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纳：接受紧急任务

    1938年冬，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同志带领机关全体人员从夏津城西北大张庄一带转移到临清县二区朱庄范滩一带。为了使抗日工作公开化，搞好上层统战，便于对工作领导，特委机关又转到临清市内。当时特委是一个机关两个牌子，对内是鲁西北特委会，张承先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卫精平同志，宣传部部长韩宁夫同志，民运部部长刘子蔚；这个机关公开则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络处，黑伯里现任联络处主任，我当时任鲁西北特委长运工作团党支部书记，对外一二九师武装工作团，我任政治指导员，团长郭少英，副团长庞均同志。我们住在临清朱庄县沈耀书同志家里，这个团有126个知识青年，具体任务是在特委领导下，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抗日，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并负责建党建军建政，也常参加战斗。那时我还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名叫陈杰，同志们都称我小陈，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家里女扮男装，参加革命工作的。

    1939年1月7日起扫荡敌人，先由西线之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分路出动，占领城镇要点，修筑公路，建立伪政权，大肆烧杀，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至1月底，先后占据了一些县城，鲁西北之敌也占据了清平、博平。2月初，东线敌亦由泊头、德州、聊城等据点出发，会同西线之敌，在飞机配合下，分路继续向我临清进攻。

    在此紧急关头，正是旧历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花，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来往冲动，整个世界混混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混成了一体，远处有隆隆炮响。就在这紧急时刻，承先同志找人把我叫去，他紧皱着眉头对我说：“小陈，有一件紧急任务交你去执行，现在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处在敌人包围圈里，可能临清很快就要失守，接到党委通知，我们要突围到大峯山整训，但必须现在去恩县刘庄通知恩县县委书记王虎晓（王克东）和那里的地方同志，因你对那里情况熟，明天一定赶到临清，你化装出发吧！”

    我当即化装成一个13岁的小徒工打扮，剃了光头，戴一顶瓜皮破毡帽，头上还扎一块旧毛巾，旧蓝土布对襟棉袄，灰土布裤，腰里扎一根黑粗布带子，铲鞋，白粗布袜子，脸上抹了土和灰，随着由临清往德州给敌人送棉花的大车队，一路向东北走去。有时我和他们赶大车，有十几辆大车。有的车夫问我是干什么的，从哪来到哪里去。我用本地土话用男孩子的声音说是在临清学徒工，回恩县老家的。“你多大啦？”“13岁。”

    风一直吹着，雪越下越大。我穿的衣服很单薄，已经到了深夜，便和一伙赶大车的一块走进一个村镇，入店过夜休息，没想到店里客已满，就在大街上车底下铺了些柴草。赶大车的租了几条旧被子，我和他们几个人紧紧挤在一起，搭了一条破被子。有人叫我：“小伙计，过来睡在我怀里暖和暖和。”我装睡着了，把两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脑袋，侧卧着，对他们的谈话却听得清清楚楚，都是说的下流话。一个说“我上次到德州住了一夜妓女院，把一个女人压了一夜真痛快”等。我想，如果他们发现我是个女人将会如何呢？我一直提心吊胆，天还没亮，大概有五点，雪已照得通亮了，我离开了他们独自向东北方向恩县城边走去。这时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一片厚厚的雪路也看不见，刘庄就在城东南角离城五里路，但又必须路过恩县城边。突然一个站岗的汉奸哨兵跑来。“举起手来！”先搜了我的身子，没有搜出东西来，马上问：“天这么早，你去哪里！干什么的？”我边哭边说：“我姥娘死了，我快回家告诉我娘，我家就是前边刘庄的，刚从姥娘家回来。”那汉奸一挥手：“走吧！”我像脱了疆的马匆匆向刘庄走去……

    那人发现我的行动可疑，回到城里叫了五个汉奸向我追来，可我已经走进克东同志家门。

    “有紧急任务，承先派我来叫你，后边敌人追来了，快跑！”

    他没有顾上和家里人告别，不顾全家人的生命安危，冒着寒风、大雪，身上流着汗，骑上自行车带上我出了村，一片芦苇遮住了我们。到了袁庄，通知那里的同志，又到徐庄徐海若同志家。匆匆走了二百里，当晚赶回临清，见到承先、宁夫等特委领导同志亲切和我们报告，紧接着就是夜行军。我们刚离开临清敌人就占领了临清。我们终于胜利地突围了。

    以后才听说王克东同志的家，因为我去，全家遭到灾难。敌人把他全家所有的人集中起来，逼供毒打，追问我们的下落，还把他弟弟抓到恩县城里宪兵队里受尽酷刑，经过上层找关系才花了一百银元赎出来。他老婆也被吓病，全家财产被抢光。克东同志一直为革命坚强地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现任河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几十年来风雨沧桑，变化多大呀，前年我曾见到克东同志，不顾天气火热、工作劳累去车站接送，甚至帮我拎着提包，可见老同志之间，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是经得起患难与岁月的考验的。

    张民：冀鲁豫二分区部队造炮弹

    1939年我一一五师部分部队，由太行东行进到山东开展工作，一一五师师部安在沂蒙山区，指挥所有鲁苏我军部队。这时武汉、广州已经沦陷，日寇将其主力，转移到敌后，与我军展开激烈频繁而持续的、年复一年的扫荡与反扫荡的争夺战争。敌人对我军民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到1942年，敌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碉堡蚕食政策，以封锁沟封锁墙配合碉堡，利用伪军防守，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

    我军在敌后平原地区，以小米加步枪与敌碉堡群斗争，确有困难。当时我所在单位是冀鲁豫二分区，在梁山泊的梁山一带坚持斗争，为了对敌碉堡作战，就想出造炮弹的办法。过去我军只有轻迫击炮，攻打碉堡效果很差，加以缺少炮弹，因而对敌推进碉堡群的蚕食政策，可说是束手无策。我分区部队，曾在潘湲渡战斗中缴获敌九二步兵平射炮一门，并有空药筒一个，这对就想起造炮弹利用这门平射炮，对付敌人碉堡。我们造了个炮弹安在药筒上，再利用1000多发步枪弹的火药，发射出去。开始打出不爆炸，后来后勤人员将所造弹拿到分区司令部，找作战处长李党同志想办法。李党拿了这个空弹，反复研究如何才能射出后爆炸，后经试验认为能爆炸了，便于1943年春节，将部队开到郓城县西北侯某据点，围住据点攻打。但炮弹射出后爆炸不好，未能奏效，致未能拿下据点。随后又经几番研究试验，又造了几发炮弹，于1943年夏天，对朝诚一带文大可部伪军据点，展开攻打。这次开始收效，打下一个碉堡，吓跑八个碉堡内的伪军，收复一大片地区。从此就重视造炮弹工作。当时敌后造炮弹条件很困难。经过几个月准备，又造了两三发炮弹，于当年秋天带到郓城县西北，攻打黄楼据点。两三发炮弹打完了，将该据点碉堡打了一人多高的大洞，由于敌人继续顽抗，直至第二天夜间，敌人乘黑夜逃去，才拿下据点。

    在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关心和指导下，我分区加紧制造炮弹，于1943年冬，已造好二三十发炮弹。杨得志司令员指挥好几个分区部队，向和平军孙良诚总司令部八公桥寨子进攻。我分区受命主攻，只集中精简的两个小团八九个连队，参加战斗。我们由百里外进行奔袭，天刮着大风，下着小雪。夜间12时前，主攻团部队进入寨东进攻地点，12时已到规定发起战斗时间，不知为何没有动静。当时我是指挥所参谋，被派到第一线去查看情况。最前面突击部队干部说，明因后续部队未到，未发起战斗。此时，我看见准备突击的战士在离敌寨几米远寨外卧倒地上，在这冬季风雪天深夜，实在艰苦。我回到指挥所后，见到发起战斗的信号弹升起。战斗进展得非常迅速，天明时已将敌几十个炮楼基本拿下，上午8时就全部解决战斗，计歼灭敌总部八大处及特务团全部，缴获敌兵工厂等大量武器物资。其所以如此顺利，那门九二步兵炮起了很大作用。经过这次战役，我部造炮弹能力增加了五倍，也增加了对敌斗争很大信心。

    于玉起：难忘的武乡战斗——献给抗日捐躯的十名战友

    1940年，我20岁，在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特务连侦察排一班当班长。那年年初，我排奉命保护我部在武乡的兵站。当时，日本鬼子总是想方设法探听我兵站驻地，妄想摧毁我后勤供给。兵站由几百名民工驱赶着几百匹负重的牲口经常转移，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与日寇周旋在群山中。

    一天，日本鬼子刺探到了我兵站位置，派了四五百鬼子于凌晨4点偷袭我兵站。鬼子离兵站没几里时，被我哨兵发现。全排集合。排长当机立断地命令我们班阻击，二、三班掩护兵站转移。夜色中，我和排长相互之间坚定而自信地点点头，便带着全班十名同志火速向村外鬼子来的方向跑去。

    跑出去二三里，便和鬼子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先发制人，一下子撂倒好几个鬼子。而后，迅速占领山坡上的有利地形。鬼子虽然人多，带着山炮，但摸不清我兵力多少，吃了亏后，便停止前进，开始用炮轰；几分钟后，便组织四五十名鬼子进攻，企图试探我兵力多少。我们发扬我军近战特长，放近打，当距离约30米时，全班一下子投出了几十枚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谷，火光中鬼子血肉横飞。

    急红了眼的日军，便集中炮火向我轰炸，炮弹很密集。突然，从我左侧传来“啊”的一声惨叫，我迅速地打了几个滚过去，只见战友刘同林背上扎着一颗炮弹，从后背穿透前胸，但未爆炸。我急忙用手搬起同林的头，他咬着牙，双眼紧闭，已停止了呼吸。副班长倒在同林的旁边，我又晃晃满身是血的副班长，他慢慢地睁开眼，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班长，我不行了，掩护转移全靠你们了。别忘了我们给旅首长立下的军令状：‘与兵站共存亡，人在兵站在’。”说完，他也闭上了眼睛。我含泪放下了战友，拿起枪又狠狠地打起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东方逐渐出现了鱼肚白，天快亮了，我朝兵站转移的西南方向望了望，估计已转移，心里踏实多了。这时，鬼子似乎已发现我兵力不足，便出动大批日军，采取包围战术向我进攻。我看阻击任务已基本完成，便叫大家扶着负伤的同志朝兵站的相反方向西北方转移，边打边退，又有几名同志倒在敌人的机枪下。

    剩下我和另外三名同志，开始与几百名鬼子在山上周旋，周旋中，这三名同志又相继倒下，仅剩下我一人了。我也负了伤，最后，我把鬼子引向了悬崖，扭头看，眼花缭乱，蜂拥而上的鬼子一步一步向前逼近，我掏出了最后四颗手榴弹，全部甩了出去。看到鬼子倒下了一片，我的心真痛快呀，死了也值得。

    敌人离我只有15米远了，但他们停止了进攻，估计是要抓活的，我的性格生来倔强，“死不当俘虏”，我后退几步，猛转身，抱着枪，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了悬崖。

    醒来时，我躺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听医护人员讲，第二天打扫战场时，老乡在崖中间有一房高的野蒿子上救下了我。我急切地问其他战友的情况，才知道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七八十具鬼子尸体，抬回了我八名牺牲的战友；另两名下落不明，可能是受重伤被俘。我是唯一幸存者，但腰部骨折，残疾至今，我们一个班用生命和鲜血阻击了几百名鬼子，完成了兵站转移任务。

    以后每当我触到了身上的枪疤，便想起在那艰苦岁月里，牺牲的整个班的战友。那一张张亲切可爱的面孔时常出现在我眼前，他们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纪念他们，就要用实际行动来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把她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郭胜霞 整理）

    梁伯宽：我失掉右臂以后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寇作战失去右臂，那时年仅17。一只左臂伴随我生活了半个世纪。在党的阳光抚育下，无论是战争年月，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在自强不息地工作和学习。没有叫过苦，没有后退过一步。

    1938年，我13岁参加八路军。打了几年游击，参加不少次战斗，当时境况也不是不险恶，但一直侥幸未负过战伤。而1941年的东鲍庄战斗，我负伤了。

    东鲍庄处冀中肃宁县境。这次战斗，是一次攻坚战斗。我（当时在团政治处当干事）跟随主攻部队对敌人发起了攻击。敌人占领着一所高大院落，院外挖了壕沟，堆了鹿砦。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封锁严密，我们很难接近。发动了两次突击，均未奏效。这时部队伤亡较大，连排指挥员已大部牺牲或负伤下去。连队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我当即挺身而出，和剩下的一个排长打招呼，组织起第三次突击。

    第三次突击开始了，我走前边打头。当我冲到梯子跟前，说了声跟我来！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向梯子靠拢。在我爬到梯子顶端举枪射击，就要翻身上房的时候，突然觉得右臂发沉，手里的驳壳枪不见了。跟在我后面的战士，见我袖口往下淌血，就拉我一把，让我下去。我心里明白，自己负伤了，可战斗发展到如此地步，我是万万不能下去的。我要是下去，就会造成又一次失利。心想：宁可牺牲在房上，也不能下去。于是，我咬着牙，用左手吃力地爬上房檐，继续往上翻。当一条腿就要搭上房顶时，我忽觉眼前一片漆黑，就从梯子顶端摔了下来。

    战士们见我流血不止，赶忙解下绷带，把我伤臂扎住，我才稍稍清醒。我只急切地说了声，上，赶快上，就又昏了过去。

    天快亮的时候，战友们把我扶下了战场，经医生检查，静脉被打断，肘关筋骨粉碎。因当时条件所限，医疗设备简陋，还要三天两天打鬼子，连简单的换药治疗都不能保持，我的伤势不是一天天好转，而是日趋恶化。一天，军医对我说，你的伤臂要割断，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听后瞻前顾后，想了又想，最后还是遵从医生意见，把右臂锯掉了。

    手术后，伤处亟待治疗之际（因伤口溃烂而未缝合），日寇开始了五一大扫荡。医院化整为零，东藏西躲，我被迫潜入敌占区同口村隐蔽下来。因缺医少药，伤臂得不到治疗而发炎化脓，我每天只好蒸煮陈旧棉花熟盐水擦洗伤口，延烂下去，相当危险。这时幸有刘赓申（现于石家庄省城工作）设法从敌区为我购来200升红汞水，经过调治，才免遭厄运。

    断离右臂后，身体失去平衡，精神上带来极大压力和痛苦，生活上自理也是极不方便的。断臂后好久好久，总觉得右臂还在，盛饭的时候，左手拿了碗，总是习惯地伸手去拿勺子，一伸，伸不出来……

    我是个富于感情的人，但是从负伤到几次手术，乃至一摸右臂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心情虽然痛苦，但未掉过眼泪。一次，我在病床上，用左手写了个字，一看不成字形，又联想到右臂没有了，左臂能否代替右臂的功能？一只胳膊还能否打枪杀敌？想着想着，心里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万恶的鬼子为什么要偏偏打我的右臂呢？为什么不伤我腿或左臂呢？当兵以来，除行军打仗外，主要是从事书写工作，像抄写工作总结报告，刻写蜡版，在大街上写“打倒日本侵略者”大字标语等。我因有幼年读私塾练就了一手好字的基础，写得还不错，常常博得村上识字青年人的称赞。而今不能写了，枪也不能打了，终生残废了。

    房东老大娘又关怀又怜悯地对我说，你对革命尽过力了，有功了，回家吧，一只手还怎么能当八路军！我听后，心里更加难过。

    正当我怨闷难解的时候，前方老战友陈继德同志（现广州军区政委）来看我，对我做了种种解释和安慰。他告诉我说，一二九师有个首长叫蔡林藩就是一只胳膊，能骑马，又能打枪，照样领兵打仗。

    战友的话，说到我心坎上，使我脑子豁然开朗。不是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意志坚定，刻苦锻炼，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什么是力量，意志即是力量，只要有一心为革命的意志，只要拼命去学，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钢铁是从烈火中炼出来的。难道我只能当一堆废铁，而不能变成好钢吗？

    从此，我就下定了最大决心，用我的左臂来代替右臂的功能，用一只手学做两只手能干的事情，在生活上尽量谢绝同志们的帮助，减少他人的麻烦，一切由自己练着做，一切从头开始。

    日常生活琐事，像吃饭、穿衣、扎腰带、打绑腿等，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克服种种困难，学会做了。吸烟离不开擦火柴，在室内有桌子做依托，好擦着。后经反复琢磨试练，我终于能够一只手边当火柴盒边把火柴擦燃。

    在战争年月，作为军人，打枪是头等重要的。经过一番苦练，我能一只手拉拴、装子弹，左手挡枪、左眼瞄准，枪出得快，打得响，且日益熟练。一次，我把树上停着的一只麻雀打了下来。

    1943年春，我19岁的时候，随部队由冀中平原至平汉路西太行山区，山区的环境也日趋恶化。部队首长看我身残力单，出于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拟欲让我离开部队。一天，军区组织部长王奇才回去与我谈话，让我离队回家。我一听，像是挨了当头一棒，如同小孩子离开亲娘一样，心中十分难过。是的，就当时来谈，离开部队就意味着离开抗战和革命。精神上是很难接受的。回顾三叔被敌人捕获后就义牺牲时的情景，敌人的刺刀逼近他胸膛的时候，他宁死也不屈，破口大骂，呐喊参加八路军，不当亡国奴的革命口号，心里就愈感不平。心想：一个将要死去的人，还为革命慷慨高歌，出力报效。难道我只伤了一条臂膀就不行了吗？你双手能干革命，我独手为何不可？想到此，我坦率而诚恳地向首长请示：坚决不同意离队回家，进而向首长苦苦央求，继续留在部队。首长说，敌后环境险恶，打起仗来，一只手无法攀登壕沟。我说怎么无法，我虽无双手，但可用独手和牙齿，把绳咬住，沟上面的人用手拉，不就上去了吗？首长看我立场坚定，又很年轻，答应再考虑考虑。第二次找我谈话，不说离队了，说去延安深造，并叫带领百余名青年妇女一块去延安学习。听罢，我高兴得想跳起来。我愉快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时值抗战相持阶段，在敌人碉堡林立层层封锁而自身又毫无战斗力的情况下，从华北步行到陕北，确实困难重重，对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组织上虽然配备了几名同志和我一起带领这支妇女队伍，但人多，目标大，困难也就更大了。当通过敌人铁路、公路封锁线时，处处遭到敌人追击，队伍跑得七零八散，好不容易收容起来再继续进前。雁北的高山，初春时节，积雪未化，山路崎岖，翻山越岭，步履维艰。白天隐蔽，夜间行动。走了将近一夜，才绕过一个山头。刚刚坐下休息，又被敌人追散。对于沿途之吃喝住宿、防寒防冻、病号处理，对掉队人员的规劝等工作，进行起来均相当艰巨，绝大多数人均能通情达理，积极奋进。也有个别同志经受不住严酷环境的考验而掉了队。对于实在不能继续行进的人，只要情况允许，就委托当地游击队或村干部保护起来，或待机继续前进，或设法返回原地。也有个别同志因情况不允许安置而失踪或落入敌手。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很沉痛的。走了近两个月，才渡过黄河，到达陕北绥德。这时队伍已失落大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所剩几十名女同志送到了绥德中央办事处。我以检讨的口吻对办事处同志说，我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路上掉队的人太多了。办事处同志说，你身残体弱，一直在前边领着到达了目的地就很好。随后，我被分配到延安西北党校后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

    延安，革命的灯塔，胜利的象征。在奔赴延安的征途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艰难困苦锻炼了我，残酷环境考验了我。坚强的革命毅力，使我勇往直前。闯过一道道难关，我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三年党校学习期满，时为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又重返冀中工作。在分配工作时，组织上考虑我的身体条件，拟分配到比较安静的医院或仓库工作，我表示愿到正规部队或军校工作，于是把我分到冀中军校（后改为河北军校工作），先后任保卫科长、工队政委工作。为在解放战争中多一项杀敌本领，我苦练骑马。开始挨了不少摔，摔往右侧还好，有左臂支撑，摔到右侧就会把头摔伤。有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算了吧，能打枪就行了，骑马可不是好玩的，要是再把左臂摔坏，那可什么都完了。然而我想，既然许多生活本领都学会了，就连打枪也没有把我难住，骑马有什么了不起。马的性情暴烈我不怕，可练时并非容易，我一只胳膊上马，既吃力又困难，骑在马背上，往往不能控制重心，左右摇摆，从马背上摔下来。然而我不灰心，摔下来再上去。在开阔的原野上任马奔跑，当它跑得大汗淋漓，没气力了，就老老实实听我使唤了。

