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大青山八路军抗日司令部——得胜沟

    绵延千里的大青山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在那艰苦的抗战年代里，它与巍巍井冈、高高太行一样，有多少革命志士栉风沐雨，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到处传颂着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们采访了位于内蒙武川县境内的得胜沟。

    得胜沟是个群山拱卫、流水环绕、绿树簇拥的小山寨。它算是当年大青山八路军抗日司令部所在地，人们总亲切地称它“小延安”、“老根据”。这里的父老乡亲们与革命同心同德、休戚相关；同八路军亲密无隙，相依为命；和敌寇拼搏厮杀，不惜牺牲。小小的山寨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承受了血雨腥风的考验。

    1938年5月14日，党中央毛主席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光的电文指示，在平绥线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贺龙师长遵循毛主席指示，随即选派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和独立支队组成大青山支队，在政委李井泉和参谋长姚喆同志的率领下，肩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于1938年8月从晋西北五寨出发，一路历尽艰险，粉碎了敌人围歼阻截，北上挺进大青山，与我中共绥远省委、晋察行署和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司令部驻守在得胜沟。从此这个虎踞龙盘的小山寨，四周挖出了一排排的土窑洞，搭起了一间间小茅庵，操着南腔北调的战士们河水饮战马、操场练刺杀、讲堂听报告、老榆树下学文化。尽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抗日将士们一个个精力充沛，斗争昂扬，同仇敌忾，常常寻机出击四方，阻截敌寇，围歼残匪，消灭反动武装，犹如一柄钢刀，直刺敌人心脏！在自然地理环境上，得胜沟群山紧抱，流水环绕，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四周悬崖陡峭，沟深谷险。横卧在村东的虎头山，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似那直竖的两只大耳，高昂的头颅，注视着远山近水，夜以继日地守护着这个偏僻的山寨，为那当年出没于刀光剑影中的抗战健儿助威压阵！位于北西南的“钻天沟”，白桦蔽日，林木参天，恰似巨龙甩尾，这里算是李井泉政委和无线电台的隐蔽处。无线电波可直接同延安联系，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它的东西两面分别与我红色据点井儿沟和八区政府（郝区政府）相通。南临土默川，北达大草原，可谓大青山心腹地带，是个难攻易守的理想战略要地。

    1964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曾下文正式颁布得胜沟被列为全区重点革命文物纪念地。先后修复了司令部领地、教导队讲堂，整修了警卫连、卫生队、炊事班、供销社、后勤部仓库等旧址，并塑起了两座石碑，铭文纪念。如今司令部旧宅门前阵列的那扇小石磨和山榆树墩是当年姚喆司令员的办公桌凳。屋里炕上放的泥捏火盆，又是司令部唯一的取暖用具。后人缅怀前辈鏖战创业的艰苦，无不肃然起敬！近年来，一些当年在得胜沟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老前辈，络绎而来，探亲访友，旧地重游，目睹故居自有无限的感慨！当驱车驰进那“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石门沟时，仰视那悬空欲坠的峭壁，惊叹天工神斧开凿的石门，更喜那股为行人做向导的清流，飞溅着朵朵浪花，欢迎人们出入往来。此刻，谁又不忆起当年表达戎马生涯的爬山歌——得胜沟出发八区政府住，石门沟是咱久走的路。甭看咱现在钻窝铺，日后要进城住洋楼……弹指光阴，沧桑几度，几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的洗涤，青山更青，流水更长。党和人民政府为加速山区的经济建设，三中全会后，为这个仅有四十几人的小山寨拨款数万元，盖起了30间青砖瓦房，架起了高压电线。如今当人们走进老区得胜沟时，只见绿树拥新房，铁塔牵银线，牛羊满坡，果园飘香。入夜，那盏盏电灯映照着远山近水，文化室的彩色电视机前坐满了男女老幼，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抚今追昔，谁不从心底赞叹：虎踞龙盘今胜昔，老区旧貌换新颜啊！

    李清堂：回忆活跃在抗日时期的淇县四条地下交通线

    淇县位于豫北，居安阳、新乡两市之间，属安阳市辖。县境西跨太行山，北、东、南有淇水、卫河、沧河环绕，中间有京广铁路南北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京广铁路叫作平汉铁路。当时，淇县西部山区已被共产党解放，属太行根据地。东部淇河沿岸已有党的地下组织，属冀鲁豫辖区。

    日本自1938年2月13日（民国27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入侵淇县后，占据了县城及平汉铁路沿线。侵淇日军虽然只留驻淇县几十个人，但他们与整个侵华日军一起，为扩大和彻底侵占中国，一方面收容国民党、杂牌兵、土匪建立日伪县公署，对全县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分割包围和蚕食政策。他们在铁路西侧，从南到北挖了三条平行的大型封锁沟，其中沿山脚、沿铁路两道封锁沟最大，沟长达五六十里，南与汲县相通，北与汤阴县相连，沟深一丈五尺，宽一丈八尺，并沿沟在青羊口、大洼、小汼沌、上曹、庙口、礼河屯等处建有炮楼，沿铁路在南宋庄、南阳、小屯、县城、桥愠北、恩德、高村桥、淇河桥建有炮楼，在铁路东侧沿淇河每个渡口均建有碉堡或炮楼，每条封锁沟还装加了铁丝网或地雷，每个炮楼、碉堡和重要路口，均派伪军（皇协军）、汉奸、特务严守。他们企图以此将太行、冀鲁豫两大根据地分割切断。

    共产党、八路军为粉碎日伪封锁和分割，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及时开辟了华东—太行—延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当时这条大的秘密交通线，先后通过淇县境内的支线有四条，即冯庄稻庄线、良相小河口线、贺家全寨线、骑河黄庄线，均称地下红色交通线。

    冯庄稻庄交通线，是淇县第一任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县长、中共淇县工委书记刘哲民同志，于1940年上半年创建的。刘哲民是淇县稻庄人，当时他在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任统战股长。他开创的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东起内蒙井店一带，经浚县大碾村耿杰三（刘哲民的老师）家，到淇县冯庄韩国喜家，再经淇县南关李老天（李天民，刘哲民的舅父），到稻庄刘哲民自己家，然后经淇县北阳、枣生一带，至汲县塔岗村与太行接通，总长160华里。1940年6月的一天，冀鲁豫军区派黄友若同志去塔岗找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新五军团长王天祥联系，由刘哲民将路线向黄友若做了安排。当黄友若启程后，由刘哲民的舅父李老天到浚县大碾村把黄接到冯庄，转至稻庄，交给刘哲民的母亲并住其家中。黄友若同志因是南方口音，行动不便，未能与王天祥接上头。1941年3月，冀鲁豫又派刘哲民去塔岗与王天祥联系，刘哲民化装回到稻庄家中，因稻庄离县城仅距半里，本村又有日本特务头子苗文田常与日军司令部来往，刘哲民只好暂时隐蔽活动，通过苗文田办了一个“良民证”，然后持“良民证”通过北阳、枣生卡口，进入汲县新五军辖区，到塔岗见到王天祥，以其内亲名义住在王天祥姨太太室内，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良相地下交通线，是由原冀鲁豫敌工科副科长王舒苗同志建立的。这条路东北起自内黄井店，经浚县淇门，从淇县小河口、藏口过淇河，或从淇县皇甫、汲县下马营过卫河，到淇县王舒苗的老家良相村暂停一下，然后经西马庄、卧羊湾、油城至县狮豹头，或经北阳、玉女观、枣生至汲县塔岗、狮豹头一带与太行接通，总长200余华里。王舒苗同志生于淇县良相村，后随父到浚县淇门外祖父家借居，从浚县参加革命。1939年以来，王舒苗原任冀鲁豫敌工科副科长，后任太行七分区敌工科长，驻卫辉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每到平汉铁路一带活动时，均以良相村王洪业家为落脚点，并通过王洪业的父亲王履玉开展地下交通工作。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太行分区三位同志用毛驴驮着两个麦稻篓来到良相王洪业家，编篓用的麦稭莲草把内藏有大量钞票，篓内装着一些逃荒用的破烂物品，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天，第二天夜里，由王履玉护送从小河口过淇河，安全进入淇门交通站。1943年春季一天傍晚，太行又派三人来到王洪业家，在王洪业家吃了一顿热饭，当夜又由王洪业护送过淇河，安全进入淇门站。良相交通线自1941年至1945年，先后为革命护送干部600余人，并多次秘密传递党的重要文件。

