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中国最古老的诗，最初并不是用来朗诵的，而是用来歌唱的。因此，诗又称为诗歌。出于歌唱的需要，诗在体裁上形成了句式整齐、节奏鲜明、句尾押韵等特点。
诗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产生于原始社会（那时候的诗更侧重于“歌”，甚至可以称为歌谣）。先民的歌谣产生于劳动中，可一直上溯到原始人共同劳动时所呼喊的劳动号子。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之情都需要表达和发泄，而最自然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诗（歌）。《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诗是言志抒情的语言，用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歌”。在现实生活中，诗歌是抒发感情、慰藉心灵、调剂精神、激昂斗志的最佳形式。
诗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领域更加广阔，情感更加丰富，诗也在不断的发展。
唐王朝是诗的国度，诗人辈出。如被称为“唐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边塞诗称著的王维、王之焕；以风景诗称著的孟浩然；特别是被誉为诗仙的李白、诗圣的杜甫以及民众诗人白居易等等，如同灿烂的群星，光辉千秋。
唐朝诗歌发展达到了顶峰。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如同万芳园中的百花，竞相斗艳。特别是又涌现出一种新的诗体——格律诗，更加光彩夺目。
律诗是一种有严格格律要求的诗体。它对诗篇的字数、句数、用韵、声调的平仄、词语的对仗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诗体是以前所未有的。为了表示与古体诗的不同，唐代称之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律诗是唐诗的代表，它被以后历代诗人所承袭。唐以后之诗，虽然也有许多佳作名篇，但基本上没有重大的新突破。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作品，共305篇。这些诗歌原本都是乐曲的歌词，按其所从属的不同音乐门类，分为风、雅、颂三部。风是反映各诸侯国风土民情的民歌曲调；雅是宫廷音乐及其配歌，相对于“风”诗的“俗”，而称之为“雅”，被统治者视为正音；颂是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祭祀列祖列宗的诗歌。其中以“风”诗最为反映现实生活，坦率诚挚，感情充沛。
《诗经》中的诸诗，基本上是四言，句尾用韵，有重章叠句的结构特点。歌唱起来，辞顺曲婉，回环往复，韵味无穷。
赋、比、兴是《诗经》诸诗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赋即直陈其事；比是比喻和比拟；兴即先言其他之事，以引起所咏之辞。因为“兴”常用于持的开头，所以又称为起兴。
《诗经》无论是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为后世的诗歌奠定了基础，开了先河。
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诗歌体裁——楚辞。它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楚国诗人屈原在《诗经》的基础上，把楚国的民歌加以改造、提炼而创造出的一种新诗体，被后世称为“楚辞”。因为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所以楚辞又称为“骚体诗”。
楚辞在诗的句式形式上，采用三字一节的结构。中间以“兮”字为分节。三字节奏，使诗歌语言在结构上更富于变化，是诗歌由四言向五言、七言转变的先声。
在诗的语言上，楚辞讲求用辞华丽，对偶工巧。诗的语言美，更能激发人们的情感、陶冶性情，使人饱尝美的享受。后世的诗人基于此，都非常重视对诗之语言的锤炼，追求诗情的内在美与语言的外在美的统一。
楚辞以丰富多彩的想象、神话传说的采撷、多层次的构思开创了浪漫主义创作道路，为后世诗人所效法。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诗、曲、赋都是在《诗经》、楚辞的基础上发展繁荣起来的。
古体诗
古代把汉、魏以后无严格格律要求的诗统称为古体诗。在诗句的形式上，既有五言也有七言，还有杂言。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古诗”，就是这种古体诗，它是一种新兴的诗体。
乐府本是西汉时期所设立的专管音乐的官府，它的主要职能是制定乐谱、培训乐工，并为从民间搜集来的歌辞配以乐曲进行演唱。乐府诗主要是五言，它开创了五言体诗歌的新形式。五言体诗更富有诗歌内容上的表现力和音乐上的感染力。乐府诗中有较多的叙事诗，促进了叙事体诗歌的新发展。
东汉时，五言体诗歌的创作日益兴盛，保留下来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当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抒情方法上，融情入景，寓景于情，达到写景与抒情的和谐统一；抒情语言，既自然朴素又精炼工切，可谓字短情长。它高度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貌，树立了文人诗歌的艺术典范，所以《古诗镜》评它“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在五言诗开始盛行的汉代，又出现了七言体的古诗。传说汉武帝筑柏梁台，召集群臣登台唱和，能为七言者上座，每人一句，皆用韵。后人把这种七言一句、一句一韵、通篇不转韵、句不拘多少的体式，称为“柏梁体”。这种诗体虽然后世较少有人去写，但它为后来的七言诗奠定了基础。
律诗
律诗是中国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发源于南朝时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
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六言、七言句，简称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如果仅六句，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十句以上的，称排律或长律。通常以八句完篇的律诗，每两句成一联，计四联，习惯上称第一联为破题，第二联为颔联，第三联为颈联，第四联为尾联（或结句）。每首的颔联、颈联的上下句必须是对偶句。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中间各联必须上下句对偶。小律对偶要求较宽。律诗要求全诗通押一韵，限平声韵；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律诗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有“仄起”与“平起”两式。另外，律诗的格律要求也适用于绝句。
唐代律诗在定型化过程中和定型后，都存在变例，有些律诗不完全按照格式写作，如崔颢的《黄鹤楼》，即前半首为古体格调，后半首才合律。律诗的这种变化被称为“拗体”。
绝句
