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煞费神思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

    天哪！昨天他来到这里时就受到50万人的夹道欢迎，今天夹道欢送他的罗马尼亚人竟有100万之多。人们在街道两旁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着鲜花，挥动着罗美两国国旗。

    尼克松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并排乘着黑色的敞篷轿车，缓缓地穿过布加勒斯特的街道，驶向奥托佩尼机场。这是1969年8月3日。

    欢呼的声浪，热诚的笑脸，有的人眼角还挂着泪花。一束束鲜花向敞篷汽车扔来。街道上陈设了漂亮的花坛，到处都挂着罗马尼亚与美国国旗，甚至苏军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大厦上也悬挂了美国国旗。

    这些年来，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包括苏联在内的60多个国家，他觉得从来没有像这次访问罗马尼亚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布加勒斯特市民的脸上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亲热的情绪，真有点儿使他不可思议。

    要是他真能如愿访问东方那个神秘的中国，他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欢迎？

    他昨天在跟齐奥塞斯库进行的3个小时的会谈中，就谈到了中国。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微笑着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告诉尼克松，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1960年6月下旬，好些朋友来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党的会议，他作为乔治乌·德治的主要助手，接触过中国人。中国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细问齐奥塞斯库当时的情况，齐奥塞斯库没有详谈，只是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出人意料地公开骂中国人。毛泽东派来的彭真也毫不含糊地给以回敬，顶撞了赫鲁晓夫。”

    齐奥塞斯库还清楚地记得，中苏矛盾就是这样公开化、激烈化的。那时候，彭真引用了一句中国有名的成语来反击，说赫鲁晓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气氛十分紧张，作为东道国，主人见此状况很为不安，担心中国人会提前回国。主人去做了中国人的工作，那天一直谈到深夜。中国人通情达理地答应按原定的日程开完会再走。经过那一次，罗马尼亚与中国人成了好朋友。

    尼克松说：“我在1959年7月访问苏联时，也和赫鲁晓夫顶撞过，领教过他的坏脾气。”

    又有几束鲜花朝尼克松飞来，落在敞篷车的后盖上。他想，他在有的国家尼克松手抚圣经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

    被人扔过鸡蛋、西红柿，他的肩膀上曾经落过黏糊糊的蛋黄；而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里扔来的却是鲜花。

    他站在车子上，侧头望了望身旁的齐奥塞斯库。这个卷发漂亮、魅力迷人而思想坚定的共产党领袖，朝他微微点头笑着。

    尼克松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把双手高高地举起，像在美国各州竞选时面对他的选民一样。他这两天格外地兴奋。访问罗马尼亚是他这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

    他是7月24日在太平洋的“大黄蜂号”

    航空母舰上观看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溅落之后，开始他的旅行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与柯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飞行，在月球的地面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脚印，取回了第一块月球的岩石。

    向月球发射“阿波罗11号”，是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的。而他这次访问亚洲六国与罗马尼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却是不能张扬的——那就是他要寻找一条打开中美关系的新渠道。可是，美联社却在一则报道中几乎泄露了天机。那则报道称：“美国官方某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谈到尼克松总统这次环球旅行时，透露了这样一种期望：‘这次访问，也许会打开美中之间新接触的道路……’。”

    幸好这句话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尼克松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就是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他要找这两国总统帮忙的想法，是他今年2月下旬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侬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之后形成的。

    他记得那天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好几英亩花园的美丽景色，一边谈到苏联，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中国。

    他把和戴高乐的会谈当做那次旅行的高潮。他从谈话中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尼克松总统苦思如何打开中国大门。

