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在忙忙碌碌中《上海文学》改版已经三年。想起三年前的春节，上海作协党组领导亲自上门，恳辞相邀我出任杂志主编，切切之情历历在目。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编一份杂志竟是那么的艰辛，更没有想到，要坚持办一份理想主义的文学杂志，在当今的社会和市场上会遭遇那么严峻的考验。但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艰辛的路，我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切都来自承诺，毕竟，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要和他必须具备的承受力相匹配。
这一期，同仁们特意编辑了“小说创作特大号”以飨读者。没有预设的主题，也没有地域的讲究，以尽可能的广度来反映当下文坛的多样风格和多样追求。严歌苓从遥远的非洲及时寄来了三篇小说，我们为它定了一个名：非洲小说。几年前，作家相随她的外交官丈夫出使尼日利亚，居住在炎热的赤道上，这期间她创作了两部中文长篇小说，两部英文长篇小说，还有一部以穗子为叙事视角的中短篇集。但这一百多万字的创作里，除了少数几篇随笔外，她还没有把生活周围的非洲故事容纳进小说的构思，对艺术来说，生活的原始状态毕竟是需要沉淀的。这次寄给本刊的作品，是她第一次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新的元素。十多年前，严歌苓单身闯荡美利坚，写出了《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一批脍炙人口的小说时，叙事人是一个流浪者，而美国是一个耸立在面前的卡夫卡城堡；而今，作家与她笔下的非洲男女人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叙事人不再是流浪汉，而成了施舍者：非洲则成为她和他们视野里的“他者”。这样一种关系，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很敏感的。马丽亚和丹纽的出现，似乎是以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形象进入我们的眼帘，但他们身后所携带的自身传统和文化，以及与外来主流文化的侵犯构成的潜在对抗，将会随着严歌苓机智而幽默的笔，逐渐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台湾苗栗作家王幼华的小说展示的又是另外一种风光，“人人都有自己的药”，这是作家对于台湾当下社会的混乱、暴力、血腥、浮躁等现象所作的一个艺术概括，尤其是结尾中的飞机意象，让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观察生活的敏锐性和尖锐性，这篇《刚果，刚果》使我想到了当下文坛上正在争论的《兄弟》，如果以这篇小说为参照的话，我们理解余华笔下的闹剧，不应该感到困难。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先锋精神，又一次走在我们的主流审美趣味的前面。我们往往在强调生活的复杂性和宽容性时，忘记了作家的正义感和讽刺的正当性。
“创造”栏目发表三部中篇小说，也是我们特意设计的。《上海文学》篇幅有限，一向以发表精致的短篇小说为己任。但面对当前中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的文坛，我们未免有怅然若失之感。这次真是发了一个狠，除《水星》外，毅然撤掉非小说的拦目，让几篇篇幅较长的中篇小说有集中展示的机会。王新军的《八个家》宛如一首无尽的草原牧民的民歌，长长的音，绵绵的韵，音韵里涵蕴着丰富的生命涌动的信息，把西部草原文学中最优秀的因素充分表达出来；北北的小说一向坚硬有力，而这篇《忆秦娥》却是被绵绵不断的爱恨记忆所困扰，故事的发展竟有点像一部侦探小说，柳暗花明，引人入胜；彭瑞高的《竞聘》是现代官场小说，其入木三分的讽刺和白描般的平实风格，把人身临其境地拉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从遥远的西部草原到写实的官场文学，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一个风格多样的《上海文学》。
三年来，感谢《上海文学》的新老读者对于我们工作的一贯支持，感谢作家们以最好的作品来支持我们的版面，感谢各界朋友用各种形式对本刊经营中的具体可贵的支持。虽然文学刊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命运仍然是风险莫测，但我们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和集体的行动，对于前途依然是充满了信心。真如李白的诗所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05年6月19日于黑水斋（初刊《上海文学》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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