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宁肯《沉默之门》

    二十二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里面有一段话，意思是说，在今天让千万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到了明天一切都会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会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昆德拉所指的是1968年苏联坦克入侵布拉格事件。当时这段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从而明白了：人文学科之所以被人类创建起来，正是为了与自身的遗忘本能抗争，人文学科坚持真相，就是要为后人保留一个类似庞贝遗址似的“人类博物馆”。但从本质上说，这种抗争也是徒劳的。当我站在庞贝的废墟上，听着同伴介绍两千年前被火山毁灭的古文明时，我们又怎能想象火山爆发的瞬间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与恐惧？可是，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文学，我们只能通过艺术想象来唤起对当时事件的惊心动魄之感受。感受无法复原，永远属于当下，但想象却可以追溯得很远。

    其实，人文学者所能够复原的历史也不过是一堆数字和几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欧洲历史上的玫瑰战争、宗教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殖民史上的屠杀印第安土著以及发生在非洲的绝灭种族、发生在二战的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等等，都会成为历史教科书上一道道令人头痛的枯燥试题——背诵那些似是而非的标准答案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遗忘本能在表面上看也差不了多少，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这些人文成果一旦与艺术想象结合，情况就不同了。人们面对文学艺术杰作被唤起的激情，连同隐藏在生命遗传中的隐秘记忆，都会一一苏醒过来，历史真相在这个时候就像哈姆雷特遇见了鬼魂一样，真正被复活。对哈姆雷特来说，梦见鬼魂是一个象征，也是了解真相、与自身的遗忘作斗争的一条途径；对今天的文学读者来说，文学艺术可能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个隐喻，通过种种象征的记忆片断，获知一个被隐秘的惊心动魄的真相。

    2006年，我初读宁肯的《沉默之门》，它又一次唤起我在1990年阅读昆德拉的《不朽》时的震撼感受。当时这部小说参评了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由于它的隐喻性太强，未能获得一致的嘉许，但是它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或者说，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沉默之门”，何谓“沉默”？为何“沉默”？如何“沉默”？一个民族性的剧痛被沉默隐蔽起来，小说中的李慢、杜眉、T、还有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这个剧痛的秘密守护者，他们守口如瓶，却五内俱焚，精神恍惚。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导致了整个小说叙事就像是一场巨大的梦魇，似真似幻，闪烁其词，构成猜谜似的叙事特点。

    小说第一部简直是一个艰难的入口，由于读者暂时还不了解故事真相和作者的意图，却朦朦胧胧地阅读着一个精神病人慢慢致病的精神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为主要的叙事视角，使叙事更加暧昧。精神病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原因而致病成疯？作者没有交待。小说叙事从李慢打呃说起，暗示了一种精神病的异常现象：因为打呃而有了呼吸新鲜空气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他在地下室里打扫、爬高、开天窗等一系列怪诞细节。但是读者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写一个精神病人的早期症状，也忽略了关于铁屋子与开窗的经典隐喻性。故事慢慢地在推进：李慢所在的报社被解散，领取遣散费和面临失业，他的精神恍惚更加严重，身体重心失去平衡，以致手脚并用地离开报社。接下来李慢陷入了一个社会求业的骗局，同时追溯了他从十三岁起与一个老人的神秘交往。知识分子倪维明，代表着五四以来知识和理性的传统，成了李慢的人生导师。李慢在其影响下慢慢地成长，逐渐成为这个劫后复生的伟大传统的新生血液。他在这个传统里接受了知识和理性的教育，又生逢其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成为一个崇拜海子的青年诗人，毕业后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报社里工作，成为一个专业记者，也即成为一名岗位型的知识分子。李慢在十三岁时获得老人的教诲开始感悟人生，五年后在十八岁考入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再过十年他二十八岁，完成了一个从启蒙到岗位的人生基本成长程序。为此他感到骄傲，甚至拒绝了在学院里攻读研究生的诱惑，直接从学校走上了社会，开始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很显然，走上这样一条由传统作为精神支撑的人生道路的李慢，与遭遇求业失败而精神出现症状的李慢，似乎是两个并不相容的李慢，这中间肯定还存在什么联系。李慢发生精神致幻的起点，不在第一章的末尾“求业失败”，而是第一章的开始“打呃”和“开天窗”，这说明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在这些细节发生之前的岁月里去寻找。

