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准备与思想动员
对于如何领导渡江战役这一国共双方又一次的大决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决定首先成立渡江总前委，负责统一指挥整个渡江作战。总前委成立后，又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这不但使人民解放军增强了渡江作战的信心与勇气，更为人民军队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了坚实的保障。
1．组织准备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在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加紧渡江作战的准备，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共7个兵团24个军约100万人，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兵力的策应下，力图全歼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京沪杭地区。
为了加强对渡江战役的指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1月8日就做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作战的职责，统一领导8个兵团部、26个军的百万雄师的渡江作战。可以说，这是刘、邓、陈继淮海战役之后又一次联手指挥重大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三位常委在战役指挥中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配合得十分默契。另外，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三个人都是四川人，尽管一个人一个脾气，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的要好。邓小平和刘伯承，二人长期合作，可谓相濡以沫；邓小平和陈毅，两人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这无疑又增进了两个人感情，使他们的关系更深一层。这样天造地设的总前委班子继续发挥作用，加之粟裕、谭震林两位虎将的协助，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2．思想动员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广大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但是部分指战员也因此而滋长了骄傲轻敌思想，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便松懈了战斗意志。可是，当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部队进抵长江沿岸时，面对波澜壮阔的长江和来回游弋于江面的国民党海军军舰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又产生了不少的顾虑。他们担心人民解放军没有渡江作战的经验，难以逾越这“天堑”的阻隔，他们害怕强行渡江会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甚至害怕会因此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渡江战役总前委针对渡江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组织全军和地方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政治动员和形势、政策与纪律教育。
针对这些情况，在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河南商丘和江苏徐州东北的贾汪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于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统一对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并部署渡江南进各项工作。紧接着，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对商丘和贾汪会议的精神逐级进行了传达，并深入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纷纷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广泛的传达和学习，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渡江总前委进驻瑶岗以后，还开展了对比诉苦，访问穷苦、立功创模、动员宣誓等活动，以此来增强渡江部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不畏惧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信心。到临战前，各参战部队情绪高涨，纷纷上书请战，他们都充满了以解放军单一兵种对付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立体防御的勇气。
另外，各级党委还针对部分指战员因不熟悉水性而对渡江产生的恐惧心理、因大决战的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轻敌思想和急躁情绪等现象进行了反复的思想动员。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还根据毛主席“把部队变成工作队”、“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等指示编写了《约法八章》、《入城守则》等文件下发部队，并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政策、纪律观念，为解放军进军江南，加强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团结，共同接收和管理好城市，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幕后的战斗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场伟大的战役中，除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奋勇前进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蔽的战线在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打过长江积累着胜利的资本，那就是解放军渡江侦察部队和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们用他们的机智与敌军展开的搏斗。他们所提供的国民党军江防情报，为解放军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集中力量攻击敌方有备设防地段，减少人员伤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对地形与敌情的侦察
对地形与敌情的实地侦察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获取国民党军江防情报的重要手段。为了有效进行这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的部队每个兵团都成立了侦察委员会，由各部队参谋长负责，以各部队侦察分队为骨干，又吸收部队、机关中家住沿江地区，熟悉地形而又了解民情的人员充实到各侦察分队。率先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先遣侦察部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利用黑夜和不良气候条件，逐渐地抵近敌岸或者潜入敌方阵地进行敌情侦察，为渡江部队正确选择渡江地点和渡江策略，为前委领导正确采取措施指挥整个渡江战役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情报。
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1949年3月初至4月初就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始了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敌情的战役侦察是由野战军直接组织实施的，战术侦察则是由兵团和军组织进行的。总前委要求，在渡江之前，应视情况尽可能隐蔽地先派遣一个团或者一个营到江南，进一步查明和掌握敌情。人民解放军各担负渡江作战部队遵照总前委的指示，1949年2月初就以兵团和军的侦察科、侦察营为骨干，组成先遣部队，按照事先预定的作战地域，先期进入江边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建立联系，进行敌情侦察，并收集有关地形、水文和气象等资料。
