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举突破长江防线，解放南京
就在20日晚上，我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部队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了突击，实施在宽正面上有重点的多路突击。长江两岸顿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我军千帆怒张，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敌岸。国民党军集中其南岸和海军军舰各种火炮在空军的配合下，妄图阻杀我解放军于大江之中，歼灭我军于滩头阵地。但是，我军的全线出击，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蒋介石集团苦心经营的“长江天险联合主体防线”，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我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4个军，即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于21时左右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接近长江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国民党军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日，我军已经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就在我中突击集团突破长江防线以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即派国民党军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援，当敌第九十九军向南抵达安徽宣城时，国民党江防部队已经放弃了阵地，于是第九十九军随即调头向杭州方向逃窜。22日中午，我中突击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已经达到50余公里。至4月23日，我中突击集团第二梯队各军也已经全部登陆长江南岸。
4月21日夜晚，我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部队东突击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突击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22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50多公里，纵深10多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方向突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地下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随即占领了江阴要塞，并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迅即封锁了长江，断绝了国民党军军舰东逃的航道。至23日，我军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于22日占领了扬中岛，23日渡过了长江，登上了南岸的土地，并乘胜向纵深发展。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我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也于23日凌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并于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原先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代总统李宗仁的率领下仓皇逃往广州。
我人民解放军西突击集团，由马垱至贵池段强渡长江成功，并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紧接着主力直插浙赣线，迅速割裂了国民党军汤恩伯和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而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以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向我军投降，另一部分则狼狈逃往上海。
南京的解放，宣告了长达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彻底结束，其伟大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1．木船渡江创奇迹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地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那么，人民解放军究竟是凭借什么方式渡过长江的呢？
说来可能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事实的确如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靠的不是飞机，也不是军舰，而是乘着一艘艘大小不一的木帆船，顶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用桨划过去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9年4月20日黄昏，早已隐藏在江堤后面的大大小小的船只，一齐出动，翻坝入江。长江北岸的宁静被打破了，成千上万条大小船只在江北岸逐渐展开。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拉开了帷幕！
就在20日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特纵炮兵已对敌人的工事、弹药库、灯塔等重要目标进行了火力摧毁，准确的炮弹一发发命中目标，长江南岸顿时被浓重的烟雾所笼罩，这使敌人产生了强大的心理震撼。而此刻，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部队却备受鼓舞。晚上8时，在夜幕的掩护下，江边待命的大小船只，像离弦之箭，直向江南飞奔而去。中突击集团的突击战斗开始了。夜幕中，数百里的江面上，数千只木船竞渡，争当渡江第一船。因炮弹的爆炸而溅起的根根水柱，在国民党军探照灯的光柱闪动之下，跌落下来。从江北望去，仿佛每只船后都挂着一盏火红色的指示灯，伴随着天空飘下的绵绵细雨，使原本迷蒙的江面显得更加迷蒙。只见众多大大小小的船只载着荷枪实弹的人民解放军铺天盖地而来，如箭一般向对岸飞驰而去，令南岸的敌军毛骨悚然，手足无措。这样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渡江场面真可谓宏伟壮观，激动人心。
2．江阴要塞起义
江阴要塞地处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江面仅有1500米宽，是扼守长江咽喉的江防重地，素有“江防门户”之称。自宋朝南渡以来，于江阴城北扎下营寨，设军州，从此这儿就成了战略要地。明代抗击倭寇的斗争就是以江阴要塞为主要战场的。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购置大炮，建立了炮台。一直以来，江阴要塞都被当作军事重镇来防守，因为江阴从正面是很难攻取的，日军侵华时也是由无锡从陆地迂回才占领要塞的。
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是在1946年从做唐秉琳、唐秉煜两兄弟工作入手的。唐氏兄弟一个是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先是守备总队长），一个是国防部三厅的参谋，要塞工兵营长。1946年春夏之交，唐秉煜征得四哥唐秉琳的同意，给当时任地委组织部长的二哥唐君照写信，唐君照把信呈交地委书记曹荻秋和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宋学武，并报告了他两个兄弟的相关情况，请地委处理。随后曹、宋二位书记决定派唐碧澄、唐建华父子去江阴要塞，与唐氏兄弟建立联系。由一科科长江华具体负责对唐碧澄、唐建华父子进行派遣、交代任务及联络等。
之后，唐建华全家移居江阴，他往来于江阴与合德（华中工委所在地）之间，传递着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和华中工委、公安处的指示。公安处秘书居策同志一直负责接待和安排其食宿，收取江阴要塞的几个特别党员交纳的党费，保管送回来的情报材料，并按照宋学武的批示，发给其黄金作为活动经费，前后两三次，约计黄金20余两。
唐秉琳、唐秉煜同社会部建立联系并接受了党的任务后，积极而又谨慎地开展了策反工作。他们先后争取了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团团长王德荣，参谋处长李云葵，工兵营副营长龙潜，要塞司令部勤务队队长李容有，要塞炮台第一大台台长孟怀高及其第二、三中台台长丁佩基、毛介平，总台警卫排长曹正海，游动炮团一营营长杨光明等人。
唐秉煜、唐秉琳两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对共产党人的敬佩，强烈地要求入党，中共华中工委考虑到他们的具体情况，批准他们为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秋，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入党，1949年2月，游动炮团团长王德荣入党，加上1947年底设在江阴城里的联络站负责人唐仲衡同志和后来接替唐建华联络员工作的吴铭同志，共有6名地下党员，形成了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核心力量。
1948年6月，就在动员起义的工作顺利开展之时，政治交通员出事了。唐建华回合德汇报工作，之后和爱人仇英乔扮成商人，装了一船棉花返回江南。当船经过泰州时，受到一群特务的严格盘查，他们为了私吞从唐建华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金砖，硬说“棉花是从共区来的，是共产党”。随后特务们以“缴获共区棉花船，捕获共产党嫌疑犯”上报，将唐建华夫妇送交镇江中统江苏省室。中统特务刑讯逼供，企图找到共产党的线索。被拷打的唐建华坚持说，自己的名字叫方天觉，父亲是盐城县的地主。他们逃亡出来做生意，黄金是做生意的本钱。这一情况，被打入中统江苏省室的中共地下党员水芝获悉，水芝猜度这对夫妇可能是我党派出人员，立即通过交通员聂姐报告给华中公安处。宋学武得知唐建华被捕的消息，非常焦急，就派居策到草埝口，把原新四军敌工部干部，现在家中的唐路同志找来。因为唐路同志是唐秉煜、唐秉琳的堂兄弟，知道江阴唐氏兄弟的情况和住址，让他立即去江阴恢复联系，告知唐建华夫妇被捕和未暴露身份的情况，准备对策。非常值得庆幸的是，要塞地下党安然无事。1948年11月，一直负责联络工作的江华科长又从华中党校物色了原九地委联络部的敌工干部吴铭同志，遂派他前往江阴，顶替唐建华为政治交通员。
淮海战役胜利后，华中工委和华中指挥部移至淮阴。1949年2月，唐秉煜冒险渡江，在唐君照的陪同下来到淮阴，向华中工委汇报请示工作。华中指挥部司令管文蔚同志指示说：“我们要有大部队从江阴过江。江阴是我们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的任务是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巩固登陆场。以地下党为核心，组织这次起义，架空戴戎光（要塞司令），夺取指挥权，团结要塞上层指挥官，联系中层指挥官，渡江时率领全体官兵起义，让开正面。”
