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可夫：难忘的背粮任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抗日军民生活更加艰苦。那是1942年春，晋绥边区，经过连年的旱灾，加上晋西事变，阎顽军的抢劫，日寇的烧杀，抗日军民不得温饱，每日只吃几两黑豆，加上树叶果腹。那时边区流行一首童谣：“风在吼，马在叫，日本鬼子杀来了，阎顽军队席卷逃，天灾人祸同时到。没吃没喝锅里空，人们饿得吃马料。”那时真是赤地千里，遍地瓦砾。我八路军坚持抗击日寇，每日每人只能吃到三两黑豆，熬成糊糊，喝以充饥。那时没有蔬菜，没有油盐，只能将些树叶，煮在锅里，以之代菜，我战士虽然饿得个个形销骨立，却极乐观，精神饱满，相信抗战必胜。工余休息时几个人在一起，来个精神会餐，你用手比画一盘红烧肘子，我用手等做一盘糖醋里脊，七拼八凑，就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大家嘻嘻哈哈，“吃”它个不亦乐乎。有时兴趣来了，哪怕山高水深，也不惜翻几重山，过几道河，到同志处打个“游击”，虽说“游击”对象是一碗小米饭而已。

    我部队也遵照边区领导指示自救，但处在日寇围攻扫荡之中，生产的粮食蔬菜收获不了，就被敌人践踏了。后来领导又号召动员背粮度荒，边区司令部政治部除老弱病残以外，不论干部、战士，一律出动到游击区背粮，营部以上干部配备之马匹，也去驮粮。从边区驻地兴县出发，到交城游击区背粮，去时走六七天，背粮回来时走十来天，每人背四五十斤不等，路上吃饭，由老百姓管，吃了给打下借条，由边区政府归还。

    当时我二十五六岁，虽正在青年，但因大病初愈，身体很虚弱，领导不让我去，我觉得我还能行，不能坐在家里等着吃，我和我的马匹、小鬼上路了。一路上也不觉得累。到交城边区山地是游击区，鬼子经常来，平川被鬼子占据着，我们得趁黑夜去背粮。武委会主任领着我们，装好麦子已经快天亮了，赶快出发。爬上山顶，天已大亮了。远望交城平川，黑森林，雾沉沉，我放心了，长长出了口气。卸下粮食，我躺在草地上，让微风轻吹，好凉快舒畅啊！因我久病初愈，身体还虚弱，加上背粮累，又出了身大汗，经风一吹，着凉了，出发时，腿软得怎么也抬不起来，头烧得很厉害。我病了，不要说背粮，就空手走也不可能了。怎么办？只好找个老乡家避避风寒，歇歇看。可这茫茫大山，何处找人家？小牛强扶起我来，试着走了几步，不行，又躺下了。这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急死人。

    看看赤日当空，快晌午了，远远望见远处有一人影，小牛高兴地跑过去一看，是一老大娘背着一捆柴在往回走。小牛忙走近向老大娘在哪里住，离这儿多远，老乡一指，说前边转过山弯就到了。小牛先给老乡说我们是八路军，是咱们穷苦百姓的队伍，是毛主席领导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来这里背粮，我们一位同志病了，不能走，想到你家里微休息休息，喝口水，喘喘气，病好了就走，我们给你柴火钱。老大娘说：“出门人谁能背着房子，谁能不得个病啊。我孩子也在咱八路军里，同志在哪里，快跟我走。”小牛跟上老大娘并帮她把柴背上送回家，考虑到我走不动，临时绑了个门板当担架，和一位中年大嫂抬着来了，老大娘也跟着来了。找到我，他们把我扶上担架，抬回去。老大娘拉着马，把我背的粮食和小牛的粮食也驮上，顺着山路走去，拐了个弯就到了。

    大娘这个家在山弯背处，有五六户人家，说是家，不过是一眼窑洞，外边是些柴火堆着当院墙，用一些柴火绑扎成个“柴扉”当大门。她家中只有她婆媳两个，儿子当八路军去了，窑里放些盆盆罐罐。一窑两孔，当时我昏迷不醒，这些都是我第二天清醒之后知道的。老大娘把我扶在她们炕上，给我盖了条被子让我出出汗，她与媳妇到另一孔中去了，对小牛说，此地没看病的先生，同志可能感冒了，喝上些姜汤，出出汗就好了，她去给我熬了一碗姜汤，端来喂我喝了。临走她给我把被子盖好，嘱咐我好好睡，出上一身汗就好了。就这样，我在老大娘家昏昏糊糊睡了一天。

    第二天觉得轻快多了，我试着爬起来起来下地，也能站住了，头也不很疼了。这时大娘端来一碗汤专让我吃，里边还有两个鸡蛋，说我一天没吃饭了，滚滚地喝上一碗，好补补身子。见此情景，我不由得热泪盈眶。我5岁就死了娘，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爱，今天在异乡，在病中，看到老大娘，一位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不由触动我这没娘孩子的想娘之情，感激之泪，油然而下。小牛告诉我，我一晚净说胡话，老大娘一宿没睡，不时给我喂水，给我换毛巾，天明时看见我睡着了，才离开了一会儿。我除了感激之外，能说什么呢？这可说明边区老百姓是如何热爱人民子弟兵啊！

    我在老大娘家休养了五天，觉得身体已硬朗了，便告辞回队，要给老大娘放下些麦子，老大娘坚决不要，只好给打下吃饭条子。临走，大娘大嫂把我一直送下山去，还嘱咐小牛说我的身体虚弱，好好照顾我吃上喝上，俨然慈母心肠。我不禁热泪盈眶，辞别上道。走到转弯处，我回头大娘大嫂还端立在那里眺望呢！我一步三回头依依惜别。这时正是值春天气，微风吹来，空气清新，顿觉心旷神怡。我的粮，分一半给马驮上，只背了20多斤，却还觉得很沉，一路走得很慢，走了十多天才回去。

    这一次背粮，虽然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经历了一场大病，还给别的同志带来麻烦，却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我深深地认识到边区老百姓如何热爱人民子弟兵，看到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以及她领导下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时隔几十年，当年背粮情景，记忆犹新，大娘、大嫂的护理之情，无时敢忘。大娘、大嫂应该健在，我谨遥祝她们在党的领导下脱贫致富，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王学仁：沂蒙山区的军民鱼水情

    1942年，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一年。日寇对我华北五省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敌五省总司令冈村宁次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整个抗日力量。”我当时年仅19岁，在八路军山东军区一旅三团之部当卫生员。部队驻扎在沂蒙山区蒙沂县青杨行一个小村庄里。由于长期转战，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全靠野草充饥，生活非常艰苦。我患了疟疾，当地人称“打摆子”。高烧39摄氏度，昏迷不醒。而情况又非常紧急，鬼子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已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部队化整为零，准备转移，就把我安置在一个姓李的村干部家里。为了便于隐蔽，李大爷夫妇俩把我的头发用剪子剪掉，化装成老百姓，认我做了亲儿子。白天把我隐蔽在山洞里，送水送饭照顾我。晚上把我架到洞外见见新鲜空气。就这样在山洞里待了半个月。