淮海战役之后，根据华东野战军及兵团首长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即原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在军长聂凤智的率领下进抵长江北岸的无为县。二十七军在军长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的带领下，不顾对岸敌军放冷枪、冷炮的危险，多次到江边了解敌情、地形、水情，选择登陆突破地点。聂凤智曾经说过：“这次战役必须横渡广阔的长江，实施敌前登陆，背水作战。登陆地点，既是攻击点，又是立足点。如果选择不当，碰到‘硬钉子’，攻不上，撤不下，渡江部队暴露于波涛滚滚的江面上，无遮无蔽，横遭敌人炮火、飞机和炮舰的杀伤，后果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慎重地选择登陆地点，因为哪怕一点点的失误与不当都可能导致部队极大的伤亡。在20多天的时间里，聂凤智亲自指挥侦察部队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先后渡江侦察10次，成功8次，获取了大量的情报。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侦察队副排长齐进虎，奉命率4名侦察队员乘着一个下雨的黑夜，偷渡到江心国民党江防的重要堡垒黑沙洲。上岸后他们分成两路，结果一路被敌人发觉，两名侦察员被迫划着小船撤离。齐进虎带着另外两名侦察队员潜入洲心，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他们昼伏夜出侦察敌情，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坚持8天8夜，获取了敌人的江防情报。然而，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船只，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将费尽心机侦察到的敌军重要情报送回部队。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危急之时，有一天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木盆。于是，他们就乘深夜时分练习划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苦练之后，他们终于掌握了划盆的要领，并于大军渡江前夕，划着那个采菱木盆（木盆现保存在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回到了长江北岸。军侦察营二连班长张云鹏，带3名战士渡江捕俘。结果刚到对岸就与巡逻的国民党军一官一兵相遇。说时迟，那时快，张云鹏一枪打倒敌兵，而后一个箭步迅速扭住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并立即将其押回，为首长提供了重要情报。就这样，经过解放军多次、反复的实地勘察、走访调查、捕俘侦察，我军基本上摸清了南岸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和两岸的地形情况，并掌握了长江水情及涨落潮规律。
尽管如此，聂凤智对此并不感到放心，随着渡江作战的临近，他感觉这样小规模的偷渡侦察尽管能够取得效果，但局限性太大。于是，他便大胆设想：能不能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而又周详地掌握我军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而后通过无线电台不断向军部报告。这样一来，我军就能源源不断地及时掌握对岸敌军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可是，在大军即将渡江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单独派一支小部队潜入江南，无论对这支小部队，还是他们自己来说无疑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为了能够给渡江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聂凤智认为即使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于是，他就把这一想法报告给兵团，兵团报给三野，三野报告给总前委，总前委又报告给中央军委，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往上请示。军委对这一大胆设想极为重视，立即同意这一报告，并责成聂凤智负责实施这项大胆的计划。聂凤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中陈述了他认为冒险是值得的原因：“敌正规主力部队，被我大军牢牢吸引在江防一线，纵深力量配备薄弱；敌各部防守正面宽大，兵力不敷分配，到处有缝隙可钻；江南地方反动武装，面临我大军渡江日益迫近，各自考虑后路，忧心忡忡，骚扰活动有所收敛；皖南山区曾是哺育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有较强的地下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侦察健儿多次出入敌阵，机敏善变，孤胆顽强，积累了丰富的敌后侦察经验。从我们多次组织偷渡侦察看，成功的把握是有的。”
得到中央支持后，聂凤智果断而又迅速地作了如下部署：以军侦察营一、二连和七十九、八十一两师抽调的3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二四二团参谋长章尘和军侦察科长慕思荣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先行渡江，执行侦察任务。4月6日，晚上8点，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章尘下达了渡江命令。全大队分成左右两路，分乘20多条木船，从石板洲出发，呈“一”字形驶向南岸，从远处望去，他们就像箭头一样直向江心射去。战士们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江面，黑沙洲上的敌人碉堡、铁丝网和木桩都隐约可见。可是，就在先遣渡江大队快要接近长江南岸时，突然听到了由南岸传来“叭”、“叭”两声枪响。大队长章尘意识到敌军哨兵已经发现了他们，如不急速登岸，就有被敌军阻杀于江中，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那样不仅无法完成部队首长赋予的光荣任务，更会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整体渡江计划受到影响。于是，他果断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
晚上10点左右，左右两路分队分别在十里场江堤和金家渡登陆。他们在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大力协助下，在敌人腹心地带展开侦察活动和游击战，把获得的情报用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往江北。特别是他们探知敌军从芜湖调一个军西移、增强江防力量的消息，为我军正确制订渡江作战方案，提供了有力的依据。4月20日夜，当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时，他们遵照二十七军首长的指示，分数路直奔江边，割断了敌人沿江的军用电话线，使敌军彼此之间失去了有效的联系；并在敌江防区多处以放火为号，为我军炮兵指示射击目标。他们还武装袭击对岸国民党军指挥所，扰乱敌指挥，搞乱敌部署，并攻占敌江防据点，直接接应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后来聂凤智说：“尽管我们派过江的称不上什么大部队，只有300人，但像一把插入敌人软腹部的尖刀，搅得镇守江南的敌人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甚至超过了这一行动直接的军事意义”。可以说，先遣渡江大队为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立了头功。
2．幕后的情报战
在渡江战役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役中，有不少工作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获取国民党制订的长江防御计划以及军事部署情况，为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名门之后许锡缵当时的国民党军官许锡缵就是解放军获取国民党军长江防御计划的主要地下工作者之一。
许锡缵，1913年出生于南京，是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的长子。当时许崇灏任南京临时卫戍司令。孙中山领导革命党进行讨袁“二次革命”时，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许崇灏任参谋长。1918年，许崇灏随孙中山到广州，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长兼粤汉铁路督办，后又任粤汉铁路总理兼护路司令。因此，可以说许锡缵出身名门。但是，因为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许锡缵下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之路。1938年10月，许锡缵在成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10月，许锡缵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学习空军飞行技术。
