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白《致一九七五》

    前几天，我接待一个日本学者的代表团，他们是为了一个关于“文革”的科研项目来中国做调查的。在谈话时有一位日本朋友提出一个问题：经常听你们说起“文革”前期、“文革”后期，究竟什么时候是前后期的分界？我一时语塞。史学界好像没有关于“文革”分期的明确结论，也可能有，但我不知道。不过每一个亲历“文革”的人，大约也是有自己的理解。推想起来，1966年“文革”爆发，全国各级权力机构逐渐失去控制，从学校到社会陷入混乱、武斗、造反的恐怖之中，大约是属于前期。许多知识分子回忆录里记载的灾难性的命运，大约都发生在前期；所谓红卫兵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也都是发生在前期，巴金在《随想录》里描述“日子真难过”与柯灵含泪控诉的“回看血泪相和流”，胡廷楣笔下的“生逢1966”和王安忆笔下的“启蒙时代”，都是指“文革”前期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文革”前期，大约是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特别混乱的时期，它代表了人们观念中对“文革”的基本印象。至于“后期”起于何时，理解则很不相同。“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自有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他们在混乱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也曾想宣布混乱结束，由“大乱”进入“大治”。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混乱的时候，再大的权威也控制不了局面，所以“后期”就一直延宕下来，变得遥遥无期。比如说，1967年1月开始了造反派的夺权运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到了下半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似乎权力归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但动乱照样没有结束。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刘少奇被正式清除出党，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当时许多人以为“九大”以后就可以太平了，还有些红卫兵提出“一切为了九大”的口号，结果不知怎么一来，连这个口号都成了反动口号，被批判整肃了。这样拖拖拉拉，大约是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全国动乱的势头才衰弱了下来，但也没有人宣布说“文革”可以告一段落。那时官方的兴趣转向了理论批判，而在民间，对现代迷信的迷信多少打破了一些。社会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学校开始设置一些文化课，工厂也开始讲“抓革命促生产”，而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迫害相对减弱了。如果一定要把“文革”划出前期后期，我觉得，标志性的转变应该是以“九一三”为转折。另一个可以作为标志的时间是1975年。那一年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四届人大相继举行，前一个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复出，主持工作；后一个会议由周恩来总理的政府报告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风气一时转向经济建设。同时还公布了毛泽东在前一年8月份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其语气充满了疲惫感，而这“已经八年”的口气，分明是要将“文革”告一段落的意思。尽管一年以后又掀起了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但1975年仍然是充满了想象和希望的年头。也许“文革”也无法分出什么前期后期，但如果说，严寒里有个小阳春，那么，1975年就是这个“小阳春”。

    我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林白的新长篇小说名为《致一九七五》。这个题目让我联想起不久前王安忆的新作《启蒙时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67年到1968年，那是“文革”前期的动乱年月；而林白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革”后期的场景，如果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启蒙时代”的命名的话，那就是一个“后革命时代”：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但一切都充满了疲惫、怀疑和自我消解。林白出生于1958年，“文革”爆发的时候才八岁，1971年刚刚上初中，1975年中学毕业（“文革”中缩短学制，中学共四年，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她所描写的1975年前后，正是“文革”的尾声时期，说其“小阳春”也好，说其是“‘文革’后期”也好，其时，“文革”初期的所谓“革命”高潮已经退去，一切场景都显得疲软而可笑。其实包括苏童、余华、韩东、朱文在内的新生代作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代人，他们作品里的童年记忆，都含有“后革命时代”的味道，本质上是对前期的“革命”理想与激情的反讽。

