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优化组合，人尽其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李嘉诚心胸宽广，能容天下之事，这是一个大商人的成功姿态。李嘉诚在创业之初，为自己的企业取名“长江”，是取其不捐细流，以成其大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嘉诚不仅使长江实业公司如滚雪球一般迅速发展，其用人之道也充分体现了有容乃大的哲理。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其手下的辅佐人才，在类型上也不相同。
在长江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此时，他需要的是能像他自己一样埋头苦干的创业人才。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就是李嘉诚在创业之初最希望的那种忠实苦干的人才，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真可谓长江公司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像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抵（值得），打工的就不抵。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李嘉诚自己则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是要归功于属下同仁的鼎力支持。”
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的人。因此，李嘉诚将他俩作为左膀右臂。
创业阶段是艰苦的，如果没有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共识，一般人很容易见异思迁。
多年的患难与共，使李嘉诚与盛、周二人不仅建立了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而且对他们的人品与能力也极为信赖。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在给他们委以重职的同时又委以重任。盛颂声主要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这两项业务可谓长实集团的重中之重。
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亲自为他举行盛大宴会饯行，使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则始终如一地在长实服务，后来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深谙用人之道，他宁亏自己，也不亏大家，使企业富有凝聚力。长江有起有落，但不管怎样，鲜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用人的成功。
跟随李嘉诚创业的“老臣子”盛颂声在1980年谈到长江实业成功的原因时说：“这主要是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同仁上下齐心的苦干。李先生每天总是8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同仁也都如此，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家最有冲劲的公司。”
兢兢业业是一家公司兴旺的基础，而与合作者利益共享，更是李嘉诚一贯的准则。
李嘉诚很念旧情，对曾有功于长江者，都以恩相报。他留人先留心，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人才济济、高人满堂的大好局面。
李嘉诚说：“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的人替我办事，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从以上分析，李嘉诚用人留人的方法，概括起来，无非有这样几条：其一是以身作则，其二是利益共享，其三是以情感人，其四是知人善任。这几条，看起来简单，但真正用起来，非有博大的胸怀不可。对下属若是抱着过去的地主使唤“长工”的心理，不可能招揽到一群同心同德的追随者。
李嘉诚经商语录：
一间小的家庭式公司要一手一脚去做，但当公司发展大了，便要让员工有归属感，令他们安心，这是十分重要的。管理之道，简单来说是知人善任，但在原则上一定要令他们有归属感，要他们喜欢你。
2.任贤用能，弘扬事业
长江具有了纳百川之流的气势，才能滔滔不绝绵延千里。李嘉诚以长江实业作为企业的命名其意义就在于以海纳百川的容才之量大胆使用人才。“指挥千人不如指挥一人”和“以夷冶夷”都是他的用人观。
从企业的创建历史来看，李嘉诚的企业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家族性企业。然而，作为家族式企业管理者的李嘉诚却采用了一种非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长处糅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现在虽然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但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而且得到他重用和提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即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会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他深知，家族式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辉煌，更难达到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
李嘉诚是香港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世界著名企业家之一。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深谙用人之道。创业之初主要靠自己，发展阶段就要靠集体了，怎样用人，用什么人，就成为管理的关键。他发家的三步曲，每一步都能起用不同的人才，而没有一味只用元老重臣，由此才保证了企业常新，不断发展。同时，他还能大胆起用“洋”人，谓之“洋为中用”，如“长实”副主席麦理思，英国人，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1979年加入“长实”；“和黄”董事、总经理马世民，也是英国人，1984年任职；此外，青州英泥的布禄嘉，以及李氏极其器重的生意伙伴、广生行主席杜辉廉等，都是“洋人”。有人说“李氏集团高层的得力助手，几乎清一色是洋人”。显然，这对管理的规范化和企业化，将投资拓展到国际领域，都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普遍都年轻。如“长实”副董事长、经理周年茂、霍建宁任职时不过30多岁，董事洪小莲也40刚出头，就是马世民也刚过50岁，像这样中外兼顾、老中青相结合的领导集体，已经成为李嘉诚“默契的内阁”，而且正是这种默契，使“长实”、“和黄”这样一个大集团，始终保持了迅速做出决定的灵活性和一致性。这对集团的管理是何等重要啊！
李嘉诚经商语录：
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总不会胜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了，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
3.用人之道：科学化、专业化、年轻化
美国《财富》杂志介绍李嘉诚是“甚为重要的生意伙伴”、“靠与友人合作投资地产和贸易生意发迹”。李嘉诚自己曾说过：“我做生意一直抱定一个信念，就是不投机取巧和要以诚待人。”看一看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及其所作所为，恐怕谁也不能说他的成功是纯系偶然。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企业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用人之道”。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领导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领导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通过对李嘉诚用人观念的研究，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一种科学的、发展的、客观的观点来指导用人。我们知道，任何企业要想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管理，更离不开科学的用人。