    部队进城后，马匹取消了，大家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我也学会了骑车。我还热爱文体活动，像乒乓球、克郎球、排球等，一只左臂，照样参加。

    最难的一关是学习左手写字。有人问我是怎样练就左手字的，有什么诀窍说说，我说没有。我的体验就是整天傻写苦练。开始，就像小孩子初学写字那样摸不着门路，我就合理安排工作，每天几乎挤出一半的时间用来写字。凡工作计划总结或其他报告材料，我都亲自动手写，从不用秘书或其他助手起草。我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写练。白天写，晚上睡下也在胸前写来写去。睡着了做起梦头还在写。有时睡至半夜，心血来潮，构思起字的形象和笔法，就披衣起来写一会儿再去睡。有时凌晨三四点，放弃在家用早餐就到办公室看是写字或办理公务，使左手写字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我党说这是一种精神，是成事的先决条件，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必须具有咱这精神，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除了决心和毅力外，还要有善于探索的精神，这即是巧练。根据自身条件，摸索自己的路子。在前进途中，走捷径，创新路。因为是左手写字，在开始书写过程中，常人把字写反，觉得写反体字顺手，练过一阵反体字，但转念一想，字是写给人看的，反体字使人不易辨认，必须练正体字。

    在书写横笔时，行笔比较困难。笔锋是向右上方杵，如果不是悬肘写，则是以无名指向右上方推，字形和笔顺很难掌握。后发现常常把字写倒，当把纸也顺字倒着放置时，看起来就顺序多了。此后，我就打破常规，标新立异，把纸斜放在桌上，写出的字是比较自如地拨向右下方，而不是杵成推向右上方了。字就逐渐写得成形成行了。

    练就左手字，一步一步写好，是在三年学校学习中磨炼出来的。以彭真为校长的中央党校是以自学为主的党的最高学府，党的中央领导同志，如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做重要报告，我因左手初学写字，难以做下记录，心急如焚。同志们劝我：算了，别记了，用心听就是了。怎么办？放弃吗？不。我只好借来别人的笔记本，待夜晚大家入睡以后，我伏在床铺上，在小油灯下，默默地抄写。那时人们都没有手表，我因左手初学写字，抄写速度很慢，常常抄到深夜。有时雄鸡报晓了，还在抄写，有时通宵达旦，听到吹起床号了，因要送还人家笔记本，才停下笔来。三年的党校生活，我的左手钢笔字，总算练得比较熟练自如了。

    在学习即将结业，评选模范学员的活动中，大家推选我为甲等学习模范。同学们让我介绍学习经验，我难以推却，但又说不出什么经验，我只谈我就是愿意学习，觉得不学习不行。同学们让我谈是怎样克服一只手的困难的，我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也不觉得自己是一只手。最后，大家评论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刻苦精神——坚强毅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茹古香：马家小铺里的“王先生”

    1941年，日本侵略军盘踞在涞源县城，下沙河路西设了一爿杂货铺，掌柜原籍是完县人，现住县城水云乡村，姓马名士俊，因此，城里人把这买卖店叫马家小铺。

    马掌柜这人善于经商理财，颇有些忧国忧民的思想。他知道歉年虽能将就过去，可是敌伪军的烧、杀、抢、掠，仍然残害着敌占区的老百姓，人们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他为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想尽一切办法从外地采购一些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必需物品，来维持他这行将倒闭的小店，但是敌伪军官兵经常赊欠货物，招来的却是明抢暗夺的顾客。有时还得被敲几下竹杠，大把大把的骆驼票子被装进了强者的腰包。

    一、杨老万荐亲

    春天的一个傍晚，一个赶骡子的脚夫杨老万（地下交通员），带着一个穿戴朴素、落落大方的后生闯进铺门。马掌柜一见就迎出柜台，说：“老杨，有啥事？”杨老万说：“没啥事儿。这就是我前天和你说的那个远房表弟，因为家中生活混不下去了，想在你这儿混碗饭吃。”马掌柜没打折扣：“既然来了，就留下吧！”杨老万说：“他是完县人，叫铭善，十几岁在奉天府学买卖，刀笔算盘，说不上利索，要是管理这杂货铺的账目还是能凑合的。”王铭善说：“请马掌柜多多指教！”马掌柜说：“好说，好说……”说着，“哈！哈！哈”三人大笑起来。就这样，马家小杂货铺雇用了一个管账的王先生。

    其实1940年秋天，八路军为了扩大解放区，对日本侵略军展开“百团大战”。这时，王铭善在晋察冀军区野战六团政治处任敌工股长兼一营的教导员。当时，打了灵丘外围，又去打涞源的抢峰峪据点，消灭了敌人之后，在阜平又打了王快、打豆腐（村名）。敌人屡遭惨败，便三里一个碉堡，五里一个据点，反复扫荡，频繁清剿，用兽行解恨泄愤。边区的老百姓遭了大殃，真是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过着提心吊胆的熬煎日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配合主力部队，决定从部队的营团级干部中抽调一批适合做敌伪工作的人员，成立了敌伪军工作站，争取瓦解敌人，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王铭善就是其中一个。

    1941年2月任满城县敌工站站长。工作刚刚铺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发及地委书记王国权，便调他到涞源工作，任务是打入涞源县城，带上杨成武司令员的亲笔书信，面见伪骑兵团长兼伪县长朱恩武。接到命令后，王铭善日夜兼程，赶到了涞源县委的驻地，县委书记梁正中接待了他，并说：“事情早已安排好，有个赶脚的叫杨老万，他是岭北黑山村人，我们的交通员，就让他带你进城去。”临行前，梁正中送他一件东西。当天，就赶到了湖海岭。在杨老万家中吃饭后，就淋着雨摸黑向涞源城赶路。我地下工作者冀诚早接到了梁正中同志的密信。就在前泉坊村南拒马河岸上的杨树林里，两人接上头。一见面，冀诚就问：“带什么东西没有？”王铭善就把已带来的联络信物交给冀诚，再加上杨老万一介绍，二人就此接上了关系。冀诚为了避免嫌疑，恐暴露了身份，先走了。杨老万便把王铭善送到了马家小铺。这些情况，马家小铺的马掌柜和两个伙计哪里知道。

    王铭善到了马家小铺后，第一招就是要博得掌柜的信任。三间屋的柜台只有他和两个伙计，一个伙计是马掌柜的内弟叫陈元儿，另一个伙计叫辛正和。每天一开门就要接待从四面八方来的顾客。铺里经营有香、纸、烟、酒、油盐酱醋等日用杂货，还有自做的糕点。除此之外，每天早晨起五更，还得压制几十斤面的杂面条儿。这些活是够累的，又加上掌柜的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伺候“月子”，王先生成了主要劳动力，做饭、端饭还不说，有时候还得给小孩洗尿布。王铭善就这样实心实意地干了一个月。马掌柜看他老实可靠，便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以表兄、表弟相称。这马家小铺里里外外，全都靠王先生一个人支撑。马掌柜就甩了手，抽身去牲口市场，当“牙纪”贩牲口，开辟最抓钱的另一条路子。于是，这三间门面的杂货小铺就成了王铭善隐身的地方。

    二、第一步

    王铭善在马家小铺里站住了脚，有了活动的地盘，肩负着的重任也就该开始一一完成了。一天晚上，杨老万把宪兵队的“密探”冀诚找来了。冀诚是地委书记王国权、县委书记梁正中让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他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在敌人内部潜伏了三年之久。现在，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头子，在赵佑的骡马大店里常来常往，假装密探打听消息。他们在后院有夹皮墙的屋里接上了头。王铭善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城里混一个合法身份，让冀诚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冀诚想方设法给他弄了张“良民证”，消除在县里的日伪机关中有些人的猜疑。第二件事就是把全县城的30多个特务排了一下队，进行分化瓦解特务组织。商量的结果是对死心塌地效忠于敌人的特务，一个一个干掉。怎么办呢？就是利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分化、瓦解、镇压，两人分头行动。当时，县公安局也做了有力的配合，经过一个春天，就把涞源县的外来特务整治了一番。譬如，西北公论社的特务安一民曾经数次要求冀诚介绍他见宪兵队长，冀诚用了不少办法都给予拒绝，直气得安一民破口大骂宪兵队长。察南工作队的特务李少堂、谢雨亭拼命巴结宪兵队长，我们就利用特务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两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就这样让他们的主子亲手在杜村杀掉了。从此，蔚县、宣化、东北来的特务，有的靠拢了我们，有的就消沉多了。在马家小铺里，冀诚一天或隔一天来买一盒香烟，如果是有事商量就给他“太阳牌”的，如果是没有什么情况就给他“联宝牌”的，就用这个作为联络信号。有时白天出去了解情况，就抽晚上的时间和冀诚去找外围的朋友。这一阶段，从敌人内部为边区提供了医药和治疗器械、电话机、印刷用品等物资。

    三、结识陈德胜

    马家小铺门前是个繁华的闹市区，又是进城的主要交通路口。南山、北岭、东梁、西坡的赶集上店的人都从这里经过，就连敌人在四乡安设的据点里的警官、队长也都要从马家小铺门前经过，有时把马拴在后院的大车店里，歇歇脚。来得最多的是伪一团和七团的骑兵。王铭善认为这个时机不可错过，必须抓住。要做朱恩武的工作，就得先尽快做朱恩武部下的工作。

    王铭善每天趴在柜台上观察过路的行人，特别是来柜台上歇脚的伪军官员，准得搭讪几句。他冒充完县堂上村人，是马掌柜的表弟，在东北奉天府学过买卖。张嘴就是东北奉天口音。伪骑兵团的人，大都又是热（河）东和辽（宁）西人，听到王铭善的口音，都要和他盘个老乡，唠上一会儿。这样，认识的人逐渐多了。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骑兵团的官员差不多都在“家礼”。

    王铭善也就冒充了“青帮”的“通”字辈。骑兵团团长兼伪县长朱恩武就是“通”字辈，西龙虎据点的伪军连长陈德胜是“戍”字辈，王铭善冒充“通”字辈，这样比陈德胜高一辈。所以陈德胜到马家小铺时就得来看望一下他的“师叔”。从陈德胜的嘴里知道了朱恩武是他的师父，也是“通”字辈。从在“家礼”这一事情上，陈德胜和王铭善在感情上就近多了。谈笑之间又知道了陈德胜是黑山县无粮店村人。王铭善就抓住这个机会，从“九一八”事变谈到日本人侵占东北，老百姓惨遭杀害的悲惨情景。话题一转，谈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抗战最坚决的。一谈起这些话，陈德胜就想起他在东北黑山县无粮的老婆孩子，眼圈就红了。这个伪军连长和王先生在感情上更亲近了一大步。

    四、东塔交信

    1941年6月底的一天，西龙虎村据点的伪军连长陈德胜，骑着一匹马，四个警卫骑着马跟随在后，从城里呱喳呱喳地来了。王铭善趴在柜台上一瞅，就知道他是从伪县长朱恩武那儿出来的。他三天两头给朱恩武通风报信，是朱恩武的亲信，他们之间的交情很深。这五匹大马直奔马家小铺而来。陈德胜甩镫鞍下了马，拱手就叫师叔。王铭善走出柜台迎接让到里屋，沏茶喝水。警卫们把马拴在后院大车店的槽头上，各干其事去了。王铭善就和陈德胜唠叨上了。“陈连长，你去过那个东大庙吗？”陈说：“没有去过。”王铭善说：“那是涞源县名胜之地，咱们一块去逛逛怎样？”陈德胜随口答应了。

    下午4点左右，王铭善和伪连长陈德胜一同来到了东大庙。一进庙内，陈德胜就作揖叩头，嘴里念念有词。王铭善却抬头欣赏两厢的壁画，看看碑文。等他把那一套叨咕完了，王铭善突如其来地说：“陈连长，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这一问，把陈德胜问住了。“你、你是马家小铺的王先生呀！”王铭善说：“我是杨成武司令员派来的少校参谋！”顺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了杨成武亲笔写给朱恩武的书信。陈德胜接着信，身上就哆嗦起来。王铭善说：“你别哆嗦啦，你身上带着盒子枪呢，我又没带家伙，你哆嗦啥呢？”王铭善把两手摊开：“我是赤手空拳！”陈德胜把信打开一看，上面的字迹清楚地写道：“朱恩武先生：兹派我随身少校参谋王铭善和你联系，请你们面谈。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陈德胜看后，脸色变了。愣了一会儿才说：“这咋办呢？”王铭善说：“你不要怕，论‘家礼’，我是你师叔；论交情，我们已有两个月的交情；论处境，你是连长，带着盒子枪，我只身一个人；论政治和大义，我们应该同心同‘礼’。你的良心要是坏了，就可以逮捕我，我就和你一同去见朱恩武。你的良心要是好的，就回马家小铺，骑上马就速送此信吧！看他有啥意思。”陈德胜镇静下来后，说：“师叔，我师父相当厉害啊！他要看见这封信，说我私通八路，不把我抓起来才怪呢！”王铭善说：“他不会抓你，要抓，他抓我。你就把实情告诉他，这封信是我让你送的。他肯定不敢把你怎么样，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因为我王铭善既然来了，我的周围就有许多人保护我，谁敢动我一根毫毛，谁也好不了。我的任务就是把杨成武司令员写给朱恩武的一封信，交给可靠的人，我看你就可靠，你就带去吧！”陈德胜二话没说，把信装起来，就返回马家小铺。陈德胜牵马出了店门，同四个警卫一起进城了。

    五、初访

    夜里，毫无动静。清晨起来照常和面压杂面条儿。一整天又无消息。到了晚上，快关铺门的时候，一个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的伪军到了铺前，一进门就招手：“马掌柜，王先生在家吗？”马掌柜从里屋迎出来，90度的大鞠躬：“在，在，屋里坐，屋里坐！”随后，就是奉茶送水点烟。伪军说：“马掌柜，哪位是王先生？”马掌柜把王铭善一指：“这位是，这位是。”“我是奉朱团长的命令来拜见马掌柜和王先生。”马掌柜笑嘻嘻地说：“谢谢朱团长的关照。”伪军说：“马掌柜，我是朱团长的上士，他是柜上外人，县长想在马家小铺入点股，想抽时间来和你们商量，让我先来给你们送个信。”马掌柜听说入股，吓了一跳，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可是王先生心里有数。陈德胜把信交给朱恩武，如果是打动了他，他就派人来见这个杨成武派来的少校参谋。如果事情有变，王铭善早做好了应急的准备。可是，上士面无杀气，心平气和，说：“县长是想和你们做点买卖，我们的汽车不是经常跑张家口吗，你们需要点什么东西，什么红白糖啦、纸张啦，等等。缺货，拉个单子，我们的汽车可以给你们捎回来。把话说明白，也不白捎，也想赚点钱。”马掌柜捅了一下王铭善，要他说话。王铭善说：“这好啊，让朱县长费心了。”上士说：“县长的意思，是觉得马掌柜很忙，想让王先生把货单子拉好后，什么时候去，我自来有请，好吗？”马掌柜说：“行，行。”上士离开马家小铺返回城去了。

    到了第四天，是个单日，下沙河没有集日（双日）那么热闹，李上士到马家小铺还不到十分钟，从上关那边下来20多个马弁，来到了小铺门前。李上士说：“朱县长来了。”朱恩武下马向小铺一看，那马掌柜点头哈腰迎出来。王铭善和陈元儿站在柜道里。朱恩武一进门就打招呼：“哪位是王先生？”马掌柜把王铭善推向前去。朱恩武说：“王先生，你好啊！”朱恩武命令李上士：“让弟兄们候等。”他被王铭善接进了里屋。炕上铺着毡条褥子，经常摆着八仙炕桌。朱恩武坐在上首，王铭善坐在下首，马掌柜挨近王先生坐下。这很明显，今天是朱恩武特意来看望这王铭善先生。朱恩武张口说：“马掌柜，王先生，我来是谈谈买卖，看你们缺什么货物呀，我不是让李上士来过吗，你们的单子开好了吗？”王铭善说：“单子我们大致拉了一下。县长还惦念着我们，眼看快到秋天啦，老百姓连糊窗子的纸也买不到，有个头痛脑热的，想用点红白糖也买不到，如果县长能给我们捎点回来，这就非常好啦。”朱恩武说：“好说，好说。如果捎来了大批货物，小铺的周转金不够，你们就说话，我们可以——啊！”马掌柜忙说：“多蒙县长关照！”谈话很简单，朱恩武起身离铺，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马掌柜和王铭善送出铺门，目送朱恩武上了马，带着他的马弁向沙河奔去。看来朱恩武是佯装出外巡视，借机探望王铭善先生了。

    六、“政事”

    第二天上午，李上士又来了。和马掌柜商量，朱县长想让王先生到县政府去一趟，合计一下铺子里需要的货物。马掌柜满口答应。李上士前头领路，王铭善随后跟着。城里除了日本一个连队驻扎外，就是伪政府和朱恩武的骑兵一团团部驻在那里。一进城门，四个鬼子兵站岗把门。李上士一打手势，王铭善就跟着进了城门。

    伪县政府的会客厅，也就是朱恩武的办公室。明亮的办公桌，样子稀奇的沙发椅。李上士给王铭善泡上茶，点上香烟后，把他让到正座上，就出去了。王铭善心里说，作为一个南满大学的毕业生，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雅座儿。朱恩武出来啦，第一句话就是：“王先生，你的胆子可真大啊，我佩服，佩服，佩——服！像这样要是走漏了风声，怎么办！”王铭善呷了一口茶水说：“那不怕，我只要和朱县长取得了联系，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朱恩武伸出大拇指：“行，行。”就紧挨王铭善坐下了。这时王铭善就义正词严给他讲开了：“这是老实话，你们当伪军的，没啥前途，太平洋战争爆发啦，日本鬼子就要完蛋啦，你们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出路。我实话告诉你们，杨成武司令员的意思是：1.不是让你们过去；2.你们当警察的要给予我们八路军以帮助，特别是在地方上给予情报的配合；3.对老百姓不要骚扰。不像鬼子那样惨无人道。咱们都是中国人嘛！杨成武司令员对于你们抱有很大希望，你知道吗？”朱恩武点头称是。他表示，保证不做坏事，要应付鬼子，如果他的军队有什么不好，就告诉他，他可以亲手把他们杀掉。王铭善这回把应该交给朱恩武的任务都面讲了。朱恩武虽然是虎居深山，听了王铭善的一番话，也不由得垂下了脑袋。

    从8点一直谈到10点多。但是关于入股做买卖的事情，半句未提。这叫“政事”接头，而后又由李上士送王铭善出了城门，安全地回到了马家小铺。晚上，黑山村支部书记刘江同杨老万一起来到了马家小铺。王铭善把这几天的情况写好后交给刘江，去向县委书记梁正中汇报。临走时嘱咐刘江：“一般情况下不要进城，交通员由杨老万担任。你在村里也不能住在家里，要预备马圈据点的敌人摧毁这个‘堡垒’。”

    七、手段

    过了七天七夜，伪县长朱恩武又让李上士把王铭善请到了团部。这一次的面谈，气氛就大不一样。一是要给王铭善在骑兵团补个职差，要他在西龙虎据点，就是陈德胜那个四连当文书。每月可以拿他几十块骆驼票。二是宪兵队已经注意了马家小铺和铺里那个马车店，说不定哪天有包围的危险，这是关心他的人身安全。三是恐牵连到他们。朱恩武这一圈套早被王铭善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是想把党的地下工作者控制在他们手里，听从他们的调遣。

    王铭善当面就向朱恩武讲了政策。“朱县长，我没有杨成武司令员的命令，绝对不能离开马家小铺，这是我们抗日救国战士坚持的神圣职责，铁的纪律。我谢谢朱县长的好意。我知道，进城混事，到据点任职，都比我在马家小铺安全得多，可是，我们为了解放中华国土，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不惜自己的生死存亡，还请朱县长三思！”朱恩武一看王铭善说话铿锵、态度明朗，意志是那样坚定，也就转了话头：“看来王先生救国心切，至于人身安全问题，都包在我朱某的身上。好啦！这次会晤，就谈到这里。”