    贺家全寨交通线开辟于1942年12月，东起内黄井店“冀鲁豫沙区办事处”，从浚县老观咀或三官庙渡卫河，经汤阴县宜沟过平汉铁路，再从胡咀村附近渡淇河进入贺家村，再经淇县山区土门至全寨或温洞，然后进入苏县前往中央所在地延安，全长约160华里。这条路自建立以来，先后曾秘密护送革命同志8000余人，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及其爱人卓琳同志。1943年秋季，中央首长吕正操率部队从冀鲁豫回延安，也从这里通过。

    骑河黄庄交通线建于1943年冬，曾作为“延津、浚、汲、淇”四县边工委交通站。这条路东起洑阳，西至狮豹头，全长200多华里。其中自延津至塔岗的具体路线是：自延津向西，经班枣或都卫，过汲县府君庙，向北至淇县骑河黄庄，再向西经常屯南地，向西南至汲县大双，然后转至塔岗与太行接通。这条路自1943年冬至1945年8月，两年内为党传递了许多重要文件，护送两千多名干部过境，其中有陈毅、罗荣桓、杨勇等十几位中央领导人。

    除以上四条固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交通线通过淇县。1944年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一个团往延安，从高村过淇河，经庙口、黄洞山沟，到西掌村暂停休息。此时淇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正巧住在西掌，杨得志便想顺便去看一下自己的老部下刘哲民同志。这天早晨，县长刘哲民刚刚起床，正在洗脸，忽然看到一个穿绿军装的人向自己走来，不禁顿时大吃一惊，心想：“怎么敌人突忽来到了眼前？”可是这个想法刚刚闪了一下，就见面前的军人立正向自己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刘股长，杨司令员在街上等你！”刘哲民定睛一看，原来是杨司令员的通信员黑片站在眼前，高兴地马上和他握手，并随他一齐跑着去看杨司令员。这时，冀鲁豫部队已在街上休息，刘哲民亲切地拉着老首长杨司令员的手问长问短，并招待大家喝了些热开水。部队在这里大约停了20分钟，就继续向西爬山进入苏县，向延安去了。

    上述事实证明，淇县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八路军、共产党在境内秘密开辟了四条地下红色交通线，尽管日伪敌人沿铁路挖了三条大封锁沟，在所有重要河口、路口修了炮楼、碉堡，对全县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全县各界爱国人士在党的直接教育、领导下，随时做好各项交通工作，自1939年至1945年，一直秘密保证冀鲁豫和太行两大根据地之间畅通无阻，从而保证了各解放区与延安党中央的密切联系，这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赵杰：穆营伏击战

    我鲁中军分区为向北发展，开辟历（城）章（邱）等县根据地和打通与三支队的联系，进而控制胶济路和攻打西营、明水之敌，于1940年8月9日率机关、部队从莱芜（县）境内转移到章邱（县）、泰安（县）区城的上岗、独路一带。

    我部向北转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而且从敌开始阻止我向北开进的行动看，敌已觉察出我部行动的意图。

    这时，我们派出的侦察小组对靠近我分区主力十二团的西营敌人据点的情况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掌握了不少情况，同时我侦察人员与地方抗日群众对据点之敌的行动进行着昼夜监视。

    一天，我分区司令部接到驻上岗十二团团长单洪同志的电话报告：

    “据我侦察员和驻地群众转送的鸡毛信报告，西营之敌准备出动200余人向我进攻，我团已做好战斗准备，准备用一营打，请首长指示。”我回答说：“同意你们的部署，要全部消灭这股敌人，不准让他跑掉一个人！”“是！请首长放心！”单团长坚定地回答。

    8月15日下午2时许，约有20个鬼子、200个伪军（两个连）的队伍从西营出动了。

    我十二团早已在上岗附近的一个地方——穆营摆下一个“口袋”阵势。敌人万没料到我们在这里设伏，便毫不在意地向这“口袋”里钻。

    当200多敌人全部钻进了“口袋”里，单团长一声令下“打！”刹那间，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喊爹叫娘，随着我军指战员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敌人不明方向地东冲西撞，但都被我四面的部队堵了回来……此刻，伪军再向四面看时，周围全是八路军，有的伪军已挣命似的喊出“我们完了！”接着，一个个伪军把枪举过了头顶。

    伪军都投降了，可是剩下的二十几个日本鬼子还在向外射击、继续顽抗。

    团指挥所立即命令一营：“要集中兵力、火力围歼鬼子，如其拒不投降，那就全歼！”接到命令后，营长曹旭、教导员张秉玉、副营长董玉乡同志都争先恐后地向鬼子冲过去。营首长抢着向前冲，战士们哪肯示弱，便步步紧跟冲到鬼子面前，经一阵猛打，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副营长董玉乡同志还从鬼子手里缴获歪把子机枪一挺。

    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我和政委王力生同志正说着“战斗结束了”，我们话音刚落，电话铃响了，前方指挥所报告：“战斗已胜利结束，毙敌30余名（其中鬼子十余名）；击伤鬼子一名；俘虏伪军200余名，并活捉一名鬼子小队长（叫小林）；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歪把子机枪一挺，掷弹筒两具；我伤亡20余人。”

    听完指挥所的报告后，我和王政委离开司令部向前方阵地走去。

    当我们走到一个山脚下，突然发现前不远有一个黄东西在动！

    当我们正要向前喊话时，就听“轰”的一声——黄东西被炸成条条块块飞向四周。当我们走近跟前一看，明白了，原是被我部打散的一个鬼子藏在一个大石缝里，见我们走来用手雷自杀了。这大概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吧。可见这些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不但侵略成性，而且真有点顽固性，不过，侵略者再顽固，都注定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根据我们党关于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和要尽力争取伪军的指示，我部除在战前做瓦解伪军的工作外，在战后又及时对被俘伪军进行我党政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在穆营战斗中被俘的200多名伪军经过教育后，多数人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残害中国人的罪魁祸首，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的伪势力是日本侵略者的可耻帮凶。

    由于被俘伪军的逐步觉醒，已渐渐看出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狰狞面目，同时更渴望回到人民大众一边，重新做人。

    被俘伪军被释放后，有的加入了我根据地抗日武装一边，有的人按照我们的安排又回到伪军的队伍中暗中给我们办事。他们去后，便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逐步加深了一些据点伪军的反日情绪，使日寇日益孤立。

    穆营伪据点被我打下后，日本鬼子深感不安，对西营据点的伪军越来越担心，同时他们越来越感到多数伪军都有中国人的良心，感到伪军不可靠，后来鬼子干脆不让伪军守西营据点了。

