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子同心

    画家毕加索出生于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的家乡马拉加是西班牙仅次于巴塞罗那的一个重要海港，它位于西班牙的南端，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城市。与今天的繁荣相比，1881年的马拉加属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毕加索出生的时候，马拉加的人民仍然依赖着装船、织棉、制糖、炼铁、生产葡萄酒以及种植杏仁、葡萄等水果作为营生。当时，城里有12万居民，这么多的人口聚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再加上排水系统不完善和供水不足，使这座小城显得更为拥挤。这里有27所教堂，4个修道院，可容纳上万人观看的斗牛场，尚未完成的大天主教堂，建在旧日摩尔人兵工厂的巨大市场，还有许多的剧院。这是一座真正的西班牙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除此之外，它还拥有整个欧洲最宜人的气候，阳光充足，全年只有40天可见到云层。不过在1881年，到西班牙旅行的人还很少，所以不曾有外来的游客享受到这明媚的阳光、醉人的空气和那暖洋洋的海水。

    毕加索的父亲荷塞·鲁兹是一名画家，在城里的艺术学校担任教师，并且是地方博物馆的馆长。他在博物馆的工作包括修补一些毁损了的图画，他那极其精巧的艺匠手法十分适合这份差事，此外他自己也画一些画。荷塞有一份数目虽小却稳定的收入，而且每卖出一幅画还可多得一笔生活费用；他有许多放荡不羁的朋友，其中有一些是画家；另外他还喜欢看斗牛，这种活动在他所住的地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精彩。

    然而年轻总会消逝的。到了40岁时，家人就逼着他结婚了，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兄弟姐妹中还没有人生过儿子。荷塞本人对结婚并不热心，但还是顺应家人的安排和一名叫玛丽亚的女子成婚，这是1878年的事。

    荷塞·鲁兹在墨塞德的帕拉萨地方租了一间寓所，从此，他要负责全家人，包括妻子、两个未出嫁的姐妹、岳母的生计。1881年时，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巴布罗·鲁兹·毕加索。1884年时，毕加索又添了一个妹妹。就在此时，玛丽亚的两个姐妹伊拉地亚和海利欧桃拉因为葡萄园被虫害所毁，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生活因此变得困难起来了。日复一日的忧虑，紧紧地压迫着荷塞。他对此毫无办法，除了用画来抵付房租，私下教一些学生外，就只能卖一些应景的油画。

    荷塞在生活上的困难，许多人都可以凭自己的经验了解到；但他的另外一种困境，也许只有艺术家才能完全明白。他是一名画家，需要的是全心全意地作画，而现在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却失去了信心。也许他发觉这种自信一开始就是虚假的，也许他在40岁时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创造力，也可能是他发觉原先存在内心的某些东西已被现实生活压得粉碎——一个艺术家的灵感已经被女人、孩子、日常琐事榨干了。不论是什么原因，其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日后他儿子为他画的肖像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疲倦的男人把头靠在手上，带着深深的失望和烦闷的表情，对生命的品味已完全消失殆尽了。

    然而对小孩子来说，日子还是相当快乐的。小毕加索还不懂得生存的不易，而过度拥挤、稍显肮脏的小房舍对他来说也跟广场上灿烂的阳光一样自然。毕加索不常见到父亲荷塞，因为父亲要定时去教课，去博物馆上班，去拜访老朋友，并且去看每一场斗牛。当然，在毕加索不太顽皮的时候，父亲也会带着他一同去。

    这位全家依靠的男人的财富来源就是一支画笔，虽然荷塞从来不在家里工作，却经常把画笔带回家清洗。毕加索从小就以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些画笔，这种敬畏不久就转变为一种雄心壮志，使他一辈子也没有怀疑过绘画的崇高地位。

    1889年，毕加索8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幅《斗牛士》。其实，毕加索最早的一些作品很可能是在家附近的泥巴堆里完成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这种作画技巧，以致常常使他的表姐妹们非常惊讶。她们可以随意指定一种动物身上的某一部分，例如狗的爪子、鸡的尾巴等等，而他就从这一部分开始，把整个动物的身体画出来，或用剪刀在纸上把它们剪出来。