    一天，李大爷对大娘和我说：“鬼子最近没来村子，我们回家吃顿团圆饭吧！”老夫妇俩架着我下了山，到了家中。李大娘生火煮了一盆玉米面粥，三口人有说有笑地吃着饭。约莫一袋烟的工夫，忽然，街上枪声大作，狗叫个不停。李大爷说：“不好，鬼子进村了，俺孩往哪里躲呀！”急得老两口团团转，大门被鬼子砸得咣咣直响。在这危急关头，李大爷急中生智将我藏在院角一个秫秸垛里，嘱咐我说：“俺孩儿，藏起来，别出声。”过了一会儿，门被砸开了。我从秫秸垛的缝隙里看见闯进来一群鬼子和汉奸。

    鬼子用刺刀逼住老夫妇俩，一个汉奸抓住李大娘的衣领，一巴掌把大娘打倒在地。几个鬼子拳打脚踢李大爷。此时，我在秫秸垛里恨得真想用枪打死他几个。可惜，我什么也没有，只能强忍着怒火，注视着院内，一个鬼子小队长追问李大娘说：“老太婆，你家的，八路的藏。不说的，死了死了的。”李大娘嘴角淌着血，从容地应付着说：“太君，俺家没藏过八路。”鬼子小队长不信，命令搜查，翻箱倒柜折腾了好一阵子，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抢走了。

    过了一会儿，院内恢复了平静，李大爷对着秫秸垛小声地喊：“俺孩儿，出来吧！鬼子走了，没事了。”我扒开秫秸垛出来，大爷赶紧把门关好。我看见大娘和大爷的脸上、胳膊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呼唤着：“我的好妈妈！”一头扑到大娘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大娘抚摸着我的头流着眼泪说：“俺孩儿，娘不是挺好吗？不要哭了，别哭坏了身子。”在一旁的大爷也抹着泪看着我们娘俩，低声地说：“俺孩儿他娘，这家俺们不能待了。鬼子不知什么时候来。赶快把衣服、干粮带好上山躲躲。”

    晚上，夫妇俩架着我，来到了山上。在一个山洞里住下来。到了半夜，我的疟疾突然发作，一会儿浑身上下和火炭似的，来回翻滚着；一会儿又冻得直打哆嗦，昏迷不醒，嘴里直说胡话。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身上凉飕飕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一看。见大爷扶着我的头，大娘端着水碗，轻轻地呼唤我：“俺孩儿，醒一醒，喝口水。”我吃力地注视着两位老人憔悴、含笑的面容，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滴到水碗里，便又昏了过去。第二天早晨，我被一种呼噜噜的声音弄醒了。睁眼一看，发现两位老人穿着单衣在我身边睡着了。两件旧棉被盖在我的身上。我什么都明白了，难过地哭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三人在山洞里干粮加野菜熬了一个月。在两位老人的精心照料和护理下，我的病渐渐地好了起来。

    5月下旬，鬼子搜山很紧。我们在山洞里待不下去了，被迫离开钻山沟和鬼子周旋。有时，鞋子跑丢了。大娘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把我的脚包上，生怕蒺藜扎破我的脚。每到一地，大爷弄来点水，总是让我先喝。带出来的干粮不多了，我们就吃野菜充饥。由于长期离开部队，思念心切，大娘经常安慰我，让我不要着急，并让大爷出外四处打听部队的消息。

    7月，青纱帐起来了，部队回到了青杨行。我和同志们团聚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准备转移。临上路时，我和两位老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大娘流着眼泪对我说：“俺孩儿，到了部队时时注意身体，别受凉，路过这，回来看看娘！”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是沂蒙山区老根据地的人民，用生命掩护了我，使我能有今天。人民和八路军的关系就如同鱼水一样，无论何时何地离开了人民，将寸步难行。

    （王英华 整理）

    宋振发：军民情深——难忘张大伯一家

    1942年8月25日 星期日 晴

    今天天气晴朗，正值秋天，云淡风轻，气候清爽的时候。回忆我来张大娘家养伤，已有半月多了。记得在8月10日那天大梁山下来了十几个鬼子兵，配合伪军薛友山部队一个团，出来抢粮、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就是杀光、抢光、烧光。我八团，在山东樊县前王家油房、张马口一带，晚上与敌人接上了火，打了三天三夜。山东济南的鬼子兵也出来增援，我军胜利地结束了战斗。我军在这次战役中，俘虏了一百多名伪军，其中只有五个日本兵。当时有四个日本兵当场自杀了，只有一名没有自杀。据翻译说，他家中还有老婆孩子，他还想回国，回家去，所以不愿自杀。我们还缴获了两门平射炮，掷弹筒十个，机关枪六挺，弹药不计其数。

    当时我在战场上腿部受伤，不能随部队走。团首长下命令黑夜把所有的伤员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我被送到附近农村窑首庄张大伯家养伤。他家三口人，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也自愿送到部队当兵打日本鬼子去了，一年多没有回过家，家中就剩下他们老两口。幸好他们身体还健康，50多岁了，每天还要到地里去劳动。我去他家后，两老口非常欢迎我，细心照顾我，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爱护我。虽然他们家里很困难，但每天还是想办法让我吃好些，给我做小米粥，加些花生米，炒地瓜，高粱与麦子，窝窝头就大葱吃，当时吃起很觉得香甜可口呢。

    张大伯用老乡的土方法给我医伤，亲自到野地去采些草药，给我洗伤口。就是这样起五更睡半夜地照顾我。村里的老乡们也给我送些食物来吃。张大伯、张大娘和乡亲们对我说，你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受伤，是很光荣的，你是为了全中国人民受的伤，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你就是我们的亲人！听了他们这些话，我的伤也不感到痛了。我从心灵深处已下了决心，等我伤好后，一定赶赴沙场，英勇杀敌，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不回来见乡亲们！前几天团首长派卫生员小李和张指导员到张大伯家来看，给我换药，听我说张大伯和乡亲们对我如何好，指导员也当面感谢他们。指导员临走时曾对我说，安心在张大伯家养伤，等我的伤痊愈后，再派同志前来接我回部队。

    又过了几天，我的伤势大为好转，也不感到痛了，又因我杀敌心切，谁也阻挡不了我的雄心壮志，再三恳求大伯，才同意送我回部队，大娘还舍不得让我走，她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送我到村口。村里的乡亲们也来送我。大娘们还送我几双布鞋，是她们一针一线在油灯下给我做的，我穿上很合适。我真从心里感谢她们，不觉也流着热泪和大娘大伯及乡亲们握别。我还劝大家，不要难过，等我今后把鬼子打走了，还要再回来看望你们。村里的孩子们，也活泼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八路军叔叔，等你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再回来给我们讲故事哈！

    这真是军民鱼水情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啊！

    张焕起：人民群众是隐蔽我们的“青纱帐”