    但是少数“没脸皮”的伪军还是有的，在穆营战斗后被我释放的少数伪军又跑到章（邱）、明（水）伪据点去当伪军，可是以后又赶上我部去打明水。当战斗一开始，这些被我释放过的伪军就一枪不放地缴了枪，并主动为我们向顽抗的伪军“喊话”，随之就有20多名伪军出来缴枪。

    日寇在穆营吃亏后不会就此甘休，这个规律我们是摸透了的。

    于是，在伏击战后，我们安排好伤员，掩埋好牺牲同志的遗体，即向东转移到茶叶口一带。

    为打击来“报复”的敌人，我部迅速占领了茶叶口一带的有利地形，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出所料，8月19日，日寇从济南派出一个大队（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开向西营敌据点，准备次日围剿我原住上岗的十二团。鬼子一向吹嘘这个大队“是专门对付八路军游击队的”，可是在他们包围上岗之后竟连一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没看到。鬼子自知扑空，便丧气地掉头往回返。

    就在鬼子返回的路上，遭到我部从侧面的突然突击，当时有十多名鬼子被打死，20多名鬼子被打伤。遭此突袭后，鬼子便狼狈地逃到泰安（城），之后撤回济南市。

    抗日斗争在继续发展着，我鲁中军分区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地战斗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但是，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征途中，我抗日军民也确实经历了不少曲折的道路和残酷的斗争，我军指战员和鲁中广大革命群众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每回想起这些为人民的解放、为维护神圣祖国尊严而死去的英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一会儿想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一会儿想到我军民同敌人拼杀的情景，一会儿又沉浸在敬慕的思念之中……

    王亢：历艰辛，挺进平北开辟丰滦密

    晋察冀八路军十团（1940年前为抗日联军）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十团的同志以其英勇顽强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党和领导交给的作战任务，得到了晋察冀军区和冀热察挺进军首长的极大信任。

    根据形势发展，冀热察军区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于1939年年底酝酿并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是一个大胆而有气魄的设计。平北，指的是北平以北，平（北平）古（古北口）铁路以西，平（北平）绥（绥远）铁路以北，长城内外一片地区而言。它包括滦平、丰宁（为当时伪满洲国之热河省所属），密云、怀柔、昌平（为当时伪华北自治政府之河北省所属），延庆、怀来、赤城、龙关、崇礼、宣化、沽源、康保、张北（为当时伪蒙疆政府之察哈尔滨省所属）等15个县，面积约为9600平方米，地跨三个伪组织的接合部。在此建立根据地，就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了北部屏障，冀东和平西两抗日根据地架起了桥梁，也为将来我军挺进东北开拓了前哨阵地。在此建立根据地，既是对日本的所谓对苏战略防线的破坏，又是对平绥线和平古线的极大威胁，对于三个伪组织来说，恰如揳入心脏的钢刀。这里在战略上属敌我必争之地。可是，由于平北地区沦陷已久，敌伪在此已建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又由于它位置重要，敌人亦是重兵驻守；三个伪组织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但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上却相互策应、配合，自1938年以来，我军在此几进几出，感受极深。因此，开辟平北，意义极其重大，也极其艰难。谁来担当这一艰巨任务呢？1940年年初钟辉琨同志率一个连先期进入活动的基础上，冀热察党委和挺进军首长，决定派一个主力部队进去。于是，他们想到了十团。司令员肖克同志亲自找白乙化同志做了长谈，并专门来到十团驻地碣石村，给全体人员讲话，进行动员。

    为坚决完成“开辟平北”的光荣任务，白乙化团长和十团各级领导干部一起详细分析研究了各种情况，制定各种较为周详的方案、措施，对部队做了深入的再动员和教育，并精简了团后勤和卫生队，补充了武器、弹药和医药品。为了隐蔽自己，欺骗敌人，我们将部队分为两批，梯次开进，对外称“平北游击第三大队”。1940年4月20日，由参谋长才山、政治主任吴涛率十团三营及司、政、供、卫等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自宛平县珠窝地区出发，过八达岭，越平绥路，在敌伪据点的空隙间夜行晓宿，经延庆，穿丰（宁）滦（平），辗转来到密云北部的石塘路至白马关一线，选水川作为中心区。水川地处长城线上，且山多势险，星星点点的村落散布其间，选它作为中心区，从地利上看，隐蔽，机动范围大，攻可进，退可守，便于我以山地为依托开展工作；从人和上看，这里连年兵接祸连，日伪军和土匪横行无忌，各级反动统治者更是敲骨吸髓地剥削，百姓们的生活暗无天日，苦不堪言，因而反抗情绪极大，又由于我党我军以前多次从这里进出时，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便于我们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住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也完全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和分析，当地人民群众不但迅速接受了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宣传，而且又由于我们以实际行动关心群众疾苦，急人民群众所难，爱护人民群众一草一木，他们完全把我们当作亲人拥护欢迎，我们不仅很快在此立稳了脚跟，而且从物资上做好了迎接团主力到来的充足准备。5月21日，白乙化率领十团第二梯队即将启程出发，当时在《挺进剧社》工作的陈靖等同志于头一天晚上前来送行握别，当陈靖等人问白乙化准备从哪里突破敌人封锁线时，只见他微微一笑，用《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做了风趣的回答：“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其乐观豪爽，给同志们以巨大感染。白乙化团长率团主力由百宝岭出发，经南口与沙河中间地带，过平绥路，突破了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终于进抵沙塘沟，与九连会合。当第一梯队路过这里时，驻于此地的伪满洲军三十五团已有感觉，不过还没等他做出反应，第一梯队就已悄然离去，使其失掉了目标。九连留下来后，在三营副营长赵立业带领下，又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又是经常出去袭扰小股活动之敌，打击作恶为害的恶霸土匪和地头蛇，队伍虽然不大，可敌人已颇为寝食不安了。因此，当白乙化领着队伍到达此地后，伪三十五团最先做出了反应。23日上午，它们急调驻于永宁的二营，又是机枪，又是大炮，兴师动众，前来进犯。战斗在沙塘沟东北面的一座山梁上打响，一接火，就打得非常激烈，凶恶的敌人轮番发动冲锋达七次之多。在白团长指挥下，干部、战士凭借有利地形，英勇作战，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直到太阳快落西山，敌人才撤退。这一战斗击毙敌营长以下20余，伤40余，我方缴获一部分枪支子弹，我牺牲二连长齐振武以下八人，伤十多人。此次战果虽然不大，但出师告捷，既鼓舞了部队，也鼓舞了当地群众，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为甩开敌人纠缠，按计划开进，在当天夜暗时，白团长仍留下九连继续坚持就地开展工作，带着队伍经延庆转到白和堡，继续东进。在四海以东的南天门，伪军一个排前来捣乱，白团长当机立断，指挥队伍，干净利索予以全歼，缴获机枪1挺、步枪13支、手枪1支、子弹数百发，我无一人伤亡。白团长乘胜前进，在挥师挺进水川地区途中，又一鼓作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十分多钟一举拔掉了琉璃庙敌据点，击毙和俘虏伪军计200多，缴获机枪2挺、步枪37支、短枪1支和据点内的全部物资。28日，于水川地区两梯队胜利会合。部队于白河两岸的干河场和石塘路一带稍事休息和整顿后，白团长专门从团机关、营、连、排干部中抽出了一部分干部，加上与白团长一同过来的少数地方干部，计40余，组成地方工作团，民运股长樊凌喜为主任，活跃于白河两岸。河东由江卓负责，河西由李昨非负责。十团三营派出小分队掩护工作团开展工作。在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同时，立即着手地方政权的建立工作。到了6月下旬，已相继建立四个区政府，影响所及已达200来里远，遂正式成立了丰滦密联合县政府，白乙化团长亲任县委书记，王森同志任县长。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第一个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红色抗日政权，在这块饱经忧患的贫瘠山区诞生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像欢庆重大节日一样欢庆红色抗日政权的诞生。为了把新生的红色政权建设好，我们专门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有近百名同志参加，白乙化经常为训练班上课，在训练班结束时，白乙化亲自在结业证书上题写，“勇敢工作，艰苦学习，领导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年初钟辉琨同志带着一个连和一个游击队，先期到达昌平县的后七村和十三陵一带活动，积极开展工作；紧接着我们十团开到了丰滦密地区；之后，段苏权同志又率七团开了进来。因此，这个时期，平北地区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1940年7月前后，昌延联合县、龙赤联合县、龙延怀联合县等也都相继诞生了。根据地的人口将近50万，几块根据地基本上可以连成一片，抗日革命的声势大震，开辟平北的工作局面基本上是打开了。根据冀热察区党委的指示，成立了平北地委和军分区，地委书记苏梅，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为司令，段苏权为政治主任。领导机关设在大海陀和南北碾沟。十团归军分区领导，但仍留在丰滦密地区进一步搞好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工作。在白乙化的领导下，我们在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发展条件成熟了的同志入党。在各村建立村政权，采取民主选举领导人，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成立抗日救国会、农会、青年抗日自卫军等群众组织，部队派人帮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把多余的枪支送给他们，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是抗日的一员，从而增强抗日救国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尤其是我丰滦密地区抗日斗争工作有声有色地进行，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恐慌和不安。敌人深知丰滦密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立足生根，安家落户，实际上是往他们的心腹之上插下一把刀。因此，他们咬牙切齿，发誓要把八路军从这里赶出去，把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摧毁、扼杀。8月间，平北分区的领导同志在五道营子召集会议，日伪军闻讯扑来。为保卫首长的安全和会议的正常进行，我十团一营和七团二营并肩战斗，于五道营子和东山梁上，英勇地抗击着三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从上午10时许打响，一直到黄昏，敌死伤80余，我牺牲10余名，伤20余人。在作战中，日伪军终于发现，与他们作战的并不是什么游击队，尤其他们发现七团的同志都穿着黄军装，便不惜一切地调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死死围追堵截七团。因为七团刚进来，地形不熟悉，不得已撤回了平西。七团在平西待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客观上起到了掩护十团的作用。而十团也在尽一切可能抓紧时机扩大根据地，壮大自己，瞅准机会狠揍敌人。所以，尽管七团走了，但是敌人的日子一样不好过，丰滦密的山川平原依旧是他们的坟墓。因此，敌人极端仇视十团，下狠心要消灭十团或至少把十团从丰滦密地区赶走。于是，从1940年9月13日起，敌人集中4000余人的重兵，穷凶极恶地向丰滦密根据地直扑而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敌人步骑配合、多头并进、铁壁合围、梳篾子战术，五花八门的新花招都使出来了。

