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绝境中能折射出人品
诚实是做人之本，也是经商之本，这说明做人与经商有相通之处。如果说李嘉诚在商业上的成功来自于他经商技巧的精妙，那么诚实更是他成功不可或缺的根本所在。
人最可宝贵的品格就是诚实，没有诚实的品格，热情就会变成逢迎，谦虚就会变成虚伪，而一旦从商就会欺诈而不讲信誉。反之，以诚待人则有义，以诚经商则信立，于是朋友如云，机遇迭至，成功自然不在话下。
李嘉诚人如其名，其诚可嘉。
在塑胶厂濒临倒闭那些日子里，李嘉诚回到家里，强作欢颜，怕母亲为他的事寝食难安。知儿者，莫过其母。母亲看到他憔悴的脸色、布满血丝的双眼，知道遇到了麻烦。虽然不懂经营，但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懂得为人处事的常理。为开导儿子，母亲给她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小故事。
很早很早之前，潮州府城外有一座古寺。云寂和尚已是垂垂之年，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就把他的两个弟子——一寂、二寂召到方丈室，交两袋谷种给他们，要他们去播种插秧，到谷熟的季节再来见他，看谁收的谷子多，多者就可继承衣钵，做庙里住持。云寂和尚整日关在方丈室念经，到谷熟时，一寂挑了一担沉沉的谷子来见师父，而二寂却两手空空。云寂问二寂，二寂惭愧道，他没有管好田，种谷没发芽。云寂便把袈裟和瓦钵交给二寂，指定他为未来的住持。一寂不服，师父道：“我给你俩人的谷种都是煮过的”。
李嘉诚悟出母亲话中的玄机——诚实是做人处世之本，是战胜一切的法门。李嘉诚为自己所做的事，流下悔恨的眼泪。
翌日，李嘉诚回到厂里，工厂仍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李嘉诚召集员工开会，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经营错误，不仅拖垮了工厂，损害了工厂的信誉，还连累了员工。他向这些天被他无端训斥的员工赔礼道歉，并表示，经营一有转机，辞退的员工都可回来上班，如果找到更好的去处，也不勉强。从今后，保证与员工同舟共济，绝不损及员工的利益，而保全自己。
随后李嘉诚如初做打工仔那样，马不停蹄到市区推销积压的产品，卖出一部分正品。他不想为积压产品拖累太久，全部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专营旧货次品的批发商，在制品的质检卡片上，一律盖上“次品”的标记。李嘉诚陆续收到货款，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在危机之中，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有的对李嘉诚敬而远之，生怕他开口借钱或带来麻烦；有的打电话，或主动上门，为李嘉诚分担忧愁，安慰激励，献计献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李嘉诚又一次体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危难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李嘉诚正是靠那些真诚亲友，获得新订单，筹到购买原料、添置新机器的资金。被裁减的员工，又回来上班，李嘉诚还补发了他们离厂阶段的工薪。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产销渐入佳境。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集员工聚会。他首先向员工鞠了三躬，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然后，用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宣布：“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昨天得到银行的通知，同意为我们提供贷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危机，将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话音刚落，员工顿时沸腾起来。散会前，每个员工都得到一个红包，由李嘉诚亲自分发。
夜深沉，海风裹挟着丝丝凉意。忙碌了一整天的李嘉诚，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岗，极目远眺中区的万家灯火和海域中行走的巨轮，陷入沉思之中。
李嘉诚回首这段岁月时说：“信誉，诚实，也是生命，有时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李嘉诚经商语录：
我认为一生中做很多事，确是付出金钱、时间和心血去贡献别人，这令我一生引以为荣和自傲。
2.伺机而动，不抢风头
李嘉诚成为“塑胶花大王”、担任胶塑行业协会会长期间，潮籍塑胶商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荆淮先生在《香港潮商经济发展述略》谈到：
“50年代初塑胶热潮来到的时候，潮商在这个行业中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5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从事塑胶业的潮商越来越多，据估计，潮商塑胶厂已占该行业总厂数的40％左右……1959年正是香港经济完成历史转变，全面起飞的时候。1969年，全港塑胶出口金额14.4257亿元，比1959年1.6214亿元上升9倍多，而这个出口额中潮商约占55％。”
在潮商的塑胶热中，李嘉诚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激励潮商加入这一行业。李嘉诚在倾心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给予了潮商同行业一定的帮助。
李嘉诚一直认为，他比较热衷、也比较擅长经商，而对担任政府和社团公职不感兴趣。这应该是事实，不过，他在任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期间，仍不虚此任，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1973年，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价格由年初的每磅6角5分到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5元。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如临末日。不少厂家因未储备原料，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为进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石油危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主要是香港的进口商利用商业界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又由于炒家的介入，把价格炒到厂家难于接受的高位。
在这场关系到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身为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此时，李嘉诚的经营重点已转移到地产，收益颇丰，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整个事业，影响并不大。李嘉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