    1942年4月29日，日寇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后，形势更加残酷了，频繁地“扫荡和清剿”，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当时我正在冀南七旅后方医院二所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二所化整为零，将伤病员分散隐蔽起来。决定每个卫生员带十几个伤病员在所指定的村子，依靠那里的人民群众进行隐蔽安置。我负责带着13个伤病员并携带一些必需药品被指定到冀南军区六分区枣北县流常一带的西葛村（可能现属衡水市）。村庄委会把伤病员隐蔽妥当后，把我安置在一个群众中吃住。这就是我的“堡垒户”了。

    这是一户普通农民，几间土房坐落在村子的西南角上。老两口膝下一女一儿，儿女们的年龄与我相仿，那时我16岁。

    一天，我正背着篓筐去给伤病员送药换药，药品隐藏在草筐中。在街口的拐弯处，突然与两个皇协军相遇，他们是大葛村炮楼派来催要食品的伪军。相距很近已不可能避开了，而且我是化了装的，所以我就毫不迟疑地迎着他们走去。“喂！你是干什么的？是哪村人？”其中一个就是大葛村人，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这是这村的，去割了一筐草。”“是这村的？我怎么没见过你。走！跟我们走！”他们把我带到了村公所。村长一看两个伪军把我抓来，虽内心紧张但满脸堆笑道：“你们抓这个孩子干什么？二位快请坐。”村长搭讪着。伪军厉声：“你们村有八路吗？哼！他是不是八路？”“绝对没有。这孩子是村西头老李家的亲戚，你若不信，我让他家人来认。”正说着，忽听门外跑进一个中年妇女，又是哭，又是叫，进门一把拉住我的手说：“这是我外甥！他去割草啦，走！跟我回家喂牛去！”她神态自然毫无惧怕表现。就这样，老大娘把我从敌人手中拉回来了。不仅保护了我，而且保护了隐蔽在村里的13名伤病员。

    我们隐蔽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是我们八路军真正的、四季常青的青纱帐！

    李秀民：李绕梅说的三条腿

    在抗日战争的1943年，冀中区党委调我到中央分局党校去学习。这样我就到了晋察冀辖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阜平县。我们在中央分局刚过了1943年的中秋节，大扫荡就开始了。党校的负责人梅开伍同志在反扫荡动员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分局“关于秋季反扫荡指示”。老梅同志说：“中央分局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自1940年，‘百团大战’日军认识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不可怕，可怕的是八路军。因此，日军为了巩固他们在华北的后方，在1942年来了冀中五一大扫荡。今年秋季又要大扫荡辖区机关驻在地的阜平县了。这次扫荡和往常不一样，敌人在保定、石家庄、阳泉、太原、忻州、大同、宣化、张家口等地集结重兵，由日寇侵华华北司令荒井统一指挥，分数路奔袭阜平。敌军妄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摧毁我辖区首脑机关和晋察冀边区。这是敌人的梦想。我军经过‘百团大战’，越战越强，正在严阵以待，由聂荣臻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指挥边区我军，利用‘山’的优势消灭敌军。地方干部领导民兵游击组站岗、放哨和打麻雀战，并埋地雷炸敌人，要掩护群众安全转移。机关干部和党员要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帮助群众做好‘坚壁清野’，使敌人没吃的没喝的，控制敌人……”

    反扫荡动员后，党校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把党员编成若干小组。我们小组有五人，我是组长，被分配到西大道上的龙泉关区里。第二天吃过早饭，打好行李和背包，我们从易家庄的北沙地出发了。因我们都是冀中人，没走过山路，又背着个行李，走起山路来很吃力。经过松树湾村时感到累得很，就在那儿歇了脚，顺便吃了东西，喝了点水，这才上路了。整整走了一天山路，五个人都筋疲力尽，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到了达第一个宿营地楼房村。这是山区的一个大村镇。为什么叫楼房？据说这里原来有过楼房，是一家地方兼客商盖的。这个村子是周围几个村子买卖往来的中心和文化中心，还有所小学。不过抗战前只是地主大户和商人子弟来读书，抗战以后四周的农民子弟也来这里念书了。在山区和平原不一样，见个大村感到热闹，人们从内心感到新鲜，因为天已傍晚，一是急着找个住宿地，二是走得也很疲累，没有心思去仔细观察这个村的景象，就忙着找村长去了。

    在街上找了一个老乡，他很热情，领着我们来到了一所小学校。老乡告诉我们村长就是学校的老师，是个女的，名叫李绕梅，是阜平厢人，有文化，有办事能力。那个老乡叫我们在校院里等着，他到屋里说：“李村长，同志们来啦！”李绕梅同志很快从屋里迎出来说：“同志们，快进屋里坐坐，先喝点水，有什么事慢慢说。”我们到了已经下课的教室，把行李放在课桌上，大家坐在凳子上。李绕梅村长和那位老乡端碗倒水。我们见这位女村长年纪很轻，剪发头，苹果脸，一双大眼睛，看起来挺精干。她一面给我们倒水，一面说：“你们走累了吧？”我忙着把介绍信给她看了。她看了介绍信笑了笑：“你们都是冀中平原的人，没走惯山里的羊肠小道，不如你们平原上的路好走，走一天山路是够累的。咱们商量一下，先安排住宿吧。我们楼房是个大村，部队和机关都住满了，我们村西有个山庄，名叫石家寨，离这里不远，你们要到西大道上去，必须走这个山寨，同志们就住在那个山寨上去吧！我领同志们去。”说着她就替我背行李。我说：“我能背。我们老宋同志脚上起了泡，你替他背吧。”老宋同志不好意思说：“你提着我的挎包就行了。”李绕梅同志说：“不客气了，你脚上起了泡，我来背行李，咱们快点走吧！”她走在前头，我们跟在后面，走了一二里路，就到了石家寨。

    这个小山庄有十来户人家，山庄周围郁郁葱葱的树长满了山坡，有栗子树、香椿树、花椒树，果实累累，清香扑鼻。庄前还有一条小河，清澈的水弯弯曲曲地流过。石家寨虽然是个山庄，风景却挺美。李绕梅同志领着我们进了山寨，找到了干部，并给我们安排了住宿，也给我们派了晚上的饭。她对这个庄干部说：“先给同志们烧点洗脚水，同志们走了一天，都要洗洗脚。”并和我们攀谈起来。她说：“前边就是大山了，你们冀中人，没爬过大山，要在这里休息两天。休息是为了做好爬山的准备。一是先问好路如何走，经过哪个庄，哪条沟，哪条梁。这样才不走冤枉道。二是要休息一下，先把脚上走的泡治好。三是要有三条腿才能上山下山。两条腿就是上了大山，也下不了大山！”我们一听，五个人都纳了闷说：“我们都是两条腿，怎么能长三条腿呢？”她笑着说：“就是一条拐杖啊！你们没看过一出戏，名叫《苏三起解》吗？好心的崇公道老汉不是给了苏三一条拐杖吗？那不成三条腿了吗？”我们一听明白了，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这个山庄住了两天。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条拐杖，也问好了前边大山的路径，前天走路的疲乏也休息过来了。第三天吃过早饭就开始爬山了。这里是山高谷深，草丛茂密，山坡很陡。爬呀！爬呀！一个个都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浃背。爬了几个钟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到山顶了。本地老乡把这座大山叫“野鸡岭”，地图上的标名叫“龙门驼”，海拔1225米。我们到阜平县以来，这是遇到的第一座大山。这对冀中平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次爬山锻炼。到达山顶举目瞭望，眼界宽了，看得很远很远，人们都想望见冀中平原的家乡。大家虽然很疲累，但到达山顶上，心情也就豁然开朗了。老宋逗趣地说：“像这样的大山，我们上难，敌人穿大皮鞋上更难。论打游击反扫荡来说，山地就是比平原好啊！”我们休息了一下，就下山了。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不敢快走，快走就要摔跟头。幸亏有根拐杖帮了忙，这就不能不从内心感谢李绕梅这位好心的女村长了。