    我在读这部小说之前，曾经读过林白的一部少女日记《白银与瓦》，记载的正是1973年到1975年的中学日记，可以与这部小说参照阅读。如小说前言的开始部分就说：“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好，很多事情都让人不开心。就是那时候，我的日记被人偷看了。”（注：文中凡是引自《致一九七五》的段落，均依据小说在《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10期发表之前的清样。）正应和了《白银与瓦》所缺了的1974年4月19日到6月21日之间的日记内容，据林白说是因为日记被人偷看，“结果是该学期操行被评为‘良’，评不上三好生，入不了团”。（注：林白《白银与瓦——林白少女时代日记》，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而这段惹事的日记内容，仅仅是中学生林白在日记里议论了另外一个班干部而已。这些事件在日记里自然是语焉不详，然而在小说《致一九七五》里，作者也没有进一步展开这个细节，只是在前言部分一笔带过，表明这部作品的叙事的真实性。在小说和日记的对照中也是有许多真实的蛛丝马迹可寻，如日记里的初阳朝阳与小说里的雷红雷朵、日记里的宁自觉与小说里的吕觉悟似乎都有某种对应性，还有大量记载的文艺小分队的活动，基本上对应了小说前言部分的主要内容。不过，这只是构成部分的真实生活，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有许多被作家反复描写的故事细节——如关于“九二九”打靶的描写——日期都是确证无疑的，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却无半点记载。反之，在她的中学日记里大量枯燥无味的记载，如写大批判文章和开批斗会，在虚构小说里也不见了。——我把这两本书进行对照阅读，只是想说明，作为虚构小说的《致一九七五》虽然是作家对于“文革”经验的一种想象与描述，表现出与《启蒙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想象世界，但它仍然是以某种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虽然在边陲小城的民间世界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革”经验并不一样，却传达出历史的多层面性与认识的丰富性。

    我想所谓的“后革命时代”（或者“文革”后期），在上层的统治阶级中，集团利益和权力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而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得更加隐蔽和激烈，更加富有理论色彩与理想形态（如“批林批孔”、批《水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都像是在玩猜谜的游戏），这样的斗争形式对于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还有某种利益攸关的联系，而对于下层的民间大众来说，他们对这样的无休止的政治利益斗争已经丧失了新鲜感和想象力，对这样的含沙射影的权力之争感到厌倦与漠然，一切都以嘲弄的眼光来看待，所谓的政治激情大约一直沉默到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才重新爆发出来。所以，要概括这段历史的民众政治情绪，大约可以用“疲惫”两个字来解释。林白在《致一九七五》是以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少女时代的生活经验来表达大时代的情绪与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很快就看到，作家成功地把这种情绪传达了出来：小说一开始，她就描写了中学时代一群女生对班主任孙老师的朦胧的感情依恋，写了孙向明老师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神采飞扬，用梅花党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女孩子的感情。“梅花党”是流传在“文革”期间的一则民间故事，但它的故事内容则是为“文革”前期的权力斗争服务，为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而设计的一则曲折离奇的故事，把国民党的“总统”夫人郭德洁与共产党的主席夫人王光美编织在同一个子乌虚有的“特务组织”中，应合了“文革”前期激烈的党内权力之争。但是激情、性感的孙向明老师并没有对学生讲完梅花党的故事（这个故事永远也讲不完），就悄悄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精打采的麦大安老师十分不情愿地担任了这群孙老师“粉丝”的班主任。麦大安说：不要以为我想当你们的班主任，学校要我当，我没办法。既然我当了，我希望在我代理班主任期间，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出任何事情。不要擦破一块皮，不要锄伤一根脚指头，也不要踩着瓦片玻璃，割伤脚得破伤风，别的就更不要说了。……于是，孙老师时代的让学生激动人心的体育课不见了，女学生摔伤皮肤由老师陪着上卫生室的幸福时刻也消失了，当然不是说体育课会取消，而是说孙老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孙老师走了，一个激情时代就消失了，“文革”的政治、暴力、疯狂也消失了。小说在描写班主任替换的同时，还描写了一个意外事件：学校的围墙倒塌了，压着了一对准备结婚买糖果的青年男女，女的当场压死了，男的被救醒过来马上就翻女方的衣袋，寻找存放在里面准备买糖果的五块钱。这个故事在日记里是有记载的，真实情况是压死两个人，“一个是富农的女儿，另一个也是四类分子”（注：林白《白银与瓦——林白少女时代日记》，第48页。）。“文革”前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代烙印，被后期平庸、自私和卑琐的日常生活性所替代。

