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与青铜时代-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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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金文

    金文是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或者铭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是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做“金文”或“吉金文字”;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即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自然也可叫做钟鼎文;另有说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做“钟鼎文”。不管哪种说法,都证明了金文是刻印在青铜器上而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青铜器的繁荣发展对汉字传承的深远影响了。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一千两百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金文上承甲骨,下启小篆,由于书写材质的不同,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下列特点:

    (1)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笔多为圆笔。这为以后篆书用笔打下了基础。(2)字的结构更加紧密、平稳。字形也较甲骨文和周初金文更有规律性,为以后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3)章法上也开始讲究字距行列。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无论是笔法、结字还是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金文的起源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那是不是说在金文之前,祖先就将文字刻在甲骨上,等到青铜器出现之后,有了新的载体,就开始将文字铸刻在金属器皿上了呢?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商周时期已经有了棉、麻、帛等衣物用品,春秋列国时期的出土竹简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先人不把字写在轻薄、方便携带的竹简和布料上面,而要费很多工夫刻在青铜器上呢?原来古人已经知道将文字铸于青铜器上,更永固。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 “ 子子孙孙其永宝”“子子孙孙永宝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字样,表明当时铸器、铸铭时,古人的一种愿望,他们预见到书于宗彝之铭,将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时,王经常对有功之臣赏赐予铜,铜在当时又被称为“金”或者“吉金”,赐金就是指赐给铜料,记为“赐金”。大臣受赏赐之后,将所赐之铜用作青铜礼器,铸铭以记事,并歌颂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铭,就记录了王赐“利”金后,铜料被做成祭祀礼器的事实。

    簋是装米饭的青铜礼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器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的意思是说,周武王(珷,就是“武王”)攻伐商纣王,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的早晨,(武王的军队)就把商国攻打下来了。在辛未日(甲子日之后过了七天)周武王在阑师(地名)赐给右史利(“利”是人名)吉金(即青铜)。利用赏赐所得的青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的宝器。

    古人用岁星(今天的木星)纪年。古人认为岁星所在国家的分野有福,作战不会失败。利簋中的“岁鼎”,意思说的就是岁星正好处在天空中“周”的分野之内。在对武王克商年代的天文学推算中,利簋是有关武王克商唯一的直接文物遗迹。这段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利簋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此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内容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三)金文的分期与发展

    金文的整个发展过程长达一千二百多年,无论是字体、文例还是内容特点都有很大变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须从分期入手。

    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发现有铭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文字均系铸成,个别为凸起的阳文,一般为阴文。字数限于两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祀先人称号,还有的是与器的用途有关。这几件有铭文的青铜器都不是发掘品,其铭文真伪还值得商榷。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际上还是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之后。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数量比二里岗期明显增加,而且时代越晚,字数越多。但总的说来,铭文大多仍很简短,只有寥寥数字,最长的不超过五十字。等到周初,已经达到一千二百余字。至商亡时,才有文章体裁的出现。就算是这样,最长的文章也才不过四十余字。这一时期金文字体多与甲骨文相近,用词也多类似,如以周祭记作器时间等。所书内容和二里岗期的铭文相似,或为器主族氏、名字,或为所祭祀先人的称号,复杂一点的则兼记上述两者。这种铭文中表示族氏的字,学者常称为“族徽”,其特点是写得象形,如人形有首和手足,动物形有特征性部分。过去有学者以为是最原始的文字,甚至说是“文字画”。经过甲骨文等材料对比,证明它们其实是文字,不过是为了突出加以美术化而已。族氏有时可与当时地名和出土地点相联系,对研究社会结构也颇为重要。成组青铜器有时有同样的铭文,如小屯五号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妇好”二字,可供综合研究。

    商代金文最长的不超过五十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祀邲其卣,是现存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几件之一。该器器身外底铸铭文三十九字,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獏,父丁”四字,“亚獏”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这件铜器的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王室与周围方国的关系以及商王室的祭祀制度、殷国制度、历日制度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祀邲其卣外底铭释文如下:

    丙辰,王令(命)(音义)其兄(贶)丽,殷于夆,田雍。宾贝五朋。

    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太乙(音是)。

    唯王二祀。既(音扬)于上下帝。

    (丽:指一对兽皮。兄(贶):即赏赐。宾:金文通例,王派使者出使诸侯称“使”,被使者按例需对使者有所馈赠,馈赠称“宾”。)

