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青铜时代分期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距今约四千年至两千两百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时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演变伴随着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由于青铜时代的年度跨越较大，因此要进行分期研究。有学者把中国青铜时代从商周至战国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四个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殷商后期、西周期、东周前期、东周后期五个阶段。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青铜文化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形成各自不同的地区类型。这里把中国的青铜时代简单地分为早、中、晚期发展阶段进行介绍。

    1.早期：中国的青铜文化开始于四千年前，甘肃的齐家文化曾出土铜刀、铜凿、铜锥、铜斧、铜镜、铜指环、铜匕等铜器产品，应该是中国制造的最早的铜器（还有说是甘肃马家窑文化）。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化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年—公元前1580年间。加上山西夏县、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这几处地方都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甚至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人殉和人牲。对上述遗址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其结论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所以这些遗址应属于夏王朝时期的奴隶制文化类型，证实了中国奴隶制国家当时已经形成。

    2. 中期：包括商代至西周前期。此时期的前一段，即商代早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代表，辉县的琉璃阁、洛阳的东干沟等殷商时期的遗址也属于这个时代。此时期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发展，青铜器数量大增，常伴有成套礼器、贝币的大量出现，人殉、人牲更为普遍。根据最新的发掘成果，中国南方在商朝前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湖南长沙的炭河里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等出土的青铜器，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有发达的青铜文明。后一阶段，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世纪（穆王以前）。商朝后期，以安阳的小屯村为中心，郑州公园区的上层、洛阳的泰山庙遗址和墓葬属于这个时代；周朝前期（即西周），西安市丰镐村地带、宝鸡西周时期的墓葬是这一时代的主要代表遗址。此时的中国青铜时代达到鼎盛，同时也是奴隶制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此时兴建了大规模的宫殿及陵墓，有发达的金文与甲骨文，人殉与人牲成为一种制度极为盛行，凡此种种反映出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整个中期的时代特征是青铜铸造工艺已完善得相当成熟，从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中可见一斑。在西周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中，发掘出周王朝的宫殿、宗庙和墓葬以及大量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已成熟。

    3.晚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春秋时期，以洛阳涧滨为中心，上村岭虢国墓、新郑郑墓、寿县蔡侯墓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战国时期，以洛阳涧滨为中心，辉县琉璃阁、固围村，长沙和唐山的战国墓地属于这个时代。这一时期的列国都城形成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属货币大量流通。青铜铸造工艺取得突出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的工艺技术。在湖北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实了我国古代在采矿、配矿、冶炉砌筑及冶炼方面均达较高水平，领先于世界同期其他民族。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推广，青铜制造业才逐渐衰落。

    当时在中国的边远地区，还同时存在着几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如甘青地区，民族杂居造成文化复杂多样，产生了辛店文化、沙井文化与寺洼文化等，其中寺洼文化与西周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在北方地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具有地方特色，出土的青铜礼器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从商周至秦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流行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至台湾等地，直至西周末期才产生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武器等与西周风格十分相似；两广、四川、云南等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有地方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风格。总之，各地区的青铜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具有本地的特色。此外，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与周围的文化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如曾与北方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有过接触，晚期与东南亚青铜文化一直存在密切联系。

    （二）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

    中国的古老先民用其勤劳与智慧在青铜时代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青铜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工具，在商前期的炼铜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可辨认的铸范中，镢范为数不少，虽然青铜的生产工具在早期的随葬物中较少，但我们在出土的商初青铜器中，仍看到生产工具占相当比重，说明在商代的手工业中，青铜工具如斧、锯、凿、锥等已广泛使用，青铜兵器也日益增多。至于青铜农具，虽然奴隶主不会为奴隶们提供，但在当时，还有一部分作为自由民的农民，他们都会拥有，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有锄、铲等，这说明青铜的大量使用主要还是制作生产工具。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效用，使青铜冶铸技术日益重要，因而能获得飞速的发展。人类在石器时代是单纯以岩石为原料制成工具去改造自然。青铜冶铸业的出现，表明人类能够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再用它去制造工具，用于改造自然。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业的发展，又促使百工出现，并带动各个行业一起兴盛起来。商代社会，正是由于青铜业的发展，才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此外，中国青铜器还带有特殊的社会发展的印记。这是中国青铜时代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青铜时代之处。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青铜时代一样，青铜不仅用于铸造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还被大量地用来铸造武器。但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武器在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端的二里头文化时已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应，因此学者们相信，在中国青铜武器的出现亦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这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应用于物质生产，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政治层面。

