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的三年中，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连续二年半的时间（2004年第一期到2006年第六期）刊载杨显惠与？笠联名发表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大约是每个月的中旬，我在灯下展开文稿，一字一字校对的时候，我就会被那些朴素的故事与干硬的语句所震动，一种揪心的痛隐隐发作，像是上了瘾一样，每个月我都期待着，期待这一份大仁爱和大感动。当连载在2006年第六期正式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给杨显惠写信，我说，我不敢想，如果审读第七期的清样时没有读到他的文章，心里不知会感到何等的寂寞。
其实，像我这样怀着期待的读者并不少。北大中文系邵燕君博士主持的网上沙龙一直在跟踪追评《上海文学》，尽管时而发出尖锐批评，但对于连载中的《纪事》则特别青睐。这里不妨下载一段该网页的评论，那是魏冬峰、刘勇撰写的《看〈上海文学〉》一文，直接谈到了读《纪事》的感想：“《定西孤儿院纪事》连载至今很少令人失望，第十一、十二期上杨显惠与？笠合写的《蔓蔓》亦是如此，叙述朴实、贴肉贴心，人物形象鲜明，无论是土里爬来爬去、最后学会走路的瘸腿小姑娘蔓蔓，还是菩萨心肠的常奶奶、善良而无奈的梁院长，都带着尘土活生生站在读者面前，他们朴素的生命意识更是令人感叹不已。”（北大中文系网站）这里虽然评论的是其中的一篇，但整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从连载起，就一直在读者的关注之下。这样的好评屡屡出现，好像是邵燕君还在网上赞叹：读这部连载似乎是一场比赛，是读者的耐心与作家的能量在较量，一场一场地比下去。读者也许以为，这类题材相近的故事采访，总是会出现重复与枯涩，而作家却像打开了一个古彩戏法的八宝箱，一篇一篇，从容写来，笔下处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我曾经遇到上海的一位普通读者，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女工，她告诉我，她拿到《上海文学》总是先找这份连载来读，她也感到惊讶，这么一个同样类型的题材，作家怎么会写出那么多不同的故事！
这就是生活所赐的丰富性。战争与饥饿，本来就是人间书写不尽的两大类苦难，或是人祸，或是天灾。前者的悲剧，因为具有传奇因素，突出了人的力量，苦难意味往往能在英雄的光芒下有所淡化；而后者的悲剧，由于摒弃了任何英雄传奇的内容，也没有英雄的生长土壤，苦难更让人生出无助及无奈之感。那种痛苦是透彻肺腑的。我记得有一个深夜，灯下阅读清样，读到一篇《纪事》的文稿，言及灾民饥饿之极的种种惨状，顿时毛骨悚然，心胸作痛，自有透不过气来的感受。那篇《纪事》，是我唯一没有发表出来的，不是写得过分，而是我感情上承载不起这样沉重的生活现实。我不知道作家后来有没有把它收入这部书中，每每想起，心有戚戚然至今不已。
我与杨显惠从未谋面，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是前几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夹边沟”纪事》，当时就被他的严峻的纪实风格所吸引。《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稿子也是由编辑姚育明转给我的，最初他只开了一个头，托姚转告我，如果《上海文学》准备连载，他就有信心写下去，他每写一篇，都要多次采访当事人——当年在定西孤儿院里长大的幸存者，由于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痛苦不堪，当事人不大愿意再提历史的伤痛，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如果杂志开始连载前面几篇，就能够给当事人一些鼓励和勇气。当我决定连载《纪事》时，我心里也没有底，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写得下去？但杨显惠和他的合作者果然不负众望，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整理出一篇一篇的《纪事》，从没有脱过期。这些文字，作者没有加入多少主观编造的成分，人的想象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作者也没有刻意追求传奇效果来刺激读者，来自民间的老百姓个人经历一旦扫去遮蔽，立顿闪烁出历史的真相。我愿意把它称为信史，称为纪实文学，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远地留传下去。
定西孤儿院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的严重情况下，甘肃地方政府设立的一个旨在挽救儿童生命的单位，在大批流离失所的灾民中，把一部分失去家庭的儿童保护起来，靠国家救济得以生存。每个孤儿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每个工作人员都面对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剧，那些孤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挣扎，现在也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的经历可以说是与国家最艰难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注意到，在当事人的叙述里，他们都是异常平静地、理性地面对历史，随着那浓重的方言叙述，我们似乎感受到这语言背后蕴藏着一种温厚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国家缓慢的进步。同时，作家也没有把这些饥饿的孩子看作神圣的被保护者，甚至也不回避他们自身的缺点，每个孩子都是在灾难中净化自己，磨练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我印象很深的是一篇《打倒“恶霸”》，故事主人公是一群孤儿院里的孩子，因为饥饿，他们把每天的口粮视若珍宝。同寝室的孩子中间有所谓“恶霸”，就是那些力气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当了“恶霸”就要欺侮弱小的孩子，抢夺他们的食物。故事写的是一个叫王汉元的孩子与几个好朋友一起严惩了寝室里的“恶霸”屈孝仁，结果是他自己当上了“恶霸”，也同样地抢夺弱小孩子的食物，结果也遭到了其他孩子的严惩。故事的讲叙人感叹：“人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挨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怎么吃上一口饭，吃饱了，就又想着怎么剥削别人。”然后采访者问他，那个王汉元后来去了哪里？他回答说：“时间不长就跑到新疆去了。他有个叔叔是逃荒去新疆的。听说他在新疆参军了，还当了营长。”也许，那位营长早已经忘记自己小时候在孤儿院里伸张正义、但又沦为“恶霸”的故事，但这些成长的经历不会消失，它必然会融入个人的成长史，成为一种性格铸成的元素。我们就是在错误中慢慢成长的。
我曾与杨显惠讨论过文学先锋性的问题，他自谦地说，他的作品都来自生活现状，土得掉渣，没有什么先锋色彩。我举当代学者彼得·彼格尔的观点，他为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文学所下的定义是：先锋文学旨在纠正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用形式掩盖内容苍白的自娱性文学思潮，先锋文学企图用惊世骇俗的姿态来重新调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重新对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所以，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未来主义、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和德国的表现主义等思潮，无不以激进的社会批判和传统批判显现其风貌。先锋文学的超前性，在于对市场的反叛、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对消费和庸常之辈的美学见解的自觉反叛，而中国同时期的《狂人日记》，也是在这样的意义和价值上被誉为新文学的先锋之作。我这么来归纳先锋文学的定义，是想说：像《定西孤儿院纪事》这样的作品，虽然写的是偏于西北一隅的特殊年代的故事，但是在当代文学的意义恰恰是真正的先锋。连作家在方言的运用、口述实录的纪实手法等方面，也都具有离经叛道的先锋性。真正的先锋是在民间。真正的先锋一往无前，对照现在那些被媒体搞得乱哄哄的文坛现象，我敢说，杨显惠这样的实践民间、创意民间的脚踏实地作风，倒是真正体现民族脊梁的先锋风范。
2007年4月10日（初刊《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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