    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对戴高乐说：“法国已经走在前面，早就与中国建交了。

    我是越来越觉得，鉴于中国的幅员、人口和战略上的潜力，同中国人对话总比同他们打仗要好得多。”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同：“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会见戴高乐回到白宫后，尼克松很快就决定了安排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是以看“阿波罗11号”溅落开始的，尼克松就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尼克松的这次旅行是在基辛格的陪同下进行的。基辛格，个头要比尼克松矮，硕大的脑袋顶在粗壮的身子上，硕大的鼻梁上架着宽边黑架玳瑁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因瞳仁小而显得眼眶大，那瞳仁时而凝视，时而转动，使人觉得这个人特别自信而又捉摸不定。他那带喉音的男中音说起英语来，明显的是德国腔。当时，基辛格还远不及尼克松出名。尽管此人挂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人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写过几本什么《核时代与外交政策》之类的专门论述外交新政策的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博士。

    在这一年初，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基辛格就奉命进行一项专题研究，以确定美国转变对华政策是否可取，如属可取，实施这一转变可以采取什么步骤。

    这一项研究纳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和《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的一套文件中。这项对华政策研究，被命名为NSSMl4课题。

    NSSMl4课题的研究，于1969年7月完成。它建议美国为了着手改变对华关系而应该单方面采取若干步骤，即美国取消对进口中国传统产品的限制，放宽美国的对华出口禁运，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的物资。

    尼克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7月的环球旅行，试图找到一个能同北京联系的半直接的中转环节。

    8月1日，他在拉合尔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就谈到中国。他说：“尽管我们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想了想，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尼克松访问巴黎向戴高乐总统请教中国问题。

    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叶海亚·汗说：“你放心。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在拉合尔，尽管街道上欢迎尼克松来访的人还不如插的旗帜多，尼克松对叶海亚·汗表示出来的热心与友谊还是满意的。

    而在布加勒斯特，尽管事先有报告说他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尼克松对齐奥塞斯库总统心怀敬意，觉得他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

    罗马尼亚要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像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行干涉。齐奥塞斯库一直施展着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行走。

    尼克松为了感谢齐奥塞斯库的厚意，在举行告别宴会之前做了特别安排——特意运来了白宫瓷器、金质餐具、玻璃杯、空军乐队甚至白衣侍者，只有花是在布加勒斯特借的。宴会是尼克松在极为现代化的玻璃和大理石装饰的宾馆举行的。

    尼克松举杯祝酒时说：“我们这次已设法尽量把我们能从美国运来的东西都运到布加勒斯特。座位牌、牛肉是从堪萨斯城运来的，豌豆是从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西红柿是从佛罗里达运来的，棕榈心是从夏威夷运来的。只有花没法运来。因为你无论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像布加勒斯特那样漂亮的花！”

    尼克松又说：“空军乐队也是从威斯巴登用喷气式飞机运来的。把空军乐队运进罗马尼亚的目的，不是使《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条约起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音乐是和平的语言，而不是战争的语言。”

    齐奥塞斯库也接着说：“的确，音乐是用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促进和平的，使音乐不必绕弯就能传到各处，这也许是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变成在音乐领域里进行国际合作的工具。”

    在布加勒斯特出现的热烈气氛，是尼克松这次“月辉”旅行的高潮，冲淡了几天前他在亚洲旅行时感受到的一种莫名的黯淡心理。他在旅行开始时，在关岛宣布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的新的亚洲政策——越南战争一旦得到解决，美国将保证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除非出于美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再承担新的义务。他宣布的这项新政策，使他在亚洲的旅行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

    有的报刊公开称这是“美国萎缩的新政策，它说明苏联的力量在增强，美国的力量在削弱”。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乘坐的敞篷汽车驶到了奥托佩尼机场。欢送的声浪像潮水似的一阵又一阵扑向“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呼啸着昂首飞上天空。

    尼克松那颗被热烈欢送场面搞得热乎乎的心，渐渐冷静下来。根据安排，基辛格将马上动身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越南外长春水举行秘密会谈。尼克松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

    尼克松在想，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会不会顺利？美国什么时候才能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呢？

    他又想，他能不能在任期内乘坐这架总统专机像飞抵布加勒斯特一样，飞抵东方那个神秘而又有悠久文明史的都城北京？尽管他在布加勒斯特获得了成功，但他飞往中国的希望还是十分渺茫的。

