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一开始“中国抢了主动”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停了，美丽的维斯瓦河的水位都涨了上来，漫至岸边的草地上。这是1955年7月雨季中的一个难得的好晴天，阳光显得格外明媚，空气格外清新，树林和原野也显得更绿了。又逢星期天，华沙城的众多市民在天主教堂做过虔诚的礼拜以后，就纷纷到郊外的绿树丛中游玩和野餐去了。

    驻华沙大使馆的中国外交官们，当然不会去教堂里做礼拜，却很愿意去郊游。

    这天，当大家正围坐在一片小树林里谈笑用餐时，在城里使馆值班的机要秘书急匆匆赶来，送来了国内的一份急电。

    王炳南大使立即接过电报，读过之后，心里不禁纳闷起来。

    这是外交部发往伦敦给中国驻英代办处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电报是加抄送驻华沙使馆的。为什么发往驻英国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驻华沙使馆来呢？

    旁边的同志议论纷纷。有人猜测说：关于美国事务的电报加发到华沙来，是不是周总理要让王大使去参加中美会谈？

    王炳南却说：不会吧，我4月间刚出任驻波兰大使，至今才3个月；再说，去年日内瓦会议后，我再没有管过中美关系问题了。

    几天后，疑团解开了。外交部来电正式通知王炳南担任中方首席代表，参加即将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外交部为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小组由章汉夫任组长，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王炳南回忆说：“这次不像上一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与美方会谈，当时有周总理及一个阵势雄壮的代表团在身边，事事有依赖。而现在要远离祖国在外独当一面，要善于随机应变，随时自己拿主意。我原来感到情况复杂、担子很重；但仔细一想，这个指导小组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小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有大家做后盾，我就放心了。”

    王炳南在其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说，由于周恩来总理对他的了解和信任，他才被指派去担负这样的重任。想到周围的同志们，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感到有信心去打好这一仗。他这样记述当时的心情：“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六亿站立起来的、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去和美国会谈，它不愿意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找我们，我内心升腾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和强烈的自信心。”

    他接到国内指示时离会谈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他翻阅大量材料，根据国内的指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过几天，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由两国同时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各国大报都将此消息作为头版头条或通栏大字标题的新闻，并且纷纷发表评价和预测，中共首席代表自然成了众多传媒关注的热点人物。王炳南个人的身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他与原来的德国妻子王安娜的婚恋等，都被人品头论足。

    王炳南先从华沙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又陪他乘坐火车去日内瓦。抵达日内瓦那天，刚下火车，早已探听到中共首席代表到达消息而日内瓦万国宫老楼，为中美日内瓦会谈所在地。

    守候在车站的各国记者，蜂拥而上，一下子就将王炳南和冯铉团团围住了。镁光灯频频闪亮，各种型号的麦克风都伸了过来。

    早有准备的王炳南就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还能更进一步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

    王炳南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即使在外事工作中，也深受周恩来言传身教的影响。在出使华沙之前，即1955年1月，他作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负责安排接待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其间发生的一件小事，使他对周总理灵活而大度的外交风格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次宴请哈马舍尔德的宴会结束后，周总理亲自送哈马舍尔德出来，发现哈马舍尔德的一个保镖被冷落在外面，没有被请进去。

    王炳南大使从华沙去日内瓦时在机场发表谈话。

    周总理立即就问身旁的王炳南：“为什么不请进来？”

    在场的礼宾司的同志答道：“这个保镖是美国人。”

    周总理批评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还要敬他一杯酒。”

    后来就按周恩来的指示做了，这个普通的美国人为此非常感动。

    在准备会谈时，周恩来决定在会谈开始前首先宣布释放在押的11名美国间谍，中国先迈出第一步，为中美会谈创造良好的开端，使中国在会谈中夺得主动。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他到达日内瓦后发现，这第一步是非常成功的。

    在王炳南到达设在国联大厦的会场之前，在此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告诉他，大厦的“记者之家”酒吧里早已喧闹开了！因为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即7月31日下午2时，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请大使先生转告尼赫鲁总理和梅农先生：中国政府准备采取行动，提前释放犯有罪行的11名美国飞行员。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日内瓦，在中美会谈前夕引起了一阵热浪。

