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举办《刺猬歌》的研讨会上，我一直想问作家张炜，这部小说的书名是什么意思？是指刺猬感受人间而发出的歌咏，还是关于刺猬在人间遭遇的咏叹？张炜小说的叙事总是带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立场，含有民歌、传说、讲古、童谣杂糅在一起的特点，然而又不是简单的民间素材，它是知识分子强烈的当下性、批判性与民间叙事的一种复杂综合，构成了特殊的内在张力，也是内在矛盾的自我冲突。记得那天会上郜元宝讲了一个意思，很有启发。他的原话已经记不清了，用我的话来复述，就是在时代共名瓦解以后，无名状况下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分裂、多元、混乱，然后作家的叙事只能回到个体的立场，紧紧抓住自己感受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因素，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但这样的认识必然是破碎的，不完整的；或者在当代文化中还是有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那主要是来自民间的文化价值，还有就是来自世界性的因素。这是我的理解和一贯的思考，与元宝的原意肯定有距离，但我觉得，我们的观察至少是相近的。我平时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多少是关注这两个因素：民间与世界性因素，而世界性因素，主要是指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与世界同步的先锋意识，当前，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民族文化的应对和抗衡。

    张炜的近期小说同时含有这两种因素，两者的交错必然会造成内在撕裂的紧张感。民间文化价值在张炜小说里有着固定的一套思维形态与语汇——从《蘑菇七种》《九月寓言》等作品以来一以贯之的叙事风格，是一种舒缓自如、万物花开的大地哲学与诗化写作；而世界性因素，则表现为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紧张思索与批判，又总是带有激愤、偏执和无可奈何的绝望，《古船》里的隋抱朴、隋见素兄弟的形象合在一起，便是后来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这两种因素很不容易自然交融，至少从美学上来理解，张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创作几乎都纠缠在这种撕裂状态难以自拔，而我以为这正是张炜小说的丰富性和魅力所在，这是时代精神强烈辐射在诗人心灵上的灼热反应。现在回到这部《刺猬歌》的问题——到底是刺猬感叹人间社会发生的事情，还是关于刺猬归去来兮的咏叹？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这部小说的结构里明显包含两个世界的奇妙结合，一个是人间的世界，讲述了棘窝镇上个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故事，另一个是民间的世界，有更加深远的时间意义。刺猬所感受的人间社会就是棘窝镇的故事，有着明显的时间标记。小说里唯一比较确定的时间标记是廖麦二十二岁考上大学（1978年），二十八岁与美蒂野合生下女儿。依次往上推溯，廖麦应生于1956年，美蒂应生于1965年。小说叙事的时间起点是廖麦四十八岁，美蒂三十九岁，推算起来是2004年。这已经是现代经济秩序固若金汤，市场经济发展势不可挡的新世纪了，小说的当下性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民间传说）来看，刺猬的人间遭遇隐藏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神话母题，即仙女（或女精怪）羡慕人间生活而下凡，与平民男子缔结良缘，但终究无法与人间社会共处，最终遭遇背叛而离散的悲欢咏叹。从动物化身人形来到人间社会的视角来看，小说展示的历史时间要遥远得多。传说中的霍公时代影射了动物人类浑然难分的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人类逐渐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过程，霍公死后的宴席上首次出现了金蓑衣女人，与后来的美蒂遥遥相应；第二个响马时代影射了人类进入文明史后自相残杀的漫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自然界是以伟大庇护者的旁观立场存在的；而最后的唐童时代，则是人类联合起来开发自然，大规模掠夺、破坏自然资源的阶段，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爆发“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民间传说的世界里，时间是模糊不清的，唯一可考的是根据霍耳耳自称是霍公的陪葬丫环，但只是一个无法确认的传说。霍耳耳是个特殊人物，海难的幸存者，其所言的历史与徐福飘海的传说一样，本来就是烟云渺茫信难求，其名字也暗示了口耳相传的不可靠性。（霍耳耳珍藏的神秘匣子里面只有两张纸，暗示了传说的虚无。）其时间的模糊性与大地的亘古性甚相符合，所以在民间叙事里，刺猬与人类都不是叙事者，真正的叙事是大地的叙事，刺猬、狐狸、海猪、土狼、人类等等，都是其中的角色。这部分叙事舒畅而绚丽。“红蛹”一节奇诡多变，“听刺猬唱歌”一节赞美讴歌，堪称现代汉语文学中极好的童话诗篇。如果我们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紧张、偏执、绝望，与奇幻、赞美、绚烂所构成的截然对立的美学意象，形成了《刺猬歌》特殊的叙事风格，作家把两方面的美学意象都推向了极致。