    我们的分析还必须要插入另外一个场景。第一部的末尾，李慢最后一次去看望老人，两人发生了一次很有意味的对话。那时李慢自小就有的精神致幻症状随着求业失败已经相当混乱，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去看望老人的真正目的，究竟是需要精神传统的启示还是求业方面的帮助，可是老人企图给他的精神指点和经济援助都被他拒绝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老人没有能够帮助他。这一细节似乎也构成了他发病的契机之一，暗示背后支撑他的精神传统再次遭到摧折和断裂。——读这个场景，我本人感到异常的亲切，我喜欢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宁肯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亲身感受过的许多隐秘经历。我记得在故事发生的时间里，我也是一个类似李慢经历的青年人，只是年龄上比李慢痴长八岁，我也同样经历过与我的导师之间的一番对话，我的导师也是一个类似倪维明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自觉传承者，但是当时我感受到的人生经验的启迪，与李慢的恍惚焦虑的逃离完全不一样。我是在那个时间里获得了一次精神提升，突然清晰地感觉到，以前朦胧感知的传统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甚至就发生在身边，传统并不虚幻，它就是今天仍然在发生意义的精神力量。可是李慢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他的精神发生了崩溃。由此推理，我继续想：问题可能不在老人所代表的精神传统一方，而是出在李慢自身的接受场。在小说的第四部，李慢病愈后被安排在眼镜报社当编辑。他在报社里遇到了几个“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七七级大学生，小说里用的是代号O、W、T，三个人，个性不一样，人生事业也各不相似，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从小都接受过官方正统的接班人教育，“文革”时代又都流落江湖，在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跌打滚爬，这两种教育（官方与民间）培养了他们强悍、积极但未必有原则的内在性格。而“文革”后的大学教育，正是以倪维明为代表的社会良知的精神传统教育，这第三种教育对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同小可，直接导向了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人生走向。这似乎也是异常吊诡，说他们这一代人当初“未必有原则”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意思，“没有原则”才有利于他们在后来教育中接受新的传统和原则，促使他们走上了一条相对强悍、主动向上的人生道路。而前两种功利主义教育对他们来说，惟有了第三种教育的介入才可能被提升；如果没有第三种教育的介入，功利主义的负面因素则会成为主导因素。小说中的O是人生失败者，W是一个流氓型的追求者，T似乎是努力维持着精神传统的实践者，虽然从李慢的眼睛里看出去，这三人的精神都与他格格不入，但是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有幸像李慢那样早早遇上倪维明，那以后的人生境界就可能不同。而李慢相对这一代人而言，确实是怯懦了一些，这种怯懦与第三种教育无关，而恰恰与前两种教育的缺失相关。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的李慢，他幼小时代因为“文革”的混乱，缺失了真正有正统权威的接班人教育，而到了进一步成长的年龄，“文革”又结束了，跳过了接受民间教育的阶段，前两项教育都是空白，直接接上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虽有所获可底气空虚，虽逢其时却缺乏自信。况且“文革”动乱耽误了人才培养，跨度相隔十年的两个年代生人竟然在短短几年中挤在一起涌向社会，竞争谋取发展的机会。不用说，李慢肯定是竞争不过O、W、T这一代人，这就形成了李慢自觉疏离精神传统中强悍进取的主体性，更多地关注个人内在的自由要求以及安全诉求，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自由精神是李慢这代人怯懦性格的护身符。他们起先也许是为了理想和自由而抵制了功利社会的诱惑，到后来发现连生存的基本诉求也可能丧失，社会没有按照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发展进步，却走向了理想的反面。这是李慢的失败之处，他宁愿咏叹自杀了的海子的诗，却拒绝了北岛式的顽强生存。这样分析似乎有点扯远了，但如果我们承认李慢是因为现实与教育的冲突而成了失败者，那么我们就理解了倪维明老人在遗嘱中所说的话：“唯与李慢小友相交凡十五年，多有愧疚，每每想起总有不安。”老人洞察世情，对李慢发病的症结所在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了解了李慢怯懦性格产生的社会原因，就不难把握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基本含义。故事叙述运用倒叙形式，第二部的故事时间发生在第一部叙事时间之前，正好连接上去，也就是我们要探讨诱使李慢发病的刺激所在。于是唐漓出场了。选择唐漓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关系来泄露历史事件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唐漓的角色让人联想到《悲惨世界》里的沙威先生，一方面是代表国家机器的权威和铁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受儿女情长、欲海乡愁的内在折磨。雨果笔下的沙威终究是感染了人性的力量，以自沉来了结灵魂挣扎的痛苦；而唐漓恰恰相反，以国家意志战胜了私人情欲。她的专横与暴力，导致了李慢的精神崩溃；而他们突如其来中断的性生活，暗示了两者短暂蜜月的结束。李慢与唐漓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段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继五四以后又一次凝聚起巨大社会能量的时期，虽然短暂却很辉煌。李慢在倪维明老人那里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但毕竟还年轻而毫无社会经验；唐漓的身份虽然代表了国家机器，但也毕竟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男欢女爱已经到了分秒必争地寻求肌肤之亲的地步，似乎不能再怀疑其爱情本身。但我们要质疑的是，在巨大的铁一般的国家机器的压力之下，两个意志并不那么坚定的生命要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到底有没有可能性？或者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对对方的真实身份视而不见，误以为生命与人性可以超越国家机器的约束而独立存在。所以，虽然压力来自外部世界，但问题仍然出在他们并不强悍的主体之上。