    晁岱勤：慈母恩泽子弟兵

    我17岁那年，在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十团七连当战士，在一次完成对日寇伏击战斗胜利转移的途中不幸突然发烧。当时部队缺药治疗，幸亏得到一位老大娘亲自煎熬好一碗姜汤，治了我的病。军民鱼水般的情谊，至今仍鲜明地留在脑海中。

    1943年，我党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解放区；而日寇却加紧实行“强化”政策，针锋相对，战斗频繁，环境艰苦。那年7月间，我所在的团奉命由菏泽开到单县大刘庄休整，预定打单县城内日寇部队的伏击战。有天，黑云密布，刮着大风，又下着雨，泥泞路滑，一个夜行军赶了80多里，在拂晓前从大刘庄到达天爷庙。黎明以后，得到敌情通报，城里的日寇指挥部纠集了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共约400人，押着十多辆大车企图向群众抢粮。根据团首长部署命令，我们迅速地进入指定位置，不顾土地稀泞，做好战斗准备。这次伏击战从下午3点多打响，经过出击、包围、肉搏，直到晚上10点，获得全歼敌人的胜利。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参加战斗，跟着老战士冒着雨一起奋战。就在胜利转移的路上，逐渐感到浑身发冷，十分艰难地跟着部队前进，连首长看到我步履蹒跚，询明了情况之后，便指派了两名战士架着我走，就这样踉跄地奔走了50多里路。以后全身发烫，开始发起高烧，头痛、身酸、腿软，迈一步也感到十分吃力。卫生员只得把我的病情向指导员汇报，并说退烧的药早已用完了，要是能找到生姜也可以临时急救下。可是，当时部队正在急行军转移，沿途村庄又遭受过日寇浩劫，哪能找到呢？指导员找来连里文化干事李勇，把我和另外两名伤员交给他，还派了一个班担任保卫，由他负责照料我们跟上队伍。

    一直走到中午，看到了一个村子，李勇同志考虑大家撤离战斗后又走了十几小时，想到老乡家里找点吃喝，便把大家安排在路旁一棵大树的有利地形休息。这里是游击区，日寇和伪军经常在这一带出没。李勇同志带领两名战士进到村里，一眼望去，到处断墙残壁，空荡荡的一派凄凉景象。最后在一个小草棚里才找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老大娘以恐惧的眼神，疑惑不安地凝视着满身泥土，仍带有战火硝烟的陌生人。李勇同志估摸出来老大娘的心情，便和蔼地自我介绍是八路军，还叙述了在天神庙胜利完成伏击打鬼子的任务。接着又询问老乡都到哪里去了，还提出帮助搞点吃的、寻辆车让伤病员迅速转移的请求。老大娘被李勇同志真诚、淳朴、善良的态度所感动，疑云顿消，急忙地把我们接到草棚里休息，还将误以我们部队是“鬼子兵”而隐蔽起来的群众找了回来。

    老乡们听到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给乡亲们报了仇，长了志；又体贴到连夜行军的辛苦，大家就张罗起来，七手八脚地又烧水，又找来一碗高粱面煮糊糊，恳切地表示好好慰劳我们。老大娘在忙乱中一眼看到我满脸稚气、没精打采地蜷缩在一边，就猜中在生病，噙着眼泪向李勇同志提出，要将我留下由她料理，待病好后再回部队。李勇同志一面感谢老大娘热爱八路军、关心子弟兵的深情厚谊，一面又耐心地解说部队还要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必须迅速地赶上部队。在场的乡亲们看到我们为了民族、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连续作战的决心，都很感动。老大娘看留下来困难，就出门去了，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小块生姜，仔细地把它洗个干净，接着又刷洗了锅碗，熬起姜水。熬好后，老大娘双手颤抖地捧着一大碗走到我面前，俯下身子亲切地安慰说，喝碗姜汤发身汗可能减轻点病情。我端着碗，凝视着老大娘慈祥的面容，贪婪地一口口呷着，它像一股暖流入心间，饥渴、疲倦顿时消失，体温好像也下降了些。

    在夜幕将要来临的时刻，老乡们将我们三个伤病号扶上手推车，还给盖上防寒的被套。大家依依惜别了乡亲们。这碗姜汤，加上温暖舒服地睡了一觉，我的病就消失了。连首长见到我们都安全地返回，热情地接待了陪同护送的两位老乡，付还了我们的伙食费，并委托转达部队向全村乡亲们的谢意。

    提起熬姜汤用的这块拇指大的姜块，还有段辛酸的经历。后来，李勇同志告诉我，这块生姜是一位王大娘给的。那是一年前的事，她的儿子患感冒，想用姜汤治疗。可是在那敌人疯狂扫荡的年代，哪里弄得到呢！王大娘看到儿子病得厉害，心里十分难受，才跑到十多里外的亲戚家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她舍不得全使掉，只掰了一点用。有一次，日伪军到村上来，抓走了她儿子，还把家里的东西能拿的拿走，拿不走的就砸烂。当她回家收拾的时候，发现了遗弃在地的这块姜，她像珍宝似的把它收藏起来。这回听到亲人子弟兵因病要喝姜汤，高高兴兴地奉献出来。听了以后，我思索起来，那不是一块普通用作菜肴的作料，那是为民族生存燃烧着的火炬，那是激励子弟兵杀敌立功的号令。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老大娘和蔼可亲的音容面貌，那亲切赞许的语言，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十分怀念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广大人民的痛苦与人民子弟兵命运休戚相关，一小块姜使我恢复了健康，保持了战斗力，是多么可贵的阶级感情！历史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没有出乎老大娘和乡亲们的期望，祖国经历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现在她正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大道上奔驰！

    （蔡继聪 整理）

    梁鸿辉：负伤群众藏伤兵

    1943年春天，我第二次在抗大毕业后，正巧我的爱人也从延安女子大学毕业了。组织上决定分配她到山西八分区专署机关工作，将我分配回新军总指挥部——山西兴县。我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诚出发后，一路上风和日丽，山花烂漫，新的喜悦和新的征途交融在一起，像是为人民立功的机会马上就要降临，心里高兴极了。