1945年12月，许锡缵学成回到重庆，可是因为联系人已经去了延安而与党失去了联络。以后，他随空军回到南京，通过父亲的故交，被安排到国防部第六厅任科长。第六厅是掌管军事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机要部门，通过工作关系，许锡缵可以接触到一些军事机密，在内战已经在全国爆发的紧急情况下，许锡缵更加为找不到党组织而焦虑。直到1947年秋天，解放区才派人通过他的老朋友朱传钧与他接上了头。在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打响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以他特有的条件进行着最后的努力。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迁往广州，许锡缵所在的国防部第六厅也已经开始安排撤退了。在这“临危”的时刻，为了多给人民解放军提供国民党军江防情报，许锡缵向厅长表示愿意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博得了厅长的器重，最终厅长同意他负责该厅，并代表第六厅出席国防部有关会议。
1949年3月28日上午，国民党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留守处在励志社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参加的有二厅、六厅、保密局、兵工署的代表。在会上，第三厅负责人讲述了最新的兵力配置和反渡江作战细则之后，保密局提出了下列措施：第一，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并投放石块，以阻塞水道；第二，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倾倒汽油，燃烧封江；第三，在长江南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投毒。最后会议宣布：第一、二项由部队实施，第三项由保密局直接实施。
29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留守人员和物资的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往广州撤退。到达广州后，许锡缵急忙以到广州东山梅花村会见“女友”为名，将情报迅速传给了中共中央。
（2）北伐老将吴仲禧挂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中共地下党员、北伐老将吴仲禧也是解放军获得国民党军江防情报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吴仲禧出生于1895年，福建省福州市人。早年投身福建学生军，1911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师参谋长、代师长等职，曾参加过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战役，屡立战功。1937年7月，吴仲禧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吴仲禧利用其国民党高级将官的特殊身分，进行地下工作。
1946年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后又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各种工作关系从事情报工作。根据当时中共南方情报机构负责人潘汉年的指令，吴仲禧继续潜伏并相机行事。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长江已经成为国共双方较量的舞台。而国民党军事大本营对于长江防御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为代表的少数派倚仗蒋介石的支持，否决了多数派的意见，决定放弃江北，重兵退守江南。这一重要情况经两位参与作战计划的将领告知了吴仲禧，吴迅即向上级作了汇报。
掌握长江防御实权的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不久便向沿江守备的10个军长下达作战命令，明确各军的位置和任务以及后勤补给细则。隐蔽在汤恩伯司令部内的一位参谋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将消息密告给吴仲禧。此时，由于上海情报线已断，吴仲禧立刻将情报转送香港分局。后来的事实证明，吴仲禧所提供的情报不仅有助于解放军渡江作战，而且还影响到解放军渡江以后的战况，正是因为这个情报，使人民解放军得以迅速围歼国民党10多个军于长江三角洲地带。
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时，许锡缵和吴仲禧，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他们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而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接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他们只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优秀代表。
像他们一样英勇无畏，默默无闻，艰苦工作，为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部队提供秘密情报的中共地下党员又何以百计，正是他们以非凡的智慧与机敏，不断地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打过长江去积累着胜利的资本。②
3．争取国军起义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整个过程中，我党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队里忠诚耿直而又富有爱国心的官兵的争取，也正是得到这一部分人的帮助，使得我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工作在壮大了声势与力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些国民党军爱国官兵们识时务、重大局，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为减少人民的苦难而努力，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1）靖江起义
1948年初，中共华中工委选派公安处联络科科长周晓江化名李应成秘密进入靖江、泰兴一带策动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三师四十六旅旅长乜庭宾、四十五旅副旅长张奇率部起义。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三师是由盐城战役后国民党原第四十二集团军的残部改编而成，由毕书文任师长，下辖四十五、四十六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早在1945年9月，乜庭宾经中共徐州工委书记赵卓如和柏寒教育、考察，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张奇也于1945年10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考察、帮助和教育，由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授权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6月初的一天，周晓江到达靖江城乜的旅部，向乜传达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挥师过江，解放全国。二十三师驻防沿江一线，如能策动四十五旅、四十六旅起义，对瓦解国民党军心，打乱其防线，对我军渡江南下，解放江南，都将发生重大作用”。乜庭宾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过了些时日，乜庭宾派人将周晓江护送到泰兴张奇处。周晓江向张奇传达了党组织要他策动部队起义的指示。张奇表示一定会和乜庭宾合作完成任务。周晓江回到靖江后，与乜庭宾一起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7日上午，乜庭宾派警卫副官齐照祥赶往泰兴，通知张奇立即起义。与此同时，乜庭宾在第四十六旅旅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乜庭宾历数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腐败，指出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举行起义，才是部队的唯一出路。但这次会议的内容被乜庭宾手下的一个团长崔凤鸣秘密报告给毕书文之侄毕世恩，毕世恩急忙向毕书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乜庭宾与周晓江商定的起义原定计划是：靖江一个团，季家市孤山一个团，驻泰兴的两个团，同时发动起义，成功后分两路会师黄桥，逼迫毕书文全师起义。在商讨起义计划的过程中，周晓江曾问：“是否需要我军派出部队包围黄桥，割断黄桥和靖江之间的交通联系，保护靖江起义的首先胜利？”乜庭宾说：“如果切断了与黄桥的军事联系，我们在那儿的一个营将无法与我们一起行动”。在周晓江回去向地委书记钟明、司令员张克辛汇报的时候，张克辛也提出“我军是否把黄桥包围起来，实行里应外合”的疑问。周晓江转述了乜庭宾的意见。就这样，大家都没有坚持包围黄桥，切断黄桥与靖江交通的做法。这可以说是导致后来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果然，9月28日上午，毕书文紧急调动部队，乘上卡车，直奔靖江而来，妄图将起义一举扑灭。在紧急情况下，乜庭宾来不及集中部队进行抵抗，命令参谋长戴超集中搜索连和手枪排，一齐向东门冲去。在冲出东门后，发现联络员周晓江还在城内，于是乜庭宾即命令手枪排长李树明返回城内，营救周晓江，李树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周晓江，随后两个人一起逃往城外。乜庭宾和周晓江会合后便直奔解放区，同前来迎接的分区部队会合。因为起义计划泄露，乜庭宾领导的第四十六旅起义，最后抵达解放区的只有一个搜索连和一个手枪排，共110人。③