    对此，王炳南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述：“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收听到我国政府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1955年8月1日，中美日内瓦会谈开始了！左二是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右二是美方首席代表约翰逊。

    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在旁边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

    王炳南这才意识到，周恩来总理采取先宣布释放美国间谍的做法是成功的。

    这使国际舆论很快就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就倾向于中国。

    第一次会谈在8月1日下午举行，地点是以前国联理事会主席的办公室改成的小会议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议事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美方首席代表是王炳南去年的老对手、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也不知是有意还是路上耽误了，约翰逊等人来迟了几分钟。镁光灯闪了一阵，记者退场，会谈开始了。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声明，约翰逊表示了谢意。由于中方主动宣布这一表示诚意的步骤，加上他们俩已经熟悉，两个敌对国家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的气氛显得相当轻松愉快。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次日（8月2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第二次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双方就遣侨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都提出了一份遣侨名单。中方的这份名单中包括了钱学森的名字。王炳南还提出，我国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看了中方提出的名单后，就说：“王大使先生，您提供的仅是名单，没有证据表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想回中国去。”

    早有准备的王炳南就拿出了一封钱学森写的要求政府帮助其回国的亲笔信。

    这封信是钱学森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的，是他夹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捎给陈先生的。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信，就说不出话来了。于是，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他请示国务院。双方商定第三次会谈在8月4日举行。

    20多年后的1979年中美两国实现了建交，晚年的王炳南飞越重洋，首次访问美国，受到了约翰逊老朋友一样的热情接待。约翰逊告诉他，在当年第一次会谈开始前，杜勒斯国务卿嘱咐其在会谈中要忍耐，要想办法维持住和北京钱学森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要求回国的亲笔信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杜勒斯还说，如果中美会谈能谈上三个月，他将很高兴。

    谈判开始的时候是仲夏暑天，7月底他从华沙出发的时候，就只带了几件夏装。他以为，中美会谈即使再复杂，也不过是多开几天会而已，没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直到1971年夏天结束大使级会谈、升级至周恩来与基辛格在北京会谈，前后经历了整整15年，他参加了其中的9年。

    要回了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王炳南曾说他是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鬼不信命。但据他过去在西安的朋友说，早在西安事变前，十七路军几个朋友曾经拉着他一起穿了便服去算命。那位在西安城里名气很大的算命老先生端详了他好一会儿，才说他傍山知虎性，高宽的额头可以跑马，上耳沿又高又大又冲是“龙提耳”，说他可以逢凶化吉，寿终正寝，称其父辈顶多是个地方官，而他将可至龙窝（京城）任京官。这个朋友对他说，你父亲是王宝珊，你给杨虎城当秘书，人家算得没错。

    想不到50年代中美会谈时王炳南有一次真是“逢凶化吉”了。当时华沙与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达飞机航班，他每次去日内瓦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航班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

    有一天，他订了座位的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捷克斯洛伐克大型飞机刚飞上天5分钟就爆炸了，机上有数国乘客，还有一批从拉丁美洲演出回国的中国演员。

    真是鬼使神差，他因有事晚走了一天，才幸免于难。

    他在中美会谈开始后不久，才意识到自己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意识到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大背景下，此种会谈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

    双方仅就遣返侨民问题就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奉美国政府之命，固执地要坚守住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根本一条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会谈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总是要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新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凡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兜圈子。

    例如，对王炳南在8月2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的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利益的问题，约翰逊就奉命始终不同意。因为华盛顿当局认为，同意这种授权，就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这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的。

    单是这样一个问题，双方就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辩论。经过王炳南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国务卿后，最后被迫接受中方授权印度的意见，但又在“授权”二字上做起文章来。约翰逊毫无道理地提出，中国对印度大使馆的授权要严格限制在只调查那些真正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公民；还说，不能使用“授权”两字，只能使用“邀请”两字，他认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对于美方在特定条件下所作的任意解释，中方钱学森夫妇携儿女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在回祖国途中。