    在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护有生力量和新生的抗日政权，鉴于敌强我弱这样一个现实，我们采取了敌进我退、避强击弱、内线外线结合的反“扫荡”方针，在敌人袭来之前，即将部队化整为零。三营留下八连由主任吴涛和参谋长才山率领，就地分散隐蔽，屯兵于民众之中，在基本区内协同地方党政群与敌人做斗争。白乙化亲率主力一营迅即跳到外线，越过长城，直插“满洲国”境内，在敌人“后院”放火，拖住敌人的兵力，设法减轻我基本区的压力，并在与敌周旋的过程中，创造条件相机歼敌。

    “扫荡”的敌人，寻不着我主力部队作战，气急败坏，兽性大发，他们遇房放火，见人开枪。日伪军的残暴“扫荡”，使丰滦密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在深秋初冬时节，乡亲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深山荒野里辗转逃难，忍饥受冻。一些老人和孩子更加悲惨。我抗日革命力量也受到了极大损失，有的村干部和基本群众被杀害，部队给养也跟不上，弹药也得不到补充。三连在保峪岭与日寇激战，不到一小时就有包括连长李树元在内的30多名干部战士阵亡。尽管敌我力量悬殊，物资奇缺，环境险恶，但我十团仍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积极创造条件打击敌人，其间先后与敌人在于家堡、梨树沟、石门子等地激战达37次。敌人虽然绞尽了脑汁，但始终没能把十团消灭或赶走，反而处处碰壁，折兵损将，不得不结束“扫荡”。就在其陆续撤兵的时候，我们却敌退我进，于冯家峪南湾子设伏，歼灭日本哲田一个中队，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大发展。十团也在斗争中壮大起来，由两营的1300人发展到三营制1700多人的大团，成了平北军分区一支重要的主力军。对此，敌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尤其是到了1941年，这是全世界法西斯最为猖獗的一年，侵华日军更是猖狂到了极点，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面“扫荡”，平北抗日根据地就是它“扫荡”的重点之一。这时，我虽已在平北有了大块根据地，但鉴于初创，武装力量还薄弱，党政工作基础还不很牢固这一情况，上级确定的方针是巩固已开辟的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扩大群众组织到游击战争中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十团在白乙化团长领导下，组织部队与来犯之敌作战，并在战斗中，一面狠抓军队建设和整训，另一方面狠抓地方政权建设。他说，不抓地方政权建设，那叫流寇，打的胜仗再多也没用。因而十团和丰滦密根据地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巩固，出现了当时被大家称为“黄金时代”的大好局面。对此，敌人当然不会置若罔闻。他们决计拔掉十团这根钉子，用“三光”政策涂炭丰滦密的生灵。但是白团长决心用生命捍卫近一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根据地，让这里的人民不再遭受日寇的铁蹄践踏，永远在党的阳光下休养生息。1月间，冀东地区的几位同志路过丰滦密，他们向白乙化提出赋诗留念，白乙化沉吟片刻，慷慨高歌五律诗一首：“古刹映清流，松涛动成愁。原无极乐原，今古为诛仇。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燕山狂胡虞，壮士志增羞。”这首诗，就是白乙化决心、意志的真实流露。敌伪军对我十团所在的丰滦密地区由于改变手法，采取了兵力多少不等、“扫荡”规模不等的连续反复的“扫荡”，使坚持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民的斗争进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刻。为更好地坚持敌后战场的斗争，白乙化同志领着大家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肖克同志当时发表的《目前冀热察形势与我们几个工作任务》的文章，缜密地研究分析敌我情况，引导大家学会从敌人貌似强大的现象中看到它的虚弱本质，从困难中看到光明未来，鼓舞大家的斗志。从1月到5月，敌伪几乎平均每月一次，在我平北的几个主要根据地如龙延怀地区、龙赤地区、龙崇赤地区、丰滦密地区进行了轮番“扫荡”。2月4日，在日寇指挥下，伪满警察大队王岳、刘汉部队300多人，向我丰滦密的五区白河川一带“扫荡”，于拂晓前偷袭我县基干游击大队稍有所获，于是气焰越发嚣张，马上兵分两路，追赶包抄县基干游击大队直到马营以北麓皮关。白乙化随即命令三营抢占麓皮关西南的高山，居高临下堵住敌人，并亲自带领一营直扑麓皮关东山架，指挥一营攻夺已被敌人占领的西南山梁，而后将敌迫于白河两岸至麓皮关一线，聚而歼之。战斗打得很顺利，从上午10时，直打到下午4时，击毙和生俘敌人200多。残敌利用长城的断壁残垣和烽火台，用机枪继续顽抗。白乙化在佭蓬山上手持指挥旗，命令一营长王亢率部向守敌发起冲锋，高喊“王亢冲啊……”这时，敌人的一颗罪恶子弹，击中了白团长的头部，他无声地倒下了。我们敬爱的白团长为党、为民族解放事业壮烈牺牲了，他离开了与之朝夕相伴的十团、携手并肩的战友、生死与共的众乡亲。群山低头，白河呜咽，佭蓬山头那棵棵如盖的青松似乎也无法承担这一巨大悲痛，在微风中轻轻战栗。巍巍的古长城啊，几个世纪来，你用那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侵略者的剑戟戈矛，可是为什么不挡住那颗射向白乙化的罪恶子弹哪！噩耗传开，广大军民肝肠寸断，悲恸欲绝，十团更是一片呜咽声，他那与战士游戏时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他对战士那慈善温和的目光，他那深刻的洞察力、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事事以身作则的作风，不时浮现在干部战士眼前，人民群众置当时的险恶环境于不顾，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一些老太太、老大爷行走不便，就骑着毛驴来，悲痛地呼唤着“小白龙”、“白团长”、“白乙化”，含泪齐唱十团同志编写的《悼白乙化同志歌》。挺进军发表了《告全军同志书》号召广大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前赴后继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人民为纪念他，将密云县的潮河以西改为乙化县，并在马营西山脚下，建立了白乙化纪念碑，十团还编印了《纪念白乙化同志》专刊。同志们挥泪作诗说：“名将星沉冀北踪，鹿皮关上夕阳红。兵魔马身先死，旗指黄龙志未终。血泪家乡十年远，风云事业一生匆。长河若解英雄恨，滚滚奔涛怒向东。”

