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由来
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
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龙是一种神异的动物，它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
传说龙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后来，龙成为皇权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
有人认为，龙是古代炎黄统一中原各部落后，揉合各氏族的图腾形成的。在远古图腾时代，传说中的人类的祖先女娲氏和伏羲氏都是人头蛇身的。历史的发展， 部落的联合， 特别是炎、黄二帝在保定以北联合后， 各部落纷纷加入到这个大家族中。当马图腾部落加入进来， 就在蛇头上加马头， 鹿图腾部落合并进来， 就在马头上添鹿角， 鱼部落进来， 就在蛇身上增鱼鳞。于是，龙身上综合体现了多种动物的特征。龙的形成体现了民族平等和民主和谐， 部落不分大小合并进来就亲如一家， 这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创举。
龙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团结统一的过程， 这种民族大融合到唐尧时基本完成， 从而确定了龙的形象。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自春秋时代起，经以后历代不断改进与完善，于秦汉时期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其在天文学上的地位。
二十四节气把太阳沿黄经（自零度起）每运行15度，所用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太阳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即：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等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等12个节气。“节气” 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二十四节气反映的是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以节气在现行公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上半年在6日、21日前后，下半年在8日、23日前后，前后不差1—2天。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诀：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谦辞
谦辞，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必不可少的表示谦虚的言辞。
谦辞可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愚，谦称自己不聪明；鄙，谦称自己学识浅薄；敝，谦称自己或自己的事物不好；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臣，谦称自己不如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仆，谦称自己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效劳之意。
古代帝王的自谦词有孤（小国之君）、寡（少德之人）、不谷（不善）；古代官吏的自谦词有下官、末官、小吏等；古代读书人的自谦词有小生、晚生、晚学等，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辈；如果自谦为不才、不佞、不肖，则表示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能平庸。
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时，常用“家”、“舍”等谦词。“家”是对别人称自己的辈份高或年纪大的亲属时用的谦词，如家父、家母、家兄等。“舍”用以谦称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卑幼亲属，前者如寒舍、敝舍，后者如舍弟、舍妹、舍侄等。
古人坐席时尊长者在上，所以晚辈或地位低的人谦称自己为在下；有一定身份的人的自谦为小可，意思是自己很平常、不足挂齿，如《水浒传》中的宋江；老人自谦时用老朽、老夫、老汉、老拙等；女子自称妾、贱窃；老和尚自称老衲；对别国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
尊称
尊称是一种表示尊敬客气的称呼，也叫“敬称”。
对帝王的尊称有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驾，本指皇帝的车驾。古人认为皇帝当乘车行天下，于是用“驾”代称皇帝。古代帝王认为他们的政权是受天命而建立的，所以称皇帝为天子。古代臣子不敢直达皇帝，就告诉在陛（宫殿的台阶）下的人，请他们把意思传达上去，所以用陛下代称皇帝。
对皇太子、亲王的敬称是殿下；对将军的敬称是麾下；对三公、郡守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称阁下，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如大使阁下。