    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后来，双方同意改用“委托”这两个字。

    这样，会谈进行了近十轮，却迟迟未能取得什么积极成果。到了当年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用王炳南的话来说，“温度显然降低了”。连一直守在会场外等待突破消息的各国新闻记者们，都渐渐失去了热情和期望。

    但双方首席代表都是老练的外交家，在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防线时，几乎始终是彬彬有礼的。

    王炳南对会谈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

    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是程式化的。我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颇为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们也始终彬彬有礼。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人们现在回顾这次会谈的时候，发现双方在会场内都坚守着自己的防线，而在会场外却进行着甚为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对方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中方代表进行个人交往。

    在会谈僵持不下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双方就相互邀请吃饭。

    外交无小事，有时连吃饭也需主管长官批准。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吃饭的时候气氛轻松随便，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王炳南说，“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有一次是约翰逊需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经杜勒斯批准，他请王炳南吃饭。为了避开记者的视线，他在附近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处别墅，邀请王炳南悄悄地去共用晚餐，在饭桌上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后来王炳南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进餐。王炳南回忆说：多年以后，周恩来还几次问起，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还有一次，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特意邀请了约翰逊及其助手们来看戏。他们特别高兴，还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要让那些记者知道。

    由于约翰逊是美国驻布拉格的大使，而王炳南去华沙需中途在布拉格换乘捷航飞机，两人经常同坐一架飞机，返程也一样。有时遇上气候不佳，飞机不能起飞，途中留在苏黎世过夜，两人又同住在一个酒店。旅途中，没有翻译在场，他俩不谈公事。王炳南凑合着能说一点英语，约翰逊也会几句中国话，两人便用这种夹杂英语汉语的语言随便聊天，显得很是轻松愉快。旁观者会以为这两人是一对异国好友，绝不会想到刚刚在谈判会场上他们还是坚守各自立场互不相让的对手。

    直接掌握着中美会谈的周恩来眼光远大，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侨民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就指示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在9月10日的会谈中，王炳南奉国内指示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在中方一再主动争取下，历时40天、会谈14次后，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这天的会谈中，在双方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关于遣返侨民的协议，并且公布于世。这也成了中美15年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其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同时双方商定，中美两国特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侨民返回本国。

    这个协议，用王炳南的话说，“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做‘协议声明’，英文为AGREEMENTANNOUNCEMENT”。

    王炳南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十多年后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达成的有名获释的四个美军战俘在登机回国之际。

    的《上海公报》，也是沿用了这种形式。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重庆谈判最早创立了这种各说各的联合声明模式。

    会谈从1955年9月20日进入第二阶段，中方提出要讨论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及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国务卿直接会谈的问题，希望通过消除禁运和外长会谈，寻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两国来往，改善相互关系。

    但美国采取敷衍纠缠、拖而不断的态度，先以“关于遣返平民的声明得到履行之前，讨论其他问题未免为时过早”，接着又以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美国军人的命运问题进行纠缠；还以先讨论台湾地区除防御之外不使用武力问题，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王炳南一一给予驳斥，并郑重指出，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正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中国主张坐下来谈判，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但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可能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方式来解放台湾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绝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要谈就得谈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归国的钱学森。

    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问题。

    但美方不愿认真讨论，一味拖延敷衍。在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双方一再处于争执不下的情况，使会谈陷入僵局。

    1956年1月、3月和6月，中国三次公布会谈经过，揭露了美国拖延谈判的真相。同时，中方接连提出的准许双方记者互访、有关禁运的协议草案、有关文化交流及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司法协议草案，均被美方一一拒绝。

    1957年12月12日，中美会谈已经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出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谈判工作。

    这分明是杜勒斯在耍花招，美国想把中美谈判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王炳南也很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你们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正如周总理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于是，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

    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炮击金门之后，王炳南被急召回京

    王炳南在莫斯科登上葛罗米柯的专机时，刚刚出任苏联外长不久的葛罗米柯情绪很好，与他寒暄了几句。

    这是1958年9月初的一天中午。飞机就起飞了，他靠在椅背上，心里还想着这次奉召赶回国内的事。

    前天夜里，他收到这封国内发来的特急电报时已经很晚了。电报只是简单地说：有要事相商，请你立即动身尽快回京！国内这封特急电报，是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署名发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身边的同志看了电报纷纷猜测，是什么事会这么紧急呢？有的说，是不是另有紧急任命？也有的说，是不是跟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有关？但又有人说，炮击金门与驻波兰使馆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王炳南自己在心里估计，很可能与恢复中断半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有关。

