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上海文学》的编辑思路

    在有关上海文化建设的议论声中，人们忽视了上海文学领域的两个闪光点：文学批评和文学期刊，这可以说是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本文暂且把文学批评按下不表，先谈文学期刊。在全国性的文学期刊普遍遭遇的艰难时世里，上海文化市场中的一批文学期刊，以奇迹般的成功和编辑个性，显示了市场经济与文化多元结合而形成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为纯文学的一面旗帜，在人文精神的传播与关注民间疾苦两方面始终标志了作家们创作的最高水平。记得十年前我主编第一卷《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当时从各种杂志上选出作品一一读来，我把认为是最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后才发现，无意之中几乎百分之八十选自《收获》。这家杂志并没有完全迁就市场化的潮流，但是在包容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多元化创作风格上，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它在文化市场上获得十几万的发行量不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应该视为上海的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因为，即使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纯文学期刊，要达到这样的发行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再看通俗文学的杂志《故事会》，它创办了四十年，以通俗故事为广大农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现在月发行量达到近四百万册，占全国故事类期刊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尤其可贵的是，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违法盗版、弄虚作假、低级庸俗等各色劣根性在通俗文化领域都应运而生，势不可当，而《故事会》却始终以“眼睛向下、情趣向上”的编辑方针实践自己的理想。如果将《收获》和《故事会》作一比较的话，这两家刊物的办刊方针、编辑情趣、读者对象以及市场效应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确实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同构性，它们都是在上海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里产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又是各自在同类型的文学期刊中，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其实这类期刊在上海不止一家，当然也不是非要以发行量作为评判期刊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但是在实践中，上海文学期刊的大胆革新和独特的个性化追求，始终是它的无上风光。当初《萌芽》是一个久负盛名的青年文学园地，为了改革编辑思路，编辑部毅然抛弃旧有风格，开拓了非主流的另类青年文学创作。“新概念”在最初的创意，既包含了非正规教学出来的文学套路，提倡大胆表现青年的个性，同时又与批判应试教育和高考体制的知识分子人文思考相结合，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这与目前大多数打着教辅幌子的同类期刊有着本质的不同。再比如时尚类期刊中，上海原有一家《创意》杂志，是以男性读者为主的时尚类期刊，版式、印刷、内容、情调都堪称一流，在普遍弥漫着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卿卿我我的软语声中，一家讨论男性时尚的期刊却独辟蹊径地显现出特别的智慧和情趣。有些期刊，虽然是在外地出版社出版的，但主要的编辑人员却在上海工作，体现了沪上文人的襟怀。比如文史类的《万象》，它以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高雅追求，放弃一般的老生常谈，汇聚海内外、两岸三地的文人俊才，以丰富的文史内涵和编辑视野，填补了同类期刊中明显的空白和盲点。当然在上海策划或者运作的成功的例子远不止这几家。上海的期刊市场上，本地编辑的文学类期刊大约十几种，文化学术类的期刊几十种，当然是成败各有理由，但有这样一些不同类型的期刊能够在全国独树一帜，以至海外的华文圈里都能有所反响，那本身就标志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素养。

    每个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像上海这样一个文化积累并非深厚、语言传统与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作家要在文学创作中探索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并非易事。海派文学的开山之作《海上花列传》是用苏州方言写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地文学是以苏州文人圈为代表的，而新文学的作家，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流动到上海来居住和写作的。所谓的“海派”是上海的国际化都市的文化环境吸引了全国的文学人才，并非本地文学人才的现成格局。当文学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以后，上海文学创作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而文学期刊则相反，它恰恰能够利用上海的文化平台，汇聚起全国最优秀的文学人才的创作和思想才华，成为某一类集体的声音。而且，上海的文化传统里本身具有市场经济的经验，早在二三十年代的半殖民地经济体制下，上海造就了全国唯一发达的出版业，许多文化人在市场经济中创办了文化出版事业，如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巴金吴朗西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叶圣陶等人参与的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将人文理想与市场经济结合得非常成功的例子，他们并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败下阵去，反而开创了一种实践人文理想的道路。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期刊的实践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文学创作在上海没有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文学期刊却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上海文学的标志性品牌。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学期刊在效应上不像其他出版传媒业那样有巨大利润和广泛影响，所以也一向很少受到主管部门的相应重视，甚至有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但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许多期刊都是在绝境中实践出一条生路，同时也形成了与市场相得益彰的期刊风格。有许多期刊因失败而消失，也有许多期刊在竞争中转向，但真正的文学理想总是体现在最后的生存者身上。可以说，上海期刊的生存环境也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竞争中逐渐形成的。那也是相当严酷的商业的市场竞争，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才有了这样一批个性各异、具有民间元气的期刊，形成了上海文化领域的特有景观。如果有人讨论上海文学的标志性成果，我想不应该是文学创作，而是文学期刊。

