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论述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创作时提出过这样一个从细节出发的叙事概念，但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比较适用于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由于自身篇幅的限制，不可能有从容的情节铺陈来与细节抗衡，所以是王安忆的小说新叙事的理想的实验体裁。（注：请参阅拙作《从细节出发——王安忆近年短篇小说艺术初探》，初刊《上海文学》2003年第7期。现已收入本卷第5辑。）至于长篇小说，一般来说总是依赖丰富的情节才能构架起来，当情节作为小说的主要支撑时，叙事形式总是退居第二位，它给阅读带来的影响还不能清晰地凸现出来。从《长恨歌》到《遍地枭雄》，人们在阅读中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故事情节，或者说人物的命运。但是，《启蒙时代》却明显不一样，读这部长篇小说使我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仿佛作家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诗学的探索时期，《启蒙时代》在叙事上回到了《叔叔的故事》和《乌托邦诗篇》的原点，从细节出发向精神层面突进，而故事层面被明显地忽略了。我不知道王安忆的这部小说能否在市场与读者期待里带来成功，但我想把它看作是作家的一次冒险行动：即重返精神之塔的行动。
但这仅仅是一个动机，作家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把主题定位于“启蒙”，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构思：什么是“启蒙”？如康德所言：为人类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摆脱出来、找到一条通向理性的出路。启蒙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是前提；但作品的背景却提供了一个最疯狂、最没有理性的时期，“文革”前期，两个疯狂时期——红卫兵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短暂一年间。从全国的大环境来说，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面夺权已经成功，普遍成立了尊毛为绝对统帅的“革委会”，刘少奇系统的政治势力彻底垮台；从大中学校的小环境来说，运动初期的疯狂开始过渡到相对平静（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轮到小将犯错误”），红卫兵预感到自己将被出卖，笼罩在兔死狗烹的阴影之下，他们被迫反思自己在运动头两年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个人与国家、领袖、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但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毫无理性可言的时代，理论水平幼稚可笑、充满妄想、严重脱离实际，仅仅靠一些被狂热激情与权利欲望唤起来的动乱实践，本来就不足以承担“理性”的重任。（但也不能否认一些特例存在的可能性。如“文革”中发生在上海的炮打张春桥事件，红卫兵还是有独立的想法。）终究因为时间太短，理论准备不足，真正的“理性”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思维之中。更何况，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们还不是那些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的大学生或者真正的高干子弟，他们都是中学生，充其量也是一些虚张声势的“革干”“革军”子弟，而且连那个“革”字，一旦说出口也很心虚，他们的父母也许正在隔离审查、打翻在地的岌岌可危之中。外表装得气壮如牛，内心则如惊弓之鸟，混过一天算一天，才是这批红卫兵的真实心理。他们仿佛掉进一个漆黑一团的无底深渊，挣扎着企图知道光在哪里？真理在哪里？或者如主人公南昌，连光和真理也毫无自觉意识，只知道牛犊般的盲目骚动、鲁莽做爱、四处乱闯，他在被高医生点拨之前完全处于蒙昧之中，糊里糊涂地做着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这代人的“启蒙时代”之真相，作家大约是想追问：在最疯狂的时代里，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究竟是怎样慢慢地滋生和培养的？而培养理性的教育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抵制时代的疯狂主潮的？虽然王安忆小说的一贯作派是把故事严密地封闭起来，力图与时代背景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的心灵世界。但是，既然诸如南昌、陈卓然、小兔子的故事发生在“文革”的疯狂背景中，他们的精神成长就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风雨血色，他们的思想内容与思考问题，都不能不从切身感受的身边出发，并企图来回答身边的问题。