    最快的路程就是乘飞机经莫斯科转机飞回北京。

    他匆匆做了收拾与安排，就上了从华沙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当他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走下舷梯时，中国驻苏使馆的同志已经赶来迎接。此时尚未到中午，驻苏使馆的同志告诉他，当天没有飞往北京的航班，但使馆经过与苏联外交部联系获知，碰巧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因朝鲜问题要乘专机到北京去，他可乘机回去。

    他早上离开华沙，晚上就可以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朝发夕至。但是他心里一直在寻思着，到底是什么紧急的事？

    他当然会联想起数天前，即自8月23日开始，我福建前线解放军炮兵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凭着他作为驻外大使的敏锐感觉，他不能不将此次炮击与最近的国际紧张局势联系起来思考。日内瓦国际会议后，毛1958年8月，解放军万炮轰金门。

    泽东与党中央强调要宣传解放台湾，也强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这是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也是为了打破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

    的阴谋。美国人还与蒋介石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不肯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甚至空袭福建地面目标。艾森豪威尔继任总统后，国际形势变得比较复杂，全世界反美的呼声高涨。1958年入夏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新形势，黎巴嫩人民起义，推翻了亲美的夏蒙政府，伊拉克也爆发了推翻王朝的革命。美国为了扑灭中东的反美火焰，7月间出兵黎巴嫩。美国第七舰队还加强了在台湾地区的活动。在苏联执政的赫鲁晓夫也对西方采取了姑息的政策。我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从8月23日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大规模炮击，就是为了打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嚣张气焰。前天，他在华沙还收听到外电广播，在解放军“八二三炮击”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在台湾海峡集结有5艘航空母舰的兵力。

    他不能不猜测，自己被召回北京与台湾海峡的形势有关。

    9月5日当晚飞返北京后，他立即风尘仆仆赶到部里见了章汉夫副部长。

    章汉夫说：“你回来得好快呀。是总理要你回来的。驻苏使馆已经来了电报，总理知道你今晚就到了。”

    “总理有什么指示？”他问。

    章汉夫说：“要你等候通知。主席、总理正在北戴河开会。开会期间，总理给我打来电话，说要你赶回来，说是因为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并说主席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要你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金门岛上蒋军的美援巨炮他听后觉得自己的预感与判断是对的，也在思想上做了相应的准备。

    在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岛屿的打击下，9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杜勒斯发表了愿意同中国会谈的声明。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9月9日，杜勒斯向记者宣布：美国政府准备响应周恩来总理9月6日声明，“随时”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会谈。

    9月9日当天，王炳南接到通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去参加政治局会议，要他在会上具体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他们刚从北戴河回来，毛泽东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周恩来让他首先汇报。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面前谈中美会谈的情况，领导人们都望着他，他显得有点拘谨。

    毛泽东开口笑着说：“炳南，你的‘炳’不是木字旁而是火字旁。你本来该炳烛光照南天，恩来却将你这根蜡烛插到西天去了。”

    大家都笑了。笑声使王炳南消除了拘谨，他开始了汇报。

    王炳南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次汇报作了如下记述：

    1958年台海危机中，美国派五艘航母驶入台湾海峡。图为其中一艘航母。

    当我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毛主席笑着插话问我：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我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

    会议中间，一些政治局委员还对中美会谈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答。

    最后会议商定，要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会议要散场时，毛主席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

    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乔冠华等同志也对我说：你讲得真好。

    散会后，外交部的同志便赶忙根据中央的决定草拟重新开始中美会谈的方案。

    半年前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当时陈毅正在上海。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中美会谈工作。陈毅从上海回来后，找王炳南谈了话，指示他：前一阶段会谈分别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陈毅部长这个指示，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正确的，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无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谈判还是使用武力，中国的原则是毫不动摇的。陈毅风趣地对他说：“你嘛，跟美国人是武戏文唱。”