后来，为便于渡江作战，江阴要塞地下党由华中工委转交第十兵团党委叶飞、韦国清同志直接领导，统一指挥。3月下旬吴铭传达了这一决定和叶、韦首长的指示：要塞地下党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在我军渡江时，一不开枪，二不打炮，保障我军顺利登陆，完成了就是渡江第一功”。随后应要塞地下党的多次要求，10兵团派来团长李干、副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同志打入要塞，以“卫士”或勤务兵身份作掩护，协助地下党的同志，准备起义，迎接大军渡江。起义前一天，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也赶到江阴帮助工作。4月20日凌晨5时，唐秉煜接到第十兵团密令“：（1）渡江日期为4月21日；（2）发起渡江前四小时，在黄山对岸燃起三堆火为渡江开始信号；（3）识别标志是在左上臂缠一白布条；（4）当日口令为‘上海部队’。”
21日拂晓，果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渡江，唐秉琳命令要塞部队往黄山集中，并联络一些事先取得默契的营和连级干部控制了混乱局面，让开正面，迎接我二十九军先头部队登陆，于是，人民解放军十分顺利地占领了黄山要塞。
22日凌晨，唐秉琳、唐秉煜兄弟、李干等人在戴戎光的指挥所外商定了捉拿戴戎光的计划，紧接着就立即行动了起来。吴铭命令预先布置在指挥所周围的警卫人员，立即架起两挺机枪对着指挥所掩蔽部大门，封锁了进出口。唐秉煜手执手枪，快步走到指挥所门口，4个提着冲锋枪的战士，紧随其后进入指挥所，控制了掩蔽部的通道，严密监视着戴戎光随身警卫的一举一动。过了不久，就捉拿了戴戎光，宣告了要塞起义的成功。要塞共约7000余人，有重炮70余门，悉数归入人民解放军。后来，当英国的军舰向我第十兵团进行报复，救援“紫石英”号军舰时，由于解放军的重炮还没有运过长江，这时江阴要塞的重炮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维护民族尊严，打出中国人的威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当日，三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将军来到江阴要塞看望。一直具体指导江阴要塞隐蔽斗争的华中公安处的江华科长，带着华东社会部电台的全体同志，也乘船来到江阴要塞，与政治交通员吴铭同志见面，大家欢欣不已，共同欢庆起义的胜利。⑨
3．严惩好事英舰
提起英舰“紫石英”号事件，人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就是因为这次事件，使人民解放军后来与英国海军展开了历时两天的三次战斗，并且在这次事件之后我们彻底地结束了西方国家靠船坚炮利而长期威胁、奴役中国的历史。
根据当年曾经亲身经历此事件的陈锐霆将军回忆：4月20日上午约8点半，一艘外国军舰划破了江水，由东向西疾驶，舰身涂有英国徽记，米字旗在船尾招展。这是英国的一只快速舰“紫石英”号。它在中国内战方酣、解放军即将渡江的关键时刻，未经解放军许可，就贸然闯入解放军控制的江面，究竟是何居心呢？部署在北岸的解放军炮兵向英舰发射了警告的一炮，狂妄的英舰根本没把人民解放军放在眼里，继续西驶。解放军又开了一炮，落在英舰的前方，英舰仍然毫无顾忌地傲然前进，就这样，在转眼间他们就即将进入三江营江段了。
三江营南北江岸呈乳状深入长江，江面狭窄，江流绕岸曲折。配属第八兵团的特纵炮三团在该处配置了两个炮连，分别配备日式75野炮和105榴弹炮各3门。对解放军警告置若罔闻的“紫石英”号驶进了三江营狭口和弯道后，受到了解放军炮兵的堵截和前后夹击。“紫石英”号凭借他们帝国主义特有的“坚船利炮”疯狂地向解放军还击，但是他们根本无法压制人民解放军的准确打击。转眼间“紫石英”号的炮塔就被击毁，指挥台也被解放军击中，舰长斯金勒少校受重伤，不久后即因此而殒命，副舰长威士敦上尉也伤势不轻。后来该舰航向失控，越出舰道而搁浅于靠近南岸的江上，舰上的英国官兵慌忙升起一件白色的衬衣，解放军见状便停止了炮击。从双方炮战开始到“紫石英”号举旗投降，该舰中弹30余发，舰上水手60余名弃船跳入江中，挣扎着逃回长江南岸，后来乘火车返回上海。
4月20日下午1时，原先停泊在南京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疾驶三江营增援“紫石英”号。“伴侣”号的到来，不但对“紫石英”号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使自己立即招致了解放军炮兵的射击。该舰在连中5弹后，为避免被击沉的命运，全速下驶以脱离解放军的火力。不久后，不甘心的英舰又折回沿北岸上驶，狡猾的“伴侣”号利用我炮兵掩体与江岸形成的死角，击毁了人民解放军特纵炮三团的野炮两门。但当该舰越过乳形岸边时，又被我榴弹炮穿透其联装主炮，击毁其指挥塔，舰长罗伯臣中校受伤。就在“伴侣”号转舵下驶之际，又被解放军炮兵屡屡击中，落得个满身创伤后，狼狈往江阴方向逃去。
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部收到两艘英舰相继在长江被人民解放军炮击受创的报告后，猖狂叫嚣要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此时，因为其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正在伦敦公干，所以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亲自登上远东舰队旗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一起从江阴出发，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溯江西驶，并以望远镜仔细地向北岸窥测。解放军江防部队在判明英舰来意后，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在距离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总攻只有一小时的时候，配属十兵团的特纵炮六团遵照兵团的指令，向在江面徐行示威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发起了炮击，宁静的江面顿时弹飞如雨，水柱冲天。解放军的一发美制榴弹击中了“伦敦”号的指挥台，舰长卡扎勒上校当场负伤，炮弹的碎片还撕裂了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制服。英国舰队虽用大口径炮还击，但由于已经陷入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炮火网之中，他们似乎明白了企图干涉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举动只是一种徒劳，就掉头往上海方向逃去了。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并附加因被炮击而毁伤的英国军舰图报道了这一特大新闻。人民解放军此举，使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欺凌的上海市民无不欢欣鼓舞。
经过历时两天的3次战斗，根据当时双方公布的伤亡统计：英方“紫石英”号舰长阵亡，副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7名、负伤20名；“伴侣”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20名、负伤15名；“伦敦”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5名、负伤13名；“黑天鹅”号船员负伤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252人，野炮被击毁两门。
这次战斗是人民解放军特纵炮兵直接同帝国主义国家海军兵舰的作战。由于这些兵舰都是活动的目标，他们速度快，装甲厚，又配置大口径的火炮，其兵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久经训练和实战，而人民解放军大都是新组建的炮兵，技术不高，装备又差，对活动目标射击可以说毫无经验，因此解放军在此次战斗中人员伤亡较大。但是人民军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士气旺盛，无所畏惧，所以在战时有效地弥补了自己技术方面的不足；加之解放军大部分火炮进抵前沿江堤，直接瞄准英舰射击，这就加大了射击的准确度，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些人员伤亡。此次战斗，极大地锻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对鼓舞前线人民解放军士气，削弱国民党军斗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目睹炮战并即将渡江的战士们所说：“英国人也不在话下，哪怕他国民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英国远东舰队在长江的激战，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死伤之重感到惊讶。所有纽约报纸均以最大字体报道这一新闻。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报纸亦均在头版予以报道。英国议会下院5月5日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热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英国首相艾德礼在4月26日所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和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上海去……实行武力报复”的狂言，展开了批驳和争论。
许多议员批评政府不应该把军舰留在长江。罗伯兹议员追溯“100多年来英国军舰都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内向中国人作战，到处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因此罗伯兹议员认为：“在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前几小时，英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驶，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愤怒的。”维也特议员说：“派遣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炮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