    英雄白乙化牺牲了，可是他燃起了同志们更强烈的复仇怒火。继承白团长遗志，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几乎成了十团每个人的钢铁意志。追悼会刚一结束，恰巧敌人又集中了3000兵力，分六路进攻我中心区和军分区所在地，我五营七连百里强行军，直捣怀柔木村敌人据点，将数十名敌人全部生俘。接着三营的另几个连队又夜袭并毁坏了怀柔火车站，缴获物资一部并给“扫荡”之敌以迎头痛击。到了1941年秋天，敌人调兵遣将，第二混成旅的四个大队，伪满军两个旅，加上伪治安军，伪联防、伪蒙古军等，出动了12倍于我的兵力又开始了大“扫荡”，旅团长真野亲自坐镇指挥。鉴于以往历次“扫荡”失败的教训，敌人由单一的军事进攻手段，改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全面进攻，即所谓的“总力战”。其办法：一是加强伪满固边政策。强化伪军，增加据点和据点兵力，三个伪组织联合，统一军事行动，“扫荡”的时间由短变长，同时每次出击都兵力强大，打击力强，破坏性大，使我难以招架。二是加强特务活动，大搞“清乡”、大肆搜捕，化装便衣，侦察跟踪我军政人员和基本群众。三是利用宪兵队、警察队，政治工作班对我根据地民众进行诱降、劝降、逼降，采取了所谓“刚柔并用”政策。四是广造反动舆论，破坏和挫伤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离间八路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

    针对敌人“扫荡”的特点，我们采取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的办法，到处摆开战场，既“破交”，又打击小股活动敌人，白天黑夜地袭扰、迷惑、疲劳敌人。同时适时集中一部分兵力，插入敌人后方，从后背打击敌人，宣传教育群众，进而开辟新区。在昌平北面的关道峪，我们十团给进犯的敌人以狠命的一击，毙敌中队长以下83名，生俘敌5名，缴获机枪5挺、步枪70多支。我于外线活动的部队，捉特务、惩汉奸，捣毁伪组织，破坏敌人各种设施，“扫荡”的敌人不得不又从平绥路东段调来独立混成旅3000余人，拼命阻止我向北发展，但我军猛攻大囫囵，奇袭韭菜坪，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虽然我们也针锋相对地予敌以很大打击，但毕竟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致使我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毁，不少村由一面政权变为两面政权甚至完全倒向敌人。仅丰滦密地区就有300群众遭到杀害，500多人被捕，抗日武装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县基干游击队损失尤甚。汤河口游击支队全部阵亡，十二区游击队叛变投敌。尽管如此，但是，敌人终究没能把我们赶出丰滦密，没能彻底摧毁我抗日政权。

    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敌人的罪恶目的怎么也实现不了。“不可战胜”的堂堂大日本皇军面颜丢尽，再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把中国占领区作为它的后勤基地的美梦不但不能如愿，反而成了陷腿的泥潭，难以自拔和脱身。日本侵略者活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不惜孤注一掷。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平北抗日斗争进入了极其残酷的年代，敌人对平北根据地的“扫荡”就变得旷日持久，12个月中仅“扫荡”就占八个多月，大小“扫荡”100多次，光丰滦密地区敌人就“扫荡”了32次，发生了震惊整个平北的“臭水坑”惨案，致使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及联合县机关和十团机关一部分同志被捕、被杀。还有耿玉华政委在内的48名烈士罹难事件。这一年中，几乎是时时有战斗，天天有流血，光是十团部队就牺牲了好几百人。敌人在扫荡的同时，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和大搞“无人区”，到了1942年年底，整个丰滦密地区就只剩下白河川的沙坨子，张家坟和白马关川的东西白莲峪、石泡沟、西湾子、石洞子、黄石塘以及古水峪川的头道甸子、四道甸子，还有青山顶周围的点将台和栏马墙子等一些小根据地了。

    在空前严重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咬着牙齿、硬着头皮，坚持斗争。我十团和丰滦密联合县政府根据平北地委指示，及时发出号召，要求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哪怕只剩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指出“坚持地区和开辟地区同样光荣”，“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广泛深入群众中去，大力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好形势和胜利最终必定属于抗日军民等；还及时向群众提出了一个极为乐观的口号“烧了旧房盖新房，烧了草房盖瓦房，胜利之后还要盖楼房”；并及时整顿和恢复了各种组织。结果怎样呢？我们不但在丰滦密地区扎下了根，而且在仅存的基地和力量的基础上，迅速地扩展和壮大了。从1943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对付丰滦密根据地中心区了，而我十团和丰滦密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却从此一步一步地踏上了较为顺利的通往胜利之坦途，直到迎来了抗日斗争的彻底胜利。

    王亢：十团巧设“双簧戏”

