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短篇小说艺术谈

    刘庆邦把一本作品精选集取名为《民间》（注：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里面的作品没有一篇是以此为题的，可见“民间”是蛰存其心底的一种境界。他的小说所表达的，正是他对这个词的理解，对我颇有启发。初读庆邦的小说，是多年前的一篇《走窑汉》，当时所惊悚的人性阴毒之气，至今扑鼻犹腥。矿工马海州欲杀书记张清，是因张清利用权力奸了他的妻子，但是当故事发生的时候，已经是马海州杀张清不成服刑归来，而张清则受到处分降为矿工，身上还带了伤残，两人始终在一起干活。马海州处心积虑的复仇转化为狠毒的心理攻势，不但折磨张清，而且更无人性地折磨孱弱的妻子小蛾，他利用法律的空隙作心理战，逼得两人双双自尽。马海州属于恶魔型的人物，也是民间复仇故事中最为邪恶的一种，他把人间阴暗的心理发挥到极致。只要把马海州的阴毒与《呼啸山庄》里希刺克厉夫的狂怒作一对照，文化性格的差别就显得特别清楚。但这样一来，本来令人厌恶的张清缘了与小蛾同受屈辱的遭遇，反而博得了人们的同情。性爱本是生命的开花，如果因为性的禁忌反而扼杀了生命的活跃，那么性也会成为杀人工具。作家写马海州新婚蜜月中上工去都要把门反锁，暗示了这个男人有变态的性虐待狂病（也是矿工生活环境所致），但尽管有了暗示，他后来的复仇细节仍然让人毛骨悚然。小说里无一字涉及心理描写，但处处是以人物行为动作影射其心理的歹毒与可怕。小说最后极为有力：马海州听到小蛾被逼跳楼，他“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这一“站”似乎是人性的省醒，但又“坐”了下来，是人性恢复后的颓然，还是恶魔性因素失去了报复对象而颓然，都难以猜测。

    小蛾这个人物却要复杂得多。一个接受奇耻大辱的女人，不但不能堂堂正正地论辩是非，以清名誉，反而沦落为丈夫处心积虑谋划的复仇工具，也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张清的死使她感到自己末日真的来临，马海州下一个复仇对象就是赤裸裸的她了。她的自尽使恶魔的另一个报复欲望落了空。但她死在张清之后，似乎又隐含一个更加暧昧的心理——她固然痛恨给他带来灾难的张清，向张清复仇也是她本人的心愿，但是丈夫的阴毒行为，迫使她与张清绑在一起同受耻辱与折磨，产生相通的求生不得求死亦难的心情。她与张清的最后自尽，其实也是对恶魔的一种反报复和抗争。如有这样一笔，小蛾更有光彩，民间正义的多重含义也能体现出来。可惜庆邦疏忽了，他自己恐怕也被人性阴毒所唬住，他需要逃避这一重心灵劫难，所以遁入了柔美的桃花源。

    庆邦说自己的小说风格有两路：柔美小说与酷烈小说。他说：“柔美小说是理想的，酷烈小说是现实的；柔美小说是出世的，酷烈小说是入世的；柔美小说是抒情的，酷烈小说是批判的；酷烈小说如同狠狠抽了人一鞭子，柔美小说马上过来抚慰一下。我就这样处于矛盾之中一直是自己跟自己干仗。”（注：《刘庆邦访谈录》，见《民间》，第357页。）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用这样两个词来归纳他的小说，而且这两种不同风格真的像他理解的那样截然对立吗？我读其书想其人，柔美与酷烈都是人性的极致，应该是有机地统一在他的风格里，也是统一在他的人格里，那统一的载体便是民间。对于一个来自河南农村、又经历了矿底下的生活磨练的敏感青年，他深知压在社会底层的民间所承受的是何等的重负与屈辱，以及自身的无力状况。《神木》里面写了一个父亲被人害死的中学生外出打工，以纯白之心对待杀父仇人，后者良心受到责备而暴露真相，并以一死来为他换取抚恤金，他却朦胧不愿昧心骗钱，最后流落在野外无能为力。小说写他“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我以为这是刘庆邦的心理写照，对于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只好钻进虚构的想象中安慰自己，这份文学的想象里，既包含了对于传统民间生活方式和纯朴美好心态的追怀，也包含了对于社会邪恶力量无可奈何的假想的酷烈。

