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雪茫茫的黑夜，一辆雪橇从穆善斯克村向车站驶去。雪橇上坐着两个人：棺材匠茹尔金和他的表兄彼得。
赶车人瓦夏尼亚问茹尔金；“哪末，依你说，你这是去找好事情啦？”
“我们在这儿已经熬够了，”茹尔金回答说，“我都不记得多久以前有人定做过棺材啦。现在大家都自己动手了。木匠活也很少，难得有人叫去钉个窗框什么的。这个年头，谁还盖房子呀？我们有一块地，如今又要给集体农庄收去了。可是我家里张着6张嘴，外加我和老婆：每人一块面包，就得8块；每人2块，就是16块呀……”
“开销真大！”瓦夏尼亚说，“现在成千上万人往建筑工地去。前天勃鲁多夫村又走了4个。人家说，可以挣到很多钱。”
时值1929年冬至1930年春，“5年计划4年完成”的口号响彻全国。许多大型企业在各地兴建。农业集体化正在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吸引着人们。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投入建设的洪流，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造自己。
茹尔金和彼得去的地方，是克拉斯诺高尔斯克“焦炭化学厂”建设工地。
茹尔金为人老实本分。在工地上，他安分守己，一心只想多挣钱。他白天干活，晚上给人修手风琴。当他攒了一点钱之后，小私有者的幻想又开始引诱他：“我最少也得攒上1500卢布，那时候，我就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自己开个厂子……我是做贵重木器的细木工，象这样的木工全俄国也不超过100个……”
他写信告诉妻子，他的工作很牢靠，能挣不少钱，而且从手风琴上也可以挣到一点副业收入。以后，随着建设规模扩大，据说，好处还会更多呢。他从缝在衣服里的钱中拿出50卢布寄回家，自己留下同样的数目，防备万一，可作车费。
他的表兄彼得是一个化了名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去工地的目的，是为了隐藏起来。彼得的弟弟索乌斯丁在莫斯科《劳动报》社工作，两人已多年不通音信了。
一到工地，彼得便与富农投机商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相勾结，并买通了工地合作社主任斯索伊。他们利用工地制度不严的缺点，偷盗公家的货物，在集市和附近村庄出售。彼得还利用因交通阻塞，工人工资一时发不下来的机会，煽动工人，进行破坏。
彼得的所作所为，茹尔金都看在眼里，暗自替他担心，也曾相劝过他。彼得的表现，引起工会干部波多普利果拉的警惕。他预感到“有人在暗中挑唆，是敌人的勾当！”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敌人，一时还不知道。
他对被煽动起来拒不卸车的工人们说：“难道你们这些劳动人民，听信敌人的话，破坏自己的切身事业，工农的事业，不觉得害羞吗？”波多普利果拉是炼焦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最艰苦的时刻对党的事业也充满了信心。在他的帮助下，茹尔金当上了木工厂装配车间的组长；他用共产主义思想，使茹尔金的眼界开阔了。
以前，茹尔金以为到工地上来的人都和他一样，是为了找碗饭吃。但是在劳动中他看到人们除为了挣饭吃外，还有其他更崇高的目标。他变了。他觉得“脚下的土地变得坚实得多，在这块土地上，他是个自己人了”。他拼命地工作，晚上也不回工棚去睡，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他建议：为了不让财产遭受损失。每个工段都组织起志愿队。一旦有事——马上召集，立刻出击。
茹尔金终于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彼得的弟弟索乌斯丁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离别家乡已有10年之久，但思想上与旧世界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怕“变革”，怕“冒进”，幻想过舒适平静的生活。他身在报社工作，却脱离人民的真正生活，追求所谓具有“崇高、永恒旋律”的那种生活。党向富农发起坚决进攻时，他觉得自己被“看成了外人”；他的富农姐姐写信告诉他，彼得已经潜逃，村苏维埃将把她的房子作为富农的房子加以没收，他想的是：姐姐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处女，我现在是唯一能够帮助她的人。
但索乌斯丁毕竟不是苏维埃的敌人。他渴求真理，对自己的状况并不满意，“他的良心要求他果断地向什么地方前进，而且刻不容缓”。他重返故乡穆善斯克村，亲眼看到了农村无产阶级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集体化，而富农分子则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这时，他对敌人的面目和斗争的尖锐性认识得更加清楚了。现实斗争帮助他认清了党向富农坚决进攻的政策的历史必然性。
和索乌斯丁一起的还有他的情人奥尔迦。她受过相当的教育，幻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歌唱家，渴望掌声、荣誉。她崇拜叶赛宁，书桌上总放着诗人的照片。她和索乌斯丁保持不正常的关系，似乎感到找到了追求的东西，但又觉得精神空虚，包袱沉重。她深为自己与沸腾的生活不能合拍而感到极大的痛苦。她要找寻出路。
在共产党员兹宾的帮助下，她走出了自己的小天地，把叶赛宁的照片锁进了抽屉，撕掉了和索斯乌丁合拍的照片，参加了训练班，成为建设工地上的一名司机。
建设和斗争，改变着苏维埃国家的面貌；建设和斗争，催促一代人摆脱由穷乡僻壤带来的一切弊病，迅速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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