尊称对方或对方亲属常用令、尊、贤、仁等。令是美好的意思，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府（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
称谓前面加“先”，表示已死，用于尊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如称已死的皇帝为先帝；称已死去的父亲为先考或先父；称已经死去的母亲为先慈或先妣；称已死去的有才德的人为先贤。唐代以后，对已死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明太祖等；明清两代，也用年号代称皇帝，如称朱元璋为洪武皇帝，称玄烨为康熙皇帝，称弘历为乾隆皇帝。
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称帝王的母亲为太后，称祖父为大（太）父，称祖母为大（太）母。
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如“子路从而后，遇丈人”（《论语》）。唐朝以后，丈、丈人专指妻父，又称泰山，妻母称丈母或泰水。
对尊长者和用于朋辈之间的敬称有君、子、公、足下、夫子、先生、大人等；君对臣的敬称是卿或爱卿。
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用“圣”来表敬称，如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亚圣。后来，“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等。
玄奘与《西游记》
玄奘是唐朝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是中外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玄奘俗姓陈，本名祎，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他自幼爱好佛学，十一岁时就能诵读佛经，十三岁时在洛阳出家，之后到全国各地遍访名师，刻苦钻研佛教理论。十八岁时，玄奘在佛教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玄奘精通印度佛学中的经、律、论三藏，被人们尊称为“三藏法师”。
玄奘对佛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觉得当时的佛经译得不完全，不确切。为了深入探求佛学的底蕴，他决定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
公元627年，玄奘从唐朝的国都长安（今西安）出发，开始了去印度那烂陀寺的征程。那烂陀寺是佛教的最高学府，当时建寺已有七百多年，是印度佛学的权威，也是佛教徒向往的地方。
徒步由中国中部去印度，途中要经过荒无人烟的沙漠、原始森林和中国西北部的大雪山。这在1300多年前，人类缺乏地理知识，交通条件又极为落后的状况下，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对佛教的虔诚使玄奘最终克服了千辛万苦，最终于公元629年的夏天，到达印度北部，以后又进入印度中部，瞻仰了佛教的六大圣地。
公元631年，玄奘进入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在那里苦学五年，遍览了佛教经典之后，他又用了六年时间，到印度各地游学，先后向十多位佛学大师求教，学识达到了十分精深的境地，成为当时一流的佛教学者。在一次全印度的佛理辩论大会上，玄奘回答了所有佛教徒的诘难，从此在佛教界名声显赫。
公元643年春，玄奘启程回国，随身携带了他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当时的中国皇帝唐太宗亲自派人迎接。玄奘谢绝了皇帝要他还俗做官的要求，进住长安弘福寺。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征召各地高僧、学者，专心致志地投入译经工作。十九年中，玄奘共主持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当时反映印度佛教全貌的基本著作。在晚年，玄奘译出了佛教经籍中最大的一部经《大般若经》600卷。由于玄奘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 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
玄奘一面译经，一面创教。中国佛教史上的法相宗就是由他创建的。他的日本弟子道昭返国后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流传至今。朝鲜弟子圆测回国后传教，形成了朝鲜的法相宗。
除了佛学著作，玄奘还根据自己的经历，由他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用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一一陈述了他十多年中所游历的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内容广泛，至今仍是研究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后来，《大唐西域记》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多个国家的文字。
玄奘的文化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他西行取经的主观目的和直接效果，在中国以及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事迹轰动一时，也引发了历代文人的情思和灵感。从唐代开始，文人们就以艺术手法描述玄奘及其事迹，宋代出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来发展到明代的神化小说《西游记》。一千多年来，他的故事家喻户晓，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天文四象
