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中国传统艺术之一，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汉字经历了篆、隶、楷等发展阶段，技法日精，在文字书写的点画篇章之间，表达出作者的性格、情感、意趣、素养、气质等精神因素，遂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用笔、结构、章法为书法之大要。从商周甲骨文、两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到唐宋的楷、行、草，书体繁复，流派众多，涌现了王羲之、颜真卿、怀素等伟大的书法家，留下了《兰亭序》、《自叙帖》等珍贵书法遗产。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年—589年），专指文人书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四宝品类繁多，丰富多彩，名品名师，见诸载籍。四宝以湖笔、徽墨、宣纸、端砚著称，至今仍享盛名。文房四宝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是溶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各种艺术为一体的艺术品。
甲骨文书法
商、西周的甲骨文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因刻在龟甲、兽骨上而得名；因其记录了当时占卜的内容，故又称卜辞。
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也有的甲骨文笔画比较粗壮，出现弧形的线条。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
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著名的《大骨四版》、《四方风名刻辞》、《宰丰骨匕刻辞》、《鹿头骨纪事刻辞》等甲骨，都是含有艺术素质的精美的书法作品。
金文书法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一般为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因此又叫钟鼎文。在青铜器上铸铭文，虽对原来书写的笔画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书写时的笔意。金文字画丰腴，体势凝重，有极高的艺术性。
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西周的金文最有代表性，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西周早期金文，笔画还有显著的波磔，但行款渐趋齐整，气度宏伟。西周中期金文的书风也有了变化，笔画已少波磔， 很少出现肥笔，笔画粗细划一，均匀圆润，布局完满，文字十分规整。此时金文字形已有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西周晚期，金文已发展到高峰，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
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这使得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石鼓文书法
石鼓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被誉为“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的，故称“石鼓文”。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与《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其上铭文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形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大有秦朝强悍的霸主气势。）上的铭文相比，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的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小篆
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它六国的异体字，创制了小篆这一全国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所以，小篆又称秦篆。
小篆这种书体更趋简化，线条园匀，字呈竖势。是我国汉字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小篆发展到清代，线条变粗，而且突破笔画粗细、顿挫、迟速、轻重、方圆的变化。小篆的另一个分支是汉篆，用笔上掺以方折的隶意，而入印的篆书更为方折，又称缪篆，即摹印篆。
小篆有的是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秦篆一般铸造刻在铁器及度量衡器、符印、货币、诏板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结字端庄，分行布白工整，为小篆的精华和代表。其传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残部，仅存10字。另有《泰山》、《琅琊台》二石真迹拓片存世，《会稽》、《峄山》后人摹刻本传世，据传上述刻石皆为李斯所书。
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隶书
隶书是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叫“隶字”、“古书”。产生于战国，盛行于汉代。过去一般相信隶书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近来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
隶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隶书把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变小篆的纵势为横势，形体宽扁，左右舒展，打破了篆书曲屈圆转的形体结构，更加便于书写。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具有浓重的装饰趣味。隶书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艺术以两汉成就为最高，汉代隶书遗存至今的有碑刻和简牍书。汉碑隶书，体势、风格变化多端。其结构有的方正工整，有的疏朗宽博，有的中紧开张；其用笔有方有圆；其风格有的端庄秀丽，有的雍容典雅，有的雄强浑厚，有的朴拙天真。其著名碑刻保留到今天有百余种之多。《熹平石经》是汉隶的典型代表。