在李嘉诚的倡导和牵头下，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其中还有非潮籍塑胶商。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进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对方不予理睬。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很快达成交易，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分配给股东厂家。在这种形势下，其他原料进口商不得不降价。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从此烟消云散。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有惊人之举。他从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中，匀出12.43万磅，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硬胶原胶，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但是，这次救业行动与80年代的“百亿救市”相比，却只能算小事一桩。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记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四家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李嘉诚的包销商，更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
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多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
但是，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做法，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纷，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
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的条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同行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城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是自酿的苦酒，自己喝了。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蚀，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到手。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另一方面，李嘉诚的救市行动承受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而股市竟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很快好转的情况下出现了转机，使他避过了危机，难道他预先算到了股市好转的时间？
不过更重要也更无疑的却是，李嘉诚在股灾中扮演了一个敢冒风险的白衣骑士的角色。这种高尚的品德，使他不仅成为商场英雄，而且成为人人钦佩的商界领袖和为人楷模。从此，李嘉诚的人生舞台更高更大，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了。
李嘉诚经商语录：
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
3.善意收购，与人高兴与己高兴
刘銮雄被称为“股市狙击手”，是人人生畏的“恶意收购”的典型。他对香港证券业起过功不可没的历史性推进作用，但由于他奉行“恶意收购”，因此，形象颇不佳。
与刘氏反其道而行之，李嘉诚从没进行过一次“恶意收购”，他奉行的是“善意收购”。他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收购港灯。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在手，先后历经了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沉不住气，落入李氏“圈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
李嘉诚收购和黄，心术之精，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战胜资产大其10倍的庞然大物。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作古董非买不可的心理。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李嘉诚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放弃对九龙仓、置地的收购，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悦诚服。收购成功，他不会像许多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收购未成，李嘉诚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从来不用担心他会恶意收购。
良好的形象和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就可以让事业进入良性循环。
李嘉诚帮助荣智健借壳上市，对于李嘉诚来说只是小试牛刀。收购恒昌行，方可称大展拳脚。
恒昌行正名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是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创办。
何善衡是广东番禺人，是著名的恒生指数的创始人。1946年便在香港创立恒昌行，该行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经商，故萌生出售之意。若非出自何善衡本意，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据25％，何添1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备贻出师不利。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作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如前所述，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得不到大股东支持，收购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行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大门。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Creat Style公司，把握最佳时机，立即加入收购角逐。
1991年8月初，Creat 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为无物。此番，不得不刮目相看。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河拆桥，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李嘉诚很爽快地接受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