    王铭善大摇大摆地从县政府出来，只把良民证一晃，出了城门。觉得心里有了底，一是因为朱恩武到马家小铺这么一转，伪警察官又不断落脚，马士俊的身份比过去高了，他王先生也有了声名。在涞源城的几十个商点都知道朱恩武在马家小铺投了资，成了股东。县政府的汽车停在马家小铺门前卸货，十领、二十领的纸张，成袋的红白糖，从车上卸下来，扔到柜道里。这一下马家小铺的生意真兴隆。八月十五的酥油月饼，成堆地摆上了货架。其他的商号却冷冷清清。无油无面无糖，哪来的中秋月饼。

    八、形势在发展

    在冀诚的配合下，把敌伪特务大部掌握起来。耳目多了，情报工作一天比一天活跃。当时，盘踞在涞源城里的日军，虽然是个联队的番号，实际只有一个中队；是团的架子，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寇改变了战术——以守为主。这样敌工工作更需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伪政府里有一个人物叫马济堂，外号马大头，蔚县人，是总务科长。自从伪县长朱恩武和王铭善有了联系，他有所发觉。因为他是被日寇重用的人物，在伪县府里有一定的势力。这对朱恩武是个很大的威胁，对我们的地下工作很不利。王铭善和冀诚、赵良对马大头进行了分析。第一，他不满日军；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觉得没有什么出路。王铭善就抓住他这两点试探一下，就让赵良和丁壮给他抽屉里悄悄地塞上传单，之后，再观察他的表现。平时聊天的时候就向他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谈及他的出路。试探之后，他有所表现。从马大头口里，获得了张家口、宣化等地的情报。为了控制马大头，王铭善没有暴露和朱恩武的关系，只派赵良、丁壮和他发生关系，丁壮也是蔚县人，二人关系很好，这样，伪政府的情报通过马大头经常传递出来。

    伪骑兵团、伪县府被我控制后，涞源城还有个警察队。10月至12月间，王铭善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做各连队的中下层工作。先做烟墩坡据点的工作。怎样入手呢？秋后，王铭善几个人买了一只山鹰，玩熟以后，就在烟墩坡附近放鹰，实际上是侦察地形。一天下午，赶出了兔子，撒出鹰。正好在铁丝网里山鹰抓住了兔子。怎么办呢？就由冀诚出面和岗楼里交涉。结果是三个伪军允许去取。买了几斤酒在据点里“打拼火”。烧兔肉做酒菜。在喝酒中结识了三个伪军，这就是李景棠警长、王天喜、赵永恒。和他们结识以后，又认识了南寺坡的伪军警长，随之对红泉的伪军张队长，也有了联系，他们这些人也经常到马家小铺来闲聊。同时，对蒙古警察队七团的工作也没有放过。因为他们驻在上庄、东西团堡、狮子峪据点，只要路过马家小铺就得歇个脚儿，聊一聊。冬天，用弹壳儿从狮子峪据点给边区换了2万多发子弹，上庄据点也掩护我们给边区送公粮。

    这一年，全县的敌据点大部分被我们控制了，但是，各区的敌工工作还比较薄弱。就在这个时期，全县八个区的敌工工委都建立起来，并在县委驻地开班训练。八个区的敌工工委委员系统地学习了古代的、现代的有关间谍方面的知识，并把各据点的联系工作交敌工委员负责。王铭善同志亲自到上庄、烟煤洞、浅野矿（当时的石棉矿）等地布置任务。

    九、杨老万被捕

    1942年春，一天的傍晚，杨老万给边区送一封密信，就驮着两驮线麻，扛着一领白纸。正走到南河大桥，被“打野外”的警察队截住，教导官是日本人，一看是禁运物资，就连人带牲口抓到了县警察署。

    冀诚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到马家小铺和王铭善商议营救杨老万，利用警察署的警长刘凤鸣，因为他是本县辛街人。从前刘凤鸣买地的时候，冀诚给过他一百元的骆驼票，加上经常在特务李景棠开设的东胜饭庄吃喝玩乐，有点旧交情。如果求到他，杨老万也许能得到解救。二人商量利用冀诚的合法身份，就说杨老万是宪兵队派去的暗探到边区刺探消息，以此瞒哄敌人。于是就照计划行动。

    冀诚连夜到警察署，找到了刘凤鸣，说明这抓来的杨老万是自己人。刘凤鸣告诉了冀诚，日本教官已把情报汇报了宪兵队，宪兵队要在夜间提审。冀诚就通过刘凤鸣和杨老万见了一面。杨老万告诉冀诚信件已扔到拒马河里漂走了让他放心，不会找到什么证据。冀诚又嘱咐杨老万如何招供。之后，冀诚跑到宪兵队，找到日本翻译，说明我派去边区的人被警察署抓了回来。那个李翻译推说不管。怎么办呢，他直接去找宪兵伍长滨口，恐有不信，就把浜口的亲信井上中义叫出来，因为冀诚和井上中义经常在一起吃喝。只要冀诚有事求，井上就必须应。井上把冀诚的话向伍长浜口一说，就把杨老万从警察署解到宪兵队。浜口一审问，杨老万只说是宪兵队特务班长冀诚派往边区的，当着冀诚就把杨老万放了。当场还给冀诚布置了新的任务，让他侦探菜村岗一带，破坏交通、割电线的情况。当着浜口，冀诚就把任务交给了杨老万。于是，杨老万就赶上牲口，驮上两驮线麻，扛起一领白纸出了城门。这就是后来县委书记梁正中亲手写材料，向敌人报告涞源支队，破坏公路、割电线的佳话。

    十、三战三捷

    1943年春天，涞源支队政委梁正中、队长黎光，把王铭善叫出城去，研究怎么想法拿几个据点，端几个炮楼。三个人研究决定要先打红泉据点，它是涞源通往灵丘的要塞，这个据点切断了一分区和五分区（雁北）的联系，对扩大抗日根据地有很大的阻碍。红泉据点驻扎着一个警察中队，队长姓张，人称张大疙瘩，也常到马家小铺歇脚，和王铭善的交情虽说不深，但是算认识。据点里有个日本教官，当地人叫他大胡子，很坏，鬼点子很多，要想拿这个据点就得先控制住大胡子。作战方案决定了，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梁正中要亲自出马督战。

    第二天，王铭善大清早出发，绕行70余里山路，到了艾河，找到了伪村长。他明里是伪村长，暗地里给我们做工作。王铭善一到那儿，就让村长把红泉据点里的张大疙瘩请来，买来酒菜，弄点白面。村长炒菜、烙饼。一边吃喝着王铭善一边给张大疙瘩做工作。王铭善说：“今天，把你请来是想和你谈几件事情，你看什么样？”张大疙瘩连连点头：“可以，可以。”王铭善说：“据点里的伪军，遭害老百姓非常厉害，附近的群众把你们恨透了，你们抢粮还不说，又是抓人，又是抓鸡，连老百姓养的猪、羊都给抢走。群众把你们告啦，告到了我们县里头，同时也反映到第一军分区啦！现在是我带着一个团来拿你们这个据点，因为咱们俩见过面，你这个人够朋友，所以，我要把你请来谈谈，你有啥想法？”这时村长也在酒席上说：“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也是太不像话啦，别的村里的人也捎信让我跟你们说说，要留一条后路，不能光顾眼前啊！”张大疙瘩心惊胆战地说：“是，是。”王铭善说：“我看事情过去了，就说眼下吧！你明天派一个排，让村长准备30头毛驴，一大早让你们那些人都骑上毛驴到下个村抢粮。我们就在那儿打一顿枪炮，你们听见了就去接应，他们就往回跑。等他们回来，教育他们，给他们开会，怎样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以后不要干这样的事情。”这个意见，张大疙瘩当场就同意啦。可是，张大疙瘩有个要求：“既然带部队打我们，千万别击中了，要是打死几个人，我可不好对那日本教官交代呀！”王铭善说：“你派出一个排，你还有两个排，手里有机关枪，你可以接应。我们的部队不追赶你们。你们可以安全地把他们接回去。”喝罢酒，张大疙瘩就回了据点。王铭善也告别了村长找支队去了。

    梁正中和黎光带着支队住在牌坊。王铭善只身一人翻过了一道大梁，过了南山就到了，连夜研究决定让梁正中带一个连，埋伏在老虎头，对付涞源城的敌人，黎光带两个连解决据点里的敌人，王铭善带一个连去打伏击。第二天，9点多，战斗就打响了。涞源城的敌人走到了老虎头就折回去。抢粮的30来个伪军，一个也没伤，全部俘虏啦。黎光同志带着两个连冲进了据点。100多个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一把火点着了红泉据点的炮楼。从此，这一带就全部解放了。日本教官和伪军队长张大疙瘩都被我们活捉了。这次战斗打得很好，俘虏了全据点的敌人，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还有机关枪。梁正中、黎光立即决定装备了县支队。

    过了几天，梁正中又提议打烟墩坡，黎光也同意。烟墩坡据点位于县城东南水云乡，是敌人第二道防线，劫掠往边区送粮食的驮脚最多。决定把它拿掉。方案很快就研究决定了。由王铭善带一个手枪排埋伏在下北头，让下北头村长王梦相将他们安插在各户等待命令。王铭善去到涞源城马家小铺，找到冀诚，在后院的马车店里研究策略。原则是不能强攻，要智取烟墩坡。烟墩坡据点里最棘手的是有一群窝子狗，晚上，只要有动静就“汪汪”乱叫。另外，有三道铁丝网，门前有壕沟吊桥。根据这一情况，需使用内线的力量。当天，冀诚同志买了十斤馒头、三斤白酒，交给了王铭善。在水云乡把据点里的三个内线分别找出来，布置了任务。让一个人带上大把骆驼票，9点以后和据点里的伪军打麻将，玩纸牌，赌钱；另一个人在9点时用馒头沾酒去喂狗。大狗小狗都吃；另外，一个人等到11点就悄悄地放下吊桥。内线的工作布置好后，王铭善带着驻在下北头的手枪排化装进城，9点到水云乡。11点，放下了吊桥，王铭善率领手枪排首先冲到据点里，敌人赌钱赌得正浓，大狗小狗也都醉了。一声令下，把全据点的伪军都集合起来，把他们的枪栓都下了，一个挨着一个地被押出据点。等人走完后，一把火把炮楼点着。手枪排押着俘虏，过了拒马河。城里敌人的大炮也就叫嚣起来了。烟墩坡据点就这样被我们给端了。

    没过几天，县支队在王铭善带领下，又打了南寺坡这个据点。南寺坡是一座孤山，山顶上敌人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四外没有隐蔽物，距涞源城只有一里之遥。稍有动静，城里的鬼了就会一冲而至。为拿这个据点，县委决定让梁正中同志到王梦相家里，和王铭善几经研究，才决定方案。夏末秋初的一个大早，王梦相带领了七八两个区的区小队人员，扮装成当地的老百姓，有的挑水，有的背柴，有的挑粮食。天刚拂晓，王铭善和王梦相带着一帮人到了岗楼前。站岗的枪哗啦一响，就冲着人群嚷开了：“干什么的？妈的，快说。”王梦相是伪村长，30来岁，这人胆子很大，也会讲话，平日，和据点的伪军挺热乎，也就骂骂咧咧地说话了：“你们他妈的又要粮，又要柴，连水都是老子供你们，你说是干啥的？”随着人们走到了岗楼前，那站岗的一看是来送水、送柴的，知道今早应该是下北头的民夫上山，随后放下了吊桥。队员们手疾眼快，先把站岗的收拾了，冲进据点里，那些伪军还正睡得正香，全成了俘虏。因为离城很近，既没有点火也没有放枪，鸦雀无声地就拿了南寺坡据点。事后，冀诚串通了内线的“密探”大造声势，说是八路军来了几个团，包围了南寺坡，要攻打涞源城。敌人内部听到这个消息惶惶不安，每天加强警戒，紧闭城门，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

    三战三捷，县支队无人伤亡。根据军分区指示，梁正中和王铭善一起投入秋季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中了。王铭善，本名菇古香，抗战时期涞源县委敌工部部长，后曾任辽宁省中医学院党委书记。

    （张依民 整理）

    佚名：智取18张“悬民证”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地处长江南岸的铜陵敌后的日、伪、顽沆瀣一气，妄图一举扼杀我抗日武装力量。原钻进革命内部的少数投机分子，也在这时动摇离队，有的甚至叛变投敌，整个形势逆转，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记得同年初秋，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同志复又来到铜陵，并及时召集敌后县委朱农、陈尚和等负责人会议。李步新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华东局负责同志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坚持铜陵敌后抗日斗争，恢复和巩固皖南根据地等重要指示。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敌后县委做了认真研究，做出的具体部署是：一、立即组建一个武装游击连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二、派人员打进敌人据点，加强情报传递工作；三、保护革命力量，开展敌前工作。

    约莫过了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县委书记朱农和县委组织部长陈尚和同志将我找了去。我站定之后，朱农同志对我说：“最近几天，敌人据点——坝埂头维持会正在办理将‘良民证’换为‘悬民证’之事。‘悬民证’要贴照片，这是与‘良民证’的不同之处。日、伪这样做的险恶用心，就是查认新四军，限制我方人员的行动。”陈尚和同志说：“你的任务是，乔装农民，明天去坝埂头日伪维持会换取‘悬民证’。”接着就将我方军政机关十八人的照片交给我。并说：“联络暗号是，因家庭发生纠纷，请陈怡卿（我党党员，任维持会理事）先生过去调解。”这时，朱农同志告诉我：“原我方人员小胡绍真已叛变投敌，正在维持会里干审视照片、加盖钢印之事。他就是你的对手，你要胆大心细，如发生意外，你可将这些照片，速吞到肚子里，不可落入敌人手中。”我斩钉截铁地说：“保证完成任务！请领导放心。”

    翌日清晨，我头戴破旧草帽，上身穿上对襟老布便衣，脚穿草鞋，将裤子卷到小腿肚上，腰间系一条大手巾，肩背扁担布袋，向埧埂头进发。当我来到维持会的房前，见有200多乡民排着长队，依次办理“悬民证”，于是，我便加入他们的行列。当我刚跨进门槛时，见正堂的后面摆着两张长方桌，一字形坐着四个日伪军人，其中，一名审查照片，一名粘贴照片，一名填写“悬民证”，一名加盖钢印，低头忙个不停。正堂的左侧两间套房，前间做厨房，后间餐厅。右侧两间套房，可做办公室，后做卧室。当我再向前移步时，特意将扁担用力靠到古壁上，发出一声响。这时，他们四个人都同时抬起头来看，但随即又低下头去各干其事。哦，果然不假，那个审查照片的就是叛徒小胡绍真（1942年6月被我方击毙）。我又大声打了个喷嚏，小胡绍真又抬头看了我一眼后低下头去。这证明他不认识我，我便坦然了。这时，我大步流星地向办公室走去，高声喊去：“陈先生忙吗？我家发生纠纷，请你过去调解。”我边说边跨进了办公室，陈怡卿见我，大声斥责：“我正在忙公务，你吵什么？”陈边说边忙开抽屉，我立即将十八张包好的照片放到他的抽屉里去了，并说：“请你去调解家庭纠纷。”他说：“现在我哪有时间呢？你先出去，等到中午12点后再来，我才有时间。”“那好，就这样定了，你可要说话算话呀！”我边说边退了出来。时针正指12点，我在门口大喊道：“陈先生你怎么还不走呀？”他也在屋里变声答道：“这就走，这就走！”当陈走出门来，我俩便一前一后，急走了半华里，他把已经办好的18张“悬民证”交给我，并介绍了巧办此事已经过。

    他说：“当我接到要办理18张‘悬民证’的规定时间和来人接头暗号的上级密令后，立即召集维持会里的公务员、炊事员（均为我党派进去的工作人员）开秘密会议。决定以维持会的名义，宴请具体经办‘悬民证’的四名日伪军人，邀请当地有名望绅士相陪。当你来到这时，一切安排就绪。上午11时，两菜已经上桌，相陪的四名绅士亦已到达。四名绅士听炊事员说开饭了，就分头将四名日伪军拉到饭厅里就座，炊事员穿梭于厨房和饭厅之间进行应酬，实际上是担任警戒。我和公务员在堂心，利用他们吃酒心切，终于忘记检收‘悬民证’及钢印的极好时机，快速取证填写、盖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办完了此事……”我羡慕地望着他说：“你真有办法。”陈怡卿同志这时笑了笑说：“你还是早点赶回去吧，别让首长担心。为避免敌人怀疑，我也得回家一趟了。”

    从此以后，我们利用这些“悬民证”做护身符，经常出入敌前敌后，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民主政权，配合抗日部队开展斗争，巩固和扩大铜陵敌后抗日根据地，收效显著。

    周敬如：为国捐躯，名垂千古——浮山佛庙岭战斗碑文

    1941年9月23日早晨7时许，驻防在浮山佛庙岭一带的八路军二十二旅旅直及所属各团突然遭到日寇奥村旅团的包围袭击。日寇来势迅猛异常，天上有七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地面上有8000名步兵冲锋，当时形势十分险恶。

    这次战斗，领导机关事先未收到有关方面的任何情报，开始发现情况时，还以为是沁水方面的敌人出来骚扰，后至发现大量敌人后，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旅首长当机立断，决定由五十八团八连、五十四团一连、五十六团十二连占领佛庙岭高地一线，掩护全旅突围。

    战斗开始后，我二十二旅全体官兵发扬了八路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自我献身精神，坚定而沉着地按旅首长的命令行事，阻止凶猛的敌人于阵地前沿，使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八连、一连、十二连一直战斗到下午1时许，在胜利完成掩护全旅突出敌人重围后，才向郑沟方面转移出去。

    八连在掩护突围战斗中，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机枪扫射，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为全旅突围赢得了时间，同时该连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斗结束时只剩下两个班。班长黄保元同志以惊人的胆略，在完成正面作战任务后，还顺手牵羊，袭击了寨圪塔村的敌军，在敌人一片混乱声中迂回到侧面山上扬长而去。五十四团一连的同志们同样勇敢善战，最后只剩下20多人。五十六团十二连，担负抗击佛庙岭以东来犯之敌，在充分发挥了机枪手榴弹威力之后，以刺刀同敌人进行了肉搏近战，做出了重大牺牲，保卫了全旅侧翼的安全。

    此次战斗，我军虽然蒙受了重大牺牲——营长刘培久以下120余人为国捐躯，并失散人员、武器，却击毙了来犯的日寇250余人。

    1942年（民国31年）4月30日，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三专署专员时逸之，太岳区工农青妇救国会总会，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铠义科，太岳纵队第十二旅政治委员韩××、马英、主任王文英、朱培人为此次战斗阵亡将士在浮山寨圪塔村高地竖立了一幢巨大的石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昔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我共产党八路军为创复岳南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战争，拯救人民，在同年十月间，依赖党政之英明领导，广大人民之拥护与支持及我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因此粉碎敌寇一九四一年之秋季扫荡及四二年之春季大扫荡，并肃清土匪，铲除汉奸，社会秩序赖以安定。经过十个月之苦战，岳南根据地也就随之初步巩固。因此，历次战争英勇牺牲诸先烈之鲜血尚□矣。此有以代表我中华民族之民族气节，表现了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在佛庙岭战斗中，我二十二旅健儿奋不顾身英勇牺牲，计有刘培久等九十五同志。岳南七十万人民，为悼念先烈立碑于此，并为之谏曰：“烈士之血色辉煌，岳南人民深知烈士之血有果实，岳南人民享福利果实，为新民主政治之实施，为民族之解放奠定了基础。”惜壮志未酬，烈士之死兮。吾辈继咬定牙关，战斗二年，驱逐敌人鸭绿江边，再接再厉战斗到底，消灭世界法西斯等，为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而奋斗。望烈士安息！此为献礼。

