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校
中国很早就有了学校，而且历代学校的名称不一。
大约从原始公社制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初期，我国已经逐岁建立起专门的教育机构。据古籍记载：唐虞以前的五帝时代已有大学，名叫“成均”；虞舜时代的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名叫“上库”“下库”。
奴隶制社会的夏朝（约为公元前2050年—前1600年）把学校又分成了四个等级，按级别叫做：“学”、“东序”、“西序”、“校”。
据古籍记载和殷墟甲骨文考证，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66年）已有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学校的名字分别为：“学”、“右学”、“左学”、“序”。但学校教育的内容仍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结合在一起，一般文化教育只有初步分化出来的趋势。
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叫“辟雍”，亦作“璧雍”等。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均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辟雍最尊，故统称之。根据古籍记载和铭器金文参证，到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己集虞、夏、商三代之大成，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制度。学校大致可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系统，教育以“明人伦”为核心，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
到汉代（公元206年—220年），最高一级的学校称做“太学”，下面分别称做“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再后来把“太学”改为“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汉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比较昌盛的时期。汉代的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其中私学的书馆，亦称蒙学，系私塾性质，相当于小学程度。
到离现在最近的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国子监”已经不是学校的性质了，成为国家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而这时候一般的学校称为“书院”、“书堂”、“私塾”等。
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不但明确了整个学校教育制度，还规定了各级学校的课程。《奏定学堂章程》里公布的小学课程是我国第一套正式的小学课程。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古代齐国设立的一处专供各地学者著书论辩、传道授业的场所和机构，是我国最早的由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我国最早的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同时，它还明显地具有政府的咨询参议机构的性质。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今山东临淄）西门外，大约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至齐王建时衰弱，历时一百四十余年，繁盛时达“数百千人”。当时各国著名的文学游说之士多曾先后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互相切磋驳难，掀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一大波澜，形成了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这个词正是来自于稷下学宫。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达到顶峰。
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孟子和荀子。两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稷下学宫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实行“不治而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公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进步。
齐国为促进稷下学宫的发展，制定了切实具体的保护措施。拿出了大量物力财力，大兴土木，广建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孟子出行“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根据学者的学问、资历、成就、贡献等，授予其不同的称号和荣誉，包括博士、学士、上大夫、列大夫等。淳于髡即被授予“博士”称号。荀况曾“三为祭酒”，弟子满门，当为大师级学者。
齐国统治者开放的学术政策，加上文人学士在社会变革时觉醒的主体精神，积极的创造意识标新立异的理论勇气，促成了稷下学宫的繁荣昌盛，推动了整个中国先秦学术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也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稷下学宫既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还广收门徒进行教育工作，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官办高校。在中国几千年历时中，其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
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朝承袭了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好作品，称为“投卷”。若直接向礼部投献的，称为“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为“行卷”。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投卷的办法使一些确有才能的人得以显露头角。据《唐摭言·公荐》记载，牛僧孺以《说乐》得到韩愈、皇甫湜的赏识，杜牧因《阿房宫赋》受到吴武陵的推荐。但是，欺世盗名，弄虚作假者，也不乏其人。中唐以后，投卷多而且滥，弊端百出，一些主考官不得不规定投卷的数量，投卷完全流于形式。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明朝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又叫乡闱，每三年一次。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会试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
国子监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官府名。晋武帝时，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为国子学，不久，废国子学，立太学，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
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并为皇太子讲经。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东都亦置监。一度改称司成馆或成均监。