    在他这次回国期间，周恩来总理和他详谈了几次，对他的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指示，还调换并加强了新的助手班子。中方已经同意美国“改变会谈地点”的建议，地点改在华沙，美国已经正式指派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为美方首席代表。

    周总理告诉他，在他回华沙之前，毛主席还准备特别接见他一次。对毛泽东的接见，他在回忆录里也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他还向在座的同志指示，在我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

    这次，他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星期。

    他走的当天没有班机，周恩来获知后连夜打电话给有关同志，让他们加派一架专机送他到伊尔库茨克，然后换乘苏联班机去华沙。

    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中开始了华沙会谈

    当送他一程的专机朝西北方向飞行时，他方才有空将周总理刚刚给他的亲笔信细细地看了两遍。

    总理的笔迹他是格外熟悉的，总理那么忙，还亲笔给他写信，给予会谈的指示，使他很受感动。信中还附有外交部草拟的发言要点，作为他的发言底稿。

    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炳南同志：

    现将发言要点（草稿）打送给你，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接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的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会谈为纯技术性事务作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作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发言底稿。

    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他经伊尔库茨克转机回到华沙。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又费了一些周折。

    就在王炳南还在北京逗留的时候，华盛顿当局内部为会谈的场所进行了一场辩论。担任美方代表的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向国务院建议，会谈轮流在双方的使馆内举行。固执的杜勒斯不同意，认为美国大使到中国的使馆来会谈，会让人联想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构成某种形式的承认。

    王炳南回到使馆后，就接到了比姆大使打来的电话，声称愿意与王大使进行会谈。他回答说，准备两天后即9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比姆。比姆没有当场回答，显然是要请示杜勒斯。后来，比姆打电话来说，他还是不能到中国使馆来，建议会谈在瑞士的驻华沙使馆举行。经双方商量，建议请求波兰外交部提供会场。

    波兰外交部很乐意地提供了华沙城内的梅希里维茨基宫作为会谈场所。

    1979年，晚年的王炳南赴美访问，比姆作为老朋友很热情地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两人重提旧事，还很高兴地笑谈起在梅希里维茨基宫会谈时被窃听的情景。据比姆大使退休后所写的《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一书披露，第三方提供场所，使会谈的保密性受到了影响。比姆记述说：

    既然我们安排了在双方名义上掌握保密控制的大使馆之外的地方进行会谈，显然就等于邀请第三方（波兰）、大概还有第四方（苏联）参加。会谈开始不久，我们就接到报告说，当地无线电爱好者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在那个宫殿里会谈时，电子系统受到了干扰，播放出清晰可闻的声音来，美国代表团感到可笑，而中国人却不动声色地默默听着。

    中苏关系在1958年时还比较好，因此中国人起初可能同意这种泄密方式，把情况通给苏联人，以消除他们的疑虑。从这种做法里美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因为这妨碍了机密的交谈。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和中国人安排在自己的使馆里进行秘密会晤，但华沙会谈继续在波兰人提供的、不保密的房子里举行这一点，也促使会谈降为不那么重要的、主要是例行公事性质的会谈。

    客观地说，中美华沙会谈开始进行的时候，中方还没有对苏联保密。在王炳南离京后，周恩来曾指示，为中央及时掌握华沙中美会谈的情况，请苏联帮助架设一条北京-华沙的直通电话线，使周恩来与王炳南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经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听取汇报，发给指示，并不断提醒他应该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至于中国方面注意对苏联保密，已经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全面紧张的时候了。

    其实，他和比姆早已在华沙的外交场合见过面，只是不打招呼、不相往来而已。王炳南此次和美方代表团团长雅各布·比姆正式见面时，一边寒暄，一边注意打量着这位代替了约翰逊的会谈对手。

    这是1958年9月15日下午3时整，中断了9个月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于华沙恢复了。双方代表团到达后，先后被分别引进会场左右两边的小厅内休息，时间一到，即被领进会场。做东的波兰人将宫殿里的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讲究，四张大桌子拼成一个长方形，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双方代表团入席，双方相互鞠躬致意。