    烈士营级刘培久

    连级郑庆瑞、梁廷珍、张五雄、宋子忠、赵福生、马继周、张春虎、张振河、张登第、曹俊发

    排级赵伟、庄福贵等九十五人。

    史子安：负伤纪实

    1942年1月的一天，北风呼啸，雪花飘飘，冀鲁边区的主力十六团在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的率领下，进驻山东省宁津县东南边境的薛家、盖家村。副团长杜步舟带三营的十、十一、十二连驻薛家，团直机关和一、六、九连驻盖家。当时，日伪军在冀鲁边区遍设据点、岗楼。近期又在宁津、德平（县）边境安了刘集、孟集、韩桥、范屯等据点，可以说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而德平顽军曹五旅又公开降日，抗日形势更加恶化。我军本应转他处宿营，因为风雨交加，怕淋透战士的棉衣，又侦察到“周围敌情无变化”，首长遂决定，拂晓再转移。敌人侦知我军情况，连夜纠集了沧州、惠民两地的日伪军2000余人，于拂晓前夕包围，准备天明进攻，一举全歼我军。这是战后了解到的情况。

    天微明，我们正吃早饭，西南方距我驻地六华里的刘集据点的伪军，首先向我军发动进攻。团长即令解参谋主任率一、六连迎击敌人。不一会儿就听到机枪声、小炮声响成一片。这时，三营与另一路敌人也接了火。由于情况不明，不宜恋战，团首先就决定撤退：令三营和解主任各抵抗一小时后，自行向宁（津）、乐（陵）边根据地撤去。估计那时团直机关（团部、政治处、供给处、卫生队、电台）由九连掩护早已安全到达宁、乐边根据地了。我随九连和团直机关沿抗日沟北移，走了六华里，到了宁津城通吕桥据点的公路右侧，发现敌人有埋伏，这是事前没有料到的。团长令九连冲出去。由于敌人太多，九连只冲出两个排，公路即被敌人完全封锁，九连另一个排和团直机关百余人被敌截回，只得顺道沟折回向南。我们边战边退，敌人边打边追。有的同志牺牲了，顾不得掩埋；有的同志受伤了，别的同志背起就走。就这样同敌人血战了五六小时，没吃，没喝，拼杀到中午，才来到小赵家（村）东头。不料政治主任辛易腿部负伤，我正要去扶他时，觉得好像有人“推”了我一下，原来一粒子弹由背后穿透我的左肺，鲜血直流。敌人在后面不过50米远，我怕连累同志，没有吭声，按着胸口，独自一个人悄悄地顺着胡同向南走去。村中各家，门户紧闭，我走到胡同头，一个打麦场里，进了看场的土屋，我急忙用军大衣包好全团干部鉴定表，扔入旁边的水井里。我的左胳膊已抬不起来，坐在屋角的麦秸上，握着手枪，准备和敌人拼杀。猛的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后又静下来。我想团首长、同志们是否安全突围了？我又饥又渴疲乏极了，衣服已被血水湿透，伤口剧烈疼痛就昏迷过去。

    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我猛然被一群鸡叫声惊醒。心想：是鬼子在搜索？他若来了，就和他同归于尽。一会儿，又听到鬼子吹集合号，我暗想：是敌人集合回老窝（据点）还是布置再搜索？我还是走为上策。我捂着伤口，用力站起来，晃晃悠悠，走到屋南的道沟边，正好遇到一个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姑娘走来。她见我站不稳，就扶我下了沟。原来大娘是盖家村的，她和女儿一左一右扶着我走到盖家村村长的门口，叫开门。村长家的大娘迎出来，一眼看到我这个胸前淌满血水的八路军，心疼地说：“同志，你受苦了，快进来。”我走进屋里坐下。她立即从锅里舀了半碗水端着叫我喝。她说：“鬼子才走，曹五旅还在薛家村呢，据说鬼子扫荡五天，我家不保险。我找村长去，叫他领你到村西地洞去。”大嫂说着，把我扶到炕上，让我斜着躺下，给我盖上被，锁门而去。不一会儿，村长来了，领我到村西一间小瓜屋里，挪开柴草，西北角有个尺大的洞口，里边通到屋外，村长把我塞了进去，安抚了几句，用柴草把洞口盖上，就走了。这个洞有三尺高，三尺宽，五尺长，上面盖了层秫秸和荡土，洞内只能弯着身子躺下一个人。洞内潮湿水冷，寒气逼人。我蜷曲着身子，斜卧在水土上。冻得我手足麻木，全身颤抖，左臂已不能动，伤口随着喘气往外冒血泡。当时，我并不难过，还叨念着断头流血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牺牲奋斗是革命者应有精神。惦念的是团营长和同志们是否安全突围？辛主任的伤怎样？怎么没见杨文会股长呢？想着想着，一阵伤疼又昏迷过去。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儿去？慰劳英勇的八路军。”悦耳的儿童拥军歌声把我惊醒，听到他在一面跳，一面唱，跳进屋来。“小同志！”我猛地叫了一声。“谁？”小同志吓了一跳。“我是八路伤员，藏在地洞里，鬼子走了吗？”“都走了。”我求他去找村长，把我放出来。他高兴地雀跃而去。不一会儿，小同志叫来村长，把我从洞中硬拖出来。本来已僵着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了。我全身发抖，呼吸短促，村长赶快扶我坐在草堆上。村长来时，带来一床被，端来一碗鸡子面。村长把被子给我盖上，又点着柴草，让我取暖。村长在我背后揽着我，叫小孩端着面喂我。我饿极了，大口大口地吃，一会儿连汤带面吃光了。我感动地道谢，扑簌簌地落着泪。“别难过，你的伤会好的。掩护八路同志是应该的，你们抛家舍业，牺牲流血，还不是为了老百姓。不过，鬼子扬言，扫荡五天，这村是重点，不安全，送你去宁（当）乐（陵）边根据地，你看怎样？”“好！好！”

    村长回村叫来四个青年民兵，抬着个罗圈椅子，下面串上两根扁担，扶我坐上头。两人抬起，两人扶着，颤乎颤乎地上了路，真像坐“小轿”一样。一路上寒气拂面，民兵快步急行，不到一小时到了八里外的崔杨庄。崔杨庄就在公路南边，听说，敌人已将公路封锁，汽车在公路上来回巡逻。还听说，前天送八路病号的老乡在回家途中经孟集据点附近时，被伪军截去“下了油锅”。抬我的四个青年，找到村长，说明情况就回去了。我歪在村长的炕上，炕上还躺着村长的病老婆。村长看了看我，很难为情地说：“同志啊！不是不送你去根据地，抗日，拥军，我们都懂，实在过不去，如出了差错，怎么交代？”他老婆竟啜泣起来。我想：敌人扬言扫荡五天，回盖家村，不行。什么村敌人扫荡时不挨户搜查呢？大曹家，那村有大汉奸，敌人不会挨户“翻”。村大人杂，保险吗？咳！顾不了那么多，现在夜深人静，找个穷大爷家住下。我主意拿定，请求说：“送我去大曹家！”“大曹家？”村长怀疑地问。“对！就是东南八里的大曹家。”村长忙到村外地洞里叫来人用门板抬着我，又折回向东南走向大曹家。

    夜里10点多了，漆黑的旷野，静极了，大风旋着雪花，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声。一路上，天冷，伤疼，手足麻木。抬我的人疾步如飞，不到一小时来到大曹家围子北门。打更的老乡问：“干什么的？”我请求一个年长的前去答话，说：“一个八路伤员来麻烦你们。”也没听清怎么对答的，大门开了。打更的老乡把我引到屋里。打更的是一老一少，忙把我抬到凳子上扶我坐下，打发抬担架的回去。屋内生着火，让我烤火。不一会儿，我觉得全身暖和了，手足也恢复了知觉。打更的大爷和小兄弟围着我，问长问短：哪个部队？怎么负伤？家乡何处？有何亲人？我有气无力地断断续续地回答着。曹大爷亲切地说：抗日救国，出门在外，负伤流血，真不易啊！不是说，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吗！咱是一家人！你太累了，到里屋炕上歇着吧！于是，他俩搀着我进里屋上了炕。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我要来一点棉花和一碗盐水。曹大爷对小曹说：“叫同志歇着吧！咱出去转转，别误了事。”说着，二人走了。

    他俩走后，我一个人在暗淡的油灯下，用我的右手缓缓地解开棉衣，解开专带钞票的背心（前后缝满装钞票的口袋，共装钱两万元，股长以上干部每人一个），又解开内衣，发觉内衣和伤口粘在一起。我慢慢地撕开，伤口已止住血，腰带上却黏糊糊的。胸上、肚子上的血已被体温暖干，用手摸摸，纷纷落下。我用右手将棉花蘸着盐水，轻轻地擦洗伤口，又费力地把纽扣系上，就斜着躺在炕角上。此时，脑海中波浪翻滚，思绪万千。团首长和同志们怎么样了，现在何处？电台安全么？记得1940年我去纵队取电台时还得过一场伤寒症呢。敌情不明，部署不当，以致团直机关与连队失去联系，遇敌穷追，我则被动挨打。又想到从年轻就寡居的祖母和母亲，我已经八九岁了，祖母总是抱抱我。我上惠民中学时，离村老远了，祖母还站在高处含泪眺望。我1938年参加八路军时，母亲含泪忙着给我收拾行装。她老一听到枪声就祈祷：“保佑我儿平安。”这次战斗离家200里，二老听不到枪声，也没有送信，可知你儿现在怎样？想着想着，昏昏睡着了。

    一觉醒来，日上三竿。一眼看到炕上放着一碗荷包鸡蛋，又看到身上多了条裤子。曹大爷恰好进来，笑着说：“怕你冷，回家拿来一条裤子给你盖上。睡得冷吗？荷包蛋是早晨做的，可能凉了，我再温温去。”大爷温好饭，他端着碗，让我用小勺舀着吃。此情此景，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这种军民鱼水情真是重于泰山，高过蓝天。

    这一天敌人并未扫荡。我要来镜子，照了照脸，蜡黄蜡黄的，大爷扶我到院里太阳下坐了一会儿。抗日区政府于区长前来收容伤员，我把带公物的背心交给他，他开了收条，我放下一件心事。据于团长说，团首长当天已安全突围，重机枪都没有丢。辛主任腿部负伤后，警卫员扶他走，颈部又受了伤，警卫员也中弹牺牲。他自己就倒在路旁，解开怀，扔掉日记本，用手乱抹血污，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鬼子从他身边走过，一个鬼子还用脚踢了他一下，说：“死了死了的啦。”鬼子走后，辛主任被一个老大娘救回家中。我听了又惊又喜。最后于区长说，现在接你到小杜家（村）去。

    到了小杜家，晚上，区长请来医生给我医伤。医生姓赵，原在顽军曹五旅任军医，因不满意五旅投敌而回家。医生先用开水洗了伤口，区长用力抱住我的右臂，房东大爷紧靠我的左肩，医生将浸满碘酒的纱布条用镊子从肺前伤口塞住背后伤口，用手来回猛拉几下，真是疼痛难忍，豆大汗珠频频落下。房东大娘在一旁暗暗落泪。我咬紧牙苦撑着。这不是医生的心狠，在那缺医少药的抗战极为艰苦的年代里，防止感染，只能如此啊。到了天黑，在区队的掩护下，辛主任躺在担架上，我坐在罗圈椅上，被人抬着送到宁乐边我军后方医院。团首长都认为俺俩牺牲了呢。半年后，我伤愈归队，院部发给我二等荣军证。

    时隔多年，当时情景，历历在目，鱼水深情，桩桩件件，沁透我心，永志不忘。可惜那时的村长、大爷、大娘、大嫂、小弟、小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的人民，是诚心诚意护八路伤员的恩人，正如他们只知道我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而不知道我的名字一样。大家都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抗日救国，军民一家……

    范惠民：打入南白塔据点

    1942年“四二九”以后，垂杨县及整个冀南地区进入了一个十分艰苦的斗争阶段。日寇在全县又新增加了段炉头、南白塔、乔村等若干据点和十几个炮楼，还分别修建了垂杨至段炉头、至乔村、至寺庄及董家庙至候贯的四条公路，并在南白塔至乔村间挖了一道封锁沟。十里地一个据点，三里地一个炮楼。当时碉堡林立，公路如网，日寇完全封锁了我根据地，对垂杨县军民的抗日活动构成很大威胁。

    当时日寇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和“治安强化运动”，天天出来扫荡，抓人、起枪、挖公粮。汉奸特务活动猖獗。垂杨县党政机关、抗日群众团体的负责干部，几次因汉奸告密被围，险遭暗算。基层党组织也经常遭到破坏。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为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政工部和敌工委员会决定派我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敌工工作。当时，我任垂杨县公安局侦察股长。

    5月底，县委书记兼敌工委员会书记常中方同志，在青杨寨和徐马寨两次找我谈话、传达组织决定，让我打入南白塔据点，并给我布置了三项任务：一是争取、瓦解日伪军；二是收集情报，及时送出；三是利用各种方式打击削弱敌人，保护自己。6月初，我在敌工部的安排下，以垂杨县政府科员的假身份和回家取良民证为由，打入南白塔据点。

    南白塔据点是垂杨县东北部一个大据点，往北靠近枣强县边界，往东与故城县敌人相响应，往南距段炉头仅十华里，战备位置十分重要。该据点的敌人非常疯狂，昼夜外出“扫荡”，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据点驻有日军一个中队，120多名鬼子，配有一门钢炮和若干挺轻重机枪。中队长叫大角，掌握实权的是一名叫木村的军曹（绰号黑鬼子）。木村阴险毒辣，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据点内还驻有伪保安队、警察所、情报所，共有伪军、伪人员100多人。

    我进入据点后，敌人开始对我并不相信，要求很苛刻。伪保安队长孟庆彬第一次和我谈话时，就带着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你投降为何不带家属？如果不带家属，黑鬼子不会相信你。”言外之意若是真投降就得带家属，不带家属，就是假投降。我为了消除他的怀疑，立即答复，表示愿意把家属接来。孟说：“那你写信吧，我派人去送。”在孟的“关照”下，我当场写了信，第二天他们就派人把信送到郑家堤，第三天就把我爱人和三个孩子带进了据点。这实际上等于将家属交给敌人当人质。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黑鬼子虽然表面上不再怀疑我，但仍在暗中时时“考验”我。一天，他们派来一个操山东口音的我地下工作人员，黑鬼子把那个人带到我屋里，当着我的面进行审问。我对黑鬼子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清楚，所以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审问过程中，那位同志表现得非常坚强。黑鬼子一边动刑，一边对我察言观色，当时，我见黑鬼子这样惨无人道，真想和他们拼，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敌工工作的开展，我冷静地控制住自己。通过这次“考验”，黑鬼子又一次消除了对我的怀疑。最后黑鬼子竟以信任的口气问我：“你看，此人的，是不是八路？”我转弯抹角地说：“这个人呆头呆脑，他要参加八路，恐怕人家还不要他哩！”第二天那位同志就被释放了。

    不久，我被安置在情报部，情报部直接受木村领导。部长姓赵，赵都水人，是个心狠手毒的铁杆汉奸。他经常给敌出谋划策，深得黑鬼子的信任。他对我进入据点的背景一直疑心很大，曾多次暗中派人探听我的来历。不止一次地问我：“你怎么在八路军里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入党？”我说：“你以为共产党就那么好加入吗？”这个家伙的存在，对我打入后带来了极大威胁。我及时把这些情况转告给了党组织。不久赵便在一次晚上回家时被我游击队干掉了。他一死，我如释重负，很快就当上了情报部长。木村特别喜欢中国书法，而我的毛笔小楷又写得不错，所以我每次给他写报告时，就在誊写上刻意求工，以进一步换取他的信任。果然如我所料，木村对我的蝇头小楷大为欣赏，过了一段时间，便慢慢解除了对我的怀疑。

    明敌人暗八路，这个角色实在不好当，尤其我这个“情报部长”，一般事情还能装装混得过去，最难办的就是情报问题：实情实报我们要受损失，谎报假报敌人犯怀疑，使自己站不住脚。为此，我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扣压情报，故意拖延时间，待时间已过或将过时，考虑到对我方绝无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再去报告。所以，我经常把情报扣压个半天一天的；有时甚至两三天后再去报告。二是制造假情报或以少报多，消耗敌人实力。在下层报上来的情报中，对那些报告真实情报的人，我就故意挑剔他的毛病，狠狠加以体罚；对报假情报的人，则进行表扬和奖励。利用这种办法与敌人周旋，密切配合我方的行动。

    一天，垂杨县妇联主任曹真同志在常寨开会，敌人的情报员发现后向我报告说：“常寨有一妇女干部正在开会，快派人去抓。”我不露声色地对那个情报员说：“这可是重要情报，快回去看看开会的还有多少人，再赶快回来报告，把行动路线也要侦察清楚。”当他重新返回常寨时，曹真同志早已转移了。

    还有一次，七区的几个游击队员，住在紫塚东边的一个小村里，被一个情报员发现，向我报告了。当时，正巧那个村的村长来警察所办事，我将那个村长叫住，故意训斥他说：“你们村有八路，为什么不来报告，你是不是不想活了？”那个村长连连向我求饶，说：“我现在马上回去，把情况弄清，再向你报告。”实际上，我知道他是一个帮我们办事的村长，一定会马上通知我游击队员迅速离开。就这样，在无形中就把情报送了出去。等我报告给黑鬼子，他们派人赶往抓人时，早已不见人影了。像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遇到。每次我都尽力做了巧安排，有力地配合了我抗日军民的斗争活动。

    为了保密和安全，我只与县委书记常中方同志一人联系，但这种联系是通过另外两个人进行的，彼此并不见面。联络地点是南白塔村东北小庙里，每次都是从那里取回指示，送出情报。

    8月中旬，因党内出了叛徒，党组织通知我迅速离开南白塔据点。我在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编了个理由向黑鬼子请假说：“小孩他舅舅病了，家里叫我爱人回去一趟，需请半个月的假去看看！”此时，黑鬼子已对我比较信任，误认为我是死心跟他们走的人，便叫维持会给我家属派了辆车，还带上一些小米、白面、白布，把家属送出去了。家属离开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到维持会的一名地下党员，叫他派人给黑鬼子送信，就说我在向尚书坟地里被八路抓住，向着西北方向撤走了。黑鬼子闻讯带着人马向西北方向追去，实际上我是向东南方向走的。就这样，我安全地逃离虎口，又重新返回到自己的队伍。

    彭成录：怀念我的伤病员——政委同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1942年初春，冀中军区后方医院从定县牛位村，经饶阳县转移到深北县（今深县），干部疗养所住在滹沱畔的一个农村。那年我刚13岁，从看护训练班毕业，分配在干部疗养所，专门护理一位患慢性胃病的政委。非常遗憾的是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政委30来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口四川话，性格刚毅和稳重，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叶，得了胃病，经常腹痛，吐酸水，饥饿时更痛。与其说是我护理他，不如说是政委护理我。我那么小，在战火硝烟中又患有严重的遗尿症，天天夜里尿炕。那时条件艰苦，无论干部、战士，一人一套单衣、一套棉衣、一床棉被，为了对付敌伪的突然袭击，晚上只能和衣而卧。我这个“尿炕鬼”，每天夜里尿湿衣裤，白天用自己的身体把湿衣服暖干，由于潮湿又患了疥疮。在我俩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常教我学文化，讲革命故事给我听。我俩住一小独院，他天天早起晚睡，黎明时打扫室内外卫生，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按规定每日清晨卫生员去伙房取羊奶和小米粥，羊奶是供伤病员喝的唯一营养品，可政委总是把一半给我喝，自己再喝半碗小米粥。4月的冀中平原阳光和煦，花红柳绿，麦苗长得绿油油的，老乡们高高兴兴地春播，政委在胃病稍有缓解时，经常拉着我的手一起到村边地头帮他们锄地撒籽，和老乡们拉家长。

    不久，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日寇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日寇汉奸的铁壁合围，使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和人民死于鬼子的屠刀下。他们驱使各村无辜百姓，饿着肚子修碉堡（人们叫忘八窝），挖封锁沟。当时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顿时变成法西斯横行的大监狱。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教导员召集全所工作人员开会，简单地讲了一下形势，布置了敌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号召同志们坚定革命信心，经受严峻的检验。会后大家将药品器械和被服坚壁起来，准备轻装与敌人周旋。