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和用人之道告诉我们，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要想使企业得到发展，关键是要遵循科学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用人准则。因为只有科学地用人，才能使人才尽展其才，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才能使企业得到健康的发展。只有专业化，才能使企业在产品和技术上保持领先，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只有年轻化，才能使企业有干劲，有活力，有创造力；才能使企业后继有人，积蓄后劲。领导者决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要敢于并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和新方法；要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自身的实际相结合，大胆吸引国内外优秀的管理人才充实自己的企业，并且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遇；要敢于起用年轻的人才，并且放手使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热情、才智和创造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常盛、常新，不断发展。
企业的发展因素众多，其中总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李嘉诚看来，这个因素就是人才的吸引和使用。李嘉诚多次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企业能否吸引到足够的人才，将是新经济竞争胜出的关键。对于新经济对传统企业的冲击，他则认为，企业必须更有创造力，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才能成功。
在回答该如何面对新经济带来的挑战问题时，李嘉诚说，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新经济不会只是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持久的方向。一个国家与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很容易，但要提高整体素质却非常困难，在急速发展的年代中，更要有效率地与时间竞赛，不会容许有太多反复的尝试。
有人总结说，李嘉诚的成功是因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才华横溢的商界英才。在长江实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之后，李嘉诚便开始着手选拔人才和发掘人才。他打破东方家族式管理企业的传统格局，构架了一个拥有一流专业水准和超前意识而且组织严密的现代化“内阁”，来配合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庞大的李氏王国。正如一家评论杂志所称：“李嘉诚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色彩，是一个成效极佳的合作模式。”
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必须灵活应变，并积极参与新科技与资讯产业。李嘉诚认为，新经济未来就像是“星际大战”一样，有传统产业的成分，也有快速变化的科技引导，两者的结合才能使企业走向领先的位置。企业为了发展就要筹措资金，必须利用金融市场募集资本。不过，如果企业主走错了方向，公司上市后，没有实际业务支持，企业泡沫化的问题自然出现。发展网络与新经济的事业，一定要有实质业务与具备可实现的目标。
在李嘉诚看来，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忠实的人才。
李嘉诚经商语录：
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4.重用专业型人才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主的职能是不同的，而企业主下属的人员，在不同阶段其作用亦不相同，这主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状况来定，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就是要专业化。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需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是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足够的人才动力，另一方面用这些各有所长的专门人才弥补元老们的不足。故此，一个企业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任用不同的人才。
创业伊始，李嘉诚选用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人才。宁损自己也不亏员工，留人先留心，使员工具有极大的积极性，从而企业也具有很强的活力。企业发展壮大后，老员工知识和业务技能就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李嘉诚又适时任用富于开拓精神的青年专门人才。这时候，李嘉诚对公司的事务不再事必躬亲了，而是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人事管理上。他用人不拘一格，不管洋人汉人，唯才是用，并且采用待人从善的管理方法。李嘉诚的得力助手中就有不少还是外籍人。收购了不少英资企业以后，他又采用“以夷制夷”的招式，利用洋人来管洋人。这样做，一方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彼此间易于沟通，另一方面，在海外业务方面，他们有血缘、语言、文化等天然优势，事半功倍。长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港元上升到90港元（相当于旧价），这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的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
元老重臣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但拙于开拓，缺乏闯劲。而事业处于上长期，则需要勇于开拓者。企业越发展越壮大，就越需要科学管理，就越需要人才，特别是需要闯劲十足的年轻人。
青年人有一股强烈的热情、大胆创新和力求上进的精神。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跌倒后能够再站起来，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这正是企业发展所需要的。
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是一种创新，其后的事实证实了他的举才用贤招术十分有效。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对业主起步发家有很大的推助力，但发家之后，元老重臣们不一定都能跟得上新的形势。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原来那种单靠埋头苦干型人才的观念渐渐过时了，要补充众多青年才俊作为新鲜血液。
如果企业家要扩大事业，就必须向外招揽新的人才，这一方面可以弥补老臣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专门人才，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因此，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深明此理，虽然一直看重那些初期的创业伙伴，但并不一味倚赖元老重臣。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霍建宁。他的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经常抛头露面。实际上，他从事的是幕后工作。此人擅长理财，负责长江全系的财务策划，他处事较为低调，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而是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香港大学，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利用业余时间进修，考取了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开业会计师）。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又提升他为董事副总经理。此时，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担任香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实属罕见。