但现在可不能再这样做了。”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力早已为1943年中英双方签订的终止治外法权的条约所废除，并概括地归纳众议说：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⑩正如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亲笔起草的谴责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中所说：“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先生的狂妄声明。……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么？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决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英国外交部有对事过30年后的重大事件例行发表有关档案的传统。一位看过英舰“长江事件”档案的学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把30年前就有人论及的“英国的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终结”发展为“列强的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终结”。“这一论断无疑是更为合理的概括。想当年几艘英舰带着遍体的弹孔和创痕狼狈不堪地驶返上海，而美国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几艘军舰又在解放军发起进攻之前驶向了太平洋”，证明了欺弱怕强是帝国主义者的固有本性，并不是到了此时此刻列强就甘愿弃恶从善了。
“炮舰政策是18世纪以来欧美列强向亚非拉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掠夺殖民地和海外资源时惯用的暴力手段。中国在解放前的100多年间，就曾饱受列强炮舰政策的侵略和伤害。我国沿海的广州、定海、天津，以及长江沿岸的万县、南京和上海等地，都曾惨遭英国舰只的轰击和蹂躏。”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历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等，除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取得了“胜利”以外，几乎每一次战争都是以中国的割地、赔款而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帝国主义列强的舰只、兵员在我国的土地上到处横行霸道，攻城掠地，巧取豪夺，并攫取治外法权，遍设租界。腐朽落后的满清王朝、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们不顾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使中国人民长期承受着被侵略与压迫的痛苦。
1949年，中国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英国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不到100天内，在西方大国中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4年，邓小平和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在100多年后所做的这两件对中英两国人民都有益的大事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广泛地存在着。近年来的世界多次事件一再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炮舰政策。在他们需要而对手软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随时可以制造借口用发展了的“炮舰政策”来实现他们的横行不法。“落后就要挨打”，这古朴而又简单的道理值得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深思。
4．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
说起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应首先提到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林遵。
（1）林遵简介
丛书所选之“重大事件”，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
林遵，又名林尊之。1905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父亲林朝曦曾供职于北洋海军，并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由于祖辈的影响和近代中国海军发祥地的熏陶，青年时代的林遵对海军充满了感情，立志要为中国海军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1924年，19岁的林遵满怀振兴中国海军、洗雪甲午之耻的雄心壮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烟台海军学校。在校期间，林遵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这对他后来的影响很大。
在烟台海军学校学习期间，林遵与中共党员郭寿生相识，后来成为郭寿生所创办的中共外围组织“新海军社”的成员，也是《新海军》月刊的热心读者。1929年，林遵被派往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934年毕业回国，在国民党海军中任航海官、副舰长。1937年，林遵又被派往德国，学习潜艇技术。1939年回国后，林遵先后出任国民党海军“永绥”舰代副舰长、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大队长、国防部研究院海军研究员、参谋总长办公室海军参谋、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驻西沙群岛舰队指挥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率领第五游击布雷大队与日军作战。在共同抵抗日军侵略中，林遵与中共领导的江南新四军配合十分默契，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率“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将南沙主岛以所乘军舰舰名改为“太平岛”，并在岛上树立刻有“太平岛”字样的纪念碑。
（2）起义准备
1948年1月，林遵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率第二舰队20多艘军舰和50多艘炮艇布防在从江阴到安庆500多公里的江面上。林遵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国民党挑起内战更是深为不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京沪杭地区情报工作的吴克坚委派林遵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郭寿生用记者的身份去拜会林遵。
因为郭寿生和林遵两人之间有着很深的友谊，在第二舰队司令部里，两个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同时，郭寿生向林遵转达了中共对他的期望。在好友诚挚的规劝下，一腔热血、满身正气的林遵决心在适当的时机率部起义。郭寿生走后，林遵便开始在同乡、同学中物色起义骨干，并且团结了一批忠诚可靠的爱国舰长、艇长，相约共同举事。
随后的日子里，林遵曾派亲信参谋欧阳晋去找郭寿生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的具体事项。中共中央社会部抽调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林亨元去镇江和林遵会晤。林亨元向林遵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即先稳住局势，暂时按兵不动，待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时，再发动起义，与三野部队相互配合，为解放军渡江创造有利条件。
1949年4月中旬，我军为了试探敌军虚实，对敌人在芜湖的防御工事，实施了破坏性的袭击。蒋介石遂以为芜湖将是我军渡江战役的突破口，于是，立即加强了芜湖的防务力量。此时，林遵再次派欧阳晋去上海，向林亨元汇报起义工作，询问解放军何时渡江，双方约定了联络的信号，届时，起义的舰艇将配合渡江部队，占领码头和沿岸的交通要道，并切断敌人的退路。
林亨元向欧阳晋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赢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需等到谈判结束，要求他们掌握好部队，耐心地等待。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林遵和第二舰队所有准备参加起义的官兵们翘首以待时机，为起义进行着最后的准备。
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林遵突然接到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从南京发出的急电，要自己速去海军司令部报到。因担心桂永清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临行前，林遵嘱托起义骨干人员：万一我回不来，就由戴参谋长代我指挥，起义的计划绝不可更改。23日凌晨，当林遵赶到南京挹江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时，只见桂永清身着海军军服，背着手在办公室里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林遵报到后，桂永清拉住林遵的手迫不及待地说：“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总司令部今天也要南迁。蒋总裁要我马上飞往上海，部署和共军决战的计划。现在我已经把南京的所有舰艇集中了起来，全部都交与你指挥。你们务必在今天傍晚出发，全部驶往上海。路遥知马力，国难见忠臣，这是党国和蒋总裁对你的信任和重视，望你精诚为党国效忠！”
听了桂永清的话，林遵提着的心终于落下了，这样一来，不仅自己不会被扣，而且能够全权指挥南京江面的所有舰艇，这对起义将更加有利。但是，机警的林遵很快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桂永清对他的试探，为了给起义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他故作慎重地考虑了一下说：“目前在南京的各种舰艇如此庞杂，情况各有不同，性能也不一样，司令要我把全部编队带往上海，恐非我能力之所能及，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指挥，我当尽全力协助司令。”
然而，当此局势危急之际，桂永清又怎肯让自己轻履险地，他马上以“总裁有令，要我今天必须赶往奉化，共商国事”为借口来掩盖他的急于脱身。过了一会，桂永清又拍了拍林遵的肩膀表示：“你年轻有为，指挥若定，只要你能把舰队带到上海，即使最后只剩下一艘军舰，我也要为你请功，呈请任命你为海军副总司令，并颁授青天白日勋章。”见此情景，林遵欣然领命。过了一会儿，桂永清就乘车逃走了。
桂永清逃走后，林遵立即转身向码头方向走去，他想抓紧时间同各位舰长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就在他刚刚回到指挥位置——永嘉号旗舰上，还没来得及召集部署时，就接到了桂永清派人送来的亲笔信：“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离开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