在上古时代，古人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以每部分中的七个主要星宿连线成形，以其形状命名各方位。东、西、南、北四方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它们令妖邪胆战心惊并且法力无边。故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
青龙，亦作“苍龙”，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自黄帝授命于天，威泽四方，龙就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的象征，而比较明确的定形是在汉代，从大汉朝开始，龙就被确定为皇帝的象征与代表。在东方传说中，青龙身似长蛇、麒麟首、鲤鱼尾、面有长须、犄角似鹿、有五爪、相貌威武，而在西方神话里，龙更像是长翅膀的蜥蜴。
白虎，古代神话中的西方之神。形体似虎，白色，凶猛无比，因此成为尊贵的象征。同时白虎也象征着威武和军队，所以古代很多以白虎冠名的地方都与兵家之事有关，例如古代军队里的白虎旗和兵符上的白虎像。
朱雀，亦称“朱鸟”，形体似凤凰，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因其形似鸟状，位在南方，火属性，所以在游戏中经常以凤凰的形状出现。但其实朱雀和凤凰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凤凰是百鸟之王，而朱雀却是天之灵兽，比凤凰更稀有尊贵，破坏力也更强。
玄武，也叫“真武”，俗称“真武大帝”，是道教所奉的神。相传古净乐国王的太子，生而神猛，越东海来游，遇天神授以宝剑，入湖北武当山修炼，经四十二年而功成，白日飞升，威镇北方，号玄武君。但宋朝忌讳“玄”字，因而改称真武。玄武又相传本身是北海一只大龟，此龟曾经被当作柱子支撑整个蓬莱仙山，因其灵性深觉，历经多年的听道闻道，终于修得正果。所以帝王陵寝多有驮碑之龟，正是以此暗喻玄武。
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一般都理解为古代职业的名称，并认为这是泛指旧时下层社会闯荡江湖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三教九流”，往往含有贬义。
“三教”，指的是儒、释，道。儒，孔子所创，并非宗教，但汉儒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把儒家学说渲染得像宗教一样，并在祭孔的典礼中掺入了宗教仪式，这样就被人看作宗教了。
在封建社会，人们把“九流”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九流”是：“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员外六流客，七烧八当九庄田。”其中“客”指商客，“烧”是烧锅，“当”是开当铺的。“中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工，七僧八道九琴棋。”其中“风鉴”就是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批”指批八字的。“下九流”是：“一修脚，二剃头，三从四班五抹油，六把七娼八戏九吹手。”其中“班”是班头衙役， “抹油”指开饭馆的，“把”是江湖上卖艺的人。
博士
“博士”最早是一种官名，始见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徐慎的《五经异义》中说：“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有“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
秦代至汉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如秦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
汉代博士为太常属官，官秩为六百石，员额多至十人。汉代武帝采用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十八岁能诵《诗》、《书》，二十岁博通诸子百家之言，被文帝召为博士。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读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说，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魏晋以后，常任用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宫廷礼仪；任用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
到了唐代，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而非中央官学传授儒经学官的专称。此外，人们把对某一种职业专门精通的人也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而宋朝，则对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
博士的选用，西汉和东汉以前采取征拜和荐举的方法，而且有一定的标准，正像《汉书·成帝记》中所说的那样，博士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到了东汉，任博士还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方能被荐为博士。
