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由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变为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与代表广大贫苦工农利益，主张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一向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妄图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统治，想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用发动内战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又想把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共产党，于是就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即一方面多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则在美国的帮助及日伪军的掩护下将大量兵力运送到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区，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积极部署发动全面内战。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即以革命的两手来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则告诫全党全军，务必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要发动的内战上，做好进行内战的准备，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对敢于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之，以制止内战或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
然而，对经过长达43天，其间伴随曲折和复杂的斗争历程才在10月10日签署的反映广大人民要求、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却毫无诚意。他乘此出现的暂时的和平局面，加紧调动军队，部署全面内战。协议的墨迹未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就已经把它撕得粉碎。
但是，经过重庆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与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是这样一来，只要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也将陷入被动地位。
（二）三大战役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中，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野心，戳穿了美帝国主义妄图以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从而继续控制中国的阴谋，令美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称雄世界的野心大白于天下。
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广大中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派力量，形成反美反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呈“品”字形阵势“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为标志，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全国性的反攻，终于顺利将战场引向国民党区域。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到1948年秋季，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深刻变化。也正如蒋介石所说：“国民党统治集团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都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此时，可以说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领导下，遵照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先攻克锦州，全歼锦州守敌，俘范汉杰以下8.8万人，毙伤2万人。紧接着我军又和平解放了长春。锦州和长春的解放给东北国民党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使东北敌军成了“瓮中之鳖”。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办法歼灭了廖耀湘兵团。在此次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个军12个师共10万人，其中还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生擒廖耀湘，并且创造了我军边分割边围歼敌重兵集团的范例，可以说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在战役的第三阶段，由于卫立煌得知廖耀湘兵团被围歼的消息，乘飞机从沈阳逃走，沈阳就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坚守。我军乘胜东进，于11月2日解放了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歼守敌13万余人。我东北野战军一鼓作气，又于同日解放了营口，胜利地结束了辽沈战役。
在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中，我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部、锦州指挥所以及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共约47万余人。从此以后，我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地区也由此而成为了支援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后方。辽沈战役之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从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120万人增至300万人。这样一来，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巨大的提高。这种军事形势的转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2．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这样的部署，使淮海战役的指挥力量、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对于这件事，毛泽东曾经兴奋地说过：“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好几倍力量。”
尽管如此，在此次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依然超过我解放军参战部队，而且在武器装备上敌军也占有巨大的优势。于是，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同样以3个阶段的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了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值得一提的是，仅为支援此次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就达到了约543万人，向前线运送约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对此，陈毅同志曾经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它预示着在国共两党的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必胜，而国民党必败。
淮海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压到了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
3．平津战役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1月23日起提前结束休整，隐蔽挥师入关，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迅速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和张家口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和战略分割，我军首先陆续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继而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天津守敌，生俘陈长捷，解放了天津。天津战役创造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参战兵种数目最多的新纪录，积累了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宝贵经验。随后，我军又乘驻守塘沽的国民党军逃走之际，顺利解放了塘沽。
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都城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包围北平以后并没有立即攻城，而是派出代表同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接触。鉴于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顺利完成，加之中共中央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耐心工作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强烈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志，命令其手下部队放下武器，出城听候改编。就这样，北平取得了和平解放。
在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平津战役之后，华北全境基本上获得解放，为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从战争的规模上，还是所取得的战果上，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当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至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取得全国的胜利已经确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三）北平谈判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基本上已经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很难再组织起有系统的防御。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人们似乎看到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三大战役所散发出的巨大能量和强烈的冲击波深深地震撼着国民党，震撼着全中国，也震撼着全世界。它使失败者彻底丧失了顽抗到底的勇气，使胜利者已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好的明天；它使那些昔日不可一世如狼似虎的帮凶开始产生退缩的念头，它使那些热爱和平给予我们坚定支持的朋友们踌躇满志。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美国能够迅速地给予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甚至还曾要求美国军事顾问直接参加指挥作战。杜鲁门政府亲眼目睹了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与不堪一击，深感国民党的败局已难以挽回，不愿意再陷进中国内战这样一个泥潭里，因此不愿接受蒋介石的建议。1948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乘着一架美国海军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肩负着斡旋美蒋关系、向白宫求援的重要使命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然而第一夫人只能默默忍受没有结果的痛楚。1949年1月8日，蒋介石政府又向美国、英国、法国、苏联4国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然而，4国政府均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加以拒绝。
很明显，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①。（注释见附录，以下同）
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内部并不平静，相反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桂系首领李宗仁极欲取蒋介石而代之，在桂系势力的支持下，表示愿意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争取喘息时间，意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以减少人民的苦难，1949年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4月2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但除邵力子外，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其他几位代表一致认为这一点是行不通的，他们受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派来与中共和谈，而我们知道这个“代总统”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纵然他们同意，南京方面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团在一些问题上含糊不清，和谈无法进行，原定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会谈只能推迟。
4月3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就相关问题请示李宗仁，临行前，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但是，黄启汉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1949年4月4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就李宗仁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而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评论最后还警告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然而，在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只要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强”之后，李宗仁经与亲信研究，遂于4月7日晚发出了给张治中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愧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社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告，谨希亮察。”
针对李宗仁的态度，毛泽东于8日复电李宗仁，指出：“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始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为了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在4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分别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三野领导人粟裕、张震，指出：“（1）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可以不攻安庆，让桂系军队撤往武汉。（2）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0日。（3）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然而，对于中共方面的和谈诚意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表示出的宽容与大度，南京方面并无任何相应的促进和谈的表示。
经过双方的多次协商，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并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声明，拒不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电告在北京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至此，谈判宣告破裂。在整个和平谈判中，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用最大的耐心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于是，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