    我们到达目的地不久，部队实行精兵简政，超编的干部很多，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捞到，也从新军总指挥部派到兴县的峪口住党校。过了半年多，又从党校再次分回已经迁移到陕西绥德县的抗大一大队，也叫营、团干部队。当时虽对转来转去总是从学校又到学校感到有些遗憾，但由于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的信念在思想上扎了根，始终把革命的需要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所以每次都自觉而愉快地前去住学就训，从未讨价还价。在抗大营、团干部大队时，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替劳动人民分忧，领导号召我们自己开荒搞生产，既种粮食又种蔬菜。这一来，大家把很多时间花在生产上，搞得热火朝天。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生产掀了起来，必须积蓄很多肥料。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清早不出操，天一亮就出去拣粪。此外，部队还要纺线子、拈毛线和不断派人到敌占区或游击区与敌占区交界处做生意，换取一些物资和现金回来，以救燃眉之急。当时，部队就是从这样几个方面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给养困难的。

    正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有一天，大队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部队的生产、生活都非有钱不行，你前几年在山西八分区打过游击，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你爱人又在该区专署机关工作，据说县里还有你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那个地区大烟很多，你去找他们谈谈，想办法借点大烟回来，我们的困难就解决了。不然，再是手巧的媳妇，也煮不出无米的稀饭来。”我听了之后，觉得领导说的确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加上个人来回多次住学，早就很想外出执行具体任务。如今既有这个差事，恰好正中下怀，于是就愉快地接受了领导的指示，回答说：“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就去试试看吧，力争完成任务，决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好呀！”领导站起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明天准备一下就走，祝你一路平安，顺利完成任务……”

    我离开绥德之后，便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到达了山西省的交城县。首先，我找到了县长周凤鸣，他原来是我当营长时营里的政工干事；接着又找到县长大队的大队长陈朋，他是1939年参加中央工作团到工卫旅检查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在该旅二十一团三营当营长。我同他二人先后会面时，一种革命的友谊，把我们的心紧紧地扣在一起。彼此之间，一见如故，真是无话不说，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我开诚布公地对周凤鸣说：“上级号召我们搞生产，做生意，力争部队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但又苦无本钱投资，据说你们这里有烟，可否借点给我们呢？”他听清了我的来意后，嘴角一舒展，微笑着表示说：“可以，可以。部队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定保证尽力设法资助。”我也笑着对他说：“你虽然这样慷慨表态，但不知别的领导同志……”“嘿，你怎么搞的，信不过？”他站起来，哈哈大笑后说，“只要把你说的情况向大家介绍清楚，事关大局，同志们是会理解的，你只管放心吧！”他这样打了包票之后，我非常高兴，便安下心来，专候他的佳音，以便凯旋交差。

    我在等待烟时，遇到了一件事件：交城的东社有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这个点比较孤立，常常被我军游击队或地方武工队袭击，因此，准备在敌人撤走时打一下，以便锻炼县大队的指战员，壮壮人民群众的胆子。陈朋头天晚上接受这个任务，次日一早就来我的住处，刚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和任务，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是老军事干部，这一带又是你前几年的老窝，人地熟悉，想请你和我一道去，给我当个参谋长吧！”我听后不禁笑了起来，故意逗趣地说：“你也不是新兵嘛！我的任务是来借烟的，拉我去观战，看看热闹，我还没那份闲心呢！”“不管你怎么说，就按我说的一言为定啰！”他急忙站起来，接着补充说，“根据可靠情报，鬼子明天就要撤走，我现在马上去开个会布置动员一下，晚饭后出发。”说完后没等我回答，便同我握手告别，扬长而去了。

    日落西山，晚霞映红了天边一角，我和陈朋一道出发了。战士们听说是去袭击撤出东社据点的敌人，一路上斗志昂扬，情绪高涨。由于这个仗属于突然奔袭，大家一出县城就放开大步疾行，在夕阳照射下，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浮起了朵朵红云，显得格外英武。可是，随着夜幕的降临和行程的逐渐拉长，加上捷径小路难行，走到后半夜的时候，有的战士也显得有些疲乏了。路经一个小村子时，我对陈朋说：“为了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是否叫大家就地入村休息一小时再走？”他断然拒绝了我的提议，回答说：“不行！到了预定地点后再休息也不迟。”这样经过一整夜的行军，拂晓前，我们终于静悄悄地到达了西社和沙沟之间的后山。陈朋和我商量，除派一个小分队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外，其余全部就地休息，在山上隐蔽起来，准备待命出击。我们照此部署完毕后，回过头来又研究决定：把东社之敌打了之后，立即回驻西社，趁机开展群众工作。天亮后，我们一直盼望着东社之敌，可是很久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因此，回头看看，战士们这时都已养精蓄锐三小时了，眼看人人摩拳擦掌，求战心切难耐的景象，感到十分欣慰。但在欣慰之余，我们也考虑到敌人这样平静如常，会不会是虚传消息，而暗中别有用心呢？正当我们捉摸不定之际，监视敌人的小分队前来报告说：“鬼子的碉堡冒出了一股股青烟。”我们立即用望远镜观察，只见随着股股青烟之后，出现了浓焰烈火。根据经验，我们判断敌人烧了碉堡就要走了。陈朋命令部队迅速向敌人的去路靠拢。九点半，敌人集合的哨音响了，不到十分钟，全队人马走出了东社。我们在离东社一里多路的地方，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敌发动袭击。敌人在我们攻其不备的情况下，一时晕头转向，仓皇应战。由于摸不清底细，只好边打边撤，不敢同我们久做对抗。县大队因为武器很差，弹药奇缺，袭击的目的无非是枪送瘟神，长长人民的志气，扩大地方武装的政治影响，不是也不可能给敌人以歼灭战的打击，所以给敌人来个下马威之后，既未围堵，也没追击，打了一会儿，敌人付出了少量伤亡的代价，终于与我们脱离了。

    这是原本预计的战局。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战斗结束后，我们按照原计划回驻西社，准备开展群众工作时，不料第二天拂晓，敌人却向西社来个闪电似的回马枪，把我们全部包围了。那天，我和陈朋还在睡梦之中，“啪——啪——”几声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陈朋、通讯员和我惊醒过来，走出门外一看，虽然看不见敌人的踪影，但是深知情况是很严重的，便立即组织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准备迎战。过了十多分钟，东方已经破晓，我们还击敌人的枪声响了，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向我们阵地压来。这时，我们眼见已被包围，为了选择突围点，陈朋向着村旁跑去。他刚登上一个小山堡，抬起头来观察四周的敌情和地形，突然身子晃动了一下，便扑倒在草地上，原来是两条大腿都被打穿了，鲜血浸透了裤子，染红了地皮。这时通讯员着急了。我看他个子小，叫他去传令部队设法伺机突围或隐蔽起来，然后便立即上前把陈朋背了下来，沿着坡脚的土坎，一直把他背到山旮旯的一个群众家里。

    这是一座土墙房子，只有一个看去不过50来岁的大爷。我向他说明了陈朋的身份，要他立即想办法保护。他一听，当即果断地指着屋后的羊圏说：“赶快背进那里面去。靠着后墙根卧下，让羊在圈里把你俩遮住。”说完，他在我背后扶着陈朋的两只腿，让我弓腰侧身而进。我按大爷指定的地方把陈朋放下来躺好之后，伸起腰说：“大爷，请你赶快把路上的血迹铲掉。”“是，这我懂。”他机警地回答后，刚要走出羊圈，忽然回过头来嘱咐说：“只要你们不吭声，哪怕敌人挖了我的眼，割了我的舌，我也不会讲的。你们放心。”我听了这句话，知道大爷是位可靠的基本群众，一时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稳定下来。县大队的战士们本地人多，抗击敌人一阵后，有的自行组成三三五五的小股，利用溪涧、密林之类的地形地物逃出去了；有的把武器就地埋藏后变成老百姓。因此，打到9点的时候，县大队已经销声匿迹。

