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白的两篇小说[1]

    林白在新完成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后记里，深情地告白自己的写作风格正在发生变化：“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阴雨天的窃窃私语，窗帘掩映的故事，尖叫、呻吟、呼喊，失神的目光，留到最后又剪掉的长发，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注：林白《野生的万物》，见《万物花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我们知道，这个古怪而有魅力的女人，曾经是林白小说风格的识别标志，是与林白小说里的生命意象、语言魅力和艺术想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形象，而现在，这个女人以及伴随这个女人而出现的种种怪异的声音、色彩、气氛、感觉、神态都一古脑儿地消失了，林白走出了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魅影，走到了明亮的大地上，观察人间万物的开花，感受民间蓬勃的生命。

    于是就有了《万物花开》。这部风格新颖的长篇小说，以火辣辣的真实性和独特的想象力，描述了中原大地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和农业生产形态的转型，农民们在日常生活观念和方式上发生了令人惊骇不已的变化。像林白这样一位在北京生活的作家，偶然从一个来帮佣的农村妇女的口述里发现了新鲜活泼的创作题材，从而切实把握住当下生活搏动的命脉，艺术想象力结合了日常生活细节，非但没有沉没，反而带动起精神的欢悦与飞翔。这不是什么创作的奇迹，而是作家林白努力突破已有创作成就、走向现实生活时所发生的变化。林白与许多新生代作家都聚集在大城市里生活与写作，但与他们在咖啡馆酒吧、网络碟片、情色床笫等寻求创作灵感相反，她于今年5月正式走出北京，到武汉去落户，去寻找和发现新的生活和创作的空间，如果把这一举动与她最近的创作——从《枕黄记》到《万物花开》的艺术追求结合起来看，是一个完整的转型过程，预示了她在创作上将会有更大的追求和变化。与这种变化的预兆相吻合的，是发表在“月月小说”栏目里的两个连续性的作品：《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

    林白的创作犹如一道神秘的河，狭窄的河床里的暗流湍急，处处是旋涡处处是暗礁，逼仄的环境里不断激起飞溅的浪朵，笼罩于迷漫的水雾之中。这种“河流”的气势与架构都适合于比较散漫、断续有节的叙事形式，所以，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各个并不关联的作品里面，形成一种断断续续的长河式的小说结构。从单篇作品而言，中篇小说和篇幅不大的长篇是表现她的特色的最佳结构。而短篇小说，往往取自那一瓢波澜，一勺云雾，在林白的创作里经常表现为长篇作品里的一个片段，但是，我们读到的这两篇小说，在林白的创作里却具有难得的完整性。当初我向林白约稿，她很快就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去往银角》，另一篇是《十二月》，后者似乎是从她原先的长篇构思里剪裁下来的一个片段。过了几个月，她由武汉来上海，与我做了一个对话，她的状态非常好，回去后没有几天就寄来一个新写的短篇，那就是《红艳见闻录》，是《去往银角》的续篇，替下了《十二月》。这样，读者在《上海文学》的“月月小说”栏目里读到的，仍然是两个有连续性的作品，或者说，接上了她的长河式的写作思维特点，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两篇小说当作一个诗意盎然的中篇结构来阅读。

    由于作家的变化是在她有了真正关注民间的立场才发生的，所以她能够接受到来自民间的最为感性和丰富的信息，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固定的模式。《万物花开》是一种来自民间的信息，它夸张地表达了民间的自在生活形态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的心理反射，戏谑的、欢乐的成分居多；而《去往银角》及其续篇，是以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底层女性面对人欲横流的社会所遭遇的命运，通篇文字都笼罩在沉痛与悲愤之中。我们从作家对民间生活场景以及民间心理的描写中都可以意识到，虽然这里隐藏了作家一贯的人生理解，但是她笔下的民间世界显然不同于当下传媒中流行的肤浅的观点，夸张的艺术想象与表达是林白最近创作的一个主要特色，透过故意的夸张和变形，她巧妙地拉开了艺术世界的创造与被人们作为正常世界的阐释之间的距离。这在林白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常见。夸张手法来自一种心理的放肆，近似于儿童想象的单纯与自信，是想象力的突然解放而不是故作玄虚的装神弄鬼。这些特点在《万物花开》表现得相当充分；而在《去往银角》及其续篇里，夸张手法使小说几近于梦游与寓言，它通过梦境、寓言等变形的形式，构成了对当下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的抽象揭示。