    铭文大意是:商纣王命令其去夆地发布政令,在雍地田猎,并赠送夆地酋首一双兽皮。酋首返赠其五串贝。时值商纣王二年正月丙辰日,举行肜(古代祭祀的一种名称) 祭,祭祀太乙的配偶妣丙的日子。其对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商王都作出了贡献。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器物四祀邲其卣,有三处铭文,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獏,父丁”四字,“亚獏”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此外在卣外底圈足内又有铭八行四十二字,记商王祭祀帝乙及器主受赏事迹。这件卣作于帝辛(纣)四年。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继续和发展。商代流行的那种记族氏等的简短铭文仍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记载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时的小盂鼎所载伐鬼方,尤为重要,字数已多达四百字左右。有周公东征见于方鼎,记伐丰伯薄姑凯旋的情形。分封诸侯的例子有簋为证的是封康侯于卫和迁虞(吴)侯于宜。昭王的南征,穆王的游行和用兵,也都有金文详细记述。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这些文字史料反映了西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法律的方方面面,这也是铭文的主要价值所在。早有学者指出,金文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

    西周早期金文字体多雄肆,中期则转趋规整,格式也逐渐固定化。多见于中晚期的册命金文,叙述周王对臣下命赐之礼,与当时的职官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从所赐舆服中还可考见当时等级的区分。此外还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经济等方面,如曶鼎记载与器主曶有关的两次诉讼,均与奴隶制有关;几件裘卫器物的铭文,分别叙述了裘卫与矩伯间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换土地,或以土地交换毛裘皮革,说明土地已可转让,并且还有以货币计算的价格,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与土地转让有关的,还有师永盂等器铭。

    西周金文多数为周王朝官吏所作,诸侯国的金文相对来说较少。自从周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周王室开始呈现衰微的迹象,金文陡然减少,而由于列国纷争的原因,诸侯国的金文却大量出现,开始东周金文时期。由于诸侯自制铜器,这个时期,不只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连若干小诸侯国也有金文,书法也自然受到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大概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其中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都很少,所以就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1. 东土系──劲直峭拔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他们的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画变为直线,与西周的曲线笔画美感不同。齐陈曼簠严整劲峭,堪称是东土系之杰作。

    2.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国为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之后,书法也吸收各地精华,融合各地之风,书体上也更趋于完美,为秦代小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书法都是相互影响的。晋、郑、齐、鲁、楚等国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为重要。如晋国的晋姜鼎,记晋文侯辅立周平王的功绩;齐国的庚壶,记齐灵公伐莱等战役;楚国的令尹子庚鼎,也可与《左传》相印证。秦国金文,如宝鸡出土的秦公钟、镈,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镈,其字体与东方列国不同,已开后世秦篆之先。

    西周晚期金文,长篇更多,其中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发现的最长金文。这时金文多反映战争及社会动乱。随着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趋于简单,例如梁其诸器,就出现一些脱漏错讹,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这一时期铁器渐渐出现,青铜铸造的乐器也增多了,在青铜乐器上铸文成为可能,因此金文所录的内容,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只记录王公大臣贵族阶级的事,像战功、音阶等,这些都有了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刻成的铭文,在铭文中错金也有发现。北方晋国逐渐流行一种笔画头尖腹肥的字体,可能即汉晋人所谓“科斗文”;而南方各国则流行以鸟形作为装饰的美术字体,即所谓“鸟书”,这两种特殊字体都流传到战国早期,有的在汉代还有孑遗。南方各国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韵精整。

    战国早期金文基本继承春秋时的统绪。由于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为突出,形成《说文》序所说“文字异形”的局面。大体上说,西土的秦和东土六国分为两系,而东土又可分为三晋、两周、燕、齐、楚等亚系。各系不仅文字结构诡变不同,金文的用词和格式也有许多差异。战国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为主,内容转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记载器物的制造者、使用者、置用地点、容积重量等,有的还用干支、数字作为编号。此类金文有助于研究当时职官、地理、度量衡制等,也有很大价值。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传统形式的铭文存在,并且有长篇的。例如战国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壶铭四百四十八字,中山王鼎铭四百六十九字,内容记中山乘燕国内乱、齐国进军占领燕都之机,举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这是文献所缺书的重大史实。