    也许出于小说的叙事策略。唐漓与李慢床笫间的偷情和冲突，仅仅是一个烟幕，遮蔽了真正刺激李慢致疯的原因。李慢是因为遭到唐漓的侮辱而引发了精神病吗？从小说文本上看确实是这样，毕竟李慢遭到的侮辱太过突然，与几分钟之前的卿卿我我的颓废气氛形成了强烈反差。故事是这样设计的：他们在做爱高潮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唐漓接到命令必须马上返回事件现场，唐漓心急火燎急着出发；而李慢却像弱智者那样赖在床上不肯离开，于是冲突发生了——

    她走近我，一袭黑衣，银发卡消失了，还是那样短的头发，全副武装的样子，我向后躲，直靠到床头，一动不动。她扳起我的脸：你读了那么多书让我感到恶心！她拿起床上软软的有少量液体的安全套，慢慢贴在我的脸上，自己照照镜子，看看你什么样子。说完大步流星，毫不犹豫，房门没关，快速的皮鞋后跟声从走廊传来，像密集的金属般的雨点，然后是楼梯门的撞开声，哐当声，哒哒哒的下楼声和汽车发动机声。

    这段描写里隐藏了很多信息有待分析。之前已经分析过，李慢作为知识分子天然缺乏强悍的主体性，他与唐漓相交往毫无经验，处于被动的状态。唐漓的突然示好使他忘乎所以，甚至在关键时候竟把自己降低到弱智者那样地撒娇和耍赖，引起了唐漓的反感。唐漓所说的“感到恶心”，并不是真的因为李慢“读了那么多书”，而是他读了那么多书竟然还这么不明事理。接下来唐漓以李慢不成功的性能力为靶子来嘲笑他和羞辱他，刻画了作为国家机器的情治人员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鄙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家张贤亮讨论了知识分子精神被阉与性无能的问题，正好是这个片断的注脚。）那么，李慢为什么对唐漓的突然接到命令仓促离去会表现得那么恐惧与失态？他是否已经直觉地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件？他企图利用性爱的余温来挽回唐漓的参与？这段文本描写结束于一连串的强烈声音之中，我们似乎也能从这段不同寻常的描写中产生关注：他们究竟面对了什么？

    第三部的叙事时间并不连接第二部，而是直接接着第一部的结尾，故事已经发生在精神病院。几个月以后李慢正在接受治疗，医生杜眉实施了新的医疗改革方案，用更人性的方式对待精神病人，正明显起到效果。李慢致病的真正原因还是没有被揭示出来。但是医生与病人的几场对话片断非常有意思，闪烁其词的医患对话中涉及了若干疑问，但真相依然被本能地守护着。直到有一次杜眉医生倾诉了自己的恋爱故事，隐秘的生命信息交流突然对上了暗号，两人的理解才慢慢开始，病人无意识的恐惧情结得到了释放。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杜眉医生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她的出现，正是倪维明老人去世的时候，他们仿佛是一种传统的交接。杜眉相信科学和人性，精神上也没有太重的历史阴影，她比李慢大两岁（1960年生），正是横跨两个年代的门槛上，她不仅比李慢成熟，更比李慢坚强，倪维明老人去世后，精神传统的火炬被杜眉正式接了过去。因此，由她来担任李慢的主治医生，帮助李慢一步一步走出现实阴影，让他慢慢地自信和坚强起来，有着更深的象征含义。

    但是杜眉不是李慢的人生导师，倪维明的职能是无法取代的，何况杜眉还年轻，缺乏经验，幼稚、毛躁都是免不了的缺点。她在精神病院里毫不犹豫地实行改革，废除了李大头为代表的民间专制倾向的权威，强调人性化，用理想把精神病院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乌托邦；但是她仍然不能解决现代国家体制下的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这些问题，李慢要比杜眉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如果作为象征来看，他们借助于李大头之死的题目进行讨论，似乎是为了反思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抚平各自内心的伤痕。两人在讨论这些问题中，原来的医患关系开始慢慢地转化了，与其说，是杜眉把李慢重新引入被中断的精神传统，还不如说，他们俩共同在反思中融入并且营造了精神传统，倪维明为代表的精神传统因为他们一代人的成熟而获得传承。