    对林白来说，1975年是分两截的，上半年还在学校里当中学生，下半年开始下乡当知青。但作为学校里的红卫兵（林白时代已经改为入团了）与上山下乡中的知青，林白所描述的都不是原来概念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了。“后革命时代”的人们被笼罩在自欺欺人的革命幻觉里，已经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分离得很遥远。小说里的主人公李飘扬和日记里的林白薇都是学校里文艺小分队队员，中学生活的主要记忆是歌舞表演的场面，但我注意到，作家在叙述中使用了另一种字体，用夹叙夹议的歌词串联起各种场面的描述，形成了场面叙述的特殊文本。这些夹叙文本，都是来自毛泽东的诗词、革命样板戏的唱词、革命歌曲的歌词、中外电影里的插曲，等等，以及各种各样的歌舞场面，但并非是场景的写实，而是在描述叙事者彼时彼刻的心理活动，是虚浮在记忆中的表面化的印象。也就是说，作家记忆中的花团锦簇歌舞升平，只是一种虚浮的记忆外壳，所谓以“革命”的名义也仅仅是名义而已。作家在小说的前言部分描写了这些场景，但叙事者李飘扬是站在三十年后的当下故地重游，三十年间的各种信息记忆纷沓而来，在描述了当时的光鲜亮丽的记忆后，紧接着的往往是当事人以后的坎坷不堪的命运。在描述下乡的正文部分中，作家还描写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韩北方的形象，满脑子充斥空洞的理想和报章的豪言壮语，连谈恋爱都不行，靠革命诗词打动不了女孩子的心。后革命时代的生活分裂成两个世界，也造就了两拨人，一拨人活在理想当中却毫不着地，一事无成；另一拨人完全放弃了空洞的口号，转而成为只顾经营小日子的自私市侩。而后一拨人构成了对前一拨人的消解。事实证明了，后一拨人较之前一拨人更加有生命的活力。

    但是林白没有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撇开了理想主义的泡沫后，就陷入现实层面的市侩生活的描写，而是采取了民间的立场，大步地走向了民间的想象空间。我们从小说的正文部分看到，林白对知青在农村的生活赋予了童话般的意义。这里既没有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情，也没有对知青生活的无休止的抱怨，而是反复念叨着当年因为不堪上山下乡重负而告御状的李庆霖的恩惠，是李庆霖的一封信改变了知青在农村受凌辱的处境，也使李飘扬她们在农村没有受到很大的苦难。但是沉闷的生活和沉重劳动并没有给青年的生活带来意义，李飘扬不得不以梦当马，靠想象来打发青春期的苦愁。他们也开始学会了如何打发无聊而漫长的日常生活。安凤美是小说里最中心的人物，也是最有活力的人物。作家曾经在别的短篇小说里描述了这个原型的故事，写得极有诗意。（注：可参阅林白的小说集《枪，或以梦为马》中的《木瓜与裸体的关系》，《知青与剑、与马、与恋人、与红薯》，《菠萝地》等，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她的青春浪漫、敢作敢为、不落窠臼都让别的循规蹈矩的女生既害怕又神往。但有意思的是，小说最后，作家使用了一个掉包法：明明前面都为安凤美的怀孕和堕胎作了铺垫，但最后出现的堕胎人却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生。这似乎太令人意外了，但再一想也不奇怪，因为安凤美的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知青现象，暗示了大部分知青浪漫而又坎坷的命运。这种叙事的童话色彩还体现在作家对农村的一些动植物的颂扬和拟人化的描写，如那只叫做二炮的大公鸡，那只叫做刁德一的小猪，以及臭味的五色花等等，充满了向往自由自在的民间精神。在描写中，我觉得这些动植物的篇幅可能比描写人的篇幅更加充分和动人，这似乎在以往的林白小说里是不多见的。