    第二，大批的青铜容器被用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特点。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青铜的铸造工艺如此重视，说明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显示，在商周社会成员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贵族与庶民间等级制度已发展为阶级差别。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贵族则依其等级高低而具有不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地位。等级制度的区分是为了保证贵族阶级对庶民的统治，对贵族来说也是为了使政治、经济利益在统治阶级内部能够得到有序的分配。在贵族宗族组织内，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相关联，成为维护宗子对族人统治地位的工具。此种等级制度是通过多种具体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体现出来的，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将此种反映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称为“礼”。

    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随武子论礼治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其大意是说：君子小人按其地位的高低各有不同规定的衣服、色彩，贵者有一定的制度仪节示以尊重，贱者则有一定的等级示以威严，这样的礼不能随意违背。尽管这是东周时的“礼”，但礼的实质性内容在东周以前的西周、商代，甚至更早时候即已出现，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等级社会中，一部分青铜容器被用于贵族间各种礼仪活动，为维护礼治服务，成为礼治的工具，故被称为礼器，主要是用于贵族的婚媳、宴享、朗聘、会盟等活动，或专用以铭功颂德，这一类不在少数。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独具特色的权力表达系统。

    礼器的用途多是用于祭祀这种礼仪活动。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对于王与诸侯之类国家统治者，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招祖先以及其他神祝是维护政治统治权力之保障，各级贵族尤其重视祭招家族先人以庇护自己的家族。同时，在贵族宗族组织内部作为大小宗的各级族长也以主持祭礼作为强化宗子权力的手段，族人之间以参加祭科作为敦睦亲族情谊的方式。

    青铜礼器既被作为礼治的象征物，则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一般都是有较严格限制的，种类与数量的多少也就标志着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所以拥有青铜器物的多寡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高贵的标志。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贵族死后一般亦要将本人生前所用的礼器随葬，使他得以在阴间使用。这也属于葬礼的一部分，故从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少亦可推知墓主人生前的等级地位。

    在当时，青铜礼器不仅可以标志贵族个人的等级地位，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流转到不同的统治者手里。《左传》旺公三年记楚庄公向周定王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即把九鼎看做是周王朝政权的同义语，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此外，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诸侯国，往往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这里所说的重器即主要是指王室或公室宗庙中的大型青铜礼器，足可见青铜重器被看做是与宗庙并为国、族存立的象征。

    另有一个小故事则表明青铜器一直被视为尊贵的宝物。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汉代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若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两千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即是青铜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于它在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突出地表现于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一方面青铜被大量铸作为武器，因而与国家机器之一的军队的存在相联系；另一方面青铜容器被贵族用作礼器，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甚至被作为政权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可以说“中国有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即是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的“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中国是世界上铁器和青铜器发明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三）中西方青铜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根据考古发现，西方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有六千多年。而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只有四千多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晚于西方。然而许多史学家却坚信“中华文明早于西方”的说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曾给过这样的解答，他认为“发现”与“理解”是不能画等号的，“发源”与“文明”也是不能画等号的。举个例子，有一个勘探队员在某地找矿，看见几个小孩在玩“斗石头”的游戏，他问：“怎么个斗法？”小孩答道：“谁的石头能将对方的石头划破了，谁就是胜方。”勘探队员看了看胜方小孩的石头，不禁大吃一惊，它是价值连城的特大型钻石啊！忙问小孩：“这样的石头你这里多不多？”小孩说：“多呢！”便回到家中取出好几颗“石头”送给了勘探队员，而勘探队员则因此为国家找到了一处重要的矿藏。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小孩是发现家，还是勘探队员是发现家呢？假若国家要对他二人进行奖励的话，把桂冠戴在第一发现人（小孩）的头上，这钻石将永远是一块供小孩作游戏的顽石，把桂冠戴在第二发现人（勘探队员）的头上，这钻石就马上会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怎样断定谁应该是冠军，谁应该是亚军呢？

    西方盛产铜矿，许多地方含铜矿物就裸露在地表，原始人只要在地面上燃起篝火，便会还原出铜来。好奇的原始人，只要用石头敲打这种从火中烧出来的怪东西，便会打造出各种形状的“工艺品”，因此，他们的金属时代当然会出现得更早一些。中国的铜矿资源大都深埋在地下，极少裸露在地表，只有等生产力进步到了能够凿井开矿的时代，才有可能利用铜矿石铸造出铜器来。只有在发明了合金技术后，才能制造出青铜器来。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为什么会晚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证明：西方并非因盛产铜矿而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倒是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把青铜艺术推向了顶峰。