那么，那个叫南昌的孩子所切身感受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从哪里出发，走上启蒙之路的？小说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说道：“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正合了那句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创造的血统论，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注：王安忆《启蒙时代》，刊《收获》2007年第2期，第107—208页。本文凡引该小说的内容，均出此版本，不再一一说明出处。）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了。作家用讥嘲的口吻调侃：其实南昌并不是出身在一个纯血统的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出身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广有田产、工厂、商铺的大户家庭，后来参加了革命，但特意为孩子取了一个“南昌”的名字以示对童年故乡的思念，暗示了剥削阶级的血统依然悄悄在南昌的身体里流淌。从另一重意义上说，中共党史里，“南昌”是一个里程碑，与井冈山、延安等地并列为革命的摇篮。因此对南昌来说，正如名字所意味的多重含义，其血缘里掺杂着一个难堪的双重含义。然而到了“文革”，父亲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文革”早期被含糊拟定的一种罪名，但不是确定的专政对象，当时明确的专政对象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五类，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又加上了叛徒、内奸和走资派三种身份，统称为黑八类。），其母亲召集家庭所有成员要求他们自己做出抉择：如果他们选择了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我注意到，这段话虽然是出自南昌等孩子的思考，但作家在这里故意用了“父亲的孩子”这样充满温情的语词，而不是别的更为绝情的语言。作家的同情立场是清楚的。其实当时还存在了另一种选择，而且可能是当时很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母亲与孩子一起背离犯了错误的父亲，把父亲开除出这个家庭，这样，孩子们既保住了家庭的“革命”性，又与父亲脱离了干系。但作家没有让母亲这样做，所以这个难题，其实是作家出给南昌他们的，虽然后来母亲自杀，家庭涣散，南昌等于没有选择。他依然是带着这样的两难——他从“父亲”一辈身上究竟继承了什么？又应该如何来对待？
这个问题，不仅是南昌这样的所谓“革干”子弟要问，在“文革”中所有被称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少年都会问，因为他们所有接受的教育在“文革”时期全部被颠覆了。以前受到尊敬的老革命、权威、领导、教师统统被打翻在地，以前所描绘的新社会的一切，现在都变成了资产阶级黑线专政，以前具有的家庭血统的优越感全部消失了，何况这一切都是在他们自己以“革命”的名义折腾下颠覆的。而且，这个问题具体到自己是否与犯了错误的父母划清界限，仍然是个非理性的问题：因为当时要判定一个人的罪行根本无须证据和理性，一切都在乱哄哄的嗜血欲望和保命欲望下匆忙抉择。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他们的前辈究竟有什么错，犯了什么罪。近三十年前，“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揭露“文革”的反人性本质，就是从“孩子要不要与被判定为有罪的母亲决裂”这一命题开始的。（注：卢新华《伤痕》，初刊《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内容为“文革”中一个女中学生误以为母亲是叛徒，与母亲脱离关系，受尽屈辱后才明白这是一场冤案，但母亲已经死去，无从忏悔。这篇小说引发了控诉“文革”的文学创作思潮，这一思潮后被命名为“伤痕文学”。）我指出这一点，是要强调这个问题其实是反思“文革”的根本道德底线，涉及人性的根本。王安忆笔下的南昌，他被裹挟在革命大潮下充当一名红卫兵，他面对自己有罪的父母，无法明确做出是否决裂的选择，既没有选择决裂，也没有选择维护，因为“革命”的血缘与有罪的父亲，千丝万缕地纠葛在一起。但如果我们再往下追究的话，其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人没有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摆脱出来，还没有认识到理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小说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具体地展现了南昌的学习历程，也是他的精神漫游历程。