唐代隶书注重形式，笔画圆润肥重，风格趋向华丽，缺少骨力和意趣。清代是隶书艺术兴盛时期，隶书书家多直接取法汉碑，能突破唐隶的藩篱而新开蹊径。
草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划连绵，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别。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
今草起于东汉末期，即现今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今草风格多样，笔势秀丽，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和尚《自叙帖》等等。“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楷书
楷书是汉字书法艺术的主要书体之一，又称“今隶”、“真书”、“正书”、“正楷”等。因其形体方正，可作楷模故名。楷书是由隶书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慢慢退化而成的。早在东汉时代的简、帛及器物上已能看到一些楷书的体势，《熹平石经》的正方字、《张迁碑》的方劲用笔，实际开启了楷书的先河。
楷书的开创和确立之功，应首推钟繇。钟繇（公元151年—230年）博取众家之长，兼擅各种书体，尤其精于隶书和楷书，他将楷书中简单易成分集中起来，又打破了隶书中的常规，变隶书平扁成楷书的方正。所以，钟繇堪称楷书之祖，与略后的王羲之，合称“钟王”。他的传世之作以《宣示表》最为著名。
楷书鼎盛期在盛唐，书家辈出，风格多样，蔚为大观，世人以“唐楷”称之。初唐楷书承隋楷风格之变，书家各显其个性体貌，成就卓著的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他们四人被后人合称“初唐四家”；中唐颜真卿以雄风创新，其早期作品《多宝塔感应碑》严谨清雄，方圆兼具，略存隶意；晚唐柳公权用笔斩钉截铁，骨力遒劲，以“柳骨”相媲美于“颜筋”，其代表作品有《神策军碑》、《玄秘塔碑》等。
从总体上看，楷书呈长方形，结体也比隶书紧密，用笔也很丰富细腻，写起来也要比隶书灵活便捷。自创立之后，楷书就代替了隶书正统地位。实践证明楷书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一种书体。千百年来，楷书一直是官方所采用的正式字体，也成为书法史上的一大宗。我们常说的“真、草、隶、篆”四体，楷书居四体之首。
行书
行书是继草书、楷书之后出现的一种书体。它在楷书的基础加以小的变化，书写起来非常简便，故而与楷书相间流行开来。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它不像草书那样难写难认，又不像楷书那样严谨端庄。所以古人说它“非真非草”。它的特点是运用了一定草法，部分地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形，草化了楷书的结构。这些变化使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又比草书易认好写。
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只是在当时并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王羲之擅长草书、楷书，行书也不例外。他将行书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被世人奉为“书圣”。
王羲之把行书推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兰亭序》是其行书的最突出的代表，被历代称为天下行书第一。此帖表现了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势，遒媚劲健，自然精妙；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20多中“之”字，7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雷同；章法上则疏密斜正，大小参差，敛放揖让，承接呼应，均极为奇谲。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惜这件书林瑰宝，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真迹永绝于世。
此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亦极擅行书，其行草代表作有《中秋帖》、《鸭头九帖》、《新妇地黄汤帖》等。
宋四家
宋代书法家往往借助书法来表现个人的学识、个性和怀抱。能代表宋代风格要推举“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取得相当辉煌的成就，可以说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他在书法上主张师化自然，所以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天真烂漫之气。其代表作品以《寒食帖》为世人所重。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他出自苏轼之门，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也具备多方才能，他的书法追求迭宕态势，他的字“中宫敛结，长笔四展”，特点是中部较紧实缜密，外围较开拓宽博。黄庭坚的代表作品有《松风阁诗》、《幽兰赋》等。
米芾，字元章。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应居宋四家之首。米芾最善临古，据说传世二王墨迹，不少是他摹制的。米芾的代表作《蜀素帖》最能代表其风格。全篇气韵高古，奔放潇洒，结字奇伟，翩翩若飞，用笔凌厉痛快，有人将它奉为“宋代第一行书”。
蔡襄，字君谟，他的行书以平和蕴藉见称，宗法颜真卿、虞世南，清秀圆润之中带有一种妍丽之质。米芾评他的书法说：“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代表作有《蔡襄自书诗帖》、《谢郎帖》、《离都帖》等。
岩画
岩画是指那些在未经人工修整的自然洞窟、崖壁岩阴、天井岩床、或单个的巨石上进行绘、刻、雕制而成的艺术品，即所谓岩石艺术。它是古人留下来的造型艺术珍品。