霍建宁不仅是长实系四家公司的董事，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挟控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份）的董事。
传媒称霍建宁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亲自策划或参与决策的。
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取决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对他如此器重和信任来看，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不仅是长江的智囊，而且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着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李泽钜的职责。
从这里看来，李嘉诚十分重视对专业管理人才的任用，将之视为事业拓展的基石。不但能够不拘一格委以大任，而且给予其相应的收益，以增强其归属感。
在长实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少壮派中，还有一位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
周年茂是长实的元老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他当作长实未来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把他和其父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专修法律。
周年茂学成回港后，很自然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当时，周年茂才30岁。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臣子的忠心耿耿，故而“爱屋及乌”。
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李嘉诚的确念旧，却不能说周年茂的“高升”是因为李嘉诚对他的关照。其实，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是他自身具备了相应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们老细（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升任副总经理，是顶替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位，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
周年茂走马上任后，负责具体策划，落实了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俐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规划，顺利实施了李嘉诚的迂回包抄计划，从而以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李嘉诚的信任。于是，李嘉诚将更大的重任托付于他。
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比盛颂声在职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工作，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
周年茂虽然看起来像一位文弱书生，却颇有大将风范，指挥若定，调度有方，临危不乱，该进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收放自如，这一点正是李嘉诚最为放心的。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了周年茂，财务策划又有了霍建宁，楼宇销售方面则有一名女将洪小莲。
洪小莲的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在长实上市之初，她就作为李嘉诚的秘书随其左右，后来又出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不仅人长得漂亮，风度好，而且待人热情，做事泼辣果敢。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只要提起洪小莲，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被商业界称为“洪姑娘”。长江总部虽不到2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在高峰期达2000多亿港元，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日常的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
洪小莲的工作作风颇似李嘉诚，不但勤奋过人还是个彻底的务实派。就连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等琐事，她都要亲自过问。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洪姑娘是个‘叻女’（有本事的姑娘），是完全‘话得事’（说话算数，能拍板）的人。”
此前很多工作全部都是由李嘉诚一手包办的，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而现在，李嘉诚实现了角色换位，由管事型领导变成了管人型领导。
一般来说，在创业之初，作为老板，如果只顾自己赚钱，不顾下属利益，就没有人愿意真心实意陪你打天下，若顾及下属利益，固然能有效集结人心，但也有一些遗症，那就是：当年的下属一无所有，因此愿意陪你拼命赚钱。当你的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下属的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可能不想继续拼命，而愿意享受享受。这时，强行驱使他们前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如起用那些没有老本可吃，愿意拼命的新人。
有一句关于领导艺术的话说得很精辟：“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自然还得主帅亲自出马。
“指挥一人”是用人的上乘法则，但实施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其一是要有充分合用的人才；其二是要对人才的能力、人品充分了解；其三是自己要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充分了解，能准确判断目前情况是否正常，以便及时调控。要达成这三条，非得长时间下工夫不可。
李嘉诚任用俊才，把自己从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初级阶段给释放了出来，得以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上，从而在事业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李嘉诚经商语录：
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的人替我办事，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5.重视“客卿”
一个人的智力总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借用“外脑”，扩大自己的智慧圈，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局。李嘉诚自幼就曾听父亲讲过战国时代孟尝君的故事，他几乎是古代中国崇尚贤能的典范和化身。孟尝君身边有门客三千，其中志士能人比比皆是。
孟尝君的成功在于他深明大义，尚德尚贤，使不少身怀绝技的名人高士，纷纷投奔于他的门下，这些高人又感念孟尝君的知遇之恩，于是便倾力相报，终使孟尝君功成名就，流芳千古。
李嘉诚在事业逐步发展，缔造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其用人之法也颇有些孟尝君的风范，他以自己的信誉和重用人才的作风吸引了许多“客卿”来为他出谋划策，鼎力相助，甚至不图报酬者也比比皆是。
他虚心坦诚，心胸宽广，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利用外脑的智慧。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客卿”之功也不能不提。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左膀右臂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就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两人的影响最大。