林遵自然明白那所谓“发生误会”是什么意思，他马上下达命令，“永嘉号”在南京笆斗山抛锚，并通知各舰艇速到笆斗山一带江面集中待命，随后各舰舰长和炮艇队队长马上到旗舰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林遵开门见山地说：“桂总司令坐飞机跑了，命令我们在今天傍晚出发驶往上海，并授我指挥在南京所有军舰的大权。”“目前的形势是，江北仪征、三江营一带狭窄的江道上有共军强大的炮兵阵地，江阴要塞炮台也已易手，‘营口’舰失踪，估计已经投奔共军，我们要下驶上海，上述三关是很难过的。”林遵环视了一下各位舰长，又接着说，“桂总司令说，只要我能把大家带到上海，哪怕只剩一条船，也向总裁保荐，提升我为中将副司令，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可是，我是第二舰队的司令，会对全体官兵负责到底的，绝不会丢下大家自己逃命，也绝不会将大家带向死路。现在就剩下诸位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会议室内顿时热闹了起来，各舰艇长官纷纷发表意见，讨论如何过三关前往上海的问题。有人建议，把航速太慢的楚日和永绩两艘老式军舰毁沉，使整个舰队轻捷前进；有的主张，各舰尽可能并靠航行，以提高航速并缩短舰队序列长度；也有人说：“南岸江阴炮台的设计，当年是为了预防敌舰从长江口逆流而上来设计的，炮口全是对着下游的方向，我们快速顺流而下，威胁不大；至于北岸的仪征、三江营的共军炮兵，我们可用优势的炮火压住他们，拼着几艘舰艇受伤，不见得就冲不过去。”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大家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起义，有人赞成；说反对，也有人附和。后来，参谋长戴熙愉建议来一个民意检测，即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检测一下每个人的意愿，以决定大家的去留。林遵表示将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在大家没有异议的前提下，戴熙愉把票发给大家。参加投票的有16位军舰舰长和2位炮艇队队长。投票的结果是：10票赞成起义，2票反对起义，6票弃权。
于是，林遵当即宣布：“第二舰队决定全体起义！”
（3）起义成功
决定起义以后，林遵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了以下部署：（1）由吴建安和张家宝写信主动与在浦口的解放军联络，并由吴与戴参谋长商定如何送信；（2）各舰的电台暂不中断和海军总司令部的联络，但要严格保密起义之事；（3）各舰艇锚泊太密集，需立即调整疏散，以利防空；（4）舰队司令部将根据各舰的库存情况，予以必要的物资补充，并着财务处立即补发所有的欠饷，以稳定军心。
送走了各位舰艇长和炮艇队长，林遵开始思索今后的生活将如何开始。突然间，参谋长戴熙愉过来对他说：“永嘉旗舰是桂永清从美国接回的新舰，舰上的军官多是桂永清的亲信，他们一时迫于形势不得不听从起义的决定，但不一定靠得住，请司令多加小心。”林遵觉得有理，悄悄从“太原”舰调来一艘炮艇，以巡视为名回到了原来的旗舰“惠安”舰。然而，林遵这时却犯了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导致后来的起义出现了一些挫折。
因为一夜没睡，又连续紧张地开会，此刻的林遵已是十分的疲倦了，他就想抽空打个盹，休息一下。可突然间听到江面上响起了一阵汽笛声，值日军官匆匆跑来报告：“永嘉舰发出‘紧急起锚，准备起航’的信号，并且把炮口对准了‘惠安’舰。”林遵猛然醒悟，原来他离开永嘉旗舰时，没有降下司令官旗，到了惠安舰以后，也没有及时升起司令官旗，以致永嘉舰可以盗用旗舰的名义。事情的发展正如戴参谋长所预料，永嘉舰是靠不住的。转眼间，已有几艘军舰冒出了浓浓的黑烟，准备起航了，还有几艘则正在升火起锚。只见“永嘉”舰在前，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游方向驶去，“永定”、“永修”舰紧随随后，“美亨”、“武宁”、“永绥”、“美盛”等舰也随之而去。
在这形势危急的时刻，为了避免流血，实现在南京江面的所有舰艇安全起义，林遵迅速抓起报话机向已经起航的各舰喊话：“我是林遵，我是林遵，我现在在惠安舰上，你们不要跟着永嘉舰走，去上海是一条死路，你们赶快回来，你们赶快回来！”听到林遵的喊话声，尚未走远的几艘军舰的舰长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纷纷调转航向又驶了回来。但是，到底还是被永嘉舰拉走了几艘，其中2舰逃至镇江附近江面，被解放军沿岸炮兵拦击截获，当了俘虏。
这边的危机算是解除了，可是最令林遵头痛的是先前派出去和解放军联络的人，却一直没有消息，而刚刚逃走的永嘉舰舰长，肯定会向桂永清报告第二舰队起义的事情，很可能轰炸机马上就会飞来了。经过大家紧急商议，林遵写了一封信，派戴熙愉当晚出发去浦口与解放军联络，找到了三野第三十五军的联络部长张普生。张普生高兴地握着戴参谋长的手说：“我们知道你们起义，但是，我们派出了几个同志，都没能和你们联络上。现在你们来了，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第三野战军首长欢迎你们，并祝贺你们起义成功！”
就这样，1949年4月23日，在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林遵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9艘军舰和第一、第二两个机动炮队各种舰艇25艘，官兵1271人，于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参加了解放军。第二舰队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海军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加速了渡江战役的胜利，为南京、镇江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12]
（二）长驱直入浙赣线
1949年4月24日至5月11日，是渡江战役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我人民解放军合围歼灭了南京、镇江、芜湖的逃敌，并发起了攻占杭州的战役，占领了浙赣铁路。
1．直插浙赣线
根据当年参加指挥渡江作战的陈锡联将军回忆，当时的情景大概是这样的：当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全线突破长江防线之后，未被歼灭的国民党军残部就往南京方向撤退。人民解放军乘势前进，在两天的时间里就迅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解放军还趁势占领了沿江30公里纵深内的大小城镇。此时，南京至湖口一线的国民党军也纷纷向南溃逃。人民解放军对面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向徽州、第九十六军向祁门、第六十八军向浮梁撤退，他们妄图在皖浙山区组织顽抗，迟滞解放军前进，以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第二道防线。担任安庆守备的国民党军也于22日晚弃城渡江南逃，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军一部随即占领了安庆。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鉴于国民党军在我军渡江后已全线崩溃，南京、芜湖已为三野部队所解放，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早日截断浙赣线，封锁敌军退路，密切协同三野部队作战，经渡江战役总前委批准，第二野战军所属的4个兵团不再东进，以三、四、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和徽杭公路，切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并乘势直出闽赣，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同时，确定第十军主力在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的率领下，参加安庆、芜湖市的接管工作和担任维护后方交通安全的任务。刘、邓首长根据敌人逃窜的方向，确定第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进击，追歼溃逃之敌，并开展地方工作，建立人民政权。至此，战役发展到了追歼逃敌阶段。”
遵照野战军总前委的指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决心以第十一军及二十九师首先全力围歼从安庆南逃的敌军，而后迅速经过大洪岭、祁门进至休宁、屯溪一带；第十二军先于贵池集结，而后迅速沿安屯公路攻击前进，直出徽州、绩溪，并截断徽杭公路。敌一七四师逃出安庆后，畏缩于吴田铺、牌楼街地区，妄图向西南方向逃窜。24日清晨，还未来得及逃走的敌军被人民解放军由赵蓝田师长、周维政委率领的三十一师和何正文师长、卢南樵政委率领的三十二师所包围，敌军为了逃命，疯狂向外围突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正在此时，由周发田师长、于笑虹政委率领的二十九师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人民解放军顿时勇气倍增，结果除敌一七四师师直和七○七团少数逃跑外，余敌全部被歼，俘获副师长以下官兵5200余人。与此同时，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在师长童国贵、政委高志国率领下，经殷家汇、大洪岭向祁门挺进，尾追撤退之敌九十六军二一二师。22日晚，在高坦歼灭敌军后卫营300余人。25日，三十三师进抵雷湖地区与皖南人民游击队黄（山）西支队胜利会师，部队受到了该支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26日下午，三十三师进至祁门与敌二一二师主力狭路相逢，因对溃逃之敌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将敌军分割包围并断其退路，结果仅歼其一部，俘敌300余人，黄西支队当即进占祁门。第十二军经过4天的追击作战，解放了青阳、太平，于4月28日进抵徽州，徽州守敌一○六军弃城南逃，在呈村降西北歼其二八二师，俘敌3000余人，并迫使繁昌、旌德两县保安团1000余人缴械投降。与此同时，第十一军主力也于5月2日进抵休宁、屯溪一带。战斗至此，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了徽（州）杭（州）、淳（安）屯（溪）两条公路的连接点——北岸镇，顺利地完成了预先的作战计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解放军各兵团部队在追歼敌军途中，“得到以胡明同志为首的皖南人民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援。皖南人民游击队发动群众筹集军鞋、粮草支援部队，仅陆阳一个区即集中粮食4000余担，鞋子2000余双”。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频繁出击，搞得国民党军胆战心惊，不敢轻易上山。皖南游击队积极地打击消灭敌人，在解放军未到之前，就将临溪守敌包围起来，待解放军到达后予以歼灭；“在青阳、石村战斗中，游击队以一个排英勇阻击南逃之敌五十五军一部，击毁汽车多辆；他们相继解放了屯溪、休宁、泾县等县城和渔亭、上溪口、龙湾等重镇”；争取伪保五旅全部1700余人起义，并将全部人员移交给野战军改编；还配合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解放了旌德和太平县。