    鬼子们的枪炮声已全部停息，他们开始进村搜索来了。这时大爷惊而不慌地时进时出家门，并不断有意来羊圈喂料，向我们报告情况。一次，敌人来大爷家了，只听到门外传来气势汹汹的声音：“老头，八路的，你家有？”“没有。”这是大爷的回答。但是一转眼，敌人进家来了。当时我和陈朋各带一支20响枪，心想如果敌人发现我们，就来一个打一个；万不得已时，向敌人丢手榴弹或烧屋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既然是敌人，肯定来者不善，我们决心一直拼到最后牺牲，绝不能让敌人活捉。果然，有一个鬼子蹿到羊圈门前来了，并瞪着眼朝圈里看了看。我蹲在羊圈门后，陈朋躺在羊群背后的墙角下，枪的保险早已打开，随时准备最后一场拼死战。只要来者跨进圈里半步，凝聚着全国人民深仇大恨的子弹就要飞出枪口，穿进敌人的心窝。我的右手紧握着枪，严阵以待这一时刻到来。可是，那个鬼子听到羊群“哞——哎，哞——哎”地乱叫唤，乒呀乓呀地胡挤乱窜，没发现什么别的迹象就一个向后转，匆匆地走了。我们刚松了一口气，没多大一会儿又来几个敌人。他们一进屋就对大爷威胁、诱诈、恫吓，结果没有觉察出什么异常情况，谩骂了几声，便悻悻而去了。我这时估计敌人再不会来了，站起来准备暗暗观察一下我背陈朋来时未曾查看过的羊圈周围的环境。谁知刚朝外探头一看，还没来得及环顾四周，又突然从屋外小院坝上传来了问话声：“老头，你家藏有游击队吗？如有，不报告皇军，要杀你的头，烧你的房子。”我赶忙缩回头一听，知道这问话的是可耻的汉奸。当时真使我怒火满胸，恨不得一下子冲出去，把他抓进来毙掉。但是冷静一想，既然是汉奸来了，必有鬼子跟着，怎能冒失从事，招来本可以避免的损失呢？只好压住心头的怒火，拭目以待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我家没有游击队，刚才已经搜查过两次了，还叫我报告啥？”大爷回答得坚毅、明白。“你马上到村头场坝上去开会，皇军要训话，你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大爷说罢，随即转身锁上门走了。

    这时本已脱险在望，按照常情应当平静下来，可是恰恰相反，内心突然感到极大的不安，日军桩桩血腥罪行再现于我眼前。那是1942年隆冬，日军在山西汾阳三道川的一个村子里，将妇女和小孩的衣服剥光，有的绑在高山的树上冻死了，有的放在河沟的冰上用巨石压身而死，有的用钉子将四肢钉在墙上直至鲜血流尽而死，有的硬把头往大石头上猛撞而死，致使近百个无辜村民全被敌人残酷杀害了。与此同时，敌人还在东坡底将躲在岩洞的二百多名群众，活活地用棉花煤油和辣椒点火烧死。我这时怎么也遏止不住内心的悲恸，眼泪冒出眼眶，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羊屎堆上。心想：难道日军在三道川和东坡底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又要在西社重演吗？

    正当我焦虑万分的时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间“嘎”的一声，门开了。我从沉思中醒悟过来，急忙站起来，循声看去，大爷回来了，我一时不禁想要大声欢呼：为大爷和西社人民的安全而庆幸！我依偎在羊圈门的内侧。大爷朝着羊圈走来。我微笑地凝望着他。他没等我道贺和问话，就说：“汉奸、鬼子在村里瞎蹿了一阵，没找到任何一个队伍上的人，日军的坏头子气急了，大发豺狼脾性，把村里的人叫去吓唬一通，当场把村长打了一顿，嘴被打肿了，鼻子出了血，还说，昨天早上游击队到这里来时，为什么不事先报告皇军。还骂村长‘良心的，大大的坏’。你看那些狗抄的，好像我们中国人都要听他们狗娘养的话。”我安慰他说：“大爷，你放心吧，中国人民绝不会饶恕他们的，总有一天要把他们消灭干净。”“是呀！”他稍停后又说，“看样子，他们今天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你们还要耐心坚持一下。”大爷回屋里去后，我侧身走到墙角对陈朋说：“再忍耐一下吧，看来敌人快要走了。”果然，下午2点，敌人全部走了。大爷舒展着眉眼，笑哈哈地走进羊圈来喊我：“快，把大队长背出来！”我应声而动，轻轻地把陈朋扶起来背上后，刚走过羊群，大爷连忙进来，像上午一样，扶着陈朋的两只腿，让我弓腰跨出羊圈门，把陈朋背到他的炕上放下。接着，他急忙烧水给陈朋洗去腿上的血迹，然后拿出一块三尺长的白布给陈朋包扎伤口。事后二话没说，就忙着熬了半锅小米稀饭端来我们的面前，一碗又一碗地“强令”我们吃光。他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们还要去打鬼子，不吃饱饭咋行呢！”

    天黑时，政府派人来村找到我们后，先把陈朋转移走了。分手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这次如果没有你和大爷的保护，我肯定完蛋了。”两天以后，我回到了县城。县长周凤鸣见到我，就说：“你辛苦了。烟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告诉我一声就可以拿走。”我拿到了烟回队去后，领导同志听了我的汇报，高兴地说：“这笔烟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呀。不过这也确实来之不易，除了往返旅途的辛劳，你既当了陈朋的参谋长，袭击了鬼子，又冒着生命危险，当了陈朋的战场救护员，使他得以化险为夷，事情办得很漂亮，是完成了一次平凡而又很不寻常的任务呀！”

    孟常友：石楼村感受鱼水情

    1945年，我在房山县四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经常要到敌占区开展工作，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1945年进入抗战末期，我们一个接一个连打胜仗，敌人节节败退，一个个胜利的消息鼓舞着广大人民，但敌人愈是败就愈是疯狂。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自身得解放。

    那年7月的一天，我和县抗联主任刘文达同志，共同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到敌占区石楼村开展工作。石楼村距日伪盘踞的、号称剿共模范县的房山县城，仅有12里，距敌人的顽固据点、琉璃河十二团也仅有13里。伪军大队长张得祥的得力干将、杀人魔王果必武（此人解放后被镇压）就是石楼村人。那里的敌人戒备森严，保接保，甲连甲，地主、官吏、特务、狗腿经常出没。很多同志在这一带出了危险，甚至洒下了热血，敌人的气焰很嚣张。这是一个反动势力很顽固的地方。到这种地区进行工作，危险是很大的，但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紧急任务，我们也顾不得许多。