在岩画中， 人们把刻绘在洞窟深处的叫做洞窟艺术； 把刻绘在岩阴处的叫做岩阴艺术。岩画共使用彩绘、刻、浮雕等三种制作技法， 而人们通常又把使用刻与雕两种技法的称作岩面雕刻，在我国则统称为“岩画”。
中国岩画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南系除广西左江流域，还有四川、云南、贵州、福建等地。南系岩画大都以红色涂绘，颜料是以赤铁矿粉调合牛血等而成的。制作年代在战国至东汉期间。北系以阴山、黑山、阿尔泰山等为主，绵延数千里，气势宏阔。北系岩画大都是刻制的。制作时间的跨度很大，最早的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最晚的在元代。
北方岩画多表现狩猎、游牧、战争、舞蹈等，图形有穹庐、毡帐、车轮、车辆等器物，还有天神、地祗、祖先、日月星辰、原始数码以及手印、足印、动物蹄印等。
南系岩画普遍用红色涂染，这同原始艺术中习惯使用红色的现象是一致的。原始人在他们频繁的狩猎和战争活动中，鲜血不断地刺激他们的视觉神经，导致红色在视觉中的稳定性。红色使岩画产生强烈的刺激效果，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恐惧感、神秘感。此外，随着气象变化，岩画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岩画也会具有不同的整体效果。
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岩画是广西花山岩岩画。画面宽约221米，高约40米。画面上绝大多数是人物，而且是一种姿势，双手上举，双脚叉开，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数千平米的岩面。尚可辨认的图像有1819个，其中少数人形体高大，腰佩环首刀，也许是首领，周围还有动物、铜鼓、铜锣等。
岩画产生于文字之前，它犹如文字记载， 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提供了人类数千年前的记录。
泼墨画
中国画的精神是水墨，因此，离开了水墨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画。
泼墨画是在中国画特定的宣纸和水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泼墨技法是利用水墨在生宣纸上自然流淌渗化的性能，形成画面的大结构，再用笔整理、补充成完整的作品。
泼墨画法，大部分为应付大面积用的，山水画中之云雾迷蒙，尤其是中景至远景，很适合泼墨法画。泼墨山水画是以墨为主、笔为辅的表现方法，虽然这种画法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往往需要根据墨落宣纸后的既成效果，灵活调整画面，引导和控制水墨的变化和动向，从无形到有形、写形到传神，最后收拾加工整理而成。
泼墨主要靠水。但有时也有先墨后水的。先用干画墨为好，等半干时，用水泼之，使其渗化变形。也有墨与水同时画下的。墨乘水势，自然奔流，水引墨泛，刹那间水墨奔放，逸气横溢，成为别具一格的泼墨画。用指方面，当然是五指齐施快速动作，否则一滞就板，肥浮无力，画中“飞白”也会随之淹没，泼墨的豪放气概也就没了。
工笔画
工笔，就是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工笔又分为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两类。
工笔白描就是完全用墨的线条来描绘对象，不涂颜色。白描本来大抵是用来打草稿的，宋代画家李公麟把它发展成独立的画种，他的白描如行云流水，变化无穷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画的《五马图》，人和马都用单线勾出，比例准确，肌肉骨骼的结构清楚，甚至马的毛色所具有的光泽也细致地表现出来，动态极为生动，是古代第一流的白描作品。
工笔重彩，就是指工整细密和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画、都是道地的工笔重彩，特别是轪妃墓的T形“非衣”，构图巧妙，线描精细，设色绚丽，显示了当时工笔重彩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古代绘画普遍使用丹砂和青绿之类的重彩颜料，因此称绘画为“丹青”，由此可见工笔重彩在古代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了。
写意画
写意画是与工笔画相对而言的一种画法，即用简练的笔法描绘景物。它要求用粗放、简练的笔墨，画出对象的形神，来表达作者的意境。写意画多画在生宣上，纵笔挥洒，墨彩飞扬，较工笔画更能体现所描绘景物的神韵，也更能直接地抒发作者的感情。因此，如今写意画已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画法。
据传唐代的时候，玄宗命令画家李思训和吴道子，一起在大同殿描绘嘉陵江的山水。李思训擅长工笔重彩，他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完成这幅壁画。吴道子则在一天之内就画成三万余里的嘉陵山水，这可以想象，他不可能用工笔重彩的技法来画，一定是比较粗放、简练的。这说明那时的绘画已经有了工笔、写意的区别了。
到了宋代，苏轼提出“士人画”，主张画画“不求形似”，而应写情寄意，以表达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他留下的绘画作品只有一幅《枯木图》，画一株枯树、一块顽石，石后露出一、二枝竹子，树下几根细草。这幅画抒发他政治上不得意的思想感情，但大书法家却给以极高的评价，说枝干“虬屈无端倪”，石“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
元代以后，笔法简练、造型生动、酣畅淋漓、讲究意趣的写意画大盛。这样，写意画就同遵守传统、恪守法则的工笔画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大派，长期地在画坛上争相辉映，代代地相传下来。
总的来说，写意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主张神似，注重用墨。第二，强调作者的个性发挥。第三，多以书法的笔法作画，所以写意画家多半是书法学。第四，溶诗、书画、印为一体。