其中，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二。李业广还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属于“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人们都说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有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事实上，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时的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而这些公司的市值总和已超过了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商界富豪的高参。
其实，李业广并不是那种见钱眼开、谁给的钱多就帮谁的人。虽然一般的大亨很难请得动他，但只要是他敬重的人，没钱他也会鼎力相助。
李嘉诚正是李业广所敬重的人物，因此长江上市之初，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自然是一位彻底的务实派，他邀李业广进董事局，绝对不是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
在香港这片商业领地上，拉名人做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李嘉诚认为这样做没有多大必要，他本人更是不会那样做的。况且，他自己的名气比对方更大。
李嘉诚之所以重用李业广，是因为敬重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就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做事一贯甘处幕后，保持低调。直到1991年，李业广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后，才一鸣惊人。香港证交所董事局主席的位子可不是人人都能坐的，在他之前任联所主席的个个都是名满商界、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还有一次《明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究竟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凡是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这位记者大感惊奇，不知李嘉诚此话从何而来。
原来，当初李嘉诚在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时，曾委托《明报》旗下的广告公司做代理商，这家广告公司便派人去别墅现场察看。
广告公司的人见到这些高级别墅已全部落成，确实十分漂亮，颇具欧洲的典雅风格，又不失中式的豪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四周的道路还没修好，而且恰好这天下大雨，走起路来泥泞不堪。
李嘉诚这些日子很忙，也没去看过，知道已建成了打算立刻发售。广告商到现场查看过之后，向李嘉诚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房之后再正式出售？这样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标高。
“对对对！”李嘉诚忙不迭地答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本该想到这一点，结果还是忽略了，多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就照你们说的办。”
李嘉诚马上按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在修建大坑龙华花园时，李嘉诚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在四周种植上了美丽的花木，楼卖得更是出奇的好。
广采博纳，融纳众人的“绝桥”（好主意），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的源泉。
李嘉诚自己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而且也这样要求下属。他说：“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百分之一百的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李嘉诚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人的强大不仅在于提高自身智慧，凝聚众智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可能成为超人。
李嘉诚经商语录：
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6.用洋人为企业注入活力
80年代中期，长实的管理层基本上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李嘉诚不拘一格，敢于重用年轻人，使长实富于活力，达到了用人之道的高级境界。
汉高祖刘邦曾经这样总结他从一介平民成为大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筹集钱粮，保证大军的物质供应，我不如萧何；指挥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英杰，但是我能用他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的原因。”
李嘉诚的用人之道，与刘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开创自己前无古人的商业帝国的原因。
在今天，香港华人见了洋人自然不会有见到“洋大人”的感觉。华人公司雇佣外国人力，已经很平常，也理所当然。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则并不是这样，由于华人受洋人的长期欺压，常处于一种心理劣势。及至华人在经济上开始崛起之后，在心理上仍存有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
那时候，要是有哪个华人老板能够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实在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而且也有点让华人扬眉吐气的味道。
但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只是唯才是举，量才而用，不但没有炫耀之意，反而十分器重他们。
李嘉诚重用洋人，是与他大力开拓海外业务分不开的。他曾对记者说：“我并没有想过用雇佣外国人，来表现华人经济实力和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有200名。
在这些管理人员中，就有不少洋人，而Erwin Lessner和Pan Lyone更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
李嘉诚为了彻底从塑胶业脱身，全身心投入地产业，便聘请了美国人Erwin Lessner任总经理，主管日常事务，而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项的决策。其后，长江公司又聘请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都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看中了他们的能力，便大胆地赋予他们实权，而付给他们的薪金，也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
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中都有不少外籍员工。为了这些企业能够继续平稳发展，李嘉诚并没有解雇原有职员，也没有安插新的领导，继续利用这些企业原有的管理班子。
李嘉诚认为，用洋人管洋人不仅有利于熟悉业务，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瘫痪。如此一来，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起到稳定军心、控制局势的作用，能继续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当然，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他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从长远考虑，长江集团未来必将走向世界，走上跨国化的发展道路。而这些名牌英资企业，与欧美市场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日后，若用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在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自然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但留用原来的外籍员工，还专门聘请了不少外籍高层管理人员。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相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此后，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非常器重他，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因为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后，麦理思卸职，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 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意见难以统一。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这就是当初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nray）。