绝句是唐代流行起来的一种诗歌体裁，四句一首，短小精美，也叫截句、绝诗。尽管绝句体裁短小，但它能容纳各种各样的诗歌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创造各种各样的艺术妙境。
绝句有五绝，即每句五个字，全首二十个字。也有七绝，即每句七个字，全首二十八个字。七绝晚于五绝，大约形成于南朝的齐梁时代。此外还有少量的每句六个字的六绝。
唐代绝句在内容上丰富多彩，艺术上表现形式短小精萃，易于记诵，所以备受推崇。它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启发并开拓着后代诗人的艺术才思。
宋代的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也都是绝句创作的能手，他们学习前人，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才能，创作出不少能与唐代绝句相媲美的艺术珍品。如《泊船瓜州》、《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等，都极具艺术特色。
金、元、明、清时期的绝句创作，虽然大致沿续唐宋，但也有其时代特色，产生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好作品。
随着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开拓，绝句的形式也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绝句组诗的产生和发展上。每组由几首、几十首以至发展到几百首。有些组诗中的诗篇既可以独立存在，又可以相互补充，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大大增加了绝句的表现容量。
打油诗
打油诗最早起源于唐代民间，以后瓜瓞绵绵，不断发展，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这类诗一般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有时暗含讥讽，风趣逗人。
清代有个新嫁娘，众宾客酒足饭饱之后，开始大闹新房，欢声笑语，热浪阵阵，直至深夜，还逼新娘吟诗一首，表达新婚之夜的感受。这真是强人所难。新娘无奈，终于口占一首：“谢天谢地谢诸君，我本无才哪会吟？曾记唐人诗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
打油诗是典型的俗文学，它的魅力在于它的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还有就是通俗性。不但诗本身有趣、幽默、俚俗，暗含讥讽，包容文史知识，体现名人的个性、爱好、轶事和思想，而且很多与诗有关的故事也很生动有趣。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唐诗选集，也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清代由孙洙（公元1711年—1778年）、徐兰英选编，乾隆二十八年成书。孙洙，字临西，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徐兰英是他的继室。道光、光绪年间有陈婉俊、章燮补注本6卷（或作8卷）。
该书选诗310首，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编排。该书收录了77位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包括帝王、士大夫、僧、歌女、无名氏等，其中大多数是唐代重要诗人，并重点突出了杜甫、王维、李白等人。其内容大致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和诗歌风貌。按体裁分卷，各卷中所录诗篇均按作者所在年代编次。
此书原是为童蒙学习诗歌而编的家塾课本，编选者自称：“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实际上也是如此，编者汲取了《千家诗》易于成诵的优点，编成了这本雅俗共赏、流行久远的读物。
《唐诗三百首》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因此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说法，可以说，这是人们对这本书的最高评价。
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仕宦十三年，其间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房前屋后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陶渊明臣自己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的淡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古人称之为“田园诗人”。
王维
王维（公元701年－761年），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王维的诗现存不满足400首。其中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王维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
王维的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他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有的作品气象萧索，或幽寂冷清，表现了对现实漠不关心，甚至禅学寂灭的思想情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使他对自然和生活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
诗仙李白
李白（公元701年—762年），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他的诗今存900多首，如《梁甫吟》、《侠客行》、《行路难》、《古风》、《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他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他还擅长运用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诗句。
诗圣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一生写下了1000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杜甫诗歌的风格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诗文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却极见功力。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为文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之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早期所作讽谕诗如《秦中吟》、《新乐府》中不少篇章，尖锐揭露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现象，也反映出人民的痛苦生活。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除讽喻诗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都很有名。与元稹友谊甚笃，诗亦齐名，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人称“刘白”。所著有《白氏长庆集》。