国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它用毛笔、墨，和中国画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上作画。在题材上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卉）画动物画等之分。在技法上又可引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种，各有蹊径，互有特色。在人物画方面，从晚周至汉、魏、六朝逐渐成熟。山水、花鸟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料。到五代、两宋、流派繁多，为高度发展阶段。元代水墨画盛行。明、清和近代，大体承袭前规。在各个时期中，都出现了不少革新造性的画家。在描绘物象上，国画主动运用线条、墨色来表现形体、质感，有高度的表现力，并与诗词、款赋、书法篆刻相结合，达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效果。另外中国画，还有着独特的装裱形式，起到衬托画体的作用。
漫画
漫画是绘画种类之一，又称讽刺画，常通过夸张、变形、假定、比喻、象征等手法，以幽默、风趣、诙谐的艺术效果，讽刺、批评（或歌颂）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具有引人开怀，发人深思，启人心智的基本特征。
漫画品种多彩纷呈，例如，感想式漫画、抒情性漫画、哲理性漫画、水墨漫画等等不一而足。漫画是视觉艺术，与其它绘画有着同样的共性，然而，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其它绘画，它与其它绘画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事物提出看法并加以评论，同时还具有幽默的特性。所以讽刺和幽默构成了漫画最基本的属性，漫画艺术就是讽刺和幽默的艺术，也是逆向思维艺术。
年画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民间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中较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表达了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
民间年画历史源远流长，有着较多的产地，流行也十分广泛，通俗普及，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曾经有过颇为兴盛的发展。无论是题材内容、刻印技术，还是艺术风格，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仅对民间美术的其他门类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其他绘画形成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成熟的画种，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和四川绵竹，是我国著名的四大民间木刻年画产地，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桃花坞年画，系用一版一色的木版套印方法印刷出来，工艺精美，一幅画要套印四五次至十几次，有的还要经过“描金”、“扫银”、“敷粉”等工序。在色彩上，有桃红、大红、蓝、紫、绿、淡墨、柠檬黄等诸色。在艺术风格上，桃花坞年画构图丰富，色调艳丽，装饰性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人物塑造、刀法及设色上，具有朴实、稚拙、简练、丰富的民间美术特色，故数百年来一直畅销于海内外，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都有收藏。
天津杨柳青年画内容多取材于传统戏曲、美女及胖娃娃等。在艺术风格上，杨柳青年画构图丰满，线条工整，色彩鲜艳，在人物的头部、脸部等重要部位，多以金色晕染，自成一格。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重用原色，想象丰富，线条粗犷而对比有力。
四川绵竹年画以雕版艺术精湛、艺术情调高昂著称。其形式多样，有门画、斗方、画条等种类。造型质朴简练，填色鲜艳悦目。
朱仙镇（在河南开封）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堪称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五大特点：一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多严肃端庄。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而且极具观赏价值，许多名人都曾收藏过朱仙镇的木版年画。
画圣吴道子
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戴上“圣”的桂冠：一位是晋代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一位是唐代杜甫，被誉为诗圣，还有一位被誉为画圣，那就是唐代的吴道子。
吴道子出生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生卒年不详，一生主要活动时期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年—755年）。唐玄宗召他入宫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道玄。他成了御用画家，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一方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他得到了最优厚的条件，不再浪迹江湖，利用条件，可以施展他的艺术才华。
吴道子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每一挥毫，必须酣饮”，因此，经常是醉中作画。传说他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成。他画画时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全国文化中心，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吴道子经常和这些人在一起，使他的技艺不断提高。
吴道子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他作品的数量很大。据说寺廊壁画有三百余堵，有记录的卷轴画有一百多件。其中佛教、道教题材为多，还有山水、花鸟、走兽等。可惜今已无存。《送子天王图》（一称《释迦降生图》）是宋人对他作品的临摹本。它所表现的是释迦牟尼降生为净饭王子以后，其父净饭王抱他拜谢天神的佛经故事。从中反映了吴道子的基本画风。吴道子打破了长期以来沿袭的顾（恺之）陆（探微）“紧劲联绵，如春蚕吐丝”那种游丝描法，因为游丝描的线条圆润挺健，但如铁线一般而无变化。吴道子开创兰叶描，“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圆间折算，方圆凹凸”。他用笔起伏变化，状势雄峻而疏放，表现了内在的精神力量。同时，他敷色比较简淡，甚至不着色。他在创作的时候，处于一种高度兴奋与紧张状态，很有点表现主义的味道。这些，似乎都透出了后来疏笔水墨画的先声。