    那天的天气很是热，一轮酷日，狠命地照射着我们，我俩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赶了几十里路，为了安全起见，却不敢进村找口水喝。傍晚时分，我们偷偷地溜进了村，疾步地走进我们老房东的家门。一进门，大哥大嫂正在吃饭，他们的独生女儿小荣子，一下就扑进了我的怀里问：“叔叔，上次走时，你不是说过几天就来吗？怎么这多天才过来呀？我可想你啦。”我说：“小荣子，你好吗？好好上学了吗？我也天天想呀！”大嫂笑着说：“小荣子，快下来，别老让叔叔抱着。看把你叔叔热得，衣服全让汗湿透了。你们二位，快吃饭吧。”这时，大哥也像往常一样，担起水桶，出去警戒。我俩光用凉水美美地擦洗了一下脸，喝光了大哥现给挑来的“井技凉水”，然后吃了大葱蘸酱贴饼子。这一餐，今天回忆起来，还叫我觉得那样的香甜。第二天是小荣子姥姥的生日，照例三口人都要去拜寿。他们全家早饭后就走了。临走时，千叮嘱万嘱咐：“你们千万小心，我们过晌就回来。”

    他们走了，我俩把门闩上，正好研究一下头晚开展工作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将到中午时，突然间，嘭！嘭！嘭！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声音轻且急。我和老刘心中一警！莫非有情况？老刘噌的一下，隐在门后，我小心翼翼地去开门。闪进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年约20岁，敦实的个子，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脸晒得黑黑的，穿得一身农民服装。他已跑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说：“有情况，琉璃河的‘白箍’进村了，来了好几十人，你们赶快躲一躲。”说完，扭头就跑了出去。我俩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报信的这个小伙子，我俩都不认识，可从他的态度看，是诚实的，所报的情况，值得信任。但是敌人来势不明，假如他们是另有所图，问题就简单了；但如果有人告密，专为我们而来，问题可就严重了。因此，我们如果就地隐蔽，危险较大，村外遍地是青纱帐，设法出村为上策。可是我们的住所，门临大街，从正门走，肯定不行，只有另寻出路。

    我们跳墙到了隔壁，一看，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两间小西屋是上房，窗下有一架葫芦。看来是一个贫苦人家，我们的基本群众。院中站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看见我们跳墙而过，面有怒色。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身份，告诉他说：“老乡！我们是八路军，现在‘白箍’进村了，请你想办法带我们出村好吗？”他一听，脸上立刻变为急切的神色说：“行！你们说，需要我怎么办？”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两双旧鞋，把我们穿的这‘涞水双脸山鞋’换下来？”他笑了说：“行！我再给你们两杆大锄，要是碰上‘白箍’就说你们是给我搒地的。”这样，他在前边，我俩扛锄跟在后边，出门后，穿过一个小窄胡同时，看到胡同尽头有一个伪军在保公所门口站岗，我们镇定自若大大方方地穿过去。当我们刚爬上一个土坟，再走一段空地，就可以下边沟，到村外玉米地时，突然在背后20米左右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喝问：“干什么的？站着！”领路的老乡微一抖，然后立刻镇定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去说：“下地干活的。”伪军大声喊：“过来！”我们往后一看，房顶上站着两个端着大枪的伪军。老乡给我们使眼色，叫我们快跑。我俩一先一后，拔腿就跑，紧跟着是啪啪两声枪响，我俩健步跳入道沟，顺道一东一西飞快地钻进了青纱帐。后边一片嘈杂声。

    太阳偏西时，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想查看一下情况，听到前边有沙沙声，我立刻屏息凝神，细心查看，原来是一个贫苦老乡，赤条条地在倒拉沟搒地。我走上前去，和他说明了身份，并请他去村里保公所看一看“白箍”走了没有，如果走了，就告诉保公所的××（我们安排的联系人）叫他到村外来找我们；如果还没走，看一看村里出了什么事没有，并请他务必回来告诉我一声。老乡点头答应了我的要求。他去了一会儿，保公所联系人来了说：“‘白箍’在村里折腾了一阵子后走了，村里没出事，回去吧。”我小心地边察看情况边往回走。到村中见刘文达同志也刚回来。不过因为他的脚大，老乡给他找的鞋，他穿不上，别在腰里，跑情况时，丢了一只，他又找人带着他去找鞋。

    回到住所，救我们脱险的那位“邻居老乡”也过来了。一见面，我们说：“还真为你捏了一把汗，他们没有难为你呀！”老乡笑着说：“他们追回了我，问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雇的短工，搒地的。’他们说：‘那他们为什么跑呢？’我说：‘他们家中都上有老，下有小，每人有一大家子人哪，怕你们抓壮丁呗！’他们又去保公所核对情况。问保长说：‘刚才跑了两个扛大锄的，是干什么的？’保长说：‘你问的那两个人是一高一矮吧？他俩是卖短工的，常上我们村里来。’我们双方说对了号，‘白箍’才没去追你们。”我们笑了说：“你还真机灵，我们还真怕你为我们吃苦头。”他说：“如今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就盼着把小日本打垮了，就盼着你们过来呀！就是为你们挨几下打，就算担上点沉重，我也认头，你们为谁呀？不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干革命的吗？”

    是呀！在抗日战争前夕的日日月月，我们经常出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就是有这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掩护我们，才一次次使我们化险为夷。那时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真像鱼和水呀！

    （姜东方 整理）

    张贵：碧血山丹

    1985年，我随同老区慰问团回到了阔别30余载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翠泉村。一踏入山乡，我的心就如同缭绕在峰头的白云，情缠意牵，感慨无限。放眼眺望，时逢盛夏的座座青山，层峦叠嶂，郁郁苍苍。近看那幽谷深涧，虽无一泻千里的流泉飞瀑，但一股股清澈的小溪，犹如追逐嬉戏的儿童，发出爽朗的笑声。坡梁上、沟谷底、腰山间的杂草丛中，争奇斗艳的山花竞相开放。山风送来了阵阵芳香，沁人肺腑。为了饱览这山乡美景，我们乘坐的敞篷汽车沿着山间新修的出路徐徐行进。突然，对面山腰的草丛中冒出了一团抖动的火苗——那不是棵山丹花吗？大青山里的山花千种百样、香色各异，唯有这山丹花在我的心目中被视为花魁，它枝杆挺拔倔强，不畏风吹雨打；花开时间长，并按其年龄增开花朵，根部且能入药。它那殷红的花色，正象征了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我望着车前的山丹，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翠泉村杨大娘院里那池山丹花更叫我朝思暮想，时刻牵念。30多年来，每逢山丹花开放的时节，大娘总要来信告诉我花开的景况。去年，大娘按我去信的请求，给我寄来了一张她站在花下的照片。今天，我就要会见一别30余年勤劳淳朴的老区人民，就要看望曾与我朝夕相处亲如母亲的杨大娘，就要见到大娘窗前那池曾洒过烈士鲜血的山丹花……想到这里，我便急切催促司机小金把车开快点。