（2）繁昌起义
靖江起义失败以后，原本约定一同起义的张奇深感痛惜。此时，张奇所在部队被调往芜湖繁昌驻防，张奇无奈，只能随师前往。这时，原来的二十三师被改编为一○六军，由毕书文任军长。因为靖江起义时乜庭宾派去给张奇送信的齐照祥被毕书文捕获，张奇的身份已经暴露。但是，毕书文害怕自己难逃干系，干脆授意将送信人杀害，并力保张奇当了由原四十五旅改编而成的第二八二师师长。张奇深知蒋介石对曾经起义过的杂牌军并不信任，且一再派其亲信取代和监视二八二师的军官，张奇估计可能很快要撤换他这个师长，因此抓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他派人往合德的华中指挥部找到周晓江，周晓江又将来人介绍给苏北军区部队管文蔚司令员，管文蔚询问了部队的基本情况后，作出了三条指示：第一，固守江防，等待配合大军过江。第二，紧急情况下，率部渡江起义。不过这是下策，困难较大，也较危险。第三，今后工作由皖南军分区与你们具体联系。
张奇鉴于靖江起义失败的教训，这一次他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团结原四十五、四十六旅的骨干，在连、营、团内建立三人领导小组，统管起义工作，然后又吸收士兵中的骨干，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完整的起义指挥系统，还特别组织了一个执法队。另外，张奇还命人对渡江行船路线和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同时，他还以过江“清剿”为名，派一个连到江北，进行实地侦察。经过紧张而又周密的部署，张奇认为率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949年2月7日清晨在繁昌横山桥宣布起义。
张奇指挥师部参谋和警卫营官兵首先逮捕了南京派来的副师长、参谋长、政工处长和之前破坏靖江起义的崔凤鸣团长等6人，并下令炸毁离芜湖15华里的鲁港大桥，切断了电话线，断绝了一切对外联系。紧接着在沿江营坊咀、黑沙洲、永州圩、荻港等七个渡口征调民船渡江北上。国民党军发现以后，立即派巡逻舰艇发动炮击，并出动飞机进行低空轰炸。张奇沉着指挥，果断应战，缴获敌汽船、炮艇各一艘。在与敌交战中，起义部队死伤了14人。经过一天的紧张运输，5000多名官兵全部渡江登岸，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独立师，由张奇任师长，鲁大东任政治委员。繁昌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部署，再一次给已经四分五裂、濒临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一击。④
（3）首都警卫师起义
1948年9月，王宴清走马上任国民党军九十七师师长。九十七师作为首都警卫师，原来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九十七师下辖3个团：二八九团，其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二九○团，其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二九一团，其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全师共13000多人，可以说，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从1948年开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频频失利，节节后退，兵员枯竭，首都防务力量明显感觉不足，不得不将这支御林军与一○二师合编为第四十五军，由张霞任军长。该军名义上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统一归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指挥。
为加强长江防务，1948年11月中旬，九十七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其下辖的3个团分别派驻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师司令部设在位于三阵之中的江宁要塞。王宴清同布防在江宁要塞的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因工作关系经常在一起。在不断的交往中，王宴清发现杨镇洲粗犷豪爽，邓健中则沉毅稳健，最重要的是二人为人都很正直，3人在一起时，议论的立场、观点常常是不谋而合，惊人的一致。因此3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出于共同的志向，他们几个约定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为人民做一点贡献，准备有所行动，决不能不明正义地一味服从命令，一味愚忠，他们发誓决不让历史上岳飞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与此同时，南京地下党也派人及时与王宴清联系，并正式通知王宴清，今后的行动统一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到时会通过电台指挥他们行动。
在随后的日子里，由于心情特别激动，王宴清办了3件欠思量的事，差点耽误了大事。第一次是在全师连以上军官会议上，王宴清说：“抗日战争打了8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毫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意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的把握。”王宴清本来是想给起义打一点思想基础，讲了几句掏心窝的话，以博得大家的同情与谅解，但是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难免不被人猜疑。第二次是师部的参谋赵昌然，他作为起义的骨干，自告奋勇地去做宪兵队的工作。他对王宴清说那里有他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王宴清考虑到控制机场的重要性，也就表示同意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没有经过详尽的考察就匆忙地行动，常常是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次是在陆平确定了第三野战军同九十七师的电台联系方法后，王宴清在返回师部的途中才发现自己还不知道向第三野战军呼叫的信号，于是就用电话找陆平联系。接电话的正好是陆平，王宴清开口便问：“你们电台的呼号是什么？”陆平怕泄密，只能“啊，啊”了两声就挂断了电话。由于这个电话是从九十七师所在军即国民党第四十五军军部转出去的，所以没办法准确判断这个电话是否曾经被监听。
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是担心害怕，麻烦就越会主动地找上你。
后来，正是因为这几件事，差点使王宴清被软禁起来，幸亏王宴清沉着、冷静，巧妙应对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的问讯，而后又趁张耀明与首都卫戍副司令覃异之之间还未统一意见之时果断而又稳健地离开了司令部，才免于过早地遭受杀身之祸。
王宴清侥幸离开首都卫戍司令部后，他首先赶回家中安慰他的妻子，而后就驱车直奔江宁镇他的师司令部。在车上他考虑到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再想通过同地下党联系或是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后再开放江面以迎接大军，都是天方夜谭了。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放手一搏，不成功便成仁。一个多小时后，就在张耀明责备覃异之放走了王宴清时，王宴清已经赶到师部召集杨镇洲、邓健中、政治部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中校参谋黄克栗等骨干和几名比较忠诚的参谋人员部署起义大计了。经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他们就是有利的。于是，他们就展开了紧张的行动。
1949年3月24日晚上8点30分左右，在灰蒙蒙的长江面上，20多条小船在一阵紧似一阵的东南风中聚集在小码头上，首尾碰撞。只见码头之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十分森严。这支蒋介石身边的警卫部队，果然名不虚传，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他们上船的动作静肃而又迅速，井然有序。等到人都上船后，各船升起篷帆，借着东南风，迅速向江北驶去。可是，不久后，国民党军舰的银白色的探照灯柱扫向江面，忽东忽西，忽起忽落，最后锁定在他们的船只上。王宴清心头一凉，心想这下完了，恐怕他们要开炮了……
然而，后来不知怎地，正当王宴清下达各船快速前进的命令时，探照灯却熄灭了，军舰也并没有开火。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宴清事后想到，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也许舰上的人认为他们是正常的增援江北据点，另一种可能是知道他们要投奔解放军而没有开炮，因为驻守这一段江面的国民党海军是以林遵为司令员的第二舰队，这支舰队后来也通过起义投奔了解放军。