张择端
张择端，字正道，又字文友，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北宋末年画家。他自幼好学，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专事绘画。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大都失传，存世的《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为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
《清明上河图》本是进献给宋徽宗的贡品，流传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主题主要是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描绘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涵紧张繁忙的景象。作品气势恢弘，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画有587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个个形神兼备，并画有13种动物、9种植物，其态无不惟妙惟肖。这件现实主义的杰作，是研究北宋东京城市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宝贵历史资料。
《金明池争标图》描绘的是皇帝带领近臣到金明池观水战、赛龙舟的热闹场面。图长28.6厘米、宽28.5厘米，略呈正方形。小小的画面，把周围9里多的池面及池岸边的景物悉数摹画下来。着重描写池中的大龙舟及周围的小船，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概括地绘出了金明池的全部景色和皇帝观看争标的场面，画面紧凑，结构严谨，主题突出。
这两件作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篆刻
篆刻是一种特有的传统艺术，从古至今已有二、三千年的悠久历史。篆刻，顾名思义，即是用篆书刻成的印章，是一种实用艺术品。它又称为“玺印”、“印”或“印章”等，这些称呼都因时而异。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我们现在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
篆刻艺术有两个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是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这一时期的篆刻用料主要为玉石、金、牙、角等。它被称为“古代篆刻艺术时期”，它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是以时代来划分。明清以来，篆刻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它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是流派纷呈。出现了程邃、丁敬、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让之等篆刻艺术家，一时间篆刻艺术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直至近现代篆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从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篆刻历史。
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即有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并且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四大石窟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从北魏（公元386年—534年）至隋（公元581年—618年）唐（公元618年—907年），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这个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甘肃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以壁画、泥塑著称。这里的壁画有4.5万多平方米，其内容除了佛经故事外，还有大量的人类渔猎、耕作、制陶的生活场景；也描绘了当时的生产交通工具，如车船、农具、织机等；还保留了大量的亭台楼阁、塔寺店铺、桥梁水榭等古建筑形象。敦煌莫高窟有五座唐宋木结构窟檐建筑，是中国现存建筑中的珍贵标本。
云冈石窟以壮观的石刻闻名。“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赞美。云冈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云冈石窟最大的雕像高17米，这尊佛像的脚上可容12人站立。大佛的周围有小佛围绕，甚为壮观。云冈石窟的石刻之所以有名，在于它的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这里五万多尊塑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厘米，形态、神采都很动人。有些石佛，透过他们薄薄的罗纱可见其优美身段；有些飞天、乐伎明显地流露出波斯的色彩
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窟”使它的地位得天独厚。其源流是这样的：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迁都洛阳。此皇帝极为开明，除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处，还尊崇佛教，发愿营造已初步开凿的古阳洞——这是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洞窟。继孝文帝之后，历代皇室纷纷效法，北魏隋唐长达400多年的连续大规模营建开始，“皇窟”遂成规模。