    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的创作时间很长，差不多经过了十年的时间。我想说的是，如果返回历史的过程中，那么这部小说在林白的创作道路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的文本不很统一，甚至有很大的不协调。前言部分前所未有的冗长，几乎占据了整个小说文本的一半，而且叙述时间也相当漫长，叙述者经常在三十年前（1973—1975）、1998年初次回故乡、2005年再次回故乡三个时间段里徘徊，还穿插了许多记忆的夹叙文字，形成一种复杂的叙事文本；而正文部分却是按时间顺序的写实文字，记载了农村民间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1976年的时事的变化。故事最后以恢复高考来结束知青生活。其实这本来可以成为两个作品。如果我们从作者的创作构思来看，正文部分可能是1997年创作的，理由之一是，作家在小说后面有过声明：“十一年前的《漫游革命时代》有十多万字，未能终稿。又杂志约，便以短篇发表。这次完成的《漫游革命时代》（应为《致一九七五》），有极少量旧稿片断融在其中。”那几个以旧稿改编的短篇作品，主要就是以安凤美（短篇里的主人公名叫安容）为主人公的几个作品，还有就是短篇《枪，或以梦为马》里关于打靶的故事。（注：还有一个短篇《文学青年米卫东》我没有看到，但从题目看可能是韩北方的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源于现在书稿的正文部分。可以推想，十一年前，林白开始创作《漫游革命时代》，主要还是关于知青下乡的部分，现在成为《致一九七五》的正文部分。而这段时期的林白，正在创作惹人争议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和《说吧，房间》等体现女性主义观念的小说，是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最强烈的时刻，也是形成她最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创作风格的时刻，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的1997年，她已经开始了对另外一种接近民间的新风格的尝试。我记起来，1996年秋天，在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上，林白曾经认真与我探讨了关于《马桥词典》的看法，也询问了关于民间的理论，当年在她以女性主义斗士姿态出现的鼎盛期间，她的审美意识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到了她游走黄河，创作《枕黄记》时初现头角，而在《万物花开》中才获得了整体完成。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林白这部写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当时没有完成，而一直要等到2007年的今天，才以重量级的面貌呈现于文坛。我没有读到林白十一年前的手稿，不知道在那些短篇中有多大成分是来自旧稿。但那些短篇中的许多凄美凌厉的语言片段，典型地表明了林白早期的语言风格，而奇怪的是这些片段在新稿中竟一概不见了，留下的是铅华洗尽的文字和朴素的民间叙述，这里不难看到作家的变化轨迹，是值得研究者给以注意的。

    最近，林白应《西部华语文学》杂志之邀在大连国际写作中心改稿。我在上海突然接到她的一则短讯：“估计再写十年，我有可能变成一个左翼作家。”我不知道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的来源是什么，也不知道作家林白的意识里又在酝酿什么变化，但我很兴奋，林白从一个崇尚个人的女性主义作家转向对中国民间大地的热烈关注，居然又有意识地宣布自己向着“左翼”（我不知道林白意识中的“左翼作家”意味着什么？）转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我期待着她，也注视着她。

    2007年9月4日写于黑水斋（初刊《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10期）

    《富萍》：漂到大上海的浮萍

    “富萍”是王安忆的这部新长篇的主人公名字，她姓什么？作家没有说，而她的名字，按照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所提示，如果用上海方言来读的话，与“浮萍”同音，于是也就有了某种象征。在春天的江南郊外，散发着腥臭味的小河上总是漂着一层浮萍，它无根无果，随风而走，人们常常用“萍水相逢”来形容人生之缘的偶然，一如雪泥留鸿爪，大上海茫茫尘海滔滔申江之上，一小片浮萍是微不足道的，但有时，当浮萍在水面上滞结起来，厚厚地覆盖了整条河床时，也会显示出深不可测的神秘。