    毕加索随时随地都在画画，尤其是在学校里面。至于学校的一般课业（包括算术、读书、写字），他可一点儿都没学到。以至于在此后的一生中，字母始终拼得乱七八糟。不过，他在学校倒是察觉到自己是个特别的人物，是不受一般法规所左右的。

    即使在一所不太严格的学校里，一个孩子如果是整天坐在那儿不看书本、自顾自地画着野牛或自己带来的鸽子，甚至自行站起来凝视着窗外，势必要受到老师的斥责，更有可能得到一顿打。但是，毕加索却是个例外。他常常迟到，坐下来就开始盯着时钟，期待被释放的一刻，有时玩弄着鸽子或从父亲那儿弄来的画笔。他并不像是一个邪恶的、不守纪律或放荡的学生，但的确是属于另一个不同层面的学生。令人惊讶的是，老师和其他的孩子们都能接受他的行为。在他独自站起身来，走出教室乱逛时，他们既不抱怨，也不模仿。

    数字对毕加索而言似乎特别困难，此外，时间也是如此。有一次，毕加索从教室窗户正向外张望时，看到了姑父安东尼奥，他马上叫出声来，要姑父记得带他回家——毕加索总是害怕他们把他给忘了。而当姑父问他“什么时候下课”时，他率直地回答：“一点。”他认为“一”既然是数字中的第一个，一点也一定是离现在最近的时刻。

    荷塞似乎并不在乎儿子在课业上毫无进展，他常常教给毕加索绘画的技巧。荷塞本身继承了西班牙传统的写实主义，因此提供给儿子一套扎实的、严守规范的基本技巧。当然，也没有任何学生能像毕加索那样敏捷而又热衷于画画。那可能是他们父子相处最愉快的一段时光，父亲对他自己行业的艺匠手法非常熟悉，而儿子在那种年龄尚无法区分技巧和其目的之间有什么不同。

    有些孩子最初所作的画看来具有出奇的天分，到了七八岁以后这种天分却永远地消失了。马拉加时代的毕加索却不是这样，开始时他的画十分孩子气，但却不断向成熟的方向进展。他的天分未曾被过分早熟的技巧所扼杀，因而能蛰伏着留存下来，在他青春期之后再度复活，并且陪伴着他度过一生。毕加索晚年的一些作品完全是用孩子的手法表现出来的，那新鲜的、纯个人的孩童天分一直没有消失，在那么多年以后，依然能经由那只具有最高超技巧的手而再度展现。

    马拉加的那段生活，在一个孩子看来，一定是永恒的：挤满人的小房间，无法逃学的学校，不断地绘画，星期天的人潮，穿着新衣的全家人，一堆堆衣着光鲜的青年，一群群皮肤黝黑咯咯娇笑的姑娘，数不清的亲戚、朋友，还有那永远灿烂的太阳。所有这些，加上近在咫尺的海洋和吹拂一切的温暖空气，构成了毕加索生长的环境——他生命中的要素。在这个地中海岸边的城市，他所真正感受到的世界，是他乡愁的对象，也是他唯一感到自在的地方。他一生中最喜爱太阳、海洋，并乐于有大群人陪伴着他。

    1891年，在马拉加，当10岁的毕加索正对斗牛场的仪式发生了超乎其他一切典礼的兴趣时，他的规律、他那自然的生活却被迫要作一个结束。他的第二个妹妹于1887年出生了，小房间显得更小了，他的父亲也比以前更消沉了。而在此时，市政府竟然决定要关闭博物馆了。此前荷塞一家的生活一直没有金钱的盈余，这个打击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情绪低落的荷塞在卡洛那地方谋得了一席教职，是在公立贝亚斯艺术学院教授素描和装饰。卡洛那位于加里西亚，是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极远的北部地区，而全家人势必要迁到那里去居住。在这个时候，荷塞忽然发现他的儿子几乎是目不识丁。