    众所周知，金属只有在封闭性能与通风性能都很良好，且在温度能够达到相当高的条件下才能够熔化。中国在一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烧制陶器，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和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就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精美白陶。其实烧制陶瓷也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没有1000℃的高温，是烧不出白陶的，而铜的熔点才1083℃，因此，六七千年前的中国人，是完全有条件可以冶炼出铜器的。但由于中国缺铜，尽管中华民族已经掌握了高温炼铜技术，也只好自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等到金属矿物大量出现后，才能开始施展高超的冶金技术。

    到目前为止，在长江流域的江西瑞昌、湖北大冶、湖南麻阳等地就出土了至少是商王朝中晚期的颇有水平的铜矿矿井。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夏王朝时期肯定已经掌握了开矿采铜技术。有了矿石，中国人就可以在窑温1000℃的这个高起点上，制造出艺术精湛的青铜器物，事实也正是如此。出土的夏王朝时期的青铜爵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商周时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就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反观西方，由于烧窑技术的落后，虽然在发明铜器上比中国早了几千年，但在提高炉温、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方面，却进展缓慢。他们连烧造原始白陶的水平都达不到，又怎么能够创造出青铜时代的辉煌呢！因此，前人单纯地把某某事物出现的早晚，而不是把它的科技含金量计算进去的文明起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出现铜器早于中国，那中国最早的金属冶炼技术会不会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还很难做出判断。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铜器多出土于西北地区，如陕西姜寨遗址出土过距今六千年的黄铜片，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了距今五千年的铜刀，而甘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与西亚之间，素有“河西走廊”之称的“走廊地带”，游牧民族在中国与西亚之间“逐水草而居”，自古不断地来往迁徙，所以，并不能排除中国人使用的铜器是从西亚引进来的可能性。但是，纵观中国夏、商、周的青铜器技术高超、艺术风格与器物造型自成体系、纹饰与中国的史前陶器纹饰一脉相承等特色，都是西方的青铜器所没有的。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独立生产青铜器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型的民族，从不拒绝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其发扬光大，使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一直流传至今，而印度的佛教反而因为不能适应环境、与时俱进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唐朝曾大量引进西域文化，奏胡乐、跳胡舞、耍狮子、喝西域酒、看胡姬舞、欣赏西域的杂技魔术成风，成为“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而使西方羡慕不已，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所以，即使中国人是受到西方制造青铜器的影响而开始冶炼青铜器的，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在青铜文化上的先进地位。因为，西方的青铜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却因生产力落后于中国，而未能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而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却因生产力的先进而在青铜文化上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这与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乘风筝上天的中国，却不能成为首先发明航天利器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的西亚不能产生超级大国，而石油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成了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

    （四）中西方铜器的主要区别

    林河先生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与西方的青铜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并不是对西方青铜文化“王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而是对中华“神农文化”的“神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

    原始艺术基本上是“有神论”的产物，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同样都是“有神论”的天下，但是存在“神权”与“王权”谁轻谁重的问题。在“神权”重于“王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神权”思想和“出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而在“王权”重于“神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王权”思想和“入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

    西方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苦于天灾人祸，不得安宁，以武力得天下的帝王们一般都有严重的“王权”思想。在“王权”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主要是表现“王权”而不是表现“神权”。因此，西方的青铜艺术表现的往往是“王权主义”的“入世”思想和“世俗”观念。如叙利亚出土的“半裸人物”铜像、埃及第六王朝“佩比一世父子”铜像、苏美尔第一王朝用碎铜精心制作的“麋鹿浮雕”、埃及中王国时代的“武士椎俘”铜项圈、苏美尔文化的“力士摔跤”铜像、“骡马拉车”铜像等等，都是“世俗”味很浓的艺术品。

    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劳动生产，原始农耕社会的领袖们往往具有民主自由、平等互助等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一般都没有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的心理，艺术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神权”。因此，青铜艺术往往充满了“神权”思想的“出世”色彩。如四千多年前，夏代的青铜器就已出现了铸有“圆饼纹”和“鼓钉纹”的“青铜爵”。“爵”就是“雀”，是一种模仿“南方朱雀”形状制作的祭祀酒器，“爵”（雀）身上的所谓“圆饼纹”，其实是太阳的象征，“鼓钉纹”是星辰的象征，将太阳和星辰铸造在“朱雀”身上，应该是对七千年前中国南方“神农文化”的继承。根据《白虎通》的解释：“炎帝者，太阳也……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所谓的“青铜爵（雀）”，实际上就是象征神农炎帝氏族的“太阳鸟图腾”，而“朱雀负日”“双鸟朝阳图”等就是神农炎帝氏族的“族徽”。