    他望着舷窗外浩瀚无垠的天空，忽而想到，从华盛顿飞越太平洋到北京，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航程，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把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而我们要飞往大洋那边的紫禁城竟然那么难？怪不得基辛格说，要打开中国之门，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进行一场革命。

    尼克松介绍随访的基辛格。

    柯西金突然要求路过北京

    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河内时间9点47分因心脏病去世。

    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静静地沉默了好一会儿。正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向他汇报的一个部长下面再说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心里。他手里攥着写有这个消息的字条，动也不动。部长暂停了汇报。秘书给他的茶杯里添上热水时，他才从沉重的悲痛中清醒过来。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两人的私交也很深。

    他20来岁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去雷诺汽车厂做工，那时就认识了从越南来勤工俭学的胡志明。在广州黄埔军校，胡志明又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现在，周恩来提出要到河内去吊丧，毛泽东批准了。中央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

    当时，估计苏联要派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河内。周恩来就决定在9月5日越南正式开始举行吊丧活动之前赶去河内。周恩来通知河内：他将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于9月4日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任何接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国。这样，待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

    专机从北京起飞。周恩来望着舷窗外茫茫云海，想起四年多以前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会晤苏联领导人的情景。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也就在这天，毛主席下令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

    在新形势下，为改善中苏关系，中国又作了新的努力。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就任新职时，中国领导人很快联名发了贺电。贺电以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热情语言，对苏联新领导人以及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也联名向中国领导人复电致谢。

    周恩来还记得，为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他应邀赴苏。专机飞抵莫斯科时，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与柯西金亲切握手，接受献花，并合影留念，真好像又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可是，刚刚出现的一点和缓气氛很快又被破坏了。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非常蛮横地坚持赫鲁晓夫制定的路线，还是挥舞指挥棒，以老子党的态度来决定问题。11月7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贺龙元帅与苏联崔可夫元帅同席谈话，在座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话是错误的。”崔可夫元帅也对贺龙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指出，马利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

    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掩饰地对周恩来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

    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就此又向苏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道歉。

    那次，真是满怀希望而去，不欢而散而回。

    周恩来在飞机上想着。今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军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不断挑衅；上个月中旬，苏联军队还在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入侵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侵入中国领土两公里，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回避苏联领导人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

    周恩来于4日当天到达河内，在与胡志明遗体告别以后，当即起飞回国。

    这个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读到了美联社华盛顿5日传来的电讯：“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9月8日，我国又派了一个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葬礼活动中，李先念也是尽量避免与柯西金接触。双方没有进行交谈。

    事后获知，柯西金与李先念没能面谈，就通过越南方面向中方传话，希望在其回程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越南方面因故延误了递话。柯西金急了，就直接电示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会晤之事。

    但还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柯西金就从河内起飞回国了。柯西金为什么主动提出到北京机场会晤周恩来呢？

    在中苏关系恶化以致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苏方一些主要领导人是不希望事态扩大的。首先，在苏美争霸中，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使苏联对美国可能利用中苏矛盾的担心越来越重，尼克松上台后流露出的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向不能不引起苏方的警惕。其次，苏联刚在东欧入侵别国，又与中国发生冲突，对苏联人民很难作出解释，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和收敛。最后，苏联也考虑到对其支持的越南战争不利，中苏交火无异于在越南大后方的背上捅了一刀。

    柯西金是有想法而来的，但未能实现这个想法就回到了苏联境内的杜尚别。

    此时，情况有了变化。

    9月11日凌晨，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还是同意周恩来总理跟柯西金会面。因为事情总有一个限度，不管人家有多少诚意，他一而再、再而三表示要来，如果我们闭门不见，就要输理了。周恩来认为，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据西方披露的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珍宝岛事件对莫斯科产生了触电般的效应，苏联政治局害怕几百万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虽然苏联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但是要对付人海般的大规模进攻并不容易。在政治局讨论时，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态度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同中国接壤周恩来、叶剑英率团到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

