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睡不着了，又想起了四位“老帅”

    6月的武汉，已经热得难耐了。已经夜深了，东湖旁一所静谧的别墅的一间卧室里，在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40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以精兵三千大破之”时，竟激起了他感情上的共鸣，忍不住执卷下床站起了身，在屋里踱了两圈后，走到窗前站着。他扔掉烟头，又点了一支烟吸了起来，遥望着满天星斗。

    他就是73岁的毛泽东。

    北边的大国大兵压境，发射架上的导弹瞄准着我国境内的要地，咄咄逼人啊！每当在这种时候，他都爱读历史。这个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

    这是他平生最爱读的一部书。这个版本还是刚进京城没几年的时候购得的，是乾隆武英殿的大字本，读起来舒畅悦目。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一部书，几乎每年都要花时间读它。每次外出巡视，他所带的一大堆书中，都有这套书。他已经在许多册的封面，用他那雄浑苍遒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还在书中做了圈点断句。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书中的错字。

    这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61卷的列传第51《南史·陈庆之传》。

    陈庆之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有勇有谋，屡立战功，曾在半年之内鏖战数百次。魏以7万人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半天之内攻下三垒，又在14天内连克32城，作战47次。书中对其作战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从1000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一生经历过的无数惊心动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忍不住又从窗前走到书桌边坐下，执笔在书的天头上写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几个字。

    兴奋之中，他又联想起当前的现实来。他刚得到报告，5月底到6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边境挑衅，引起了流血冲突。据外电报道，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于6月8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有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便于孤立中国……

    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不久前，珍宝岛的战斗打起来后，他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四个老帅，每星期在中南海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

    上次出兵朝鲜时，他想起了彭德怀。这次北边紧张了，他又想起了靠边站的几个老帅了，到底是多年来戎马征战打出新中国的老元帅啊！前年2月份所毛泽东在细阅材料。

    谓的“二月逆流”，无非是他们对一些做法发一些牢骚而已。“苏修”要是真的打进来，还得要靠他们带兵打仗啊！

    但是，中苏两国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为什么要刀兵相见？这绝对是马克思老祖宗没有预见到的。他却很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当做“农民领袖”。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援助；“西安事变”

    发生后，苏联竟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苏联《消息报》

    还发了社论谴责张学良。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他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抗战”刚胜利，斯大林发来电报，要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央还在研究时，斯大林又发来口气很严厉的电报，说他不去重庆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

    他看了好不舒服！但是，他仍然冒险去了重庆，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占了主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待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做法同他们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议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我们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他还记得，1949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达莫斯科时，正是中午12点整，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他还说：“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苏联待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往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43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搞建设，为我们培训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他冷冰冰地回答说：“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他也回敬说：“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时期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他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他在戴维营会谈中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接着又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一直发展到珍宝岛武装冲突。

    以前是笔墨对阵不伤人体，现在是刀枪相见他也不怕。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出来的，打垮了蒋介石王朝，又与美国军队在朝鲜作了较量，面对苏联，何惧之有？！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事后我边防军在巡逻。

    中华民族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好几代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了上百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才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结束了动乱的局面，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可是，苏美两大国根本不把新中国放在眼里，动辄欺侮挑衅，在50年代与60年代，先后将战火燃到新中国的家门口。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他咽不下这两口气！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高压与威逼下低过头。

    如今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一手对付苏联，一手对付美国。真像鲁迅说的，得横过身来，才能有效地两面作战。否则久而久之，十分不利！

    他深谙辩证法，两害当头取其轻；何不利用苏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使新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呢？！……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鸣，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

    他又想到美国，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他跟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翻译将“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他觉得不对，打断谈话，在美国“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说，这样译不够确切，不是他的原意。他说：“纸老毛泽东床边所摆放的随手阅读的书籍。

    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他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不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领袖也不例外。他又想起10年前，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他在这东湖边上会见斯特朗时的情景。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他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高龄尚且如此身强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流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尼克松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儿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是在河口附近游。”

    他笑着回答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他记得当时自己回答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天蒙蒙亮了，他才躺回床上，把书卷搁在枕头边上。当他闭上眼皮时，已经不再想1000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了，而是想着他能不能到密西西比河里去畅游？

    他还是睡不着，忽而又想起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也是在湖北。他的一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美国客人杜波伊斯与斯特朗。

    号专列停在孝感站外，他要对中央向湖北提的年产600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与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晏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她传染给他，不让她进来。他知道了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她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他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他赶忙笑着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

    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吗？比蒋委员长厉害吗？”他这样一说，气氛缓和多了。

    他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他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梗，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他问她：“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晏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他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小姑娘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他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晏桃香很恳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她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有的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他听着听着泪便流下来了。他还记得当时他没有擦眼泪，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他甚至挂念着这个向他脸上打过喷嚏的晏桃香。她今天怎么样呢？日子好过吗？要是苏联人真的打进来，像晏桃香这样的人会成为最勇敢的战士的……