恒昌一役，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助荣智健的好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
沉得住气，是李嘉诚强烈鲜明的个性。尤其是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成为他以静制动、出奇制胜的法宝。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都十分熟悉。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李嘉诚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立刻喜上眉梢。李嘉诚太了解何善衡、梁球据和何添这三位商界老前辈的心事。他们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作出售的意向。恒昌行是老人的心血，是一生的结晶。出售恒昌行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希望自己的心血能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这样，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他们决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
李嘉诚断定，备贻肯定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因为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李嘉诚以其只进行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博得老人的好感，收购顺利完成。
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李嘉诚经商语录：
不只是商人，一个国家亦是无信不立。人要有金钱之外的思想：心中若能保留自己值得自傲的地方，人生活得会更加有意义。
4.对己节俭忌奢，对人慷慨大度
一般看来，大富大贵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穷奢极欲与为富不仁是一对双生子。可见，大富之后仍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但难能可贵，甚至可以说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最高境界。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就我个人来说，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最有目共睹的是李嘉诚的衣着。他常穿黑色西服，不仅不是什么名牌，而且还比较陈旧。李嘉诚自己曾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破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在公司里，李嘉诚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工人吃的大众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李嘉诚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唯一为超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
李嘉诚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是如此俭朴，确实令人深思。中华民族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诚然，李嘉诚的财富并不是单靠节俭积攒而来，更多的是靠诚实经商赚来的。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节俭在财富积累上的重要作用。
李嘉诚的境界还不止于此，他不是单纯地为了节简而节简。“充实人生，勿使虚度”。这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条座右铭。
李嘉诚从潮州古城走进了香港。从香港西环的小塑胶厂走向新蒲岗，走向北角，进而走进香港中环的心脏地带皇后大道中的华人行，又从而走向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几经风雨，终于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人生位置：世界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和经济战略学家。他是当代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见证人。在为香港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的同时，李嘉诚也充实、发展、完善、造就了自己。
他对待自己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功业和财富所持的态度是：“要多做公义事业，多救济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要乐于助人。对自己要节俭，对别人要慷慨。”对事业，李嘉诚是一贯的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
在他青少年时期，曾经度过了一段“披星戴月出门去，万家灯火返家来”的岁月。那个时候，他需要在床头放个闹钟来唤醒自已，催促和鞭策自己。他每个星期上班时间是7天，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5到16个小时，有时忙到连理发的时间都舍不得花费掉，好久好久与电影院“无缘”。节衣缩食，勤俭度日，还经常从旧书摊上买来旧书杂志以增加精神文化营养。成家立业之后，他仍然保持艰苦的美德。他手上戴的是日本产的普通电子手表，总要拨前10分钟以免误事。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上夜校进修，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回家后仍凭借着收音机靠“空中隐形教师”学习英语。他对有些年青伙伴坐“的士”跑歌厅很有些不以为然。在他成为“地产大王”之后，每天都在抢着坐车上下班或办事的空隙，读书读报读文件读资料。在他成为香港首富、进入世界超级富豪前列之后，艰苦奋斗仍然是他的美德和习惯。据知情者说，长江实业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先生的总部和他的办公室、会客厅，其装饰和摆设在许多亿万富翁之下，“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主席的座椅一坐就20多年，还是那一只普通的皮座椅，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更换过。据悉，他的办公室甚至还比不上“长实”系财团属下的附属公司总经理们的办公室豪华！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如此这般的一个“大人物”起码应该是高贵矜持、唯我独尊的；也许应该是大腹便便、后面跟着一大把“保镖”的；也许是浑身上下穿着超级的名牌，每日吃的必是“满汉全席”。其实，这些想像全都陷入世俗的“误区”了。