    于是，撕裂感与紧张感就成了小说叙事的主基调，小说叙事的时间起点是2004年，廖麦夫妇经营的现代农场面临迁移，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这一片工业开发区的“钉子户”了。小说围绕廖麦是否搬迁的疑问织起重重迷雾，一道道地揭开了历史的帷幕，但同时，他痛心地发现，自己遭遇的欺骗与背叛并非从拆迁始，而是从他的人生转折点（即重返农场过正常生活）就开始了。故事一开始就是“你泪水横流”，到故事结尾才真相大白，使廖麦悔恨交加的殴打美蒂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美蒂不愿意承认，廖麦也不愿意相信，他还需要找到确凿证据，这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更加可怕的是，廖麦终于意识到，在现代经济体制下面，背叛他的不仅仅是他的最爱——与他同甘共苦的坚贞之妻和心爱女儿，还有他自己所努力经营的一切。以唐童为主宰的天童集团托拉斯，一扫其父辈的专制暴力，采取了温情脉脉的人性化手段来推行经济发展政策，廖麦自以为凭劳动创造的农场乌托邦，其实不过是现代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盆景，他不自觉地扮演了这一体制下的农场主，美蒂也成了“美老板”。小说的后半部分着重展示了唐氏企业的发迹历程，作家所描述的天童集团，其实是一个无所不备的托拉斯王国，它包括了更高的权力背景（金堂）、经济基础（金矿）、外资企业（紫烟大垒）、知识权威（尖鼠）、宗教迷信（道观）、镇压机器（土狼的子孙）、旅游开发（三叉岛）、福利社会（凤凰大道）等等，坚不可摧。廖麦是在唐童的羽翼势力下过着“晴耕雨读”的理想生活，他的安居乐业，可以成为天童集团的一种装饰；他的不妥协，也可以成为天童集团的民主的象征。这样一来，廖麦的愤怒与喧嚣，就像首阳山上的伯夷，“不食周粟”反倒成了对自己的讽刺。

    廖麦的愤怒和绝望，也是张炜所感受的愤怒与绝望，廖麦写下《丛林秘史》，就像张炜写下《刺猬歌》，这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举措，但是我想起了彼得·比格尔在讨论先锋文学时说的一句话：当先锋艺术被陈列在华丽的美术馆里成为展品的时候，先锋文学的反抗也成了现代艺术体制的一个部件，先锋文学失败了，但失败了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恰好就在这种失败中，先锋文学继续产生着影响。张炜的高蹈的理想主义价值观，仍然是与世界性的先锋性因素相通。作家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对人性弱点作了认真的反省，那就是，为什么纯洁善良、坚贞不屈的刺猬精美蒂还是会屈服在唐童的势力之下？这显然是反神话母题的艺术构思，小说中，民间“鱼戏”红鲷鱼故事从正面影射了神话，但是它无法说明美蒂屈服现实势力的内在动机。我注意到小说在开始时就花了两节篇幅描述两种鱼：一种是黄鳞大鳊，象征人的生命的元气，另一种是淫鱼，象征了人性深层的原始欲望，前者可以复原人的生命力量，后者却转化成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在毁灭中有所追求有所创造。美蒂正是食用了这种淫鱼以后，人性中的异化力量慢慢出现，终于铸成了大错。现代化进程中的淫鱼（或者是“淫欲”的谐音），对于人文理想的建设而言，不能不是一种值得警钟长鸣的隐喻。

    2007年4月18日（初刊《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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