“皖南游击队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斗争，由几个人开始起步，到解放军渡江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7000余人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人民武装。他们为人民而战，扎根于人民，由狭小的泾县、旌德、太平地带，逐步扩大到浙西、苏南和赣东北大片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皖南游击队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正确执行政策，深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们积极主动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追歼逃敌，给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莫大的鼓舞。为此，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治部于5月4日专门发出指示，对皖南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大力支援给予高度评价，号召部队向皖南游击队学习，并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5月10日，兵团部队与皖南游击队在徽州召开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与游击队兄弟般的团结。”
因为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南逃之敌妄图依托徽屯地区组织抵抗的计划不得不宣告破产，遂即沿淳（安）屯（溪）公路向浙赣线狼狈逃窜。二野第三兵团决心乘胜向浙赣线金（华）衢（州）地区进击。第十二军沿淳安、白沙、严州向兰溪；第十一军越白际岭直捣龙游、汤溪，得手后会同第十二军两路合击金华之敌。由于部队在开始追歼逃敌阶段多采取正面平推的办法，所以取得战果不大。后来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及时总结了经验，改变了战术，以“猛追、猛冲、猛打”的精神，采取平行追击、迂回追击和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鼓励部队要敢于以少胜多，善于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大胆迂回割裂插向敌之纵深地段，截断敌之退路而兜击之。”在“不为小敌所纠缠，不为群敌所迷惑，不为缴枪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抑留”的积极歼敌的思想指导下，“要求部队勇于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连续作战。各部队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情况下，大力开展了互助活动，使追击部队始终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们以每日120里甚至160里的速度翻山越岭，使南逃之敌有的刚赶到预定地区即被解放军歼灭，有的则刚刚窜入集结地带即遭到攻击，损失惨重。5月6日，第十一、十二两军主力合击浙赣线上的重镇——金华，同时第十一军三十二师部队占领了龙游县城。5月7日，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在李德生师长率领下，与三野部队会师于诸暨城下。至此，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与兄弟兵团一起彻底割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敌人企图在浙赣线上组织抵抗的计划完全破产”。
鉴于预定的作战计划破产，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八十八军、八十五军、七十三军、一○六军等残部，拼命向浙赣线以南的山区逃窜。在纷纷逃亡的混乱中，驻守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军，乱作一团，不战即溃。为了扩大战果，彻底迅速地歼灭残敌，第三兵团确定以部分兵力轻装越过浙赣线，向丽水、松阳、云和方向追击。这时，兵团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兵团所属各军务须留部分兵力于屯溪、金华、龙游地区，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地方工作，肃清地方上滞留的国民党残敌，以维护地方治安，接收和管理好城市，尽量减轻当地人民因战争而带来的灾害。各军先头部队都以超人的毅力和惊人的速度追歼残敌，尤太忠师长率领的三十四师和童国贵师长率领的三十三师部队，还运用缴获的汽车，乘车追击，大大加快了追击的速度。“至5月15日，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已进抵嵊县、青山、景宁、龙泉之线，战役胜利结束。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奉命集结于金华、江山和兰溪地区，沿浙赣线待机，准备协同三野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出现的军事干涉。而后转入休整备战，参加城市接管和开展地方工作”。
“经过25个日日夜夜的连续行军作战，人民解放军全体参战指战员，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生活多么困苦，他们始终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攻必克，战必取，在江北、江南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皖南人民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追击1500公里，战斗百余次，歼敌6.5万余人，解放县城32座，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二野三兵团的光荣任务”。[15]
2．解放杭州
攻占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郎广围歼战胜利结束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即率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三军马不停蹄地向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挺进。早在2月19日，三野前委在徐州东北贾汪召开的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粟裕同志就宣布渡江后第七兵团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杭州挺进，抢占和控制钱塘江，切断敌人南逃之路，以保证京沪杭战役计划的完成。
钱塘江大桥是当时闻名中外的东方第一大桥，“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形象地描述了钱塘江江潮的壮丽气势，它是连通沪甬公路、浙赣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战役中双方极为注目。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何应钦就奉蒋介石的命令，亲自飞往杭州，在平湖秋月励志社召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杭州市市长俞济民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在浙江组织起一道“坚强”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何应钦在会议最后决定中宣布：“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一定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毁，请周、俞二位务必坚决执行。”为保险起见，他还曾专门找来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源，研究炸桥问题。
时任第七兵团副政委的姬鹏飞将军对杭州战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企图，第二十一军按兵团的既定部署，冒着倾盆大雨，不顾饥饿疲劳，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地奋勇前进，于27日进抵宁国黄疲镇一带，歼敌保安团一部。紧接着军主力历尽艰辛，越过怪石嶙峋、道路陡峭、海拔1500余米的天目山区，于30日进占孝丰。
“兵团在进驻长兴县后，发现杭州守敌有弃城南逃的迹象，如果要制止杭州守敌破坏城市，就得加快第七兵团所属部队攻占杭州的节奏，前线指挥部在这里开会研究决定，立即令第二十一、二十三军务须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急进，第二十二军进至杭州以北，为兵团预备队。兵团前指经湖州径取杭州。
“5月1日晚，谭震林副政委、王建安司令员和副政委姬鹏飞率兵团前指进抵湖州。在这里，谭副政委和第七兵团几位领导听取了第二十三军负责同志关于渡江作战情况汇报之后，指令该军迅速自取捷径进占杭州，并以警备区的名义守护好杭州。
“5月3日，第七兵团部进至武康。在这里，第七兵团不断收到各部队纷纷发来的捷报：先头部队第二十一军主力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每日六七十里的速度，长途跋涉1000余里，于5月2日进抵杭州以北重镇余杭县城，随即分兵西路进逼杭州。六十二师于3日午时前拿下了钱塘江大桥，继而攻占市区，占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六十一师于午时后攻入市区，占领和接管了敌人的电台和报社。六十三师迂回到六十二师西侧，切断了杭州敌人的退路。至此，第二十一军在抢占钱塘江大桥和攻取杭州的战斗中，共歼敌4000余人。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杭州市区。第二十二军则进抵莫干山武康、安吉地区待命。
“5月3日晚上，被姬鹏飞接管的浙江广播电台，播出了杭州解放的消息。第七兵团领导在武康获悉这一喜讯后，心情兴奋不已。随即开会研究决定，为组织好杭州的接管工作，兵团部迅速进驻杭州，并要求入杭州部队都要认真学习《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在向杭州开进途中，一路上野花盛开，令人赏心悦目，但部队首长们的心情犹如钱塘江潮水，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在湖东、浙南和舟山群岛，还有大批国民党军残余势力，等待着解放军去扫除；虽然‘天堂’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要接管好‘天堂’，建设好‘天堂’，让‘天堂’里的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还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解放军渡江部队去做。