    到了距今三千年的商周时代，中国青铜器的民族特色仍是非常突出。例如“神农氏神像”（嘴上长象牙的“人身鸟手像”“双鸟朝神像”或戴“三尖冠的人面像”）和“神农氏族徽”（“朱雀负日图”“双鸟朝阳图”或“双鸟朝农作物图”），几乎成了商周青铜纹饰中至高无上的主要纹饰。这一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中国神农氏的故土——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上，也表现在许多中原的青铜器上。如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它的造型不管有多少变化，总以鸟为主题，要么把青铜器做成鸟形，要么把器身布满鸟纹，要么在青铜器上立鸟，要么把人、兽的眼睛做成鸟形。总之，一定要把“神农氏的神像”和代表神农氏族的“太阳鸟族徽”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规律在中原也不例外，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鼎”，它上面的纹饰同样是以鸟纹为主题的。这种现象，一直到了中国的“王权”思想逐步取代“神权”思想的商周时代，代表“王权”的“龙纹”才逐渐上升为青铜艺术的主题。

    （五）精湛绝伦的中国青铜艺术

    中国的青铜器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出土的大量文物，器型之完美，工艺之精湛，完全可以用“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等词来形容，不仅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甚至还影响了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精美的青铜尊：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商代“四羊尊”，通高58.3厘米，腹部由四只站立着的“卷角羊”组成，整个器身布满了蕉叶纹、夔龙纹、云雷纹、神农氏神像等精美绝伦的纹饰，有些细如发丝的花纹，很可能是由非常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失蜡法）浇铸而成的，这件青铜器堪称商代青铜器中的绝品。

    改变了古今文明进程的“中国青铜绝技”：在湖北随县曾出土一座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许多用“熔模铸造法”（失蜡法）浇铸而成的青铜器，中国商周时期发明的这种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可以制造极其精密的铸件，还可以铸造极其复杂的器型，如代表了世界古代工艺最高水平的汉代错金工艺、明代宣德炉，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中的龙、虎、狮、象、十二生肖、铜像、铜亭等。在西方，直到20世纪初，德国才用这项中国绝技铸造精密齿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机械师在云南保山见到了中国用“失蜡法”铸造的传统文物后，深受启发，便将此法用到了铸造要求极高、非常不易加工的喷气发动机的叶片和涡轮盘的制造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二战以后，这一中国绝技迅速被推广到了全世界，终于形成了近代工业文明必不可少的精密机械制造工业。由此可见，中国的青铜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之大。

    古代先进的铸造工艺“失蜡法”：又名“熔模铸造法”，一般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用常见合范法（模具组合法）所不能胜任的产品。失蜡法首先用蜂蜡、松香和牛油混合的蜡料雕出要铸的产品（蜡型），然后往蜡型上浇黏土和黄沙混合澄洗出的泥浆，再在上面撒沙子。反复多次在蜡型外制好型壳后，将型壳拿到火上加热。蜡遇热融化成液态，从型壳中流失。此后将型壳用低温烧结，再向型壳内倒入融化的金属液体进行铸造。冷却后敲掉型壳，我们就得到了和蜡型一模一样的铸造产品。

    世界上最锋利的青铜剑：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了一把越王勾践用的青铜剑，虽然在地下埋了两千三百多年，但出土时还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有人作过试验，该剑一次就能将二十多层纸斩成两半。由此可以证实《战国策》上说的“吴越之剑，用肉作试验，可以断牛马，用金属作试验，可以断盘匜”的说法，的确是没有丝毫夸张的。还有人用楚国的青铜剑斩两枚叠在一起的清代铜元毫不费力，说明秦国形容楚国的青铜剑“毒得比马蜂扎人还要厉害”，也是没有半点虚言。

    世界上最早的青铜硫化处理技术：锋利无比的越王青铜剑，显示了它在军事科学上举世无双的成就，而它在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惊叹的。它那精美绝伦、永不生锈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而在西方，直到近代才发明了硫化处理技术。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铬化技术：在金属表面镀铬防锈，是近代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叫“黑漆古”的青铜器，虽在地下埋藏了好几千年却光泽如新，没有丝毫锈蚀。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它的表层含有铬元素，原来，这青铜器数千年不朽的秘密，就因为它经过了“铬化技术”的处理。