    比姆是栗色的头发，小圆框眼镜架下有一张窄长脸，面容沉静。王炳南拿对方与约翰逊相比，觉得其缺乏幽默感，很少露出笑容，却比约翰逊更具学者的风度，文质彬彬，像个教授。在这次会谈之前，他通过有关友好国家驻华沙使馆的朋友及其他渠道，对比姆有了一定的了解。

    此君要比他迟两年来华沙出任驻波兰大使。据说，他在美国国务院那批得力的外交官中，是富有与共产党打交道经验的专家。比姆于50年代初先是在雅加达担任参赞，然后调到南斯拉夫任参赞，因善于跟铁托打交道而被国务院所赏识。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奉调去莫斯科接替那位被苏联宣称为“不受欢迎的人”的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以临时代办身份接替使馆馆长职务。不久，他又被调回国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后又被任命为负责苏联与东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直至奉派来华沙出任大使。他来华沙时还是个单身汉，被戏称为“寡公大使”。初接触，王炳南感觉这人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其经历说明他绝不是一个他可以轻视的谈判对手。

    双方代表相对而坐。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翻译。

    中方首席代表为王炳南，顾问已经换成黄华和赖亚力。黄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南京与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过接触，赖亚力在加入中共之后曾到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学习，后来在纽约参加了《华侨日报》工作。有时候，华沙使馆的姚广参赞也参加会谈。

    比姆的助手为懂中文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拉尔夫·克拉夫。王炳南以前在南京见过这个拉尔夫，他曾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在中国工作过。据比姆回忆说，历次和王炳南打交道的美国代表都觉得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双方见面时，王炳南向他谈起了过去在重庆、南京认识的美国朋友。当时，在华盛顿负责华沙会谈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也是王炳南过去认识的朋友。罗伯逊曾经给比姆下过死命令，绝不允许发生像1953年板门店停战谈判中那样在会谈中拂袖而去的事情。

    金门炮战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台北为蒋介石打气。

    在第一轮会谈中，王炳南请比姆首先发言。比姆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比姆用很呆板的声调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很平静地反驳说，美方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说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9月30日，杜勒斯放出要蒋军撤出金门、马祖的口风，而且亲自为中美第78次会谈提出一个协议草案，用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双方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妄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被王炳南断然拒绝。

    美国方面一方面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也要求蒋介石“放弃将金门和马祖作为基地以便进攻大陆的打算”。从比姆的谈话中，王炳南还可以了解到，大多数美国人几乎肯定地反对蒋介石利用沿海岛屿做军事基地，用以“收复”大陆。

    北京方面及时掌握了美方动态，毛泽东亲自两次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

    10月30日，杜勒斯跑到台湾，给蒋介石以“面子”，阻止其反攻大陆的挑衅性行动。蒋介石允诺，“光复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逐步缓和下来。但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中美华沙会谈陷入了程式化之中。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用王炳南的话说，以后的谈判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双方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但在会场之外，双方仍进行一些私下的会晤，相互请喝茶或吃饭。

    1959年，杜勒斯离开了美国国务卿的职位，继任国务卿也没有给华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

    1961年，肯尼迪出任总统，除了在华沙会谈中玩一些小花招外，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1961年9月，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

    接替比姆担任华沙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的是一个“老中国通”——卡伯特。

    波士顿人卡伯特在旧中国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据说，美国国务院在挑选驻华沙大使时，首先考虑的是候选人对中国事务是否熟悉，而不是考虑其对波兰事务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要和中国大使进行持续的会谈。

    华沙会谈僵而不断：中美联系的特殊渠道

    在美国波士顿，有两个最大的富翁，一个是洛奇，另一个是卡伯特。当地社会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当地人向洛奇说话，洛奇向卡伯特说话，卡伯特向上帝说话。此话的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钱多得可以买通上帝。