    《去往银角》分上下篇，上篇以写实的笔调描绘了下岗女工被生活所逼从事卖淫之前的心理，在今天的创作中已经不怎么新鲜，但是对于女性在商品社会里以性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某些追求，作家有她一贯的态度，即认为每个人（女性）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性爱行为，这是毋须社会舆论来鉴定其是否道德，但这并不说明作家无视性行为的道德价值，因为在作家看来，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在于性行为是张扬了人性还是侮辱以致丧失了人性。人性的完美才是作家关注的目标。所以在小说的上篇，作家还是用温馨的笔致描写了崔红下海前的心理，她把窗下的垃圾池比作即将投身的卖淫业：

    若垃圾池里有一满池垃圾，对于一个往下跳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张又厚又软的垫子，……我跳下去肯定伤不着。但想到自己以一个狗啃屎的姿势扑到垃圾上，额头撞着月经垫，鼻子顶着大肉蛆，身上沾满了发霉的东西，也许还有狗屎，我就觉得池子里不如没有垃圾的好。但撞得头破血流也不是我之所愿。

    这就是我的两难处境。

    然而到下篇，崔红梦游银角的一个叫作“灰尘”的建筑，那是个象征意义的垃圾箱，里面经历了吸毒、淫冶等场所，最后到了一个“人兽表演”的大厅，她开始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兽”：“……身上越来越热，我用手抹了一把，却发现身上长出了毛发。我猛地扯掉了盖在脸上的纱巾，用力地抬起身子，身体特别重，好像不是自己的，我费了很大劲才把头抬起来点。我发现自己的脚趾已经变成了狗猿的蹄子，沿着小腿正在长出那种棕色的毛发。……我心烦意乱，我才不愿意变成什么狗猿呢！这么一想，身上一时觉得凉爽了一点，刚刚长出来的毛发也消退了一些。类似的情况反复了几次，当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坚决不要变成狗猿时，身体就还原回我自己，稍一放松，棕色的毛发就会迅速长出来。”显然作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主人公是否卖淫，而是在卖淫之前她先是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朝着“兽”的方向演变，而从人到“兽”的演变及其还原，完全是人的“意志”所致。下篇的梦游可以读作主人公下海心理的进一步挣扎，然而她虽然凭着做人的意志从“人兽”状态中挣脱出来，却没有挣脱整个噩梦的梦境，到结束时她仍然在噩梦里游荡着。

    人的意志与存在的关系，本来还有许多话可以说，但限于篇幅暂且就绕过了，《去往银角》的结尾使主人公徘徊在梦境中，终究是一种未完成的形态，表明了作家心理上的犹疑不决，——她还不能确定如何给她的主人公安排下一步的命运。然而续篇《红艳见闻录》的诞生，似乎表明了作家的决心已经下定：主人公崔红继续在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里挣扎。这个短篇里，林白的叙事风格变得暖昧复杂：她似乎在试图回到以前的风格上去，巫风十足的老女人、月光下的河流等意象都寄植了她以前的艺术标记。

    但作家真正所关心的，却是另外一次奇遇和历险，那就是对前一篇小说的主题的延伸：对于进一步的非人化趋向的抗争。这一次取代“人兽”的是“科学”，一种高科技的芯片，把它植入脑中可以干扰记忆，使人变成另外一个“人造人”。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意象——读解这篇小说的关键词：番薯——值得注意，它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内涵。小说一开始宣称银角的女人是番薯变成的，结尾时的老女人揭开了番薯变“人”的秘密，而据张燕玲的解释，“番薯”来自广西地区的少年时代的生活历史记忆，“那是一代人的记忆”（注：参见张燕玲《文学桂军的一种释读》，载《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这就应了小说一开始所引的当地民谣“北流鱼，陆川猪，石镇番薯”的记忆。由此想到，当林白运用了这个记忆中的生活意象时，她有没有一种自觉，将当年滋养了生命的番薯（又名地瓜、红薯、甘薯、苕）看作是人的生命赖以生存的象征，它与商品加高科技的现代社会的象征物“干扰记忆芯片”搅和在一起，充满张力、难以分解地构成了现代人的意志与生存之间的彼此分离与自我拯救。如果是这样来解读这篇小说的话，那么，古怪幽暗的林白的风格传统中真是出现了新的意义，而且这与她笔下的藏污纳垢的民间大地又是一脉而来的。

    我觉得，这才是照耀她心中黑夜的真正微光。

    2004年5月9日于黑水斋（初刊《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

    注释：

    [1]林白《去往银角》《红艳见闻录》，刊《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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