然而，王宴清想得太简单了，他认为只要是渡过了长江到了江北岸，就可以迅速地联系上解放军，可是他错了。25日凌晨，王宴清率领的起义部队于桥林镇集结完毕后派出的4个与解放军联系的联络小组一直没有消息。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王宴清心急如焚，他开始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使起义不得不提前进行。他清楚地知道，手下的部队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真相，很多人虽说服从师长的命令，可难免口是心非。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距离江边仅仅5公里之遥，倘若发生变故，很可能难以控制住部队。于是，在反复讨论后，他们决定即刻将部队带到向北10公里的新店庙。当他们走到大约5公里的路程时，天开始放亮，几架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出现在头顶，机枪向他们扫射，随后一张张传单从天而降，有的人破口大骂空军自己人打自己人，有的人低头看着传单，只见上面写着“：97师的官兵们，你们的师长王宴清勾结共匪，背叛党国。你们师在我军中有悠久的历史，官兵一向深明大义。盼即携械归来，决予重赏。有击毙王匪者赏银5万元，击毙次要匪首者赏银1万元，并连升三级。”这时，部队开始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一些根本不愿意起义的军官们开始煽动士兵们往回跑，还有一些人四散而逃，但也有少数人待在原地不动。王宴清担心这么下去整个部队可能都要出现哗变，紧急找来杨镇洲、邓健中商议对策，决定由杨镇洲严密掌握289团的情况，师直属队则由叶宏昌掌握，部队原地待命。由王宴清和邓健中带领参谋人员、警卫人员和二八九团1个排共100多人，先行一步去寻找解放军，黄克栗带领几个人在他们前面行动，负责前方警戒和接头。
后来，在桥林镇的部队果然出现哗变。杨镇洲拼命拦阻，结果首尾难顾，无济于事，他自己险些在混乱中被溃散的军队绑架回去，后来只身赶往新店庙方向。而叶宏昌则不知下落。
王宴清率领手下这100多人不畏艰难，终于在25日中午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亲切接见了王宴清及其他所率领的这100多人。虽然王宴清所率领的起义队伍几经波折，到最后仅剩100多人，然而，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他为更多的国民党军队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
国民党军中这些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有爱国心的官兵们发动的这些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鼓舞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士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人民的意志，举行武装起义，才能挽救更多的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广大人民奔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所有这些起义，在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壮大力量的同时，更增强了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信心和勇气。⑤
（三）渡江时间的敲定
既然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已势成骑虎，那么到底何时发起渡江战役才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长江的水情变化以及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如何才能尽快地、切实地减少人民的苦难，同时使我们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性，以引导舆论方向。这无疑就使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确定成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到底何时发起渡江战役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绝大多数前线指挥员和支前人员。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确定，野战军是无权决定的，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也是无权决定的。渡江日期的具体确定权掌握在中央军委手里。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渡江日期的最后确定是在广泛地征求意见和反复地民主协商以及围绕着如何才能使革命尽快的成功和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考虑的。直到1949年的4月18日，也就是一直到渡江的前两天，渡江的日期才最后确定下来，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决策的谨慎，也衬托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久经战斗的考验和磨炼之后已经愈发的成熟了。
早在1948年10月11日，当毛泽东主席拟定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时，就已经开始考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和兵力问题。因此，中央军委曾致电华东野战军：“1949年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5月或6月”。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渡江作战时，针对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实际，强调指出：“今年初春休整，春天渡江。”2月9日，邓小平、陈毅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如果部队整训到3月底，4月开始出动，4月底5月初才可能渡江，这样敌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会有更多的准备。特别是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于我军困难增多，仅在准备上略较充分。但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有利，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却又来不及。因此，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退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少雨小，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
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两天的认真研究，复电邓小平、陈毅：“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这样，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的时间就初步定在了3月底。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人商讨渡江作战问题，并决定由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战役的职责，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由于1949年初国民党再度打出了和谈的旗帜，为了减少人民的苦难和减轻战争的破坏，毛泽东与邓、陈等商讨后决定：将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底推迟到4月10日。
3月17日，毛泽东在给“三野、并告二野”的电报中说“：我们与陈、饶、邓、谭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而和平谈判的日期则应在4月1日或5日，以便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开始谈判10天或5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渡江战役总前委经过周密细致地研究了渡江作战的计划之后，一致认为：“如果从4月6日开始发起攻占江北据点的战役，大约需要四五天的时间，紧接着还需一段时间来进行疏通港口，掘渠翻坝，布置渡船等准备。这样的话，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就显得太过仓促。”于是他们建议延期渡江。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人民解放军如果要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就必须从军事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遂决定我军于4月2日开始发起攻占江北据点的战斗，准备4月13日正式渡江。但是邓小平、陈毅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4月13日正是农历十六日，而这一夜月光十分明亮，我军担负突击任务的第一梯队根本无法隐蔽，得不到战术突击的效果，会给渡江增加不少困难。于是总前委在指挥部召开二野、三野高级干部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推迟两天为好。于是，总前委致电毛泽东，建议15日黄昏我军再发起渡江，因为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我军可乘黑夜作掩护，于渡江甚为有利，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和称赞。