“杭州是浙江的省会，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华东地区工商业较集中的城市之一，它与上海的封建买办金融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蒋介石、陈诚等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是浙江人。1949年1月蒋介石‘隐退’回到老家奉化溪口，还频繁召见何应钦、汤恩伯、毛人凤等人，部署应变计划。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江防，占领南京，聚歼郎广山区南逃之敌后，又有许多漏网敌特分子，纷纷聚集于杭州，他们冒充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以‘抓国民党散兵游勇’为名，上街游行和抓人等，闹得杭州城一片混乱。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局面，接管杭州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在军长兼杭州警备区司令陶勇和警备区政委卢胜的领导下采取了断然措施，坚决收缴其武器，解散其人员，追回其劫夺的物资。第二十三军六十一师师长胡炜还召见他们的头目，当场揭露他们的阴谋，责令他们交出武器和物资。仅2天时间，二十三军就解除了2000余人的武装，使杭州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持好城市治安，二十三军还派出部队加强了对钱塘江大桥、广播电台、机场、码头、银行等重要目标的警卫，并发动、组织群众成立纠察队，分地区日夜巡逻。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还对一些不法奸商进行了严惩，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16]
“在解放杭州、警备杭州的日子里，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严守《入城三大公约十大守则》和《入城纪律十二条》，秋毫无犯。各部队进城后，不进民房，露宿于街道两旁。在币制变动之际，部队严守兵团规定，不上街买食品，没有菜吃就用咸水拌米饭。广大群众看到这番情景，感动不已，主动筹集菜、肉等送到部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战士婉言谢绝”。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一位老太太拉着一名解放军战士深情地说：“从清朝到民国的兵我们都见过，还没有碰到你们这样好的队伍。”
“为了全面做好杭州的接管工作，5月7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谭震林为主任，谭启龙和汪道涵为副主任。
5月中旬，三野决定成立浙江军区，由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谭启龙和姬鹏飞任军区政委，统一领导浙江全省的军事斗争。从此，浙江这个国民党统治的经济重心地区彻底摆脱了国[17]民党的反动统治，浙江的历史真正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是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在这段时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中心——上海市，歼灭了汤恩伯集团的主力，解放了崇明岛。
1．上海战役的准备
上海战役是我军渡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追歼逃敌过程中，于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所进行的对国民党军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蒋介石为了保卫上海，加强淞沪防务，于1949年3月间就将以其亲信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往上海。4月又成立了以石党为司令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国民党京（南京）沪（上海）杭（州）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集结8个军25个师约20余万人据守上海，企图利用大城市的坚固建筑群组织顽抗，掩护战略退却。为此，国民党军修筑了约4000多个钢筋混凝土的永备工事和大量的土木工事，组成了纵深防御阵地。敌兵力具体部署为：以6个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第一二三军）约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约百余辆，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以2个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共5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第一军区所属舰艇和驻上海空军协同防守，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固守上海，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阴谋拖美英等帝国主义下水，让他们出兵干涉，共同对付共产党。
围歼郎溪、广德地区的逃敌之后，我军的态势是：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在杭州，第八兵团在南京，第九兵团在松江地区，第十兵团集结于苏州、无锡、常熟地区；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逼近武汉。可以说，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孤岛。此时的上海人民翘首企盼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也渴望迅速地打进上海。可是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却迟迟不下命令。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将军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上海之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
为什么说解放上海是复杂的呢？因为要解放上海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如果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很可能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和武装干涉，这个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是下了赌注要拉美国下水的。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吞吐港，有青红帮等反动势力，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在解放军渡江之前，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和上海绅商各界就搞了个所谓的上海“国际化”运动。他们纠集了中外各界的所谓有识之士，企图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来到上海，与杜月笙和潘公展等密商发起一个上海人民“自救救国运动”。很清楚，这是蒋介石拉美国下水设的一个圈套，所谓自救救国无非是一个幌子。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以后，蒋介石在幕后再也待不住了，于4月25日急忙离开奉化乘军舰于次日午时抵沪，与军政要员共同商讨保卫上海的办法，并在几次会议上说：“不出3个月的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汤恩伯也说：“总裁指示，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直接援助我们……”。
因此，解放上海之战，不仅只是对付国民党军坚固永备设防城市的问题，而且还必须把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干涉，人民解放军直接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的危险，估计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之内。只有立足于此，并充分做好军事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使蒋介石制造美国武装干涉的图谋成为黄粱美梦。
那么，为什么又说解放上海是严峻和艰巨的呢？因为我们要保存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完整，不使之受到破坏，不仅要策略得当地对付守备上海的国民党军队，还必须在攻下上海以后把这个大城市接收好、管理好。而接收和管理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并无丝毫经验可言。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近代工业大多建设在这里，中国的精华也主要集中在这里。为了把这么一个大上海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党中央、毛主席及总前委做出了“要完整地保全大上海，取得军政双丰收”的方针，陈毅曾经把这个英明的方针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就是说我们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保住瓷器，这无疑给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出了一道大难题。“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在意识到国民党即将失败，整个中国包括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即将回到人民手里时，他采取了掠夺和破坏这两种最为恶劣的方式。在他准备撤离上海时，疯狂地下令要毁灭这个城市。事情很明显，如果上海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上海被国民党破坏了，那对于人民解放军、对于全中国人民都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说这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战争。因此，上海之战，摆在渡江部队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就是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必须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必须保全这个城市，这就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打一场军政全胜的漂亮仗”。