    《神木》是一个中篇，《走窑汉》是一个短篇，两个作品都写到了暧昧的罪恶与复仇，但从故事紧张的浓烈程度与人物心理的复杂程度而言，《走窑汉》反在《神木》之上，篇幅并不与其内涵成正比。究其原因，只能说是中篇有足够的篇幅可以交待故事脉络，所以《神木》里不惜篇幅两次描写两个杀人犯的作案过程，想象空间不存在了，虽然悬念犹在，但因为最恶的恶果已在前面发生，读者的期待反而减弱。而《走窑汉》则是由一个短篇来承载中篇容量，篇幅相当紧凑，往事都是在回叙与想象中补充完成，时间交错加剧了节奏的紧张感，小说内涵超出了读者的期待，才能生出震撼来。刘庆邦所谓的酷烈小说，大多是有紧张的情节，故事在很短的篇幅内一气完成。《平地风雷》不满万字，却惊心动魄地写出了一桩发生在乡村的残杀事件，作家把整个事件的原因、环境、气氛都写得非常充分。这是庆邦的短篇小说的基本技巧。他的描写酷烈性的小说都善于营造一种紧张气氛，犹如描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不是推理故事，也不是侦破故事，而是一开始就在公布，凶杀案即将开始——“村里人传说，货郎要做队长的活儿。”而后才是有条不紊的细节交待、过程描写、心理刻画，以及老百姓如何盼望着惨剧的发生等等。事先张扬的恐怖气氛与从容不迫的描写过程形成强烈对照，细节叙述愈显从容，气氛就愈显紧张，作家驾驭故事的能力也得以充分展示。

    自然，刘庆邦的酷烈小说在内容上有不少夸张地方。与其是表现民间生活的酷烈，还不如说是表现人性的阴毒，中国的民间长期在权力的重压之下，几乎没有出头希望和舒缓一口气的可能，生命被压抑甚于牲口在皮鞭下辗转，仇恨积压于集体无意识里盲目冲撞，永无发泄之日便转而成为阴毒的想象；一旦喷发出来便是破坏性极大的暴乱。这就是为什么从奴隶到暴君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专制统治下的顺民一旦放纵起来，其残暴性远甚于民主社会的公民。刘庆邦是经历过“文革”、看过暴行的人，民间的阴毒想象成为一种文化的魂，游荡于他的文字间。即便是人对于动物，也是极残酷的人性表演。《血劲》里写屠夫杀狗，《人畜》里写人戕害骡子，都是残酷的行为，发展到人杀人的生命的时候，其残酷性更是不遗余力，仿佛是多年仇恨的文化积淀借助遗传因子于某个雄健躯体猛然地冲突出来。《平地风雷》里结束时写道：“凡跑来的人都在货郎身上下了家伙，不一会儿，货郎就被整得烂糟糟的，像捣碎的一摊红粪。货郎的女儿穿着破裤子也跑来了，她哭喊着不让人们打她父亲的头。她的哭喊像是对人们有所提醒，其结果是，她父亲的头破碎得几乎找不到了。”（注：刘庆邦《平地风雷》，载《北京文学》1997年第8期。）残暴性不仅仅表现在货郎如何被众人打死，还表现在货郎的女儿求他们不要打死者头颅时，头颅被特意地打碎了。这才是毫无恻隐之心的阴毒心理，超出了人性所能够容忍的正常范围。当刘庆邦夸张地渲染了这种残暴与阴毒时，很难说他是在描写现实或者干预现实，所以他所概括的“现实的”、“人世的”、“批判的”创作态度未必是准确的。在我看来，阴毒心理的展示仍然是他的一种理想的、出世的、抒情的想象力的派生，不过是用一种极端形态表达出来，就像民间因为软弱才会那么喜欢沉醉于武侠小说里一样。刘庆邦说他写残暴行为主要是“想写生命的状态，写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注：刘庆邦《从写恋爱信开始》，载《作家》2001年第1期。），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斯言者诚。