麦积山石窟有两大特色：一是其地势险峻，在中国现存石窟中绝无仅有；二是其泥塑艺术出类拔萃。麦积山石窟建在一座圆锥体、中间粗大、底部细小、状似农家麦垛的麦积山上。其洞窟多开凿在二三十米及至七八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这些栈道就已是很刺激、很有寻古之况味的事。麦积山的泥塑出类拔萃，这里保存了从北魏以来的数以千计的精美塑像，大的高达十五六米，小的仅二十多厘米，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雕塑
中国古代雕塑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
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和绘画性相当突出。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具有很强的意象性。中国古代雕塑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
中国古代雕塑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因此注重头部的刻画。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刻画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另有一种完美性。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
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追求含蓄美、内在美。所以，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像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
此外，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
兵马俑的艺术
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的最为壮观的发现”。秦始皇兵马俑规模宏大、编排精细，就从艺术角度看，它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堪称艺术精品。总体而言，其艺术特色可概括为：雕刻手法写实，注重细节刻画。
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之一：高度的写实性。秦始皇兵马俑所展现的军队阵容是按照当时秦军的实况设计的，所以其中的秦俑、陶马、车也是按实物大小制成，带有明显的肖像性和写生性的特征。
艺术特点之二：传神。秦兵马俑的写实并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现实摹刻下来，而是经过了艺术的处理。造型刻画不仅实现了“形似”，而且达到了“神似”。秦俑的头部刻画得最为精致，有的眉宇凝聚，端庄肃穆；有的面庞清秀，微微含笑；有的带有皱纹，一脸老成……秦俑的传神特征还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表现，它的刻画不是追求细枝末节，而是抓住了关键的部位进行艺术处理。
艺术特点之三：艺术技巧灵活多样。秦俑的刻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对比就是其中之一，如刻画细微的铠甲和简洁的下身衣纹，精致的五官、发式和简单的躯体。这些对比处理出于整体效果的统一，使形象既简洁又丰富，在朴拙中见精致，局部精细但不失整体的气势。
艺术特点之四：秦俑是圆雕、浮雕、线雕的统一体。运用塑、堆、捏、贴、刻、画等民间常用的传统技法，成功地塑造出生动的勇士形象。每一个陶俑和陶马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可谓多种的刻画手段集于一身。
艺术特点之五：兵马俑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彩绘的，颜色的种类有红、绿、蓝、白、黑、黄等多种。秦兵马俑身上所绘的颜色并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而是经过严格的色彩配置，体现出整体的色彩效果。一般来说，兵俑大多是红色上衣配绿色或蓝色下衣，手和脸多用粉红，衣袖衣领多用绿色或赭石色，铠甲的甲钉多用黑色，连接甲片的线多用红色，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和样式。这种绘塑结合的艺术技巧，成为雕塑技法的补充手段，是秦俑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
秦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它是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深刻影响着后世雕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
编钟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是钟的一种。编钟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由于年代不同，编钟的形状也不尽相同，但钟身都绘有精美的图案。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师旷
我国古代晋国著名音乐家，字子野。冀州南和（今河北省南部）人。活动时期在公元前572－前532年，晋悼公、晋平公执政时期。当时地位最高的音乐家名字前常冠以“师”字，“师旷”之称即由此而来。
师旷天生眼盲，音乐知识非常丰富，不仅熟悉琴曲，并善用琴声表现自然界的音响，描绘飞鸟飞行的优美姿态和鸣叫。听力超群，有很强的辨音能力。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
到晚年时，师旷已精通星算音律，撰述了《宝符》100卷，在明、清的琴谱中，《阳春》、《白雪》、《玄默》等曲解题为师旷所作。
师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但却比较保守。晋平公喜欢新声，师旷攻击新声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师旷认为可以通过音乐来传播德行。师旷一生均在宫中生活，但他的地位却不同于一般乐工，对政治有自己的见解。师旷甚至曾用琴撞击晋平公，以规劝晋平公勿沉湎于个人享受。
在后世的传说中，他被演化成音乐之神、顺风耳的原型，及瞎子算命的祖师等。
五音十二律