如今，博士已成为一种学位。
此外，古代的硕士和学士与现在所表示的意思也不相同。
硕土，我国五代时期就有。《五代史》记载：“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宋代著名散文家曾巩在《与杜相公书》中说：“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土，杰立相望。”可见，硕士在古代通常指那些品节高尚、博学多识的人。
学士，最早出于周代。《周礼·春官》：“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史记·儒林传序》：“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这说明，学士最早是指那些在学读书的人，后来逐渐变成文入学者。
考勤的由来
我国的考勤制度起源甚早，但当时所谓考勤，主要是对国家官吏而言。至于考勤表的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当不早于清代。
清初，国家官吏实行坐班制，每日办公皆在衙署。至乾隆中，此制渐弛。清人昭涟《啸亭杂录·卷十》记载，军机大臣和珅擅权时，曾经自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后来，有许多官吏也呆在家里办公，不坐班。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卷七》中写道：“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为此，清政府在国家机构中设置“画到簿”专司考勤。
画到簿为官吏考勤的重要凭据之一，与红本一起存入内阁大库，以备查验。但由于它反映不出迟到、早退等情况，所以没有多大约束力。
咸丰年间，成立了总理衙门，为了防止画到溜号的弊端，提高办事效率，就规定对其官吏“核其勤惰”，分别给予“请奖”或者“参劫”，这便是历史上考勤与奖惩相结合的开始。
纪年法
我国古代纪年法主要有四种。
以王公即位年次纪年。以王公在位年数来纪年。如《左传。骰之战》中：“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指鲁僖公三十三年。《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
以年号纪年。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如《岳阳楼记》中：“庆历四年春”、《琵琶行》中：“元和十年”、《游褒禅山记》中：“至和元年七月某日”、《石钟山记》中：“元丰七年”、《梅花岭记》中：“顺治二年”、《雁荡山》中：“祥符中”（“祥符”是“大中祥符”的简称，宋真宗年号）等。
干支纪年法。如《五人墓碑记》中：“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丁卯”指公元1627年；《〈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中：“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辛亥”指公元1911年；《与妻书》中：“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辛未”应为辛亥。近世还常用干支纪年来表示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辛亥革命”。
年号干支兼用。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支列后。如《扬州慢》中：“淳熙丙申”，“淳熙”为南宋孝宗年号，“丙申”是干支纪年；《核舟记》中：“天启壬戌秋日”，“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壬戌”是干支纪年；《祭妹文》中：“乾隆丁亥冬”，“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丁亥”是干支纪年；《梅花岭记》中：“顺治二年乙酉四月”，“顺治”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乙酉”是干支纪年。
八仙桌
八仙桌又称方桌，是一种桌面四边长度相等的大方桌子。大方桌四边，各安一张长凳，一张长凳坐两人，一共可坐八人，俗称“八仙桌”。
八仙桌是尺寸较大的一类方桌，在传统堂屋陈设中，往往与条案（条几）、太师椅组合，摆放居于堂屋中轴线靠北墙的重要位置。八仙桌桌面四四方方，四个立面的装饰也完全一样。据说，八仙桌是结构最简单，用料最经济的家具，一件家具仅三个部件：腿，边，牙板。
八仙桌的最大特点是形态方正，有安定感。无论多杂乱的房间，摆上一张八仙桌，两侧放两把椅子，马上产生超稳定的感觉，这是儒家文化的体现。一张方桌，使用方便，结体牢固。没有特殊变故，能留存使用二三百余年而不解体。古家具收藏家给它这样的评价：亲切实惠又不失尊严。
八仙桌最早出现在辽金时期，由席地而坐时使用的小案子发展起来。从元代壁画和史料里看，最早的八仙桌主要是带束腰，内翻马蹄，带明显的壸门的。壸门在古代文字里指宫廷的门，是受中亚地区阿拉伯等国家土石建筑风格的影响。
八仙桌真正盛行是在明清，从明代版画中可以看到在江南园林、厅堂中用的八仙桌。明代，八仙桌的造型已基本完善，分为有束腰与无束腰两种形式，有束腰的工艺是在桌面下部有一圈是收缩进去的，而无束腰的即四腿直接连着桌面。至清代时，八仙桌大部分改成带束腰的，腿有的也改成了三弯腿，牙板加了很多如拐子龙、浮雕吉祥图案等装饰性的部件，美观性很强，做工很精巧。
在清代，无论贫富人家，使用的桌子基本就是八仙桌，比八仙桌再讲究一点的桌子类家具还有条桌、画案、琴桌。最普通的人家里最基本的家具就是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八仙桌成了每家必备的家具。