    事情发生于1941年4月中旬。

    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十团为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奉命来到了密云县境内，沦陷已久的劳苦大众如同黑夜里见到启明星那样热烈欢迎八路军的到来。可是，也有极少数人反对，康各庄的地主分子、大乡长赵庆祥就是其中一个。他反对减租减息，反对八路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发动人民抗日，为了争取广泛的抗日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十团的同志对他宽大为怀，晓之以民族大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起初他不愿听，也不想听，后来担心胳膊拧不过大腿，就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对我军宣传的抗日救国道理装作“洗耳恭听”，甚至对动员他减租减息也做了些让步。俗话说强装的笑脸不生动。赵庆祥表面上一见到十团的人笑脸相迎，可是暗地里却两拳紧攥，恨不得一口吃掉十团。我军筹粮筹款，他带头发难，而日本人来催讨捐款粮秣时，他却竭尽全力，一文不少。十团同志找他并指出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却假装没奈何；我们要求他至少不应与八路军作对，可他却时时刻刻暗中窥伺我军的行动，给驻康各庄据点的日本侵略者刺探和传递情报。康各庄紧挨着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他却像坐山鹇一样，阻挠和破坏我在此开展工作、扩大游击根据地，暗中恫吓老百姓：“谁敢避着我赵某与八路军来往，我就叫皇军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竟发展到只要我们的人到康各庄活动，他马上就会报告据点里的日本鬼子，致使我们不少同志流血和牺牲。同志们都气愤地骂他是《三国演义》中的蒋干，并决心给这个铁心当汉奸的赵庆祥以打击。在当时，除掉一个铁杆汉奸，并不算什么难事，但我和曾威副政委感到，这样做太便宜了敌人。我们详细分析已掌握到的材料，认为赵庆祥已完全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每次他送情报，日本人都亲自行动。于是，我们俩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这个铁杆汉奸再给日本鬼子送一次“情报”，演一出“双簧戏”。

    4月15日，我们授意我地方工作人员来到了赵乡长家，一番寒暄应酬，我工作人员遂将谈话转入正题，悄声道：“明天拂晓，区领导人在白道峪村召集各乡、保长开会，布置有关工作。”并一再嘱咐他，白道峪村在他的辖区，必须保证会议和区领导人安全，千万不可走漏一丝一毫风声，而且特别提醒他：“万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了。”赵乡长此时可真够恭顺地啦，一口一个“主要是……”一口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可心里头却暗暗拨拉起他的小九九。因为这些日子，皇军正为他送不了情报不满意呢，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再也不像过去那般对待他了，凡事都避着他。为了讨得皇军欢心，他自己也煞是费了不少苦心，可终不能如愿，这些日子里正愁得慌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可不，“情报”这不是自己送上门了吗？真是“想吃肥肉无处寻，大肥猪一头自拱门”。这一下向皇军讨好卖乖的机会来了，闹得好，说不定皇军还能委他个一官半职呢，自己不是早就看上了那个伪军小队长的“肥缺”了吗？这个家伙完全沉浸在黄粱美梦之中，以至于我工作人员起身告辞的时候，他还一口一个“是，是……”一口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当我工作人员离开他家后，这小子拉开后门，拔腿就朝鬼子的据点走去，一字不落地把刚才所知道的统统告诉了日本鬼子。

    话说日本鬼子这些天不断挨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袭扰，死伤常发生，整日里不得安宁，虽说几次进行出剿，可部队刚一出动，八路军和游击队就全没了踪影，真是欲战不得，欲忍不能。日本鬼子也正在挖空心思，寻机对我抗日军民来一次报复呢，此时康各庄大乡长送来了如此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直把据点里的鬼子小队长高兴得合不拢嘴，竟开天辟地第一回起身为赵乡长亲自倒上了一杯水，连连拍着他的肩头夸赞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好！”并许诺战斗胜利后大大地犒赏他。赵大乡长这时真是受宠若惊，差一点忘了自己祖宗八代姓什么，在他告别皇军，离开据点后还放不下心，于是又一次踅回身来，一再提醒日本鬼子：“太君，千万不能忘记了，一定抓紧点……”

    白道峪村是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十团自来到密云后，这里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再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三面矗立着孟梁山、北山和东山，看上去，颇有点像倒扣着的鼎足，山上长满了荆丛和一簇簇野花椒树，此时，已泛上了层层绿色。白道峪村就坐落于鼎足中间部位。爬上这三座山的任何一个山头，村中景物就会一览无余，倘若分别在这三个山头各架上一挺机关枪，就怕连只耗子也休想逃掉。我们十团所以要选择白道峪作为诱敌上钩的场所，用我当年的话说：“就是因为它具备以上这些优越条件。”

    约莫半夜时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见20多个日本鬼子和30多个伪军，幽灵似的悄悄地从康各庄据点里爬出来，急速速地径向白道峪村扑来，但是狡猾的敌人没有马上进入村庄，而是在村子的四周埋伏起来了。看来他们也是张网捕黄鹊，专等着我区领导人进村后再动手了。

    可是，天拂晓了，天亮了，太阳快要升起来了，农户房上飘起了袅袅炊烟，也没见到区领导人的影子。大概敌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也可能是在春寒料峭时节经不住这大半夜的折腾，于是纷纷从蜷伏着的地方爬起身来，一路打着哈欠进了村子里。他们将满肚子气使向老百姓，挨门逐户死劲地踢门，把全村大人小孩、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中央一块较大的平地上，由日军的小队长通过翻译给他们训话，进行反共宣传，其余的敌人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在打瞌睡。

    就在敌人扑向白道峪村的时候，我和曾威副政委带着四个连队，踩着敌人的脚印，悄悄地跟了上来，分别埋伏于孟梁山、北山和东山。就在敌人冲进村子给老乡训话的时候，我用旗帜发出一个“打”的信号，就听那机关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了一片。为了不伤着老乡，我和曾威指挥四个连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来。敌人遭到如此突然、猛烈的打击，不知所措，乱作一团。有的刚要反抗，我们的战士手起枪响，就一命呜呼了。二连副指导员尉贵福冲下山时，看到日本鬼子的机枪射手正欲瞄准我们部队射击，他飞脚踢翻敌人举枪毙敌，并缴获了机枪。战斗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23个日本鬼子全都击毙，30多个伪军除了几名溜得比较早的外，余者3个被生俘，21名被击毙，我方则无一伤亡。

    当太阳爬上山头的时候，我和曾副政委组织部队打扫好战场，扛着刚缴获的两挺机枪、30多支步枪、2支短枪等一批战利品凯旋了。

    敌人偷鸡未成，反蚀一把米。留在家里的日本指挥官暴跳如雷，指挥他的部下放火烧了白道峪村庄的所有房屋，并前往康各庄捉拿赵庆祥。正在家里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赵庆祥听说到白道峪村的皇军全被八路军报销掉，知道日本人轻饶不了他，于是鞋底抹油溜了。

    从此，我军在康各庄地区的工作异常活跃地开展起来了。

    郭维城：山东敌后南墙反“扫荡”纪实

    1942年10月下旬，根据各方面情报，驻山东，以善于山地作战的日军三十二师团为主力，集合津浦、胶济铁路沿线及台潍（台儿庄到潍县）公路沿线的日伪军，有大规模“扫荡”滨海、鲁中区根据地的势头样。山东军命令新一一一师代师长万毅、主任王维平率师的主力在滨海区坚持，副师长和我参谋长于文清率师机关、干校由独立团四个连和警卫连掩护，到鲁中区活动。

    10月是山东农村的繁忙季。秫黍（高粱）、玉米都刚收了，豆子还没有打完场，地瓜还在地里没有起。由于敌情紧张，部队忙于备战，群众忙于藏粮、藏东西和准备反“扫荡”军民的口粮，烙好秫黍煎饼，送到山上存起来。