在李嘉诚所用的洋人中，马世民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英国人，原名西蒙·默里，1940年生于英国里斯特。1966年来到香港，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4年。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事实上，他确实在多种领域经受过许多锻炼。他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曾任怡和多家公司的执行董事。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1979年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能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他来到长实总部后，极力要求亲自面见李嘉诚。
平日，身为集团老板的李嘉诚是根本不会过问这类小事的，只需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这一次，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强的“鬼佬”（港人对外国人的俗称）。
结果，这次会面给他俩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在交谈中，马世民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12岁。他们交谈的话题很广，马世民显示出了十分广博的学识。李嘉诚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颇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其业务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
1982年以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李察信执意要离去，李嘉诚于是拉马世民加盟。
马世民一上任，就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这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此战的胜利，使李嘉诚更加看重马世民。
李嘉诚确实没有看错人，马世民在长实系，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他的人品，他的口碑，不论曾与他共事数月，还是已建立十年八载合作关系的下属，都对他赞不绝口。
马世民的日程表上，从早到晚，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一般人可能根本就吃不消，他却能应付自如。下班后，员工都走完了，他仍留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该审批的作出批示，该签上大名的签上大名，每日直到很晚才回家。
下属说，“马头”从不吝惜笑容，他的笑很真诚，因为他性格开朗，待人和善，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个特大集团的总裁，却不像洋大班那样盛气凌人。不论和黄的老员工，或是新到的，哪怕是清洁工，都能与他合得来，毫无拘束，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轻松自在。
李嘉诚深为看重马世民难得的管理才能。1984年，在李嘉诚的安排下，马世民很快坐上了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不久又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马世民在长实系权高位重，是仅次于老板李嘉诚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的“以夷制夷”的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由此可见，李嘉诚并不偏向于用什么人，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用最适合自己事业发展的人才。
李嘉诚能够打破用人的国际界限，是难能可贵的，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任用洋人的过程中心理非常健康，目的非常明确。如果重用洋人只是为了炫耀自己“过去是奴隶，今天做主人”，那说明用人者还难有脱离二等公民的心态，这样做对事业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像李嘉诚那样，一切从事业发展需要出发，心理才是健康的，才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李嘉诚经商语录：
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是要归功于属下同仁的鼎力支持。
7.用报酬体现人才的价值
最大的事业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合作，而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诚的合作。因此，必须把利益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包括下属的利益与外来合作伙伴的利益。李嘉诚在这个方面做得极好。
李嘉诚不但重用下属，而且很顾及他们的利益，当事业有发展的时候，会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例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共计有10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在与“客卿”的合作中，李嘉诚也很善于为他人谋利，做得仁至义尽。
前已提及，杜辉廉也是曾为李嘉诚的事业鼎力相助的一个“客卿”。
杜辉廉是一位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英国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委任杜辉廉为驻港代表。在业务往来中他便与李嘉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唯高达被万国宝通银行购并，杜辉廉随之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实际操办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因而被商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
但杜辉廉并不是李嘉诚属下公司的董事，他多次谢绝李嘉诚邀请他担任长实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唯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这令重情重义的李嘉诚一直觉得欠他一份重情，总想着寻机报答于他。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李嘉诚当即决定帮助百富勤公司，以报杜辉廉相助之恩。
杜梁二人各占百富勤公司35％的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
这些商界巨头也得到过杜辉廉的帮助，所以接到李嘉诚的邀请后，便欣然允诺。他们都和李嘉诚一样不入局，不参政，目的仅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在18路商界巨头的大力协助下，百富勤发展势头迅猛，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也分拆出另一家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目光短浅，只贪图眼前利益，做生意时只想着自己独吞。结果呢，往往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嘉诚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他还说：“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李嘉诚的意思是，为人者与所用的人之间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一己之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只会使自己的生意做断做绝。