    的其他国家人民。后来，军方强硬人士又提出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摧毁中国能力有限的核设施。现实派也认为太冒险了。一两颗炸弹难以消灭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人口众多、又有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会使苏联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将和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似，也有可能比美国更糟。

    周恩来觉得，他与柯西金进行会晤是恰当的。尽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存在幻想，但是，只要人家愿意谈判，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其他争端的办法是可取的。

    9月11日，柯西金在杜尚别一得到中方同意会晤的复电，就马上改变航向，乘专机往东，穿过新疆直飞北京。周恩来驱车到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晤。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长达3小时4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周恩来对柯西金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间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周恩来还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最清楚的。”

    联想起最近从苏联传来的核威胁，周恩来很坦率地将话挑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说：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

    周恩来说：双方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需要的，谈判总是需要的；我们同美国还在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周恩来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就周恩来提出的“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进行了求实的讨论。

    因而，这次机场会谈出现了一点积极因素，以往苏联领导人从来不承认中方讲过的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对周恩来总理坦率地阐述的意见，柯西金觉得有些还是有道理的。双方会谈的公报，由苏联人起草后，交给中方征求意见。

    中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例如，将“同志般的”修饰词删掉了，留下了“友好的”修饰词。

    这个公报，外交部领导改好后，送交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把“友好的”

    这几个字都划掉了，就只剩下“坦率的”。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很不容易引人注意。

    公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这个短短的只有三句话的公报表明，在动乱中沉睡了好几年的中国外交开始活过来了。

    在柯西金走后，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的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了“同意”两字。

    事后，有事实证明，周恩来会晤柯西金这件事情引起的震动很大，而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比珍宝岛事件的震动更大。

    中苏总理的会晤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

    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之外。

    本来，像中苏两国首脑人物举行四年半以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按白宫惯例，都要及时报告给美国总统。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这件事太突然了！他暴跳如雷，认为他的战略构想刚刚开始实施就完蛋了，中苏缓和了。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基辛格也是刚刚看到这条消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未能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感到十分尴尬。

    尼克松其实过于敏感了。

    即使是在世界大国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在社会中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会有。尼克松生性腼腆，怯于社交，怯于面对陌生的人士，敏锐心细而易生疑惑，内心复杂，心境孤独，对认准的事具有执着去完成的毅力。有这种毅力，使他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后，忍辱吞声，自强不息，默默地寻找时机，终于在1968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这类人正因为敏感，便具有善于准确地把握时机的直觉。这种素质使他明智地把握住了世界形势与美国的脉搏。他说过，一个领袖人物没有权力听天由命。他觉得，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历史提供的动荡的局面和复杂的环境最大限度的挑战时，其远见卓识与非凡能力才能得以充分展示出来，人们才能充分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愤怒的孤立”这个词组是他本人在1967年10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时用的，他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但是，中国没有被尼克松就职演说中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第二天，新华通讯社就评论说尼克松要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

    尼克松宣誓就职12天以后，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些都表明，美国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种战略。

    到了1969年3月，在那个中国叫珍宝岛、苏联叫达曼斯基岛的冻土地带爆发了武装冲突，他从这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敏感地把握住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决定使美国外交发生重大变化。

    珍宝岛冲突开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很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进展，这种看法产生了动摇。基辛格在对比了中苏两边的实力以后，感到中国居于劣势，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

    从春天到秋天，中苏边境从黑龙江到新疆，都不断发生冲突。尤其是5月份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基辛格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基辛格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冲突发生的地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条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这使基辛格认识到，中国军事指挥者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将新判断报告了尼克松，说：“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

    尼克松早已在思索这个问题。

    他说：“要是苏联对中国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的结构平衡。”

    基辛格马上提请总统注意：

    “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会将怎么考虑？美国公众将会怎么考虑？”

    尼克松亲自选定的美国新任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奉命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转交尼克松的一封信，并奉命在交信时向柯西金口头转达：“我们无意看到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至于我们本身，从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