    第二天拂晓，一阵急促的机枪声把我惊醒，只听我的伤病员——政委说：“小彭，快！跟我来……”我们疾步冲出大门，见同志们和老乡混在一起，从东往西奔跑。我俩随着人流西去，走了四五里路，太阳树尖高时，又听到西南边也有枪声。枪声就是信号，说明那里有敌人，政委领我向西北方突围。疾走约一里路，突然从一米多深的战壕里蹿出十几个上着刺刀的便衣，霎时政委胸前有三四把刺刀在晃动。“举起手来……”“不许动……”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吓呆了。只见政委抬头挺胸，面不改色，眼里放射出愤怒的火花，用两臂剥开刺刀，大声喊道：“老子是共产党，八路军，小子们来吧……老子宁死不当亡国奴……”说时迟，那时快，夺过一支步枪……正要向对面的“敌人”刺去，有个头头模样的紧忙说：“同志，误会了，误会了，我们是区小队，以为你们是汉奸呢。”说着用手指了指前面那民房顶上的太阳旗。

    四面八方的枪声越来越近，男女老幼的肩膀都快挨上了，上午10点多日寇的合围圈更小了，骑在大洋马背上的洋鬼子挥着马刀不知吆喝的什么，鬼子的狼嚎，老大爷的哀叹和妇女孩子们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多么好的伤病员、敬爱的首长——政委同志和我失散了。

    多少年来，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曾想起他……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在四化的大道上奔驰，敬爱的首长该是古稀之年了吧。您在哪里，您的小兵怀念您！

    李敏：罗排长的故事

    1942年，日寇对太岳区进行秋季“大扫荡”的前夕，我奉命带一个通信员到沁沅西沟村，发动群众进行备战，同时帮助群众秋收。

    一天晚上，帮房东成玉老汉剥玉茭，老汉猛然抬起头来，惶惑地问我：“你们和罗排长是不是一事（指一个单位）？”“哪一个罗排长？”我说。“记不得是叫什么营的排长，高高的个儿，人挺和气的……三孩记得罗排长叫罗……”回头他叫“三孩”，三孩已经睡了觉，看老汉的神气，好像有什么要紧事情。听他讲到罗排长的形象，我立刻想起我们分区基干营的战斗英雄罗金虎，我们正在从各方面收集他的先进事迹，如果他说的真是罗金虎排长，那就很可能给我提供一些情况，我赶忙接着问：“你说的罗排长是不是罗金虎？在你们这儿住过？”“对，对，是叫罗金虎，就在我家住过。罗排长可真有能耐，不是他，就没有我这条老命啦。”

    听说我认识罗排长，成玉老汉显得更加兴奋，不停地说下去：“去年秋天，正是鬼子要来扫荡，罗排长领着一个战士到咱村来，督促大家收庄稼、埋粮食。少人没手的户家，罗排长还亲自帮忙。我的三亩谷子，也是人家帮忙收割的。罗排长真是个行家，庄稼活样样会做，比自家的还做得实受。人说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可一点不假。自古到今谁见过队伍自己耕地呢！”

    他也感觉话说得远啦，稍稍停顿一下，想了想又说：“罗排长去年在咱村，白天帮老百姓收割庄稼，黑夜还训练民兵，一天到晚不消停。不是罗排长督促得紧，鬼子扫荡，咱村可要吃大亏。那会儿我二孩全生也是民兵，一天天跟罗排长东跑西窜的，我就有些不放心。罗排长三番五次地劝我，才把我劝过来。鬼子来了，全生把家里人安顿在山上，就跟罗排长打游击去了。”

    成玉老汉喘着气，接着又说：“日本人住在邻村，天天出来接山，我们都不敢回村。民兵队长李喜旺有些胆小，又没打过来，跟上罗排长胆子也就慢慢大起来。他们分开几股子，天天瞅空子打鬼子。有情况就掩护老百姓转移，总不叫大家受了害。初八清早，从东头来了十几个鬼子，罗排长看他人少，就在半山腰埋伏着，要狠狠揍他一顿，谁知道一开枪，南面又上来一股鬼子兵，总有三四十人。老百姓都在南山洼里躲着，看见鬼子就发了慌。罗排长一见势头不对，就留下来喜旺他们几个人对付东头的鬼子，他带了七八个人，不顾命地跑到南山背上，跑一阵打一阵，把鬼子往西面引。鬼子们只顾朝罗排长打枪，老百姓才跑得脱。可是牲口没顾得拉上，村里七条大牛、四个牛犊都叫鬼子赶走啦。我的那条大犍牛，买来才用了半年，眼巴巴叫鬼子抢走，谁能不心痛！谁知道罗排长的计划真高，罗排长地形熟，掩护老百姓转移以后，他们三转两转就摆脱了敌人，后来鬼子搜山的时候，他吩咐几个民兵东一枪西一枪地乱打枪扰乱敌人，他自己却带上大部分民兵绕到鬼子回村的路上埋伏起来。等鬼子回去的时候，他们朝屁股后头一打，狗日们就只顾逃命，不顾牲口啦，罗排长又把牲口都截回来，老百姓真是喜得合不住嘴啦。”

    老汉越说越兴奋，有时还把玉茭棒子举起来比画着，麻油灯一闪一闪地照着他脸上的皱纹，短胡髭上沾满了唾沫星子，眼角里挂着两颗感激的泪珠。他毫无倦意地继续讲下去：“山上躲了半个来月，不敢回村，少铺没盖、缺吃少喝的实在难熬，罗排长一直跟上大伙一块受罪。他带的干粮都拿出来和民兵一块吃，待民兵比弟兄还亲，真像是一家人。后晌（下午），听说鬼子退走啦，大家都要回村。罗排长说消息没弄清楚，最好先派民兵回村取些粮食，大家还不要回去。可是，人们都想回家看看，没听罗排长的话，罗排长也就和男人们一起回村庄。民兵在村口放哨，罗排长到处查看动静，我们都在家挖粮食、做干粮，整整闹腾了半夜。我正要准备出村上山时，突然听见外头打起枪来。我背起干粮赶紧往外跑，刚到村口，迎头碰上了三四个鬼子兵，吓得我跑也跑不动了。鬼子正要过来抓我，忽然，鬼子后面有人开了枪，还大声喊‘老乡们赶快往外跑’，我一听是罗排长的声音，他带着民兵从鬼子后面抄过来。把鬼子引开，和鬼子混打起来，我们才没命地跑出来，不是罗排长，我这条老命早完啦！”

    老汉停顿了一下，两行老泪扑簌簌地落下来，脸上现出感激、佩服又好像担心的神色，他用袄袖擦一擦腮巴，接着又说：“罗排长是咱的救命恩人，可是，罗排长救出了我们，他和四柱都挂彩啦。民兵们摸黑把罗排长搀扶上山来，他大腿上还一直流血。跟罗排长的那个同志给他包好伤，他饭也不肯吃。多亏第三天鬼子就退走了，我们就把罗排长接回家来养伤，过几天又送到医院去疗治。后来，全生到医院看了他一回，说是伤口快好啦。以后，听说他回到队伍上，可就再没听到他的音信，实在叫人过意不去。他现在还好吧？”

    故事讲完了，我感到收获不少，为了免除老汉的思念，我赶紧接着说：“你老放心吧，罗排长很好，他伤好出院后回到队伍，又打了两次胜仗，立了功，是我们的战斗英雄。他现在很忙，我回去告诉他，有工夫了一定来看你老人家。”成玉老汉满足地笑了。

    郭疆：在五月反“扫荡”的日子里

    1942年5月，日本鬼子从正太、同蒲、平汉铁路纠集三万余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兵分数路，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一带合围，进行疯狂残酷的扫荡，妄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指挥首脑，消灭我抗战军民。

    那时我在总部无线电通讯教导队学习，驻在麻田附近的一个小山庄。由于主力部队出击到外线作战，总部指示我们教导队同总部机关北方局、党校、纱厂等单位约2000人，编为第三大队，向武安的五指山一带转移。总部主要首长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野政罗瑞卿主任同我们一道行动。

    在我们出发后，第二天中午进至十字岭以东地区的一个山冲，名叫黑龙洞，长数华里，两边全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当大队人马进入这里时，突然枪炮声大震，原来我们同鬼子正面遭遇了。前面出口处被敌控制，两边山梁上大队鬼子兵在运动包围我们，后面追击的鬼子直赶逼来，越逼越近，我们处于被敌包围之中，形势万分危急。此时左权副参谋长镇定自若，命令警卫连分三路阻击敌人，先后强占制高点，掩护部队突围。太阳偏西时，当我们将要突出敌人重围的时刻，敌人打来一发罪恶的炮弹，落在左权副参谋长身旁，他英勇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从黑龙洞突围后，凶残的鬼子仍继续对我进行追击围剿。为了缩小转移目标，化整为零，以基层为单位组织行动。我们教导队拟向五指山进发，隐蔽待机，坚持斗争。这时我队约有40人，在指导员康君健带领指挥下行动。由于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哪知给我们带路的向导是个汉奸。在一天的黄昏时分，把我们带到了五指山北麓的一个椅圈形的地带，只有进口别无出路。当我们一进到此处，枪炮声夹杂着喊杀声四起，子弹像雨点般扫射过来，小炮也砰砰地打过来，又遭到敌人包围。康指导员看情况危急，立即指挥我们，朝来的方向冲出去，而后到五指山会合。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发小炮炸响，康指导员的腿被炸断了。他挣扎着，仍不停地高声喊着：“同志们！我不行了，都不要管我，快冲出去。”他因流血过多，也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含着无比痛恨的眼泪，告别了我们亲密的战友、敬爱的康指导员。借着夜幕的掩护，我们继续向五指山前进。

    这时我们的队伍已被敌人打散，与上级和多数同志失去联系。和我同行的只有付保华、乔天惠等三人，沿着乱石嶙峋的山梁，向五指山摸去。第二天上午太阳刚露出山头时，我们已爬到了半山腰。就在这时，忽听山下有人喊话，当我们往后看时，发现有四个鬼子牵着一匹洋马，正举枪向我们瞄准。我正抓住一棵山胡桃树用力向上爬时，左腿好像猛地挨了一棍子，差点滚下山去。幸好在我后面的战友付保华同志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说：“你挂花了。”不过总还算幸运，子弹是打在左小腿上，贯穿伤，没有伤着骨头。他们还风趣地说：“你还得感谢日本鬼子的‘三八式’，若是我们的老式步枪，你的腿就断了。”边说边取出随身携带的碘酒棉球，把子弹进出的伤口堵住，再把右绑腿解下来缠在左腿上，他们架着我继续往上爬。

    五指山是太行山东的一条余脉，山高林密，悬崖绝壁。那些天然的大大小小的石洞，多半是串联着的，形成了许多出入口，既便于隐蔽，又有利于与敌人周旋。我们找了个可容上十人的有几处出入口的石洞，付保华和乔天惠同志从洞外抱来了很多枯树叶子铺在洞里，彼此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俩除关照我外，根据敌人活动特点，每天都是很有规律地到傍晚时出去找点水和野菜回来，加点炒面炊水做“饭”。

    我们来到五指山一个多星期，敌人还没有撤退，每日山上山下几乎到处都是鬼子、伪军和便衣队，喊话搜剿。晚间也有少量敌人四处活动，时断时续地放冷枪壮胆，却不敢进洞来。我们隐蔽在这些洞里，任敌人怎么闹也不管他，一有机会就在洞口观察情况，听听动静。就这样，我们三人相依为命，在洞里度过了一个多星期。

    一天我们突然听到洞外有人在喊：“我们是总部收容队，敌人已撤退了，在山洞里的同志们都出来吧！”开始我们怕上当不敢出来，后来声音越来越近，有一个人的声音越听越耳熟，这不是我们的区队长刘德胜吗？是他！就是他！我们不约而同地跑出山洞，抱住他流出了喜悦的泪花。

    王菁华：“五月反扫荡”突围记

    每当我来到千年流淌的渭河岸边，望着那连绵亘古的青山，再环顾沐浴着金色阳光的繁华城市，就不由得想起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想起牺牲了的战友，想起1942年5月，在太行山反扫荡战争中突围的一天。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为了把华北建成巩固的战略后方，抽调了其侵华的主要兵力，发动了一次次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又加上当时十分严重的旱灾、蝗灾，还有在河南的“汤害”，根据地抗日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一个时期，干部口粮由每天一斤四两小米减为八两（16两为1斤），野菜、树叶也成了充饥的主要食物。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依然满怀着信心，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5月，日寇调集了四个师团一个旅共3万多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妄图一举围歼太行山以麻田为中心的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领导机关。当时，我在北方局党校干部科工作。我们学校是和北方局机关及总部部队一起转移，行军作战的。

    5月19日从辽县的五军寺出发，经过麻田、苏峪，23日上午转移到武安县十字岭南山下的一个峡谷里。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前方的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昨天吃过的小米稀饭，经过一夜行军早已消化得干干净净，大家饥肠辘辘，抱着困乏的身子靠在树身和墙根下待命。等到上午10时左右，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突然命令部队、机关上十字岭向北紧急转移，敌人已从三面包围上来。我带着一个刚工作不久的通讯员小张，背着校印和学员档案，这些学员都是部队团以上指挥员和地方县以上的党政领导，有许多后来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刚奔上山梁，日军十多架飞机就呼啸着扑来狂轰滥炸，来自东西两面的大炮轰击，机枪扫射，封锁着向北的道路。整个机关大队开始混乱，情形万分险恶！只见左权副参谋长身披黄呢大衣，脚跨一匹大青骡子，来往于奔跑的队伍中。伴着骡子的嘶鸣声，我听见他不断地呼喊着：

    “同志们！向北、向北，不能下山！”

    大家顺着他的指挥方向，冒着炮火向北冲去。敌人发现了左权是个指挥官，炮弹在他的周围腾起了滚滚黑烟。这时他躲还是来得及的。但是，他置个人生命于不顾，仍然不停地冲杀在血与火之中，呼喊着、指挥着同志们冲出包围圈。忽然，一发炮弹落在他的坐骑下边，黄呢大衣飘落在大地上……（注：有的文章说左权同志是25日牺牲，我记得是23日。）这时，往田野望去，漫山遍野硝烟弥漫，枪炮声、骡马的嘶叫声、人们的呼喊声混成一片，牺牲的同志的遗体，炸死的牲口，飘散的纸币，丢弃的物品，到处是流血。我迎面撞见一位文联的女同志，满脸是血，分不清眉目，但她顾不上自己，一边跑一边喊着：

    “同志们！向北啊，不能停！”

    这喊音震撼着人们的心头，鼓舞着大家突围。小张第一次经历战争，双腿发软，跟不上人流，我死命地拖着他。敌人密集的炮火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为了不使党的机密文件落到敌人手中，我拽着小张在一片隐蔽的树林子里，埋藏了文件，可是却和大队失掉了联系，只得单独突围了。直冲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遇到学员刘铁之（冀南地区行署秘书长）、李××（冀南区党委武装部长）、朱丹（冀南区党委文联主任），小张却掉队了。

    我们四个人急速登上一个山头，不料和日寇一个排遭遇了。敌人的所有枪支对准我们扫了过来，子弹在身边溅起阵阵尘土。这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冲出去！我们拼力向山沟底下冲去，敌人已包围了我们。李部长中弹牺牲了，刘铁之同志负了重伤，肠子也流了出来，鲜血染红了白粗布衬衣。我们被俘了，同时也做好了为民族、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几个日本兵七手八脚将我和朱丹捆绑起来，一个鬼子头一摆，几个士兵端起刺刀向刘铁之同志直扑过去。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呼声震荡在太行山谷，越过峰峦，传向远方。但是，敌人在残杀了刘铁之同志后，带走了我和朱丹。刘铁之同志英勇献身时，两眼灼灼喷火，视死如归的形象永远刻在我的心里。往山下走的路上，我和朱丹悄悄商定：前面只要有崖，就纵身跳下去。可是路越走越平坦，始终没有牺牲的机会。

    到了敌人宿营地已是晚上了。因为我抗日群众的坚壁清野和日寇的烧掠，宿营的房子都没有屋顶和门窗。我俩被关在一所空壁里。望着满天的星斗，我们怀念组织和同志，渴望冲出牢笼，但也坚定了拼死的决心。夜半后，我俩乘敌人不注意，互相解开绳索，越墙跑了出来。刚跑出来就被敌人的岗哨发现冲散了，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两人才又得相见。死而复生后的心情，是难言的欣喜！我们倾诉了一夜的艰辛，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单庄独户的人家，饱餐了一顿小米饭。三天来的第一顿饱饭是多么香甜啊！当天下午，我们找到了学校组织，向领导汇报了突围经过和两位同志牺牲的情况。

    战争直到6月中旬才结束。开展游击战的干部、战士陆续回到了单位，小张却始终没有回来。我也找到了埋藏的文件。这次战争我们损失惨重，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牺牲了。但是，我们终于粉碎了日寇的铁壁合围，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在总部的总结大会上，彭老总讲了话，总结了经验教训，沉痛悼念了左权副参谋长和牺牲的同志。党校的总结大会上，朱丹和我也受到了表扬，但是我却默思着这胜利的来之不易，怀念着牺牲的左权、刘铁之同志，决心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像他们那样为革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青山不老，流水滔滔。

    白竟凡：五一反扫荡中的片段

    1940年，我从延安来到战火纷飞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区。在冀中工作的几个年头里，最使我难忘的，是1942年5月到年底的这段斗争生活。在那些严酷的、充满艰难险阻的日子里，由于有冀中人民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我在反扫荡中，多次化险为夷，安然地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最后平安地转移到平汉路西。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那些往事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一年，在冀中军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我没有随主力部队转战，而是在梁县、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的几个村庄里，进行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冀中人民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不畏强暴、英勇反抗侵略者的经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2年5月1日上午，饶阳县的天空乌云密布。张保村村边的枣树林里，冀中区的党政机关正在召开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上，吕正操司令员做了形势报告。在场的人们都坐在背包上静静地聆听。吕司令员指出，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兵力少战线长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国际法西斯斗争胜利在望。预计，今年可以打败希特勒，明年可以打败小日本。但是，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做垂死挣扎，还可能出现更加残酷的斗争局面。吕司令员最后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报告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念。在后来残酷的战斗岁月中，它一直鼓舞着我们的斗志。

    这个时期，敌情瞬息万变，我们不得不频繁地转移。1941年以前，冀中军区机关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从八分区跳到七分区，也可以从七分区跳到九分区，每晚行军走七八十里路，还可以在根据地的一个地方住上三至七天。自从1941年秋敌人实行“蚕食”政策，根据地逐渐缩小了。八分区深、武、饶、安之间的地区就成为军区机关活动的主要地区了；而且，每天都要转移驻地，以防敌人袭击。当天傍晚，我们打起背包，转移到了饶阳县的南韩合村。第二天傍晚，我们又向这个县的豆店村转移。晚上九十点的时候，我们到达豆店村。部队都坐在街上等待空房子。睡着了的乡亲们都纷纷起来，为我们腾房子。就在这个时候，集合的命令下达了。我们围在民运部领导同志的周围，倾听王逸群部长传达敌情。他说，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冀中地区，掠夺冀中的人力和资源，以此作为扩大战争的后勤补给基地，抽调了大约5万日伪军，向我冀中根据地大举扫荡。仅在石德路、京汉路保定至石家庄段以东和滹沱河沿岸，敌人就部署了3万多人，集中扫荡梁、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军区首长确定了军区机关的反扫荡方针，即相机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转移到敌人空虚的外线。今夜的具体行动是，司令部和区党委机关过沧石路，到冀中六分区。政治部和行署机关，由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领，兵过滹沱河，跳到九分区，相机到白洋淀一带打游击。我们当即整理队伍，按照军区决定的路线出发了。

    豆店村离滹沱河有30里远，我们准备在拂晓前偷渡滹沱河。夜漫漫，风萧萧，部队鸦雀无声地前进着，听到的是沙沙的脚步声。拂晓前，我们已经到达了距滹沱河岸二三里路的地方。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黎明的寂静，交织在一起的弹光划破了黑魆魆的夜空，紧接着，激烈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部队立即停止前进。根据判断是先头的警卫部队同敌人接上火了。这时候，从前面传来了口令，命令部队急速掉头，跑步撤回原地，以便使掩护的部队及早撤出战斗。