为了解放和接管好上海，陈毅和邓小平于5月初先后来到了丹阳，与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等一起，部署具体接管上海的工作。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已率指挥机关从常州东移苏州。他们密切联系，进一步谋划第三阶段解放上海的作战部署。为圆满完成解放上海的艰巨任务，他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聚精会神地从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质上等各方面部署准备。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大王庙的院子里向部队和地方接管干部讲话时说：“今天还不进上海，就是因为没有准备好”，“现在全党的中心要转到接收城市、保护公私财产。这是一个思想的转变问题，是方针原则、政策思想的转变，要有新的斗争方式”，“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的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经过紧张而繁忙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将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部署完成后，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遂即确定发起解放上海战役。
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的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军事准备就显得明显不足。郎广围歼战后，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还没来得及收拢部队，但为了参加淞沪战役，第二十八军奉兵团的命令，由吴兴出发，在歼灭土特六纵队400余人后，二十八军于10日自吴淞江地区北上，沿锡沪公路进入岳王一带集结。第二十八军在战前既未来得及很好地休整，使部队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又未来得及在战斗即将开始时召集由参战部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出一个合理的作战方案。只是由野司于5月10日下达了发起淞沪作战的命令，令第十兵团（欠三十一军，该军划归九兵团指挥，担任攻击浦东高桥的任务）指挥第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三军，配属特纵炮五、六团及一个工兵营，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埔江口，阻截国民党军的船舰运输；其余部队分割歼灭昆山、安亭、太仓、嘉定地区之敌，而后即控制该带阵炮，等待兵团命令，准备协同九兵团由西北地区会攻上海。野司这个决策是很高明的，但命令规定第二十八、二十九军于5月12日晚，由常熟移动到支塘、太仓以北的岳王地区出动，于5月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切实封锁黄浦江，而后待命配合二十六军向上海市区攻击，这使了解前线作战实际情况的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叶飞经过反复查对地图后，“认为第二十九军从常熟支塘到吴淞口距离近80公里，需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等敌之主阵地，才能到达吴淞口。而这一地区，国民党军筑有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群，构成了母堡式的火力交叉网，就算是我军不受到敌军的攻击和阻拦，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于是就打电话给野司反映这一情况”。粟裕知道后，就找叶司令去面谈。叶飞对钳击吴淞、高桥，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总攻市区的部署，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是攻占吴淞口，必须经过其西侧的月浦、刘行、杨行，这是吴淞、宝山的屏障，是敌扼守上海的重点，在此要塞区域，只使用第十兵团的两个军来担任主攻，并限两天攻占吴淞口，他是有异议的。但鉴于粟裕已经对此作了解释，他的疑虑也打消了。
遵照野司的命令，为圆满完成淞沪作战的任务，第十兵团在叶飞等同志的领导下于5月11日在常熟发布了“攻占吴淞、宝山地区的作战命令”，规定了各军第一步的作战任务：“第二十九军（欠2个团）附特纵炮五团、3个工兵连及三十一军九十二师炮5门，担任攻歼吴淞、宝山之守敌，并封锁黄浦江，截断敌水上退路之任务。该军应于12日8时进抵岳王市西泾营为中心集结，并派一部12日18时前完成攻占浏河镇，而后迅速东进，军主力13日拂晓前完全包围月浦，即日18时夺取该地及狮子林炮台，同时一部兵力于13日20时攻歼潘家桥站，而后向吴淞攻击前进，主力于14日拂晓前夺取吴淞镇以南之张华滨车站及海军医院，待吴淞得手后，即北攻宝山城。
“第二十八军（欠2个团）附特纵炮六团及一个工兵连，切实占领太仓城，夺取娄塘、嘉定城，攻占罗店、刘行、杨行，保障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右侧安全之任务。该军应于13日8时以前以一个师切实占领太仓，以另一个师当日拂晓前攻占嘉定城，逼近罗店，并限13日24时前攻占罗店，派一个师14日拂晓前完成对杨行之包围，攻击得手后，向上海警戒，策应二十九军作战；同时，以另一个师完成对刘行之包围，限14日12时前切实攻占杨行、刘行以东以南之唐家站，向大场警戒，迎击由上海江湾地区可能北援之敌。
“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安亭等地，逼近南翔，以保障第28军右侧之安全。该军于12日18时向昆山攻击前进，务求于13日12时攻占昆山，全歼守敌，并抢占青阳岗铁桥，尔后以一个师于14日拂晓前抵达方太、安亭、外冈镇之间地区监视南翔之敌，保障第二十八军右侧安全，军主力则控制在昆山、安亭之间、太仓以南地区，伺机作战。”
2．上海战役的经过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战役打响了。第十兵团正面之敌是由顾锡九担任军长的国民党一二三军所属部队暂编第八师，一二三军是在顾祝同的扶植下，由江苏地方保安团编成的。该军主要负责守备南翔、华漕、七宝、华泾一线外围阵地。吴淞以西的狮子林、月漕、杨行、刘行地段的守备由五十二军担任；五十四军担任大场、真如、北新泾地段防守；七十五军则在虹桥、海家弄、龙华地段守备。五十二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所以汤恩伯将该军配置于吴淞、宝山地段，用来确保其海上退路的安全。
“5月的中上旬，正是江南的梅雨时节。部队出发这天，阴沉沉的天空，飘洒着绵绵细雨。第二十九军在军长胡炳云、政委张潘的率领下，踏着泥泞，向吴淞奋力攻击前进着。当晚，二十九军八十七师在八十六师的策应配合下，一举攻克浏河，歼敌二九六师近2个营。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指挥八十三师、八十四师，于12日黄昏向太仓、嘉定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午夜解放了太仓。在一片纷乱中，嘉定守敌弃城而逃。我二十九军继而包围罗店，到13日拂晓，已经完全控制了太仓和嘉定地区，歼敌一二三军三○八师大部，俘2000余人。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率部，在滂沱大雨中疾进安亭、南翔，12日夜解放了昆山，遂即以凌厉的攻势，攻占了青阳港、陆家滨车站，击毁敌铁甲火车2列，歼敌一八二师大部，俘1200余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军对国民党军外围阵地的攻击竟然如此顺利，情况似乎有些异常，为了及时处理战事，叶飞遂即率兵团部进驻到了浏河附近。
“5月13日，第十兵团各部按照既定的部署，向敌主阵地月浦、杨行、刘行等地发起进攻。月浦、杨行、刘行等地北濒长江，东临黄浦江，是吴淞和宝山的屏障，也是敌人重点布防的核心据点。即日破晓前，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附二五三团，在八十六师的积极策应配合下，疾速穿插，从北、西、东3个方向形成了对月浦的合围。中午前，二五九团也神速地攻占了月浦与狮子林炮台间的叶大村，从而切断了月浦、狮子林之间守敌的联系。傍晚时分，我第二十九军主力奋起猛攻，准备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阵地，夺取月浦，但遭到守敌五十二军二师的顽强抵抗，五十二军在其海空军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凭借其星罗棋布的永备性碉堡，用轻重武器向我二十九军疯狂扫射。尽管我第二十九军攻击部队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神速夺取了月浦前沿部分阵地，但是部队伤亡较大，所属二五九团团长吴文杰等同志在此次战斗中阵亡。次日，第二十九军为坚决攻下月浦，打通至吴淞的通道，根据八十七师师长、政委的侦察情况，及时调整了部署，组织3个团，趁夜幕降临时发起强攻。处在包围圈里的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依赖重叠交叉的碉堡群、坚固工事和各种兵器组成的严密防御火力网，死守硬拼，顽强阻止第二十九军攻击前进，并不断地对我军实施猖狂反扑。尽管如此，依然阻挡不了我第二十九军广大指战员狂涛巨浪般的进攻。他们穿过国民党军的密集火力网和呛人的滚滚浓烟，越过敌人的障碍和碉堡群，预先组织的3个团相继攻入月浦街区，并坚守已得的阵地。双方经过一夜的激战，仍然打得难解难分。14日晚，第二十八军指挥八十三师从东、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向地处杨行和刘行公路之间的国际电台发起攻击，但因为对敌人工事之坚固、布防之复杂估计不足，加之我军又事先对战场侦察不周，仓促攻击，故激战一夜，仅攻下十几个碉堡群，成效不大；虽说最后我军切断了杨刘公路，阻滞了杨行与刘行的联系，但部队伤亡了300余人。”
两天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正面攻击连连受挫，侧翼穿插又未得手，这促使司令员叶飞冷静下来，思考战事失利的原因。经过对战前战中具体情况的认真分析，发现“我军之所以伤亡较大，而收效较小，就是因为对敌永久性防御工事及其防御能力估计不够，而对其战斗力的消耗和逃亡混乱状况又估计过高，在作战上实施了过于猛烈的突击”。
“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是经过长期构筑而成的。历史上，日军两次攻打上海，都曾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永久设防的地段受阻。这些永久性防御工事，除了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外，日本占领后期，为了防御美军的可能登陆，又对原有工事作了加固和改造。1948年，国民党又新构筑了一些钢筋水泥碉堡群。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后，汤恩伯又令在碉堡群外围设置了鹿砦、竹扦、陷阱、河沟、铁丝网、地雷区等障碍，使得上海更加易守难攻。”所以，汤恩伯曾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说他在上海建成的是固若金汤的“钢铁工事”。
“自13日晚至次日拂晓，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地段后，第十兵团的攻击受到国军的顽强阻击，前进缓慢。眼下要在一天之内攻克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这些作战部署，令各部队注意加强对敌军的侦察，针对这些地段守敌的战术特点，采取以小群动作为主、近迫作业的攻坚战术，逐段、逐点、重点突破。第十兵团部遂即将战况及部署意见于14日晚电告野司。粟裕当即批准了他们的部署。”