宋初承五代后周之制，设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学生。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又称国子监。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建太学前，国子监系宋朝最高学府，但高、中级官员子弟坐监读书，仅是挂名，人数少，且平日听课者寥寥。自设太学和其它各类学校后，国子监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国子监还设书库，刻印经史书籍，供朝廷索取、赐予以及本监出售之用。
南宋在监内专设“印文字所”。国子监所印书籍称“监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国之冠。北宋陪都西京、南京、北京亦陆续置国子监，设分司官，由朝廷执政，侍从等官迭互充任，职事颇简，仅出纳钱粮，实际成为士大夫休养之所。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罢三京国子监官，各设司业一员。
元初置国子监，属集贤院，下辖国子学，设祭酒、司业，掌国子学的教令；监丞，专领监务。另建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学，以示与汉人、南人之别。
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北京设国子监，皆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
清代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学（宗学、觉罗学等除外），设管理监事大臣一员；祭酒，满、汉各一员；司业，满、蒙、汉各一员。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并归学部。
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起于唐，盛于宋。传统书院主要以讲学研修、藏书出版、接待访学等为重要功能。历史上，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四大书院曾盛名天下。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脚，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州守李允则扩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时期，山长（即院长）周式以品学称著。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岳麓书院自始建到清光绪二十几年（公元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绵延927年，历宋、元、明、清四朝，原名不变，至今已越千载， 培育了大批楚才，其中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岳麓书院不愧为“千年学府”。
★白鹿洞书院
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
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公元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
八股文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称时文、制义、制艺、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私塾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
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留下的西溪私塾，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
塾师学生入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
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蒙学
蒙，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
古代“蒙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有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公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平民子弟得以入学。
最早出现的蒙学教材是南朝梁代的《千字文》，由周兴嗣所撰。以后有南宋初钱氏所著《百家姓》；南宋王玉麟所撰《三字经》；明朝萧有良撰《龙文鞭影》；明未清初程登吉撰《幼学琼林》。其它还有《千家诗》、《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千金裘》……“蒙学”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统一定型的教材，简称为“三”、“百”、“千”。
蒙学教育的学习方法主要是识字、背诵和书法。背诵的内容是字句和平仄都对仗工整的对联。通过背熟牢记大量的对联和典故，去领悟中文的声律规律。这在无形中又进行了“美育”。学生在背诵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中文的韵律美，而学作对和学作诗的过程又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古代的书法训练，分为三个阶段：描红、影本、临帖。开始学写的是楷书。写字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修养”的过程，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写字的姿式，要求“身正、笔正、心正。”学生在习字过程上养成了良好的坐姿，为日后的身心健康和为人处事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千字文》
《千字文》是我国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梁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共1000个字，均为四字一句的韵语，基本上无重复的字。
《千字文》不是简单的单字堆积，而是条理分明，通顺可诵，咏物咏事的韵文，其内容涉及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所选千字，大都是常用字，生僻字不多，便于识读。因流传甚广，以致文书编卷，都采用“天地玄黄”来代替数字。兄弟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满汉、蒙汉文的对照本字。由于历代不少大书法家都曾书写，更使《千字文》至今仍是学习各种书法的范本。
从隋代开始，《千字文》大为流行，背诵《千字文》被视为识字教育的捷径，一直沿用至清末。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三字经》
《三字经》是我国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流传非常广泛，知名度极高，几乎家喻户晓，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由来已经难以确切地考究，据说源自中国宋朝时期，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1140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内容全为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一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三字经》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双重功能。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此书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
《百家姓》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它采用了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什么文理，但是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