前面已经说到，南昌从自身暧昧的两重含义出发，在自我认同中发生了困惑。困惑来自他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的虚伪。小说结尾时，南昌的父亲对儿子说：“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体系，立即被你们懂得了。”南昌把这个体系叫做教条主义，这正是当时弥漫思想理论领域的一种空洞说教、脱离现实、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作家所预设的蒙昧人的思想牢笼。小说的启蒙意义就是要把南昌等一代人（小兔子、七月等）从这个思想牢笼中引出来，就像魔鬼要把浮士德从书斋里引到春光明媚大地一样，把他们引向实际的中国社会和民间大地。那么谁来充当魔鬼的脚色？事实上，在这块混乱的土地上还产生不出成熟的梅菲斯特，于是，与南昌同样不成熟的同代人或者前辈人，如陈卓然、小老大，甚至舒娅、嘉宝以及嘉宝的爷爷老资本家，都临时充当了南昌的引路脚色，南昌在困惑中不断地遭遇这些人，在他们的不自觉影响下，一步步地从空洞概念中走出来。一切都在不成熟中摸索着成长，一切都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符合“文革”中的时代精神的。
下面我们来看南昌所经历的精神摸索的五个阶段：它们分别以陈卓然、小老大、舒娅姊妹、嘉宝作代号，而嘉宝的背后是他的爷爷老资本家，从嘉宝，又过渡到最后一个阶段：代号高医生。
第一阶段的代号是“陈卓然”。这是一个与时代非常吻合的思想代表，可以说他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产品，“文革”中国的理想主义代表。他的出身比南昌更加等而下之，只是普通的残废军人。但是他的刻苦好学与博闻强记使他进入了一个思想狂热、自以为是的思想层面，这类人自以为博览群书，能够高瞻远瞩，比别人看得远，以为“文革”初期的大混乱给自己提供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干一番，实现英雄梦想。陈卓然之所以与南昌投缘，心底里还有暗暗羡慕南昌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家庭的成分，卑贱的革命血统常常使他自惭形秽，这非常典型地构画出一个“红卫兵＝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患者”的模式。但他与南昌一样，党史理论知识一知半解，不堪一击。作家不动声色地运用许多细节，充满嘲讽地描述这类人的尴尬。比如他们一起讨论南昌父亲的案子，对于高饶事件，陈卓然似乎懂得很多，但是最后结论是南昌父亲是一个“托派”，一个“叛徒”。谁都知道，托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第三国际的主要敌人，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为了表示向苏联一边倒，对国内的托派进行整肃，但是随着斯大林在苏联被清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托派在“文革”中早就不见踪迹，何况高饶与托派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孩子们为了炫耀党史知识，不懂装懂胡乱扣帽，令人啼笑皆非。南昌在“文革”中遭遇这样一个精神的燥热狂暴阶段势在必然，但自然也不能满足他的求知与解惑的需要。于是，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感情纠葛中，陈卓然黯然退出，南昌的精神历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颓废的阶段。其代号为小老大。
颓废是亢奋的反面，思想是狂热的反面，病态是青春的反面，小老大海鸥是陈卓然的反面。陈卓然把南昌引进了一个上海的“沙龙”。令人奇怪的是在“文革”背景下居然还有这样一个讨论思想、讲究文化的场所。小老大在上海扮演了一个类似北京地下文学沙龙主人赵一凡的脚色。（注：赵一凡（1935—1988），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十五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与文字改革工作。在“文革”中保存大量地下文学的珍贵资料。以交流图书资料等名义鼓励和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进行创作，成为北京潜在写作的重要推动者。（资料来自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启蒙时代》中的小老大的形象在许多方面都像赵一凡。）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赵一凡被后来的回忆者涂上了浓重的启蒙色彩，而小老大则相反，他不是理性主义者，也不是知识传播者。他以颓废的病态把南昌带进了“身体—生命”的体验模式。这是个古怪的人，他身体里延续的是国民党桂系军官的血缘，在“文革”的特定形势中代表了没落腐朽的意识，但他却偏偏享受着革命新贵家庭的庇护，不仅生命得到了苟延残喘，还能自由公开地散发其颓废的人生体验。