    我虽怀孕在身，也随着部队奔跑。我跑了19里，直跑得两眼冒金星。渐渐地枪声稀疏了。起初由于枪声大作，一切疲劳都丢在脑后了，后来才感到体力不支，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行军速度，我便闪出队列，在交通沟边上行进，让出沟中心的正路，使后续部队畅行无阻。谢雪萍同志看到我的情景，就主动陪我一起走，以便随时照顾，共同前进。战友的情谊和关怀，使我感激万分。不一会儿政治部主任卓雄同志赶上来，他发现我走得慢，赶不上部队，就让警卫员拉过马来关切地说：“竟凡同志，你骑我的马吧！”我说：“首长，我骑马的技术不行。我慢慢走，保证掉不了队。”卓主任对下级的关怀，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激励我赶上了队伍。这件事使我永生难忘。

    早上8点多，我们又回到了豆店村。由于一天一夜没有休息，又跑了五六十里的路。我们吃过早饭后，便奉命休息。大家都睡下了，沙克参谋长、卓雄主任等几位领导同志仍然站在地图前面，聚精会神地总结昨夜突围未成功的经验教训，制订今夜再次突围的行动计划。下午，民运部的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今晚突围计划，决定按司令部的路线，今晚也突过沦石路。部队要做到精干、轻装。凡是走的都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民运部的干部由于平时跟群众直接交往多，熟悉情况，绝大部分人可以留下来，跟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只有少数领导操南方口音，易于暴露，需要随队转移。领导根据我的情况决定，让我到深县城郊五里地的敌占区。那儿有一个敌工关系，让我暂时在那儿避一避。敌工部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党的关系，由我自己带着。我和谢雪萍一起迅速地整理好文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

    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队伍沿着交通沟向正南方方向出发了。这天夜里，天气阴暗，每个同志都在背包后面绑上一块白毛巾，便于互相辨认，防备掉队。雪萍同志是广东人，她随队而行。我提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包袱，送部队出发。部队已经出村了，我站在交通沟边的高台上，目送队伍远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沉沉的暮霭之中……暮色苍茫，兀自独立，思潮澎湃。回忆起来，我自从1940年从延安到敌后——冀中工作以来，一直都是集体行动，跟着部队作战和生活。同志爱，战友情，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从现在起，只有我一个人单独在敌占区坚持斗争……一时，惆怅于怀，一种难以克制的离队索居感向我心头袭来，同志们今晚南下突围能否成功，也使我忐忑不安。是生离还是死别？我呆呆地站在那里遥望南方，望啊望啊，一转念，理智使我清醒过来，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要奋斗就要流血、牺牲，怕什么？革命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想到这里，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迈开大步，向西南走去。

    5月3日深夜11点多，我来到了深县中东录村。我先和村长任顺义同志接了头，向他了解了这里的敌情，随即到王大娘家去歇息。王大娘是我们司令部王侦察的母亲，50多岁了。丈夫去世后，她拉扯着五个儿女，辛勤地劳动，养家糊口。儿女们长大以后，她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大儿子王敬贤在我冀中区农场工作，老二是侦察员，老四也是八路军，老三老五是民兵，跟王大娘在家劳动。我深夜赶到她家。王大娘热情地接待我，问寒问暖，忙着给我腾地方，让我睡在她身边。王敬贤同志正好在家，听我述说来意，知道我要去深县敌占区去，他说：“明天一早，我送你到根据地的边缘。那里正挨着我们农场。”

    第二天，天蒙蒙亮，天空中稀疏的星星还在闪烁着。王敬贤同志领我上了路。走不多远，我们就碰到一些群众迎面而来。我们向他们打听敌情。他们说，沧石路上的敌人已经出动了。说完，这些群众就向北边的大洼地走去。我和老王同志都认为这很可能是误传，于是决定继续向前走。我们越走越快，不久就来到离中东录村20多里远的农场——郗家池村。老王同志告诉我，过了这个村，南边就是游击区，再走不远就到了深县城郊。他说，他不能再送我了。我辞别了老王同志，继续上路了。

    张民：冀鲁豫军民粉碎九二七大合围 点滴记述

    冀鲁豫于1942年9月27日，遭敌铁壁合围，受到不小的损失。1943年10月12日，又遇敌一次大合围，由于事前得到情报，做了一些准备，避免了重大损失。

    本人是二分区教育参谋，为精简机关，临时要我随鄄北大队行动。10月12日上午，在黄河南岸活动，忽发现汽车进攻，我和该部迅速跑步过黄河。待我们过了河，汽车已追到河边。我带一个战士，在北岸监视，见离汽车不远，我向汽车放了一枪，随后又尾追部队，向南行进，到晚间与主力七团相遇。我原是七团参谋，和他们很熟悉，此时我不愿随县大队行动，就跟七团行进。

    到了夜间，已进到白岗以南，七团政委杨俊生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他以旅党委委员名义，要我将鄄城一个区队带回老区，交给他们大队，该队与其大队失掉联系跟至此地。当时分区是原教三旅改编的，旅党委即是分区党委。这个任务，我无法推辞，就愉快地接受。当夜就领着该区队七八十人，返回老区。北面老区已属内线，敌情紧张，我采取集中转移、分散隐蔽的办法，于天明前指定天黑后集合地点，分组向四面数里外各自隐蔽。在第一天隐蔽时即发现敌骑兵追我鄄西大队。待天黑后我们人员又全部集中起来，继续向北摸索前进。

    到了白岗附近，见到敌汽车坦克，都打着耀眼的灯光，在大路上轰轰行进。我们在其侧方，没有被发现。随后我们捕获一名敌探，化装成中国农民。抓获后，他一言不发，我向他讲些中国人民抗日有理的道理，他还是不说话。天快明了，怎么办，我不愿立即杀死他，就把他捆在一棵树上，然后分散隐蔽，等晚间集合时他已不知去向。一天我带三个人在鄄西某村头找小庙隐蔽，从窗子向外望去，见有几个背背包的飞跑逃避敌人。到中午有个群众路过小庙，发现我们是子弟兵，就立即送来些饭让我们吃，可见群众是热爱子弟兵的。这样集中分散，分散集中，又过了两天，已进到鄄西区某大村，找到鄄城县长兼大队政委的吕县长，将这个区队交给他，算是完成这次任务。

    这时伪军经常外出抢东西，由于这个点有地方部队活动，伪军也较老实了。晚间继续向鄄北前进，走到某村刮起大风，许多人在场上就地休息。我为了便于休息。带一个战士进房子睡了，待醒来已不见队伍，只好带那个战士，连夜向预定宿营地行进。走到吴老家附近，见野地到处有人影，如要接近，立即逃散，待走到村头，才找到一个群众，说明是自己队伍的，才平安进村。到村里见家家空无一人，没一人敢留在村里，由此我感到日本鬼子弄得中国人民好苦，我更加仇恨敌人。走到鄄北预定宿营地，未找到大队，原来他们也是进房子休息，尚未到来，我在野地里等了一天。睡在群众扫好的豆叶堆上，我开始对这个战士讲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遭到重大挫折，苏军即将大反攻；西欧英美第二战场，即将展开，即将打败德意，欧洲战争结束了，欧洲反法西斯大军，便会转向日本，日军失败已可预见，这个战士听得入神。后来该战士要回家看看，他家离得不远，我让他回去，要他晚间回来。晚间，那战士果然回来。经过这次大扫荡，他不但不动摇，反而提高了觉悟。

    第二天县大队到来，又见到七团参谋长徐仲禹同志，带一个连和外出的伪军打了一仗，迫使伪军不敢出动。大股敌人找不到我们部队踪迹，又怕受到袭击，都返回原防。这次大合围就被完全粉碎。

    现在回顾一下，这次大合围，由于事前有了准备，主力部队发现敌情，便立即跳到外线，相机派出小部队，深入内线打击敌人。地方游击队以隐蔽保持力量为主，相机打击小股伪军，迫使伪军不敢猖狂。敌人派了侦探，不了解中国人情况，致使敌人盲目行动。这样敌人找不到求战目标，又怕我军袭击，只得空活动几天，各返原防。这就避免了重蹈九二七铁壁合围的覆辙，这次大合围被胜利粉碎。

    庄少云：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片段

    我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亲眼看见过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军民施行铁壁合围“三光”（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的悲惨情景，也亲自参加过无数次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振奋民族精神，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生活片段。

    一、莱芜吉山战斗

    1942年10月的一天，鲁中一分区司政机关经过夜行军住到莱芜白杨村安排休息。拂晓，突然在白杨村西北约两华里的山口处，“轰，轰”两颗手榴弹的巨响，这是我们侦察兵的报警。凌晨的寂静霎时被打破了。那时我在分区政治部文书股工作。部队集合了，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司政机关随分区教导队的两个连向茶叶口方向前进，遭到了对面山上敌人的射击；部队转向法山村山峪挺进，又遭日伪军的机枪堵截；部队折回向吉山突围。部队刚翻过吉山的山岭，机枪、手榴弹响作一团。部队被敌人包围了。

    我们的两个连队和日伪军拼了刺刀，进行了肉搏战。在这次战斗中，鲁中一分区的汪洋政委和百多名同志壮烈牺牲。

    二、战斗负伤

    就在部队向吉山转移的时候，行进到法山村的小河崖边，我的右下腿突然像被打了一棍似的，接着腿就麻木了。低头一看，鞋上流满了血。我的右腿被日寇打了个贯通伤，但未完全骨折，可是这样一来走路就很困难了。这时于建华同志赶忙架起我的左臂，接着孙科长也赶上来了，指示他的警卫员小许同志架了我的右臂，边打边走，继续向吉山前进。这时敌人已占领了吉山山头，用机枪猛烈向我们射击。正在越过一道小岭的时候，小许同志被打倒了，头部负了重伤，牺牲了。这时只有于建华同志搀扶着我，利用吉山山腰的梯田，以人高的地堰子做掩蔽，继续前进。可是我因流血过多，头晕眼花，腿也挪不动了。在艰难地顺着地堰继续前进的时候，于建华同志发现在地堰底下有个老百姓避风雨的小洞，这洞刚能蹲下两个人。于建华同志把我扶到洞里，又拉了几个竖在地堰上捆好的玉米秸掩蔽了洞口。这时我对于建华同志说：建华同志，我是不能走了，你走吧。等战斗结束后，你如果还活着，就来这里看看我。于建华同志说：不，你负了伤，我不能离开你。我又想，这时我们已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知道他是难以走出去的，所以也就不勉强了。

    太阳到西山头上的时候，激烈的枪炮声已经过去，但也还不断听到稀疏枪声。我们在吉山山腰的堰洞里，透过玉米秸的小缝隙，看到白杨村、法山等村升起了一股股浓烟。这是日寇在枪杀无辜的老百姓和焚烧老百姓的房子、柴草。这时我和老于同志商量，敌人如果搜山，我们被敌人发觉了怎么办？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信念，如果被敌人发现，我们就和敌人拼了，各人数了数手枪子弹。于建华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松动了下盖，做好使用的准备，并决定各人要留一颗子弹给自己，誓死不做俘虏。

    太阳落山了，在远远的西山山顶上还凝聚着几朵橘红色的彩云。吉山山脚下的法山村不知是烧的房子还是柴草垛火还没有熄灭，一阵黑一阵白的浓烟不断扑到山脚下，一会儿又突然亮起来，我们洞里也钻进一道道亮光。怎样应付敌人，都准备好了，心里才踏实些。可是这时才感到伤口的刺痛。我打了两副绷带，血都湿透了，整个右下腿都成了血疤，连动也不敢动。这时于建华同志忽然发出鼾声，我推他一把才停止了，这时我想建华同志为我劳累一天，要不是他搀扶我到这里隐蔽，我早也就没命了，本应让他好好休息，可这不是时候呀。在这寂静的夜里，预想着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想着想着自己也迷糊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堰洞里静听着周围的动静。敌人是否退走？我们的部队是否来收拾战场了？忽然听到山顶上有人在吆喝，一会儿又看见一队黄狗子手持着太阳旗在山脚下持枪而过。我和老于都意识到敌人在搜山了。准备好，手枪都推上了顶门火，老于把手榴弹盖子打开，拉出弦来准备着，又待一会儿，我们听到远处有说话声，话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接着说话声和皮鞋声从我们洞上而过，这时我们憋着气静等着进行一场生死搏斗。我们集中精力注视着洞前的玉米秸是否有人动。很侥幸未被敌人发现，说话声、皮鞋声又渐渐离我们远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又是到了黄昏时候，这已经是整整两天了，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粮。我们习惯地不断摸自己背在身上的干粮袋，可是都空空如也。这年莱芜这一带收成不好，又加日伪军经常从据点里出来抢掠烧杀，弄得老百姓都没有饭吃。听当地老百姓讲，这年他们这一带饿死了不少人。原来我们干粮袋都装了些煎饼渣渣（晒干煎饼搓碎的）。可是自来这一带住，群众凑不起给养来，就连干粮袋的都吃完了。我和老于互相望着，但谁也不说渴和饿。我看老于的嘴唇都干得老厚，我们觉着自己的舌头在嘴里伸卷不灵了。偶尔一阵风吹到洞里，都闻到了野菊花的清香。

    紧张的一天过去了，头感到晕乎乎的，不知不觉便睡着了。在睡梦中喝了一碗房东送的大叶茶；司务长还分给我小米煎饼豆角咸菜。正在吃得香甜的时候，建华同志把我推醒，放到我手里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说：你尝尝好吃吧。我还没辨出什么东西就咬了两口，接着舌头在嘴里就不动了，原来是建华同志趁我睡着了，下山到法山村边爬到树上摘了两个柿子，又扔到火里烧过后拿回来吃的。本来就口干舌涩的，这不仅没有解渴充饥，反而弄得我俩都说不出话来了。

    第三天，我们仍静听着外面的动静，心里在想，敌人如果撤退了，我们的部队是会来看看的。一直到下午才听到有人说话，但还是辨不出是我是敌，待有人从我们住的堰洞下边走过时，我们从玉米秸的空隙间才看见是自己的部队，接着又看见了司令部的宋科长，这才出来联系。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同志们把我抬上担架后，宋科长紧紧握着我的手流出了眼泪。

    三、地下病房

    我被抬上担架后，便从吉山的山腰下了山，快到吉山村边时转了个弯又上山了。到了离法山村有几里路的东山上，在一块梯田里放下了担架。记得是个宋医生向我介绍说：能走路的轻伤员暂时住在村里，随时准备转移行动；你们不能走路的伤员就住在这里，我们负责到这里来换药送饭。我看了看周围环境，心里想，这里是一块刚割了玉米有两米多宽的梯田，一面是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人高的地堰子，堰墙上长满了新草。新草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盛开的野菊花和几粒熟得通红的狗奶子（和枸杞相似的小果）。“就住在这里”，是住在哪里呀？还没来得及发问的时候，看见一个同志熟悉地在地堰子脚下扳开了几块石头，现出了一个比脸盆大的洞口，洞口上边生长了一棵荆条，细长的枝条向下垂着掩避着洞口，又宛如洞口的垂帘。这时宋医生指着洞口对我说：张排长早已来了，你俩就住在这里边。说着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护士们把我右腿的绑带剪开，裤角剪掉，把整个一块血疤去掉，把伤口包扎好。我翻过身子，两手扶着地，另两个人连拖加推地帮我爬进堰洞。我进洞以后，外面的人将原来堵洞的石块又原样垒起来了。

    这洞的长短约有两米，宽数和双人床差不多，能躺下两个人，坐起来向上伸手，可以摸到洞顶的泥土。张排长在我右边躺着，他是被敌人打伤脚的。我整理了下地下的铺草，拿背包和鞋子垫起来做枕头，和张排长一顺头地躺下了。洞里黑乎乎的，只有脚下洞口间从石头缝里钻进几束亮光。我本想眯着眼睡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光想着喝水吃饭……

    洞口的光束没有了，意识到已是黑天了。忽然听到洞门外有石头撞击和摩擦声音，是护士将洞门的石头扳开了。她冲着洞门低声地喊“同志开饭了”，我们坐到洞口处，接过护士用大黑碗盛的白开水，每人还有一份卷谷子煎饼（用没有去糠的谷子做的）和几根老百姓自己腌制的豆角咸菜。护士一再解释说：这是病号饭，我们工作人员今天吃的是花生饼煮地瓜蔓。我连喝了两大碗水，护士又给盛上一碗并问：“还要吧。”我说：“好了。好了。”等我们吃完了饭，护士又问：“大小便吗？”我们说没有，她又把洞门石头照原样垒上就走了。这一夜睡得很甜。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护士就来给我们敞开洞门，让我们爬出来大小便，换药，留下水和饭。她将大小便掩埋好，用树枝捆的扫帚把脚印抹掉，垒好洞门便走了。中午洞门不完全敞开，只拿下洞门最上边一块石头把水饭递进来就行了。就这样我在洞里住了半个多月。

    一天上午，在我们洞东南方向五六里路的地方枪、炮、手榴弹声响作一团。我们想这又是日伪军出来扫荡了。这天的中午饭也没人来送，我们猜想可能医院的同志转移了。直到晚上护士才来送饭，并告诉我们说：“五色崖村的伤病员被敌人发现了，因为那里的堰洞口是用树枝和草掩蔽的，暴露了目标，伤病员有的被敌人用刺刀穿死，有的在堰洞里被敌人扔进了手榴弹，伤亡惨重。你们要准备好，今夜就转移。”她洞口也没堵就走了。

    四、在敌人据点跟前养伤

    护士走后不久，担架就来了，我和张排长都爬上了担架。一夜间不是跋山就是涉水，民夫好不劳累，我躺在担架上真觉得过意不去，但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还不能走路。我们只有以积极工作奋勇杀敌来报答群众的这种恩情。

    拂晓以前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村名已忘记）。在黑影里看来这个村子不大，有三十几户人家。我和张排长被抬在一个周围有人高的土墙和有用树枝编制的栅门的院子里。这院里有三间南屋，房东自己住着，两间西屋是空闲的，连我和张排长一共住了六个伤病员。房子的南面一间有两扇木板门，上面带有三个环的铁门挂，进门来的右侧竖着一些高粱秸和其他农具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病床就在这里边。从门缝往里是看不见我们的；北间向东是个老式的木棂子窗，窗上糊了白纸，但已破旧不堪，窗里边堆满了柴草家具，从窗外往里看，也看不到我们。后墙上没有窗，这是可以放心的。

    住下来以后我才了解到这是×××庄，这村庄离鬼子汉奸据点龙马角（镇）不到二里路。鬼子汉奸常到这村上，但没发生什么事。房东老大爷和老大娘对我们挺好。重伤号不爱吃饭的，她还格外给做饭，有时还给打上鸡蛋。老大爷除了一天三次送水送饭外，抽空便到屋里来问寒问暖，要我们放宽心安心疗养，争取早日出院，狠狠打击日伪军。这给我们伤病员以很大教育。

    每天天不亮，护士就来给换药治疗。接着房东老大爷便送来早餐。吃过早饭，伤病员便处理大小便，再拿下尿罐子，房东老大爷就把门锁上。

    在这里住的伤病员同一的感觉是：夜晚睡觉很放心，就怕白天锁上门。每在锁上门的时候，便有种异常的感觉，心里觉着不踏实。有时有的同志便长吁短叹地说：“锁在这屋里，如果敌人真的来了，不是要等死吗？”有的同志便说：“我们要相信党依靠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嘛。”组织上要没有安全的把握，也不会把我们送到这儿来，要不是有抗日群众的掩护，我们在这里一天也住不成。也有的同志说：“如果根据地和游击区比这敌占区安全的话，组织上是不会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这是暂时为形势所迫，但不论住在哪里，我们都不能放松警惕。”有的同志接着说：“对，只要有敌人存在，哪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准备战斗，不管在哪里，都是我们的战场，如果我们真的被敌人发现了，就和他拼了，誓死不当俘虏。”这个意见很受大家的拥护。虽然都是躺在铺上的伤病员，但不管是有短枪或手榴弹的，即使没有武器的同志，也都找个斧头、镰刀之类物件做武器，在锁上门的时候都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战斗。