    不认识字，也不知道“2+2”是多少，在自己的家乡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所有的邻居、朋友们显然都会理解这孩子；然而在遥远的加里西亚，身为外乡人一定得遵守当地人的规矩，而毕加索如果要在那儿入学，就得通过那里的入学考试，或者起码也要交出一张本地的学习合格证书。毕加索绝对不可能通过入学考试的任何一科——除了绘画。所以荷塞只好去找一位能开具学习合格证书的朋友。

    “没问题。”那位朋友说，“不过在形式上仍然要考一考他。”

    可毕加索在考试时，在主考官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后，仍然保持缄默。主考官出了一道加法题：3+1+40+66+38＝？然后温和地告诉他题目怎么写，请他不要紧张。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第二次提出问题时，毕加索发现主考官已经把答案写在一张纸上，而且把那张纸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于是毕加索把那个数字默记下来，回到桌上把答案写下，并在下方得意地画上一条横线。就这样，毕加索总算取得了他的学习合格证书。

    这纸宝贵的文件跟所有其他的行李一起被打包，1891年夏日接近尾声时，毕加索随着家人第一次出海，开始了他漫长的旅程。

    二、良好启蒙

    当一家人离开马拉加的时候，串串葡萄在阳光下成熟，甘蔗又高又壮，正是一年中最愉悦的收获时节，而在他们到达卡洛那时，骇人的秋季风暴正开始刮起。西班牙北部和东北部的险峭海岸，正承受着越过大西洋的三千里劲风的吹袭，狂风带来大量雨水，使加里西亚成为全半岛雨量最丰沛的地带。在没有刮风也不下雨的日子，天气通常是多雾的，雾会转变成绵绵的细雨，冷冷地滴在花岗岩海岸和花岗岩的房舍上。一年之中也有稍晴的时节，太阳略露一下脸，把光线洒在沙滩上，阳光所带来的温暖对被大浪或狂风送上岸的海草起了加速其腐烂的作用，孕育出成群嘈杂的苍蝇。

    毕加索对这一切都感到惊讶，但更令他惊惧的是街上的人们都在讲另一种语言。卡洛那和加里西亚其他地区的人所讲的话叫“加烈哥”，这种语言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毕加索首次感觉到自己的孤立和困惑——他不过是一个外乡人。

    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荷塞的家人只好缩在派欧·哥梅兹街的二楼住所里，看着外面的雨敲打着窗户。对毕加索和他的妹妹们来说，最初的惊惧已经消减。眼前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城市：一边是海港，一边是沙滩，远处则是岩岸。它跟马拉加比起来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只有马拉加的1/3大，而这座城市中除了海港和斗牛场外，唯一令人兴奋的东西就是位于半岛尖端突出处的一座罗马式高塔。这座400英尺（注：1英尺≈0.305米）高的灯塔，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塔”。

    毕加索常画那座塔，他也画一些卡洛那的其他事物。他早期的画作看起来相当幼稚，大多是一些关于天气的玩笑，还有画在学校作业本空白处的一些罗马人、野蛮人、持着矛的武士、互相刺杀的剑客，这些与其他学童并无显著的不同。毕加索进入了一所学校，并且努力维持着一个不被赶出来的局面；同时被强迫用一种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优雅的、工整的方法写作文。他所就读的学校叫“勘守学院”。次年，即1892年，课余时间他又到父亲任教的贝亚斯艺术学院注册上课。

    毕加索从来就不喜欢写信，他在卡洛那发明了一种和马拉加的亲戚联络的方法——不需要多少文学造诣，就是一份他自己的小报纸，称作“卡洛那”，每逢周日出刊。他在上面画一些地方的人物、狗、鸽子、灯塔等等，以及写一些小小的报道，例如像“风开始吹了，它仿佛要吹到让卡洛那什么东西都不剩为止”，又如“雨已经开始下了，夏天以前绝不会停止”，又如“截至付印，尚未收到任何电报”。另外还有更多的笑话，有些是画的，大多是像下面这种风格。如：