到了民国时期，出现了带抽屉的牌桌，桌面有了拦水线。八仙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现在方桌用法很多，两张方桌拼起来，组成一张大餐桌，可供多人用餐；还可当书桌。其简单的造型，摆在现代居室之中，更显风韵。只是如今随着居住面积减小，由于八仙桌出入房间不便，所以近几十年在城市里已很少使用。
太师椅
太师椅是中国古代一种以官衔命名的家具。其造型特点是体态宽大，靠背与扶手连成一片。
太师椅兴于北宋。有关太师椅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张瑞义的《贵耳集》。文中提到太师椅与当时任太师的大奸臣秦桧有关。说是秦桧坐在那里一仰头，无意中头巾坠落。吴渊看在眼里，便命人做了一种荷叶状的托首（类似于现代汽车、飞机靠背椅上的头枕），由工匠安在秦桧等人的椅圈上。太师椅由此产生，太师椅这一名称也由此传开。
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史》中也提到了秦桧与太师椅的关联，只是情节不同而已。说是秦桧宴请宾客，席间有个参军大肆吹捧秦桧的“功德”。秦桧十分高兴，命一伶人赐坐。参军受宠若惊，在拱揖就坐时，因举止失措，忽坠其幞头，露出了巾环。伶人即问参军这是什么巾环，参军回答是：“二圣环”。伶人一听，便一语双关地对参军说：“你只顾自己坐太师椅，却把二圣环丢在脑后，讲得过去吗？”“环”与“还”谐音，“二圣”即被金人俘虏的徽宗和钦宗。伶人此言一语双关，表面上是批评参军的失礼行为，实际上是暗讽秦桧只顾自己做太师，却把徽、钦二帝的回归忘得一干二净。在文中，岳珂将带有荷叶托首的交椅明确称为“荷叶交椅”、“太师交椅”。
宋人王明清在《挥尘三录》中记载了当时其他朝臣用太师椅“仰首而寝”的情形，并说“达宦者皆用之”。可见“太师椅”之名流传颇快。宋代名画《春游晚归图》中将太师椅描绘得十分清晰。图中一个官员游春归来，鞍前马后簇拥十余侍从。其中一个肩扛的就是这种带荷叶托首的太师椅，用以供主人随时休息。
明代时，“太师椅”仍很流行，但椅形已有改变。此时的太师椅下部有框式方座，上部安栲栳样椅圈儿。
清代把屏背式扶手椅称为太师椅，除了对使用这种椅子的官宦、长辈们表示尊敬外，还因为这种椅子多用狮子纹作装饰。称其为太师椅也就不足为奇了。
扳指
扳指，又称“搬指”或“班指”，原本是满清和其他游牧民族日常用的一种防止大拇指被弓箭磨伤的用具，一般用兽骨做成，身份高贵的人用玉或其它贵重材料制成。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显示身份的装饰。
扳指形似戒指但比戒指大得多，一般为两端平齐、外周平滑高约3.5厘米的圆筒形。满人入关前通用的扳指，以鹿骨制成，上有小孔，可穿细皮条系在手腕上，既取戴方便，又可防止丢失，十分便于骑射。
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殷王之妾，一位常常带兵出征的女将）墓中，出土了一件人们在其他商代墓中未见过的最早扣弦器——玉蹀，其外形一端平齐，一端斜口，可大套入成年人拇指。它与常见的扳指形式略有不同，可能是最早的扳指。说明这种防止拉弓时勒伤手指的玉器，最晚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已开始制作和使用。
扳指在清代十分盛行。由于清代皇帝十分喜爱扳指，为迎逢帝意，王公大臣以及地方官员纷纷将扳指进贡宫廷。据清代《内务府奏底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乾隆巡游山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掐丝珐琅扳指20个；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子儿皮钉花扳指50个、象牙扳指50个等等。为博皇帝欢心，众大臣还挖空心思地在扳指面上饰以浮雕纹饰，雕有“万寿无疆”、“古稀天子”及御制诗等。
清代乾隆以后，扳指实用性逐渐丧失，以装饰性为主，做工越来越精益求精，质料非常讲究，出现了玉石、翡翠、玛瑙、珊瑚、茶晶、墨晶、水晶、金、银、铜、铁、瓷等品种。其中以翡翠为最珍贵。当然这些扳指质脆，根本不能用于挽弓。
鼻烟壶
鼻烟是在研磨极细的优质烟草末中，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并在密封蜡丸中陈化数年以至数十年而成。吸闻此烟，能缓解疲劳。鼻烟起源于美洲印地安，十六世纪后，通过欧洲、菲律宾、日本、朝鲜传入中国东北地区。我国的游牧民族在野外无法用烟筒吸烟，因此鼻烟非常适合他们。
鼻烟壶是盛装鼻烟的工具。为了让鼻烟壶更坚固，游民们尝试着用各种玉器、金属、骨角材料来制作鼻烟壶。据史籍记载鼻烟在当时蒙古人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每遇客人拜访，主人必须鞠躬，用双手捧着鼻烟给客人，而客人也必须用双手接过鼻烟吸闻一会儿，然后再双手还给主人。这一非常细小的举动，却充满文明的礼仪，其目的是为了建立相互尊敬和信任。
汉人吸闻鼻烟始于明代。康熙开放海禁后，吸鼻烟渐成风尚。最初到中国的外国鼻烟壶，均是玻璃制品。然而舶来品，终究满足不了中国百姓的需求。中国人先是利用传统药瓶盛放鼻烟，在此基础上利用了多种材质和制作工艺来完善鼻烟的盛具。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发现，口小腹大的瓶子存放鼻烟更有好处，能够保证鼻烟长期使用不变质，并且携带方便，样式具有中国传统的美感，因此受到鼻烟烟民们的喜爱。
在中国的清代，乾隆皇帝常以鼻烟赐赏王公大臣，上下沿习，吸鼻烟渐渐成为社会时尚。以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奢靡至极，他们使用的鼻烟壶往往搜集名贵的材料，技艺精湛的工匠为他们设计、制造的。在国际上有的收藏家认为，鼻烟壶是集中国工艺美术之大成的袖珍艺术。