“郊寒岛瘦”
唐诗及诗人很多都被后人并称，标准各异，或身世职业，或交往友情，或其诗的题材、风格等等，不一而足，如：李杜、小李杜、王孟、高岑、元白、韩孟等。晚唐苦吟诗人孟郊与贾岛则是因其身世与诗风均极其相似而被后人并称入典的。“郊寒岛瘦”，语出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后人遂以指凄苦的诗文意境风格。
孟郊（公元751年—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少时隐居嵩山，称处士。近50岁才中进士，任溧阳县尉，与韩愈交谊颇深。抑郁不得志，遂辞官事孝，其《游子吟》为唐诗中之极品。终生贫困潦倒，死后竟无钱下葬，韩愈为之作墓志铭。孟郊前期由隐而仕，诗皆言志，有为而作；后期仕途坎坷，诗转向抒情，形成险怪诗风。“寒”既指其诗内容之嗟悲叹苦，亦谓其诗有清冷之意境美，力避平庸浅率，追求生新瘦硬。
贾岛（公元779年—843年），字浪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初落魄为僧，后还俗，屡举进士不第。在洛阳以诗文投谒韩愈，因有吟诗冲犯韩愈马头之“推敲”佳话流传。贾岛以苦吟著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诗风清奇僻苦，峭直深刻，以寄情偏僻，铸字炼句取胜。
陆游
陆游（公元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12岁即能诗文，一生创作诗歌很多。
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陆游抒写日常生活的，也多清新之作，但有些诗词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钗头凤》等，都真挚动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词
什么是词？词也是诗，是在律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体诗，是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能配合乐曲进行演唱的歌词。因此，词最早又被称为“曲子词”、“曲词”，有人又称它为“近体乐府”，后来与音乐逐渐分离，而被称为词。
词是在律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凡是律诗的格律词都具备，即每首词都有固定的句数，每句都有固定的字数，字有固定的声调（平仄），词句之间有对仗，句尾押韵较为严格。
在句式上，词与律诗、绝句不同，大多长短不一，故词又称为长短句。在结构上，词多是分段的，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几种形式。单调就是一段。双调就是全词分为两段，称为上片、下片，或上阕、下阕。
词有词牌。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如《蝶恋花》、《清平乐》、《水调歌头》等等。每一种词牌所要求的句数、字数、平仄、押韵、分段都是固定的。
词起源于唐，大盛于宋，中衰于元、明，复兴于清，千余年来，一直是士人抒发感情的形式与手段。尤其是宋代，词达到鼎盛阶段之时，其作家之众、数量之大、流派之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美空前绝后。依抒发情怀的风格不同，人们常将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以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为代表。婉约词是与唐、五代的花间词一脉相承的。婉约词音节和谐，情调柔美，意境幽邈；在内容上多是写房帏儿女之事，描摹男女相思，抒写离情别绪，吟咏风花雪月，感喟春思秋愁的。
豪放派以苏轼、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为杰出代表。特别是苏轼，开豪放词风之先，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了豪放词派，谱写了一曲曲龙吟虎啸的壮歌。豪放词风格刚健豪迈、意境恢弘、情调昂扬，逞气吞八荒、囊括宇宙之势。豪放词的题材广泛，突破了儿女情长的狭隘范围，立足现实，面向社会。特别是将国家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作为抒发情怀的重要内容，突出了词的思想性。在艺术形式上，豪放词突破了词的形式、音律，开辟了词的革新之路。
宋词中婉约派和豪放派虽然在风格上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两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实际上是互补的。作为词人，有的婉约派也写豪情奔放的词，豪放派也有婉约之作，刚柔相济，交相辉映，使得宋代的词坛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曲
曲，又称为散曲，是元代新兴的一种词体。它既可以像词那样写景抒情、单独诵咏，又可以作为杂剧中的唱词。作为剧中唱词的又称为剧曲。它是在民间长短歌词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又吸收了各种民间曲调和部分外来民族的乐曲，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词形式，故而有人又把它称为“词余”。
曲是由词演变而来，似词而非词，所以其“特点”，是与词相比较而言的。总的来说，曲的句式、音节、用韵都比词要自由，更接近自然的语调，而又多采用口语，是词的一次解放。
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
统一的多民族的元朝建立以后，杂剧走向繁荣阶段，而散曲的创作也更加精美。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民族戏曲形式，并产生了有故事情节的韵文、散文相结合的文学剧本。其表演是分幕的，每幕称为一“折”。折既是剧情发展的自然段落，也是音乐组织的单元。元杂剧一般是四折，也有五折、六折的。杂剧中有各种角色的分工，借以表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角色分为四个行当：末、旦、净、杂。
元杂剧以唱曲抒情为主，曲是剧的核心，所以对曲辞的要求非常高。句式长短、声调平仄、谐声用韵要符合唱腔，曲辞的语言内容要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展开剧中情节。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需求，元代涌现出了许多编剧、制曲的大家，最为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