    25日我们进到沂水西南保安庄一带，鲁中军区机关由政委罗舜初率领，驻我们西北方向后峪子一带，我们立即架通了电话。根据各方面敌情分析：这次“扫荡”是由日军三十二师团长直接指挥。集结在蒙阴的柳川部队约5000人，分七路向东南方向推进。集结在沂水的奥村部队约4000人，分五路向西南方向推进。集结在临沂的山田部队约1000人，分两路向西北方向推进。各路日军都配有部分炮兵、骑兵和伪军。平邑、费新增千余不明番号的日军似在佯动。还发现五六十部卡车，沿几条公路开来，判断是为了抢粮用。军用地图上出现许多红色箭头，初步判断敌人的目标像是汶河间地区。

    敌人行进速度不快，大股不断地分成若干小股。采用的是什么战术，一时还难以判断清楚，不是惯用的纵横扫荡、铁壁合围、分进合击、梳篦战术。我不断用电话和罗舜初同志联系，他一再告诉我，这次敌人集中重兵，行动诡秘，要沉住气，找准空隙，跳到边缘。拂晓前，鲁中军区机关决定向西南方向卢山区跳，我们决定向东北文献南墙峪上区跳。

    约800人，70余匹驮马的长长行列，以侦察分队为前导，迅速地渡过汶河钻敌人的空隙前进。7:40分我们进到南墙峪山区中心地带，看到很多附近各县区的领导带着工作人员和大批成群结队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同时发现四周山上山下已满布敌人。我们明确判定，敌人是用拉网战术，企图消灭这个山区的有生力量。我们深感当前情况十分严重。

    这时，鲁中二军分区后勤部政委张玉华带着机关人员和警卫排，山东军区抗大一分校副校长袁仲贤带着上干部，鲁中军区青年营各约百人，也都从东北方向攀登上来，同我们接上头。抗大上干队是由山东军区的团、营干部组成，青年营是招收的青年学生，他们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产，都只配有很少的武器，他们被拉进网来，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简单地开了个碰头会，为了保障进入这个山区的大批干部和群众的安全，决定抢占有利地形，白天死守，黑天突围。立即命令独立团四个连抢占横在我们北面的这个山区的制高点悬崮顶，以两个连摆在顶部，阻击北面的敌人，并策应东西两侧作战，以一个连摆在东南侧与干校协同阻击东南面的敌人，西北侧是个鞍部，有一条南北小路从那里通过，判断是敌人从西北面进攻的重点，把独立团最强的二连配上二军分区后勤部警卫排摆在那里。团长侯宜禄、主任秦霜负责在顶部指挥，副长程书麟、宿殿魁分别掌握东西侧的连队。山上没有树木，也没有房子，到处是嶙峋的巨石，北面较陡，面南有一段坡地。师机关和二军分区后勤部机关就放在离西北侧鞍部不远的坡地上，马匹都分散在南面的坡地上。警卫连一面警卫机关，一面担任阻击西南面的敌人。上干队和青年营在靠近机关西南部几个山包隐蔽。县、区同志和群众都主动钻进利用梯田的地堰子预先挖好的许多洞子里和一片一片的大石头砬子里。这一切行动都是在20分钟内完成的。

    日军指挥所就放在悬崮顶北面山脚下南墙峪村的一个庙里，主力集结在村东头一条小河的两岸。8点刚过，敌人十几门山炮开始从四周山上向我们猛烈射击，炮火一停，敌人狂妄地从北面、东面打着太阳旗密集地向我阵地边呼喊、边前进，用掷弹筒、步机枪盲目射击，西南面只鸣枪，没前进，我们一弹不发。我们没有工事只能依托石头。我们的武器装备是很好的，独立团的装备主要是捷克式轻机枪、自动步枪、20响驳壳枪，子弹、手榴弹也很充足。原来，这个独立团是张学良将军卫队一营的老底子，几年来转战山东敌后一直保持旺盛的抗日士气，精良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以及党员的模范作用，使这个部队更加坚强。警卫连的士气、武器也很好，干校是由连排干部组成的，武器差一些，弹药也少一些。

    很快，敌人就进到我们有效射界内，最近的只有20米。悬崮顶上一声枪响，我们猛烈地开了火，密集的手榴弹发挥很大的威力，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喊乱窜，一片一片地倒下，顾不得组织还击，迅即狼狈跑下山去。战后，敌人说过，他们开始没有摸清楚我们是哪个部队，更没想到八路军有那么好的武器，那么大的威力。过了一会儿，四周山上的山炮又向我们猛烈射击，四周又出现了十几门迫击炮。炮火一停，步兵就发起冲击，一个上午反复五次，战况异常激烈。敌人遭到大量杀伤，我们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鞍部的二连警卫排，减员过半。指导员井庆明负伤，连排长都牺牲了，阵地上只剩副团长宿殿魁和一排副战斗英雄杜玉怀指挥剩下的战士在坚持。12点从沂水方向飞来七架双翼强击机，往返四次在我们头上盘旋投弹扫射。机关人员和宣传队不断出现伤亡，分散在南面坡地的马匹几乎全部被打死。前沿的部队，一面组织对空射击，一面顽强地抗击正面不断进攻的敌人。

    下午4时后，敌人加强了西南面的进攻力量。敌人在我们对面的山上架设了三挺重机枪，我们的平射炮排驮来一门“三七”平射炮，只剩三发炮弹。老排长“神炮张”正好用三发炮弹打哑了三个重机枪阵地，并立即把炮拆毁了。

    西南面越来越吃紧，干校子弹所剩无几，纷纷用石头砸敌人，警卫连伤亡很大，连长谢朝龙牺牲了。我们命令由机关人员组成的预备队去增援。

    黑夜终于来临，各县、区人员和群众、抗大上干队、鲁中青年营、二军分区后勤部机关都先后陆续突围。我们决定分路突围、定点集结。我带机关人员、宣传队、警卫连为一路，从西面突围；干校、独立团一连为一路从南面突围；独立团三连从东面突围。轻伤员随队走，重伤员有的设法掩藏，有的用手榴弹自己炸死，牺牲同志的尸体只好留在原处。我们开始突围时，敌人已经很接近了，从各方面射来的火光弹密集地喷向我们。四周山上点燃了很多火堆，敲铜锣、铜盆的声音也随着四起。

    我们这一路从西面滑下山去，过了一道山沟，正要按原计划沿一条人行道从虎存顶方向再越过一条山去，从路旁站出一位老乡，自称是西面桃花峪村的民兵，刚刚送出一队突围的同志。他说虎存顶瞎黑的地方埋伏着鬼子，让我们从火堆旁边的毛道过去，那里只有几个伪军，光咋呼不动弹。我们判断他说得对，就由他把我们平安地带过山去。下山后他又送我们一程，绕开两处埋伏着敌人骑兵的小树林。当他决定还要回去接送突围的同志时，我用力地握着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民兵同志！”他笑了笑，挥手就走了，多么可贵的情谊！

    独立团从东面下山后，遭遇到在河滩上集结的日军部分主力，战斗十分激烈，团长侯宜禄英勇牺牲，部队由两位副团长和主任率领分成三路突出重围。

    这次反“扫荡”，我师共伤亡130余人，鲁中军区后勤部警卫排伤亡十余人，上干队、青年营和大批县、区干部和群众伤亡很轻微。敌人伤亡500余，准备抢粮的汽车，都用来运死者与伤员了。

    这次反“扫荡”，我们以少胜多，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敌人，掩护大批干部、群众安全突围，受到山东军区通电嘉奖。