从存世遗物中，顺治程荣章造的铜雕云龙鼻烟壶二十余件鼻烟壶，是最早的鼻烟壶。康熙对西方工艺品情有独钟，他吸纳了一批通晓玻璃烟壶制作和画珐琅的西方人，于紫禁城内制作鼻烟壶。鼻烟壶艺术在乾隆一朝达到极盛。玩赏收藏鼻烟壶成风，盛入鼻烟的用途渐至其次。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技艺：绘画、书法、烧瓷、施釉、碾玉、冶犀、刻牙、雕竹、剔漆、套料、荡匏、镶金银、嵌螺钿、贴黄等等，都用在了鼻烟壶上。乾隆时鼻烟壶成了斗富显示身份的东西。
内画鼻烟壶出现于嘉庆末年道光初期。它是用特制的微小勾形画笔，在透明的壶内绘制而成的。最初的内画鼻烟壶是内壁没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壶，因为内壁光滑，不易附着墨和颜色，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画面和图案，比如：蝈蝈白菜、龙、凤和简笔的山水、人物等。后来，艺人们用铁砂和金刚砂加水在鼻烟壶的内面来回磨，使鼻烟壶的内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容易附着墨色。后来，内画鼻烟壶出现了一些比较精细的作品，再后来发展为诗书画并茂艺术精品。
18世纪初中国制作的鼻烟壶，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手工艺品，通过欧洲商人、罗马教皇的使节、各国的使节和传教士、官员们流传到国外。
拨浪鼓
拨浪鼓，又称“波浪鼓”、“摇咕咚”等，是我国最传统、最古老的玩具之一。
拨浪鼓的鼓身扁平，样子跟现在的鼓差不多，只是多出了手柄和双耳。双耳是与手柄垂直的方向上系有重物的两根绳子。拨浪鼓就是靠转动手柄，使双耳转动敲击鼓面来发声的。如今的庙会上依旧可以看到许多卖拨浪鼓的摊子。
从形式上划分，拨浪鼓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鼓面加彩绘装饰，另一种是在鼓身加彩绘。这些装饰，增加了拨浪鼓的审美特色，从视觉效果上强化了这种玩具的娱乐特征。鼓面材料以牛皮、羊皮最为常见。鼓身多为木质，如今塑料拨浪鼓也较为常见。鼓耳则以玻璃珠最为常见。
拨浪鼓的历史悠久，最早的拨浪鼓产生于战国时期，被称作“鼗”。当时的鼗是一种打击乐器。它依靠摇动时双耳自击发声，发声的节奏轻重、音律高低、声音大小都不容易控制，还不能圆满准确的完成复杂的鼓点。
到了宋代，拨浪鼓已经具备了三大用途：一是礼乐之乐，二是商业之用，三是儿童玩具。历代礼乐中都有鼗，宋代当然也不例外。商业上所用的拨浪鼓被称为“货郎鼓”，民间货郎一般是持拨浪鼓招徕顾客的。与此同时，拨浪鼓也成为深受儿童喜爱的玩具。南宋李嵩的《货郎图》中的拨浪鼓，造型颇为考究，鼓柄做成葫芦把，鼓形如罐，双耳较特殊，类似皮条，持柄摇之，皮条抽打鼓面发声。
还有多层拨浪鼓，即由多小鼓逐个叠摞在一起（类似糖葫芦的样子），每个鼓各有弹丸做的双耳，共用一个手柄。一般而言，鼓面越大，发音越低沉，反之发音越高亢。多层拨浪鼓大小不同，摇动时一起发声，高低错落，叮咚悦耳。
拨浪鼓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且经久不衰，得益于它的音响效果与娱乐效果的共同发挥。古代货郎有腔有调地吆喝的同时，其手中的拨浪鼓也欢快、轻松地响动，这很能吸引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的注意力。在古代孩子们的眼中，拨浪鼓本身是既好看，又好玩的，同时它还代表着货郎来了，可以买到好吃好玩的东西了。
弹弓
弹弓是中国古代一种“射”的工具，其原理与弓箭的原理相同，都是利用弹射力来进行发射，只是弹弓用的是弹丸，而弓箭用的是箭。
提起弹弓不免使人想到小孩打鸟玩的弹弓，其实真正的弹弓运动是一项非常古老而久远的项目。弹弓是中国武术中最为厉害的一种暗器之一，也是武术中的十八般武器之一，是一项古老的技艺。
原始群居时代人类为了生存，为了防御野兽的侵害，我国先民就发明了弹弓，后又发展成弓箭，由弓箭又发展为弩。据说在我国原始社会的“三皇” （ 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 ） 年代就有了较完善的弹弓。
中国古代认为“弓生于弹”，在甲骨文中，“弹”的写法是一张弓在弦的中部有一个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表达人使弓上之丸弹出之意。说明弹弓的历史非常久远，传统文化的底蕴更为深厚，而今已显见弹弓活动的存在又使其增添了一层更为神秘的色彩。
据《吴越春秋》卷九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诗歌以二字短句和简单的节奏，写出了砍伐竹子，制造弹弓，射出弹丸，射中鸟兽的狩猎过程。《弹歌》可能是原始人类从蒙昧时代过渡到野蛮时代的创作。
由史料记载来看，古代的弹弓更多的是用来打猎。因为弹弓的威力相对于弓箭来说要差很多，即使用于打猎，也只能是猎取飞禽和兔子之类的小型动物，更不用说大规模用于军事作战了。但由于弹弓比弓箭轻便易携带，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且近距离的杀伤力也不弱，因此在民间流传较广。
弹弓曾被少林寺僧收入拳谱之中，后来成为古代一些习武之人防身的武器或侠客使用的暗器。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弹弓被侠客们作为武器使用。但由于弹弓自身的功能所限，所以在中国体育史上的影响很小，始终未能登大雅之堂，更多的只能是作为娱乐工具而存在。
在民间，小孩大都会自己动手做弹弓。弹弓的工艺不是很复杂，主要有三个部件：木杈、弹器、裹片。木杈成本最低，随便找个灌木，总有分杈的树枝可以挑选。只是要找到两个分杈均匀、线条流畅的木杈，也并不容易。弹器可以是橡皮筋，也可以是自行车内胎，但前者韧性较差，后者弹性不足，两者都不及气门心好使。裹片有两种，车胎、凉鞋的塑料皮。子弹就更好说了，碎石子、橡皮泥、泥团都可以拿来用。
正因为制作弹弓的原材料好找，其制作过程也简单，所以一直深受小孩儿喜爱。农村小孩小时后几乎都玩过弹弓。
文言与白话