    算术考试的时候：

    老师：“如果人家给你5个瓜，你吃掉4个，那会留下什么？”

    学生：“1个瓜。”

    老师：“你确定这就是全部吗？”

    学生：“还有肚子痛。”

    这些孩子气的事情很快就要成为过去，小毕加索开始要跃向一个出奇成熟的境地，从事严格而完整的绘画创作。如果他父亲能更好地训练他的话，这种成熟应该会来得更早一些，但由于远离家乡、朋友，气候也不习惯，还有其他种种的不愉快，使得荷塞情绪相当低落。

    荷塞没有心情去做很多事情，这时他的注意力终于转向了对儿子的全面艺术教育。他教毕加索笔墨、炭条、蜡笔和粉笔的技巧，过了一阵子又让他提升到油画和水彩上，同时还不断地进行大量精确的、专心的素描训练。

    身为教师，荷塞是一个严格奉行规范的人，彻底遵从每一条法则，并且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并刻苦修习。这当然是一种严厉的学院派训练，即使荷塞不是这种教师，保守的校方也会作这种要求。毕加索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一切规范，他在课堂上所画的雕像素描使看到的人都惊叹不已，这不只是由于他的技巧，更是因为他把雕像的生命再度展现出来——那种刚刚塑成时存在，而随着时间已经消逝的生命。在大多数人看来枯燥至极的练习，对毕加索而言却是一种愉悦，是一种控制良好、严守规范、几乎难以表达的愉悦。

    在课余之时，他的作品却自由得多。1892年到1893年之间有几幅试验性的油画，到1893年末时，他的技巧更加娴熟，可以正式地在铺好的画布上挥洒。而后，他突然地，没有任何人看到明显的转变过程，就在1894年完成了一幅极其杰出的作品——一个男人的头像。整幅画充满了光，充满了盎然生机，是最佳的西班牙写实风格，绝对没有一点孩子气的迹象。13岁的毕加索又画了许多幅画，这些画作显示出许多技巧的进步，而每一幅画都比以前更加成熟。

    其后又出现了更多令人激动的头像——一些穷苦的老年人。这些都是强烈的、严肃的西班牙写实主义杰作。画中那些受苦的、蠢笨的、绝望的人们被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丝毫没有矫饰的成分。在这众多绘画作品中，毕加索自己最满意的是《赤脚的女孩》和《乞丐》，这两幅作品都是在1895年完成的。

    当毕加索开始真正进步，同时完全能掌握工具时，荷塞就让儿子帮自己的装饰画做一些细节的整修工作。几个月之内，双方都清楚地发现，即使是在技巧的层面，儿子创作的画也已远远超过了父亲。荷塞没有办法画出《赤脚的女孩》，也不可能画得出《乞丐》。他承认了这个事实，并郑重其事地把他的画笔转交给儿子，以后他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在卡洛那的日子对荷塞来说充满了不适应和压抑的气氛，尤其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打击。毕加索的小妹妹染上了白喉症，虽然经过治疗，但最后还是死了。之后日子变得更加忧郁，不过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荷塞过去的一位助手，当时在巴塞罗那一所著名艺术学院任教的拉蒙·那伐洛·加西亚，想要回到他的故乡加里西亚，因而向荷塞提议交换工作。荷塞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不仅是为了离开那充满悲伤的小房间，同时也因为可以脱离卡洛那永无休止的雨水和郁闷，再度回到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地区。全家人收拾好行李，连同毕加索大批的画作，搭上火车，先经过马德里，然后回到马拉加。

    经过几百里的颠簸，一家人终于回到了马拉加。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包括盛情的款待、热情的招呼。家乡的空气、家乡的口音和食物，振奋了这些归来游子的心情，而毕加索——荷塞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更是受到格外地照顾与爱护。毕加索在任何宴会中都怡然自得，这可能是他在马拉加所度过的最快乐的假期。这段时间，他忙着享乐，以致课业，甚至连图画的产量都减少了很多，不过他还是作了一张厨房的画，另外还为他们家的老女仆卡门画了一帧极精巧的素描，图中她的袖子高高卷起，就跟昔日强拉着小毕加索上学的情景一样。