    洛奇与卡伯特都是美国的驻外大使，洛奇是那个有名的驻越南大使，卡伯特是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到华沙成为王炳南的对手之前，担任过驻巴西大使，已经有了36年的外交工作经历。在后来的1979年访问美国时，王炳南受到了卡伯特十分隆重的礼仪接待。卡伯特在其濒临大西洋的豪华花园别墅里，专门为王炳南举办了盛大宴会，邀请了波士顿所有的名流出席，宾客如云。整个宴会十分热烈，充溢着友好之情。卡伯特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卡伯特夫人在一旁埋怨说：像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王炳南却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即邀请卡伯特夫妇俩访华（但遗憾的是，在定下访华日期、准备动身时，卡伯特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当时，杯盏交错之中，听着大西洋的涛声，这两位上了岁数的老对手竟然谈笑风生地回忆起昔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

    1962年3月，王炳南与卡伯特继续进行谈判。两人是同龄人，都是50多岁年纪。卡伯特言谈举止很随便，不拘谨，不在乎外交上的礼节。两人经常开玩笑，使谈判桌上经常充满笑声。

    有一次，卡伯特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送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这老蒋送武器给你们，连一张收条也不要！

    王炳南就回答说：你们怎么忘了？我们已经感谢过了。我们解放北平举行入城式的时候，毛主席让入城部队全部换成美式装备，还特意绕道经过你们驻北平总领事馆门口，以示谢意呀。

    1962年春夏间，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中印边界局势紧张，中苏关系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妄图趁机“光复大陆”，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5月底的一天，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接到周总理紧急召见的通知。

    当天深夜，他奉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给他介绍了情况。中央得到了有关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情报，台北当局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改进战斗机性能，增加飞机装油量，使之在飞至大陆上空作战后能够返航。蒋介石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防御部署，向福建前线一带大量集结部队，制订作战方案。

    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央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虽大，但困难也不小，关键得看美国当局是否支持。周恩来决定让他立即中断休假，赶回华沙，尽快通过中美会谈的接触，寻找机会，摸清美国的底。

    王炳南知道这个任务至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就立即动身赶回华沙。

    他回到使馆后，即同美国大使卡伯特联系，约定会面时间。在见面的前一天，国内又来指示，让他称病推迟正式见面的时间，他只好连续几天待在使馆里不出大门。事后他才知道让他推迟见面的原因，是国内正紧张地向福建前线调动部队、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重要桥梁被大水冲断，火车停运，部队受阻。待铁路修复、前线兵力部署完毕以后，王炳南又根据国内的指示，重约与卡伯特会见时间。为便于交谈，更好摸清美方的情况，他采用了非正式会谈的方式，请卡伯特到他的官邸来品茗聊天。

    6月23日，卡伯特应约前来，仍是不拘礼节、毫不在乎地在客厅入座，品着龙井茶，尝着中国小点心，两人神态轻松地聊起天来。王炳南采用迂回办法，先从东南亚局势的发展谈起，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努力，也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缓和下来的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

    接着，王炳南缓缓地将话题一转，提出：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据王炳南回忆，卡伯特听到这个话，连刚刚端起的茶杯都放下了，神情突然严肃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王炳南。

    王炳南郑重地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情况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力。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跃跃欲试。

    在王炳南反复强调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支持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了。

    王炳南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么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集团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集团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王炳南最后说：鉴于形势的严重性，请卡伯特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听完这段话，稍作思考后说：很欣赏大使先生的坦率精神，他将尽快地把中方所说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他还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卡伯特还说：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中美华沙会谈第一任美方代表：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当天，卡伯特一回到自己的使馆，立即给华盛顿发去了有关王炳南谈话的紧急报告。

    据说，马歇尔国务卿走进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是沿着走廊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说着话，不是跟所遇着的人打招呼就是给对方下指示，这是因为这位五星上将国务卿在战争年代里养成了不断下达命令的习惯；而腊斯克国务卿却正好相反，他在走廊里走路时总是沉默寡言，几乎不说一句话，就是遇到熟人也不爱打招呼。

    此时，腊斯克拿着卡伯特刚从华沙发来的紧急报告去面见肯尼迪。因为时差的关系，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发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是6月23日发至国务院的。他一看，报告中称中方代表反复强调说美国要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反攻大陆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就不能不使他立即联想起去年（1961年）刚刚发生在古巴的登陆行动。