“5月15日，天刚蒙蒙亮，敌方停泊在长江江面的10余艘军舰，突然向第二十九军月浦阵地发起猛烈炮击，国民党空军也从空中对我二十九军阵地狂轰滥炸，方圆不到数里的月浦镇，顿时变成了一片废墟。敌军乘此机会，在坦克的掩护下，先后五次向我二十九军发起疯狂反击，均被我二十九军击退。第二十八军改用近迫作业的战术后，继续向敌人攻击。八十三师于15日下午攻占刘行，歼敌二十五师一个营和一个迫击炮连。继而又组织三个团从西、北、东三面围攻国民党国际电台，歼灭增援之敌一个旅，缴获坦克2辆。第八十四师14日趁着夜色向杨行攻击前进，部队以勇猛果敢的动作，一鼓作气攻下了刘家浜等几个自然村。八十七师二五二团于拂晓前攻占了杨行以西的朱家宅等地，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的联系，对杨行形成了战略包围。汤恩伯眼见杨行危在旦夕，为挽救危局，立即令其九十九师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向第十兵团插入其纵深立足未稳的二五二团实施疯狂反击，战斗异常猛烈，我二五二团被迫撤出阵地，在转移中部队遭受了损失。第十兵团进入敌主阵地两天多来，经过对月浦、杨行、刘行两昼夜的连续猛烈攻击，虽攻占了敌人的部分永久设防阵地，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短短两天时间内兵团所属部队伤亡已近七八千人。”为了迅速打破与敌人的胶着对峙局面，全歼月浦、刘行、杨行一线守敌，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于15日晚召开兵团会议，听取各军战况汇报，研究攻击战术，调整了作战部署，并下达了淞沪战役的补充命令。第二天，遵照总前委“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作好充分准备”和野司关于改变攻击战术的指示，他遂又令各部队停止攻击，巩固阵地，构筑工事。战术上应以小群动作为主，加强土工作业和爆破，以减少部队伤亡。经与各军研究，于17日又对补充命令的部署作了调整：“以第二十九军并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和特纵炮六团，集中力量聚歼月浦地区之敌；以第二十八军并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三十三军九十八师和特纵炮五团，围歼刘行、杨行地区之敌；第二十六军七十七师应向南翔东佯动，钳制江湾、真如之敌。”
经过总结作战经验，开展敌前练兵，全军上下统一了战术思想。我军由猛插、猛冲、猛打的野战打法转变为小群动作、逐堡夺取、攻必破的攻歼战法，从而使敌人凭借其地形开阔，防御工事坚固，障碍层层配套，交叉火力网严密，给我军以重大杀伤的打法失去了原有的作用。19日黄昏，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副师长陈景三率领所属部队，采用小群动作、交叉掩护、逐堡攻击的战法，连克敌阵，仅3个多小时，就攻下了国际电台，为第十兵团其他部队围歼杨行、刘行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还针对部队进入敌主阵地以来，因对敌情侦察不细，了解不够，主观上疏忽和因准备工作不足使部队在碰到敌人的永久性工事和猛烈炮火后遭受到一些伤亡而一度出现的埋怨情绪等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了鼓舞部队士气，提高作战信心，以利再战，兵团领导分别深入各军，看望部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且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仔细侦察敌情、了解地形，与部队一起研究敌人的战术特点，总结部队攻坚战斗的经验。在此期间，第十兵团先后下发了《淞沪地区敌守备军动态及部署》、《关于目前思想指导的指示》，野司还通报转发了第十兵团在战斗中总结研究的《敌战术特点》、《第二十八军在外围作战中攻击敌人钢骨水泥工事的初步经验》等”。
“经过近10天的连续作战，第十兵团歼敌近2万人，攻占了国民党军的外围阵地，控制了其部分主阵地。为保住上海，汤恩伯不得不于匆忙之中调兵遣将，混乱中形成了对解放军正面攻击的有利形势。野司审时度势，决定提前从正面发起攻击。遂即于5月21日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决心调第七兵团之二十三军，第八兵团之二十五军及特纵等，配合第九、十兵团向上海发起总攻。先夺取浦东，封锁敌人黄浦江交通与出海通路，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同时完成对吴淞、宝山之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江湾为中心地区的汤恩伯残部。’野司的这个抉择，应该说是非常及时、十分高明的。过早或过迟都会影响作战的效果，早了，攻击就可能遇到挫折；迟了，城市就可能遭到敌人的破坏。因此，攻击的时机，只能选在敌人准备撤退，而又在搞破坏之前。只要我军抓准了时机，就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胜利。”
遵照野司的命令，为贯彻封锁沪敌由吴淞海上退路之作战目的，第十兵团决定首先聚歼杨行守敌，使吴淞、宝山之敌侧翼暴露，尔后集中兵力会攻吴淞、宝山。为达成此任务，司令员叶飞即令“：第二十八、三十三军，攻歼杨行之敌；第二十九军攻歼月浦镇东南地区之敌；第二十六军以一部攻击顾家镇站、唐家站，军主力向大场、真如攻击前进；第二十五军速抵罗店、嘉定集结，待命会攻吴淞。”
汤恩伯见大势已去，便施出从海上撤退这最后一招。22日，经过兵团侦察后发现汤恩伯嫡系之精华第五十四军已从真如撤走，叶飞遂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攻歼杨行守敌的第二十八、三十三军，二十八军由南向北，三十三军由北向南，经过一昼夜奋战，连克敌外围据点，形成了对敌人的合围，三十三军一部犹如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纵深核心阵地，使国民党军整个防御体系陷于分崩离析之中。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以迅猛凌厉的攻势，突破占领了月浦东南处高地，敌人为了夺回这个核心高地，在9辆坦克的掩护下连续几次向二十九军反冲击，均被二十九军顽强击退。二十九军主力和三十三军九十九师猛扑吴淞、宝山。第二十六军在南翔、大场一线，采用连续爆破、大胆迂回的战术，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攻占了大场及飞机场，控制了江湾，横扫了塘桥东南李家桥之敌，解放了真如，歼敌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及五十四军各一部，俘敌2万余人，缴获汽车、坦克近200辆。“在第十兵团所属各军猛烈的攻势下，国民党军狼狈逃窜。24日，老奸巨猾的汤恩伯不得不躲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25日，第九兵团攻入市区，并沿苏州河向北继续进攻，敌军向吴淞方向仓皇逃窜。大场、真如和江湾之敌也纷纷抢占交通要道，意图逃窜。乱哄哄的月浦、杨行之敌，亦准备向吴淞、宝山撤逃。”为坚决全歼这些敌人，叶飞立即令二十八军，以炮火开路，以最快速度打到吴淞。为协同作战，第三十三军仍由第二十八军统一指挥。并指令三十三军攻占杨行镇后，直奔吴淞地区，围追堵截企图从海上逃走之敌。
“双方鏖战一直到26日拂晓才有结果，最终我第二十九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占了宝山，歼敌五十二军残部7000余人，缴获军舰一艘。
会攻吴淞的第二十八军、三十三军和二十五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占了吴淞，控制了黄浦江口，聚歼了集结于江边妄图逃走的国民党军残部。”
3．上海战役的结果
27日凌晨，上海市区及吴淞方向的枪炮声渐渐停了下来，这时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望着座座高楼耸立、雄姿挺拔的上海，无可奈何地起锚，喷着浓浓的黑烟，消失于茫茫的大海之中，蒋介石“坚守六个月”以待美帝出兵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人民怀着无限的喜悦，欢庆上海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上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事和政治取得双重胜利的城市攻坚战。上海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上海人民的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作了大量的极为艰巨而又十分复杂的工作”。正如5月29日新华社《祝上海解放》所评价的：“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淞沪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以后，盘踞崇明岛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军5个团、第一二三军残部和县大队近万人，陷入了惶恐之中。6月1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五军在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的率领下向崇明岛发起登陆进攻，二十五军分梯队渡江，采取穿插、堵击、围攻等战法，迅速占领了万安港、江口镇、县城、堡镇等地。战至6月2日上午，共歼敌379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崇明岛的作战任务。至此，渡江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在上海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的过程中，中共上海地下党积极活动，有力地协助了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战斗。他们对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兵力部署、火力分布以及工事构筑等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将这些情报及时地送到了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手中，这些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使得人民解放军得以有重点地部署进攻。在战役发起后，他们还组织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产，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进城后，没有发生过停电、停水现象，就连电话局也还能照常工作。这对于刚刚遭受过一场激烈而又持久的攻坚战的城市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
上海的解放，令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渴望和平进步的人们欢呼雀跃。这一中国华东和亚洲最大城市的解放，表明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彻底地打倒了自己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反动派，预示着上海这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再也不可能重复忍受它被帝国主义事实上多重分割的苦楚了，它为新中国保卫沿海地区，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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