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剧作家，他写了60多种杂剧，其主要作品有《窦娥冤》、《单刀会》、《望江亭》等。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压迫者的深恶痛绝，对被迫害者、特别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妇女的深切同情。歌颂历史上的英雄，鼓舞人们创功立业，奋发上进。王实甫写了13种杂剧，他的《西厢记》，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婚姻自由，是“天下夺魁”之作。马致远的代表作《汉宫秋》，是一部反抗民族压迫、抒发爱国情怀的作品。
元曲中大多数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在创作艺术上也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因此，元曲继唐诗、宋词之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坛上又一颗灿烂的新星。后来，杂剧、散曲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成为各种地方戏曲，余辉煌煌。
赋
除了诗、词、曲之外，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具有诗歌特点的文体，这就是赋。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
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赋在表现手法上铺张直陈，描绘细腻，文采华丽。它多以设辞问答的形式展开。在句式上，韵散相间，排比对偶。赋不拘字数，以四言、六言为主，并且多夹杂散文句式。赋的用韵，有的是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还不押韵，比较自由。由于赋的篇幅较长，往往要换韵，换韵一般是与内容段落相一致的。
赋，起源于战国，形成于汉代，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还经历了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其中汉赋最具影响。
典型的汉赋是宫廷文学，其内容多为天子歌功颂德，描写国家的富强，宫室苑囿的宏丽，水陆物产的丰饶，帝王生活的奢侈，等等。
贾谊是汉初赋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悼屈原，抒胸怀，铺排叙典，集骚体赋之大成。
枚乘是汉代大赋的开山者，他的作品可读者有120余篇。其代表作《七发》，诫贵族奢贪，阻诸侯谋反。其体宏大，铺陈夸张，辞藻华丽炫目。其文是汉代散文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该篇的体式被后世沿袭发展成一种以“七”名篇的新赋体。
司马相如为汉赋之峰，其赋有29篇，代表作为《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子虚赋》、《上林赋》为典型的宫廷文学。极力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广大和游猎的壮观，张扬天子的威势。其赋体制宏大，气势奔腾，述事跌宕，状物如临，辞美句工。其创作艺术极至汉赋之峰。
汉代其他赋作大家，诸如东方朔、扬雄、班固、张衡等等，不一而足，灿若群星，遂使汉大赋雄踞两汉文坛四百年。但赋高居庙堂之上，远离民众而和寡，且辞章华美少神，字僻句涩难懂。故在汉世之后，日渐衰落。虽不绝若缕，但终难复兴。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诸子散文，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其主要趋势是由语录体、对话体向专题论文发展，说理由简括而趋于详密，文辞由简约而趋于富瞻。
1．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为《论语》、《老子》、《墨子》。
《论语》全书共20篇，每篇由互不联系的若干章组成，多为孔子回答弟子疑问或对某一问题直接发表看法的话。《论语》虽为重在记言的“语”体，而且所记往往为片言只语，但能从说话的语气、内容来刻画人物个性，生动传神。《论语》开创了我国的语录体散文，它的艺术成就是构成其思想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
《老子》是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它的句子大体整齐，错落有致，自然成韵，读起来琅琅上口。每章围绕一个观点，加以简要说明，有的章节进行了一些分析论证，比《论语》逻辑性更强。书中没有人物和对话，完全采用正面论说的形式，但语言凝练，哲理很浓。《老子》自言“信言不美”、“善者不辩”，其实它的语言是既美且辩。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但逻辑性很强。在说理时，多运用比喻、类比等修辞方法。在论证的周密上为先秦诸子的其他家所不及。
2．战国中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孟子》和《庄子》。
《孟子》虽属语录体对话形式，但它的篇章较长，表现了逐渐向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它的有些单纯发表议论而类似长篇独白的章节，虽然没有标题，但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作比较细致的论述，实际上已是议论散文的雏形。《孟子》善于使用比喻说理。据不完全统计，《孟子》全书261章，比喻就使用了160多个，且比喻手法丰富多变。不论哪种情况，都能做到喻意水乳交融，化抽象为形象，收到“不待评说而使人自悟”的效果。《孟子》中用作比喻的故事，许多实际已成为寓言，如《公孙丑上》的“揠苗助长”，《离娄下》的“逢蒙杀羿”等。这些寓言，不但能确切说明事理，而且有引人的故事情节，有鲜明的形象描写，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庄子》是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鲁迅称为“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依据，构成想象奇特，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风格。在庄子的笔下，万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会讲道理。作为哲学著作，其哲理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幻想故事中的人物的问答来表现的，而且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其生动。在形式上，《庄子》仍以对话为主，但已发展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有的篇章正面论述较多，初具完整的议论文的规模，而且各不雷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
3．战国末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荀子》和《韩非子》。