3月31日，渡江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敌军总兵力是24个军44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个兵团21个军100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我军准备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三大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
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其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还将4月15日18时作为正式渡江时间写了进去。4月初，根据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建议，也为了更好地指挥渡江战役，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从蚌埠移至皖北瑶岗村，二野、三野开始进入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
于1949年4月1日在北平开始的国共和平谈判，经过中共方面的艰苦努力，4月15日，双方代表一致达成了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同时宣布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鉴于双方和谈出现转机，毛泽东决定再次推迟渡江时间。
4月10日，毛泽东急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总前委通过认真调查，立即回电报告：“每年5月初长江开始涨大水，两岸湖区均被淹，导致长江水面极宽，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推迟时间，会在粮草方面造成极大困难，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补充粮草。”总前委还建议中央军委：“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按照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前方的军情要求渡江时间不宜推迟过久，而在政治上又要求必须推迟一段时间，这的确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经过充分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强调军事斗争要服从于政治斗争，于是，4月11日，毛泽东亲自拟电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到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4天后，即4月15日，毛泽东又根据谈判进展情况，电示总前委：“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17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总前委“：谈判至15日已告一段落。16日至20日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18日，在总前委汇报整个作战部署之后，毛泽东回电指示：“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
4月16日，在北平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推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返回南京请示签字事宜。然而，蒋介石看完协定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坚决拒绝接受和平协定，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委员会也召开会议联合抵制。20日下午，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从20日晚上开始，由我军中突击集团率先发起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战役正式拉开了帷幕。
（四）后勤保障与军事保障
我国古代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正是行军打仗一定要事先准备好充足的战备物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后勤保障问题。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捐助来保障供应和支前民工们用手提、用肩扛、用小车推等方式来保障运输的。
正是由于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自己的顽强拼搏、刻苦训练，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才使得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完成了战略部署，成为一支百战不殆的威武之师。
1．民工支前与物资筹备
渡江作战的保障工作，除了陆地战斗所必须的后勤保障外，还需要为数众多的船只和船工，以及疏河、修路、开辟渡场、引船入江等浩大工程，可以说任务异常艰巨。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渡江战役的成败。在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在中原局和华东局的直接组织筹划下，各级都组成了以地方党政机关为主，有军队后勤部门参加的一元化领导的支前委员会，广大人民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支前的运动中。他们夜以继日地碾米磨面、筹集粮草、赶制军鞋、抢修船只、铺路架桥、开渠疏河、运送弹药，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支前热潮。根据第三野战军的统计，在地方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就筹到了船只8000余条，动员船工19000余名，调运粮食4.5亿斤以及数量充足的油、盐、蔬菜、燃料、马料等，动员7700名民工，16个子弟兵团随军助战，另有332万名民工运粮食、修路，先后协同铁路职工修复铁路210余公里，修复主要公路干线2000余公里，修复桥梁近千座，架设淮河浮桥10余座，沿公路、铁路架设了长途电话，构成了良好的通讯网络，还设立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兵站、粮站、船厂及临时医院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后勤供应及运输网络，完全达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的要求。
人民解放军突破江防后，重见天日的江南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夹道欢迎人民子弟兵。他们箪食壶浆，积极充当向导，为解放军送情报，抢修被敌人破坏掉的桥梁和道路，帮助解决后勤供应困难，为部队追歼逃敌、取得战役的全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证。
2．疏通河道与渡江技能训练
据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回忆，当国民党军队退守江南时，早已经把北岸民船劫掠一空了。人民解放军在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在巢湖一带动员了500多条木船。为了将船只运抵到长江边渡口，人民解放军采用了疏河堵坝的办法，开掘多条由巢湖至无为的通航渠道，以此来把征集到的船只完好无损地运抵江边。二十七军的疏河堵坝工程是从3月12日开始的。那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寒气依旧逼人的天气里用手挖，用肩扛。更加艰苦的是在执行野外作业的时候，因为此时的长江沿岸，已经是多雨的季节，他们经常被雨水淋得湿透，还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偷袭。尽管如此，战士们依然干得热火朝天，聂凤智、刘浩天等二十七军首长们与战士们一起吃、一起睡，使战士们备受鼓舞。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任务多么艰巨，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在战士们的努力下，短短的20多天里，二十七军就挖河疏渠100多公里，开坝堵坝19处，抢修公路50多公里，完成渡船出江口4处。
等到3月底的时候，500多条民船已经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驶进长江边隐蔽了起来。人民解放军还对随船而来的1500多名船工进行形势教育和立功受奖教育，使船工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对送人民解放军过江充满了信心。另外，第二十七军各部还协同地方党和政府，研究制定了船工伤亡优抚条例，船工家属补助办法，以及船只损坏赔偿规定等，充分调动了广大船工及其家属的积极性。⑥就在人民解放军斗志昂扬地准备发起渡江战役的时候，国民党又一次拿出了“和平谈判”这张牌。可是前线的指战员们决心已定，也明白国民党不过是又拿和谈当挡箭牌，所以他们根本不理这一套。聂凤智当时就曾经说过：“我们要过江，这是毋庸置疑的！和谈成了，我们要过江；和谈不成，我们也要过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练兵！”