    由于面对生活的残暴而软弱，才会如此有分量地描写人性的阴毒；也唯有面对人性的阴毒而恐惧，才会如此讴歌传统生活下的民俗文化。刘庆邦倍受好评的田园题材的短篇小说，诸如《鞋》《相家》《梅妞放羊》等作品，本身就是一首首现代的田园牧歌。在这些作品里，酷烈与阴毒一扫而空，一切都是谐和的——人与环境，人与动物，还有人与人，一切都准乎自然。而在这种自然的艺术气氛中，寄寓的是一个艺术家脆弱的心。在这些优美的风俗小品，我们似乎看不到历史在上面的践踏痕迹。人性是极为完美的，像《梅妞放羊》，你似乎能够感受到青春生命的形体，如何从一个小姑娘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漫溢出来。像《鞋》里的那位为未婚夫做鞋的姑娘，即便是用过时的手艺来表明内心的幸福向往，仍然是极为动人的。像这样美好的艺术境界，我们从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可以追溯到冯文炳、沈从文、孙犁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凡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人性美的极致，都可以找到它的源泉。但我对刘庆邦的小说还是不能满足于此。因为在时代的逼迫下，这样一种对已经成为历史的田园牧歌的艺术想象，通常很难超越前人所能够达到的境界。但刘庆邦在这美好环境下要遮掩的恰恰是他在酷烈小说中所感受到的人性阴毒的恐惧，所以他笔下的田园牧歌，其实是有所期待的。我记得一次参加评审鲁迅文学奖时读到了《鞋》，我起先一路读下去，恍惚是在读孙犁的小说。我不断在问自己：我们还需要重复孙犁写过的境界吗？但读到最后的补白，我才感到了一阵刺心的悲哀。那个补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结尾，也不是为了真的说明这是作者的一篇情场忏悔。有了这个补白我们才意识到，小说作者以全力讴歌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个姑娘全身心投入到做鞋的努力其实是徒劳的，当那个男人拉拉她的手走出了那个乡村的时候，已经走进了一个不再属于她的世界了，甚至也不再是那个时空了。我想刘庆邦也是会走出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时空的。

    刘庆邦笔下的民间是分成这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由阴毒的人性构筑起来的一个阴暗世界，另一部分则是以美好的想象建立起来的田园世界。由于后者美好而容不得一点阴影，似乎少了一点藏污纳垢的气象，遂使前一部分的阴暗世界也变得夸张起来，以致使两者都是以单纯、透明而显现艺术的境界。但是水至清则无鱼，生命只能生存于浑浊的现实之中，谁也不能回避这一点。我心目中的民间，是与苦难以及克服苦难的整个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民间的苦难本来就是民间的本相，只有坦然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民间苦难，面对民间的罪恶和黑暗，我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激流依然会顽强地存在着，生命之花在承载着苦难和罪恶的过程中依然会欢乐地生长与开放。我想，庆邦所理解的民间也许与我所理解的不尽相同，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两个世界无疑表达了民间的两个极致。这两个极致如果能够融会贯通，那么，连成一片的才会是真正的元气淋漓的民间世界。

    所以我读到刘庆邦寄给本刊的两篇小说（注：刘庆邦《大活人》《双炮》，刊《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时感到一种新意。我说不出这两篇小说属于庆邦以前的哪一类风格的小说，似乎不是田园式的柔美，也不是阴毒人性的酷烈，这是很朴素地直面生活的小说。记得庆邦在去年发表的《别让我再哭了》，喷发出热腾腾的现实气息，一种对当下生活有所担当的勇气出现在他的笔下，我是非常喜欢的。这次发表在本刊的《大活人》基本延续了前一篇的现实风格，它所展现的当下社会的几种生存态度——如小女孩“干部”的父母，一种铤而走险的人生态度：男的涉嫌贩毒而遁逃，女的为生计而卖淫，把女儿一丢了之；如耿文秋老师，一个对现实本来无所求的平安市民，因好心而受累，承担了照顾小女孩的责任，由此而来的是家庭纠纷和缺乏承担勇气的彷徨。——这两种生活状况与人生态度的纠葛，正是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显示了生活的无奈。结局是什么？作家没有交代，但是暗示已经有了，那就是小女孩“干部”（我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取这个具有讽刺含义的名字）的命运：因为生活缺乏温暖与安全感而带来的与人、与鸟之间的冲突。小说结尾的悲剧其实也是一种暴力，虽然发生在鸟的身上，但是那小女孩的命运里不也同样高悬着那个锋利的大风扇，随时都有可能把她击得粉碎吗？

    从《别让我再哭了》开始，庆邦似乎正在从柔美与酷烈的两个极致中走出来，也是从民间的想象中走出来，走在现实的世界里。而这柔美与酷烈之外的道路，或许正是连接两者，使人的生命运动连成一片的空间。

    民间本来就是最贴近生命的本来意义。

    2003年11月21日于黑水斋（初刊《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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