《荀子》已从语录、对话发展成更具体系的专题论文。其文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已具有严谨的结构。《荀子》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只是简单比况，而不讲寓言故事。这种学者之文的特征，既不同于《战国策》的游士之辞，也不同于《孟子》、《庄子》的喻道之文。驳论是战国后期某些文章的特点，荀子的有些文章在这方面也很见长。到他的学生韩非笔下，驳论文才被广泛应用，这是战国论说文体的一个发展。
《韩非子》文笔犀利，分析透辟，风格峻峭。《五蠹》篇长达7000字，是先秦理论文发展的极致。其《说难》讲游说之难，无微不至，深入肌理。《亡征》分析可亡之道有47条之多，前无古人。驳论文如《难一》、《难二》诸篇，写得极为老练。论证多用寓言和历史故事，其《储说》、《说林》诸篇，带有寓言故事的性质。其文体丰富多样，表现了先秦论说散文趋于成熟。
《韩非子》和《荀子》代表着先秦论说文的最高成就。
骈文
骈文是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体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骈文在形式上讲究对偶，因其多偶句似两马并行而称之为骈文。骈文在声律上虽不如诗歌严格，但追求平仄配合、音韵谐和。其他如讲究文采华美，讲究用典等等。
先秦散文中已出现偶句，在汉赋中骈偶的成分增加，进而影响到散文，散文骈偶化的倾向渐渐抬头。魏晋时期日趋定型，骈文初步形成。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完全成熟而极度兴盛的地步。南北朝骈体广泛流行，并辐射到各种体式。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
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因此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为优秀的骈文。
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小说
小说是一种通过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按篇幅可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微型小说）。
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演绎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
其二是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
其三是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
其四是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
其五是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
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予小说深刻的影响。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小说的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重要的作品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的是当时社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 ，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
清代小说的面貌和明代小说有显著的不同。明代小说大都有一个从民间传说、戏剧、话本到文人编定的演化过程。清代小说则不同，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选材、构思和描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作者个人的意愿和理想。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都臻于成熟。一般的作品都有独创之处。《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这时期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
谚语
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
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五类。
1．认识自然和总结生产经验的谚语。如“长虫过道，大雨要到”。
2．认识社会和总结社会活动经验的谚语。如“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
3．总结一般生活经验的谚语。如“寒从脚起，病从口入”。
4．歇后语和俗语。歇后语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结构形式的民间谚语，它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假托语，是比喻；后面是目的语，是说明。分为寓意的和谐音的两种，主要用来表现生活中的某种情景和人们的某种心理状态，如“芝麻掉进针眼里——巧透了”。歇后语往往具有幽默、讽刺的意味，比如“老虎戴数珠——假慈悲”。比喻形象，讽刺尖锐，表现力很强，有人甚至把歇后语比作俗语中的“杂文”。俗语是一种形象的定型化的短语，如“纸老虎”、“吹牛皮”、“翘尾巴”、“乱弹琴”、“硬骨头”等等。这些词语出现在日常的口语、对话中，使语言显得格外生动活泼，形象简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5．谚语还生动的反映出大量民俗的内容。如“三亩好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等等。
小品文
小品文是一种寓有抒情意味和讽刺性的短小散文。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种样式。古代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语言优美生动的序、跋、记传、书信等等，都可以算作小品文。
小品文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事实和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内容，议论较少，叙述、描写或抒情成分较多，以幽默的方式和喜剧性的情节，活泼、轻松的语言，给人一种揭露性的笑，并使人在笑过之后，看到问题的实质，发人深思。
现在的小品文因内容的不同，一般有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和科学小品之分。
小品文也是随笔、杂感等杂文的别称。小品文中的讽刺小品，就是用幽默讽刺笔调，批判错误思想，抨击腐朽事物的杂文。
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始于晋时的荀勖。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各种体裁的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指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类书