    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聚焦镜：据周代《礼记·内则》记载：做儿媳的每天凌晨都要将“金燧”等日用工具佩戴在身上，到父母那里去问候安宁。这“金燧”指的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光学聚焦镜，古代又名“阳燧”，今日则叫“聚光镜”或“凹镜”。它的用途是向阳取火，让太阳光点燃艾条之类的“火媒”，用以烧火煮饭。由此可知，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已懂得了用凹镜取火的科学原理了。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土“金燧”的实物。因此，不但中国人是最早发现光学聚焦原理的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光学原理制造聚焦镜（凹镜）的民族。

    能够看透背面的青铜“魔镜”：假若你在照镜子时，突然看见了镜子背面的花纹，你一定会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镜中，有一种被称为“透光镜”的青铜镜，却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将“透光镜”对着阳光，把阳光反射到墙壁上，你就可以从墙壁上的镜影中，清楚地看到青铜镜背面的花纹或文字，就好像是魔术师在玩魔术一样。1832年，中国的“透光镜”首次传到了西方，立刻引起了极大轰动，被西方人称之为来自东方的“魔镜”。许多西方科学家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破解其中奥秘。中国宋朝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说道：“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而在西方，直到1932年，才被英国的科学家威廉·布拉格爵士揭开谜团。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最大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道：这是中国科学家“在通向掌握金属表面微细结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让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魔盆”：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一种能令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盆，只要在盆中放满了水，用双手在盆边轻轻摩擦，铜盆便会发出“嗡嗡”的声波，盆中的水则会随着声波产生涟漪，涟漪生出水花，水花又会随着声波起伏跳动，好像在跳舞一样，而且能跳到一尺多高，见者莫不称奇。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喷泉，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声学原理的奇迹。目前，这种水花跳跃的“魔盆”的仿品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还能见到。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中国商代的“司母戊鼎”是全世界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米，重875公斤，需要用铜料1000多公斤才能铸成。“司母戊鼎”的出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它身上的“神农氏族徽”证明了它完全是对中国“神农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对西方“王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神秘青铜像：四川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遗址，它以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工艺超群的神话人物青铜造像而闻名于世。据介绍，我国青铜器一般分为七个大类，而三星堆出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却不能划入其中任何一类，除了一少部分铜垒、铜牌、铜尊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似外，大量造型怪异、充满神秘色彩的铜人、铜面具、铜动物等在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前所未见。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它通高2.62米，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0.645米，两耳间相距1.385米；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米，3簇树枝，每簇3支，共9支，上有27枚果实与9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充满了“神农文化”的色彩，那青铜大立人（神巫）像，头上戴着铸有神农氏头像的三尖神冠，上穿绣有神农氏“朱雀”族徽的丝绸左衽上衣，下系绣有类似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神农氏“神徽”的“帘裙”，神巫的衣着华丽无比，但却打着一双赤脚。这种种怪异现象，不了解南方“神农文化”的学者是无法知道它的奥秘的。其实，那三尖太阳神冠和神农氏肖像，早已出现在距今七千多年的高庙文化之中。那衣上的“朱雀”图案也源于高庙文化，那不同于中原形制的左衽衣冠，古书上早有“华夏右衽”“西南夷左衽”的记载。那“帘裙”即是对朱雀尾羽的模仿。但他为什么打着一双赤脚呢？穿着华丽的他绝不是穷得没有鞋穿，而是南方巫师认为请神的时候，只有接触了“地气”，法术才会灵验的缘故。直至今日，南方的巫师哪怕是在大雪天，请神时还是要打赤脚的。三星堆的神秘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神农文化”的辉煌。

    两千年前的青铜“发电机”：在湖北随县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件件都是国宝，其中有一些形状古怪、不知用途也叫不出名字的青铜器，引起人们的很多猜测。例如有一件青铜器布满了与今日发电机非常相似的“线圈”，现在还没人能准确知道它的用途。在埃及的古墓中曾发现过古代的“电池”，西方的有些学者就敢于肯定它是“电池”的雏形。这不知用途的战国青铜器，既然浑身都是“线圈”，除了做发电机的“线圈”以外，很难找到还有其他的用途，很有可能它就是“发电机”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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