    一天夜里，又送来两个伤员，同时带走了两个出院的同志。这小小的村庄只要有人来往，难免多少有些动静。因而第二天吃过饭后，房东老大爷在我们住房的木窗棂子上轻轻叩了几下，小声地警告我们说：“同志们，注意些，汉奸和鬼子来了！”这时我们伤病员已做好了战斗准备。霎时屋里鸦雀无声，都在静听着外边的动静。不一会儿，我们听到房东老大爷在我们住房附近和日伪军对话。可真是谈笑自如，对答如流。敌人间：“今夜有事吗？”老大爷说：“报告长官，今夜平安无事。”敌人问：“今夜怎么有狗咬？”老大爷说：“报告长官，那是狗咬狗。”敌人又说：“有事要报告。”老大爷说：“是，有事一定向长官报告。”听说话声和脚步声离我们的住房渐渐地远了，我们才放了心。

    老大爷在给我们送中午饭的时候，面带胜利的喜悦对我们说：“他们来了也不要紧，你们只管放心养伤吧……”这使我们觉得埋入群众之中比埋入地下还要安全舒适得多。也是我们真正认识到党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敌人这个真理。

    我在敌占区这个医院里住了20多天，待伤已基本痊愈，在一天的夜里跟随送伤员的同志归队，继续与日伪军战斗。

    张延武：一张城防图

    夜，很深了。指导员仍然坐在炕旮旯，使劲地抽烟。他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他有心事。昨天，军分区送来一个密件，说是要一张什么图，为这事，指导员一天一夜没合眼了。我催了他多少次叫他睡觉，他总是摆摆手说：“你睡吧，别管我。”我是你的警卫员，我怎能不管你呀，可是，我又实在太困了，往炕上一躺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鬼，醒醒！”我揉揉两只蒙眬的睡眼，一看是指导员站在我身边。我赶忙跳下炕抖抖精神问：“什么事？”指导员给我整了整灰军帽说：“你去把卫生员李灵芝叫来。”“是。”我紧了紧腰带，消失在夜幕中。我和李灵芝来到队部时，指导员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林县城图，他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点点画画。“指导员，找我来有事吗？”李灵芝问。“嗯。”指导员站起来看看李灵芝，又向我说，“小鬼，你也过来。”我和李灵芝站在他面前。“给你们一个任务，进城去！取回敌人的城防图。你们看！”他弯下腰指着桌上的林县城图说：“西门、北门敌人防守严密，不容易进去，你们要绕道从东门进城，进城后找魏耀文魏掌柜联系，你把这封信带上。小鬼，你的任务是保护李灵芝。”

    指导员交给灵芝一张白麻纸，然后，把联络暗号和地点详细交代了一番说：“取回城防图，对解放林县极为重要，你们看，有困难吗？”“我们是城里人，人熟地熟，保证完成任务。”我和李灵芝不约而同地回答。“好，准备去吧。”指导员拍了下我的肩膀说。我换了身便衣，卫生员李灵芝仍留着剪发头，穿件黑底红花小夹祅。指导员看着我们，满意地点点头笑笑说：“中，好像是姐弟俩。”他从桌子下面提起一篮子柿饼和一布袋核桃说：“你们伪装成卖山货的，眼珠子要灵活点，处处小心谨慎。”他看下表说：“现在天刚亮，出发吧。祝你们顺利。”我和李灵芝告别了指导员，就上路了。

    这是1942年秋末。我游击队的驻地，离林县城20华里，太阳一竿子高，我们就来到城东门口。城门口站着一个戴黑眼镜的伪军官，正在指挥匪兵们严密搜查来往行人。李灵芝扭过头来向我递了个眼色，拉住我说：“小延，跟着我。”我点点头，悄悄地站在灵芝背后。挨到搜查李灵芝了。一个匪兵吼叫着：“姑娘，过来！你是干什么的？”“卖山货的。”李灵芝斩钉截铁地回答。“什么卖山货的？拿过来我看看！”另一个匪兵一把夺过灵芝的篮子，揭开盖着的毛巾，“哈，柿饼。”他捏起一个塞到嘴里说，“挺好吃。”另外三四个伪军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乱抓着吃起来。戴黑眼镜的伪军官叫着，你们在干什么！也走过来抢着吃柿饼。“老总，你们还给我吧，卖了柿饼好给俺娘看病。”灵芝趋势夺篮子进了城门。“去你的吧。”一个匪兵把一只空篮子扔给李灵芝。“小孩，你布袋里装的啥？”一个匪兵向我招手。“核桃。”我走到匪兵跟前把布袋放到地下说。“解开口，看看。”另一个匪兵命令我。我刚解开布袋口，一个匪兵过来，抓了两大把核桃，戴黑眼镜的伪军官过来，从匪兵的背后伸过手来，抢走了我的布袋。“给我布袋。”我向戴黑眼镜的伪军官跑去要布袋，也趋势进了城。走到东营巷口，李灵芝已在那里等我了。她一把拉住我说：“好险啊，这一关算是过来了。走，找魏掌柜去。”

    我俩来到“太和山货栈”门口，见门边立着一把扫帚，这是平安的信号，我往里面一看，柜台后面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戴灰礼帽的先生，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魏掌柜。“先生，有山梨红吗？”灵芝走到柜台前问。魏掌柜看了我们半天问：“要多少？”“八斤。”灵芝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字，对上了暗号。魏掌柜向内喊了声：“小柱子，看门。”随着喊声走出来一个年轻人，魏掌柜向我们点点头说：“请到后面。”这是个小小的山货收购站，外面三间门面，后面一个四合小院。魏掌柜领我们来到西房问：“你们是从哪来的？”“我们是从小黄华来的。”李灵芝赶忙回答。“指导员和同志们好？”魏耀文掌柜问。灵芝点点头说：“好。魏掌柜，请让我到里间去一趟？”李灵芝从里间出来后，从贴身内衣里取出来的一张白麻纸，交给了魏掌柜。魏掌柜端来一洗脸盆水，把白麻纸展开，往脸盆水中一放，麻纸上出现了字迹：请将城防图给来人带回……

    我们仨人正盯着看信，魏掌柜的女儿魏素梅，掂着一个卖纸烟的木盘子，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她环视了我们一周问：“爹，他们是？”“西山来的。”魏掌柜回答。听说我们是西山来的，素梅“哎呀”了一声说，“不好了，全城戒严，伪军领着鬼子挨门搜人。说是有个女游击队员，剪发头，穿红花夹袄进了城。”“你听谁说的？”魏掌柜问。素梅说：“李枫秀的秘书在我摊上买纸烟时向一个伪军官说的。”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我们很紧张，我这14岁的小鬼，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魏掌柜在地上踱了两个圈斩钉截铁地说：“素梅，把那根辫子拿出来，你和你灵芝姐把衣服全换过来。”素梅毫不犹豫地将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交给她爹，然后，领灵芝出去换衣服了。魏掌柜从一架陈旧的座钟底下抽出一块木片，左转右转，木片的侧面露出一道缝，倒出了城防图，他把辫子解开，将城防图辫入辫子内。灵芝和素梅交换了衣裤走进来，我一看素梅还是梳着大辫子，灵芝还是剪发头。“灵芝，来。”魏掌柜一面把他手中的辫子，用红毛绳使劲地给灵芝绑在后脑上，一面对素梅说：“把你的辫子剪了，梳成剪发头。”顿时，灵芝成了素梅的打扮，素梅成了灵芝的模样。柱子慌张地进来说：“魏掌柜，查户口的来了。”魏掌柜沉着地说：“灵芝，你头上的这根辫子，要亲手交给指导员。素梅，领你灵芝姐出城！”话音未落前面已有敌人喊叫的打门声。魏掌柜一摆手，“你们从后门出去，快！”灵芝拉了我，跟着素梅从后门来到街上。

    街上打太阳旗的日本兵和伪军来来往往，我们三个人从人群中往东城门方向走。刚走到城门口，几个端着大枪的伪军拦住了我们：“干什么的？”一个伪军大声叫道：“逮剪发头穿花袄的大姑娘，快！”随着喊叫声，吱吱的哨子声也响了起来。素梅甩开我们朝城外猛跑，一个伪军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她恨恨地朝伪军手背上咬了一口，伪军痛得放开了她，她又跑起来。“快跑，出城。”灵芝拉着我趁敌人混乱之际，冲出了城。我们没跑多远，隐隐约约听到素梅一声惨叫。灵芝猛地站住了，她扭回头来喊了声：“素——梅！”她要往回跑，我一把拽住她说：“你不能回去，你头上的辫子必须亲自交给指导员。”她咬咬牙，说了声“走！”拽着我向小黄华方向拼命地跑去。

    林县城解放后，魏掌柜悲愤地给我们讲述了素梅被捕后，惨死在监狱的经过。

    江涛：解放大沙河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察南专署所属宣化县深井南约40华里，紧靠桑乾河北岸有个小村叫大沙河。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1943年，这个村曾建立着伪军据点。据点旁边还设置着日伪大乡公厅，由伪军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掠夺搜刮中国的财富，而汉奸则依附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也趁国难之际，疯狂地吮吸着中国人的民脂民膏。他们除了疯狂地公开抢劫之外，还有多种的“正式”机构来设施勒索。大乡公所就是这种机构之一。他们接受其主子意旨，到处派粮派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在国恨家仇面前，等待着救星的拯救。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毫无疑问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肩上。各种伪组织是依附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魔鬼身上的爪牙。倘若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拯救人民于民族灾难之中，就必须首先斩断魔爪，清除汉奸伪组织。我们的开辟工作，毋庸置疑，也是要把这个工作作为相当重要的环节而以慎重而又巧妙的手法加以解决。

    从大沙河向东顺桑乾河而下约一公里多的南岸有个小村叫胡甲。自1943年春季，宣化县桑乾河南地区虽然还有瓦窑沟、马牙水两个较大的伪军据点，但据点外的村庄已完全是抗日的一面政权了，对敌伪不缴任何粮款、人工等摊派和勒索。可是那些比猪还蠢的大乡长仍然以为这个地区是“大日本皇军的王道乐土”呢！形势是向着抗日有利方面转化的，在敌后地区的开辟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由于我党的发动和领导，人民已经团结起来反对他的统治了。

    一天，我正在胡甲甲长胡占鳌家里，胡急急忙忙跑进来慌张地说：“老柳（当时我化名柳仁），不好了，李桂这小子来了！”我挺纳闷，是个什么人物来了，把他吓成这个样子？于是我问胡占鳌：“李桂，是干什么的？”“大沙河的大乡长哟！”“呃，大沙河大乡长，他在哪里？”“我把他领到西屋里了，安顿下他，我就赶紧过来跟你说。”“他来干什么？”“还有什么好事，还不是向村里要粮要款呗。”“来了几个人？”“共来两个人。”“你看他们带着枪没有？”“他们哪里有什么枪，根本没有枪。”“那，他们来要款，什么都不带，只凭嘴说要吗？”我略思片刻，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何不就坡骑驴，真是送上门的俘虏。这回必须砸碎他这个饭碗，烧毁他的账本子，看他再来活动。于是我拿定主意，对胡说：“我想见见他们，咱们找他们去！”胡一听说我要见见他，打了个愣怔，急忙摆手说：“不行，不行，这要是……”我打断他的话笑着说：“不要紧，你就放宽心吧！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我随胡甲长走进西屋，炕上有两人坐着。我上前向一位年龄较大的问道：“贵姓？”那个似乎以为自己是大乡长所以挺横，见了我这个陌生人也不客气一番，只是在炕上像个泥胎般地坐着。听到我问话以后，才抬了眼皮，爱答不理地说：“我就是大沙河大乡长李桂。”这句话充满了傲慢的语气，竟大言不惭地把伪大乡长的头衔拿出来吓唬人。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真想上去照他的厚脸皮给他几个嘴巴，痛骂他一顿。但又一想，我不能这样做，必须按政策办事，注意方式方法，于是我忍了又忍，压了又压，才把心中的怒火平息下来。我假装吃惊地说：“啊！你就是大乡长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你劳大驾到这村有什么贵干？”我这一问，李桂更疯狂了。他听我一问瞟了我一眼，慢慢说道：“没什么事，就是来这村收收欠的款。”说完他又打量了我一番，问道：“你是什么人？我怎么不认识呀？”我忙说：“是呀，您是大官，怎么会认识我呀！我是刚来给胡甲长帮忙跑腿的。”“噢……”李桂点头应了声。我装作愿为效劳的样子问：“李大乡长，您来收款的，一定带着账本吧？”李桂指着账本让我看说：“就是这本，我带来了，收款嘛，不带账本还行。”我问：“只有这一本吗？”“就这一本还行，这么多村堡，这么多的事往来，一本是不行的，还有好几本，今天我没带来。”“还有几本什么账？”“还有几本粮食账、劳工账、铜铁账等都没带来。”“收款收据，大乡公所长戳公章和你私人手章都带来吗？”“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了，各种收据、公章私章都没带来。”“哎呀！这样子，我们交了款，不给正式收据，只开个白条子，不盖公章，又不盖私人手印，谁知今后忘了什么的别人又来要，我们不是要出双份吗？”说完，我看了看对方，指着和李桂同来的问：“这位贵姓，干什么的？”“他姓张，是所里办事的。”李桂答道。“我想这样办，不知大乡长意见怎么样，让老张回公所把其他的各种账本子、各种单据收据、大乡公所公章长戳、你本人私章统统都拿来，咱们跟胡甲长一同商量商量，看看欠了多少，怎么个缴法。我们打算把过去欠的款子、粮食都清理得了，省得你们左一趟右一趟跑路来催了。”我说完扭过头瞅瞅胡甲长，征求他的意见。“胡甲长你看这样行吗？”“行！行！”老胡点头答应。李桂听后笑着说：“哎呀，你们村是痛快人当家，别的村老是磨磨蹭蹭反正不愿意老实地交。”说着他对姓张的吩咐道：“老张，你给咱们多跑一趟，回去把咱们的各种账本子、收据、公章和我的私章都在那个包袱里统统拿来，走快点啊！”老张听后，不敢怠慢，急忙一路小跑着去了。

    我瞅着这一切高兴极了，心中暗乐：“蠢猪，好戏还在后边呢，等着瞧吧，今天可该和你彻底清算清算了。”为了不引起李桂的怀疑，我故意找话与他搭讪着，耐心等待老张的返回。“李大乡长，你们收的这些粮呀、款呀，都交给谁呢？还是自己用呀？”“哎，哪能自己用！收起后都要交县公署的。”李桂认真地答道。我看着从他那小眼中露出的狡黠神色，我知道这不是真话，便装作不解地问道：“那县公署又往哪里交呢？”“这就不知道了。”“县公署是谁建的？”“是中国人建的，都是中国人！”“那县公署是给谁办事的？给中国人，还是给日本人？”“都办。给日本人办事，也给中国人办事。再说中日提携，日察如一，还分什么中国、日本呢？”我听到这些汉奸言论，真想上去敲死他。又一想，事情没成功，还是先稳住他为上策，于是我们又天南海北地闲扯起来。

    不大一会儿工夫，那姓张的风风火火地背着包袱满头汗水地从大沙河跑回来，进门将这一大包包着账本子、收据、公章长戳交给李桂。此时我认为时机已到，就让我的警卫员小高立刻带着枪走进屋里。我吩咐小高把这些账本子包袱等带好，扭过头来对老胡说：“胡甲长，我看让李大乡长和咱们一起到杨家沟去谈吧，与杨甲长和李大乡长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怎么个缴法，规定个日子！那里既安静又方便。”胡明白了我的意思，点头应和道：“是啊，是啊！我们到杨家沟把事谈完，怎么也得先请李大乡长多喝几杯呀！来一趟不容易呀！”说着又点头又哈腰对李桂说：“大乡长你能赏光吗？”李桂一听要喝几两，顷刻小眼眯成一条缝，吧咂着嘴说：“行，行。”说着下了炕，急着就走。

    我们一行五人，便向杨家沟走去。李桂和姓张的走在前面（李桂是瓦窑沟村人，这一带地形道路他熟悉），我与老胡、小高走在后面。为什么要去杨家沟呢？因为胡甲长与大沙河只有一公里合华里不到二里地。大沙、西坪是伪军据点。当时考虑到，一旦发生敌情我们是危险的。再则那个姓张的回大乡取账本子，如果告诉伪军这里有生人，让他把我们稳在胡甲不是没有可能的。还是提防点好。杨家沟虽距胡甲不远，但我们转移了地点。即使真有情况，我们也有了准备。所以决定转移到杨家沟去，决不能麻痹大意，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到了杨家沟，我们先到杨甲长家里，李桂自认为是熟人熟路，不打招呼直接进了屋，那姓张的在外面等着。我命令小高把包账本子的包袱放在炕上，到门外高地担任警戒。我与老胡随着进了屋。杨甲长搬来炕桌，找了文房四宝。一切都准备好后，我们坐在炕桌周围，我对李桂说：“李大乡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李桂被我这一问，有点迷惑不解地说：“你，你不是刚来给胡甲长帮忙的……”我冷笑了一声，打断他的话说：“实话告诉你，我是八路军！”说完我注意他的表情和动作，看他到底有什么反应。李桂一听说我是八路军，才开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观察我的衣着打扮，一时吃不透我是干什么的，更看不出我的身份，信口说出：“啊！也是办公的，我们都一样，这年头的事不好办呀！”妄想献殷勤让我对他表示同情。我一听这话，简直是浑蛋透顶，想让我混淆敌我，办不到。我板起面孔，严肃地斥责说：“什么都是办公的，谁和你一样，我是八路军，你是汉奸。八路军是打日本人抓汉奸的，我是给中国人办事的，你是汉奸大乡长，是日本的走狗和奴才。谁和你一样，你是搜刮中国人民血汗、粮食、金钱交给日本人，再让日本人来烧杀抢掠中国人的十足奴才。这些账本子收据就是你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最好证据。”说到此我气愤地直接指名道姓地说：“李桂！你今天必须按照账本和收据上记的还清你向各甲各户要的粮食、现金、人工折价，一笔一笔地还清，少一个也不饶你，像你这号汉奸走狗就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你说什么时候还清，怎么个还法？”李桂听到这话一下瘫软下来，扑通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说：“长官开恩！开恩！我一辈子也还不清。”我一看他这副癞皮狗的可怜相，心中不觉好笑，我厉声地说：“还不清不成，变卖你的家产也得偿还，差一分也决不饶恕你的狗命。”李桂这时浑身像筛糠一样抖成一团说：“长官宽大我，我听从长官的吩咐，只要给我一条活命，让我干什么都行，今后我再也不搜刮民财了。”停顿片刻，我看了看两位甲长，我说：“以后不收啦？以前收了怎么办？今天彻底清理清理吧！”胡甲长说：“以后不收，空口无凭，说话要算数，你拿什么担保吧？”杨甲长说：“说话要算数，你先写张保证书吧！”李桂连连说：“我写，我写……”我说：“写保证书太容易了，你说说过去收走的粮食现款、钢铁民夫怎么还还清吧！”又停顿了好久，杨家沟的甲长说：“今天先让他写一张以后不再收缴的保证书，以前收过的各村都有各村的账，他忘了可咱们忘不了，他要从今以后还不学好，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再和他算总账。柳队长，你看咋说？”杨甲长说完，我看看胡占鳌甲长，问他：“你说呢？”胡说：“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八路军的政策够宽大的了。”我又问李桂：“你听清楚了吧？这样办行不行？”李桂连声说：“行！行！我一定遵命！我写我写！感谢长官，感谢两位甲长，给我一条活命。都是中国人，我以后决不给日本人做汉奸之事，我一定学好，我再干坏事就枪毙我。”我命令他：“站起来，今天我们给你一条活命！”李桂从地上站起来，我接着说：“你愿留条活命，那好吧！你现在就在这张纸上给各甲长公所写个通知，马上就写！”说完我将毛笔交给他。这时老胡已让杨家沟甲长把墨研好了，端到炕桌上。李桂接过笔，抬起汗淋淋的脸问：“这，这怎么个写法？”我说：“我说你写，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这有什么为难的？”“行，行，我听长官的，我听长官的。”“奉八路军官长命令，今后各甲公所欠大沙河大乡公所各种金钱现款、粮食实物、民工与废铜烂铁等全数不再收缴。各甲公所，甲长不得再向花户摊、索、要。如有甲长借口向各花户摊派勒索者，以汉奸论处！大乡公所也于当天解散，今后如有人假冒大乡人员到各甲公所要粮、要款、勒索财物者，希各甲公所立即抓捕送交八路军法办！各甲公所接到本通知后，照抄一份贴于甲公所门口使各花户周知！抄后将原通知按顺序沿村传送，不得有误！特此通知李桂（手章）（各村名从略）大沙河大乡公所长戳一九四三年×月×日。”李桂写完后，向我们念了一遍。大家认为很好，加盖大乡公所公章及本人手章。当即让杨甲长派人沿村传送出去。