    1969年，美国的国家生活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朝鲜战争曾使30多万美国青年丧失了生命，至今在每个州的公墓中还埋葬着他们的尸骨，令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又遇到了同朝鲜战争一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已经使美国损失了4万多人。这两场战争都在中国的门口进行，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威胁而使美国卷入的；也不能不说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的。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使人一谈起共产党就噤若寒蝉。因此，共产党中国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几乎是等同于“黄色的魔鬼”。

    在如此复杂、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怎样转这个弯子呢？尼克松尼克松被中苏总理会见触动了，质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

    觉得，历史是不会永远不变的，一个领袖没有权力听天由命。

    尼克松批准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后，中国马上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他7月下旬作“月辉”旅行，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播了接近中国的信息。回到白宫没多少天，在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十分明了地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美国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的敌人的生存，对美国具有战略利益。

    这的确像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正当尼克松授意基辛格探讨如何采取与中国对话的新行动的时候，发生了他事前一无所知的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重大事件。尼克松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担心经过长期酝酿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想就此泡汤。

    基辛格到底是城府很深的学者，在尴尬的情绪过去以后，以冷僻透彻的分析回答总统的询问：“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的分歧。”

    尼克松将脸拉得很长，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的眼珠转了一圈后说：“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正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不放心地又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是中国？还是苏联？中国是弱者，会不会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

    基辛格思维敏捷，马上就回答说：“我看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要他离开机场，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又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次会晤并不表明中苏冲突发生了任何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基辛格说：“我觉得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他对基辛格的见地与分析是满意的。但是，石头还在他心中悬着。基辛格的分析尚需要时间来验证。

    几天之后，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预兆不祥的文章，证明了基辛格的分析。有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此人被西方认为是个神秘人物，可能是苏联官方的代言人——在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路易斯也提到了苏联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他还宣称，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中国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会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完全证实了基辛格的论断：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险点！

    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反应非常敏感。他感到苏联正咄咄逼人地要实现它的统治，世界力量的平衡要打破了。他既恼怒，又焦灼。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他要防止的苏联对中国的进攻。

    尼克松又召请基辛格来商讨，美国要作出更多的反应。他对这位哈佛教授的信任与日俱增。他在内心里很欣慰自己对基辛格的赏识与信任。

    老外长提出“不合常规”的想法

    黄昏时分，一辆小车出了德胜门，向北方的南口疾驰。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天边燃着火烧云。陈毅这天在武成殿主持老帅研讨会回来，心里很不平静。

    过了十三陵以后，他让司机老李把车停了，说要歇一歇。他走上路旁的高坡，眺望着天边的云彩、一座座埋着明代皇帝的陵墓、守陵的石人石马，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在中南海的秘密讨论。

    9月13日，即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周恩来后的第三天，四位老帅就在武成殿里很兴奋地集体研读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这就使四老帅的国际形势研究跃上了更高的层次。

    在研读机场会晤记录之后，四老帅发言很踊跃。熊向晖是这样记述的：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想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了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总理会谈震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对于中美首脑举行会谈，现在的人们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在全中国军民都将“美帝”视为最凶恶的敌人的年代里，连双方大使级的会谈都已经取消了。

    在中南海的红墙里，陈毅说出“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真是够胆够识，出语惊人！

    这是至今有档案可查的中国高级领导人最早提出的中美首脑会谈倡议。

    陈毅的这个看法，是在武成殿的国际形势研讨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形成的。

    在7月11日陈毅和叶帅、徐帅、聂帅写出第一份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后，7月29日至9月16日，他们四人又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情况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

    他们所研讨的重大情况是：十年动乱中的熊向晖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全苏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好战”，另一方面倡议苏美首脑举行最高级会晤，寻求在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对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

    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溅落后，在关岛说，准备使越南战争“越南化”；也就是说，美国要实行在越南脱身的政策。