他是个老小孩，头脑成熟得像个老人，身体却像没发育的孩子，有点像《浮士德》里的“人造人”何蒙古鲁士，只有灵魂没有肉体。（注：“人造人”是歌德在《浮士德》里塑造的一个形象。由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利用各种化学元素试验出来的生命体，在魔鬼帮助下具有了神奇的能力，用光引导浮士德去漫游古希腊。）但是他对南昌的精神成长起过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的一些怪话，如：“人有太多的蛋白质，蛋白质使人腐烂，人其实是处在一种慢性腐烂之中。”但，“正是腐烂，才使其长寿，短命是洁净的代价”。——这话仿佛是针对了陈卓然南昌这一代红卫兵的狂热而言的，直接批判了极左思潮的幼稚病。还有，他声称自己如冬虫夏草：“我就是这种虫子，我肚腹里的菌籽，名字叫结核菌。”然而，“我的草就是我的思想”。冬虫夏草是一种菌籽潜入虫子的肚腹，最后从中转化为草。——虫子与草是有生命的转换，那么，肺结核菌与思想的互为转换呢？这类似于恶之花的意象，我以为也是针对了“文革”动乱的辩证理解。“文革”就像病菌一样在每时每刻腐蚀着当时的中国人，但是，谁能否认，正是在这种病毒的腐蚀中转化出清醒的反抗意识，培养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呢？小老大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这些观念都是从身体的感受出发，慢慢引向生命的意识，唤起了南昌实实在在的生命自觉。
从表面看，它散发了颓废气息，其实是极有生命力的，对于南昌从抽象、狂热的意识形态牢笼里走出来，无疑是一剂猛药良方。他的精神世界转移到了自己身体的感受与生命的体味，看上去是从户外退回到户内，从客体退回到主体，但是他坚实地迈出了一步，其主体与时代的狂热意识形态分离了。
好了，南昌马上要进入精神历程的第三阶段了，这是“身体—生命”体验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少年体内蠢蠢欲动的爱恋萌生。这一阶段是作家王安忆最熟悉也是最擅长描写的部分，一种熟悉的气味——雯雯的气味终于出现了。这是一群市民家庭的女孩，舒娅、珠珠、丁宜男、嘉宝等等，她们出身各不相同，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家庭，有普通市民家庭，也有资本家的家庭，这部《启蒙时代》的结构有一点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么这第三章就可以对应《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女朋友们》一章了。南昌从时代的燥热中摆脱出来，最自然的是跌入到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环境，与一群似懂非懂的小女孩们厮混在一起。身体腐烂需要有一个温湿的环境，舒娅们的小市民圈子就是这样的环境。虽然“文革”的“革命”形势还在一次次地拉拢他们，企图把他们从女孩子的温柔乡里拉开，重新投入“革命”的恐怖之中，但在这时候的南昌看来，连“逃亡”也成了一种游戏，没有半点的悲壮可言。这应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里根据黑格尔的话所引申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这笑剧，其实等同于滑稽戏。这是小老大的腐朽教育的必经之途，也是南昌的精神历程的重要一环。终于，他在生命的骚动中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嘉宝发生了性的关系。嘉宝怀孕了。
如果舒娅姊妹是“启蒙”版的雯雯，那么，嘉宝就是“启蒙”版的王琦瑶。舒娅的天地狭小而乏味，嘉宝的世界却充满了丰富宝藏而秘不可知，原因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嘉宝背后还有一个老爷爷，一个工商业主，其血缘与南昌殊途同归，但社会革命使他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扮演了两种角色。嘉宝把南昌和他的伙伴吸引到自己的家里，于是展开了爷爷与孩子的一场场辩驳与对话。这些章节都写得很有意思。南昌们急于从老资本家那里了解历史的真相，也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某种自觉，他们要超越自己的意识形态，要返回到他们的父辈之前，了解中国在革命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层意义上说，嘉宝的爷爷其实也就是南昌的爷爷、南昌父亲的父亲，这位老资本家老谋深算，稳操胜券，不动声色地给两个小子展示了一个资本家的成功道路。作家在描写这个对话场景时，好几次用“天真”来形容老资本家的神态，这当然不是真的“天真”，而是老人与孩子说话的故作姿态，“天真”意味着他们要像孩子做游戏一样，一次次回到历史的最原点。他们的对话并没有结束，但结果似乎已经有了，那就是南昌与嘉宝的结合。从事态上看，这种行为也有点强暴的意味，至少潜在地隐藏了某种权力的威胁，但实际上仍然是南昌的生命意识经历了自觉萌芽、爱恋初生以后的必然结果。从精神历程的象征来看，小老大是陈卓然的反面，舒娅们的市民生活是小老大贵族生活的反面，而嘉宝爷爷的社会实践又是舒娅们促狭天地的反面，精神的驿站一点点地在否定中扩大，螺旋式上升。