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国诗人》序

    三年前在南京中央大学讲“现代英美诗”，鉴照也在班上，他对于现代诗人发生兴趣，据他说，当推源于那时候。但这还不是我赖不掉写这篇序的唯一的理由，因为之后他陆续的撰这几篇论文，实在也是我的怂恿居多。九篇文章每篇脱稿之后，我都看过，其间的见解，有与我符合的，有使我惊喜而惭愧，因为是我没有悟到的，总之，全是我所赞同的。现在论文已经汇聚起来，快要付印了，纵使没有作者那不容情的无数次快邮的催索，我也知道这篇序是不能不作。

    只是，鉴照，我真得向你请罪。你知道，我并不惜为你破戒作一篇序，所以迟延着老不动笔的缘故，可以分作两层讲。第一，懒是无可讳言的。第二，序我真不知道如何作法。对于英国文学的兴趣早被线装书劫去了，哈代是什么一套腔调，梅奈尔是一种什么丰姿，几乎没留下一点印象。如果作序不能不在内容上说几句中肯的话，那么这序我怎么敢写呢？但是，我感谢你的逼迫。因为要作序，这才从朋友处找到一两种现代诗的选本，涉猎了几晚，（那几晚的享受不用提了！）结果是恢复了谈现代诗的兴趣，虽则作序的把握还不敢说有。关于现代——姑就本书的范围讲——英国诗，最近我有一点感想。

    当然一提到“现代”两宇，中国人的脑筋里必浮现着一幅有趣而惊人的图画：青面獠牙牙，三首六臂，模样得怪到不合常理，因为那当然是具有一套不可思议的神通——瞧那样子便知道。本书讲的是现代诗人，而英国最值得讲的几位现代诗人，不幸都没有进化到那程度。关于这一点，我想本书的作者也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属于前一种意义的现代诗人，英国不是绝对没有，不过一般人都不大能举出他们的名字来。

    本书所提到的，除奈陀夫人外，那八个英国诗人，在他们文学史上的位置，却大都已经站稳了的。作者挑出他们来讨论，所根据的倒是公论，不是偏见。依我个人的意思，或许要抽出白理基斯来，换上一位WHDavies，但这也无大关系，因为这人守旧的程度并不次于白理基斯，这人有点像跟Robert Burns学。

    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这样我们便叫作适应时代精神。墙头的一层砖和墙脚的一层，论质料，不见得有什么区别，然而碰巧砌在顶上的便有了资格瞧不起那垫底的。何等的无耻！如果再说正因垫底的砖是平平稳稳的砌着的，我们便偏不那样，要竖着，要侧着，甚至要歪着砌，那自然是更可笑了。所谓艺术的宫殿现在确乎是有一种怪现象；竖着，侧着，歪着的砖处处都是。这建筑物的前途，你去揣想罢。

    认清了这一点，我觉得现代的英国诗人才值得一谈，而作者拣出本书所包括的这几家来讨论，更足见不是没有标准的。这里所论列的八家：哈代，白里基斯，郝思曼，梅奈尔，夏芝，梅士斐，白鲁克，德拉迈尔，没有一个不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的。梅士斐的态度，在八人中，可说最合乎现代的意义，不料他用来表现这态度的工具，却回到了十四世纪的乔塞。讲守旧，不能比这更守旧了。然而除了莎翁，英国诗人中能像Dauber 与The Widow in the Bye Street的作者那样训释人生的，数得上几个？

    不但梅士斐如此，只要你撇开偏见，自然看得出这八家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多；那差异实在不比八人间相互的差异大，也不比前人中例如华茨渥斯与柯立基间的差异大。大概诗人与诗人之间不拘现代与古代，只有个性与个性的差别，而个性的差别又是有限度的，所以除了这有限的差别以外，古代与现代的作品之间，不会还有——也实在没有过分的悬殊。

    差异当然比从同打眼些。抓到打眼的一方面，恣意的发挥，仿佛其余一面完全不存在似的，这是谈断代文学的通病。这样谈文学，谈任何时代都不行，而在目前时代谈现代的文学，这样谈法，尤其不要。所以虽知道现代英国诗与古代不同的地方不少，我仍不愿在那一方多讲话。如果矫枉过正也是在讨论文学上有时不可免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今天用这方法来介绍本书，想来必是鉴照所容许的。

    若是人还不明白，还要问到底为什么要扼重那袒护传统的从同性？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求新，岂不更可贵？那么我就只好说这道理非问英国人不可。在诗上，正如在许多事业上都能出人头地的英国人，许是天赋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智慧。对那暴躁、轻佻，或因丧心病狂而失掉智慧的人们谈这一套，从那里谈起！