一位接触过他的汕头市领导回忆：“李嘉诚先生第一次临汕头市，和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人一起参加选择汕头大学的校址的时候，他穿着一套朴素、整洁、很得体的中山装。虽然那年他52岁了，但身材适中、矫健，嘴角常现着一丝舒心的微笑，文质彬彬，风度高雅，显得像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或学者，使人觉得他很斯文、随和，也很好亲近。”
李嘉诚越聚精会神于事业，越致力于对香港对祖国对桑梓的“无私奉献”，就越追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生活，以“求得内心的平和与快乐”，待人处事，都显现出他的谦和大度和“低格调”。
他住的是30多年前在深水湾所购下的那座别墅式楼房。装饰并不豪华。李嘉诚拥有名贵的房车和游艇，但他却喜欢乘坐普通的轿车，有时也坐的士。
每天早晨六时，李嘉诚喜欢自己开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锻炼身体。早饭后九时上班。节假日也喜欢全家人乘游艇出海，游泳、潜水摄影。在过去也喜欢收藏一些古董古玩之类的。后来，工作太忙，也就把这些“身外之物”置之一旁了。
他用饭经常是一菜一汤，或者二菜一汤，饭后加一个水果。有时喜欢吃稀饭加咸菜，或者咖啡、牛奶、面包。在公司总部宴会厅宴请客人，通常连水果在内八道菜，碗是小号的碗，分量都是控制的。没有大鱼大肉，只令客人吃到恰好分量，不致胀腹，也不致不够，更不致浪费。
李嘉诚不抽烟也不饮酒，多年来很少参加舞会，后来，朋友们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也就不去勉强他了。
李嘉诚说：“我的生活标准甚至还不如1962年的生活标准。我觉得简单的生活更有趣。”
李嘉诚经商语录：
知识不仅是指课本的内容，还包括社会经验、文明文化、时代精神等整体要素，才有竞争力，知识是新时代的资本，五六十年代人靠勤劳可以成事；今天的香港要抢知识，要以知识取胜。
5.扶危济困，商之侠者
只有懂得施予，才能真正获得。而“锦上添花”式的施予固然可以让人称道，但“雪中送炭”更能使人铭刻在心。可见，做善事大有学问。
有人可能会说，做善事谁都会，其实不尽然，善事如何做，其中大有文章。高手可以名利双收，拙者可能费力不讨好。李嘉诚走过了七十多个不平凡的春秋，业绩举世瞩目。1995年8月，中央电视台某主持人称李嘉诚为香港首富，李嘉诚道：“不，我跟你讲：所谓首富大家都明白，是一个错误。在香港比我有钱的人不少，我不可以讲他们的名字，然而香港人都明白。但，富要看你的做法，是怎样富的？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照我现在的做法，我自己内心感到满足，这是肯定的。”从这段话中看出，李嘉诚并不在乎首富这顶桂冠，他更看重是否问心无愧。李嘉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满足。姑且不论李嘉诚对香港经济繁荣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单说对内地投资数百亿港元，独资创办汕头大学及其善举义行，就可堪称华夏骄子了。
“沽名钓誉”是最为世人所厌恶的，因此，要做善事就要真心真意，这样反而能够名利双收。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在北京，李嘉诚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敏感地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他更推断，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消谈。但是，通过另一角度，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在一番耳濡目染之后，李嘉成认为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民族为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在1978年底，李嘉诚捐资500万港元，在家乡潮州兴建9幢群众公寓，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后来，又陆续修建了5幢。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其后，李嘉诚为兴建韩江大桥捐款450万港元，名列募捐者榜首。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万到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树起一座心碑。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参加剪彩仪式。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从1992年至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李嘉诚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
在香港，李嘉诚堪称一个大慈善家。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了3间老人院。；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华东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祖国为家乡作出的贡献。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博士称号。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丽莎白颁发的CBE勋爵及勋章奖章。
抛开功利而言，善行义举显示了李嘉诚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作伙伴，而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平常不时作一些小的善事，人们固然会感激涕零，但是当他们有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时，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这才是“善之大者”，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之一。
李嘉诚先生华东赈灾的义举，就属于这种行为，这使他再一次誉满神州。
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在1991年7月l1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介绍，1991年上半年，特别是5、6月份以来，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5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截止到7月5日，全国因灾死亡1270人。
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李嘉诚先生从报刊上读到关于“安徽、江苏地区遇上百年未见洪峰，灾情特别严重”等信息，他的心情很沉重，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曾私下对老朋友许伟先生谈到，“好几个夜晚我都睡不好觉！”