    夏日将结束时，他们又再度出海，沿着海岸北行。9月的海面十分平静，毕加索可以在旅途中作画。三天的航行后，巴塞罗那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个繁忙的港口，两侧延伸出巨大的城市。

    刚一踏上码头，毕加索就发现自己又一次被不同的语言所环绕。四周的人们都在讲“卡达浪”，这是一种比“加烈哥”更难懂的语言。荷塞家人在走向克莉丝汀娜街落脚处的途中，异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1895年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完全的欧洲城市，巨大、繁忙，50万居民全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有着与马拉加或西班牙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生活习俗。14岁的毕加索再一次尝到了失根的滋味。

    三、不凡的才华

    毕加索现在所进入的这个文化领域，与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毕加索在这里度过了最具可塑性的青春期和初期的成年阶段。他与卡达浪社会融为一体，说“卡达浪”话，并且交到了他一生中结识最早、持续最久的一些朋友。

    巴塞罗那曾是加塔洛尼亚的首都。加塔洛尼亚在中世纪时是一个横跨比利牛斯山的独立国家，大部分的国土落在西班牙半岛上。这个国家天然资源不丰富，但却拥有充满活力、精于贸易的人口。在摩尔人的战乱后，早先住在海岸一带的居民恢复了商业的经营，使得加塔洛尼亚很快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国家。当西班牙其他地区还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与摩尔人的战争而大伤元气时，加塔洛尼亚却繁荣起来，拥有本身辉煌的文明、杰出的建筑艺术、一间可与伦巴底相媲美的美术学校、一所著名的大学，以及广受法国、意大利、拜占庭、摩尔和犹太学者们所影响的文化。

    这是毕加索的卡达浪朋友们带着伤感所缅怀的黄金时代。当时，巴塞罗那的历代伯爵都经由婚姻的关系成为亚拉冈的国王，他们把“卡达浪”话往外一直推行到巴利亚利群岛、西西里、那不勒斯、科西嘉、萨丁尼亚和所有的回教国家。

    巴塞罗那的荣耀随着时间消退了。由于与亚拉冈各女继承人的婚姻关系并不愉快，到了伊莎贝拉那一代，亚拉冈便转而与卡斯提尔的斐迪南联姻。他们的继承人查理士五世统治着整个西班牙，此时的加塔洛尼亚已成为一个受压迫的地区，卡斯提尔人在数世纪以来一直不喜欢他们发达的邻居。

    此后一代一代不断有流血的反抗事件发生，随着一次痛苦的战争——马堡战役之后，西班牙统治者菲利浦五世席卷了巴塞罗那，并以严厉手段镇压着卡达浪人。他压制“卡达浪”语，用卡斯提尔语取而代之，关闭了巴塞罗那的大学，并在城市周围筑起了一道可憎的城墙。

    压制政策日益变本加厉，地方的法律和习俗都被废止，地方的语言也受到限制。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这种政策有效地破坏了卡达浪的文学，但却消灭不了这语言的本身。在政治和文化上始终有反抗的力量存在。浪漫主义来临后，卡达浪的诗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文艺复兴，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恢复文化的传统，更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渴望。这个活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1841年，大学恢复了上课。数年之后，令居民痛恨的城墙也被拆除了，不过卡达浪人仍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在巴塞罗那，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导致“左派”运动、罢工和无政府主义的风行。就在毕加索到达的前几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拥挤的里塞欧剧院引爆了一枚炸弹，理由是“没有一个中产阶级是无辜的”。

    刚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对这一切是全然懵懂的：他不过是个孩子，而且还是个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荷塞一家先住在克莉丝汀娜街的一间寓所，不过他们马上发现那儿光线太暗，而且极不方便。停留了短短一段日子后，他们就搬到了恩赐街的一幢楼房，离荷塞任教的艺术学院很近。