    他又想起陈毅他们几个老帅来，他们都富于战略眼光，他很希望听到他们的意见……

    四老帅的研究“不要被框住了”

    参加了“天天读”之后，他带着一张小凳子回来了。

    工厂里参加“天天读”的工人和干部们，都一律带着小板凳，他也不例外。

    至今厂里的老职工中，不少人都还记得这位过去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元帅，记得他每天早上拎着小凳子来去的模样，记得他念《毛主席语录》时的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然，他们也记得当时支左的8341部队的军代表老韩对大家宣布的：不要跟他说话，没有必要跟他打招呼。有人还回忆说，工厂里有的造反派针对他贴出了《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的大字报，但到了晚上就被老工人们撕掉了！

    他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里，在1969年春夏间，来到这家工厂“蹲点”

    的陈毅。

    虽说还没有宣布罢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但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倒了。

    他是在两年多前的所谓“二月逆流”后靠边站的。那次“二月逆流”，其实是二月抗争！在老帅老将们的发言中，这位“便衣元帅”的话最有分量。

    根据所存档案中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亲自整理的会议记录，可以查到陈毅当年所说的话。

    陈毅矛头直指林彪说：“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他愤慨疾言：“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这着名的“二月抗争”后，他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不再让他接待外宾，也不再让他批阅外交文件了。除了受造反派批判外，无事可做，以致后来连《大内参》也停发给他看了。习惯于思考国家外交大局问题的陈毅痛苦地慨叹道：“我现在耳塞目盲了。”

    周恩来了解陈毅及其他受批判的老同志们的痛苦。经过周密思考，他向毛主席提出了一项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

    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做了周到的安排。四老帅“蹲点”的工厂，都是周恩来经过慎重的比较和苦心的斟酌而亲自选定的。周恩来选点的原则是：这些单位既是自己有把握保护这些老同志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的地方，又不能让大权在握的林彪找借口再做文章。最后，周恩来经过调查，选定了已被“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即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六厂二校”。

    周恩来在选点讨论会上说：到样板单位蹲点，有利于接受“再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会后，周总理还找来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干部，一一作了交代，让他们必须绝对保证这批老革命的安全，衣食住行都要尽量给予照顾，还对工厂职工怎么对待“蹲点”的老帅也作了嘱托和规定。

    刘伯承元帅与陈毅元帅在议事。

    就这样，1969年2月初，陈老总就来到了南口机车车辆装配厂“蹲点”。

    据他的秘书杜易回忆，他住在厂里一栋普通的四层楼房里。

    叶帅则被安排在新华印刷厂，徐帅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帅在化工三厂。

    1969年2月中苏珍宝岛战斗爆发，在4月间秘密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所谓“二月逆流”以来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叶剑英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八大”十二中全会上说：

    “你陈毅就以那个右的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他是被上海党组织选为“右派代表”出席“九大”的。他憋了一肚子气，但没有计较。

    当时，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火药味很浓。中共“九大”刚结束，毛泽东就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老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开始的时候，陈毅与叶帅、徐帅和聂帅交换了意见，都是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又经“九大”全体会议“逐段逐段讨论”

    后一致举手通过，报告中对国际形势已经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我们进行研究？如果按“九大”报告照搬照抄，就算不上研究了。如果要提出某些不同看法，这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说，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报告唱反调？

    在当时林彪当权、“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经历了所谓“二月逆流”

    的四老帅有这些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据一直亲身参与其事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文中记述，周恩来总理给四老帅细致地做了工作：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

    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总理让四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的时间自行支配，阅看有关国际问题的资料。周恩来还指定了四老帅的讨论由陈总主持，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月讨论两三次。

    在周恩来布置好之后，陈毅作为主持人就召开了一次预备会。四人都带了秘书与会。周总理知悉后就找了陈毅，批评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聂荣臻元帅与陈毅元帅在议事。

    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他太了解周总理了，一听就明白其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老帅聚在一起，难免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我们的秘书不外传，谁知哪天再有风吹草动，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不得下台。不让他们参加，免得他们遭灾。

    于是，他对周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

    总理就点了熊向晖的将。熊向晖曾到美国留学，英语很好。总理说：“熊向晖来给你们的座谈会当帮手，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

    他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让他直接找熊向晖谈。

    熊向晖自从1962年间接替宦乡，担任驻英国代办已经5年，1967年卸任叶剑英元帅在家看世界。

    回国后尚未分配工作。5月27日下午，陈毅直接找了熊向晖谈话，告诉了上述情况。并问：“你看可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熊向晖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个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熊向晖考虑到自己近两年来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就建议从外交部挑一个现职工作的干部参加，以介绍当前外交内情，使静态的材料与动态的材料相结合，以利于研究，不要造反派。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就挑选了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姚广。姚广曾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曾以王炳南大使助手的身份参与过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周总理很快就批准了。