“文言”中的“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白话，即口头语言而言的。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还是用书面语言，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
之所以会出现文言文，是因为在纸张出现以前，文字必须篆刻在青铜器、兽骨、竹简等上面，非常困难，而文言文字量少而含义广，所以在文章上开始使用文言文。待到出现纸后，纸张也是较为昂贵的，文言文也就一直延用。纸张的普及之后，使用文言文来写文章早已成为文人墨客用来表现自己文才的用具了，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所以就继续沿用。
然而，文言文却是一般百姓无法理解的，这对思想文化的传播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理解变通，提高百姓素质，胡适、鲁迅、巴金、郭沫若等人掀起了一场使用白话文的运动。
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小说。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方言与普通话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其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
根据方言的特点，以及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了大致的划分。大多数人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分别为：北方方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吴语，在江苏南部、浙江绝大部分、上海和安徽南部部分地区使用，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客家方言，在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中广泛使用，主要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四川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闽语，在福建、台湾、海南、菲律宾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使用；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主要用于广东省、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间；湘方言，在湖南使用；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靠近江西一侧的部分地区，使用人数约为2.4%。
方言众多，交流沟通极为不利，于是出现了普通话。它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接近北京话，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苏南地区，也因为南京做过多朝首都，有点接近官话。“普通话”一词，最早见诸书籍是在朱文熊1906年发表的《江苏新字母》一书中，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六书
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今人一般认为后两种与造字无关。象形即描摹事物形状的造字法，如“日、月、山、羊、马”等，象形字全是独体字。指事是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如“上、下、本、末、中、甘、刃”等，指事字也全是独体字。会意是由两个或多个字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如“明、旦、采、休”等。形声是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形声字占汉字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仓颉造字
仓颉也称苍颉，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助手，传说是汉字的创造者。
相传黄帝分派仓颉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最初仓颉按照前人结绳记事的办法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但时间一长，就不奏效了。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更好的办法，即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长时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比如每年祭祀的次数，每次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等等。此时，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为了不出差错，仓颉受河图洛书的启发，造出了一种简单易记的符号（应该是象形文字），用来表达思想，传授经验，记载历史。
为了专心地创造新的符号，仓颉很少出门。他给这些符号取了名字，称为“字”。这些字都是依照万物的形态造出来的。比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的模样绘的；“月”字，是仿照着月牙儿的形态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就推广开了。后来就演变成了文字。