五音也称“五声”，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zhi）、羽五个音级。五音与古代的所谓阴阳五行、五味、五色、五官、五谷等朴素的理论形式一样，是我国早期整体化的美学观，被西方人看作是整个东方音乐的基本形态。《战国策·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文中的“变徵”是角、徵二音之间接近徵音的声音，声调悲凉。
十二律是古代乐律学名词，也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种、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另外，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之一，原来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名《夕阳箫鼓》（又名《夕阳箫歌》，亦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相传为陈后主（陈叔宝）所创，原词已佚。隋炀帝、温庭筠等都曾作此曲。唐代张若虚所作的《春江花月夜》最为出名。
约在1925年，《春江花月夜》首次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解放后，又经多人整理改编，更臻完善，深为国内外听众珍爱。
乐曲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尽情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全曲就像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简称《霓裳》，是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描写了唐玄宗向往神仙，见到了仙女的神话故事。
关于《霓裳羽衣曲》的作者，历史上早有定论，是唐朝玄宗皇帝。然而，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音乐的过程，却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有人认为，《霓裳羽衣曲》，本名《婆罗门曲》，为西凉节度使杨敬术所献。唐玄宗只是对此曲稍加润色并配以歌词而已，再改用今名《霓裳羽衣曲》。乐府诗《婆罗门》诗序云：“商调曲，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天宝十三载（745 年）改为《霓裳羽衣》。”
还有人认为，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回来后，只用了此曲的前半部分，后来有幸吸收了杨敬述所献的《婆罗门曲》后才得以续成全曲。
还有人认为，此曲是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回宫之后，依据他对女儿山的神奇想像写成的。《霓裳羽衣曲》另外的音乐则是外来音乐的改编曲调，而外来音乐乃是取自印度的佛曲，用它来表现中国道教的神仙故事，而不是所谓的《婆罗门曲》。
《霓裳羽衣曲》的创作过程，说法历来不一，孰是孰非目前尚难定论。白居易有首诗，对此曲的演唱作了详尽的描述。
《十面埋伏》
著名传统琵琶大套武曲，又名《睢阳平楚》。《十面埋伏》在17世纪，甚至更早就有了，但产生的准确年代，还待考证。明代后期已在民间流传。乐曲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在垓下最后决战之情景，故事性极强。乐曲运用琵琶特有的表现技巧，表现古代战争中干军万马冲锋陷阵之势，十分生动。
《汉宫秋月》
相传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幽居长门宫，以千两黄金，求得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期重获汉武帝的宠幸。“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于是，有《长门怨》古乐曲，《汉宫秋月》为其一。
《汉宫秋月》原为崇明派琵琶曲，现流传有多种谱本及演奏形式，由一种乐器曲谱演变成不同谱本，且运用各自的艺术手段再创造，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这是民间器乐在流传中常见的情况。《汉宫秋月》现流传的演奏形式有二胡曲、琵琶曲、筝曲、江南丝竹等。主要表达的是古代宫女哀怨悲愁的情绪及一种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生命意境。
《高山流水》
古琴曲，据《神奇秘谱》解题：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
按《琴史》所载，列子云：“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伯牙之志在流水，钟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海。’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伯牙曰：‘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也。’子期既死，伯牙绝弦，终身不复鼓也。”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高山流水》是一曲壮丽河山的颂歌，形象生动，气势磅礴，听后使人心旷神怡，激起一种进取的精神。
《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我国著名的民间盲艺人华彦钧（小名阿炳）的传世之作。这首乐曲从最初无标题不定型的音乐片段到构成完整的作品，经过了很长的年代。它是阿炳在旧社会流浪卖艺的过程中，结合自己坎坷的一生，通过长年累月的反复演奏，加工创造而成的。《二泉映月》是我国民间音乐的精华之一，现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据与阿炳同时代的、熟悉他的生活的乡邻们回忆，早在无锡被日寇侵占期间，就经常听到他在街头巷尾拉这首曲子，特别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拉得最为动人。那时还没有曲名，直到1950年夏天，杨荫浏先生等人为他录音时，经过商榷才定名为《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含蓄、深情的旋律如泣如诉、如悲似怒，时而委婉低回，时而激越高亢，抒发了作者淤积在内心的幽愤、哀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大名瓷