    那是一次使肯尼迪政府十分丢脸的外交败绩。

    1961年1月，美国宣布与古巴断绝关系。4月14日，由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武装和运送的1400多名雇佣军，在美国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在古巴吉隆滩突袭登陆，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但是，这次秘密的登陆行动不到两天就被古巴人民挫败。消息传出，美国内外纷纷谴责美国当局策划的这次侵略行径，令肯尼迪政府威信扫地。对于这次秘密行动，腊斯克是国务院中唯一知道详情的人。腊斯克最初不赞成这个计划，但肯尼迪在外交决策上赋予总统特别助理、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更大的权限，因而腊斯克无力阻止这个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给总统的报告称采取这个行动“有百利而无一弊”，才酿成了这次失败。

    华盛顿方面已经得到了有关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情报，腊斯克对此计划也持反对态度。这除了他担心重蹈去年吉隆滩登陆失败的覆辙外，还因为他一贯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因勤奋工作而青云直上；1943年间，他刚30来岁就被调往中缅印战区，担任该战区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副参谋长，对蒋介石有相当的了解。他与史迪威一样，不喜欢甚至厌恶蒋介石。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虽然极力主张美国出兵朝鲜，但也极力反对蒋介石派兵入朝参战。

    近年来，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两国交恶，美国国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军方都认为，如果蒋介石进攻大陆，苏联将坐视不救。不久前，中央情报局驻台湾负责人甚至赶回华盛顿，提出美国掩护蒋军大规模“隐秘”登陆的方案，他得悉后就极力反对，认为这将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吉隆滩事件”。中央情报局与军方情报机构的日前报告称，中共从全国各地向福建沿海大量调运集结军队，还说前线地区有几天停止了客运。军方的高级专家认为大陆在目前的实力与环境下尚不至于发动攻占台湾的战役，最大可能是防御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顶多也可能再一次炮轰金门、马祖。他觉得美国方面既要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也要避免让中共误以为美国要放弃台湾。

    于是，他就拿着华沙急电走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要向总统表示他的反对意见。刚刚经历了吉隆滩惨痛失败的肯尼迪，当然不会再轻易听从中央情报局的主张。前不久，当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主张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有所行动时，肯尼迪还特别同意腊斯克派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和情报研究司司长希尔斯曼专程飞去台北访问，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长谈。蒋氏父子反攻大陆的论据没能说服美方。

    经肯尼迪总统批准，腊斯克国务卿于6月26日复电华沙，指示卡伯特大使通报中共王炳南大使：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另一方面肯尼迪指示军方，加强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以避免中共误以为美国要放弃台湾。

    美方还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反对任何一方在台湾海峡动武，对沿海岛屿保持1955年以来的政策不变。

    卡伯特接到了华盛顿的明确指示后，在会谈中对王炳南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在以后的会谈中，他又好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据王炳南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回台后就改变了调门，不再鼓吹“反攻大陆”了。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又缓和下来了。

    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由约翰逊接任总统。中美大使级会谈仍然没有进展。

    1964年4月5日，双方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王炳南告诉卡伯特，自己将奉调回国，这是中美大使级第120次会谈，也是他最后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会谈；以后的会谈中方代表由新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继任。会谈结束后，双方还吃了一顿饭。当卡伯特获悉王炳南将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时，还向其表示了祝贺。

    中美双方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之所以没有中断，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都需要在相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保持着这个唯一而独特的接触渠道。此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中断，但几乎千篇一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且时断时续，难有进展。正如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时所说的：“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13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做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时，美国在侵越战争中越陷越深，败局已定，华盛顿当局需要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摆脱它在越南的困境和对付苏联的扩张。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就曾于1968年7月表示要积极地与中国“搭桥”，并主张“谋求同大陆（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取消对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因此，当中方11月25日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重开华沙会谈时，美方即表示欢迎。但是，由于深陷越战泥潭的约翰逊政治声望日益低落，且卸任在即，其政府已不可能对改善中美关系采取重大措施。这样，中美会谈只好暂时中断。

    于是，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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