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很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以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开始神化仓颉，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尤其是汉代的纬书，又进而将仓颉渲染成“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甚至将仓颉说成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结绳记事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结绳记事是文字发明前，原始先民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之一。既在绳子上打结，用以记事。
据《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九家易》也说：“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
一件事打一个结，两件事就打两个结，时间长了，自然会打出很多结。结少的时候记事还比较容易，然而结打的多了，要再从头把一件件发生过的事情记起，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对于古代人来说，所打的大大小小的绳结却是他们用来回忆过去的唯一线索。民族学资料表明，近现代有些少数民族仍在采用结绳的方式来记录客观活动。
虽然目前末发现原始先民遗留下的结绳实物，但原始社会绘画遗存中的网纹图、陶器上的绳纹和陶制网坠等实物均提示出先民结网是当时渔猎的主要条件，因此，结绳记事作为当时的记录方式具有客观基础的。
结绳记事毕竟不能全面地记载复杂的事物，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被图画或文字取代。
年龄的称谓
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即不直接说出某人或自己的年龄，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
赤子：初生的婴儿。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襁褓：亦作“襁保”、“强葆”，本意是指包裹婴儿的被子和带子。如《后汉书·桓郁传》：“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后用襁褓代指未满周岁的婴儿。
孩提：指二三岁的幼儿。《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赵岐注：“孩提，二三岁之间，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亦作“孩抱”。
龆龀：儿童换齿。《韩诗外传》：“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龆齿；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龆齿。”即指七八岁的儿童。
垂髫：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
总角：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
豆蔻：女子十三四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束发：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大戴礼记·保傅》：“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及笄：女子满15岁。笄是束发用的簪子。古时女子十五岁时就要许配人家，当年就束发戴上簪子。也指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如“年已及笄”。
破瓜：旧时文人拆“瓜”字为二八字以纪年，谓十六岁。诗文中多用于女子。
弱冠：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
而立：男子三十岁。立，即立身、立志、成家立业之意。
不惑：男子四十岁。不惑，即不迷惑、不糊涂之意。
知命：男子五十岁。《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意谓到五十岁才懂得天命。
花甲：六十岁。中国古代采用干支纪年，六十年为一甲子。而一般人到了六十岁，头发就变得花白，所以到了六十岁的人都称花甲，或花甲子。
耳顺：六十岁。《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何晏集解引郑玄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后以“耳顺”为六十岁的代称。
古稀：七十岁。杜甫《曲江》：“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耄耋：指八九十岁。
期颐：一百岁。《礼记·曲礼上》：“百年曰期，颐。”孙稀旦集解：“百年者饮食、居处、动作，无所不待于养。方氏悫曰：‘人生以百年为期，故百年以期名之。’”后因称百岁为“期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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