    太阳偏西时我们进了村，一下车我凭着记忆直向杨大娘院子奔去。一进院门，就见屋檐下花池内那争芳斗艳的山丹花，简直像堆燃得正旺的火焰、耀眼夺目、光照庭院，使这个干净整洁的小小院落充满了无限生机。我回顾了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院落，满怀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娘，您看谁回来看望您哪！”大娘听到叫声，忙走出门来，用手扶扶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定神向我仔细地瞅瞅，惊喜得又像当年一样答道：“噢，是珊丹姑娘回来啦！”其实，我已是50多岁的人了，可大娘习惯地把我称作“姑娘”，这正如在我心目中的大娘，永远像我母亲一样。我便抢前几步，一头扑入她的怀里，是怀恋，是激动，是感奋，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不一会儿，慰问团的同志们在当年老游击队员陈亮的陪同下，来到大娘家，大伙儿围观在玻璃窗前的那池花繁叶茂的山丹花赞不绝口，陈大叔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提议让我向同志们讲讲这池山丹的来历。

    我抬眼望望慈祥的杨大娘，深沉地追忆，那40年前的战火硝烟又滚在了我的眼前：那是1944年春天，巍峨的大青山似乎也在为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前换上了新装。清明刚过，整个山野百草萌生，杨柳吐绿，生意盎然。我这个从延安来的16岁蒙古族女战士，在贺龙师长率领的一二○师三五八旅的一个连队里担任卫生员，在翠泉村已度过了三个春天。三年来的战斗生活，加深了我对根据地人民的了解和热爱。当时我们连队的救护所就设在了杨大娘的那西屋里。他们老两口无儿无女，待我胜如他们的亲生女儿。在那艰苦的抗战斗争中，杨大伯是支前小队长，他带领着乡亲们为部队运送弹药，转移伤员，接济军饷，传送信件，踏遍了千里青山。大娘是我救护伤病员的得力助手，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守护在床前，她熬红了眼睛，消瘦了身体，却从不喊一声累。伤病员们最爱吃大娘做的那香喷喷的小米饭炒山药丝。当那一个个伤病员在我们救护所恢复了健康，打起背包重返前线时，大娘有说不尽的留恋与欣喜，总要一个一个地送出村外，深情地凝视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节节胜利，疯狂一时的日寇如烈火围烧的野牛。

    一天上午，杨大伯和乡亲们在鸡叫前把一批弹药送上阵地后，围坐在一间窑洞里愉快地攀谈着，战斗的胜利使他们忘记了奔波的劳累。当他们谈兴正浓时，从西北的天空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有情况！”杨大伯话声一落，飞身跃出窑洞，操起了担架直奔阵地，两架敌机在山野的阵地上轮番俯冲扫射，随后一队鬼子也蹿进了山里，阵地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一场恶战开始了。当我接到命令去二号阵地抢救伤员时，刚刚跳出隐蔽壕，头顶又传来了敌机刺耳的呼啸声。“珊丹，快，快卧倒！”随着喊声，杨大伯那壮实的身躯挡在了我的身上，随即一颗炸弹在我的身旁爆炸，那撼天裂地的轰响几乎把我震聋了。我从大伯身下爬起，然而大伯却负了重伤，昏迷在血泊中。“大伯，大伯……”我大声地呼叫着，只见他脸色苍白，慢慢睁开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微微地对我说：“珊丹，快救伤员去！”我急忙查看了大伯的伤情，见他伤势严重，流血很多，便赶快进行了包扎抢救。太阳落山时，敌人溃败而逃，战斗胜利结束。同志们从阵地上归来，老连长还没顾扑扑衣服上的尘土就直奔救护所，一进门就问：“老杨怎么样？”我急切而又沉痛地回答说：“连长，大伯是为了掩护我才受了伤，他伤势重，流血多，急需转团部卫生队治疗……”我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月亮也变成了有情的人儿，为我们抢救杨大伯帮忙，把皎洁的银辉洒满了大地，照亮了每一步行程。我们怀着极其沉痛而焦急的心情，抬着担架大步流星地穿过白天激战过的阵地，沿着崎岖的盘山小路疾速地前进着，争取尽快到达团部卫生队。在团部卫生队，我和老连长在大伯身边守护了三天三夜，由于伤势过重，虽经竭力抢救仍然无效，年过五旬的大伯终于停止了呼吸，为了消灭民族的敌人，为了抢救同志，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犹如一棵苍劲青松，永远屹立在青山之巅，永远活在我心中！

    自安葬了大伯后，我的心一直沉浸在深切的痛悲之中。这位饱经风霜的山乡老人，不正是代表了忠贞朴实，对自己的军队、对革命斗争有着满腔真挚情感的老区人民吗？对于杨大伯的牺牲，我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我最好的纪念。就在安葬了大伯的第二天上午，我又徘徊在大伯流过血的阵地上，蓦地发现了一株含苞待放的山丹花，细细瞅去，在它的茎叶和花骨朵上洒满了斑斑血迹。我便含着泪花把这棵洒有大伯血迹的山丹，小心翼翼地连根刨了起来，移植在大伯窗前的花池内。由于我和大娘的精心栽培，不几天就绽出了血红的花瓣，它似乎比山野的山丹更红更艳。看着这株山丹就好像又见到了热忱淳朴的杨大伯那张可敬的笑脸。这株山丹的花朵越开越红，像燃烧的火炬，给我增添了革命斗争的无穷智慧，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激励着我在艰辛的革命进程中，踏着先烈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抗战胜利后，我要随军南下，临别时大娘再三嘱咐，等全国解放了一定要回来看望这棵山丹。大娘帮我背好了背包，送我出了村外，用手抹掉了惜别的泪花，语重心长地说：“珊丹姑娘，山丹花年年总要开，大娘我天天想你们，人顾不上回来，可别忘了给大娘写个信来。”就这样我含着热泪告别杨大娘。

    这30多年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年岁的增长，深深地沉在我的心底。陈亮大叔补充说，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杨大娘盖了新房，又把大伯的坟墓迁进了青山革命烈士陵园，现在这山丹就是当年移植来的那朵逐年滋生而来的。长得一年比一年旺，花开得一年比一年多。人们听完后，紧紧地围观在这池曾洒过大伯鲜血的山丹旁，望着花朵殷红枝繁叶茂的山丹，眼里流露着对革命先烈无比崇敬的感情。

    第二天，我们慰问团的全体同志在陈大叔的陪同下，去瞻仰烈士陵园。穿过青龙山下的果园旁，来到了这座小巧的陵园，四周是一人高的围墙，从正门入园，只见满园郁郁青松，艳艳山丹伴着一座座洁白的墓碑，整个陵园显得异常肃穆、静谧。我们献了花圈，默哀致敬。我又寻到杨大伯墓前，献了一束从大娘家采来的山丹，缅怀先烈，凭吊忠魂，更加激励着活到今天的我，继承先烈遗志，在四化征途中奋进！这也是对我多年来思念大伯的最好纪念。火红的山丹，将是我平生的永恒怀念！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眷恋着你！

    注释

    [1]郭岫成同志，1937年8月入伍，翌年4月入党，1965年离休在河南许昌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前系河南省叶县人武部部长，1982年定为副师职，1939年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十连机枪班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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