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成的两篇小说[1]

    阿成的短篇小说，发表很多，收在集子里出版的却似乎很少。凡在刊物上读过的小说，再要回过头去找，却很困难。写本文的时候，本来想把阿成以前创作的短篇小说找来再读一遍，但找了一阵只好知难而退了。发稿时间在即，已经不允许我细细地阅读他的所有创作。那就只谈这两篇小说吧。

    这期“月月小说”发表的阿成的两篇小说，风格很不一样。先说《亲正》，像一段速写，不但短，而且含蓄，让我重温了当年阅读《年关六赋》时的韵味。但语言不再是文绉绉的，显得简朴明亮。小说的叙事表层写的是一次火车上的邂逅，亲正和尚给“我”和“我的女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位和尚仿佛佛缘很深，比如他说：“佛家的理论是无法穷尽的，所以要悟。比如，一颗小瓜子可以装下一座大山。这是什么道理，你能理解么？”“对佛家来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的。你既在现在，也在过去，又在未来。”似把空间与时间都参悟了，短短的几句话里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气象。但小说的意向显然不是要说这个和尚的佛缘，而是指向他的尘缘。“我”和“我的女人”在短短的谈话里两次猜想他出家的原因，“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是不是在他的学生时代，有值得他周围的人反省的事呢？”当然我们读者是无法知道这个答案的。不过和尚的自我介绍似乎也留下了破绽，他说自己三十岁，已经出家十五年，那也就是说他应该在十五岁就出家了，可他又说“高中一毕业他就正式出家”，高中生毕业不可能是十五岁。要么，是他在高中一年级十五岁时已经出家，毕业后才正式当了和尚；要么，就是算错了年龄，他至少是十八岁以后才出家的。当然这些谜似的破绽也无助于猜测十五年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要看破红尘，或者要逃避红尘？小说里对话中“我”的一方一直想探询和尚出家的原因，终无所获，不过“我”的女人在送和尚下车时，因为“很母亲”地叮嘱了一句，发现和尚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看来尘缘对和尚的影响，还不止于电话汽车这些现代化工具，他的内心深处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小说叙述很简洁，但人物的故事和感情似乎不那么简单，能够引起读者的联想。

    《丑女》乍一读来，觉得不像是阿成以前的有着强烈个人文化味的风格，倒有点像是刘庆邦的作品。不过也不能说写煤矿是刘庆邦的专利，可是读下去，小说的独特趣味也慢慢显现出来了。丑女既不是一种纯美的象征，也不是人性阴毒酷烈的代表，现实主义的内涵在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得很充实。我觉得小说并没有摆脱一个穷酸女子进城寻找发展的故事模式，之所以要以“丑女”为题，本来就含有传奇性。但作家有意为“丑女”回避了许多俗套的结局：进城堕落的模式、灰姑娘与王子的模式、丑小鸭的模式、女陈世美的模式等等，故事的发展中都有所涉及，但因为主人公的“丑”，使这些原来的故事模式所引起的阅读期待都落空了，使故事沿着现实主义的本色，把传奇性因素也都一点一点地消解了。从人物的内在心理而言，“丑”也使这个人的心灵中的恶的因素一点一点地被净化，流露出无可奈何、令人同情的一面。

    小说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艺术处理。

    开始写到丑女要离开煤矿去上大学（大专）读新闻系，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向往，对自己的恋爱十年的男友也作了分手的准备，暗示了她的婚变将是故事的重要内容，结果出乎意外的是她当了记者后还是回到矿上结了婚，并把男友安排到城里，导致了另外一出网恋失败的婚姻悲剧。

    小说开始写到丑女在父亲临死前，答应管好生性风流的母亲不让她改嫁，母亲疯瘫后，她与网友编了一个监督母亲的故事，多少都有点残忍，仿佛暗示了丑女的变态性心理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故事。结果出乎意外的是她的婚外网恋遭遇遗弃，恶的因素向着被同情的结局转化，“水仙”的孤芳自怜的意象得以成立。

    小说写到丑女身为女学生自觉进入报社领导家里从事家政，开始似乎是一场有心计有预谋的行为，很可能的故事发展是以身体交易寻找发展机会。结果出乎意外的是，这个领导曾是煤矿出身，通过一个无意的小礼物而照应了丑女，以后再无故事，前面的“心计”因素被后来的充满朴素感情的巧合所取代，化绚烂于平淡了。