精神生命的上升与肉体生命的堕落在同一支旋律中进行，危机出现了，这时候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整合和统摄，拯救一切错误与迷失的行为，于是，精神中的神性出现了，南昌的精神历程由于错误经历而被过渡到一个新的境界。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南昌精神历程的四个阶段，紧接着是第五个阶段，它是以高医生高淑怡为代号的。高医生是个出身大户人家的女儿，却从小在民间贫苦家庭里成长，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经历过抗战中人道主义的救护工作。“文革”中她又回到了农村大地，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她身上，混杂着宗教、人道、高贵、健康、服务等复杂的文化因素，综合地形成一种救世的精神力量。高医生不仅解除了嘉宝与南昌的难言之隐，更主要的是教给他们两个词：光和真理。这个境界，要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传播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一种有犯罪嫌疑的半地下状态。但是这两个词是种子，已经播入南昌的精神土壤里，等待着有一天会发芽和开花。真正的启蒙并没有到来，但是精神上的准备已经妥当了。为了呼应这一点，小说在最后结尾，南昌与父亲有一场认真对话，父亲说：“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插嘴说：“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做‘光和真理’。”很显然，这就是启蒙的象征。作为教会学校的背景在这里并不重要，光，南昌所寻求的启蒙目标中，应该被理解为理性之光。有了理性之光的普照，才会有真理的认识。这就叫启蒙。
但是，我不禁想问：南昌在“文革”中经历了这么一场精神的发展历程，究竟是为了什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要返回到最初的问题出发点：他从“父亲”一辈身上究竟继承了什么？又应该如何来对待？我感到有些失望的地方就在这里，第六章，是小说的结尾也应该是结构中的精神历程第一个循环的完成，这其中南昌经历了从抽象的革命概念（其实是血统论）还原到“身体—生命”，并且经历了一次夭折的初为人父的经验，本来是可以在这个疑难问题上有所领悟和启发，王安忆也显然是意识到这个需要，所以在第六章里她只安排了长长的一节，标题为“父与子”。这是符合小说结构逻辑的。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南昌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启蒙历程，但能够在“我从哪里来”的疑问中获得某些启示，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接下来是第二场时代大疯狂即将来临，那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南昌们还将在新的生活实践中获得煎熬与升腾。可是在这一章里，让我失望的是南昌的父亲，显然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本来，这个男人出身大户人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加入了革命行列，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在壮年时期因“高饶事件”而失宠，冷眼观看政坛风云，宦海浮沉，无论从理论修养还是实际经验，都足以成为南昌第六个精神历程阶段的引路人。他应该更有魅力，否则他妻子不会与他生死与共，绝不背离；他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才让孩子们错认为他是“托派”。他应该比陈卓然更成熟，比小老大更有力，比舒娅嘉宝们更有人情味，比老资本家更有生命力，比高医生更加阳刚和坚定。可是，作家没有给予他这样的禀赋，甚至也没有让他承担起南昌的精神启蒙的责任。整部小说从“文革”的时代提出问题，最后缺席了这么一个举足重轻的人物，那么，南昌所经历的精神历程就虚悬起来。小说结尾给我的印象是模糊不清的，南昌的父亲只是一个病怏怏的中年男人，对儿子的精神成长毫无意义。当然我并不是说，父亲一定要有能力应对儿子的精神诉求，他可以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虚无主义者，但虚无主义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产生，为什么会在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身上产生，这本身就是一个力量的证明，同样具有光与真理的意识，使高医生的两个词落实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中。如果真的发挥了这样的力量，父亲仍然可以对南昌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其精神历程的第一轮循环中画出一个高度。