    7月26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其一，尼克松总统动身作环球旅行，将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其中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是与中国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其二，苏联第一副外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不见报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其三，柬埔寨刚与美国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西哈努克亲王就派人见中国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有这样的用语：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老帅立即研究了这些新情况，据熊向晖记述，老帅们曾经发表了如下看法：

    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

    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缓和。

    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

    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总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

    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四老帅密切关注着尼克松的出访。关于尼克松在各地旅行中所发出的信息，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都未予报道。四老帅在外电报道中获取了这些十分重要的信息。

    据外电报道说，尼克松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他还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强调说，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他还说，这次回国后，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论说，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尼克松那些话虽说将中苏并列，显然只是说给中国听的。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

    在尼克松回国后，紧接着，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时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总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

    几乎与此同时，8月11日，在苏联伯力举行的中苏边境河流的第15次例会就若干问题达成了协议，做了会议纪要。这个协议是周恩来指示中方代表团耐心做工作而达成的。会谈在6月间开始后，“苏修”在伯力搞了反华游行示威，未带密码本的中方代表团打电报要求中断会谈返回；周恩来指示用明码电报答复：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老帅战略眼光开阔，感觉敏锐，觉得中、美、苏三国鼎立之态势已露端倪，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

    苏联渴望与美国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今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想捞取资本压美。我可以不急于表态，可拖些时候再答复，可举行部级或副部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抓住和谈旗”对我有利，可促进加快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于1968年5月28日举行，中方借故三次延期。四老帅建议，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老帅们的建议还来不及写出，局势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8月中旬，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并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因而中国高层好些人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雾，有如“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前日本特使赴美国迷惑罗斯福总统一样。这些人的根据是：一、柯西金在同周恩来会晤中，并未否认向中方挥舞核武器，更没有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柯西金返抵莫斯科时，苏主要领导均未出场，只有二、三流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这说明柯西金在北京的承诺不代表苏政治局的意见。三、“苏修”强硬派不断发出威胁中国的战争叫嚣，甚至不止一次扬言对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中苏之间的战争随时都会爆发。

    8月28日，中共中央在内部下达了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

    熊向晖与叶剑英元帅在一起。

    四老帅经反复研究讨论，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战备。上次所写《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没错，坚持认为“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万一“苏修”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可否考虑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当时外交部主要领导人出于保护四老帅的考虑，请列席会议的姚广转达了希望。据熊向晖记述，外交部领导同志希望四老帅向中央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

    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他让司机停车，独自在这高坡上徘徊，就是要认真想一想，就像战争年代他指挥的大军要发动决定胜负的总攻一样，只不过今天的外交战是“文打”而已。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为老外交部长，陈毅是很有一些想法、很有一些建议的。

    以他的性格，有话憋在心里是不行的。

    有话就要说，不说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

    他也明白，此次讲话需要讲究一些策略。有一些他想说的重要的“不合常规”的具体建议，也就是他考虑了很久的关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不写进由他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而是准备直接口头向周总理汇报。

    他想通后就疾步走下了高坡，对司机老李兴奋地一扬手：“开车！”

    四天后，9月17日，经四老帅紧急讨论后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送周恩来总理。

    四老帅在此份《看法》中，首先指出：

    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在，值得研究。

    《看法》接着提出了如下几点：

    其一，“苏修”的确有趁我国“文革”尚未结束时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

    其二，“苏修”感到并无侵华取胜的把握，“美帝”的态度是“苏修”

    最大的战略顾虑。

    其三，柯西金北京之行，打出和谈旗号，借以摆脱内外困境，并想摸我方的意图，以作其决策依据。

    其四，“周柯”北京会晤，轰动了世界，使“美帝”、“苏修”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要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可同意与苏进行边境会谈，美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亲与其事的熊向晖在其回忆录《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四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以后陈毅所提出的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24日和28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谈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笔者觉得熊向晖的回忆文章题目用得很好：《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历史证明，身处“文化大革命”逆境中的四位老帅，尤其是陈毅，在中国外交环境极为艰难的1969年向中央所提的建议，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