    富萍的故事，也就是这一片小小的浮萍漂流到春申江上的冒险故事：她是如何被汇聚到历史河床的拐角处——成为那厚厚腻腻的浮萍家族里的神秘一员。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里，人口流动是它最重要的生命血脉，其中构成最基本的经济人口成分的是三大类：一类是比较集中的富商阶层广东人，他们以华侨财产为背景，成为上海的最大投资者，但在文化上，他们几乎自成一个体系，与上海的土著文化关系不大；第二类是以宁波为中心的浙江人，他们随着北伐胜利而巩固了在上海的地位，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可以长衫可以短打，几乎像八爪鱼那样渗透了整个上海的市民文化；还有一类就是苏北人，大多数是占据了这个城市的下层各种行业，具有较强烈的行帮色彩，与黑道社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由于出身贫苦，往往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地区的主体居民。随着当今“上海怀旧”热的兴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租界繁华梦重新发出诱人魅力，在咖啡浓香与爵士音乐的文化里，前两类人文圈子经常会被人光顾，但似乎很少人会去做一场棚户区的穷人噩梦，——纵然梦到了，也将变得花气袭人，很难想象灯红酒绿之地也必不可少地需要一个下水道和排泄口。

    王安忆的《长恨歌》自然是对虚拟的上海繁华梦的尖锐讽刺，但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时尚里，王琦瑶晚年被粗鄙的都市人所谋杀的惨状，虽是作家用心良苦的警世钟，却未惊醒寻梦人。于是作家反身过去，一概拒绝都市文化所流行的种种道具，把笔伸向了都市最下层的社会——漂流在苏州河上的船队与棚户居民区。小说前半场写淮海路上的新贵族和旧保姆，基本未脱作家过去艺术画廊里的人物，但到后半场，随着富萍想躲避一场尴尬婚姻而来到了苏州河船队上的舅舅家，境界为之一阔，掀开的现代都市以外的一个被遮蔽世界的一角，恰恰是造就都市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富萍从乡下来到城市，又从城市走到船上，与其说是贪图上海生活而拒绝返乡完婚，还不如说是拒绝命运对她的安排而想把幸福攥到自己手里。这样的人生理想，只有当她被融入苏州河上的这个浮萍层里，她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家族和命运。

    在富萍的大上海冒险经历里，她经历了两个劳动人民的阶层：一个是奶奶为代表的都市保姆阶层，这是一个依附在都市文明的享受者的文化生活之上的、多少带有某种寄生性的阶层，它自身的文化形态则是破碎的（作家有一章写几个保姆游大世界，始终发现自己在剧场里是局外人）；另一个是舅舅为代表的都市文明的构成者，但他们基本被排除在享受现代都市文明的范围之外，但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民间文化生活方式（如小说里多次展现的文化馆的传统戏曲与过年的风俗气象），是都市民间的一个独特的存在阶层。富萍从家乡来到都市上海，她只有投奔到这样一个民间社会，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都市民间当然不是与都市相对立的，它只是上海文化中的一个单元，显示了都市文化的多元性。

    平心而论，王安忆并非是写下层都市民间最合适的人选，与另外两个大陆女作家的作品——方方的《风景》和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有力度的场景相比，富萍遭遇的棚户区文化显得过于诗化和表面化（也是花气袭人之一种），下层生活的野蛮与粗鄙却被忽略不计，从而也显示不出多元的都市文化的强烈反差和对比。上海在开放与发展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同情底层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种善意的、高贵的、但对社会变迁缺乏深刻历史洞察力的泛泛而谈，似乎对王安忆构成了某种影响，以致使她对自己不熟悉的生活状态发生了表达的强烈愿望，而对上海下层移民所构成的血淋淋的生活的严酷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创作准备。但是，从善于描写庸常之辈的王安忆的创作传统而言，人性的和煦与滋润依然是她对普通人物一如既往的关注，虽然《富萍》不及《姊妹们》《文工团》那样在叙事缝隙中充溢了人性的力量，但从艺术的流变上依然延续了后两部杰作的风格，并把本来发生在乡间的叙事方式运用到密集的都市场景，在舒缓、松弛、淡雅的叙事中讲述一个温馨的故事。

    2001年4月15日于黑水斋

    （初刊台湾《联合报》200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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