《百家姓》是从宋朝的时候开始流传下来的。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宋朝统领天下的赵氏皇帝的姓，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周吴郑王等也是当时的一些名门旺族。
王明清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百家姓》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中共收录姓氏496个，其中单姓440个，复姓56个。其中收录的姓氏今天基本上都流传了下来，且其人数占现代汉族人数的绝大部分。
秀才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
汉武帝改革选官制度，令地方官府考察和推举人才，即为察举。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命公卿、诸州每年各举荐秀才一名，意为优秀人才。东汉因避光武帝名讳，遂改称茂才。
三国曹魏时沿袭察举，复改称秀才。至南北朝时，举荐秀才尤为重视。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宋代为士子和应举者的统称。明代曾一度采用荐举之法，亦有举秀才。
明清时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也称为“相公”，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桃李满天下”的由来
“桃李”，比喻培植的优秀人才。赞美某人的学生或经他提拔的人才很多，就叫“桃李满天下”，或“桃李盈门”、“桃李满门”、“满门桃李”。
春秋时期，魏国大臣子质学富五车，知识广博，曾经提拔和保举过很多人。后来他得罪了魏文侯，被罢了官，只好投奔北方的一个老朋友简主。《韩诗外传》（汉韩婴撰）卷七，有相关的记载：“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焉，去而北游，谓简主曰……”
见到了老友简主，子质开始诉苦。他气愤地说：“我以前在魏国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现在我落难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帮我，真是太没有天理了！”
简主听后对子质说：“春天种了桃树和李树，到了夏天可以在树荫下纳凉和休息，秋天还可以吃到可口而又甜蜜的果实。但是，如果你在春天种的是蒺藜（一种带刺的植物），那么到了夏天你不能利用它的叶子，而秋天长出来的刺，反过来要扎伤人。你过去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值得培养和提拔的！君子培养人，好比种树一样，一定要选好对象，然后才能加以培植。”
听了简主的话，子质不住地点头。
简主的家境并不富裕，子质不愿给朋友加重生活负担，便想开个学馆，收一些学生教读，借以糊口。简主很支持他，就腾出两间空房作为教室，子质所收的学生不分贫富，只要愿学的都可以拜他为师，一视同仁。
这个学馆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李子树。凡是来上学的学生都跪在桃李树下认先生。子质指着已结果的两棵树教导学生们说：“你们都要刻苦学习，要像这两棵树一样开花结果。只有学问高，才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
为了把学生教育成有用人才，子质认真教学。在他的严格管教下，学生们都发奋读书，学到了不少真本领。后来，这些学生先后成才，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为了感念子质先生的教诲，都在自己住处亲手栽种桃树和李子树。
子质到各国游历时，碰到了在各国当官的学生，并看到了学生栽的这两种树，便自豪地说：“我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啊！一个个都很有作为！”
从此，当先生（老师）的就以“桃李”代指学生，并把学生多称作“桃李满天下”了。
“小学”的由来
“小学”二字最早并不专指学校。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小学了，不过那时的叫法多样。
“小学”这一名称，来源于汉代。班固据刘歆《六艺略》在《汉书·艺志》中把古字书及汉时所作字书列为“小学”类，并且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据此，“小学”初指学童开始读书识字所用的识字课本。
古人非常重视“识字”，认为掌握了一个字的音、形、义三方面才算是认识了一个字，所以把学童的识字及有关的类书，称作“小学”，意思是这是塾师讲授、学童学习的基础课。
由于秦王朝的焚书和秦汉之际的长期战乱，汉代我国文化传统几乎中断，古籍和古字书中的文字本来是儿童就能认识的，可当时大多数人却已不认识。因而学习研究古文字就成了某些人的当务之急或专门职业了。汉代人把这种学习和研究古文字，也叫作“小学”。从此，“小学”这一名称就成为一门研究文字的学科了。直到清末，章太炎才把它改为“文字学”。
清末有了近代小学，如上海正蒙书院小班创建于1876年。民国11年规定小学分初高两级。初级四年高级两年。只设初级的叫初小，合设初高级的叫完全小学，也叫“完小”。
“老师”的由来
现在的老师，一般指直接从事教育工作或其他传授知识技术的人，也泛指在某个方面值得学习的人。从史书中看，先秦时期就有师傅、师长、先生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至于“老师”，原是对年辈最高学者的称呼，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老，古时对公卿大夫的尊称。《礼记·王制》：“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左传·昭公十三年》：“天子之老，请帅王赋。”这里的“老”均为上公、大夫。师，用于对教师的称呼源自唐代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文解字》注曰：“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到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老”与“师”并称，慢慢地就不再管年龄的大小，一概称教师为老师了。应该注意的是，“老师”的“老”不同于“老张”、“老李”、“老二”、“老虎”等作为助词的“老”，而是与“师”两个尊称的合称。
明清两代时曾称主考官为老师；清末办学堂，称教师为教习；辛亥革命后，因教师同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免，所以又称教师为教员。
密封考卷的由来
试卷密封，古代称作“糊名”、“弥封”、“封弥”，今称为“密封”、“弥封”，是防止考试作弊的重要举措和有效方法。现在各种比较重要的考试都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或用编号）密封起来，这样，可使阅卷人在不知应试者的情况下评卷，以得到较为客观的考试结果。
封卷评定等第的办法并非近代才有，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据唐代笔记《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者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新唐书》和宋代人高承的《事物纪原》在谈到考试糊名的起源时也有类似的记载。
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学考试的一套制度。而且只是让考生“自糊其名”，既未设糊名密封的官吏与主管部门，也没有糊名的具体规定与方法。
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称“封弥”。宋真宗诏令各府州县考试均须密封，而且设立封印院与誊录院，设封印官、编排官与誊录官，专事掌管试卷的密封、誊录和阅卷保密等事宜，“弥封之法有定制”。
元朝以后称“弥封”，明清一直沿用，其目的也还是防止作弊，使判卷者无法知道考卷为何人所作。
在封建时代，科举作弊时有发生。为了防范，在封卷之外，还有许多相应措施，如在阅卷之前，有关部门还得组织人力进行统一的誉卷工作，然后才送交考官评卷。这在明代李翊《戒庵老人漫笔》、清初顾炎武《日知录》里都有记载。
密封考卷的制度至清末科举废除前，一直沿用。而密封之法不仅在中国使用至今，而且远播海外，被欧美各国广泛采用，成为防止考试作弊的有效方法。
武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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