    中山王三器蕴涵丰厚的文化价值。

    战国时期的中山,即春秋时期的鲜虞,本是戎狄部落的一支, 1974年以来,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重要遗址,遗址坐落在平山县三汲公社东灵山和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王三器。中山王三器行文流畅,文字精美,风格独特,是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铭文以中山王鼎最多,也最精美。铭文为刻款,体现了华美的书写风格。其中中山王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是1977年在西灵山一号大墓中出土的,鼎为铁足刻铭铜鼎,周身刻铭77行,计469字。鼎系中山王十四年铸,是用以赏赐中山相周的。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圆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鼎铭文字数之多,仅次于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铜鼎铭文的风格,接近三晋文字,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中山王圆壶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除歌颂先王的贤明外,还大加赞扬相邦马赒的内外功劳。此壶及其铭文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中山王方壶,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朝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添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 ,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铭文大约刻于公元前314年,是迄今发现的第三长的铭文。记录了本壶的制作时间、用料动机等情况。把先王值得赞美的功业和事迹刻在壶上,以显扬先君光辉的德行。 把燕国国君子哙仿效尧以国禅让子之所造成的国亡身死、卒为天下耻笑的教训也镌刻在壶上,以告诫继位的君王。表彰相邦“竭志尽忠”地辅佐中山王璺“协理国事”,早晚不懈地举贤荐才,任用能人,为中山国开拓了疆界等辉煌功绩。

    秦代金文一般均为“物勒工名”之类。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诏版、诏量、诏权,有的还加有秦二世胡亥的诏书,称为两诏。

    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在格式上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容庚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了《秦汉金文录》和《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占主要部分。此后新出的又不止数倍。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很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四)金文的制造过程

    把文字“写”在坚硬的金属上,并且还要写得漂亮、传神,一想起来就觉得颇有难度。更让人费解的是,殷周金文经常可见是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这更加让人匪夷所思了。专家推断,青铜器上的字应该首先被刻在铸模上,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大致如下:

    1. 利用黏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同的土胚(模型)。

    2. 另外再用黏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黏土,作为外模。

    3. 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

    4. 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

    5. 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6. 将已熔化的铜注入。

    7. 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但是,还有一个让人不解的地方,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进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怎样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仍然是一个谜。对于加上这些凸出来的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1.将熔成泥状的黏土,逐渐贴上。

    这是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2.在内模贴上薄黏土,再削去多余部分。

    这是民国以前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这样在青铜器上也会留下印记,然而实际上并没有。

    3.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黏土填满后,再将黏土移印至内模上。

    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做假设。

    (五)金文研究著作

    我国对金文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张敞曾考释美阳所出周代尸臣鼎,其释文今天看来大体正确。宋代人收藏铜器极其重视铭文,故出现了很多著录和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最早的有《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记》、李公麟《考古图》;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内容颇为丰富;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现传最早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体例已相当完善,图象、铭文、释文等项都已具备。宋元时期还有人编集金文文字,汇为字书,现存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杨銁《增广钟鼎篆韵》。

    元明时期,由于理学居统治地位,金石之学被讥为玩物丧志,金文研究一时衰微。

    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著录和考释铭文的书籍数量远超前代,名家辈出。著作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等,均有较大成绩。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是一部比较好的金文字典。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 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翔实,考释严谨,对后世影响颇深。

    清末以来,研究金文的学者更多。罗振玉、王国维注意铭文与器物本身相结合的研究,王国维有《两周金石文韵读·序》。罗氏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迄今仍是一种最重要的金文汇集。郭沫若用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金文,所著《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为利用金文探讨古代社会开拓了道路。《金文丛考》是郭沫若于1932年所著,与《两周金文辞大系》为姊妹篇。内容包括《金文丛考》8篇,《金文馀释》释字16篇,《新出四器铭考释》4篇,《金文韵读补遗》共40器。其中“丛考”部分论金文中所表现的周人的传统思想、谥法的起源、彝器人名的字义以及毛公鼎的年代等,考证详明,多非前人所能道。论毛公鼎的年代一文,从铭辞中所透露的历史背景,从文辞中的熟语跟《诗》《书》中文句的比较,从器物的花纹与形式等几方面来考察,推定其为宣王时器,可谓尽考证之能事。其他解字辨韵各篇,大都可以作为定论。1954年作者把本书又与《金文馀释之馀》《古代铭刻汇考》和《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有关金文部分汇集为一书,命名为《金文丛考》。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

    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史料虽不尽是金文,但其反映了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一千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对青铜时代历史的考察意义十分重要。

    其他海内外学者著作不胜枚举,如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等等,各有贡献。近年编著的工具书,如周法高《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等,都有助于对金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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