在军首长尤其是军长聂凤智的亲自带领和鼓舞下，战士们经常只穿一条短裤，在刺骨的寒风中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日日夜夜地练习游泳技术。战士们不畏惧寒风冷雨、风急浪高，为了真正熟悉长江的水情，躲避国民党空军的干扰，他们常常趁雨夜或者大雾天气，把小船抬到长江里进行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指战员们很快掌握了乘船过江登陆作战的本领，昔日不谙水性的“旱鸭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水上蛟龙”。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政治委员鲍先志对这段历史也是记忆犹新，根据他老人家的回忆，“长江沿岸的4月天，天气依然很冷，阵阵江风吹来，使人感到不寒而栗。但是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当突击队员和水手，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各指战员却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江水里奋不顾身地进行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着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经常风趣地互相调侃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一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是靠人想的，本领是靠勤练的；说不定等咱们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正是在我人民解放军的这种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精神的鼓舞下，尽管天气也还是很冷，但是无论是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刻苦练兵。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里就涌现出了许多水手，他们基本上能够驾驭船只了。”⑦
3．敌与我之兵力部署情况
弄清敌军的部署状况，再根据敌军的部署情况有重点地部署我方军队，以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可以说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1）敌军兵力部署状况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一方面要求与中共进行和谈，拖延解放军渡江的时间；另一方面则加紧组织长江防御，妄图利用长江天堑与人民解放军对峙，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河山重新招兵买马，编练新军，在狂妄的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卷土重来。
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宜昌至上海间的中下游地段18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24个军，共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即长江下游地区）800公里的战线上。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担任一线守备，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其已经修筑的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人民解放军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以6个军放在浙赣铁路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一旦长江防线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八兵团指挥第五十五、第六十八、第九十六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七“绥靖”区指挥第二十、第六十六、第八十八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第十七兵团所属第一○六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六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九十九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一“绥靖”区所属第四、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一二三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三十四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三十七、第五十二、第七十五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九编练司令部指挥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八十五军和第十八、第六十七、第八十七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在江西湖口至湖北宜昌的1000公里的地段上（即长江中游地区）部署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部15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的地区。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调集海军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共130余艘舰艇以及300多架飞机，构成了他们所谓的陆海空立体防线。值得一提的是，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也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频繁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以及长江口外的沿海地区，与已经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沆瀣一气，妄图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横加干涉，重走北伐战争的老路，以维持他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
（2）我军部署状况
中共中央军委决心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早在1949年二三月间，中央军委就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此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二兵团部率第四○、第四十三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夺取信阳，威胁武汉；而后，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作战。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针对长江南岸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于1949年3月31日精心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
我之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第十兵团指挥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及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一、三、五、六团，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总司令粟裕、参谋长张震统一指挥。其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坚决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往东逃窜，防止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中突击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第四团、骑兵团，共30万人组成，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统一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则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七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西突击集团由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指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指挥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指挥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由第二野战军总司令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统一指挥，自枞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