    等传送人员走后，李桂这小子却满眶泪水，顺腮帮子流了下来。我知道这小子丢了官心痛得难受，没有理他。我拿起账本、单据、公章长戳等对李桂说：“这些玩意儿没用了吧，全都烧了吧！”李桂着急地争执着说：“这这……我回去怎么个交代呀！”我“嗯”了一声，严厉地对他说：“你还打算回去交代呀？还怕对不起日本人，是不？通知已经传下去了，还留着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让胡甲长把小高唤回来，我对小高说：“把这些账本子看看没用过的白纸取下来，订学习本用（当时根据地纸张很困难）。用过的全部烧掉，还有公章、单据全烧掉！”小高听了高兴地拍打着账本说：“咳，又捡了个小洋落。”又扭头对李桂取笑道：“谢谢李大乡长了！”说完动手撕烧起来。李桂看来可真难受坏了，哭哭啼啼地说：“我这怎么回去呀！回哪里去呀！哪里是我的安身地方呀？”我看着他的可怜相，又看着已经烧着的公章账本什么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打趣地对李桂说：“你卷起行李逃命吧，愿去哪里都行。可是，你回去再要给日本人办事，下回抓住你可就是第二次，就要从重从严处理了。从今天起，你算是‘自由’了，彻底‘解放’了，回去吧。”李桂不敢再说什么，随着老张灰溜溜懒洋洋地向大沙河方向去，来时的那股趾高气扬的高兴劲一点也没有了。

    李桂走后，我看着账本、公章等都成了灰烬，这才吩咐小高准备上路，两位甲长连声赞道：“老柳，你今天可把李桂给整治好了，为咱老百姓除了一大害，办了件大好事！”我也乐哈哈地说道：“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说完我们都敞怀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解放大乡长”的始末，这件事在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洪流中真是不值一提的一个极小的点滴。正是由于无数千万个小点滴的胜利才汇集成伟大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洪流！现在想起此事，还感到有无穷的乐趣！真是痛快！

    佚名：八路军全歼日本鬼子小分队的故事

    我所要讲的是一件真实而又可歌可泣的、我八路军全歼日本鬼子一个小队与一部分伪军的战斗故事。

    为了那些英勇杀敌和为国捐躯的同志，我拿起笔来。

    那是1943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农历六月初的一天，八路军某部一连，接到上级命令，赶到垦利县八里庄，进行一次特殊的伏击战。

    根据上级精神，由高永胜连长亲自指挥。这天，满天阴霾，热得连喘气都感到困难。可是，战士们不怕这艰苦的环境，个个摩拳擦掌，恨不能立即投入战斗，纷纷要求参战，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连长手里，战斗情绪非常高涨。高连长做了战斗动员：同志们！为了给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和无故被杀的群众报仇，为了把日本强盗早日赶出去，解放全中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彻底、干净、全部地把敌人消灭在这里。紧接着连长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排长张世坤？”“到！”“你带领几名神枪手，埋伏在庙内，以我鸣枪为号，开始瞄准射击。”

    “通信员王聪慧？”“到！”“你扮作农民模样，去垦利县住地——陈庄鬼子据点送信，就说八路军的一个连，住进八里庄古庙。要见机行事，千万小心，你对整个战斗的成败与否，关系重大，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诱敌上钩。”“连长，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立即出发。”“是！”

    “其他同志随我潜伏在庙的周围，一切听从我的命令！同志们要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任何人不准暴露目标。同志们！分头行动。”“是！”

    住陈庄的鬼子指挥官名叫龟田。近来，因挨了顶头上司的一顿臭骂，又寻不着我军的踪迹，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这时听来人说八里庄庙里住进八路，当时乐得心花怒放。但他非常狡猾，不轻易相信一个中国人。他两只贼眼不住地打量来人，突然，他凶狠地抽出战刀，压在小王同志的脖子上，用很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八路！死了死了的干活！”那凶神恶煞、咄咄逼人的样子，让谁见了都感到毛骨悚然。可是我们的战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恨不能一口吞掉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为了更多地消灭敌人，自觉地遵守战斗纪律，小王故强作笑脸地向鬼子说：“皇军，我不是八路军，是种地的，讲的句句是实话。”

    龟田贼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你的敢带路？”“皇军！我敢。”于是他把战刀重新装进套内，立即喊来了一个名叫松尾的鬼子小队长，命令他火速集合队伍。此刻他站在众敌人面前，瞪着似狼一样的眼睛，两手比了个合围势，一摆手命令他的部下即刻行动。于是，一群似蝗虫蠕动样的鬼子、汉奸向着扫荡的目的地——八里庄爬去。

    等得早已着急的战士，在瞭望镜里窥见大批敌人已经上钩，喜得手舞足蹈，要不是在这即将开仗的战场上，早就欢呼、跳跃起来了！

    鬼子、汉奸果然不出高连长所料，把庙包围了起来。敌人做梦也未曾想到死期就在眼前，我们早已为他挖好了坟墓。这时，埋伏在庙里的战士听见连长鸣枪，如一声令下同进开火，当场就撂倒好几个鬼子。敌人一看真的有八路，各种武器一起还击。趁敌人慌乱之际，我送信战士王聪慧迅速回到部队。敌人发觉没了带路人，便着了慌，知道上了当。但是已经晚了，埋伏在周围的战士纷纷跳出掩体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了过来。机枪、步枪喊杀声响成一片，手榴弹像雨点一样落到敌人头上。打得鬼子、汉奸喊爹叫娘。敌人一看腹背受敌，像疯狗一样进行反扑。我们的战士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用刺刀彻底消灭了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

    整个战斗仅用了不到两小时。我军虽有伤亡，但是敌人，除一个带伤伪军逃出，去向他的主子——日本鬼子报丧外，其余包括松尾在内全部被歼。

    此次战役共缴获歪把子轻机枪两挺、大盖和其他步枪数十支，子弹好几千发，还有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

    当陈庄据点里的敌人忽忽赶来时，我军早已撤出战斗。敌人只好拖着好几十具尸体狼狈逃回自己的“乌龟壳”里，好长时间不敢出来。

    这次战斗虽不算大，但是胜利不小。周围几十个村庄的群众，无不称快、叫好！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提高了我们战胜敌人的信心，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刘北云：“战俘的出路只有斗争”——大同战俘队纪实

    1943年秋，我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平北军分区敌工部部长，领导龙（关）、延（庆）、赤（城）地区反“蚕食”斗争。延庆城日军指导官勾结伪区长张自福，诡称投诚欺骗了我们。深夜出动了200步骑兵，包围了延庆川的上板泉村，我和延庆县委秘书啇云飞、区治安委员于永海等七人被捕。在延庆监狱里，只有啇云飞同志知道我的身份，审讯前，我和啇云飞同志共同表示“生是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肉体上做了俘虏，政治上决不能再受到损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向敌人暴露任何组织秘密，誓死不向敌人投降，决不当叛徒”。

    在敌人审讯中，我和啇云飞同志，勇敢机智地与其周旋，没有向敌人暴露组织秘密和共产党员身份，誓死不向敌人低头。

    在鬼子牢房里，我和啇云飞同志，英勇顽强继续战斗，高唱《游击队之歌》向难友宣传抗日，讲八路军战斗故事，教抗日救亡歌曲，团结了难友，改变了狱中的政治气氛，并教育争取伪军看守和监狱长，改善了八路军被俘人员的生活条件。

    在啇云飞同志的掩护下，我的敌工部长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平北根据地的同志曾想方设法营救我们出狱，通过关系送进来一封信，指示我们越狱潜逃。我和啇云飞同志写信向组织汇报了被俘经过和狱中坚持斗争的情况，表示决心“生死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肉体做俘虏，思想永远不叛变”，请组织再不要为我们的安全冒险、费心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什么时候我们也决不向敌人低头。

    1944年年初，鬼子把我作为一个军事犯和于永海等30多名八路军被俘人员，押到大同做苦力。到了大同后，我们几十人在城里紧靠南城墙下的一个八路军战俘队。这里距离山阴应县一带山区只有200多里路。1937年，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组成立抗日先遣队，在宋时轮、廖汉生率领下开到井坪后，我带工作组和第五挺进队曾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一到大同我就准备组织逃跑，利用每天出去干活的机会，把苦力队的情况和周围的环境情况做了仔细观察。这个苦力队有近200名苦力，关押在城墙下的一个大院里，由鬼子一个小队看守，四周墙上拉着铁丝网，门口站着哨兵，城墙很高没有派岗哨。鬼子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优待国民党战俘，不但能和鬼子一样吃白米白面，并利用他们管理苦力队。指定一个国民党电台台长为队长，此人姓辛，山西忻县人，尖嘴猴腮是个大烟鬼，非常坏，和鬼子一样残害我们八路军被俘人员。每天一早出去干活，一人只发给两三个高面黑窝头，晚上回来就说不干活了少吃些，打点高粱面糊糊，每人喝上几碗算晚饭，想方设法折磨我们。敲诈难友钱财，顺着他的可以吃饱，不出去干活。这家伙看出我在延庆监狱来的人中有影响，更加凶狠地想制服我。

    第六天的晚上临睡前，我把陈山（村支书记）、于永海（区治安委员）、李德（武工队员）等七八个从延庆监狱来的同志悄悄叫在一起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为鬼子做苦力，就是不累死，以后也会像别处那样都被杀掉。与其等死，不如今夜一起逃跑，只要跑出去向南进了山就好办了，那一带我很熟悉，可以带大家找到咱们的部队。”同志们听了都表示同意。我又接着说：“后院城墙上没有鬼子把守，咱们把绑腿带结起来，就可以从城墙上溜下去。”大家又商量怎样行动，有一个难友（姓名忘了）忽然想起院子里有口水井，便自告奋勇，由他先把井绳偷出来，然后爬上城墙绑在城垛上，再下来带我们一起出去。一个人行动目标小，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晚上鬼子和队长都睡下后，这个难友悄悄开始行动，我躲在门后借着月光见他一会儿工夫就偷了井绳，慢慢地爬上了城墙。刚把井绳绑在城垛上，这时有一个伙夫出来打水，发现井绳丢了，又看见城墙上有人影，大喊起来“有人跑了”忙跑去报告队长和鬼子。这位难友听到喊声急忙返身抓住绳子溜下去跑了。我见被敌人发现再逃跑已不可能，让大家赶快躺到炕上装睡。鬼子出动追了一阵，因天黑没追上那位难友，又没发现我们的破绽。这次行动没成功。

    辛队长被鬼子臭骂了一顿，辛队长猜到可能我是主谋，可又没抓住把柄制不住我，就不敢叫我出去干活了，害怕煽动难友干活时逃跑。他改变了态度，拉拢讨好我说：“你是读书人就不用去外边受苦了，我让你留在家里当书记，跟着我不受累还能吃饱。”我明白他用硬的控制不住我，想用软方法拉拢控制我，以后我就在家，每天抄报苦力名单，什么事也不做，一天到晚很少搭理他。一次我发现辛队长把克扣难友的钱让一个磨刀人在外面买些大烟土，压在磨石底下，偷偷地送进来给他吸用。我也把延庆监狱中组织捎给我的伪蒙疆币给这个磨刀人，让他在外边买一些旧书偷偷带进来。白天在家看书，把难友捡回来的烟头卷成烟，躲在屋里撕点棉花用破席片搓出火来吸上几口烟。晚上难友回来后就讲故事，把节省下的口粮分给大伙吃。在恶劣的环境中自寻乐趣，难友们相互体谅，相依为命。

    一天中午，阴沉沉的，突然间刮起了大风，黄尘飞扬天昏地暗，对面站的人都看不清。卷起的沙石打在门窗上噼啪乱响，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风，鬼子吓得躲在门里不敢出来。两个多小时后风减弱了，苦力队也不干活被鬼子押回来。于永海见了我悄悄地说：“今天真是个好机会，刮大风时鬼子吓得都躲起来，我想乘机逃跑，可惜你没出来，要不是咱们一下都能跑出去。”我一听气得直跺脚，你们能跑就跑，管我干什么。走一个是一个，还在这里受什么罪。望着这位既坚强又糊涂患难与共的好同志我埋怨了他一顿。又给陈山等同志布置，以后谁能跑就向南跑，进了山区就能找到一二○师警备六团，是原神府苏区的红军，提到我的名字，他们都知道。可惜以后再没遇到这样的机会。

    不久鬼子把苦力队转移到城外，在卧虎湾一个大汽油库挖土工。我的任务是在电网圈内看管草棚，报送苦力人数，领取食物。为了保护自己同志，我经常谎报病号，将陈山等同志留下不去干活。一次鬼子司令见工程进度慢，人又少，把我叫到司令部问情况，我说都有病。司令一听大骂：“八格牙路，你说谎，良心大大的坏了。”狠狠打了我几巴掌，把人统统赶走干活去了，我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草棚。

    这里还有一个国民党战俘队，和我们一起挖汽油库，难友陈国昌和军医尹秀山进来看望我。陈国昌叹口气说：“我们在东北时，那里的日本人好些，有时还有牛肉吃，这里的日本人不给吃饱，还又打又骂，真是没有一点出路。”我一听很反感没好气地顶了他两句，日本人有什么好不好的，你走到哪还不都是人家的战俘，一个人的出路是靠日本人发点善心还是依靠斗争争取的？怎能说这样话！说完扭头就走，再不愿搭理他。陈国昌听了一愣，马上意识到我的思想和其他战俘不一样，很坚强有主见，有些心事要对我讲，张了几次口，见我没理睬他们只好就走了。尹秀山是国民党军医，西安灞桥人，心很善，相互认作陕西老乡。他和陈国昌以后经常接近我，陈国昌见我常咳嗽就叫尹秀山照顾我，说可能是肺结核（痨病），很关心。一天陈国昌悄悄对我说他原是新四军的排长，几次想逃跑，就是地理不熟，出去还担心找不到咱们的部队。问我对这里熟不熟，帮助逃跑。第二天陈国昌又来找我说：“我们这个队都是在河南中条山战役被俘的，队长是国民党的营长，很勇敢，我把你的情况给他说了，你能不能给你们队长说说，咱们两个队一起炸狱逃跑。”我又做工作，辛队长才同意。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约定在8月15日行动。营长主动说：“消灭门口的岗哨和司令部的鬼子，我们全包了，到时候你们队只管跟着向上冲，出去后就全由老兄带路进山了。”

    他们这个队都是国民党战俘，和鬼子拉拉扯扯关系很好，8月15日这天他们买了好多酒肉。晚饭时就把所有的鬼子都请到司令部里，营长带了两个能喝酒的战俘，请鬼子大吃大喝，营长酒量很大，到天黑后鬼子被灌得一个个东倒西歪。除几个哨兵有武器外，剩下的全挂在司令部的枪架上，只等时机一到干掉这里的鬼子，带上枪就可以冲出去。就在这时候，辛队长动摇害怕了，突然提出不参加行动。彻底破坏了计划，这么好的一次机会，300多人已经准备就绪，完全可以成功地跑出去。这个败类却吓得哆哆嗦嗦不敢冲了，气得我们背地里咬牙切齿。鬼子吃喝一顿，平平静静地睡了一夜，以后再没敢行动。

    油库工程快要结束时，陈国昌对我说：“听日本人说这里完工后，把我们又要押回北平，我已向队长说通，咱们在这里跑不掉，就沿铁路砸车逃跑，你知道在哪个地方行动，好靠近咱们的部队吗？”我给他画了一张宣化以南、下花园附近的地形草图，并说车出下花园后最合适，砸车后即向西山靠，不远就有我们的部队。过了两天陈国昌又找我说：“这次咱们两个队分开走，我们队先走，营长说我提前行动，准备一出卧虎湾就砸车，我们再打回来把你救出来一起上南山。不在河北行动了。”我忙说：“不能这样，卧虎湾驻着鬼子司令部，大部队都在这附近。砸车很难成功。如果再冲回来救我，咱们一个也跑不掉，你们还是在下花园砸车最好，你回去给队长说，谢谢他的好意，只要你们能跑掉就行了，千万不要再回来救我，否则一定会失败。”我又写了一封信交给他，叮嘱道：“进山以后你带着他们找怀来县长蔡平、地委书记葛森、分区司令段苏权等人，不管见到谁都会接待你们。”离别时陈国昌同志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了声“保重”。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到门口送他们。营长深情地望着我点了点头，我看到他们每人都带了一个水瓶，会意地笑着，预祝他们成功。这是他们的武器，临行前一天营长对鬼子说：“路上热，‘米之’（水）要大大地带上。”每人找了水瓶灌满水。

    过了两天我们也被押上火车，鬼子看守得很严，到了北平西陵，关进“北平西苑大日本华北派遣军苏生队”，这是日本在华北最大的战俘集中营，关押三四千名战俘。我通过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得知陈国昌他们一出宣化站就打死了押车的鬼子全部跑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释放全部战俘，我回到平北分区，以后见到陈国昌得知他们打死了七八个日本鬼子，跑出来93人，除留下十几人参加了部队，其余给路费回家了。陈国昌这时是察哈尔军区政治部警卫排长。

    宋吉林：收降良都的日军

    1945年，抗日战争进行到反攻阶段的最后时期，我跟随部队在河北省太行山脉井陉县一带对日作战。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部队，同志们都非常兴奋、激动，到处欢歌笑语。早该到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良都村被日军占据多年，日军在村中修的炮楼是用山中特有的石头建的，很牢固。村前有一条几丈宽的大河，另外日军还挖了宽两丈、深一丈有余的围沟，凭借着这样一个地形，日军气势嚣张，十分疯狂。良都村的日军投降，无疑对别的村的日军也是一个打击。

    9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奉命前去收降良都的日军。我们悄悄过了河，把队伍布置在炮楼四周，将其团团围住。一切就绪，我和敌工干事白胜荣登上炮楼对面的房顶，站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向炮楼里喊话：

    “炮楼里的日军听着”，白胜荣拿着喇叭冲着炮楼高声喊着，“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彻底战败啦！9月3日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战争结束啦！现在我们前来收降你们，炮楼周围都是我们的队伍，给你们20分钟时间考虑，赶快缴枪投降！”

    白胜荣喊完话，我们继续站在房顶上。我们有点激动又有点忧虑，望着炮楼，期待着日军投降。炮楼四周静得出奇，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流逝，最后还有5分钟，白胜荣忍不住又向炮楼喊道：“你们天皇已经无条件投降，你们知道吗？你们都受天皇领导，如果你们拒不缴枪、负隅顽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们想过吗？”还不见动静，战士们把对准炮楼的机枪保险打开、炸药也准备好，如果日军真的拒绝投降，顽抗到底，这一仗就非打不可了……最后还剩下半分钟，这时从炮楼中露出一个日本兵的头，用半生硬的中国话说：“请最后再给10分钟。”

    会不会是日军耍花招？日军的气势很嚣张，狂妄自大，很自负，昨天还下炮楼在村中抢走粮食、鸡、猪等不少东西，还打死打伤好几名老百姓。

    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日军没有负险固守，没有在我们喊话时向我们开枪，就可以再给他们10分钟。这和他们一向的行为很不同，证明他们心中已经开始动摇，于是我们又继续等待。又过了5分钟，炮楼上伸出了一支白旗，接着从炮楼中走出了一队日本兵，整整齐齐地站成队形，由小队长带头向我们缴枪，规规矩矩地向我们鞠躬敬礼。

    我们清点了一下，缴得步枪12支、机枪1挺、小炮1门、子弹炮弹数千发，还有其他一些物品，12个日本兵被我们押往军分区。

    良都村的日本兵投降，对别的日军产生了很大震动，对以后收降别的日军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虽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地方上的日本兵还在继续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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