李嘉诚经商语录：
在我心目中，不理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理你是什么样的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即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你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8.用心良苦，延续自己的财富神话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金字塔继续稳固呢？李嘉诚思考过这样的重要问题。历史上许多名门望族，虽然显赫一时，却富贵不过三代，甚至不过第二代，其原因何在？这是李嘉诚随着年龄的增长思考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全力。因此，李嘉诚用人之道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注重培养后继人。
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
但是，大凡中国人，皆“亲情难舍”。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有无子之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一块心病才算落地。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金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锴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
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李嘉诚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困难，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
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锴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当儿子们逐步有些业绩时，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他们曝光亮相。比如在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司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本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心理成长。
李嘉诚素以念旧著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仍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于是变相担当起了“太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好时时向他请教。
此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他在李氏集团里，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多年来他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地产业务方面。
尽管至1993年2月，李泽钜已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而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李嘉诚由于“鞭长莫及”，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他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再次对李泽楷重申“最高指示”——“凡事要保持低调”。但搞电视及大众传媒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因此要执行父命，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在车内装置一台激光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不会像弟弟泽楷那样张扬。他“曝光”机会也不多，而且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这大概是李泽钜从其父身上，察感“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风头较其弟李泽楷小得多。
李泽钜多次说，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
李泽钜又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
此话锋芒不露，颇为得体。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李泽钜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舆论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他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总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开明，既寄予愿望又给予自由。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此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
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显露出“公子哥”的任性，父亲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到：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针对二公子的性格特点，李嘉诚郑重送给李泽楷两条忠告，除“树大招风，保持低调”外，另一条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也是他从商一辈子的经验。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原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满招损，谦受益”，讲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如果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者这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的将是你的整个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整个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少拿一点，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是合作的一方，而且还将包括人们对你的无限信赖和尊敬、无穷的商业机会、是少拿的1％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万倍。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学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个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应当指出，李嘉诚的做法对于商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方面，做人是做一切事业之本；另一方面，今后的商场日益没有那些见利忘义的狡诈之徒的容身之地，只有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竞争，才能成大事。
李嘉诚经商语录：
文明一定要靠知耻，要有良心，不能靠打人家，骂人家，否则午夜梦回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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