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利寻检、引用的一种古典文献工具书。
类书一般分类编排，按其内容和编排方式不同，可分为义系类书、形系类书和音系类书三类。义系类书按材料的义类分部编排，如天文、地理、人事类。每系中又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分有日、月、星、时等；时又分春、夏、秋、冬等。古代类书大多属此类。其中以取材范围分，有综合性和专科性两种。音系类书是从古书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语，按最后一字的韵编入某韵，主要供编纂字、词典找资料出处所用。如元代的《韵府群玉》、清代的《佩文韵府》。形系类书是字形编类，即将两个字组成的词语按其上一字归入同一字的类中，而举出包含这个词语的诗文篇目，如清代的《骈字类编》。其作用与音形类书略同。
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当首推魏时之《皇览》。此书早已散佚，后世虽有一些辑佚本，但所存不多，难以窥其全貌。此外，我国现存著名的类书有：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类书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的接近原作的珍贵资料，不仅可供校勘典籍、检索诗词文句、查检典故成语出处之用，而且为研究者直接提供了专题研究的资料。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并没有固定的书名，由于司马迁当时是太史令，所以人们或称之为“太史公书”，或称之为“太史公记”，后来省略成《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主要是帝王的传记。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是为了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同时，“本纪”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
“表”，列记的是事件，使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记载的是历代的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的沿革。
“世家”记载的主要是诸侯王国之事。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因此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非常妥当。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包括单传、合传和类传。单传即一人一传；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为一个传，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还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了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为了写作《史记》，司马迁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三是实地采访。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的理想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从事这一项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三曹”
“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公元155年—220年），即魏武帝。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沛国（今安徽亳县）人。他在文学、书法、音乐方面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如《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对酒》、《短歌行》等。他的诗作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当时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曹丕（公元187年—226年），字子恒，曹操次子，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建安二十五年汉帝即位，即魏文帝，也是魏文学家。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而且艺术上很完整的七言诗。有《魏文帝集》。他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他的诗歌今存约40首，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杂诗》等。他的诗歌特色是，笔致细腻，特别是一些以思妇、弃妇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得凄婉动人；其次是语言流畅，民歌风味相当浓，显得格调清新。他的《燕歌行》，还是中国诗歌史上较早出现的完整、成熟的七言诗。
曹植（公元192年—232年），字子建。他自幼聪颖，10岁左右，已诵读诗、文、赋数十万言，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植的诗歌很重视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如“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野田黄雀行》）等诗句，具有明朗、和谐、清新的特色。他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很大，增加了抒情成分，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功能。他还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往往在诗歌开篇就能传达出某种浓郁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便确定下来了。此后，“四书”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始称于汉武帝时。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火，只剩下五经。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指这六部经典。五经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尔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体系的词典，因此它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重要著作。