    熊向晖与姚广都是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好手。两人为老帅们的国际形势研讨会搜集准备了各方面的材料。

    陈毅从这一年2月初到南口机车车辆工厂“蹲点”后，《大内参》、重要的中央文件及外交部的有关材料等都无法看到了，只能在参加工厂活动后和夫人张茜一块学习马列着作和《毛泽东选集》，每周给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一份调查报告。现在，为了准备国际形势座谈会，他又能看到这些材料了。他对《大内参》这些资料都看得非常仔细，画道道，写眉批，每一则消息都不放过。

    四老帅的报告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武成殿在中南海那金碧辉煌、雕栏飞阁的诸多殿堂中，只是一个很不显眼的偏殿而已。据说，在封建的皇朝里，这儿是武臣们等候朝见皇帝的地方。

    在1969年林彪权重一时的年代里，它更是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场所。四位老帅就在这里开始正式讨论研究国际形势问题了。由于这项研究是绝密的，服务员送上茶水后，就被叮嘱不要再进殿来。连老帅的贴身秘书都不准参加，密级就更高了，因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69年6月3日下午3时半，在武成殿内的简朴的沙发上，坐着四位老帅和两位中年人，表面看来未免有点冷清。可是，唱主角的这四位老人的神色都甚为兴奋。这种兴奋的神情近些年来在他们显得过于凝重忧虑的脸上是难以见到的。这一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老总和徐帅都是68岁。年龄虽很大，精神却格外好。

    配合老帅做工作的两位中年人熊向晖、姚广属列席参加。

    6月7日这天下午算正式的第一次会议。陈老总的“开场白”讲得生动、活泼，熊向晖在回忆文章里已详做记录，现转录如下：

    ……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

    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分别打电话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会”，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做第一回。我们四位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报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

    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要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说，四位老帅发言都没有稿子，没有提纲，高瞻远瞩，侃侃而谈，条理分明，语言生动。据此看来，他们事前都作了认真的准备。虽说他们都年岁已高，但精神都很好，一谈开来，连续讨论三个半钟头，中间都不曾休息。以后每次开会，四老帅都很守时间，都能提前几分钟来到会场。

    当时，在珍宝岛战斗后，由林彪与“四人帮”掌握的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日报》，用显着的篇幅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特别强调苏美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并一再渲染苏美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进行反华，疯狂地做战争部署，等等。这些宣传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似乎旦夕即发。

    但是，老帅们并不如此看。

    他们认为，苏修与美帝的相互敌对是日愈剧烈的，苏修与美帝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种种事实表明，美帝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经过朝鲜战争与中国进行的较量，当时又深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美帝不敢贸然侵略中国，也不会亲自上阵参与反华大战。

    老帅们认为，苏修在中国边境上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对中国大搞。

    老帅们认为，苏修搞一个东欧国家就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若要对中国大搞，至少要动员300万兵力，谈何容易！老帅们还认为，苏修若要侵华，其后方补给线太长太远，后方不巩固，且其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与美国争高下；一旦其发1969年7月11日，陈毅终审定稿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告原件动侵华战争，前方未解决，又恐后方祸起萧墙，美军在东欧突破。

    讨论愈是深入，老帅们兴致愈高，讨论的次数都超过了周总理预定的计划，有时候连礼拜天也不休息，跑来开会讨论。

    据熊向晖统计，从6月7日至7月10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共进行了六次共19个钟头的讨论，写出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

    7月11日，这份经陈毅最后审阅定稿的报告，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签上各自的名字后上报周总理。

    在这份《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准确地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了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两年多以后，在一次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中，基辛格大讲苏联战略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特别是转移到远东，苏联的大军云集在中苏边境。毛泽东立即对基辛格说，“祸水”并没有“东移”，苏联的中苏边境所谓“陈兵百万”，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它的许多师都不满员。毛泽东笑着说，苏联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重点是与美国争夺地盘，首先是争夺欧洲。

    毛泽东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四老帅经座谈分析后给毛泽东所写的形势报告中的观点。

    周恩来亲自过问两名美国旅游者误入事件

    他批阅完别的文件之后，又拿起压在案头的那份报告，再次细细看了一遍。

    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很及时，充分显示了老帅们的高度的智慧与过人的战略眼光。

    他前天已经粗看了一遍，今晚又细看了一遍，触发了他浓厚的兴趣和联想。

    他准备立即将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他建议将报告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中央负责同志。