    那间学院名叫“犹特华”，也是荷塞希望儿子能进入的学校。以毕加索的天分来说，进基础班简直是一种戏弄，但是如果要进学习古物、人体像和油画的高级班，必须先通过两幅画的专业科目考试，考试完全严格依照成人标准，而且满二十岁才有报考资格。

    纵然荷塞的同事们被说服，相信了这个矮小的14岁男孩“看起来有20岁的样子”，他们却不敢贸然置信他画得跟高级班的美术学生一样好。若是让一个初学的小孩子进了高级班，他们难免要成为公众的笑柄，因此他们格外严厉地执行这次考试。他的第一个题目是画一个披着被单的校内模特儿，第二个题目是一个站立的裸体人像。

    关于毕加索究竟花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两幅画倒是有很多传说，有人说限期1个月，毕加索只花了1个星期；也有人说限时1天，他只用了1小时。

    事实上这两幅今天仍存在的画上标明的日期分别是1895年9月25日及30日。在这两幅画中，他忽视一般艺术学校的传统，并没有把第一个模特儿画成披长袍的罗马人或把第二个画成相当高贵的人体，毕加索只把他亲眼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是一个披着被单的学校模特儿和一个在阳光下身材欠佳、赤裸裸的矮小男人。但是他的画显露出了杰出的学院式手法，因此他的能力马上就被认可了：他立即被列入1895~1896那一学年的高级班名单中。

    班上的其他同学大都有着典型的卡达浪名字，日后他们都没有什么名气。有一位曼纽·派亚瑞斯·格劳——近20岁、纯朴强壮的年轻人，第一堂解剖课正好坐在毕加索的旁边。两人年龄尽管相差了六岁，却马上成为朋友。派亚瑞斯不但成为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最好的朋友，而且终其一生也一直与毕加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巴塞罗那前两年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毕加索住在家里，定时上课，努力作画，此外还不断地跟派亚瑞斯在巴塞罗那游逛，画满一本一本的街景、马匹、猫、狗、娼妓、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和开赴战场的士兵。他在家里也没闲着，为家人画油画和素描：一张他母亲的蜡笔画和至少三张他父亲的肖像，还有许多幅妹妹的油画及素描，包括一幅大型的油画，上面是妹妹罗拉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情景，罗拉穿着白衣，跪在圣坛前，她的父亲站在身旁。这一幅相当成功的作品被送去参加“美术与工业”的春季展览，赢得了一些赞美声。

    毕加索的暑假是在马拉加度过的。1896年夏天，回到故乡的毕加索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在几个月中画了大量的素描、肖像，其中有几幅非常特别，但这些作品中看不到一点儿巴塞罗那的影子。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幅风景画，毕加索很少画风景，而这一幅所用的手法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马拉加的红色土地斜着伸向淡蓝色的天空，地上覆盖着仙人掌。地面上强烈的色彩，似乎是用画笔生动而有力地涂上去的，干厚的颜料看来又好像是调色刀压抹的痕迹，这和那淡淡的天空形成美妙的对比。这幅画让人联想到野兽派，更有些凡·高的感觉，然而前者当时还没有出现，后者毕加索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再细看之下，这幅画完全是他自己的，是纯粹的个人风格。看了这幅画，不禁让人奇怪还有哪个教授敢教导这位15岁的少年关于作画的事情。

    那年秋天回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开始着手他父亲设计的两大幅油画。荷塞打算用这两幅画来延续《第一次圣餐》的小小成功，从而促进这些画作的销售，以便得到一个稳定的收入。他买入了许多的新材料，教毕加索怎么用它们，甚至还替毕加索租了一间画室。

    这两幅画中的一幅目前已经遗失了，另外一幅是荷塞所设计命名的《科学与慈悲》，上面是一个医生正在测量一个生病女人的脉搏，而床的另一边站着一位修女，一手抱着一个小孩，另一只手端着汤给病人喝。毕加索很用心地作这幅画，而其结果也确实让全家人感到欣喜。《科学与慈悲》被送到马德里参加全国展览，得到审查委员会的荣誉奖状，另外又送到马拉加参加地方展览，得到一枚金质奖章。这幅画让所有喜爱惟妙惟肖简艺手法的人都很高兴，但这却是毕加索对学院传统画法的告别作，他以后再也没有画过这一类的作品。