他是在7月12日清晨六点钟，听到了香港电视台播放的“中国政府的紧急呼吁”的新闻报道的。国家处于危难之秋，正是义者报国之时。李嘉诚顾不上把早餐吃完，当即拨通电话，与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大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并取得一致共识。清晨六点多钟，“长实”董事局主席办公室经理鲍绮云小姐的家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鲍经理一骨碌起床抓起了话筒，只听得李嘉诚先生急切地声音：“你赶快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去！找到任何一位社长都行。我只要求见他五分钟。如果他很忙，就算站着五分钟说说话也行！”鲍绮云经理马上按李嘉诚先生的吩咐，当即驱车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完成了联络工作。李嘉诚先生以属下四大公司名义，带头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
是日下午3时前，李嘉诚派出秘书，将总值五千万港元的四张支票，送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附上一封给社长周南、副社长郑华的亲笔签名信。
李嘉诚先生的信这样写道：“作为一个身居香港的中国人，本人认为应较其他国家率先作出实际支援，希望可带来一个迅速引导作用。本人谨代表集团四间上市公司附上支票四张，共港币五千万元，请两位社长与有关部门联系，以最高效率及最佳方法，达至最好之效果。”
从那一天的中午开始，就有许多记者到“长实”公司采访李嘉诚先生，要他谈谈对“中国政府紧急呼吁”的反应。
李嘉诚是这样回答新闻记者的提问的：在这之前，没有谁曾叫我捐款赈灾。这次捐款，完全是我自动自觉的。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紧急呼吁作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
“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到一点好作用。我们只有这一个目的。”
李嘉诚高兴地谈到香港市民踊跃捐款赈灾的情况。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今天的情况，每个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希望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
李嘉诚还表示：“希望天气快些好转。希望灾区的情况早日好起来！”他还衷心地说：“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那么，我就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
李嘉诚的带头捐赠行动，产生了良好的引导性的轰动效应。香港演艺界发起的“血浓于水”的筹款大行动，持续进行了两个月，堪称“史无前例”！而稚童及老人的捐献，尽管“竭尽所蓄”数目有限，也诚属“救灾不嫌百十金，点点滴滴表真情”之举，动人肺腑。
在那一年的7月19日，李嘉诚的家乡广东潮汕地区，又受到七号强台风的袭击损失严重。他获悉这一情况后，当即与汕头市委书记林兴胜取得电话联系，询问具体灾情，并请林兴胜书记转达他对潮汕人民的关切和慰问。同时，主动捐款500万港元，以供汕头大学及潮汕灾区大中小学校维修校舍之急需，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赤子深情，动人肺腑。
李嘉诚的爱国心赤子情，无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精英和代表。
李嘉诚经商语录：
现时社会上许多人毕生营营役役，追求财富，忽略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6.重义不重利，商之大者
许多成功的大商人，在事业的顶峰，都求一个“淡”字，这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有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战国时的孟尝君有个门客，常常弹剑而歌，歌词无非是报怨没有肉吃、没有好衣穿、没有车马之类，而且给了这个要那个，没完没了。但孟尝君总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有一次，孟尝君派这个门客到自己的封地去收租，他到了那里，却把地契和欠据当众烧掉，告诉佃户们说孟尝君好心免了大家的地租和欠款，使佃户们欢天喜地，对孟尝君感激不已。后来，孟尝君在朝廷失势被追杀，无处躲藏，多亏这里的佃户收留保护，才逃过了一劫。
原来，这位门客当众烧掉地契和欠据，是为了给孟尝君“买义”，让他“狡兔三窟”，以备不虞。
李嘉诚在股市纵横驰骋取得不凡的业绩后，又逐渐淡出股市。从1984年起，他先后实行了三次私有化。这里所说的“私有化”是一个专门名词，是指改变原上市公司的公众性后，使之成为一家私有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长实”从股市筹集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与此同时，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的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经营者所不希望的。因此，在企业获得长足发展，资金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李嘉诚决定将长实逐步淡出股市。 、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被称作“进取”，而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其实，“淡出”也是一种收购形式，只不过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能再从社会集资，也不再具有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
李嘉诚将长实旗下部分公司实行私有化，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目前他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三家巨型公司的规模而言，已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因此，将部分公司私有化，并不影响长实日后的集资扩张。其次，私有化以后的公司，将重新变为不受公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公司，因而有利于保存商业机密，也不必再像公众公司那样向公众公布财务经营状况。
当然，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骑牛上市，借熊退市是许多股票投资者奉行的法则。股价低迷、股价下落时退市，自然大大有利于向小股东收购股票的大股东。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掌握好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而要显出大度来，避免小股东的怨恨，则更不容易。而李嘉诚在实行私有化时，却兼顾了这两点，再一次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魅力。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投资气候转睛，股市开始上扬。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港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的发售价高出0.1港元。