    与倪维明老人那种鹤立鸡群、高高在上的启蒙精神不一样，李慢和杜眉不愿意在社会广场上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杜眉的帮助下李慢找到了一个具体职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眼镜报社是个复杂的迷你型社会，它含有国家体制（局级），社会福利（残疾人），又具有民间社会藏污纳垢的特点，李慢在看似污秽的环境下接受新的挑战，其实也正是他需要补上原来缺失的两种教育，——没有经过这样两种含有巨大功利性的教育的洗礼，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始终是外在于生命的因素，不可能真正融入精神传统的血肉之中。杜眉在精神病院接受教育，李慢在眼镜报社接受教育，在人间社会的大课堂里，他们或许能深刻意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严重到了怎么样的程度，以及自己的工作和使命。第四章最后出现的“楼塌了”的意象，似乎说明了一些真实的感受。

    如果说，小说的前三部叙事相对比较连贯和集中，仿佛是一气呵成，那么，第四部的线索似乎有点游离于叙事的中心问题。在第四部，李慢在工作岗位上追求“幸福”的行为似乎也在表明，米兰·昆德拉所担忧的“明天”已经发生，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似乎正在被大众慢慢遗忘。但这时候，又一个关键人物姗姗来迟而登场了，那就是眼镜报社里的T。这是个深藏不露的人，有点像古代小说里渔樵式的隐士，他平时像犀牛一样沉默地在报社工作，掩藏着曾经有过的风云历史，而这些历史又与李慢、唐漓、杜眉的隐私都有着致命的关系。T的登场又把叙事拉回了中心事件。但是T没有把李慢召回到过去的梦想，前面已经说过，李慢与T所代表的较为强悍的主体性存在着距离，李慢一开始就不是事件的积极参与者，而是从旁观到恐惧再到病中反思，他一步步疏离中心事件，表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向民间岗位型的转型。

    小说的结尾不能令人满意。作者对李慢最后的人生选择缺乏一种明确的价值认同，作者的态度模糊不清，小说叙事相应也缺乏饱满的艺术力量。最后一部的标题冠之为“幸福”，如前所说，按照小说的叙事时间排列，叙事顺序应该是第二、一、三、四、五部，其标题的排列是：唐漓、长街、医生、南城、幸福。唐漓引出“长街”的故事，医生（杜眉）引出“南城”的故事，都是人物带场景，展示了李慢如何从广场型（长街）知识分子转向民间岗位型（南城）知识分子，那么，最后一部的标题应当是对这种转向的价值取向的确认。可是这一部的结尾过于草草了事，看不到作者对此的态度。第五部开始写李慢将老人倪维明留给他的遗产“归”还给老人，表明了自己对于人生道路的自觉选择。接着他又与风尘女子李艳之间发生了一段恋情，我以为这些细节的展开都是好的，李慢在前四部中，一直是处于被动地接受人生的地位，但他在第三部与杜眉医生的交往中已经开始了主体自觉，第四部写他拒绝T的拉拢和指引，更表明了自己选择人生的渴求，所以，第五章叙事的开始部分展示出李慢人生积极的一面（即使自甘堕落也是灿烂的境界），本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开端，可是作者似乎难以为继，匆匆让李慢发生了匪夷所思的转变，轻易回到了倪维明与杜眉前赴后继的精神传统中去。至于如何完成这个转换，如何从李艳再回到杜眉，小说都没有清楚地交待，因而全书的结局（也是第五部叙事的结尾），没有完成前面四部叙事所展开的李慢人生道路的终结。

    2010年11月，我初识宁肯，与我想象中的宁肯不太一样，当时离阅读《沉默之门》已经五年。聊天时讲到我对《沉默之门》的喜欢超过他另一部新获江苏兴化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的《天·藏》，我看他的神色颇为惊讶。其实这个评价无关艺术本身，仅是我一点私心爱好而已。过了一个月，宁肯来电告我，《沉默之门》有了一个再版的机会，他希望我能为之写几句读后感。我无法推辞，但也深知难以给予恰到好处的评价。我想宁肯的邀请无非是想知道我喜爱这部书的理由，那我就坦然地说出当初的阅读感受。以上文本分析，就是我的理由。但也许完全是郢书燕说，不着边际，仅供宁肯一笑，然后弃置也未尝不可。

    2012年1月22—24日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城（初刊《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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