    正因为上海的文学期刊是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状况下形成它的民间生存方式和生存形态的，所以其形成过程也是非常缓慢和异常艰难。在我的记忆里，《收获》在十多年前一度经济上难以为继，曾经惊动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萌芽》在转变杂志的传统时也曾经遭遇过很大的压力，这都是必然的反应，甚至有些很有个性的期刊也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事实上，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艰难转型就不可能有期刊的新生。这也是今天在上海的期刊市场上参与竞争的最为艰难之处。

    当我一年前接手《上海文学》的主编工作时，我曾经深深感到困惑，困惑于《上海文学》的既有传统的坚持和现有市场的定位之间的平衡：上海的各家文学期刊各有很好的编辑风格和读者圈，《上海文学》在这样的整体性期刊市场格局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里我想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上海文学领域有两个亮点，除了文学期刊以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来自高校的文学批评队伍。目前在人才流动还不是非常容易的状况下，高校成了知识人才流动、由外省进入上海的最佳途径。确实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批评家从高校里产生出来，他们用自身的知识积累研究当代文学，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使他们热忱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对上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所贡献。我不太赞成把这样一批学术生力军称作“学院派”，学院只是他们的学术背景，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也是上海的文学领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最有生气的资源。但是，尽管他们的学术追求在全国理论界和批评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在上海却没有相应的贴近创作实践的理论刊物，以致他们在上海的文化建设格局里竟无用武之地。

    所以，我觉得在上海的期刊布局里，最缺乏的，恰恰是一种能够结合社会文化现象而互动的文学批评阵地，或者说，一种非学术性的文学批评杂志。而这正是《上海文学》的特色和品牌。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得很好，但这一编辑方向却是符合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文化整体格局的需要。美国《纽约客》杂志每期只刊登一篇小说创作，大多数篇幅用来刊登文化综合批评、时事评论、电影戏剧评论、纪实报告等，也没有妨碍它成为一家高品位的杂志。《上海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学批评传统，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活跃的青年批评家，记得当时的《上海文学》也被人批评为“小圈子文学”“看不懂”等等，吴亮还写过一篇《论圈子文学和圈子批评家》为之辩护，而最终《上海文学》为上海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现在，为什么不能通过《上海文学》把这股生气勃勃的人才资源吸引到刊物的周围，参与到上海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中来呢？为什么不能把高校的学术力量转化为社会文化批评的积极因素，将上海文学领域的两大最强项——文学批评和文学期刊结合起来，建构起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特色呢？这不正是一种对文化公共资源的建设吗？

    出于上述的构想，《上海文学》才建构起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并重的编辑方针，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小中篇和诗歌为主体，强调的是“精致艺术”；而理论则以贴近创作的文学批评、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探索为主体，强调的是“激活思想”。我的理想是《上海文学》在纯文学的基础上多一点贴近社会现实的思想文化的议论与批评，从民间的生活大地寻找元气和生命力，从学院的学术创新中寻找思想的深度。但我也深深知道，要将这样一种编辑理想与当下文化市场结合起来，要在处处是暗礁险滩中闯出一条实践的道路，又是谈何容易的事。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调整航向，寻求真正的机会。但我是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愿上海的繁荣而有特色的文学期刊格局中多一份理想主义的《上海文学》。

    2004年7月3日于黑水斋

    （初刊《文汇报》200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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