也许我的要求是对作家的一种苛求，也许作家在创作《启蒙时代》中并没有企图解决这一问题，她仅仅是想表达一种少年朦胧时期的精神历程，最终也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但从作家在精神层面上攀登的愿望上要求，这一关节是非突破不可的。中外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攀登精神之塔的优秀作家，可以轻易回避历史本身的严峻性和重大性。这部小说标志着王安忆已经恢复了攀登精神之塔的自信，开始在《叔叔的故事》的原有基础上继续探索小说的精神力量，我在阅读中不断联想到西方小说中《约翰·克里斯朵夫》《卡拉马佐夫兄弟》《魔山》的文学传统，这是一个在中国作家视野里难以企及的高度，王安忆的攀登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西方作家在面对人类精神群峰的时候，必然是站在自己脚下的坚实土壤上，也就是说，罗曼·罗兰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托马斯·曼也好，他们都面对了自己的当下处境，他们思考人类精神高峰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种困惑是严酷的，也是无法回避的。王安忆的精神探索不能说没有这样的特点，《叔叔的故事》之所以有重大价值，就是作家直面了严酷的现实重大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启蒙时代》以“文革”为反思对象，重新唤起启蒙的精神诉求，这本身是值得思想界关注的信息。作家可能达到以及应该达到的思想深度，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聚焦点。
不过，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为了清晰地表述我的一些看法，在读解中有意遗漏了《启蒙时代》的一个章节，那就是第五章。这在小说结构里是一个奇特现象：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写南昌的精神历程，直接推出第六章“父与子”的对话，自成一个逻辑；但是第五章则完全游离开去，别开一个境界，写了一个出身于上海南市老城区的人：阿明。也是南昌的同龄人，但与南昌、陈卓然、舒娅等人不一样的是，阿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祖孙三代都住在南市老区，直接承传着上海历史上的文化血脉。作家介绍说：“现代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块地方，是遵循规律，从自身发生的，和四周围不同。四周围的地方是一夜之间，河滩变马路，纤歌改弦，唱成电车的叮当声。所以说，这个奇情异志的城市，只有这里，一小点的区域，称得上草根社会，有‘故土’的概念。”他的生活经历与南昌他们这些红色新贵的外来户子弟有很大的区别。作家特别插入了阿明的启蒙经历，用以与南昌们的精神历程相对照。阿明是在上海本土文化中滋生出来的，香烟牌子熏陶了他的画艺，浦东说书传给他诗，老城区的雕镂画栋赋予了他朦胧的历史感。在这本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小市民”，他把绘画艺术看作了手艺活，情愿称自己是一个画匠，将来凭手艺吃饭。这仿佛是一个生长在中世纪手工业作坊里的青年人。但是“文革”来临仍然给他带来了“启蒙”的机会，作家安排了一个莫名其妙“隔离”的场景，像一场不可靠的梦境，让他与一个同样古怪的王校长见面，这王校长也是假名字，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梦境”中面授机宜，大谈数学的意义。这分明是一种科学启蒙的象征，阿明本来是一个执着于感性的聪明手艺匠，经过了抽象思维（数学）的训练，开始领悟到，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他完全感觉不到、却与他共存的“空间”，他进不去，但知道那里有另一番天地。他的精神境界一下子被打开了。其实这并不神秘，就如南昌从高医生那里接受光与真理一样，客体世界本来就有许多的秘密需要人去发现与理解，这是人类穷尽不了的世界。在这里，阿明并不具备南昌陈卓然等人的“血统”使命感，也没有他们那样的代际困扰，但是理性之光一样会照临他的精神，催促他的成熟。这是从两股不同的河床里流淌出来的水，但在下一轮的青年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将殊途同归了。我想起王安忆几年前创作的中篇小说《隐居的时代》（注：王安忆的《隐居的时代》有点像这部《启蒙时代》的续篇（尽管它是作家多年以前的创作），描述的是安徽插队以后隐居在农村各种人士的故事。），这是作家一以贯之的民间写作立场，她总是在发现，发现民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能力和思想能力。在攀登人类精神高峰的途径上，这是王安忆独辟蹊径的发现，由于第五章的插入，小说中描述的启蒙历程变得繁复而且多元，立体地展示了人类精神成长的丰富性。
2007年4月4日写于黑水斋
（初刊《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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