    这一年里，毕加索仍然同时进行着学校的课业和自己的尝试。他的绘画本中仍然充满了与前一年一样的风格，只不过现在的笔触更有信心，并且显示了多种路线的进展，有一些试验中明显出现了物体简化的基本几何形状。不过大体而言，此时的毕加索还不能算是破除传统的先锋，他还只是一个不断创新、极具天分的学生。

    毕加索在1897年的暑假再次回到马拉加，这个假期似乎不如上次那么愉快，而他也没有创作很多作品。他那位越来越有钱的叔父沙伐多认为毕加索应该到马德里的圣费南度皇家学院去深造，因为他的两位朋友卡波奈罗和狄库伦在那儿任教，而且极具影响力。沙伐多虽然提了这项建议，却和很多有钱人一样，在金钱上对穷亲戚斤斤计较。荷塞和他的另外一些亲戚、老朋友们也凑了一些，加上沙伐多的那一份，金额还是少得可怜。而这些竟然就是毕加索的全部旅费、生活费和作画的材料钱。

    1897年秋天，那点微薄的津贴把毕加索带到了马德里这个消费极高的首都。他在贫民窟似的圣贝卓马提街给自己找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度过了他16岁的生日。

    跟在犹特华一样，毕加索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的一分子。他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课程跟犹特华一样并无吸引人之处，而且教他们的卡波奈罗和狄库伦都是相当糟的画家。毕加索不久就完全放弃学院的课程，自己到普拉多博物馆去参观、描摹，感受格雷克、维拉斯奎兹和戈耶等大师的精髓。除了在普拉多的临摹，他还在城里的街上画个不停。这一阶段，毕加索的画作最让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画法已开始朝向现代主义前进，甚至开始迈向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

    毕加索在马德里创作得非常勤奋，但在学校里却从来看不到他的人影。这消息传到了马拉加，让富有的沙伐多很不高兴，于是便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父亲荷塞仍站在儿子的一边，不但继续供他学习，甚至还尽可能地多给他一些钱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降临了，瓜达拉马山脉吹来了寒风。即使是本地人也冷得受不了，更不用说是像毕加索这样晒惯地中海太阳的人了。这种风死寂而且冰冷，像当地的谚语所说的，“可以杀掉一个人，却吹不熄一根蜡烛。”毕加索开始发高烧、喉咙痛，舌头红得像草莓，全身起了朱红色的斑点，这些斑点很快就融合成一大片。他得了典型的红热病。

    这种病在当时是可以致命的，但毕加索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全身脱了一层皮，又长出一层新的。他蹒跚地走出房间，去参加6月12日的圣安东尼奥节庆，他不愿错过这节庆中一分一秒的欢乐。

    接着他就搭上回巴塞罗那的长途火车，巴塞罗那的家乡口味、温暖人情和他天生的生命力，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和精神。1个星期之后，当派亚瑞斯邀他到欧塔乡下去休养时，他马上就答应了。

    欧塔是派亚瑞斯生长的地方，这是个只有两三千居民的小镇，维持着古代纯朴的农耕生活。毕加索在此度过的一段闲逸日子，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我在派亚瑞斯的小镇学到了所有的事情。”毕加索曾经这么说。“所有的事情”不只包括了刷马、用镰刀，对制酒和榨油的亲身体会，或是收获干草、玉米、葡萄和橄榄，剪羊毛、杀猪、挤牛奶，同时还包括说流利的卡达浪话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在对生命本质上得到了城市人永远得不到的深刻体会并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对世界有了更广泛地认识。

    毕加索此时对作画更有把握了，其中有几幅十分了不起的山羊和绵羊的画像，真正把握住了它们的神态和动作。他的笔触更为肯定，在一些作品中他对质感比过去更加重视，此外对明暗的对比表现和物体轮廓的加深也有了较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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