    关于正在那里为祖国争独立自由的奈陀夫人，我们应该体贴并尊重她自己的意见，把她请到附录里去。为的是好和英国诗人分开，使她不致有被诬为英伦的臣仆的嫌疑，虽则她所用的是她的敌人的文字。夏芝又当别论，爱尔兰与印度的情形，究竟不同。

    闻一多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青岛

    （本篇原载于费鉴照著、新月书店1933年2月出版的《现代英国诗人》。）

    《烙印》序

    克家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催我给他的诗集作序，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却始终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意见的符合，可以证实，由克家自己看来，我是最能懂他的诗了。我现在不妨明说，《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

    克家在《生活》里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一万枝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

    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他咬紧牙关和磨难苦斗，他还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亵视的实质，他的好诗，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当前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往往有追问它的动机的习惯，（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诗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

    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

    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姿，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诗也会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像孟郊似的，没有成群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作诗。克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闻一多谨识

    （本篇曾收入臧克家《烙印》，1934年3月。《烙印》于1933年7月自印出版。）

    《西南采风录》序

    正在去年这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刘兆吉（1913—），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在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年以来，总想下番工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种种关系，终未实行。这回书将出版，答应刘君作序，本拟将个人对这材料的意见先详尽的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现实。这实在对不起刘君。然而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的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却不想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黄锈，

    胸膛不挺背腰驼。（安南）

    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讨人厌，

    庄稼粗汉爱死人，

    郎是庄稼老粗汉，

    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

    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乐，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

    吃菜要吃白菜头，

    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

    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

    那一个都市人，有这样气魄讲话或设想？

    生要恋来死要恋，

    不怕亲夫在眼前，

    见官犹如见父母，

    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

    火烧东山大松林，

    姑爷告上丈人门，

    叫你姑娘快长大，

    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

    马摆高山高又高，

    打把火钳插在腰，

    那家姑娘不嫁我，

    关起四门放火烧。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蜇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至于胜利，那是多么泄气的事，胜利到了手，不是搏斗的愉快也得终止，“快刀”又得“生黄锈”了吗？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五日闻一多序

    （本篇原载刘兆吉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出版的《西南采风录》。）

    《三盘鼓》序

    诚之最近生过一次相当严重的病，在危险关头，他几乎失掉挣扎的勇气，事后据他说，是医生的药，也是我在他榻前一番鞭策性的谈话，帮他挽回了生机。经过这番折磨，这番锻炼，他的身体是照例的比病前更加健康了。就在这当儿，他准备已久的诗集快出版了，要我说几句话，我想起他生病的经过，便觉得这诗集的问世特别有意义。

    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今天诚之这象征搏斗姿态的“仙人掌”，这声音“For the worried many”的诗集（参看本书后记）的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必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

    诗的女神良善得太久了，她的身世和“小花生米”或那

    ……靠着三盘鼓

    到处摸索她们的生命线

    的三个，没有两样，她又像那

    怀私生子的孕妇，

    孕育着

    爱与恨的结晶，

    交织着

    爱恋和羞耻的心情，

    她受尽了侮辱与欺骗，而自己却天天还在抱着“温柔敦厚”的教条，做贤妻良母的梦。这都是为了心肠太软的缘故。多数从事文艺的人们都是良善的，而作诗的朋友们心肠尤其软。这是他们的好处。但如果被利用了，做了某种人“软”化另一种人，以便加紧施行剥削的工具，那他们的好处便变成了罪恶。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

    诚之的诗有诗的好处，没有它的罪恶，因为我说过，这里有的是药石和鞭策，不过我希望他还要加强他的药石性的猛和鞭策性的力。

    三十三年十一月

    闻一多于昆明

    （本篇原载于薛诚之著、昆明百合出版社1944年11月出版的《三盘鼓》。）

    《晨夜诗庋》跋

    这是一个人六年中的成绩，其间也并未以全副精力费在这上面，但这里有独到的风格，有种种崭新的尝试。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这里有着几条蹊径，似乎都未经人涉足。正因旁人不走，道上许太嫌冷落，所以这本书的出世，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说得郑重点，便是作个介绍。然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走任何道都无兴趣的人呢？说来却是一段因缘。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不料把他（还有不少别的人）邀到了那里之后，我自己却抽身逃了。我之变节，虽有我的理由，但想起这些朋友们，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现在丽天愿意将已往的收获印出，以告一段落，便为替自己赎罪计，我也不能不趁此说几句话。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

    闻一多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六日。

    （闻一多是位新诗坛上的辛勤耕耘者。他不但自己苦心创作，还热情地扶植新人，改诗、写序，甚至亲自跑印刷，做发行人。《晨夜诗庋》就是闻一多作为发行人发行的一部诗集。本篇原载于彭丽天著《晨夜诗庋》，该书于1937年4月自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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