    所有这一切的意外结局都受到一个内在的必然因素所制约，那就是丑女之“丑”。其实作家也没有写丑女到底有多丑，特别是后来她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使读者逐渐忘记了她的长相的丑。文学想象重新给她提供了一个想入非非的机会，网恋又开始给她描绘出消魂的爱情梦幻，读者也随之想象一场即将到来的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结果还是出乎意外啊，到了真正约会的时候，那个神秘的“忧郁客”却失踪了。这时候的读者才又重新想到了她是个“丑女”。“丑”终究是起着决定命运的作用。

    如果说，长相丑陋是丑女的致命的克星，那么，她的文学想象和气质，她的奋斗与成功，她的心计和克制，她的多少有点变态的性期待，似乎都没有能够改变丑给她安排的一份安分守己的命运。文学本来是提供想象力和改变生活命运的动力的，但《丑女》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阿成以丑为武器，把丑女所努力吹起的虚幻的人生泡沫一个个都刺破了，把可能出现的故事模式也都一个个粉碎了。丑使丑女回到了人生的常态上。这就是我理解的现实主义的内涵。

    但是我还是要说，文学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想象力和改变生活命运的动力的，如果文学仅仅告诉人们，你很丑，就安分守己吧，文学就成了牧师的布道，不成其为文学了。所以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揭穿人们的想入非非的虚幻性的同时，往往把造成这样的环境假设成一个不能再容忍下去的环境。但《丑女》没有，丑女之所以幻想破灭是因为其丑，与社会环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依我的想法，这篇小说是在不应该结束的地方结束了，本来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还可以发展下去，可以有多种结局的。我为丑女设想，她在网恋失败后可能有几种变化：接受教训，顺从命运，退回家庭作贤妻良母，帮助老公开一个清洁公司过平凡日子，这是一种；干脆破罐破摔，与她并不爱的老公离婚，独立走一条新路，这也是一种；还有就是继续在网上寻找机会，继续编织新的浪漫虚幻的爱情梦，这又是一种。当然还有别的出路。每一种出路的线索在小说的原情节里都有所隐伏。不同的出路也将会影响到小说本身的特色。现在嘎然而止，读者的思考就停留在“丑”给人物带来伤害的感触上，这就使“丑”本身有了传奇性，因为是“丑”使丑女的想象力化为乌有，是一种遗传DNA因子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命运。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读者一定会想起法国作家左拉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遗传小说，但在左拉的常为人诟病的遗传小说里，遗传于人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极为尖锐的社会的悲剧因素，却常常为人所漠视。《丑女》中提供的社会环境乏味而平庸，无论是矿区，还是大学或者报社，背景都仿佛像剪纸一样，无法为人物提供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这才使得“丑”成为一种绝对的力量主宰了丑女的命运，成为一种传奇。这是这篇小说“不够”现实主义的地方，却也是当今现实主义的创作中所最缺乏的因素。

    联系阿成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最成功的故事总是自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演出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但我发现近几年来阿成的小说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他的叙事主动走出了他原来所设定的文化环境，走进了当代社会变化的现实，用他在《生活在画报里的女人》的一段话说，叙事者表示“要从2001年以前的、旧的回忆、旧的资源、旧的体验中痛苦地、恋恋不舍地拔出脚来，然后，一步三回头地走进新生活，融入新生活，拥抱新生活，向新生活敬礼”。（注：阿成《生活在画报里的女人》，载《山花》2004年第2期。）我不知道这是戏言、反讽，还是真心的内心痛苦的流露。但无论如何，阿成是希望写作上出现一个变化的，这就意味着他的创作将更加贴近现实，贴近我们当今的、相差无几的生活内容。于是他的笔下随之出现了“小资”“白领”等等新的角色，对于这类新人物将如何活现在阿成的艺术世界里，保持阿成一贯的审美特点又能展示新的社会的特质，我想阿成还是需要有一段认真摸索的过程。严格来说，丑女也是一个小资，但她是从煤城走过来的小资，带有她自身的黑幽幽的历史文化，从而使她从一个小资的流行概念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很独特很个性的“小资”。也许读者对于我把丑女列为小资形象的行列感到突兀，但请再想一想，一个不太像流行中“小资”形象的小资的出现，不正值得我们关注吗？

    2004年4月15日于黑水斋

    （初刊《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注释：

    [1]阿成《亲正》《丑女》，刊《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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