    看完报告，他抬起头看看窗外，天已经大亮了。中南海西花厅四周的松柏上已有鸟雀在啁啾，周恩来这才离开办公室。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平端起两只胳膊，做了两下扩胸的动作。这是1969年的7月，他已经71岁了，还两肩齐平，脊梁挺直，保持着他特有的风度。只是常年的劳累已经损害了他的身体，日理万机的晚年周恩来。

    尤其是近两年，他的体重在减轻，原来饱满而略显方形的下颌已变得尖削了。

    此时，他已经十分疲惫。安眠药的剂量已经加大了。要不然，他睡不着觉。使他忧心的事太多了。尤其是上个月9日贺龙去世的消息，猛地使他的心像铅块似的往下坠。这是一颗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要买的头颅啊！他曾问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大夫。卞大夫说，尽管我国医学界对糖尿病还缺乏认识、还没有特别奏效的医疗手段；但是，贺老总是送进301医院不到6小时就去世的。既然血糖那么高，患者又病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早住院治疗呢？

    安眠药起了作用。他睡着了。不一会儿，他就发出了均匀而轻轻的鼻息声。

    周恩来只睡了两个多小时，8点刚过，就被值班秘书催醒了。不催醒他，是要受到他严厉批评的。他动作迅速地起了床，穿着毛巾睡衣来到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被国务院的部长们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为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许多急件急电在这儿批阅；当天报纸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及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周恩来也在这儿过目……

    一份急电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是公安部转来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昨天，也就是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乘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周恩来立即吩咐秘书，上午10点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

    当天报刊的重大新闻：美国在肯尼迪角发射了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人类将在月球踏上第一个脚印；尼克松总统将于本月下旬从太平洋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将在访问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六国之后，访问罗马尼亚……秘书在《参考资料》上刊载的一则合众国际社记者特勒从伦敦发出的报道上，用红铅笔画了好些杠杠。被画上红杠杠的文字说：

    从共产党重要前哨传到这里的外交方面的消息昨天说，中苏紧张局势可能很容易爆发成重大的边境冲突，但是全面战争极少可能发生。

    据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正在向极危险的程度发展。

    伦敦外交界的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政界和军界之中的一些人士正在悄悄地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些消息说，但是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的领导地位的人已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除非莫斯科使用核武器从而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的声名，否则这种行动将会把苏联拖入一场可能无法自拔的游击战中去。

    周恩来记得上个月澳大利亚的报纸最先透露出这种消息，苏联的不是职位很高的驻外武官在某种外交场合向美国同行转弯抹角地试探：要是苏联对中国的罗布泊使用原子弹的话，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周恩来觉得，不能因为西方报纸有这种报道，就完全相信；可是，他相信在3月份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交火的事件发生之后，苏联至少是想咬中国一口的。尽管对于苏联试探美国的态度，还没有更直接的材料；但是，这肯定不是笑话，在外交场合没有一句话是无所谓地谈出来的。

    珍宝岛事件以来的中苏关系，确实是压在周恩来总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1966年以前，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没有导致两国军队交火。新中国刚成立时，中苏边境是“有兵无防”。到60年代初，是“有兵少防”。中苏边境长达12000多里、4000多英里，当时苏军只有12个师。大师两万，小师一万五，确实没有多少兵可防。到了1969年夏天，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至少50个师。新闻报道说的“陈兵百万，大兵压境”，绝非是形容词。

    从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开始，到7月，从东面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到西面的新疆，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几乎每十天就会发生一次边界冲突，局势非常紧张。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士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周恩来看罢报纸，洗漱完，只喝了一碗豆浆，连碟子上松软的馒头也没有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会不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杰斯国务卿已经不止一次在讲话中“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地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周恩来很欣赏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的文章。索尔兹伯里说：“……在中苏冲突中，尼克松得到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他将碗里的豆浆喝完后，“嚯”地站了起来，边走边将两条胳膊向后伸，秘书将灰色中山装上衣的两条袖管套进他的前臂。他两手轻轻伸着一抖，上衣就贴了身，紧接着他自己飞快地系好衣扣。

    他想，对昨天在广东抓获的两个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要让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不要随随便便挖苦人家，住处、饮食都要安排好。我们的机构在这些年头给造反派搞乱了，简直是无法无天。

    他还记得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批评的一件事。珍宝岛打起来后，苏联人也急，担心上升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就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还有热线联系。据说，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泽东主席讲话。我们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找毛泽东同志讲话。”我方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话务员把人家骂了一通。电话断了。事后，中央机要局的负责人批评话务员：“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周恩来决定要对这两个美国人入侵领海的案子一竿子过问到底。

    当时，尼克松总统为了努力促进同中国建立联系，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7月16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推迟几天宣布，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

    几天过去了，中国人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在尼克松即将出国做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派了得力干部去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两个美国人误入领海的案子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也没有发报机，不像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写了字据。7月23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

    7月24日，那两个美国大学生通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次奇特而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跟对方说明白，双方也都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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