之后，为了军事上的报复和彻底摧毁名河铁桥，美军出动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群众名之曰“井字黑寡妇”）作了缜密的侦察。次日，由侦察机带领三架号称“超级航空堡垒”的B-29型远程重轰炸机，飞临名河铁桥上空。日军不自量力，一见美机便开炮射击，然而他们的高炮射程尚不足B-29飞行高度的二分之一，徒然暴露了自己在桥西南河沿的高射炮阵地目标。美机从偏北五公里高空投下一枚炸弹，命中目标，将日军高射炮阵地彻底消灭，炸死九名日军官兵，从此高射炮就哑然无声了。然后美军飞机从容不迫地每绕三周投弹一枚，从北到南一弹一个桥墩，弹弹命中，墩墩倒塌，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彻底摧毁了日军平汉铁路的咽喉——名河铁桥。轰炸之后，侦察机又盘旋了三周，群众奔走相告，这是在庆祝战果。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光荣牺牲在永年境内的两名美军飞行员，我县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遗体由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妥为保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通过国际机构，连同他们的牺牲经过记录，一并转交美国政府。两位英雄的夫人都发来了感谢信，并分别刊登在《冀南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上。
祝愿他们的精神不死，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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