对于这种价格，小股东自然是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李嘉诚这次提出私有化，正在牛市之时，付出了较高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赶在两年前或等到两年后的熊市之时，再进行私有化，就能够实现低价收购。
对此，有人认为一贯善于把握时机的李嘉诚看走了眼，没有抓住实行私有化的最有利时机。其实，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小股东的利益。他说，我们不是没想过借熊退市，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不公平。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接着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长实控有青洲英泥44.6%股权，在私有化过程中，以20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元溢价13％，自然让小股东们笑逐颜开。收购过程进展顺利，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九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
1991年2月4日，长实宣布将嘉宏私有化时，决定以每股4.1港元的价格收购。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低于全面收购国际城市和青洲英泥的溢价，让小股东们感到有点失望。
此计划一出，便招来一片嘘声，舆论皆认为嘉宏的收购价过低，显然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李嘉诚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嘉宏盈利能力有限，而且其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同时他又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
李嘉诚的话未得到认同。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们纷纷提出质询：嘉宏公布的1990财政年度的业绩显示，盈利状况甚佳，年盈利率比上年增加29％，达到了13.16亿港元；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使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显示出嘉宏的发展前景是较好的。
结果，嘉宏私有化计划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率而胎死腹中。
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之后，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李嘉诚只好耐心等待。
1992年5月27日，“大限”期满，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建议。收购价为每股5.5港元，较停牌前的收盘价高出32%。对这一价格，小股东们自然无话可说，欣然而受。因此，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上，该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最终得以实行。
这次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利益的缘故。
从此之后，长实系只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了，总市值除银行外仍据全港财团之首。
通过私有化，李嘉诚不再使长实系所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实绩都暴露于公众面前，这有助于维护商业机密。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李嘉诚便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当然，对李嘉诚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我们未必需要了解，他实行私有化的方式，倒值得我们借鉴。本来，以他的股市经验，完全可以趁股市低潮时，以超低价格将公司收归手中，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充分考虑小股东的利益，以他们较满意的价格实行收购，充分体现了他的大仁大义。
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也同样体现了舍己为人的无私精神，同样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
以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间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20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故有人言，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惟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但是，凡经商皆是为利，如俗话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能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在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难能可贵了。他拥金据银，却不大肆追求奢侈，而拿出不菲的钱款用之于公益，就此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李嘉诚这种成全他人利益的做法，无疑是得人心的，所造成的良好影响时时处处都可能对他本人及他的事业发挥良好的作用。
“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尤其是这样。但是，一个高尚或有智慧的商人，却往往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甚至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以求人和，以求更大的利益。
李嘉诚经商语录：
要一边做事，一边学知识、科技。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不少更是被外国大学聘请做教授的，本身都不一定是大学毕业。
7.洁身自好好做人
中国古代先贤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句话教育了无数的后人，成为众多有识、有志之士的座右铭。李嘉诚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成为一个富甲天下的大亨，但他在赚钱的同时不忘做人的根本。为此他不但赢来了数以万计的金钱，更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李嘉诚娶表妹庄月明为妻，庄月明是李嘉诚舅父庄静庵的掌上明珠，庄静庵是香港钟表大亨，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庄月明出身名门，可为大家闺秀，不但容貌秀丽，而且聪慧过人。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华女校和香港大学，后来又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