    王守江：庙窊战斗的教训

    1942年秋天，发生在我太岳抗日根据地沁县的庙窊战，我决死队一旅五十九团一连牺牲50余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在反扫荡中由于指挥不当损失比较严重的一次战斗。当时我在中共太岳区党委检查团沁县大队工作。日寇扫荡开始时，我奉命指挥二沁（沁源至沁县）大道的反扫荡行动，目睹了我军受到的严重损失。

    庙窊村地处一个小山梁上，属于沁县二区，全村只有三户人家。在这座山梁附近还有四五个小山庄，最大的不过十户人家。这里地处云梦山的南端，距沁源交口镇日寇的据点约40华里的大山里。

    二沁大道就从这里的山中通过，二沁大道上的关军村，是太岳区民兵杀敌英雄李德昌的故乡，所以这一带的民兵极为活跃，经常以麻雀战、地雷战等多种伏击方式杀伤敌人，使敌人胆战心惊，轻易不敢在二沁大道上活动。沁源交口镇，是二沁大道上最大的日军据点，运往交口的军火、军用品等物资，经常被民兵抢走或炸毁、烧毁，在交口的日军部队也经常遭到民兵的伏击，伤亡很大，日寇把此地称为“鬼门关”，所以日寇对这一带的民兵和老百姓极为仇视，对这里的扫荡也极为频繁。

    1942年秋天，日寇对这里进行了以抢粮、抓民兵、破坏抗日组织为主要目的的大扫荡。约200日寇从交口出发，从交口东南沿沁源的管家沟、圪台头、唐家沟等地爬上了沁县的西山。在沁县的寺沟、井则峪、柏树沟等佶山的村庄杀人、抢劫，日军走过之处到处都是滚滚浓烟和人们悲惨的哭叫声。当敌人继续向前行时，在沁县的出马计、老窑科一带遭到我决死队一旅五十九团四连和当地民兵的狙击。激烈的战斗之后，敌人丢下了几具尸体和抢来的财物、粮食、牲口以及被抓的民兵，从这里经过沁源的后反底、下麻掌、石窑上退回了交口据点。

    第二天，诡计多端的日寇，估计我们会有所麻痹大意，以为前一天日寇已经来扫荡过了，第二天就不会再来了（我被围在出马计村，因天暗幸而脱险）。所以在第二天拂晓，偷偷摸摸以偷袭战术，向我根据地扑来，企图报复昨天狙击日军的四连，抢走被我军夺回的财物、牲口和粮食。他们抢占了沁县西山庙窊一带山梁上的制高点。当一部分敌人仍沿山梁向南前进时，又遭到了我决死队一旅五十九团四连的狙击。敌人就又返回到了庙窊一带搜山。当时我决死一队一旅五十九团一连的指导员刚从白晋线（太谷白珪镇至晋城铁路线）破路归来，在距离这里只有15里的故县镇休整。听到这个情况，一连立刻跑步出发，去庙窊狙击敌人，以保护我根据地的安全。从故县镇到庙窊一带15里全是慢上坡地形，而且敌人在山上，占据着制高地，地形于我军很不利。当一连的一个排爬上山腰时，被敌人发现了，一部分敌人包围了爬上山的那个排，另一部分敌人则用机枪猛扫正在攀登的另一个排，结果正在攀登的那个排除四五人跳下去跑脱外，其余20多人全被敌人打下山崖阵亡了。爬上山崖的那个排，也牺牲了20多人，其余的全部被俘，并在山上和已经死亡的战士一起被推进熊熊大火。在这次战斗中，一连两个排的指导员、连长阵亡，指导员龙广文被俘至交口杀害，共阵亡50余人，只有四五人生还。

    战斗结束后，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含着辛酸的眼泪，打扫了战场，埋葬了烈士们被烧焦的遗体。这次战斗后，五十九团的战斗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广大群众也对我们的损失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惋惜。

    由于年代已久，笔者对当时一些情况的回忆如有错误，希知情者批评指正。

    马风楼：反“扫荡”中的一曲凯歌

    1943年深秋，鲁中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顽战役（反国民党五十一、五十七军），不过两周，情况突变，日寇向我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当时，我在山东第一旅一团二营四连三排任排长。

    面对日寇的“扫荡”，旅党委根据上级部署，决定从双泉山进行战略撤退。

    我一团在一昼夜的时间里，向南转移了约180里，到达水沟头，便在山沟里暂时隐蔽起来。翌日，黄昏时分，团党委决定继续向蒙山一带转移，连长孙宝元同志命令我排打掩护，等部队安全转移后才能撤下来。为了胜利地完成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我排指战员迅速渡河抢占了一个山头，卡住了敌人进犯的山口。战斗打响了，敌人蜂拥似的压过来，妄图抢占制高点，夺取山口。我排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顽强地阻击敌人。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也很残酷。在我们打出最后一排手榴弹后，敌人的疯狂反扑终于被打垮了，尸体横七竖八，狼狈逃窜了，我排虽伤亡七八人，但阵地安然无恙。就在这时，与部队进行联系的联络员同志回来报告说，部队已安全转移。我排当即绕了个圈子，撤回到部队原来隐蔽的地点，但已找不到团部，部队已顺利地转移了。

    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形势越来越不利，情况越来越紧张。这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千方百计追赶部队。经过向东北方向，追赶了一两小时，仍不见部队的踪影。处此人员不足、弹粮缺少、孤军作战的情况下，我当即与政治干事、班长们商量，折回来向西南方向蒙阴地区进发。

    夜晚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两天来的战斗，同志们都极度疲劳，同时，已是农历十月初冬了，大家还未换上棉衣，天气较冷，但决心赶上部队，继续投入抗日斗争的坚强信念毫不动摇，一股热流鼓舞着大家整整进行了大半个夜晚的急行军，黎明时，到水县西方的一个独立山头上卧下了（隐蔽的意思）。

    在山头上隐蔽了一整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满山遍野净是敌人（当时日寇出动5万之众进行扫荡）。看来，这样坚持下去是不行的。通过排的党员会议研究，便在傍晚薄暮中下了山，向东南的蒙山又来了个急行军，走了一夜，拂晓前进入蒙山和鲁山交界处，选择了个有利的山崮住下，加强警戒，全排进行休整。

    这个山崮不是名崮，不大，但地势非常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山崮下还有个泉子，晚上我们便把茶缸子集中起来去端泉水，饿了吃点干煎饼。为了节约弹药，还定了一条严格的纪律，不到必要时，不下达命令不打枪，并准备了大批滚石，决心与敌人拼一死战。大家都表示要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斗争到底。疲劳可以轮流休息，困难在人民子弟兵面前可以克服，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救国，坚持下去，决不屈服。就这样，在山崮上待了三个昼夜，也就在第三个午夜12点左右，我排下了山崮，继续追赶部队。天刚发鱼肚白色，到达鲁山，巧得很，正遇上旅部的巡逻人员，说明我排的番号情况后，旅部特派特务排吕排长亲自迎接我们。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同志指示我们暂编入旅部特务连，一起保卫旅机关。

    在旅部刚刚住下，早晨八九点，日寇来犯。特务连长命令我排在东南角策应、阻击敌人，特务连在北山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一直打到黄昏，敌寇终于败退下去，我排无一伤亡，但特务连损失较重。后来，撤守到蒙山东北角，情况开始缓和。旅党委决定继续北撤。当走到东大井南时，遇适县民政科长王子步，言及一团驻在龙亭（距离东井七八十里），并让我排带上部分伤员，去团部报到，迅速回防。

    闻听喜讯，同志们眼眶里都噙满了热泪，当即告别了旅首长，踏上了新的征程。

    （李鲁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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