1949年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了便于部队给养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三、第五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四兵团执行东进任务。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常委陈毅坐镇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至此，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部队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4．扫除江北据点，开辟渡江基地
1949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在准备和谈的烟幕掩护下，匆匆忙忙地调兵遣将，加紧长江防务。蒋军除了在长江南岸部署了宽大正面和纵深的防御体系之外，还率先用一部分兵力控制了长江北岸的一些据点，企图封锁长江，实施重点守备，以迫使人民解放军无法在长江北岸进行正常的渡江作战准备。
国民党军的江北据点大小不一，如在浦口和浦镇部署两个军的兵力，在瓜洲、仪征、裕溪口等地各部署了一个师，在土桥等中等据点各部署了一个团。还有一些小的据点，他们安排的兵力则为营以下一个连或一个排不等。蒋介石集团的企图是固守大中据点，其中间的若干小据点均为警戒联络之用。这样就既可以加强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络，又可以达到迫使人民解放军不过早地展开战斗的目的。尽管长江北岸的国民党军队有南岸大炮和江中海军舰艇的支援，但由于是背水而战，无后路可退，因此国民党军守备江北据点的部队心理负担较大，诚惶诚恐，信心不足。
中共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充分认识到，对于江北的敌人据点，必须尽早消灭，否则会影响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展开，耽误渡江准备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中央军委于3月中旬发出指示，目前国民党还没有谈判的诚意，我军可以乘和谈尚未开始之际，迅速拔除江北的钉子。3月17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指挥部下达命令：“为了控制内河入江出口，搜集准备船只，疏通河道，修筑码头，开辟渡江作战攻击道路，各兵团必须按2月20日划定的渡江地段，扫平江北桥头堡，歼灭守敌。”具体作战任务安排如下：陈士榘、袁仲贤所率的第八兵团主力担负主要方向的攻击，即向两浦方向攻击。二十五军由江浦向浦镇攻击，二十六军由全椒、傅江营及以南地区向浦镇攻击，三十五军由乌衣镇沿津浦路南北向浦镇攻击，三十四军沿六浦路于江边向浦镇攻击。力求迅速肃清外围，分割敌第九十六军与第二十八军之间的联系，包围浦口，切断敌人的退路，分隔分批歼灭之。并配合兵团炮兵于江浦以东或东南，选择适当阵地炮击南京。另外，以华中警备旅为主，分隔包围攻歼三江营、口岸、仪征、瓜洲等地的敌人。王建安、谭启龙所率第七兵团负责歼灭棕阳镇、王家套、土桥之敌，并扫清沿江各小据点之敌。宋时轮、郭化若所率第九兵团负责攻歼金河口、驻马河口、西梁山、裕溪口、刘家渡之敌，扫清沿线各小据点之敌，并应组织一部分炮兵于当涂对岸以北，选择适当阵地，截击敌船东去，保障第八兵团作战安全。叶飞、韦国清所率第十兵团，除统一指挥第二十军，配合华中警备旅作战外，以第三十一军4个团，攻歼八圩港之敌，以第二十三军侦察营或1个团，配合一分区主力，攻歼龙稍港之敌，并应组织炮火于镇江附近，选择适当阵地，封锁江面，截击敌舰西去，保障第八兵团作战安全。此外，陈毅还强调“各兵团均应按指定的地点，于3月20日前完成战斗准备，待命统一发起攻击”。
陈毅下达完命令，粟裕又就此次作战补充了几点要求：“此次作战，为渡江作战之序幕，各部应注意下述事项：“甲。力求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切断敌人入江退路，包围歼灭之，不使其钻隙逃往江南，增加南岸守备兵力。对于下一步渡江作战所需之内河出口、桥头堡，则坚决攻歼并控制之。其他一般桥头堡、敌人游击警戒少数兵力或对我入江无大影响者，仅派少数部队扫清或监视之，以求有重点使用有生力量。但为求得保持下一步作战力量，一般应使用第二梯队执行此一任务。在战斗组织上，要注意组织步炮协同动作，组织炮火压制住对岸敌人的炮兵，封锁江面，截击敌舰，或以炮火协同步兵遮拦敌人退路，截留各桥头堡附近的船只，以保障攻击部队的安全，并搜集船只。
“乙。严格注意防空，战斗中除组织一定火器，指定专任部队对空射击外，战斗结束后，除留必要兵力控制要点及内河出口外，主力应向纵深疏散，并组织对空射击部队掩护船只的安全。
“丙。对于北岸土杂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已有把握向我投降，订好条件，可乘机伪装使其过江，以便下一步渡江作为内应。如无把握，则一般应令其投降，协助我军掌握船只，不宜将其驱散。扫除江北桥头堡后，则应乘机向南岸之敌开展政治攻势，建立我主力渡江有利条件。
“丁。估计我扫清敌江北桥头堡后，会促使江防之敌迅速变化，其海军兵舰失去屏障，可能分数个海军基点（如芜湖、南京、当涂、靖江等）集结或逃走。如此，各兵团应组织一部炮兵，分别封锁江面，钳制敌舰，迫其固结极少数基点，利于我下一步作战，同时亦更促长敌海陆军之矛盾，应抓紧机会，开展政治攻势，迫其海军投降。
“戊。在扫清桥头堡后，各部应选择准备下一步作战炮兵阵地，实施各项准备工作，并应具体组织下一步作战侦察工作，掌握江南情况变化，进一步开展渡江作战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各兵团第一梯队之军，则应于4月8日迫近江边，4月10日同时实施突破江防作战。”⑧在陈毅和粟裕等的指挥下，几天内第三野战军就压到了长江北岸，只等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立即就向江北桥头堡发起攻击。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站在全局的高度，指示陈毅还是晚一点扫清江北的蒋军据点为好。陈毅在回电中首先表示遵照军委的指示，但是他又向中央军委反映：“敌江北桥头堡，主要为控制港口，且大部分又为敌封锁（用船装石头沉下），且有些桥头堡受地形限制，攻占时间将要四天以上，攻占以后又要疏开港口，无港口者要翻坝（如凤凰嘴，每晚可翻坝入江15只）。如此，攻占桥头堡后，最少能有一周之准备时间，方能将内江船只出口，才能南渡。照军委电示，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至5日，攻占任务完成后，又需一周时间来开渡口，并布置船只，如是，正式渡江作战，应延至16日为宜。以上是否有当，特报。”
陈毅作为一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役指挥员，身在渡江前线，他比毛泽东更加了解渡江战场的实际情况。他从战役作战的角度出发，认为应争取充分的时间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希望能够尽早扫除敌江北据点，为早日渡江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同志从战略全局出发，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要求晚一点发起夺取江北据点的战斗。战役和战略，局部和整体的相互结合，使指挥作战的指导思想更加正确。
经过反复的比较、思考，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做出了一项合理的时间安排：4月6日左右开始扫清江北据点，15日可以进行渡江作战。于是，1949年4月7日晚，我军开始了扫清敌江北据点的战斗。第二十六军攻击仪征、泗源构，于8日清晨结束战斗，歼敌正规军一个营，外加两个保安团。警备第七旅攻击三汉河、施家桥，歼敌一个营。4月8日，我二十军攻占三江营，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敌正规军一个营及保安队一部。我二十五军攻克雍家镇、二坝、将军庙、杨家坝，几处守敌皆被击溃，大部逃窜。我二十七军攻克荻港以北桥码头，歼灭敌守军1个连。4月10日，守卫安庆的国民党军桂系部队撤退，我军不战而取安庆。
4月12日，我第二十四军攻克无为正南太阳州，歼敌1个营及3个连的大部，迫使其残部渡江南窜。
至此，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部队共克敌集团据点3处，单个据点10多处，江心洲3处，歼灭敌军2个团、6个营、20个连，俘敌6000多人。长江北岸已经完全处于解放军的掌握之中。此刻，长江南岸已经完全暴露在我军的炮火之下，江内担负巡逻任务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在我军炮火威胁之下也丧失了往日的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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