当年父母在万般无奈之下，亲带着年幼的李嘉诚投奔舅父，一家人寄人篱下，饱尝了世态炎凉。可柔弱善良、正直纯洁的庄月明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表哥却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出身大家的表妹在精神上给了李嘉诚无限的慰藉和支持，她时时刻刻的关注着表哥的所作所为，对表哥事业的每一次小成就都感到欣喜，李嘉诚也因此喜欢上了这个聪明漂亮的表妹。李嘉诚内心知道，自己只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才能够配得上出身富贵名门的表妹。
李嘉诚断然拒绝了舅舅的资助，中途辍学，外出工作，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当年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舅舅，因为自己也是白手起家，所以很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李嘉诚自己闯荡，没有让李嘉诚进自己的公司。李嘉诚也因此深深懂得必须依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本来应该享受爱情甜蜜的果实。但是，喜欢讲究门户的舅父、舅母，不允许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认为李嘉诚配不上出身名门、才貌俱佳的女儿。他只是一个学历偏低、出身贫寒的青年。况且他的事业刚刚起步，将来的一切全无定数。
光阴荏苒，1963年，已经35岁的李嘉诚在事业上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辉煌，让舅舅感到瞠目结舌，对其刮目相看。而且此时庄月明也已经31岁，两位老人也被他们执著的爱情所打动，最终应允了这门婚事。他们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婚后庄月明进入了长江工业公司工作，希望给李嘉诚以帮助。她凭借着出色的外语、克勤克俭的作风，很快与同事们打成一片，并得到一致好评。
在当时，李嘉诚还算不上是大富豪，为了让爱妻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斥资63万买下一栋花园洋房，这就是深水湾道79号3层住宅，现在李嘉诚还依然居住。这栋洋房当时被人称作是送给爱妻最好的礼物。
庄月明先后为李嘉诚生了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兄弟。从此，她开始专心家事，照顾老人、抚养孩子。
李嘉诚夫妇于1989年12月31日出席在君悦酒店举行的迎新年宴会，容光焕发的夫妇俩成为当晚宴会上最耀眼的人物。但第二天下午，传来骇人的消息，庄月明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年仅58岁。身经商场百战的李嘉诚，面对妻子的突然离世，悲痛欲绝，难以自已，不禁潸然泪下。
刚刚60出头的李嘉诚，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又拥有家财万贯，因此身边美女如云，但是李嘉诚的私生活却始终很检点，从不放纵自己，与其他绯闻缠身的富商不同，李嘉诚对妻子忠贞不渝，因此从没有人向他人提及续娶之事。
李嘉诚坚持洁身自好，在他心目中，保持清名并不只是一个名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品格问题，他是不允许自己在品格上有污点的。
李嘉诚经商语录：
做人洁身自好，你的工作和生活一定会做得好。
8.名誉至上，不出风头
一个人，尤其是名人，最宝贵的是有一个好名声。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名誉比赚钱更重要，良好的声誉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李嘉诚自言：“我喜欢看书，古今中外的都爱看，每每看到深夜两三点钟，看完才去睡觉。有时不敢看钟，因为如果只剩下两三个钟头，心就会很怯。”他有感而发，“在看苏东坡的故事后，就知道什么叫无故受伤害。苏东坡没有野心，但就是给人陷害，他弟弟说得对：‘我哥哥错在出名，错在高调。’这真是个很无奈的过失。”
李嘉诚为人谦虚谨慎，毫无风头意识，尽可能保持低调，但他又做不了彻底的隐士。他不是一架赚钱机器，有情感、有理想、有信念。他清清白白地赚钱，光明磊落地做人，也善意地希望社会上的人这样。因此，他在公众与记者面前，会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据传，香港记者无一人专访过超人。在香港众多的记者中，林燕妮名气不可谓不大，那时她替《明报周刊》做“数风云人物”访问，极希望专访李嘉诚，但总是遭李嘉诚婉拒。万般无奈之下，林以广告商的身份去长实洽谈业务，才接触到李嘉诚。
林燕妮说：“李嘉诚亦不是绝对不肯接受访问，熟知他性情的长江中人说，老板小风头不肯出，很大的风头又不同。如果是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访问，便当然有希望了。”
李嘉诚绝无歧视香港记者之意，他不便开这个先例，香港有这么多的报刊，这么多记者，李嘉诚什么都不干都应付不过来。不过，超人会在公众场合，很友好地回答众记者的提问。
对记者，李嘉诚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曾经谈到这么一件事：“我做人的宗旨是对己严刻，善待别人，还有勤奋同时重承诺，也不会伤害他人。有一次，一个我很讨厌的报社的记者在我公司楼下等我，我刚刚上车，同事说他已经等了两小时，他正要离去。我立即叫司机倒车，向记者说可以谈一下，因为我不忍心他站了两个小时，回去没有东西交代。”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刚毅性格的男子汉，无论外界如何评议他，他一如既往按照他内心所认定的目标去奋斗拼搏，去为人处事。尽管市场总会冒出不利他的传言，却无损他的良好声誉，也正因为如此，证实他的声誉不是炒出来的，而经得住考验。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比如香港人叫了他10多年超人，但他至今不认可这个称呼，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李嘉诚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因此，李嘉诚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派谦谦君子之风，被人称为儒商。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嘉诚谈及他捐赠的情况：“一个人生活其实很简单，需要的钱不是很多的，最近国内有人问我一共捐出了多少钱，我一向没统计，结果用了三四个星期去查支票本，结果发现总共捐了22亿港元给香港和内地，可能没人信。”
的确，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亦或是最终是为其商业利益。对李嘉诚捐赠的了解，大概非梁茜琪莫属，梁是李嘉诚专职负责捐赠事宜的私人秘书，梁茜琪深有感触地说，“李先生不是那种捐出100万、200万，只要有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的人，他是真心实意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嘉诚经商语录：
要用真心真意来取得对方的信任。有时可能有人会把一世的积蓄投资在你的公司，所以要有责任心，必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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