“尔雅”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关于该书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研究者认为，此书是西汉初年的学者们编辑周秦至汉诸书的旧文递相增益而成。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尔雅》三卷二十篇。唐朝以后将它列入“经部”，成为了儒家经典之一。现存《尔雅》为十九篇，而非班固所说的二十篇。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分篇的方法不同，而清朝的宋翔凤则认为原来有一篇“序”失落造成的。
现存《尔雅》全书共十九篇。累计各篇条目共二千零九十一条，释词语四千三百多个。书中采用了通用语词与专科语词既结合又分科的编注体系与方式，开创了我国百科词典的先例。《尔雅》丰富的词汇训释，是研究古代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它的释词方法、编辑体例，对后世训诂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求字的本义的字典。
《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时期的许慎，他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完成了这部中国古代字书的奠基之作。该书原有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还有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订，和原书出入很多，徐氏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了上下两卷，总共三十卷，收入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每字先解字义，再按六书说解形体构造，并注明读音。
《说文解字》改变了周、秦汉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开创了部首编排法，共分为五百四十部。许慎总结了先前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 文字之法，即先解释字义，再剖析形体构造，最后注明读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中没有出现过的。《说文解字》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多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汇集古代图书七八千种，共约三亿七千万字。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以《洪武正韵》为序，每字下先注字音、释义，再列该字楷、篆、草各体，最后分类汇辑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例如天文志载“天”字下，地理志载“地”字下，它如日、月、星、风、云、霜、露等各随字收载。凡单字注解、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整篇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与之相较，清乾隆帝之编纂《四库史全书》删削窜改古籍，则不可同日而语。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所在多有，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清人从中辑出佚书五百种，收入《四库》仅三百八十八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列入“存目”者又百余部。
《永乐大典》巨大的文化价值一直被世人重视，它不仅收罗宏富，堪称空前，而且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凡所抄原书，均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不曾擅删片语。这一做法，极大的保存了所抄文献的完整性。而且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也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部官修丛书。所谓“四库”，与“四部”是一个意思。四库的含义，是指按四部分类法整理图书 ，修建四个书库，分别储藏经、史、子、集四类书籍。
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1773 年） ， 在北京设立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乾隆任命纪昀、陆锡熊等四千余人编篡此书。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
《四库全书》共收图书三干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用毛笔白榜纸工楷抄写四部， 分成于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和承德文津阁。后又抄写三部，分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现在仅存文渊阁、文澜阁和文津阁的三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每部再分类、细目。经部分为十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分为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诗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子部分为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集部分为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四库全书》内容极为广泛，对整理、保存古代文献有—定的作用。
《辞海》
现代大型综合性百科词典，舒新城等人主编，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单字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五个，语词二万一千七百二十四条，百科词目五万零一百二十四条。按部首排列，以字带词，而词又以字数、笔画为序，在引证、释义、体例、收词等方面都较严密。1957年，毛泽东倡议重新修订《辞海》，先后有九百多人参加工作，197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三卷本，1980年出版缩印本。以后，《辞海》不断增补修订，1983年出版了《辞海·增补本》，1989年出版了修订后的《辞海》（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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