常说的“五大名瓷”是指宋代的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所产的瓷器。
钧瓷以乳浊釉瓷为主，兼烧黑瓷及白地黑花瓷，以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而闻名。器物多为鼎、洗、盆、盘、碗、瓶、人物、尊等。产品贵在窑变画，画为天然非人力所绘，有“钧瓷无双”之说。
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以名贵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观其釉色，如雨后天蓝色的晴空，温润古朴；抚其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美玉。器表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在光照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在胎与釉的结合处微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汝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古朴、典雅、凝静、大气，象征着纯洁、平安、吉祥和富贵。
官瓷有别于汝官瓷，窑址先在开封，后迁杭州。官瓷艺术上追求质朴无华、淡雅自然；胎骨坚薄；釉色翠美清新，腴润如脂；纹片纵横，飘逸流畅；“紫口铁足”是其独特名贵之处。
哥瓷产地不可考。瓷器的显著特点是通体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同，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黄色，有“金丝铁线”之称。开片是由于胎、釉的膨胀差异造成的釉面开裂，本是一种缺陷，但哥瓷却通过人工控制使其成为装饰特征，形成一种残缺美。
定瓷以白瓷著称，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碗、盘制品的口沿大都包上金、银或铜，更显豪华尊贵，故称之为“金装定器”。
四大名绣
四大名绣是指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
苏绣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为：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具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之态。
粤绣构图繁密热闹，色彩富丽夺目，施针简约，绣线较粗且松，针脚长短参差，针纹重叠微凸。常以凤凰、牡丹、松鹤、猿、鹿、鸡、鹅为题材。
蜀绣色彩鲜丽，用针工整、平齐光亮、丝路清晰、不加代笔，花纹边缘如同刀切一般齐整。蜀绣的纯观赏品相对较少，以日用品居多，多取材花鸟虫鱼、民间吉语和传统纹饰，颇具喜庆色彩。
湘绣多以国画为题材，形态生动逼真，风格豪放，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湘绣人文画的配色特点以深浅灰和黑白为主，素雅如水墨画；湘绣日用品的色彩艳丽，图案纹饰的装饰性较强。
景泰蓝
景泰蓝又叫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制作景泰蓝先要用紫铜制胎，再用扁细的铜丝在铜胎上粘出花纹图案，然后用色彩不同的珐琅釉料镶嵌填充在图案中。这道工序完成后才是反复烧结，磨光镀金。可以说，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利用了瓷器工艺，同时又大量引进了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景泰蓝制品大的大到宗庙祭器、大厅屏风和板凳桌椅，小的小到筷子、耳环、糖罐、牙签筒和烟具等。它既为日常用品增添了艺术魅力，又使艺术品有了实用性。
梨园
戏曲界俗称梨园行，演员称梨园子弟。要问缘由，得从过去戏班供奉的祖师爷唐明皇，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谈起。据史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在当时长安禁苑中，公元714年设“梨园亭”供乐工演奏乐曲，宫女习舞演唱，有会昌殿为玄宗亲自按乐之所。当时还设有宫内梨园法部、梨花园、太常系统的梨园别教院、洛阳梨园新院等，所以乐工多出梨园。梨园，实际为我国第一座国立戏曲学校，梨园，也就成了后世演艺界的代称。因玄宗善用羯鼓指挥乐队，后戏曲仍以司鼓板为乐队指挥，尊称“打鼓佬”，位于舞台九龙口，并供奉玄宗为戏曲界祖师，所属同行为梨园弟子，延续至今。
京剧
京剧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被称为国粹。
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化的表演叙演故事刻画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等思想感情。京剧的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美丑、善恶之分，各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历史上，京剧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等剧种相融汇。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京剧传到上海，受到普遍欢迎。光绪、宣统年间，更多的京角接踵去上海，因京班所唱皮黄更为动听，遂称之为“京调”，以示区别。其后因上海梨园整个被京班所掌握，于是正式称京皮黄为“京剧”。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申报》。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京改名北平，京剧改称“平剧”。
1919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率剧团赴日本演出，京剧艺术首次向海外传播。1924年，他再度率剧团到日本演出。1930年，梅兰芳又率由二十人组成的剧组到美国访问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934年，他应邀去欧洲访问，在苏联演出，受到欧洲戏剧界的重视。此后，世界各地把京剧看成中国的演剧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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